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性的宗教創建和平（2008年）
2008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迎接第三十三屆「國際創價學會（SGI）日」，我懷著冀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心情，在這裡談一下我的感想。
約半個世紀束縛著國際社會的冷戰構造終結後，新世紀的到來也經過了近二十年的歲月，但是依然看不到有效的新世界構造出現。
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化學獎獲獎人）博士在其生前與我見過四次面，並一起出版了對話集（1990年10月）。為繼承他的遺志，我在世界各地舉辦了《萊納斯・鮑林與二十世紀展》。
博士在對話集的開場白中展望未來，說：「一想到今後世界形勢的動向，我就心潮澎湃，並增添了勇氣。蘇聯已經開始行動。在戈爾巴喬夫總統的領導下，著實 地掀起了世界裁軍的潮流。（中略）人類將首次如願以償地沿著『理性』與『道理』的大道上前進。世界由此而開始轉變。」（《對生命世紀的探求》）一想到此， 我眼前不禁浮現出這位年近九十歲的和平戰士的溫馨面容。
遺憾的是，從這以後的發展與博士的期待大為背道而馳。在全球一體化的不可避免的潮流之中，以走在先頭的美國為中心形成的「新世界秩序」，雖一時大佔風頭，但由於不斷出現新的衝突而變得日漸衰退，現在則近乎於無秩序狀態。
但是，歷史的車輪是無法倒轉的。如果不排除萬難，摸索構築新的世界秩序，只有不斷增加全球化社會的混沌。
儘管如此，各方面也是試行錯誤地嘗試以各種方法來建構新的世界秩序。
1月15日至16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的「文明聯盟論壇」（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Forum）（注解1）就 是其中一例。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就是努力克服文化上的敵對意識。論壇由超過七十五個聯合國成員國及國際機構參加。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在講演中說到：「也許你們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展望。但是，大家都分享著同一信念，就是文明聯盟，正是與極端主義相對抗、排除威脅我們世界的分裂活動的重 要方法。」
另外，法國總統薩科齊在今年年初的新聞發布會中，提出以重視人性及團結等為核心的文明政策，說「治理二十世紀的方法，是不可能用來 治理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作為改革的一環，提出新的方案，把現有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擴大，加入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五國，發展為十三國集團。
我一直也主張加上中國、印度等國家，讓高峰會議發展為「責任國家首腦會議」，使得更具全球化形式來分擔責任。因此我對這提案深表贊同。
原教旨主義的復甦
冷戰結束後，被高高舉起的「新世界秩序」大旗，就是眾所周知的「自由」與「民主主義」。兩者從本身的意思上是無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要在不同的 政治文化中落實時，就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困難。豈止如此，即使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自由、民主主義，如果放鬆繼續向上的努力，就會墮落為似是而非的結局。
這點在柏林圍牆崩潰（1989年11月）之後的SGI倡言中，我根據柏拉圖的洞察進行了表述。
也就是說，「自由」也好，「民主主義」也好，最終會產生出大群的「欲望」之人。當「青年的心靈城堡」崩潰的話，就招來無可救藥的混沌和無秩序。為了收拾殘局，如同期待著「一隻帶刺的雄蜂」那樣，「民主制」就倒退為「暴君制」（注解2），歷史就會變得倒行逆施。
這一警鐘絕不是杞人憂天。金融主義的全球化，就像缺堤的洪水，招致世界規模的貧富差距，拜金主義與不公平感蔓延，成為恐怖活動不斷擴 大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原因）。歷史教訓表明，分析恐怖活動和犯罪的構造原因時，不細致地處理，只靠力量來壓制，會使事態變得更惡劣。只靠力量 帶來的秩序，與無秩序及混沌只是一紙之隔。
作為信仰佛法之人，我最擔憂的，就是隨著這種風潮，令原教旨主義復甦。
不局限於備受爭議的宗教原教旨主義，還有種族中心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牽涉到各種原理的教條，都趁著此混沌時代，旁若無人地開始橫行霸道。
結局是，萬事皆將「原理」、「原則」優先於「人」，「人」成為其僕人。在此不一一細說其詳，我認為愛因斯坦所講的話最能表達其義：「原則是為了人而制訂的，而不是為了原則而有人的」。
原理、原則是為人而有的，此事絕不能顛倒。但要貫徹這一鐵則並非易事。人慣於依賴原理、原則，因為它能提供快速的「答案」。西蒙娜・魏爾（Simone Weil）曾說，人和社會不斷被內在的某種「重力」所牽引，使之逐漸失去自尊，喪失「自我」。
創價學會所標榜的人性主義，能對峙及扼制原教旨主義的復甦，是一種通過不息的精神鍛煉，使人能奪回其主角地位的人性復權運動。
紀德的人道主義
在這裡想介紹一段描述原教旨主義與人道主義相對峙的令人難忘的軼事。這裡講的是法國著名人性主義大家紀德（André Gide）所發表的關於他訪問蘇聯的體驗。
1936年6月，接到他所崇敬的高爾基（Maxim Gorky）病危的消息後，紀德馬上飛往莫斯科，而第二天高爾基就去世了。參加完葬禮等後事以後，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在蘇聯各地旅行，這是他過去就一直 希望的。在同年的11月上旬，他將旅行的感想《訪蘇歸來》公諸於世。
感想出版以後，不單在法國，在歐美各國及日本，也掀起了可說是歷史性的大論戰。
書中，紀德在充分認同俄國革命及以後的蘇聯發展歷程之上，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逐漸冒出的弊病進行了剖析。他許多尖銳的分析，在蘇聯崩 潰後的現今完全兌現了。但他那些在今天雖然會被認為是非常保守的指責，在當時還是很難讓所有人去接受。當時被稱做「紅色的三十年代」，而且受到與法西斯主 義作戰的西班牙內戰（注解3）的影響，許多知識份子、青年人一窩蜂似的趨向左翼，把蘇聯看成希望之星。
正因如此，被認為是左翼成員的紀德的警告，於學界、新聞界、政界掀起了巨大的反響。與其說是正反兩面，不如說大多數持「反對」意見，更多人將紀德當成叛徒，令他處於近乎孤立無援的狀態。
但是，在四面楚歌的環境中，紀德沒有後退半步，他堅持自己的信念並斷言：「就我個人來講，與我自己、與蘇維埃相比，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人類、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文化。」
我認為他的話清楚明快而一針見血，甚至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歷史性宣言。對於紀德來說，人道主義並非今天那些陳腔濫調再而不能引起共鳴的語感，而是幾經磨煉，除此之外再沒有正義可言的、一種普遍性的立場。
「與我自己……相比，還有更重要的……」紀德所指的文化，是一種有著普遍價值，能尊重自他、尊重差異與多樣性、自由、公正、寬容的精神。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正是這一信念支持著紀德，讓他不被當時的潮流所吞沒。
這種人道主義的普遍精神，令人聯想到佛典中說的「法性的淵底，玄宗的極地」（諸法依據的根本真理）。這種普世的佛性，有時以坐在蓮花座上的佛為象徵， 是一種萬人俱備、清淨不朽的心性。佛法人性主義的基本主張重視人的尊嚴，指出各種宗派主義主張的不同，民族、種族的不同，都是相對而不是絕對的，是流動而 不是死板的，時而需要整理其階級順序，來構成一個最適合人生存的社會。這裡重視的不是「原理」，而是「人」這個主角。
因此，佛典中有說到：「此云八萬四千法藏，皆悉一人身中之法門也。然則，八萬四千法藏，是我身一人之日記文書。此八萬法藏孕懷於我心中，以我身中之心，思於我身之外，求佛、法、淨土，是云迷也。此心，值善惡之緣，而造出善惡之法。」（日蓮大聖人御書589頁）
「八萬四千法藏」雖指釋尊一生的說法，但從廣義來說，也就是指包含著所有「差異」的世界。這世界其實就存在於我們心中。了解到這一 點，就要努力超越一切「差異」，達到萬人平等的境界。這境界應該是一切的起點，也是一切的歸結。所有原教旨主義都將這一點顛倒，只重視「原理」而非重視 「人」。
還沒有結果的挑戰
半個世紀以前，將一生都奉獻給研究、介紹法國人道主義的東京大學渡邊一夫教授，在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肆吹捧「原教旨至上主義」時，提出了「宗教的人性化」。
「第二次宗教改革，就應該是由新的路德（Martin Luther）、新的卡爾文（John Calvin）來進行。用新鮮的字眼來表現，就是應該推行『宗教的人性化』。宗教的人性化就是指要拋棄一切『鴉片』性質的東西，甚至認識到神也是為人而存 在的。人很容易成為自己的創造物的機器或奴隸，要對這弱點進行反省。不但自己如此，還要教他人如此。對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所有的收穫，要闡明其責 任。」（《渡邊一夫評論選》）
回顧之後的六十年，乃至最近的宗教狀況，不得不說對於這個提問還沒有找到答案。最大的證明是，一直與宗教問題經常連在一起的，就是原教旨主義這一詞語。
儘管如此，也絕不能將其放置不管。如果這樣的話，應該是構築和平的原動力的宗教，反而變成了戰爭和糾紛的原因。
因此，我在題為《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大乘佛教》的哈佛大學第二次講演中（1993年9月），強調首先要觀察宗教對人所帶來的影響，究竟 是使人「變強」還是「變弱」、「變善」還是「變惡」、「變聰明」還是「變愚蠢」。為要真正使宗教變得人性化，我們要把這問題向包括佛教的所有宗教提出。
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埃利・威塞爾 （Elie Wiesel）為了究明伴隨教條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盲信與仇恨，以他設立的「埃利・威塞爾人類基金會」（Elie Wiesel Foundation for Humanity）支持召開了數次以「剖析仇恨」（Anatomy of Hatred）為題的國際會議。
他解釋其動機為：「如何說明為何至今有許多知識人士敗於盲信的誘惑？又如何能使宗教擺脫盲信的誘惑？……有史以來，只有人在忍受著 盲信與憎惡之苦，而也只有人可以剷除它。在所有的創造物之中，只有人能夠和會犯下這一罪行。」這是他發自良心的呐喊，是對宗教人性化的懇切冀望。
少年時代，威塞爾在奧斯威辛與母親、妹妹失散，後來又在布痕瓦爾德目睹了父親的死。這是一個曾親眼目睹納粹這最恐怖的原教旨主義的人的話語，多麼有分量、多麼有說服力。而且，這也是一個我們絕對不能避而不視的課題。
如果不努力去認識和進化，只執著於固護一己之派系的話，那麼這種宗教就會把人的精神性削「弱」，使其轉向「惡」，變得「愚昧」，而增 加其「鴉片」的部分。結果只會助長戰爭與糾紛的發生。這就是威塞爾所指的原教旨主義的傾斜，是人類歷史上一直存在著的宗教的負面，其數不勝數的例子就不用 一一枚舉了。
「宗教的人性化」就是二十一世紀擺在人類眼前的最大挑戰。探究人類史上宗教與信仰的正負兩面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難題，在此我不想深入講述。但至少在考慮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宗教的應有狀態時，要緊記宗教是為了人性的向上，為和平與幸福而有的這一點。
歷史學家米什萊提出的宗教觀
就此，我一直關注著十九世紀歷史學家朱爾・米什萊（Jules Michelet）的宗教觀。
米什萊出生的時代是被稱作東方文藝復興時代。正如於其數世紀前歐洲文化的復興受到古希臘、羅馬文明較大的影響，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則 熱衷於印度、波斯等東方文明。這正是從時間與空間的次元，要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觀的時代。也許當時的時代精神與今天全球化的環境有相類似的地 方。在其著作《人類的聖經》中，米什萊這樣論述：
「這是何等幸福的時代啊！地球的靈魂，因電報通訊線，而得享和諧，變得融合圓滿。人們透過歷史的連貫線，看到過去不同的年代，感受到那曾經存在的互愛精神。他們都感到高興，因他們知曉地球的靈魂以往也有過相同的精神。」
「電報通訊線……」這種表現令人聯想到今天的網路社會。十九世紀前期，是現代科學技術文明的黎明期。加上米什萊個人的樂觀資質，幾乎是無止境地，於無 限大的時空次元對未來的文明世界充滿著正面的期待。但，正如三十數年前羅馬俱樂部報告書《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警告那樣，米什萊的當時，與我們這被稱為近代文明「斜陽」的時代，正好成了顯著的對照。急速發展的網路社會，資訊科學的氾濫，反而逐漸削 弱了人類的交流，讓「地球的靈魂」得享和諧的樂觀狀況已經不可復得。
這意味著米什萊的時代，通過把自己的文明相對化，歐洲人覺得人的力量及可能性是無限的，可說是一個非常幸福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精神在米什萊的宗教觀也如實地反映出來，就是他倡導的「宗教人性化」。
對米什萊而言，「人類的聖經」不只局限於新舊約《聖經》，還包括了漢字文化圈和幾乎所有文明圈的聖典，如印度的《吠 陀》（Vedas）、《羅摩衍那》（Ramayana）、古希臘的英雄敍事史詩及古典戲劇、波斯的《列王紀》（Shahnameh），還有埃及和亞述 （Assyria）等地的著作。他認為，「人類的聖經」的真正的作者就是人類本身。在對這些著作進行全面比較驗證後，米什萊作出了大膽明快的結論：「宗教 是精神活動的一部分，精神活動並不只侷限於宗教」。也就是說，他拒絕接受宗教裡一切超越人、優越於人的因素，明確了宗教的人性化。
他還宣言：「我們已經看到，亞洲與歐洲是完全一致的，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致的。我們知道，在任何時代的人，他們的想法、感受與愛心完全是一樣的。因此，人類只有一個，只有一心而不是二心。貫穿空間與時間的大調和，已被永遠復原了。」
從充滿對人不信、閉塞感的現代來看，米什萊的這番話令人感到全不現實。雖然當時可說是近代文明的黎明期，但也會令人覺得他太樂觀和天 真。他所追尋的人性系譜，從古印度和希臘起，經過中世的黑暗時代，到達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所謳歌的自由、平等和博愛。但如眾所周知，這系譜受到歷史的背 叛。二十世紀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也經歷了奧斯威辛、廣島的悲慘經驗，令人深深感受到科學技術是不能輕視的「雙刃劍」，歸根到底是不能對這種安易的樂觀論 表示全面贊成。同時，我們記憶猶新的是上個世紀末蘇聯的崩潰，為從歷史進展的法國大革命到俄國革命的進步主義歷史觀打上終止符號。
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能做「將洗澡水與嬰兒一起倒掉」（德國諺語）這樣的愚蠢行為。正如像米什萊訴說的：「我冀求，讓我們更有點人 性。讓我們以一種人類從沒有聽說過的美德來自強自己。」我同意米什萊這觀點。我們不能忘記人正是形成歷史以及所有事物、包括宗教的主角。我們伸張的人性主 義運動的成否，也取決於我們能否肯定、深化與薪傳這思想。
應該特別強調的是，米什萊對人的讚歌，與今天的「人道主義」這一字眼的含義雖相似但完全不一樣。現今的人道主義，意味曖昧，沒有骨 格，感情用事而流於脆弱，而米什萊的卻是有魄力和幹勁。換句話說，前者並非進行真正的解放人類，對人不斷增長的利己主義也完全缺乏節制，相反地，後者俱備 著強烈的自律精神。
在《人類的聖經》的結尾，米什萊寫出他繼承了人類史的正統，說：「一種光的奔流、一條『法』與『理性』的大河，從古代印度開始流到 1789年。……各個時代都一樣，不朽的正義從自然與歷史的堅固基礎發出光芒。」他以「法」、「理性」、「正義」為骨格，自律，自我改革，並自豪地宣言要 成為歷史的倡導人。如果把他對人性的讚歌比喻為「離心力」的話，那麼上述這種自律改革的能力也可說就是「向心力」。只有這兩者的均衡，才可以使人的心靈保 持健康與平衡。
雖然米什萊所說的「法」在意義上有一些不同，但我認為這與佛教所宣導的「自歸依、法歸依」的構圖有重疊的地方。在《大般涅槃經》 中，佛陀對阿難說：「阿難！汝等當自為洲，汝等當自歸依，勿他歸依。当以法为洲，以法为歸依，勿他歸依。」可以看到，過去也是如此，現今也是如此，人要想 成為生活的主角，要想活得更有人性，則必須以某種「法」為依據。
超越「部分正義」的誘惑
儘管如此，歷史並不是向著米什萊所設想的方向前進。正如前邊已經講述過的那樣，渡邊一夫說到，「人的弱點就是很容易成為自己的創造物的機器、 奴隸」。這種弱點，正如馬塞爾（Gabriel Marcel）所說的「人會自己違背自己」，使人喪失了成為創造歷史主角的地位。二十世紀，思想體系變得絕對化，也刮起了瘋狂的戰爭與暴力的風暴。這不是 米什萊所講的普遍的「正義」，而是各種個別、部分的「正義」，沖著人的弱點，強詞奪理地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性，而相互衝突爭鬥起來。這正是走向原教旨主義 的絕好機會。人看不清這些「部分的正義」會把他們導向如何的一個慘劇，只是抵不過眼前的引誘。
為了阻止人類走向原教旨主義，我主張人性主義不應該躲避和放棄與惡的正面對抗。人道主義含義有著和平、寬容、溫和的正面，同時也有易於妥協、不夠熱衷的負面。就是說，不夠力量與原教旨主義對抗。
畢生與納粹對抗的托馬斯・曼（Thomas Mann），宣言需要一種「戰鬥性人道主義」，說：「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種戰鬥性人道主義。一種清楚自身的價值，明白到絕不允許自由、寬容及懷疑的原理被毫 無廉恥並不擇手段的盲信所濫用和踐踏。」（《告歐州書》Achtung, Europa!）
渡邊一夫說曼的這本書是他於動盪時期首先放在床頭，接下來就經常放在背包裡的座右銘。
紀德非常崇揚曼的「戰鬥性人道主義」，把它稱謂 「最正當的人道主義」。可說，這與紀德把其作為「比我本身、比蘇維埃更加重要的」普遍的人道主義出自同一想法。
我認為這與佛法的人性主義精神鬥爭也是異曲同工的。我們SGI的佛法運動在全世界得以推廣，並得到廣泛的支持，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我們所推行的是普世的人性主義，超越宗派和宗教原理。可說，我們從正面在向「宗教人性化」這文明史課題挑戰。
另外，說到人道主義的最大武器，就不能不歸結到「對話」這交流手段，一個人類史上萬古常新的課題。對話本來就是人的一種本質，放棄對話也等於放棄做人的資格。沒有對話的社會，只會變成墓地一樣靜寂。
人要成為具有聰明才智的理性人類（homo sapiens），就必須同時是能掌握言語與對話的言語人（homo loquens）。綜觀過去的歷史，言論與對話經常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主要條件。蘇格拉底曾說：「厭惡言論——這是人可以犯的最大罪惡。厭惡理論 （misology）與厭惡人類（misanthropy）出自同源。」（《裴多篇》Phaedo）
德國物理學家、哲學家卡爾・弗里德里希・馮・魏茨澤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指出人就是「我們共同生存與對話的真正夥伴」（《人是什麼》），認為人生活的中心要素就是對話。
對話才是宗教的生命線——基於這個信念，我曾與近七千餘名有識之士、各界領袖進行了會談，出版了以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為首的達五十多冊對話集。其中包括基督教文明圈、儒教文明圈，還有日本比較少接觸的伊斯蘭文明圈、印度教文明圈的代表；也有舊共產圈 代表。另外，不局限於人文系、還有物理、天文學等理工科系的專家。
正如佛教所講的「無量義者，從一法生」那樣，我本著佛法的人性主義，超越國境、宗派、思想體系、種族、民族、學問之間的障礙，與不同領域架起對話的橋樑。我祈望把普世的人性主義昇華成這時代的精神，以對二十一世紀文明作出貢獻。
SGI也經常參加及推進宗教間對話。七年前，在9・11恐怖事件發生後，SGI代表佛教界參加歐洲科學藝術學院（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召開的討論會，與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代表進行四大宗教間對話，共同摸索為和平做貢獻的道路。
基於此點，我創立的東洋哲學研究所、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也一直積極推進「文明間對話」、「宗教間對話」活動。
特別於宗教史上，經常會出現盲信與不寬容的一面，完全游離對話精神。這時，拋開教義信條、滿溢自律和理性的對話，才是宗教的生命線。 背離對話，就可以說是宗教的自殺行為。因此我們SGI，在推廣以佛法為基礎的人性主義時，無論遇到多少瘋狂、自以為是、不信等的障礙，也絕不降下「對話」 這一人性主義的黃金旗幟。
中途停止的就不稱為對話。真正的對話是沒有間斷、持續的對話。要如此發揮言語人類的真正價值，就需要進行持續不斷的精神鬥爭，需要 將人的美德，如「堅強」、「善良」、「智慧」等顯現出來。真正的宗教，即所謂的「人性革命宗教」，應能促進這些美德的顯現。因此，在哈佛大學的講演中，我 根據這一論點，闡述了大乘佛教於二十一世紀文明能作出的貢獻。
人權架構
接下來，本著上述的人性主義，我要就當今人類面臨的諸多課題提出解決的方案。
為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悲劇不再重演而制定的《世界人權宣言》，今年已迎來其六十週年。
「鑒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宣言以這崇高的一節為開 頭，由總共三十條構成。其涉及自由權、社會權的宣言，給後來各國的政策帶來極大影響。這是形成關於人權的諸條約、制度的基礎，是參與人權運動的人的勇氣和 希望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世界開始重新起步時，高舉「人權普遍性」理想、和「沒有恐怖、沒有貧困世界的到來」為目標的人權宣言，與《聯合國憲章》並列，發揮著領導人類邁向共存共榮的作用。
進入二十一世紀，除了《世界人權宣言》所伸張的「超越國境的普遍性」的橫軸以外，我認為還需要一個「超越世代的責任感」的縱軸，來展望人類未來的幸福，構築可持續發展的和平地球社會。
本著這意識，這次將就「保存地球生態系」、「人的尊嚴」、「持續的和平制度」這三個主題發表一點意見。
保存地球生態系
第一個主題是關於「保存地球生態系」的提案。
去年，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而相繼發表了引人注目的報告。
一份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的《全球環境展望：環境與發展》（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第四版評估報告（GEO-4）。根據這份報告所指出的，儘管有的地區大氣污染得到改善，但是，從地球整體來看，每年有兩百萬人以 上過早死亡的原因是大氣污染。除此之外，保護人類不受有害紫外線照射的臭氧層，也在南極出現歷史上最大的空洞。另外，全球規模的人均用水量也減少了。在生 物多樣化方面，有一萬六千多種以上的生物面臨滅絕危機。
也就是說，比較簡單的問題在各地都開始著手解決，而複雜、深刻的問題則依然保留著。因此應該儘早想出解決的辦法。
另一份是由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注解4）總結的《第四次評估報告》（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近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劇增加，近五十年全球變暖的速度大約是過去一百年的二倍。預計二十一世紀末氣溫最大可能上升6.4度。
這樣下去的話，在北極地區冰層不斷縮小的同時，酷暑、熱浪、大雨等極端性氣象發生的頻率可能大大增多。這是對今後人類生存基礎受到顯著威脅的警告。
在國際政治場合，在首腦會議上，氣候變動繼續被列為議題，2007年9月在聯合國召開的「氣候變化方面的高層會議」（High- Level Event on Climate Change）等，對環境問題緊迫性的認識也逐年加深。但是，從國際社會共同採取行動的觀點上，現在還不得不承認是個大課題。
地球生態系的保存是超越國境的全人類共通課題，如果每個人沒有「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的強烈自覺與責任感，要尋找解決的方法是很困難的。
過去，牧口常三郎創價學會首任會長曾講述人要認識到自己有三種身份，就是紮根在社區的「鄉土居民」、形成國家的「國民」、以世界為人 生舞台的「世界公民」這三種。同時敦促到，基於此認識，人不應被國家利益所束縛，而應作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擁有為人類服務的意識與涵養。
這正是SGI提倡的「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Education）的基本理念，並正在和有關機構、其他NGO（非政府組織）一起為實現這一理念而努力。
而今天，聯合國正是可以推廣這種「地球利益」、「人類利益」的中心存在。
到目前為止，聯合國通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促進、調整環境問題而努力。而且該規劃署除了兼負與環境相關的公約秘書處的作用以外，於全球還擁有六個區域辦事處，繼續為推進可持續發展及環境保全專案而不斷努力。
根據過去取得的成績，為要更好地處理日趨嚴重的地球環境問題，加強環境規劃署構造的呼聲不斷高漲。去年2月，在內羅畢召開的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理事會會議／全球部長級環境論壇（UNEP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ial Environment Forum）上也取得了共識。在指出加強科學知識的積累和分析及調整環境條約的機能的重要性的同時，還提出讓該規劃署升格為聯合國的專門機構的意見。
我也是從以前就考慮到二十一世紀的聯合國所應該肩負的重要課題就是地球環境問題。作為其構想的一部分，在六年前就呼籲設立「聯合國環境高級專員」。其著眼點就是以聯合國為中心，建立起能為解決問題而發揮主導權的體制。
除了需要加強環境規劃署的功能以外，我也希望它能改組，發展成配稱為「世界環境機構」的專門機構。
我提議進行改組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由於現在只有環境規劃署的理事國才可以直接參與該規劃署的審議和決議過程，假如升級為專門機構 時，只要成為其成員國，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參與議論。這與我三十年前提倡的「環境聯合國」的內容相近。近年來，確立「全球環境治理」的呼聲高漲，因此具備 使所有國家都可以參與的體制益加重要。
接下來想講一下成為焦點的防止全球變暖對策。
2007年6月，在德國海利根達姆（Heiligendamm）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經過認真研討，同意到2050年將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減少一半。但是，實際上消減溫室效應的方法，也只是以《京都議定書》為基準確定到2012年的框架。而且達到消減50%，是需要沒有加入《京 都議定書》的國家也參與，才可以達到的目標。
上月在印尼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採納了2012年《京都議定書》結束後制訂框架的談判日程表「巴厘島路線圖」（注解5）。遺憾的是沒有寫入消減的目標數值，但得到了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的中國、印度等主要排放國參加，作為建立防止全球變暖的新框架，不能不說是有一定的進步。
我呼籲根據「巴厘島路線圖」進行談判，各國放棄想方設法減少減輕自國義務與負擔的負面思維方式，轉換思路，積極考慮並參與達成全體所定下的目標。
主要國家率先設定目標，推進有建設性政策，積極支援其他國家。與此同時，全球性地開展友好的貢獻競賽。只有構築起全球性的合作與團結，才可以設立防止全球變暖的有效體制。
1903年，牧口會長在其著作中呼籲國家間的「人道競爭」。他希望各國能終止為本國爭取利益的糾紛狀態，攜手協力建設共存共榮的世 界。在解決地球環境問題時，這一「人道競爭」不正是我們應追求的嗎？我強烈希望日本作為7月北海道洞爺湖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議長國，站在時代變革的前列， 呼籲推進這種正面的思維方式。
具體來講，什麼是消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好方法？
我認為，最有效的對策，就是實現「低碳、循環型社會」。第一步就是促進導入可再生能源及節約能源對策。自發地設立目標與努力把它實現，會帶來新思維，甚至會誕生新技術。
關於可再生能源，歐盟已經有引人注目的行動。去年3月的歐盟首腦會議上，作為防止全球變暖對策，督促成員國擴大使用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為止，把現在歐盟全體利用率的6.5%增至20%。
與此同時，轉換為「低碳、循環型社會」的關鍵就是節約能源對策。我提議，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及取得成果的日本應該加深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努力使東亞成為節能模範地區。
在2007年倡言中，為了指向構築東亞共同體，我提議首先創設「東亞環境發展機構」，來作為地區合作的模範。首先日本應在節約能源領域中發揮榜樣作用，率先行動起來。
為使制度能完善推行，不可或缺的就是民眾層次的理解和擁護。
在呼籲制訂「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時，我曾強調要解決環境問題和改革制度，是不能 「從上而下」地命令，而是要擴大草根行動，聚集覺醒的民眾力量，進行「自下而上」 的改革。
我確信教育就是這草根活動的中心。教育可以啟發每個人內在的無限可能性，並且不是局限在某個地區，而是最終可以產生出全球規模的推動時代變革的力量。
2001年， SGI與地球理事會（Earth Council）、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製作了教育電影《寧靜革命》。還有與地球憲章法推行委員會（Earth Charter Initiative）共同編制「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展，並在各地主辦。這些都被用作推行聯合國「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的教材。
另外，在這之前，由我創立的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也支援了為構築可持續發展未來的理念與指標的《地球憲章》起草工作。
作為保護自然活動之一，巴西SGI從1993年開展了熱帶雨林再生研究計畫，為保護亞馬遜河流域生態系而進行植樹及採集、保存貴重種子等活動。同時，加拿大、菲律賓等國家的SGI也開展了植樹運動。
圍繞著植樹運動的意義，我曾與綠帶運動領導人、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肯尼亞的旺加里・馬塔伊 （Wangari Maathai）博士交換了意見。
我們談到了古代印度釋尊曾說到種植樹木的重要性；放棄戰爭、推行仁政的阿育王提倡在街頭種樹的環境保護政策；通過綠帶運動，使婦女的能力發揚光大；「種樹」就是「種植生命」，是培育「未來」與「和平」等話題。
僅僅掌握到環境問題，並不就等於推行「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的顯赫成果。重要的是，通過植樹運動等切身體驗，使每個人感受到自身與周遭生態系的相關與尊嚴，而在自己的生命中樹立要保護環境的決意。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受到馬塔伊博士的啟發，現正在推行「造林植樹，造福地球：十億棵樹運動」。在2007年，於全世界非常成功地種下了十九億棵樹。今年也向著種植十億棵樹這目標在挑戰。我希望在推進活動的同時，能令一般人對「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增進理解與協助。
為使「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走上軌道，停止地球環境惡化，重要的是要使更多的人把此當作切身問題來考慮，並踴躍採取行動。為了構築可持續發展的未來，我們首先要在個人立場、家庭、社區及工作單位開始考慮與行動。
例如，將這種活動聯成一種「可持續發展未來的行動網絡」，不僅僅是環境問題，也可以擴大至貧困、人權、和平問題等各範疇上，如此，能形成一個堅固的人類團結基礎。我們SGI也非常樂意去推進形成如此的行動網絡。
維護人的尊嚴
接下來要講述的第二個主題是關於「人的尊嚴」。
我曾與參與制訂《世界人權宣言》的巴西文學院阿塔伊德（Austregésilo de Athayde）前總裁出版了對話集（《論二十一世紀的人權》）。其中有一段阿塔伊德前總裁的講話，令人難以忘懷。
他說：「在進行研討《世界人權宣言》工作的時候，在考慮面對的許多難題時，我特別費心的是什麼？那這就是於世界各民族之間創建『精神紐帶』，也就是說，去確立精神的普世性。」
像經濟、政治範疇的紐帶，會根據情況的變更而遭到毀壞，過於脆弱，不能成為持久和平的基礎。阿塔伊德前總裁要探討的精神紐帶，是一種更崇高、廣泛，並能牢固地將人類連接起來的紐帶。
2008年是採納《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從去年的12月10日起，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為中心，以一年的時間開展以 「人人享有尊嚴和公正」（Dignity and Justice for All of Us）為主題的活動，來進一步擴大《世界人權宣言》的意義。各國政府與市民團體不應放過這大好時機，應相互合作去積極推進人權教育等具體活動。
我在為2001年在南非召開的「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不容忍行為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倡言中，曾反復強調維持全球人權教育活動的重要性。在完成「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1995-2004）後，很高興看到從 2005年1月開始，聯合國開始了「世界人權教育方案」，這種繼續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認為尊重人權的討論不應僅僅停留在政府之間，而應深深紮根於人的現實生活之中，成為一種世界共通的、尊重人的尊嚴的「人權文化」。
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推廣人權教育與學習，也是為改革聯合國而新成立的人權理事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於去年9月，該理事會決定起草《聯 合國人權教育和訓練宣言》。如果這一宣言被採納，就意味著在《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兩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等國際法上的人權基準又添加了新的內容。
正如上述，希望這一重要宣言紮根於人的現實生活中，有助於落實「人權文化」，並充分考慮到市民社會的觀點。
在此，於制訂宣言的草案時，為了能廣泛彙集市民社會的聲音，我強烈呼籲召開以人權教育為議題的國際會議。
就人權教育而言，到目前為止雖然召開過地區性會議，和由專家參加的小型會議，但是還沒有召開過世界規模的國際會議。從這點來看，也想儘早召開由民間社會主導的，以民間社會為目標的世界性「人權教育和訓練」的國際會議。
會議上還可以就新的聯合國宣言進行討論，和對「世界人權教育方案」今後的發展方向踴躍交換意見。
接下來想講述關於聯合國著手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這目標是到2015年為止，將受貧困、饑餓之苦的人數減少一半，確保在維護人的尊嚴上不可缺少的生活和社會基礎。去年聯合國調查表明，現在只達到了該目標一半的程度。
調查指出，發展中國家提高了初等教育的入學率，極端貧窮的人所占的比率和兒童死亡率均有改善。雖然如此，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要想及時達到千年發展目標是困難的。
去年7月，美國、加拿大、日本、印度、巴西及加納等各國首腦簽署了英國首相布朗倡議的關於千年發展目標的一項宣言，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享共同的政治意願，確認要儘早確立「正確的政策與正確的改革……連同充裕的財源」體制。
在這裡，鑒於聯合國將從2005年到2015年開展的「生命之水」國際行動十年，而把今年確定為「國際環境衛生年」，我提議應該以確保安心用水及整頓衛生環境為中心，努力確立以正確的政策及正確的改革使財源一體化的體制。
現在，有超過十億人口沒有安全用水的權利，有二十六億人不能利用充分的衛生設備。其結果是，每年有大約一百八十萬兒童由於痢疾等傳染病而喪生；許多婦女、少女每天都要為打水而花費時間，引致於雇用及教育上性別不同的差異狀態不斷擴大。
另外，加上安全用水及衛生設備不足而引起的日常生活中身體不適等，使得經濟上的不平等長期化，人們陷入到「貧困的連鎖」之中。
聯合國開發計劃也將克服水與衛生相關的危機定為二十一世紀前期重要的人類發展課題之一，並強調指出如果這一對策成功的話，毫無疑問，對於千年發展目標也是有利的。
他們估計，要想達到水及衛生設備的目標，估算需要大約一百億美元的追加金額，但這只是等於全球八天的軍費。
《2006人類發展報告》指出，「與定義狹窄的國家安全概念不同的是，從確保人類安全的角度來看，將少額的軍費支出轉用到水及衛生設備上的投資，將獲得很大的回報」。
2002年設立的「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Malaria），就是資金框架獲得成功的好例子。
其最大的特徵在於不事先根據地區、疾病分割預算，而是根據各國的需要制訂計劃，經過審查而進行財政上支援這一重視「發展中國家所有權」形式。
參加運作的理事會除了各國代表以外，還有民間組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NGO、感染者團體代表等。他們具有同等的投票及發言權，形成能更廣泛聽取及反映民意的體制。
參照這一資金框架的特色，我提議創立「生命之水」的世界基金，集中對策來改善威脅人的尊嚴的情況。
馬赫布卜・烏爾・哈克（Mahbub ul-Haq）博士是以最先提出「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而聞名於世。1997年6月，博士在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主持的國際會議上做主題講演，強調指出「人類安全這新課題，與其在下游與悲 劇的結果進行對峙，倒不如在其發生的上游處理，如此較容易、有人性、更來得節省」。
哈克博士在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開展活動的初期，就對該研究所寄予期望。他是「人類發展」概念的倡導人，也是兩年前該和平研究所 開展的「人類發展、區域衝突、全球治理」（Human Development, Regional Conflict and Global Governance，簡稱HUGG2）計劃的核心人物。
博士指出，人類安全應具體地反映在其生活上，例如「兒童不會死亡」、「疾病沒有蔓延」。從這意義上看來，千年發展目標不應把達成目標作為其最終目的，而應該最終使受痛苦的人的臉上恢復笑容。
想讓地球上悲慘二字消失，這是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的熱切期望。以恩師的和平思想為淵源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今後將以千年發展目標及可持續發展課題為首，努力召開為促進「全球性人類發展」的國際會議及研究。
非洲世紀的人的尊嚴
為了構築尊重人的尊嚴的地球社會，以下我要把焦點轉到非洲大陸。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持久和平和可持續成長為目標，以非洲聯盟 （Africa Union）為其核心，非洲各國開始了新的挑戰。AU是改組自過去的非洲統一組織 （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於2002年7月成立。非洲聯盟由五十三個國家地區組成，是世界最大的地區性組織。除了作為其最高機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議，以及由來 自各加盟國的代表組成的泛非議會之外，也包括了和平與安全理事會，經濟、社會及文化理事會，非洲人權與民族權法院等組織。
我一直相信，二十一世紀會是非洲的世紀，本著這信念，我一直以來與非洲各國首腦及有識之士進行對話，擴大民眾間文化和教育交流。我衷心希望非洲聯盟能為非洲人們帶來成功的碩果。
我相信，「非洲的復甦」也是世界與人類的復甦之路。
事實上，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非洲為世界提供了很多珍貴的改革實例，值得世人借鏡。例如南非曼德拉總統的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組 建真實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馬塔伊博士的環保運動及婦女授權（empowerment）運動。這些成功例子在世界各地引起注目，並帶起了同樣的改革。
近年，非洲許多國家開始停止其內戰及糾紛，踏上向文民政權轉移的過程，經濟也開始好轉，出現光明前景。
當然，比起非洲所肩負著的各種問題，這些改善可能只是九牛一毛。如在達爾富爾（Darfur）地區和索馬里（Somalia）的糾紛，還有長年的貧困及難民等問題。從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的進展狀況來看，達到千年發展目標像是遙遙無期的挑戰。
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不屈於多年積累下來的負的遺產，非洲各國開始相互合作，發揮潛力，向著指定目標按步就班地向難題挑戰，這裡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就是其中一個具體措施。非洲各國領導人，立足於「非洲發展的關鍵掌握在非洲自己的手中」的信念，建議設立這體制，來推進和平、安 定、民主主義，安定經濟運營，和開發人的資源。重要的是今後國際社會的積極支持。
2008年5月將在橫濱召開第四屆東京非洲發展會議（Four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簡稱TICAD4）。這會議源自日本的提議，與聯合國共同舉辦，自1993年開始每五年召開一次，屆時將有非洲各國的領導人、國 際機構代表等參加。會議的目的是對非洲現有的問題達成共識，並尋找解決辦法。
這次會議上，我特別希望能就如何培育發展非洲青年的實力這視點進行討論。為了斬斷世代相承的貧困及惡劣環境的惡性循環，希望通過改善非洲青年的各種現狀，最終能成為一種對全民積極和踏實改革的突破口。
到目前為止，TICAD致力於普及基礎教育，支援培訓中心、職業培訓等人材教育，取得出色成果。參考這些成績，我提議TICAD下一步設立非洲青年夥伴計劃，積極培養伸展青年的才能，讓他們成長為今後勇於挑戰非洲面臨各種難題的人材。
我希望能形成一個青年的交流網絡，讓非洲青年能與日本以及世界的青年進行深入交流，讓他們能認識不僅僅局限於非洲的問題，而共同面對 地球上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今年是「日本非洲交流年」，預定有許多交流活動。希望也能成立一些讓日本與非洲各國青年、學生定期進行交流的制度。
創建和平的基本潮流
我從冷戰對立不斷激化的時代開始，為了阻止軍事擴張，緩和緊張局勢，在呼籲召開美蘇首腦會談的同時，親自通過對話與交流，努力展開民間外交活 動。除美蘇以外，在中蘇關係惡化時（1974－75年）也相繼訪問了美蘇中三國，和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柯西金總理（Aleksei Kosygin）和基辛格國務卿（Henry Kissinger）相繼進行會談，望能為改善關係起到了橋樑作用。
我下定決心，一定要阻止毀滅全人類的全面核戰，和終結分裂世界、使民眾生靈塗炭的各種戰爭。冷戰終結後，雖然上述危機減少，但隨著核武器的擴散，近年來新的威脅層出不窮。
2007年的倡言中，我呼籲創立「國際核裁軍機構」，推進不依存於核武器的安全，和確保各國履行核裁軍。
在推進裁軍的同時，同樣重要的是要國際社會認同「核武器不合法」的意見。
作為其中一環，我注目於2007年8月由加拿大帕格沃什組織（Canada Pugwash Group）提出的「北極無核武器區」倡議。SGI承傳戶田會長的《 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一直主張實現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所以我們完全贊成支持其宗旨和行動。
北極海域於冷戰時代，是東西兩大陣營的核潛艇航道，在軍事戰略上佔有重要地理地位。伴隨著全球變暖，假如在夏季北極海域冰層減少或甚 至消失，一定會增加其被軍事利用的可能性。至今的北極，被厚厚的冰層所封閉，利用海上航路，開發海底資源都不是容易的事。但隨著全球變暖，情況會大為轉 變，也會發生利用和開發當地的利害衝突。所以說，應盡快於現時禁止軍事利用北極海域，確立其作為人類共有財產的保護體制，通過其無核武器區倡議。
1959年採納的《南極條約》，除了禁止軍事利用以外，也禁止在南緯60度以南地區進行任何核爆炸及處置放射性塵埃。之後，設置無 核武器區的動態，擴展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南太平洋、東南亞、非洲、中亞地區，締結了禁止在這五個地區進行核武器的研發、製造、實驗、儲存、使用、 搬運和進口條約。
今天，無核武器區條約覆蓋了南半球陸地的大部分，在亞洲也得到擴展。如此，不僅在各地區內禁止核擴散，也可以加強核武器「不合法」的國際認同。
包括2000年公佈的蒙古在內，現在有超過了一百多個國家簽署了無核武器區條約，即世界半數以上的國家表明了贊同應該以國際條約來明確指出核武器的研發和使用是違法的。
我希望能繼續增加更多無核武器區，落實核武器不合法化的潮流，而最終能實現簽署禁止研發、獲取、擁有、使用核武器的國際條約（注解6）。
首先應該以聯合國為中心，來制訂禁止北極軍事化及推進其無核化的「北極無核武器區條約」。我強烈希望，作為唯一原子彈爆炸的受害國，並以不擁有核武器、不製造核武器、不引進核武器的無核三原則為國策的日本，應與各國及民間團體合作，積極推進北極無核武器區化的成立。
而且，這一活動在推進防止東北亞地區核擴散上是很有意義的。當前最重要的，當然是通過六方會談達成朝鮮的完全放棄其核開發計畫。於此同時，日本要再確認和堅持其無核三原則，通過與有關國家進行對話和外交努力，積極推進設置東北亞無核武器區這樣的更大目標。
無論是核裁軍還是核武器的非法化，如果沒有國際輿論的強大壓力，要想衝破現實厚厚的牆壁是不容易的。而為了打開突破口的草根活動之一，就是我於2006年8月發表的聯合國倡言中所提議的制訂「邁向廢除核武器的世界民眾行動十年」。
去年，SGI為了紀念恩師戶田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五十周年，在世界各地巡迴舉辦《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 展。為了配合聯合國裁軍與核不擴散教育，從1980年代開始，SGI與聯合國和各民間團體合辦了一系列的展覽，來推廣核裁軍意識。今後，SGI將會連同帕 格沃什會議和其他志同道合團體、組織，踏實地通過展覽和草根活動，爭取核裁軍和廢除核武器，努力喚起國際輿論。我們深信，廢除核武器，就是高舉生命尊嚴思 想的佛法信徒的社會使命。
作為創建和平潮流的下一個提案，我要呼籲早期締結「禁止使用集束炸彈（cluster bombs）條約」。集束炸彈是一種內藏許多小型的子炸彈來擴大其殺傷範圍的武器，它不僅對於目標地區和物件施行無差別殺傷，而且其未起爆的炸彈在戰爭結 束後還會繼續傷害無辜性命，是妨礙復興事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到目前為止，有二十四個國家地區使用了約四億四千萬個子炸彈，推定有十萬人死傷。現今仍有七十三個國家儲備有集束炸彈。
以爭取禁止使用、製造及儲藏集束炸彈為宗旨的NGO集束彈藥聯合會（Cluster Munition Coalition）成立於2003年，而其運動不斷得到擴大。2007年2月，在挪威的奧斯陸召開了以禁止集束炸彈為目標的國際會議，得到四十餘政府和 民間團體代表出席。之後，採取於1997年締結《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時的同樣形式，以積極參加的國家和NGO為中心，開始進行被稱作「奧斯陸進 程」（Oslo Process）的條約制訂工作。
聯合國曾考慮把集束炸彈問題也包括在《聯合國特定常規武器公約》（UN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的討論中，但至現在還沒有多大進展。
當然我們最終希望爭取更多的國家參加，但現今應該最優先實現奧斯陸進程條約的年內締結。《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成立了十年，而今不 僅成員國，就是非成員國也不能忽視其存在，成了一條符合人道的國際規範。我希望這解決製造和使用集束炸彈的條約，也能於國際社會上起到同樣作用。
繼對人地雷以後，在民間社會的強大推動下，如果禁止集束炸彈的條約得以締結，毫無疑問，這將成為使其他領域的裁軍向前邁進的強大動力。
東亞不戰的潮流
最後，我要展望今後的日中關係，和談論有關如何創建東亞和平。
今年是日本與中國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三十週年。
1974年，當我與周恩來總理會談時，他強烈希望能早日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我也抱有同感。會面的二個月後，我拜會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傳達了我對日中友好的信念及周總理冀望早日締結條約的想法，取得了他的贊同。
1975年4月我再次訪問中國，與鄧小平副總理就條約的早期締結交換了意見，並受託給當時的三木武夫首相轉達口信。不久，兩國政府間會談重新開始。1978年8月終於簽署了條約，開始了日中關係的新歷史。
之後兩國間開始了各種各樣的交流活動。在日漸加深的經濟合作方面，現在一年間就有四百七十餘萬人次相互往來，兩國貿易總額超過了日美間規模，成了最大的貿易夥伴。
兩國最近定期舉行首腦間對話，顯示了政治方面也開始構築良好關係。去年4月溫家寶總理訪日，舉行首腦會談，在《日中聯合新聞公報》中 表示要「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及地球性課題」的方針，取得顯著成果。溫總理來日時我也和他見了面。會見中，溫總理講到「中日友好是大勢所趨，人心 所向」，在我胸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月福田首相訪華，與胡錦濤國家主席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在環境、能源領域和青少年交流等事業中共同合作。
我早在四十多年前就為兩國邦交正常化奔波。現今看到日本與中國為了亞洲及世界的和平安定與發展，向著共同合作邁出一大步，對此感慨萬分。
隨著日中關係好轉，日韓關係也得到改善。這三個國家的良好關係將建立穩定基礎，有助東亞首腦會談變成探討地區性合作的實際場所。
另外，東盟（ASEAN）也在2007年11月的首腦會議上，提出了維持地區和平與安定、無核武器、消減貧困等目標的《東盟憲章》，及宣言努力於2015年實現經濟共同體，開始向著地區聯合邁進。
我深信，如果日中韓三國及ASEAN這兩個輪子向著和平與共生方向頑強前進，實現東亞「不戰的制度化」也絕非夢想。
從2007年起，日本成立了「二十一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以中國、韓國及ASEAN成員國為中心，於五年期間，每年實施招待六千名青少年到日本學習。
我作為長期在東亞開展民間青年教育交流、不斷呼籲開展更大範圍交流的人來講，感到無比欣慰，也從心裡祝願該計劃圓滿成功。
同時，我提議更有效地利用這一活動，讓它不僅僅終止在兩國的交流，例如邀請聯合國工作人員進行交談，共同學習聯合國推行的環境教育、裁軍教育，培養青年超越國境肩負下個世代的共識。
人類的未來是在青年的雙肩上——這是我與世界有識之士進行對話時得到的一致結論。
恩師戶田會長曾說：「創造新世紀的是青年的熱情與力量」。我們SGI全員，會謹記恩師的遺訓和精神，今後也將以培育青年為最大目標，團結民眾，通過草根活動來解決全球性的各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