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 柯西金總理
1974年9月17日，是我初訪蘇聯的最後一天。
我在克里姆林宮的總理辦公室。隔著一張會議桌，眼前的柯西金（Aleksey N. Kosygin）總理一副飽經風霜的面孔。當時總理正年屆七旬。
我單刀直入地問道：「中國非常注意蘇聯的一舉一動。蘇聯究竟有無攻打中國的意圖？」
「蘇聯既無意攻打中國，也無意使其孤立。」
我自命為人率直，而且相信坦率就等於向對方表示敬意。
「我能否把這話如實地傳達給中國領導？」
「沒有問題。」
當時正是中蘇對立最激烈的時期，互相不斷譴責對方，中方甚至有人說：「與蘇聯的理論鬥爭可以持續一萬年！」另一方面，中國與美、日之間友好關係日漸接近，促使蘇聯人民感到不安。中蘇相互畏懼著對方的侵略。在此十日間，我切身體會到蘇聯人民深切渴求和平。
在這三個月前，我訪問過中國。在北京，我曾應邀參觀地下防空洞。其淺處為六米，深處可達十一米。防空洞還設有電話室、廣播室與食堂等。其地下通道聯繫著全市各街區，各家庭與學校都有通往地下道的出入口。
在一所中學的校園，學生們幹勁十足地在興建地下室。戰爭的暗雲竟已籠罩著小孩子們，看到實在令人心酸。如此下去，實在太可憐。我希望能幫助扭轉一下這互不信任的局面。即使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仍是想為兩國間的「對話」作一投石問路。
中國曾在日本軍國主義下付出無數犧牲，而蘇聯在納粹法西斯主義下也經歷過同樣命運。死者數千萬人，僥倖生存者，也成了數以億計悲劇的主人公。如果後世不知前車之鑑，不會愛惜和平，那戰爭中所流盡的眼淚，豈不是白費了嗎﹖
池田SGI會長與柯西金總理在克里姆林宮會面（1974年，莫斯科）
「我認為中國決不會行侵略主義。」
我說畢此話的剎那，柯西金總理的雙眼突然炯炯生輝。
總理以感情深藏不露聞名。年僅三十五歲時受到提拔入閣以來，一直負起黨與政府的要職。聽說斯大林時代經常遭到監視，片刻也不能單獨行動。別說作出錯誤判斷，甚至不犯錯誤也隨時會被整肅。能保得住性命本身就是個奇蹟。一般認為這是由於他沒有野心、實務能力出類拔萃和非常幸運之故。
陷於四面楚歌的人，當然處世態度會極其小心謹慎。
總理每天工作十六小時，但另一方面，卻是個極重視家庭的人。在1967年五一勞動節那天，夫人因患急病而垂危，但總理非在紅場上檢閱儀仗隊不可。他把一切情感都收藏在胸膛裏，一直佇立在列寧墓前。他沒能趕上夫人的臨終。
更何況是肩負重任的人的說話，我怎能不予以全面的信任呢？假如不信任對方，對話絕對不會有所收獲。總理說：「希望與中國和平共處」，我從他這句話裏直覺到一種「誠意」。
「我們珍惜和平，以不使戰爭勃發為一切的大前提。」「現存的核武器足夠毀滅全球。」總理意味深長地說。「隨時會出現像希特勒這種人，隨時有可能發生我們意料不到的事。一旦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再也無法維護地球上的文明。人類遲早肯定要推行核裁軍。」
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是一個驚人的發言。因為當時的一般見解就是「蘇聯的核武器才是實現世界和平必須的保障。」
像希特勒這種人……。在會見中我還提到「列寧格勒攻守戰」。由於納粹實行殲滅作戰，使列寧格勒（現為聖彼得堡）陷於重圍九百天，被稱為「人類史上最悲慘之戰」。據說三百萬市民中約半數因飢寒交迫而喪身。
戰況最淒慘的是在1941至1942年的冬季。氣溫降到零下數十度，一天只發給一百二十五克混雜著紙屑（以盡量減少實際麵包配給量）的麵包。沒有燈火、沒有通信手段、也沒有自來水。為了飲水，需走到涅瓦河，但傳來的是棄屍所散發出來的陣陣臭氣。不分晝夜，耳邊只聽到震耳欲聾的轟炸聲，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骨肉身亡，也缺乏體力把屍體搬到墳地去，到了晚上，黑家鼠跑來咬地板上的遺骸。連那老鼠也給吃掉，心愛的寵物也難逃劫數，甚至出現了人肉販子。若說有地獄，那這裏便是名副其實的地獄。儘管如此，人們仍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與納粹戰鬥到底。
池田SGI會長在皮斯卡列夫公墓放置花圈，並進行祈願
在這次會見的前四天，我訪問了列寧格勒。那裏有一座皮斯卡列夫公墓。在兩百座共同墓碑上僅僅刻有年月，如：「1941年12月」、「1942年1月」等。由於死者太多，其中大半連姓名都不詳。
據說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了兩千多萬人，等於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無人能逃避喪失親人的命運。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打心底裏祈求勿讓戰爭重演。這種對和平的懇切祈求，我們決不能讓「國家」把它分斷，要超越國境結集起來，用它把戰爭重重封鎖起來。
我向總理說出我在列寧格勒時內心所承受的衝擊，總理說：「那時，我剛好住在城裏……。」話說至此，總理突然噤聲不再說下去，相信他在壓制著突然湧上心頭的激動。
在列寧格勒的紀念資料館裏，我看到一本叫「丹娘・薩維切瓦的小日記」。那是由七張小紙片組成的十一歲少女的語文筆記本。在練習俄文拼音字母的頁面上，配合著每一個字母，寫了一小段文字。
「Z——Zhenya（俄語意為姐妹） 1941年12月28日中午死了。」
「B——Babushka（奶奶） 1942年1月25日下午三點死了。」
「L——Leka（弟弟） 1942年3月17日早上五點死了。」
「D——Dedya Vasya（叔叔）瓦夏 1942年4月13日兩點死了。」
「D——Dedya Lesha（叔叔）廖沙 1942年5月10日下午四點死了。」
「M——Mama（媽媽） 1942年5月13日早上七點半死了。」
「S——Savichevs 薩維切瓦一家死了。全死了。只剩下丹娘孤零零一個人。」
整個蘇聯還有不計其數的丹娘。中國也有。在廣島、長崎、沖繩、全日本、全世界上，曾有過數之不盡的薩維切瓦家族。
總理接著說：「首先要放棄戰爭這一念頭。是毫無意義的。人若不為戰爭、而是為和平做準備的話，那就不會搞武裝而會去努力準備糧食。」
總理一貫主張「經濟優先於軍事」。他反對「不要麵包要火箭」的現狀。柯西金總理是位不陶醉於幻想的人。他扎根在現實的大地上，嫌惡觀念論、大言不慚的言行、徒具形式的會見與各種儀式。他珍惜寸陰、辛勤勞動。正因如此，我想他一定切身體會到蘇聯國家機構各種不合情理的弊病。就某種意義而言，他正是「新思惟運動」的先驅。
「您的基本意識形態是什麼？」
「就是和平主義、文化主義和教育主義，而其根底就是人本主義。」
「我高度評價這原則，我們蘇聯也應實現這種思想。」
我又開誠布公地談到日蘇的關係：「說實在，日本人對蘇聯並不感到親近。雖然我們都欣賞俄國文學和俄羅斯民歌，但另一方面，對現在的蘇聯卻懷有可怕的印象。如此只會給雙方帶來不幸。我認為兩國人民應相互加深理解。要做到這一點，僅靠政治與經濟上的交流是不夠的，不能建起真正的友誼。並且只與親蘇派人士進行交流也並不全面。那麼該如何是好？我認為要促進更廣泛的民間交流、人際交流。此外絕無他法。」
總理一直在傾聽我的建議，絲毫不露不快之神情。聽畢，深深地點頭，響亮地說：「完全同意！」此瞬間，打開了由創價學會作先鋒的、日本與蘇聯間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歷史的帷幕。
假如能釀成彼此相互理解的友好氣氛，那麼解決國家間複雜的問題也就有眉目。
池田SGI會長與其妻子香峯子在第二次訪問蘇聯時，於克里姆林宮會見柯西金總理（1975年5月）
翌年（1975年）5月，第二次訪蘇時，總理又會見了我。當時剛好丹麥女王也在訪蘇，所以總理忙得不可開交。儘管如此，他仍笑容滿面地接見了我，說：「我專騰出時間與您見面。」話說回頭，在首次會見總理之後，我赴華會見了周恩來總理（1974年12月），也在美國與基辛格國務卿進行了交談（1975年1月）。
我是一介平民，正因如此，行動才不受利害、立場與體制等拘束。以「同樣是人類一分子」這立場，我希望一貫始終地盡力集結世界上「企求和平之意志」。
年復一年，時光流逝。蘇聯和全世界都起了急劇的變化。中蘇對立告終，冷戰也了結，蘇聯選擇了走向民主的道路。
而今，我耳邊還響起總理那雄壯有力的聲音。「能否說二十一世紀是明朗的？」對我這句提問，他回答說：「我們希望如此。」
當時離二十一世紀還有二十五年，而現在卻已迫在眉睫。
我希望在將要來臨的新世紀，人類能進一步意識到彼此的共同命運。我要相信，儘管世界幾經周折，但歸根到底還是走向擴展人本主義的方向。
1980年底，我接到柯西金總理去世的訃告。那年的10月，總理剛因病而辭職不久。
翌年（1981年5月）我參拜了總理的墓。自蘇聯軍隊侵佔阿富汗以來，世界上六十多國家拒絕參加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等，反蘇情緒波及全球。日蘇關係也極為冷淡。正因為如此，我才下定決心率領了二百三十名的交流團前往訪蘇。
參拜總理墓後，我拜訪他的女兒柳德米拉・格維尚伊女士，就在她工作的國家外國文學圖書館裏。我是以「同是人類一分子」的立場會見了總理。所以，他去世後，也以同樣的心情去慰問他的家人。
她告訴我，總理首次會見了我的那天晚上，跟她談起了會見的情形。「我父親是極少和我談起公事的。」
她還說：「所以我們全家商量後，決定送池田先生一些我父親的遺品。我們選定一些經常伴在他身邊、而且對他個人來說是很有紀念價值的東西。」一個是非常莊重的水晶花瓶。那是總理榮獲表揚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時的得獎物品。還有兩本皮革精裝本，是總理最後的兩部著作，直到臨終之際一直被擺放在他書房裏。
「我仍能從中感受到父親雙手的溫暖。請讓我代表父親贈送給您。」她說時，眼裏充滿著淚水，這情景我將永遠不會忘記。
來源： 《我的世界交友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