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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去會長職位

1970年代末期,池田大作被迫放棄創價學會的會長職位。

池田在東京鼓勵創價學會會員(1979年3月)

池田在東京鼓勵創價學會會員(1979年3月)

當時,創價學會領導階層中一些居心不良的幹部,企圖將學會的資產據為己有。對他們來說,深受學會員廣大愛戴的池田,是阻擾他們達到目的的一大障礙,於是籌畫罷免他的會長職務。為使計畫得程,他們勾結上日蓮正宗的僧侶。

創價學會自從在1930年代成立以來,就一直以支持日蓮正宗的在家佛教徒團體自居,竭力供養,興建寺院。日蓮正宗是追隨日蓮佛法的許多宗派中的一支,在二戰後的極短時間之內,因其支持團體創價學會的會員人數快速成長,其本身也由一個沒沒無聞的古老佛教宗派,成為日本國內最大的宗教團體之一。日本是個因循守舊的社會,對於如學會這般龐大且具影響力的在家信徒團體,由於是從未有過的社會現象,所以感到徬徨失措。對宗教權威至上、執著於封建傳統的日蓮正宗而言,學會的存在更讓其感到不安。

反對池田的勢力窺準了日蓮正宗的這番心態,從中挑撥離間。他們利用池田堅持「僧俗平等」的主張,來煽起學會和日蓮正宗之間的緊張情勢,加劇僧侶對學會及其會長池田的恐懼。日蓮正宗對池田的不信任與憎恨與日俱增,最終逼迫池田辭退會長的職務。

有關僧侶宗教權威的問題

「萬眾平等」是日蓮教義中最基本的主張。但是日本社會注重階級劃分,階級之間界線分明難以逾越,在這種文化和宗教風氣之下,形成對僧侶畢恭畢敬的心理是很自然的。但若把成佛看成非依賴僧侶不可之事,那就違背了日蓮佛法的真意。

1970年代,創價學會的會員人數激增,池田依據日蓮的教導,開始在演講及教學中,強調僧俗之間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池田並不否定僧侶的存在,也絕無損害日蓮正宗的意圖。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學會接獲很多有關僧侶蠻橫霸道的報告。許多信徒還投訴說,僧侶向他們施壓要求更多供養,而且還態度傲慢藐視信徒,完全沒有身著僧袍之人應有的言行舉止。在池田的籲請下,日蓮正宗與他進行了多次的協商,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池田公開主張僧俗平等,這惹怒了日蓮正宗的僧侶,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凌駕於會員之上的地位受到威脅。他們尤其對池田與會員之間的信賴關愛關係感到寢食難安。這份恐懼成了學會內部妄想陷害池田的人最好的施力點。這些本應為日蓮正宗與學會扮演調停角色的幹部,反倒不停地向僧侶提出警告,虛稱學會居心不良,導致雙方關係日趨緊張。會員還成了僧侶洩憤和猜疑的對象。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學會一些高層幹部不禁考慮,是否應讓池田辭退會長一職,作為緩和危機與保護學會員的唯一辦法。當池田表示願意退位時,日蓮正宗提出十分不近人情的條件——禁止池田在會議上對會員發表談話、禁止學會刊物刊登池田的文章,最後甚至連他的照片都不容出現。過去二十年來,池田幾乎每日都與會員會面,如今卻被迫從會長之職退位。

這些不合情理的處置是僧侶的典型手法,然而,這個企圖逼退池田的計畫最終卻不攻自破——其中一位核心的策謀人物,因涉及某起勒索事件而遭警方逮捕,後來還被判刑,他的計畫就隨之瓦解。

覓得新路

雖然被禁止在公開場合露面,池田仍找尋其他的方式來鼓勵創價學會的會員們(1979年11月,日本,神奈川)

雖然被禁止在公開場合露面,池田仍找尋其他的方式來鼓勵創價學會的會員們(1979年11月,日本,神奈川)

1979年4月24日,池田正式卸下會長一職。雖然日蓮正宗對他提出種種限制,但他對學會會員的熱忱仍不減當初,甚或還有過之——不能在報刊上發表信心方面的指導,就寫短詩及書法作品送給會員;被禁止公開演講,就走遍日本各地,到會員家中拜訪,並針對個人信心予以鼓勵。

池田獲准保留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的職位。和日本創價學會相比下,當時的SGI規模還很小。既然在日本自己的行動遭到約束,池田決定用更多心力來照顧日本以外地區的會員。他寫道:

「我終於下定決意,要遍訪全球,從世界各地來鼓勵日本的同志。雖辭退日本的會長職位,但絕對不會讓他們阻止我作為SGI會長的活動。日蓮大聖人佛法是和平的佛法,『立正安國』以現在而言,就是『立正安世界』。誰有權利來阻止我為了世界和平的行動?當然,來阻止我的,都是些被自身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利害掩了眼睛、對世界和平漠不關心的狂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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