邁向新的價值創造時代（2010年）
2010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紀念創價學會創立八十周年、國際創價學會（SGI）成立三十五周年，在我闡述所感之前，首先對這次在海地（Haiti）地震中不幸遇難的人士表示哀悼。
除了對在地震中失去親人、友人的受災人士表示誠摯慰問之外，還衷心祈願通過國際社會全力開展的救援，海地能夠早日得到復興。
剛好一年前，在舉世矚目之中，奧巴馬（Barack Obama） 高舉「變革」的旗幟，集眾望於一身，當選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非裔總統。
前年，美國雷曼兄弟投資銀行（Lehman Brothers）倒閉所導致的衝擊，致令經濟危機席捲全球，世人期待美國能藉此機會對全球發出某些變革的資訊。
奧巴馬總統上任第二個月通過的《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以能源對策等為中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備受世人注目。
綜觀全球經濟情況，各國努力採取的對應政策，使陷於垂死狀態的金融體制恢復到小康狀態。然而，這又造成大量的財政赤字，也沒有馬上挽回就業形勢的惡化。
因為經濟危機根深蒂固，要使經濟真正恢復，可能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也有人擔憂八十年前世界大恐慌時期出現的「雙重谷底」經濟不景會捲土重來。
儘管如此，奧巴馬總統對近代科學技術文明所產生的惡魔——核武器發出了明確的改革呼籲。
特別是在2009年4月布拉格（Prague）的演說，他提到作為唯一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於道義上的責任，呼籲指向「無核武器世界」。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宣言，為目前停滯不前的核裁軍動向帶來了一線希望的光芒。
廢除核武器一直是我至為關心的問題。我繼承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的遺志，不斷提出廢除核武器倡言，在與政治領袖等有識之士進行的對談中也強烈訴說，希望能鞏固並加速這種趨勢。2009年9月8日，為紀念恩師五十年前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以「全民一心，共建無核武器世界」為題，再次發表了廢除核武器倡言。
核武器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類歷史上，作為負面的衝動能量深藏於人類的心中。要削減、廢除核武器談何容易，絕對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艱難挑戰。
正如奧巴馬總統在諾貝爾獎演說中所講述的那樣，「甘地（Gandhi）、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所實踐的非暴力，或許並不是在所有場合下都切實或可行的。但他們所宣說的愛、對人類進步的基本信念，必須成為時時刻刻都引導我們前進的北極星。」
正如甘地曾說，「善的進度如爬行中的蝸牛」，重要的是要採取既靈活又堅毅的行動。在面對大目標前進時，至忌於決定個別政策時草率行事，招來失敗，讓期待一下子變成泡影。我希望國際社會在面對各種挑戰時，保持清晰的理想與目標，去努力克服一個個現實的課題。
價值真空的年代
我現在要轉換一下話題，談談我更為憂心的問題：就是瀰漫在現代社會的悲觀主義（pessimism），或甚至可說就是虛無主義（nihilism）。
一提到虛無主義，就會令人聯想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神已死」宣言（注解1）。我們也應注意到，虛無主義並不單是一種歐洲的理論，在亞洲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思想系譜。這裡我特別注目的是，全球化主義的矛盾所產生的荒涼景象中，瀰漫著像瘴氣般的虛無主義這種文明病理。在日本這種趨勢至為明顯，陰暗悲觀的話題於日常生活中氾濫，相信這並不僅僅源自不能指望日本經濟回復過去那種蒸蒸日上發展的悲觀預測吧。
這種隨著社會衰退而來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跟過去1930年代大恐慌時候人們所經歷的又有所不同。當時人們還有選擇社會主義這不同制度的餘地。現代的悲觀主義從表面上看來是與泡沫經濟時代的喧鬧衝勁正好相反，但實際上像是硬幣的正反兩面，兩者是一體的。只不過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而表現出不同的面貌。
法國政治學家埃馬紐埃爾・陶德（Emmanuel Todd）一語道破以金融為主導的全球化主義的弊病，說「本來要把人從社會的所有枷鎖中解放出來，卻只成功地炮制出一批在可怕地發抖、只能於崇拜及儲蓄貨幣之中尋求安全的庸人。」（《經濟幻想》L’illusion économique）。
而從這批「庸人」的作為，可以清楚地看到拜金主義的反面，就是虛無主義。這兩種表面上處於兩極端的主義，其實無可否認正是現代文明所誕生的雙胞胎。於這個可被稱為價值真空的時代，金錢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子，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價值基準。甚至在討論全球主義負面價值的貧窮或收入差距等問題時，也是以金錢作為其價值基準依據，令整個問題浮現出的只是對前程的不安，累累的傷痕，和冷冰冰、空蕩蕩的迴響。
不容置疑的是，由於收入差距擴大，引發起包括犯罪及自殺等各種悲劇，這是絕不能置之不理的。我曾反復申訴這是明明確確的政治責任。為了成立一個正義公平的人類社會，整頓法律和制度上的安全網是不可怠慢的。在此我要強調的是，這種外部的物質條件整頓，雖然只是一種對症下藥而絕不是根本的療法，但為了使它更為有效，我認為需要一種精神面的支持，也就是價值觀的變革。
現代文明判斷人的價值基準，就是看他能拿到多少金錢和利益這一經濟能力。這現代文明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慾望無限大」弊病，經過蘇聯型社會主義興亡的壯大考驗之後，其軌道仍然沒有得到修正。
近四十年前，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所敲響的《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警鐘，通過這次的全球不景氣的痛苦教訓，相信人類應該從中學到某種教訓，理解到病理的所在吧。
單以經濟能力作為判斷人的價值基準，也就是陶德稱之為「庸人」的價值觀，其實正是價值真空的一種佐證。我們要自問，如果僅僅從外部的物質條件來判斷，至少在現代先進國家社會中的生活，不少人的生活遠遠超過往昔王侯貴族的生活標準，為什麼社會上仍然瀰漫著濃厚的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瘴氣？
宗教的作用
成為近代文明發展最大的推動力、驅動力，不用說，就是科學技術。從科學家的立場不斷探討宗教，特別是佛教與科學接點的泉美治如此講述：「人類以欲望這個油門來驅動知能的發動機，以宗教這個方向盤和煞車器來追求安定的生活。」（《從科學家的角度來看來世的問題》）。
如他所言，現代文明，特別是現代資本主義體系，正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分析那樣，依靠新教徒的倫理（Protestant ethics）來勉強控制和指引著人的無限大欲望，從而保障人的安穩生活。換言之，為了什麼而勤懇工作，為了什麼而努力奮鬥、存錢等，於日常生活中不斷反復著對價值觀的思索。如此確保著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平衡。當方向盤、煞車器不能發揮作用時，就會剩下韋伯所講的「沒有靈魂的專家，沒有情感的享樂人」（《新教徒倫理學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橫行。就像最近備受指責的「超級資本主義」等，當欲望與知能完全失去倫理的牽制而唯我獨尊時，正是症狀無可救藥的末期。
如同引致這次金融危機到來的信用泡沫的背景，就是投機至上的金融衍生商品（derivatives）市場的擴大。而這商品市場是由最先進的金融工學所開發。我懷疑在熱中於把金融市場變為賭場的人的頭腦中，曾否出現過「為了什麼」這倫理性問題，或有否從大局上考慮過其影響。
假如把作為發動機的科學技術那失控且唯我獨尊的行動置之不理，終歸會給人類的命運帶來災難。進入二十世紀，廣島與長崎的恐怖粉碎了對歷史進步的信用。核武器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惡夢，清楚地證明了先進技術加上沒有止境的欲望（尤其佛法上稱為修羅生命的，要控制他人的生命傾向）所帶來的不堪設想的危險性。
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博士在與我的對話集（《探討地球的和平》）中，以「絕望」這字眼來描述當親耳聽到投下原子彈消息時的心情。事實上，曾經不止一次地，人類的未來被覆蓋上這種要湮滅所有價值的虛無主義黑雲。
現代虛無主義的另外一種威脅，在於生物科學發展的極端形態，例如對生殖系列遺傳因子進行過度操作等（注解2）。正如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後人類的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後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或比爾・麥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在機械化時代抱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中警告的那樣，當人類開始剷除數千年來積累的道德、宗教、文化、藝術等精神遺產時，我們將會踏入一個價值不存在的「後人類」（posthuman）時代，而這並不是科幻世界，是絕對的現實。
特別像遺傳基因操作技術那樣，於不知不覺中巧妙地利用人的利己主義，而當察覺時，可能已經達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如果說核武器技術威脅著人類的存亡，那麼生殖細胞系遺傳因子的操作就是威脅著我們的人性和作為人的權利。在兩者周圍，虛無主義的陰影，又時以狂妄自大的自信、時以事不關己的態度層出不窮。
缺乏價值觀的科學技術，會成為無法控制的兇器，從根底威脅著人類社會。現在這傾向不斷失控，甚至據說已經到了一個沒有回頭的地步，難怪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的技術論突然重新受到重視。他指出，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技術上，而在於面對此挑戰而毫無應戰能力的我們本身。
「善」的辭彙和價值
法國哲學家西蒙娜・魏爾（Simone Weil）曾經在1941年的著作中感嘆道：「二十世紀前半的特徵，就是價值概念變得淡薄，甚至差不多完全消失。」她進而引述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的觀點，指出特別涉及「善」的大部分辭彙已被遺忘，「如道德、高貴、榮譽、誠實、寬容等辭彙已經難以啟齒，要不，就是變成了某種虛偽卑鄙的意思。語言已經不能正當地用於讚揚人性。」（《西蒙娜・魏爾著作集》The Simone Weil Reader）魏爾把這稱為「價值感情的缺乏」。
魏爾的洞察，與她同時代的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Marcel）同樣，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普遍真理。我們很容易把她的理論與現代社會重疊，而絕對不會格格不入。更者，她所指出的社會病理，現代可能已經更病入膏肓。戰爭可說是人類病理代表的頂峰，而現代所使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恐怖活動等，其特點就是無區別的大肆殺戮。這種濫殺的暴行，完全否定他人人格的價值和尊嚴。
「創價」就是創造價值的意思。SGI成員，決心向虛無主義全面挑戰，使一個將要失去的美好文明復甦。我們認為這也是人類史上一個至為重要的挑戰。
撥開虛無主義的烏雲，讓奄奄一息的「善的價值」和「善的辭彙」恢復生氣。這是一個使人類精神復甦，讓一般市民甦醒的運動，促使人類通過自律去選擇行善，拒絕走向自滅的惡的深淵。正如我的小說《人間革命》的主題，是一個把重點放在人性變革，相信一個人的宿命轉換能至終轉變整個人類命運的運動。
值得高興的是，我們的機關報《聖教新聞》等各種刊物，收到了許多理解這創價運動本質、懷有共鳴並給予鼓勵的來信。
「不受時代風潮影響，《聖教新聞》以確實的哲學理念為基調的論調，才是當今時代最需要的。」
「《聖教新聞》為社會帶來活力與幸福。貫徹日本最需要重視的和平、文化、教育視點，所以得到讀者的支持。」
「《聖教新聞》是當今世界最需要的、帶給讀者鼓勵訊息的報紙。」
「托爾斯泰、歌德、雨果等是人類精神史上的巨人。在如今擔憂印刷文字不斷衰退的時代裡，經常登載這些巨人箴言的媒體，也就是《聖教新聞》了。」
大眾期待《聖教新聞》能作為突破瀰漫著悲觀主義、虛無主義這種封閉狀態的先鋒。
我友人、於2008年去世的作家欽吉茲・艾特馬托夫（Chinghiz Aitmatov），曾以優秀文人的靈感描述到這個問題。作為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前蘇聯總統的左右手，他是蘇聯經濟改革（perestroika） 體制的見證人。在舊蘇聯時代，他一直與強權進行的審查彈壓對抗。蘇聯體制崩潰以後，他擔憂會出現更加強硬的所謂商業主義的審查，講了這麼一個小故事。
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投入全財產創刊了一份優質的報紙，但在發刊第十期時廢刊。這時，他的友人對他說：「你的報紙，既沒有名人的花邊新聞，也沒有故弄玄虛的道聽途說，又沒有殺人事件，想想誰會買這樣的新聞？」
艾特馬托夫接著說，與此相反，創價學會的機關報《聖教新聞》，同樣也是沒有花邊新聞，沒有捏造事件，具有相當高的文化內容，但能夠發行下去，擁有數百萬的讀者，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們確信，開拓時代、創造價值的泉源就是宗教。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既可正視和包容科學的真知灼見，又能同時指引和控制如此先進技術，阻止它被誤用，帶來毀滅人類危機的宗教。
愛因斯坦（Einstein）宣言「神是不會擲骰子」， 堅決拒絕相信所謂的宗教奇跡。但到了晚年，他講及一種宇宙宗教，或宇宙宗教感覺。這與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和我在對話中所談到的「至高的精神性真理」不謀而合。要進入這領域，得到明確的理解，相信需要一種甚至可以把現代科學基礎的時間與空間概念相對化和包涵起來的，一種敏銳的感受性和對哲學宗教的直覺。
儘管如此，這種感受性並非上述這些歷史巨人的專利。只要我們把資訊化社會那些煩瑣無謂的日常喧囂放開一邊，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欣賞真正的事實，能夠聽到他人心靈的鼓動，感受到生存的價值。
注視Here，Now
日本文學評論家加島祥造在一次採訪中的講話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說：「只有here（這裡）、now（現在）才是真正的現實……只要對here、now熱心就可以。假如心態衰老，年紀輕輕也是個老人。」他講到，現代文明傾向於追求外在的富裕和幸福，但更重要的，是「覺醒到自己內部豐富的潛能」 。
「Here、now」確實有其妙不可言之處，就是說「人人足下有甘泉」。 愛因斯坦也曾經講過：「我的永遠就是現在這一瞬間。興趣也只有一個，就是在現在所處的地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與佛教的世界觀、宇宙觀一脈相通。大乘佛教所講述的「因果俱時」、「久遠即末法」、「剎那成道、即身成佛」（注解3）等基本概念，也並非依據物理、歷史等的時間觀念，有別於現代科學所依據的時間或空間等次元。
尼采（Nietzsche）在他的論文《歷史之用途與濫用》（On the Use or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中指出，於物理或歷史的時間軸上假設的過去或未來，雖然是一件史實，卻與現實疏遠，對生存不夠息息相關，並非決定人生的要因。
在日蓮大聖人的御書中有云：「已者，過去；來者，未來；已來之言中有現在 」（《日蓮大聖人御書》787頁）。雖然看起來，現在不過是過去流向未來中的一瞬，但現在這一瞬間正是包含著無限過去和永劫未來的真正現實。這現實，一邊承擔著過去的束縛，一邊為未來送去希望，正是生命深處的力量源泉。
這意味著，「現在」就是一切的起點。「這裡、現在」才是人生基本的立足點，既是其出發點，又是其終點。脫離了這一點，生活的立足點就會移動到假想的社會，成為自己所創造的先進技術的奴隸，在經濟泡沫和恐慌中徘徊。結果，現實社會反而被其相對的假想現實侵蝕。我們宗教家的使命，就是將人類的立足點恢復到正確的位置，將失控的近代文明軌道進行修正。
佛法中講的菩薩道，就是為社會作貢獻的一種實踐。是一種基於宇宙大生命觀的果敢行動，一心一意努力進行「善的實踐」，讓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好。
提倡「宇宙的宗教感覺」的愛因斯坦，懷著一顆「宇宙大的良心」，實踐「大我精神」，挺身於和平運動。同樣地，挑戰改革時代的先驅們都是以現在、這一瞬間為主去奮鬥，努力創出價值。他們的生命中鼓動著難以抑制的衝動，在三世十方森羅萬象的豐饒現實當中，專心致志地，有時果斷地挑選出「善的價值」、「善的言語」來進行創造。
正如學問沒有捷徑那樣，行善也是沒有捷徑的。只有置身於現實之中，面對苦難進行挑戰的同時，在精神鬥爭的熔爐中不斷徹底鍛鍊自己。這樣才能開拓成就「善」的道路。
正如馬塞爾所說，「在個別狀況的特殊性與法則的普遍性之間，總是存在著緊張」。他指出這種緊張感覺才是「價值的原動力」（《馬塞爾著作集6》）。佛典中有教導，「淺易深難……去淺就深，丈夫之心也」（同《御書》330頁）。這段可說正是人生的珠玉之言，應終生引以為範。
要跨越精神鬥爭的熔爐，要保持這緊張感覺，不可缺少的就是日日月月去淺就深，鍛鍊自己的堅強之心。如此，我們可以克服人的好求安樂、逃避困難的弱點，能向著大善的理想不斷鍛鍊自己，不斷向上。
諸行無常，現實是連續不斷的變化。正如諺語所說，「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看」，不斷成長的人三天之內也將出現某種變化。去淺就深的人，不會忽視這種變化，會敏銳地對應，向著創造價值永不停步。
可以說，希望、勇氣、進取、友誼、親切等「善的辭彙」，正是最合適蓋於勇於打破現狀的人的「錦衣」。 正因為如此，我1991年在哈佛大學的講演《「軟能」之時代與哲學》中，訴說為了要作出發自良心的判斷與行動，不可缺少的就是「苦惱、內心的搏鬥、躊躇、深思熟慮、決斷」這一過程。
信仰宗教的人，最易於陷入的就是「聽天由命」的想法，把所有責任都推往一己之外，難怪會產生「宗教鴉片說」。如此，絕對不可能充當混亂時代的變革主體，也不能實踐大乘佛教所宣揚的菩薩道。
精神鬥爭的熔爐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用「歷史的生命」來描寫這持續精神鬥爭的熔爐。他如此活生生地描述：
「我不相信歷史的絕對決定論。與之相反，我相信各種生命，也就是歷史的生命，是由純粹的瞬間所構成。相對於上一瞬間，下一瞬間是未確定的，所以現實也在這一瞬間躊躇，在這個地方來回踏步，在許多種可能性之中，為應該決定那一個而猶豫。這種哲學上的躊躇，清楚地賦予所有生命一種不安的戰慄性格。」（《大眾的反逆》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這種「哲學上的躊躇」並不等於優柔寡斷。它意味著排除固有觀念，在不安的戰慄所帶來的緊張感之中努力「求善」的力量源泉。
這令人想起釋尊在初轉法輪時的「梵天勸請」故事。就是，釋迦成道之後，由於知道所悟達的道理深奧微妙，一般人難以理解，所以躊躇應否開始說法。這時梵天出現，勸請他為苦惱人民廣為說法，釋尊才開始初轉法輪。釋尊的躊躇，與加塞特所說的哲學的躊躇，相信也是同出一轍的吧。
這種躊躇的力量，可以比喻作開弓的臂力。拉滿弓所放出的箭，會克服各種阻礙，射中「善」這個目標。就是說，能作出哲學的躊躇的人，有力量於生活的瞬間瞬間，靈活、慎重而迅速地解決所有困難阻礙，能意識地選擇善的價值和言語，於生活上創造價值。
在長篇詩《青年之譜》中，我曾如此號召:
在每個人的哲學與思想中
和平且漸進地
進行你自身的
健全革命
至於如何選擇和決定如何行善，每個人千差萬別，如馬塞爾所說的有「個別狀況的特殊性」。 但是，「去淺就深之心」、「丈夫（堅強）之心」是不會讓我們逃避困難，定會讓我們把使命貫徹到底的。
我從年輕時候就喜愛閱讀雨果的《悲慘世界》。在開頭的地方、描寫了米里耶爾主教與將要臨終的老激進民主主義者（Jacobinist）之間關於「正義」的激論場面。當米里耶爾主教問這個激進民主主義老人如何看待面向斷頭台仍拍手稱快的馬拉（Jean-Paul Marat），老人反問他對於迫害新教而大唱讚歌的波舒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又有如何想法。
可以想到，這應該是雨果借用史實描繪出自身內部矛盾對立的對話（苦惱、自問、躊躇……）。雨果在書中並沒有寫出誰勝誰負，可見對於「什麼是正義」的設問，長期以來一直纏繞著人們，直到現在也是無法輕易解答的難題。
重要的是，我們要經常下意識地抗拒「無需理由」的暴力引誘，絕不忘記「哲學的躊躇」，「緊張感」和「持續精神鬥爭的熔爐」。 人只有在這些場合，才能鍛鍊出真正的自己。
為此，他人的存在絕對不可缺少。也就是說，在耐心地、持續地鍛鍊自身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與他人的交流和對話。奧特加把能否與異於自己的他人和平共存，看作是「野蠻」與「文明」的區別。
前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就是以言論和對話來變革當時蘇聯僵硬的政治文化的人物。在我和他的對話集《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當中，我們也談到了要學習如何尊重他人，如何習慣去認同和接受他人的存在。剛才曾提到虛無主義就是一種不能接受他人，不肯承認他人也擁有跟自己一樣尊貴人格的風潮。所以我覺得，重新發現他人的存在，去認同並接受他人，正是改變這時代的歪曲價值觀念，令「善的辭彙」復甦的主要關鍵。日日月月使自己堅強起來，正是對抗虛無主義，創造有價值人生的至為有效的方法。
有所貢獻的人生
接下來，我想討論一下如何克服世界面臨的危機，和構築真正的「和平共存二十一世紀」的方針策略。
現在，全球經濟危機為許多國家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更令人擔心的是，經濟危機令世界很多國家開始對為解決貧困、環境等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裹足不前，甚至產生後退的現象。我們要阻止經濟危機令悲觀主義擴大、進而引起更多其他危機的惡性循環。
就全球變暖問題，雖然自2013年以後削減溫室氣體的國際框架毫無具體進展，但也不是沒有一絲的希望。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所號召的植樹運動，到去年為止共植樹七十四億棵。實際上，從小學生至國家元首，有數百萬人參加了植樹活動。新植樹木的數目相當於全世界每個人都種了一棵樹。
UNEP在2008年樹立起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盡量趨向零的「氣候中和網絡」（Climate Neutral Network），也得到很多國家與地方自治體、企業、非政府組織（NGO），以及大學和教育機關的參與。由此證明，雖然於國家層面交涉難有進展，但通過各種自發的團體和個人行動，一種新角度的國際合作正在向突破厚厚的障壁挑戰。
今年2010年將會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關鍵年份，各種重要會議陸續舉辦。五月會召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NPT Review Conference），九月又會舉行「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注解4）特別首腦會議。
如何險峻的山峰，也一定有通向頂峰的道路。就是眼前有懸崖峭壁阻擋，也絕不放棄，尋找道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重要的是，能否把眼前的危機當作變革時代潮流的大好時機。只要有堅強的意志，我們定能把逆境變為成長的好機。
八十年前，創價學會在大恐慌震撼世界的混沌黑暗時代誕生。當時國民對前景充滿不安，人心惶惶。就在此時，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呼籲世人，要從獨善其身或依靠他人的生活方式，轉向為他人貢獻的生活方式（《牧口常三郎全集第5卷》）。他反對受周圍環境和時代玩弄支配的消極生活方式，也反對只顧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的生活方式。
他推崇一種正如佛典教導的「為人點燈，明在我前」的生活方式。只有在社會中推廣這種利他也利己的生活態度，才能撥開混沌黑暗世紀的烏雲，迎來晴朗的明天。
繼承首任會長牧口的，就是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他宣言要從世界、國家、個人生活上消除「悲慘」這二字，全力以赴推廣這思想，努力構築尊重生命尊嚴的和平民眾聯盟。
在解決現代全球性問題時，我確信至為重要的，就是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正如牧口與戶田兩位會長所申訴，以人類利益、地球利益為立足點，不是處於旁觀者的立場來議論未來應該如何如何，而是以「現在自己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的當事者意識，從各自的立場去參與改變歷史這偉業。也就是說，要使這種自發的為他人貢獻的生活方式，成為新時代的精神與潮流。
基於以上的共識，我要就兩個領域提出一些具體方案。首先就是不斷威脅人類存亡、無視人性的核武器問題。接著就是貧窮等至為腐蝕人類尊嚴的地球社會的扭曲構造。
邁向沒有核武器的世界
在2009年9月所發表的倡言中，為了構築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我提出了推進指向全面廢除核武器的裁軍、不依靠核武器維護安全等五個方案。同時，作為一貫信條，重申為了給核武器時代劃上終止符，真正的敵人既不是擁有或開發核武器的國家；真正要對決、克服的，是為了達成一己的欲望，以任何手段毀滅對手也在所不辭的「包容、認可核武器的思想」。
接下來我要提出三個步驟，來徹底消除這種「包容、認可核武器的思想」，踏實地推廣廢除核武器的浪潮。
第一是基於現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制定「不使用核武器」的法定義務體制，來形成縮小核武器作用的基本制度。
第二是在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管轄的戰爭犯罪條款中，新加入「使用及威脅使用核武器」一項，明確說出核武器實際上是「不能使用的武器」。
第三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促使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共同為全面廢除核武器而努力。
雖然這些都不是容易實現的課題，但既然都具備了現存的基礎，所以絕不是不可能的挑戰。我希望五月舉行的NPT審議大會上，首先以今後五年為期限全力實現上述的三個提議。而在原子彈轟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帶有劃上核武器時代休止符的意義，在廣島和長崎召開廢除核武器首腦會議。
擴大「不使用核武」的範圍
到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任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條約，而能填補這一法律空白的，我認為就是無核武器區（NWFZ）的設置。2009年，中亞和南美的無核武器區開始生效。接著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南太平洋和東南亞。有如此多政府決定從如此多地區排除核武器，實在是意義重大。
NPT的序文強調「需要竭盡全力避免發生這種（核武器）戰爭的危險，並採取措施以保障各國人民的安全」。雖然NPT已經生效四十年，但很明確地，有核武器國並沒有履行自己的義務。
NPT本來並沒有賦予這些國家永久擁有核武器的特權。問題是，持續以核武器為威脅政策的有核武器國的態度，直接帶來垂直的擴散（開發核武器的競爭），和水平的擴散（散播核武器技術至其他國家或團體）。這些都令NPT的基礎大大動搖。
現在，有核武器國應該共同構思一種「無核武器世界」的藍圖，切斷以武力克制武力的惡連鎖，改變依靠恐怖均衡維持安全的心態。世界需要一種新思維，一種通過共同努力去構築安全放心、和諧共處社會的精神，並把它在世界上推廣出來。
在這裡，作為對有核武器國的試金石，我強烈提議，在五月NPT審議大會上，有核武器國承諾以下三個條約，並應承在2015年以前付諸實現。
一、不對已加入NPT且遵守其條約義務的無核武器國使用核武器，並為這「消極安全」的承諾予以法律約束力。
二、商議把「相互間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條約化。
三、在還未成立「無核武器區」的地方，作為其前期階段，努力成立「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區」。
我完全了解到要實現這些條約是如何的困難，尤其是二和三。但我也要指出，對於有核武器國來說，這是它們在擁有核武器的前提下唯一能作出的政治性決斷。
關於「相互間不使用核武器」這點，假設僅僅美俄之間能簽訂如此協議，毫無疑問會成為劃時代的分水嶺。如此可讓兩國及其同盟國大幅度減少假設的威脅，修改其在外國佈署核彈頭及導彈防禦計畫，進而逐漸解決核保護傘問題。
正如以日本、澳大利亞為主導的「核不擴散和裁軍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上月發表的報告書那樣，要求重新檢討傳統核武器政策的意見，許多是來自核保護傘下的國家。
成立「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區」，可以推進全球無核武器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核武器恐怖活動。這制度的主要著眼點，是在有核武器國及依存於其保護傘下的同盟國所在區域內，擺脫由於相互威脅所帶來的恐怖的武力均衡狀態。如同冷戰後美國與前蘇聯各國之間為了減少威脅而成立的《減少威脅合作計劃》（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注解5）那樣，各國間能就此目標共同合作。
遺憾的是，現在的NPT並不具有減少相互威脅，令彼此安心的構造。如果各個地區就上述三點能夠開始商討並使之實現，令制度有所改進，其他國家會感到與其處於制度外而加深孤立，倒不如參與能提供確保安全與安心環境的條約，這樣也會減少開發或擁有核武器的動向。
假如這項兼顧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安全制度，能在各地不斷擴張開來，將一向依存核武器保護的國家，以及北朝鮮、伊朗，甚至連NPT領域外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都囊括在其範圍內，這將會成為走向全球非核武器化的突破口。
在制訂「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區」時，更理想的是各國能同時批准如下的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為國際公約》、《核材料實物保護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等。將來，也希望能加上《禁止生產裂變材料條約》。
美國前總統肯尼迪（J. F. Kennedy）曾說：「實現和平並不是像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那樣簡單，也不是靠一兩個國家勢力的大型或魔術般的公式。真正的和平必須是由許多國家的合作，由許多措施結合起來才能實現。」（《肯尼迪總統演說集》）。
我在去年九月的倡言中，主張參加商討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成員國，包括中國、日本、北朝鮮、俄國、韓國和美國，在東北亞設置「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區」，使該地區逐步無核武器化，這其中也包括促使北朝鮮放棄開發核武器。我同樣強調希望長期處於緊張狀態的中東及東南亞等地區也開始深入商討同樣的制度。
明確認清使用核武器的違法性
我第二個提議是明確認清使用核武器的違法性。
到目前為止，全面禁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開發、製造、擁有及儲藏、轉移、取得等條約雖然存在，但只概括生物及化學武器的領域。1925年，鑑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用毒氣武器造成許多犧牲，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得以成立。當時雖然還未達到全面禁止的地步，但已經為後來的全面禁止條約開闢了道路。
議定書基於國際輿論對於使用化學武器的責難，指出禁止使用「普遍地被承認為國際法的一部分，約束著各國的良心和行為」。同議定書也同樣禁止使用生物武器。
今天，許多國家都忌諱化學武器及生物武器。豈止是使用，就連擁有類似武器本身也可令一國於國際間惡名昭彰。既然生物、化學武器已經贏取了如此的國際認識，對於最不人道的核武器，更有必要早日建立同樣的國際共識。
去年九月在墨西哥召開聯合國新聞部／非政府組織年會，SGI代表也有出席。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強調說，核武器是違反道義的，不應該給予任何軍事價值。於現今這時代，世界各國領導人應該認清核武器的違法性，以及不能用於軍事上的性質。
我認為，如同實現全面禁止化學、生物武器的經過那樣，為給核武器劃上終止符的關鍵，就在於首先確立關於「禁止使用」的規範。
半個世紀前的1957年9月，恩師戶田第二任會長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指出核武器是絕對惡，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能使用。之後，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連串決議，指出使用核武器就意味著對人類和文明的犯罪，但是沒有成功地樹立起明確的法律規範。
1996年，國際法院對使用並威脅使用核武器提出諮詢意見，指出這是違背人道法的原則及規則的行動，但對於用在「國家生存瀕臨危機這一極端狀況時的自衛」這點，就沒有作出可否的結論。只要於極端狀況時可否使用的問題未被澄清，則核武器正當化的餘地還繼續被保留，因此有必要確立絕對不可使用核武器的明確規範。
維拉曼特里（Christopher Weeramantry）法官，也是國際反核武器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yers Against Nuclear Arms）會長，曾是審理上述諮詢意見的法官之一。當時他曾提出了一個個別的意見，指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使用、威脅使用核武器都是違法的」，更在他的著作《國際法的普遍化》中，指出「法律的信念由人們的視點構成」，強調民眾的聲音是使國際法更普遍的一個重要關鍵。
回首有關核武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每當遇到一觸即發的危機時，在領導人們心中產生的糾葛、自制，加上不讓核武器的悲劇重演的國際輿論高漲，往往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僵局。
古巴導彈危機時，雖然美蘇兩國處於核戰爭邊緣，由於兩國領袖察覺到核戰爭的危機，以及以萊納斯・鮑林（Linus Carl Pauling）博士等科學家為首的市民運動高漲，導致1963年兩國第一次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
另外，有鑑於切爾諾貝利（Chernobyl）核電站核洩漏事故的悲慘結果，一連串的美蘇首腦會談，促使雙方於1987年簽署首條同意削減核武器的《削減中短程導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當時八十年代於歐洲各地反對部署導彈的運動，也積極地轉換了一貫的政治方針。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時候，很多國家認為核武器只是一種殺傷力極強的常規武器，使用核武器是理所當然的。鑑於這世情，雖然上述的這些條約只是非常初步的成功例子，但這也顯示出國際社會對絕對不能使用核武器、必須減少核武器威脅的意識已經越來越強了。
不管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有多大，完全不需要失望和放棄。全世界民眾理應聯合起來，創造填補這一差距的新現實。《禁雷公約》及《集束彈藥公約》，就是這些世界民眾共同創出的結晶。
去年，我曾倡議志同道合的人民、團體、宗教界、思想界、世界各大學、學術機關等，共同與聯合國組織合作，展開一個「對廢除核武器表示支持的世界民眾宣言」運動。同時，作為這運動的一環，我呼籲國際刑事法院修改規程，把使用和威脅使用核武器正式認定為戰爭犯罪。
我們要以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為目標，把「廢除核武器」推廣為人類共同的規範。通過確立這一規範，開拓原子彈受害者以及世界所有人盼望的全面廢除核武器的道路。
1998年，在研討修改國際刑事法院規約的討論階段，各國都主張把使用核武器定為戰爭犯罪行為，但是最終還是沒有被採納。我在翌年1999年的和平倡言中，呼籲應該再次商討此點。2009年11月，第八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締約國大會上，墨西哥提出了這個問題，而決定了今後將設立工作部門，與其他修改案一起共同進行研究和討論。我非常歡迎如此的進展，以及期待今後的結果與佳音。
在進行研究和討論時，我認為應該積極呼籲不屬於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行列的國家，特別是有核武器國參加作為旁聽。重要的是，讓更多的國家對核武器威脅及其非人道性進行更加認真深入的議論。這次修改的目的，不是去決定如何懲罰使用核武器的國家，而是去樹立「無論有怎樣的理由也絕對不能使用核武器」的規範。
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SGI以戶田第二任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為原點，不斷訴說核武器威脅與其非人道性，展開呼籲廢除核武器活動。從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五十周年的2007年開始，新制定了「廢除核武器民眾運動十年」，協助國際防止核戰爭醫師組織（IPPNW）所推進的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為實現「禁止核武器條約」而努力。毫無疑問，修改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把使用核武器定為戰爭犯罪，正是讓制定廢除核武器條約運動加速所需的突破口。
自2010年初，日本創價學會以青年部為中心，通過草根對話來啟發年輕人意識，展開要求制訂該條約的署名運動，準備在五月的NPT再研究討論會議上向聯合國呈交。青年的特質，就是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不被現實吞沒，貫徹宏大的理想。假如實現廢除核武器的關鍵在於爭取絕大多數民意的話，青年於這方面的團結正是改變時代的最大動力。
從2007年起，SGI曾在二十二國的五十多個城市舉辦「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展，也製作了五種語言版本的DVD《和平的吶喊：廣島、長崎原爆受害婦女體驗談》。為了實現恩師戶田城聖的遺訓，我們會繼續通過這些教育途徑，去建設一股不可抗拒的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潮流。
以聯合國憲章第26條來推進裁軍運動
我的第三個提議是基於《聯合國憲章》，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聯合推進全面廢除核武器運動。
現在，伴隨著去年第一次《戰略武器削減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1，START 1）的期滿失效，美國和俄國準備開始締結新的核裁軍條約。但是，就算兩國同意大幅度削減，世界上依然儲存著大量的核彈頭。
為了真正削減核武器，不僅是美俄兩國，所有有核武器國都應該被囊括入核裁軍框架之中。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參照這些國家都需要遵守的《聯合國憲章》，以此為基礎繪出廢除核武器所需的路線圖，並呼籲這些國家去履行其中的事項。
《聯合國憲章》第11條指出，「大會得考慮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通原則，包括軍縮及軍備管制之原則；並得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該項原則之建議。」
另外，第26條明確記載：「為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維持，以盡量減少世界人力及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起見，安全理事會借第四十七條所指之軍事參謀團之協助，應負責擬具方案，提交聯合國會員國，以建立軍備管制制度。」
到目前為止，聯合國大會以第11條為基礎，積極開展了各種各樣的裁軍活動。相比起來，安理會並沒有充分發揮其作用，實際上第26條是一直處於冬眠狀態之中。這正顯示出，為何去年九月安理會首次召開的以「核不擴散與核裁軍」為主題的首腦會議是如此的重要。既然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是有核武器國，那麼在執行該會所通過的「構築無核武器世界」決議的過程中，應該當先負起責任去設立可供進行多邊廢除核武器會談的管道，例如在聯合國秘書長出席的情況下定期召開相關的首腦會議。
聯合國大會也可以在這當中發揮作用，那就是基於其至今為止所通過的所有廢除核武器決議，每年對安理會發出提案，要求該會實踐至低限度的核裁軍，來履行其義務。為了使這些提案更具道義上的威信，大會可以在提案中附加明記各國至今為止在緩和緊張世局或核裁軍方面的成果報告。
雖然廢除核武器本該是有核武器國的責任，但無核武器國也不能只是守株待兔，等待有核武器國去商討裁軍方案日程。無核武器國可以率先行動，帶起廢除核武器的世界潮流，對有核武器國施加壓力，以期早日實現目的。國際法院諮詢意見中清楚地講出：「追求實際的全面與徹底的裁軍，尤其是核裁軍，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合作。」
在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中反映冀求核裁軍的國際輿論，可以激發許多國家積極地去緩和彼此間的緊張狀態。正如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於2008年向安理會提出的主張那樣，遵照憲章第26條的規定，限制軍備的存量，「來解決極惡的軍備競賽，這個問題在世界許多地區似乎正在加劇，並與其他社會支出及包括『千年發展目標』在內的國際發展目標爭取優先受考慮地位，還對人類安全帶來負面影響。」（哥斯達黎加常駐聯合國代表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信）
現今各國應共同致力於解決面臨的貧困、環保等種種全球性問題，而軍備預算只會過分地犧牲地球上有限的人力和經濟資源。尤其是核武器，非但不能有助於解決任何地球上的課題，只會使之更趨惡化，是一種萬惡的元兇。
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的達納帕拉（Jayantha Dhanapala）會長，和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所屬的不擴散研究中心（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劉易斯（Patricia Lewis）副主任，都是國際有名的裁軍專家。在他們共同執筆的一篇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報告的前言中，呼籲於任何的裁軍討議，無論討論的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是小型武器，都要把人類安全列為首要，指出：「我們要把裁軍回歸正位，放在以人為本的安全構思的中心。裁軍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活動。」
基於如此的原則，我呼籲要通過所有可行的手段，去行使聯合國憲章第26條，使安理會實踐其裁軍義務，切實加強廢除核武器及世界非軍事化的潮流。
作為原子彈受害國，日本十多年來在聯合國大會上一直提出廢除核武器的決議。高舉無核武器三原則及限制武器出口三原則，我期待日本一邊堅持這兩套原則，一邊作為反核武器旗手發揮領導作用。
去年十一月，日本與美國共同發表聲明，指出要積極研究達成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條件。今年一年，日本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應當強烈呼籲美國等有核武器國於裁軍上努力作出發展，擔當起建設廢除核武器道路的作用。
邁向人類尊嚴時代
接下來我準備論述如何扶正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威脅人類尊嚴的地球社會歪曲現象。
受經濟危機影響，去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大幅度緩慢下來，世界全體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值。社會弱勢群體受到的打擊尤其嚴重。假如不為他們作出必要的援助，相信世界各地將會出現各種新的人道危機。
一直以來我不斷強調，為了保護人的生活與尊嚴不受經濟危機威脅，為了保障人類安全，要設置一個國際安全網絡。與此同時，作為長期的解決方案，要幫助個人自強起來。作為其第一步，我要就僱用和婦女兒童的自強問題，在此提出具體的方案。
工作：自尊的基礎
首先，我呼籲各國政府籌策改善失業狀況，尤其在僱用年輕人方面。根據2009年6月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通過的，關於就業的《全球就業協議》（Global Jobs Pact），國際社會要努力支援，使發展中國家的就業情況得到安定。
去年全世界的失業人數達到二億一千九百萬人，創下歷史上最高記錄。重要的是，我們要更深一層去體會到這些驚人數字背後的民不聊生慘狀。努力消除社會上蔓延的不安與窮困，明確地是政治的責任。
失業對於年輕一代的影響特別大。當他們正準備踏進社會時，假使找不到工作，或突然失去工作，那麼在陷入經濟困難的同時，更嚴重的是，他們會產生一種社會不需要自己的不安，對未來感到悲觀，甚至連生存的意願也隨之減弱。另一方面，雖然有工作，但是被強迫接受低賤或非人道的條件，人會失去自尊。又，工作不安定，人也無法設計自己未來的人生。
世界勞工組織明確指出「勞動不是商品」，「工作應該是尊嚴的源泉」，呼籲要對所有人給予有價值、合符人道的工作。2009年9月在美國匹茲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首腦會議上，出席者共同發表聲明，指出「在世界經濟完全恢復到健全狀態、世界上勤奮的家庭可以找到合理工作為止，我們是不會停止工作的。」1929年經濟大恐慌引起的不景氣狂潮，給毫無準備的一般人民帶來難以估計的衝擊，令社會益發混亂。我們絕不能讓這悲劇重演。
世界勞工組織曾警告說，假如各國政府過早停止原為對應當前經濟危機而設的支援措施，這將致使就業市場的恢復拖延多年，並打擊正在恢復的脆弱經濟。所以各國政府定要抱持緊密聯繫，繼續採取政策去擴大就業機會，來配合環球就業公約。
在這裡，我提議於今年預定召開的G20各國勞工部長大會上，設置由G20管轄，專門推進所謂的「體面勞動」和《全球就業協議》的特別小組。如此可讓G20擔負起恢復世界就業市場的牽引角色，直到就業危機被解決為止。
婦女：建設更美好未來的主角
第二個提案是以擴充婦女教育為中心，來使將有可能無法於2015年之前實現的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回歸正軌。這次的經濟危機，牽連到許多無辜的發展中國家。這不但阻撓他們對貧困的鬥爭，還把處於邊緣地帶的人們推進新的貧困深淵。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各國，在距離實現目標期限只有五年的今天，應該面向2015年做出最後的努力，但這需要先進國家比現在更積極地進行支援。
關於「千年發展目標」的特別首腦會議將於今年九月召開。我認為這會議提供絕好機會，讓各國檢討修正合作體制，更努力去實現一個讓地球上所有人都能享受尊嚴，發揮自己最大可能性的時代。
在這裡我倡議首先以「擴充婦女教育」，來作為促進所有發展的突破口。「千年發展目標」中關於貧困、饑餓等問題的條款，都與婦女本身有直接關聯。假如我們能促進男女平等，讓婦女自強起來，必定可以恢復並加促達到目標的氣勢。
過往調查指出，假如母親接受過初等教育，她們的孩子能活到五歲以上的生存率，比起沒有接受過教育的母親的孩子高出兩倍。同時孩子的營養狀態及入學率都有改善。所以，婦女的教育可能是終結貧窮的惡性循環的最大關鍵。另外，長期間推進婦女教育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也超越其他國家。
教育一個婦女，讓她懂得自強奮起，不僅她本人，還有其家族及孩子們，乃至整個社會的未來也充滿光明。教育是有著如此巨大的影響。
以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為主導的聯合國婦女教育倡導等計劃，在推進婦女初等教育領域取得顯著成果。指向2015年，我們應該更努力發展這一趨勢，讓更多婦女可以接受甚至中等或以上的教育。
這裡我想提出免除發展中國家部分的債務，作為其發展婦女教育的預算，設立國際性的「婦女未來基金」的方案。
婦女經常面臨著各種威脅與挑戰。給予她們更廣的教育機會，能幫助她們自強不息地振奮起來，向困難挑戰，在改變人生方向的同時，也可以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撒播這自強能力種子，正是當務之急。
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本著婦女才是未來理想社會的建設人的信念，在一百年前婦女地位極端低微的日本，為普及婦女教育傾注滿腔熱忱。他為小學畢業後因某些原因不能繼續接受中等教育的婦女設立函授教育組織，並親自編輯教材及刊物。另外，他為那些家境貧寒的婦女提供免費班級，教授她們當時在女子教育中占重要席位的裁縫、刺繡等手藝。我繼承了這一精神，在設置創價大學函授教育部的同時，創辦了創價女子短期大學。
婦女在SGI的全球性和平運動中也佔了非常重要地位。日本創價學會婦人部和平委員會，得到和平學者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博士參與，創作了一個「和平文化與婦女」展，同時也於各地區主辦和平文化討論會等，來喚起一般人對和平文化的關心。通過各種努力，要使「婦女才是和平創造人」這牧口會長的信念得以在現時復甦。
這理念也正好與2000年10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325號決議案（注解6）的精神共通。這項決議的最大意義，在於由聯合國在二十一世紀啟程時向世界發出「婦女的參與對實現持續和平非常重要」的訊息。就決議的意義，我曾與為實現該決議而盡力的安瓦爾・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前聯合國事務副秘書長交換了意見。他指出婦女的參與會使和平文化更結實地紮根。
在2009年9月聯合國大會上，通過決議合併處理婦女問題的四個組織：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UN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提高婦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性別問題和提高婦女地位特別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Gender Issues）、提高婦女地位國際研究訓練所（U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為推進男女平等創設了一個更具機能與權威的新機構。
我希望這新機構能協助實現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推進女子教育，來助長婦女自強意識。
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究竟滲透到什麼程度，可以從婦女參與和平的實際情況上看出來。在聯合國建設和平委員會（UN Peacebuilding Commission）推進布隆迪（Burundi）與塞拉里昂（Sierra Leone）復興事業中，可以明確地看到決議在發揮效用。另一方面，贊同和平的全球署名運動中婦女只占2%以下，而參與談判的還不到7%。
今年剛好是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上通過的、作為婦女政策國際基準的《北京行動綱領》的十五周年，也是安理會通過第1325號決議的十周年。故此，我們要把2010年作為一個突破的年份，讓婦女自強運動在全球有更飛躍的發展。為此，希望能有更多國家參與「1325號決議之友」的志願運動，以此為中心把決議更落實。希望在這些關聯的會議上，大家通過討論提出更多的建議，使婦女於和平建設中發揮出真正的力量。
兒童：人類共有的至寶
我的第三個提案，是保護兒童的生命與生活，來增強「和平與共生的二十一世紀」的基礎。
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當社會面臨危機時，遭受最大影響的是就是兒童。
現今經濟遇到危機，各國呈不景氣現象，國家財政及家庭收入緊縮，會使兒童營養與保健情況惡化，以及增加停學去打工的兒童。
因此我希望學校能成為保護兒童免受各種威脅的場所，成為確保「人類安全」的中心，負起責任培養兒童成為肩負「和平文化」的下一代。
1995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已開始「推進全球學校健康」（Global School Health Initiative）活動，把學校作為增進兒童健康的中心。2000年，這一活動由WHO、UNICEF、UNESCO和世界銀行這四機構共同繼承，發展為「FRESH」（Focusing Resources on Effective School Health，集中資源有效實施學校健康教育）框架，通過教導如何過健康生活，提供有營養伙食等，來提高及整頓學習環境。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通過四世紀以上的經驗，證明學校伙食配給計劃對於保護兒童的健康與未來非常重要。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倡一種「愛護兒童的學校」，支援建設防震抗颱風的學校，呼籲要使學校成為兒童遇到危機時的避難所，一個使他們能恢復正常心態，治癒心靈創傷的地方。
我希望聯合國根據各機構以學校為中心開展的各種活動經驗及實際業績，能發展為一個計劃，讓學校成為推進人類安全和建設和平文化的中心。
近年兒童的能力開始受到重視，不僅僅囿於受庇護的立場，令他們覺醒成長，成為「變革的使者」。我們要創造一種環境，使這些未來的主人翁成為變革的主體，改變人類的悲劇歷史。
今年是「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國際十年」最後一年。從明年起，作為繼續這一活動的形式，要在全球廣泛開展以學校為中心的「和平文化」運動。聯合國在1999年通過的《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動綱領》（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on a Culture of Peace）中，其中一個項目是：「確保兒童從幼年開始，就受益於有關價值觀念、態度、行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以使他們能本著尊重人的尊嚴、容忍和不歧視的精神和平地解決任何衝突。」
我希望能以這項目的精神作為指標，去培育兒童在生命和尊嚴受到威脅時的應對能力，鼓勵他們以對話而不是暴力去解決問題。我們要利用所有場所，包括家庭、學校、社區等去教育孩童，使他們成長為尊重自己以及他人權利和尊嚴的成人。為了使和平文化在社會扎根，兒童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為了擴大和平文化，不僅僅需要聯合國和政府繼續努力，也需要市民社會的不斷合作。我們要在價值觀、行動及生活方式各方面努力推進啟蒙運動。
作為牧口會長精神的接班人，我們SGI一直以來強調兒童的幸福，正是衡量社會有否解決各種問題的尺度。
鑑於1989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我們在日本舉辦了「世界兒童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展、「兒童人權」展的巡迴展覽。又於1996年起在美國各地主辦「兒童權利及現實」展。另外，作為支援國際十年的一環，從2004年起在各國舉行「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文化」展；從2006年起在日本各地舉辦「和平文化與兒童」展巡迴展。
兒童是來自未來的使者，全人類的至寶。在他們胸中灌輸勇氣與希望，直接影響未來世界的和平。我們今後也將以這個信念為基礎，建設一個「兒童第一」的世界。
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曾經強調：「命運並不需要我們讓歷史重演。歷史向我們敞開大門，通過我們自身的努力，能為歷史寫上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篇章。」（《經受考驗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今年創價學會迎來了創立八十周年，SGI成立三十五周年。我們的歷史不可被時代的激流沖垮，要通過民眾的雙手去挑戰創造價值。時代越是黑暗，我們越要努力成為打破混濁黑暗的一絲光芒。這就是在一百九十二國家與地區的SGI成員的挑戰與自豪。
繼承著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的「要過一個為自他作出貢獻的大善生活」的精神，以及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的「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的誓願，我們會繼續通過對話運動，去喚起各人生命中的善意。相信這是於地球上建構和平與人道大聯盟的最佳方法。
注解：
注解1：神之死
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尼采（Nietzsche）將柏拉圖（Plato）以來的哲學思想，特別是失去對天主教的信仰，使許多道德價值崩潰的危機狀態稱為「神之死」。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也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s）中通過描寫沒有任何理由而殺害老婦人的拉斯科利尼科夫（Raskolnikov），提出這一文明論的課題，描繪出神之死是否定道德的虛無主義溫床。
注解2 ：對於生殖細胞系遺傳因子的操作
遺傳因子的操作是指為治療某種遺傳病患者，將某種經過修正過的、插入細菌的遺傳基因注入到身體的特定部位的「體細胞遺傳因子的治療」及生殖細胞系遺傳因子的操作。其中後者因為是實施改變生殖細胞（卵子和精子）及初期受精卵子，從倫理的觀點上沒有獲得世界的認可。
注解3：因果俱時，久遠即末法，剎那成道、即身成佛
因果俱時指原因與結果是同時存在的。久遠即末法指久遠元初與末法時代是相即而不二。剎那成道、即身成佛是同義詞，是指以妙法的功力，眾生可以馬上成佛的法理。《法華經》以前的諸經闡說要歷劫修行（長期的修行）後才可以成佛。
注解 4 ：千年發展目標
2000年9月通過的《聯合國千年宣言》等總結了國際社會應該達成的所有目標。以2015年為期限，達成消滅貧窮和饑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改善產婦保健等八個領域、十八個專案的目標。
注解 5 ：《減少威脅合作計劃》
伴隨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以核武器為主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關物質及技術向外國流出而造成問題。為了防止核武器擴散及削減其威脅，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歐各國所採取的政策。以俄國為首的前蘇聯各國為對象，除向其提供解體核武器的資金及技術合作以外，還對在舊軍事設施工作的科學家及勞動者提供工資補助金。
注解 6 ：第1325號決議
聯合國安理會於2000年10月通過的決議，內容涉及戰爭對婦女的影響、解決糾紛及維持和平中婦女的作用等。決議要求加強對婦女犯罪的追訴、加強對處於糾紛中的婦女及少女的保護，讓婦女有平等參加維持促進和平與安全活動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