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重視人權的全球性文化
——IPS訪談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
聯合國，三月二十八日，國際新聞社（Inter Press Service，簡稱IPS）報導——在聯合國迎來《世界人權宣言》問世六十週年的今年，總部設在東京的國際創價學會（SGI）呼籲召開關於人權教育的國際會議。
這個在世界約一百九十個國家、地區擁有一千二百萬名會員的聯合國非政府組織指出，它所提案的會議，應該由民間社會團體來推動。
SGI會長池田大作坦承，傳統上人權問題幾乎一直都由各國政府來處理，這當然是他們應盡之責。他說：「但問題的處理，不可僅限於這一方面。」
池田是一位佛教哲學家、作家，以及和平的倡導者。他說：「追根究底，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重視人權的全球性文化。這種文化為人人共有，並扎根於人們現實的日常生活之中。」
當被問到他的祖國日本是否會支持這樣的提案時，他表示：「我當然希望日本及其他國家的政府能為這樣的會議予以政治上的支持，但對於民間社會在這個會議之中所能夠扮演的角色，我也同時抱有很大的期望。」
池田接受IPS聯合國聯絡局主任迪恩（Thalif Deen）的專訪，談到許多國家的政府，已向日內瓦人權理事會提交有關人權教育問題的決議草案，並對這樣的會議表示興趣。
池田又說：「我們非常歡迎這樣的支持，但我認為我們不可讓這種由民間社會主動發起的會議喪失其本意。」
在他於二ＯＯ八年一月發表的年度《和平倡言》中，池田呼籲國際社會作出具體承諾來致力處理核裁軍、非軍事化、消滅貧窮和飢餓、提升青年的社會地位、保護環境等全球性問題。
以下為訪談的摘錄：
IPS： 冷戰結束已近二十年，世界依然面對著發生於國家內部或國家之間、且數量與日俱增的紛爭事件，國際社會，尤其是聯合國為何無法實現永久的和平？
池田：聯合國有其不足之處，為此招來諸多批評，這是顯而易見的。但無可否認的是，聯合國是僅有的一個供地球上幾乎所有國家討論全球問題的論壇，是以我在所 發表的倡言中一直提議：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和平活動，皆應透過聯合國的機制來進行。二十世紀已見證了兩個橫掃全球的戰爭的發生，我們絕不可讓這悲劇重演。
聯合國在援助難民、解決衝突、在衝突發生後建立和平等各領域中默默地耕耘，在付出往往不為人知曉的努力之下，創建出可稱謂全球的安全網絡。若聯合國失去這般功能，就會大大地增加世界各地人民面臨的痛苦。
幾年前，我和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會面。我們談到，相較於被寄予的厚望與重任，聯合國所得到的是最低限度的支持。換句話說，聯合國本質上並不是一個無能的組 織，問題是，國際社會缺乏透過聯合國的機制來應對問題這方面的意願，這影響了聯合國所能發揮的功能。
就我個人而言，在和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會面時，我都會促請他們給予聯合國更大的支持，希望藉此為聯合國營造更合宜、穩定的工作環境。我在自己的和平倡言中不斷強調聯合國的成就，並且提出有關透過聯合國的機制來處理問題的各項建議，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SGI會員一直與各聯合國機構和其他非政府組織（NGO）合作，共同提高人們的核裁軍及環保意識，並推廣世界公民的倫理概念。我們的立場是，不做冷視聯合國成敗的旁觀者，而力求加深自己的責任感，思考究竟能夠做些什麼、應該怎麼做，才可確保聯合國的有效運行。
聖雄甘地曾說過：善的進度如爬行中的蝸牛。若因聯合國的短處而一味抱怨，又或因社會現實殘酷而自暴自棄，我們將一無所成。我們必須積 極展開行動，結合民眾之心，源源不斷的支持聯合國的活動。當不同國家和民族在聯合國機制之下合作時，他們所能夠累積的經驗和智慧，都含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確信，在數百年後的世界，這將被視為我們這一代人為人類所做的最大貢獻。
IPS： 國家間的對話，對於現今日益嚴重的狂熱主義和不寬容問題的解決，具有何等重要意義？
池田：動用包括武力的硬能，不僅無法解決極端主義和不寬容所構成的威脅，就連防止這問題的擴大也無法辦到。但話又必須說回來，僅僅懷著對 話的意願，尤其是單方面的對話願意，是不能讓問題立即得到解決的。世事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實上很多時，我們不是想對話而苦無對象，就是因歷史包袱而無法進 行對話。
但是，即使其中的理由顯得多麼冠冕堂皇，暴力和武力終究還是無法解決問題的。仇怨會代代延續，並且將越紮越深，無可了結。若不打開 這冤冤相報的不了之局，就無拔除暴力根源之望。秉持著勇氣、持續不斷地進行對話雖然有其難處，但我相信那是超越種族間的極端主義和不寬容的唯一之道。
IPS： 你對於自己和平倡言中的建議在這十年內或在我們這代人的一生中被實現抱有幾成信心？
池田：今年正好是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逝世五十週年。戶田先生常說，自己的使命是要從人類的辭彙中刪除「悲慘」二字。我尊戶田先生 為我的人生之師，而實現恩師的夢想是我一切努力的原點。我之所以提出《和平倡言》，便是出於這個原因。世界上有好幾億人因為戰爭和紛爭、貧窮和飢餓以及環 境破壞而苦不堪言。讓這些人成為可力改現狀、克服生活中所有困苦之人，正是《和平倡言》中所包涵的意願。
我既不是一名政治家，也不是一名政策方面的專家，我的倡言必定存有許多有待改善的地方。我之所以鍥而不捨地發表倡言，是因為我想以 一個民間人士的立場，竭力使各重大問題的討論過程有進一步的發展，期望為問題的解決略盡綿薄之力。其中也有一些提案，例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十 年」（DESD），就是透過與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及聯合國辦事處合作，而得以實現的。
對我而言，青年的潛在力是無庸置疑的，他們一旦下定決心，相信任何事情都難不倒他們，任何情勢皆可經由他們之手得到改變。在青年的心中撒播「改變時代的種子」——這是我執筆倡言的最大心願，也是我立意務必達成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