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俱樂部聯合創辦人——奧銳李歐・貝恰博士
奧銳李歐・貝恰與池田大作重逢，香峯子夫人站在身後見證此刻（1983年6月，法國，巴黎）
有個著名的謎語：「池塘上浮著大片的睡蓮葉。蓮葉每天以兩倍的速度繁殖，第2天變成兩片，第3天變成四片，第4天變成八片。那麼，如果『池塘在第30天會被完全佈滿』的話，蓮葉佈滿半個池塘的日子是第幾天呢？」
答案當然是「前一天的第29天」。
在佈滿池塘的前一天，池塘還有一半的空間，所以還不成問題。但一到翌日，「終結」突然降臨。
第29天或28天時可能大家都察覺到了，但是有人更早就發現，而聲嘶力竭地叫著「不趕快處理的話，便會太遲！」那人便是羅馬俱樂部的創辦人——奧銳李歐・貝恰（Aurelio Peccei）博士。
他曾警告說，在人口爆發、環境破壞、資源浪費、發達國家與其他國家悲劇性的貧富差距等的各種因素相互交纏下，如骨牌效應般，「毀滅之日」終會來臨。
博士說：「現今的領導人都太不負責任了。如果照這樣放置不管的話，21世紀的自然與人類皆會被毀滅，成為『荒蕪的地球』。儘管事實擺在眼前，但政治家、財界人士、技術者、學者、官僚等，什麼都不去做，只考慮自己眼前的利益。優先守護自己現今的生活，顧不及『後代子孫的時代會變得如何』。所以，無論如何須要人類自身的革命。而且必須儘快著手，因為沒有時間了。」
第一次與博士的會面是在「巴黎的藍天」下，蘋果的白花在柔和的微風中閃光。博士遠從意大利專程來到創價學會的巴黎會館。
最初是在會客室招待，但我提出「臨時動議」說：「不好意思，房間太小了，外邊的庭院很漂亮，所以我們在外面談，好嗎？」而博士也微笑的回答：「好主意！」，他似乎也「非常討厭形式」，他馬上起身，俐落的動作令人印象深刻，他是個「行動派的人」，長年在商場爭戰中生存下來的人。
此時，博士已66歲。那天是1975年的5月16日，剛好是夫人瑪麗莎女士的生日，在如此重要的日子，為了配合我的行程專程前來，我感受到他的溫馨誠意。
因陽光很強，所以在綠色的草地上撐起橘色的遮陽傘。再搬來沙發後，庭院搖身一變成為沙龍。
不時從沙發探出身子，博士說：「截至目前為止，人類經歷了產業革命、科學革命、技術革命等『三種革命』。任何一種都是『人類外在的革命』，但是那些革命是為了什麼？應如何運用呢？那智慧，完全處於未開發狀態。令人驚訝的，無事不知的人類，對於自身應如何行動，卻意外地全然無知。即使技術進步了，但文化面卻有如化石般停頓不前，而為了彌補此落差，需要『人類的精神復興』，『人類自身的革命』。」
如果在現在，博士可能會說：「比IT（信息技術）革命更重要的，是人間革命」。
在那次會談的3年前，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第一份報告「成長的限度」，震驚全世界。其中警告「以現今的步伐持續地增加人口及工業成長的話，不到100年，便會面臨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糧食不足等悲慘的結局」。
翌年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石油會用盡」的恐慌瀰漫全世界。不用等到100年，報告上所指出的狀況，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任何人都為「眼前的豐裕生活不保」，感到不安。
但是，貝恰博士最想說的並不是「資源會用盡，所以用別的資源來取代」這種層次的事。而是主張以「更加豐裕」、「更加發展」、「經濟更加成長」為唯一目的向前猛進的「軌道」本身就是錯誤。只要循此軌道前進的話，無論是何種資源，都會被加速地消費，大自然一定會被污染。
博士談到「生活在現代的這一代人類至死為止消費的資源，超過了人類世世代代祖先們至今所消費的資源」。究竟為了什麼？貝恰博士說：「人類的心靈已被經濟成長的『神話』所污染」。
今年要比去年、明年要比今年增加生產，增加消費。如不這樣做，就無法戰勝經濟競爭，公司會倒閉、政治家會落選。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持續向前衝。
結果，不管地球變得如何，或其它被壓榨至一無所有的國家陷入窘境，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發展」這字眼成了「現代的符咒」。對於隱藏在「虛有其表的希望」背後的未來悲慘結局，視而不見。
在發展中國家連生存用的「淨水」都缺乏，一天有超過3萬名幼兒死亡，平均「兩秒鐘一人」死去。另一方面，在「萬物俱全」的發達國家中，為了經濟成長還不斷地製作、販賣「新產品」，一面浪費龐大的資源。
這不是很奇怪嗎？
只要有三架最新型戰鬥機的預算，就可以為全世界的小孩做預防接種，可以使他們免於生病。
難道付得出「殺人」的預算，卻沒「使人活下去」的預算嗎？這不是很奇怪嗎？
若從未來回顧現在，可能會被稱為是「瘋狂時代」，話雖如此，現在人們卻自豪這是史上最進步的社會，這不是很奇怪嗎？
事實上，貝恰博士是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向我推薦「希望今後能與他對話」的有識之士之一。貝恰博士也知曉我與湯因比博士的對談。他帶著小說《人間革命》來，而且主動提及創價學會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對於牧口首任會長的獄死及戶田第二任會長獄中的抗爭，他也非常清楚。
我說：「貝恰博士不也是獄中的鬥士嗎！」
眼前博士的風采，令人感受到在其寬厚的胸膛深處，有著鋼鐵般的信念。
我一直想請教博士的精神原點——當大家都不願挺身而出的現今，「那麼由我來吧！」這一人奮起的戰士，他胸中存在的理念。
在參加反法西斯主義運動時，博士已經是位成功的實業家，在法國、俄羅斯、中國等地累積豐富經驗。返回祖國後，加入地下組織活動。
1944年2月被捕，當時墨索里尼政權已處於崩潰狀態，同盟國的納粹德國已控制了意大利。
博士當時35歲，「在黑暗的牢房中，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存在意義。當不安不斷地朝我襲來時，我一心一意只這樣想：『將來，絕不允許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博士被捕時，正帶著運動的最高機密「軍事計劃書」及「暗號表」，情勢相當危險。
「只要讓貝恰招供，就可以破壞叛軍的計劃」——為了獲得情報，毫不留情地嚴刑拷問。
他說：「那是相當殘忍的暴行。憎恨與狂信使他們的手段更加殘酷。」
持續的拷問下，博士從未吐露一字。某日早上，一位婦人為了尋找失蹤的兒子來到監牢，看著在庭院中被拉著到處走的人，她驚訝地倒吞了一口氣：「莫非，那是貝恰先生？」博士的顏面已經無法辨識，但她記得博士身上穿的大衣。
「要儘快通知同伴們！」
同志們立即發出宣言：「若不停止嚴刑拷問，將對法西斯幹部下追殺令！」
於是法西斯軍停止拷問，但附上條件：「若軍隊的幹部有任何一人被害，將當場槍決貝恰」。
如此，暫且保持住危險的平衡。
在獄中，為博士辯護的友人，也被反覆地處以粗暴的酷刑，為了就是要取得對博士不利的證言，但那位友人始終如一守護博士。
「在牢獄中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信念及人性。平日慣於對人發號施令的人最為脆弱。反之，沈默安靜的人在極限狀態下反而顯得堅強，我最厭惡背叛者。」
被囚禁了11個月，戰局也漸漸顯現出法西斯陣營的敗相，而同時復仇的危險也一步步逼近博士。
在千鈞一髮之際，害怕戰敗後會遭報復的一個軍方幹部，暗中將博士釋放，那是1945年1月，在一個幾乎被凍僵的寒冷早晨。
「我真是吃盡了苦頭，但愈是被欺虐，愈鍛鍊了我的信念，也結識了絕不背叛的友情。所以，相反的也可以說『從法西斯主義學到了東西』。」博士微笑地聳聳肩膀，附加一句，「因此現在，我的心情已經是原諒他們了。」「那11個月對我而言，真的是很幸運。」能如此暢言的博士的勝利姿態，我為之感動。
在獄中，博士看盡了人類「極惡的一面」，同時也得知了人類「最崇高的品性」。「我明白了在人的體內有著追求大善的偉大力量，儘管平常處於沈睡狀態，但嚴然存在心中。我終於明白了！」
戰後，博士為祖國的經濟復興盡力，成為一位成功的實業家。但是，在「跨越赤道三百餘次」的東奔西走下，一股疑團逐漸在心中擴散。
盡力於「成長」或「發展」之事，可稱之為善嗎？無論如何努力，其活動如果將世界全體推向毀滅之路的話，就結果而言，豈不是毫無意義嗎？
人口每年約以1億人的速度在增加，21世紀中期便會增加至100億人口，而農業生產速度無法趕上。砍伐森林如果也以同樣的速度進行的話，100年內森林便會消失，地球的溫室效應會持繼進行。
納粹犯了「滅絕種族」的罪行，但是，現在全體人類卻持續犯下「滅絕環境」的罪行。
博士在牢獄中曾發過誓，「如此的野蠻，將來絕對不可再重蹈覆轍」。他在1968年對知識分子呼籲，在羅馬召開會議。各領域的專家俯拾即是，但現在最需要的是立於人類未來「整體觀」上，願意負起責任挺身而出的人。
因此，跨越各學界領域的團體「羅馬俱樂部」成立了。
博士的「第三人生」——「從60歲開始出發」。
從巴黎的「藍天沙龍」開始，我們之間的對話，直至博士過世為止，持續了約10年，直接會面了5次。
第二次在東京的會面，博士在「今天來，明天走」的匆忙行程中，還到聖教新聞社訪問。
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時，博士由羅馬親自開著小汽車，花了4個小時前來，而且，前一天他才由倫敦返國，真令我過意不去。
那時著手進行的對談集《為時未晚》，博士也是全力以赴。在澀谷區的國際友好會館迎接他時，我們在小小的庭院中並肩而行，由於太過投入話題，所以要時時小心不要掉入池子裡。
博士說：「這庭院真美，可是世上沒有比真摯的友情更美。」與其說是說給我聽，那口氣像是在喃喃自語。
最後的會面也是在巴黎，1983年6月，博士辭世前9個月的事。那天博士在美國開完會後，由巴黎機場直接到我下榻的飯店。但那時，在機場的行李全部失竊了。博士雖察覺有異狀，但為了遵守與我約定的時間，延後申報失竊的手續而直接開車前來。博士沒有繫領帶，一襲便裝的英姿，看來莊嚴、英挺。
「今後可能會有傳媒的指責或中傷。但是無論變得如何，都希望能延續這份深厚的友情！」那是他給我「最後的一句話」。
博士最討厭新聞媒體「短視」的傾向，因為那是與博士完全兩極的態度。
博士一直強調，如果沒有「長遠的眼光」，不論討論什麼、如何努力，都會成為白費。如果知道搭乘的船航行在最後會相撞的航線時，「一開始應做的事」不就是馬上變更航道嗎？只注視眼前的海浪，哪能看得到什麼？
對於羅馬俱樂部的活動，也有許多媒體給予冷嘲熱諷，貝恰博士被譏諷為「毀滅的預言家」。也有學者附和這種不負責任的論調，嘲笑說：「他們的擔心和18世紀的人類擔心『馬車若再增加的話，世界會被馬糞給埋了』一樣，不考慮技術的進步。」
他被共產國家稱為資本主義者，而被資本主義國家稱為共產主義者。在發展中國家被指責是「剝奪我們發展的空間，反正有錢人不會知道窮人的感受」。但是博士們的正確言論，逐漸受到廣泛的支持，「地球的有限性」也是現今人類的共識，從過往堅持「豐裕生活」的醉夢中清醒。
以聯合國的「地球高峰會議」（1992年）為首，國際組織、各國政府、民間團體已開始著手處理「全球問題群」。
博士孤獨的一步，已轉變成人類的一大步。
1984年3月14日，這位先驅者以75歲之高齡長眠，結束勤懇奮戰的一生。直到辭世前的12小時，博士仍執著在病床上口述著作。這未完結的遺稿被命名為「給本世紀末的備忘錄」，之後雖發表，但博士卻已無法親閱。
其中一節是：
「我們無法阻止（技術的）進步，人類唯一的依賴是『提升人類的品質』。因此，應學習如何駕馭自己釋放的『技術之虎』的方法，明日的主角不是機械，而是人類自身。」
提升人類的品質——博士起初稱此為「人性革命」（Humanistic Revolution），之後改為「人間革命」（Human Revolution）。在過世前一個月的遺稿中寫著「我們需要的是，生命的新哲學」。
博士過世後，我與他兩位公子——羅伯特・貝恰博士（Roberto Peccei、物理學者）、里卡爾多・貝恰博士（Riccardo Peccei、社會學者）分別會面。
與里卡爾多博士是在英國會面，談到對其父親的回憶，我說「一位偉大人物過世後，人類在不知不覺中遺忘其理念及精神，而被自己利己的心所牽引，這是人性的醜陋弱點。貝恰博士所追求的理念及目的，我們必須嚴然地繼承，這是此時最重要的事。」
現在，羅馬俱樂部在第三任——霍夫萊特涅爾（Ricardo Diez-Hochleither）會長的領導下，繼承博士遺志，展開深具影響力的活動。公子告訴我，「晚年父親常這麼說：『可以改革世界的是青年，靠青年的人間革命可使世界改變』」。
博士生前也很重視創價學會的青年部，說他們：「將友情擴展到世界上，從事最尖端的活動」。博士寬大人格如慈父一樣。
他如哲學家般注視「遙遠的將來」，同時也以經濟人的「當機立斷」為宗旨。這兩方面，都是出自對人類的愛，此亦是博士偉大之處。
思念博士時，便會想起那巴黎的「藍天」。希望人類未來如那藍天般，光輝明朗——相信博士是以此般心情持續奮鬥。一想起博士，我耳邊就響起他的話語。
「經濟成長有界限，但人類的學習是無界限的。」
「外界資源有限，但人類內在的財富是無止盡、未開發的，啟發它的是人間革命。我們為了推進人間革命，必須竭盡所能去做。」
「池田會長，我們所見略同，一起努力吧！讓我們攜手，為了21世紀！為了我們的子孫世代！趁為時未晚！」
來源： 《聖教新聞・暢談世界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