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變革 地球和平的路標（2007年）
2007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在迎接第三十二屆「SGI（國際創價學會）日」之際，我想就人類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發表一下我的感想。
對核武器表示強烈的憤慨
今年迎來了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歷史性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五十周年。在宣言中，他把核武器指為「絕對惡」。
回想起半個世紀前（1957年）的9月，在晴空萬里、烈日當空的橫濱三澤運動場上，恩師向來自日本各地的五萬名青年發表了此宣言，把它作為「遺訓」託付給後世。
儘管恩師當時身體非常虛弱，但是他以滿腔的氣魄發出強有力的呼籲。這情景就象昨天發生的那樣，他震撼人心的聲音仍然回蕩在我的耳邊。
毫無疑問，隨著日月的流逝，這宣言將放出更大的光彩。
以下，我要介紹其主要部分：
「現在，世界各地雖然開展著一連串的禁止原子彈或核武器試爆的運動，但我們要更進一步把隱藏在其後的魔爪斬斷。我們主張，不管是哪一個國家，不管其是否取得勝利或失敗，只要是使用了原子彈，我們就應該判其死刑。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世界的民眾擁有生存的權利。而威脅這種生存權利的就是魔鬼、是撒旦、是怪物。」
過去恩師總是反對執行死刑。作為廢除死刑宣導者的恩師，為什麼要以「判其死刑」來痛斥核武器呢?
這是作為一個信仰佛法之人，對於威脅生存權利、要消滅「生命的尊嚴」這一至極價值之徒，從心底所發出的憤慨。為表達誓要斬斷「魔鬼」「撒旦」「怪物」背後所隱藏的魔爪這一堅定意志，而迸發出的鬥爭宣言。
對於這些具有強大的破壞力、殺傷力，又是關係到人類存亡、地球文明的命運的武器本質，戶田會長超越哲學體系、社會制度，於人的生命次元上進行了深度的洞察。
可以說，這與當時二年前（1955年）發表的著名《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的一節是一脈相通的：「記住你們的人性，忘掉其他的一切。」
作為佛教徒的戶田會長，為什麼要禁止使用原子彈氫彈？為什麼要作為重要的「遺訓」對肩負未來的青年發表呢？我想這對於專心致志為弘教而奔波的青年來說，在感受到新鮮驚訝的同時，也許會感到有點唐突。
「宗教的使命」不可能獨存，是要廣泛地與社會的使命、與人的使命相輔相成才能得以達成。這也正是日蓮佛法「立正安國」的深意。
更而，從今天核武器依舊威脅著人類存亡的現狀來看，我們能切身感受到《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意義和先見性，和恩師為什麼要在當時做出如此的行動。
當務之急是提高有核國對裁軍的意欲
自此以後，我們SGI本著《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精神，勤懇地展開活動。1974年，繼承恩師遺訓的青年們以反對核武器為目標，募集到一千萬人的簽名。這一簽名冊，於翌年的1975年，由我親手遞交了給聯合國。
另外，1982年在聯合國大廈舉辦了《核武器對現代世界的威脅》展（與聯合國宣傳局、廣島市、長崎市合辦）。1996年改名為《核武器對人類的威脅》 展，內容刷新，在全世界二十四個國家、三十九個城市展出，其中包括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總共有超過一百七十萬人次到場參觀。通過展覽，訴說核武器 的恐怖、殘酷。並結合其他各種活動，努力形成核裁軍、廢除核武器、爭取和平的世界輿論。
另外，青年部的《為了不知道戰爭的世代》（全八十卷）、婦女部的《衷心祈願和平》（全二十卷、去年完成DVD版）等反戰出版系列，將那些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日漸風化的貴重戰爭體驗，以自傳及口述形式留給後代。創價學會這獨特的草根運動，獲得社會各方面高度的評價。
我個人也通過每年「SGI日」的紀念倡言，和與各界有識之士會面、發刊對談集等（例如與鮑林博士的《探求生命的世紀》、與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的《二十 世紀精神的教訓》、與羅特布拉特博士的《探索地球和平》等），一邊推進廢除核武器和反戰思想，一邊努力創建和平的文化。
因為我們確信，世界人民的共同心願，就是與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紀的大屠殺相訣別。而我相信，這心願正是世界上所有善良人民分享的精神泉源。
北朝鮮及伊朗的核開發問題
儘管如此，對核武器威脅的問題依然不能掉以輕心。與其說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危險狀況也毫不過分。
去年，北朝鮮一意孤行地進行核武器試驗和發射導彈。不單對於我們日本，對鄰近諸國都帶來了深刻的威脅。而且，正如在聯合國決議所看到的那樣，儘管受到全世界的譴責，北朝鮮仍然不放棄這一計畫。一波三折的六方會談雖然在年初稍為有所好轉，但是前景還是不容樂觀。
圍繞著伊朗的核問題也是一樣。正因伊朗是一直發生糾紛的地區，這個問題更應慎重檢討。
如果核武器通過黑市的武器商人轉到恐怖分子手中的話，後果是無法想像的。遺憾的是，世界上現存有二萬七千多個核彈頭，而從二十一世紀開始，我們就一直面對著這樣的危機。
世界要求北朝鮮、伊朗對開發核武器要自律，這雖然是理所當然的，但只單方面地對他們進行非難看起來也是有欠公平，因為招致如今狀態的一半責任在於有核國方面。儘管不斷伸張要不擴散核武器，但當被指責這是有核國的利己主義行為時，也難以反駁。
為此，有核國應率先積極參與NPT（《不擴散核武器條約》），CTBT（《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等條約。
儘管NPT是促使有核國推進核裁軍的條約，但是至今還沒有一點取得進展的跡象，令人擔憂它會變得有名無實。
眾所周知，NPT是每隔五年召開一次審議會。但是2005年在紐約召開的會議上，有核國與無核國之間的對立，使其功能完全麻痹。
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博士在與我的對話集《向地球和平的探求》中感歎地說：「現在NPT正面對著三十五年的歷史中最大的危機。」他敦促有核國要真心誠意地處理這個問題。
羅特布拉特博士是在《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上署名的唯一健在者（當時），他將人生全部奉獻給核裁軍。我們應該謙虛地洗耳傾聽他所敲響的警鐘。
若非如此，就將給那些強行開發核武器，對現實倒行逆施的人可乘之機。絕不能忘記，只有通過有核國誠實的努力，才可以形成裁減核武器開發的潮流。
重要的是，如何把現在的核武器擴散潮流扭轉為核裁軍的潮流。
愛因斯坦曾經警告說：「從原子釋放出來的能量，除了我們的思維方式以外，改變了所有其他的事物。」（Atomic Education）。很多人認為愛因斯坦的話只像個預言，太抽象，不符合現實。但我卻不這麼認為。
在1月4日的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登載了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薩姆•納恩（Sam Nunn）各位共同執筆的、題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的評論。在該文章中，下面的資訊特別引人注目。
「現今的核武器帶來了巨大威脅的同時，也給我們提示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就是，要求美國領導世界走向下一階段——達成牢固的共識，在全球範圍確實地扭轉對核武器的依賴，以防止核武器擴散至危險分子的手裏，而最終消除核武器對地球的威脅。」
如此，愛因斯坦的思想不正是被稱為「現實主義者」的人所認同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絕對不能從蔓延著對人的不信感、猜疑心和恐怖感的以核制核的「抑制論」的泥沼中逃脫。
重構我們的世界觀
確實，核裁軍是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謂的，「像一種在熱情與判斷力的驅使下，堅韌不拔地慢慢鑿穿堅硬的木板般的工作。」（《作為職業與天職的政治》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我認為這種堅韌不拔的耐力，就是來自人的思維上的轉變。
從這意義上來說，日本作為唯一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是不應該簡單地拋棄其反對核武器的信念。當傳來北朝鮮進行核武器實驗的消息時，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催促解除禁止使用和儲藏核武器的議論。我感覺到如果日本真的這樣做，很有可能掉進上述「抑制論」的陷阱。
北朝鮮的核武器實驗和綁架日本平民的問題，確實是非常令人頭痛。很多時候，對人或者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會感到只靠「對話」或「軟能」（soft power），是很難解決某些問題。
如何能不敗於「硬能」（hard power）的誘惑而努力去克服這些難題，關係到人的真正價值，和對和平抱有如何堅定的信念。像愛因斯坦等有良心的科學家所經驗那樣，如果我們不經過極大的煩惱與痛苦，是絕不可能找到廢除核武器的途徑。
我在前年（2005年）的倡言之中，歸納了何謂「人本主義的行動準則」如下：
「萬事俱在相互依存（緣起）中不斷變化。調和、一體性固不用說、甚至矛盾與對立、也可說是聯結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征服矛盾，向惡挑戰，是為了抵達大聯結而不可避免的試煉。」
文章中重複使用「聯結」的字眼，就是提醒大家要超越種族、民族及國境等的差異，絕對不要忘記自己是人類的一員這一點。儘管事實上矛盾與對立不斷發生，但假如不從正面處理而置之不理，只會助長惡，進而招致人類的滅亡。故此說，這「是為了抵達大聯結而不可避免的試煉」。
阻止核武器的進一步擴散，對於世界和平來說是「不可躲避、不能躲避」的課題。如果我們感到孤掌難鳴而退而避之，就永遠不能接近世界和平這大目的。
其關鍵在於克制人意識中的矛盾與對立，提高絕對與惡勢不兩立的鬥爭精神這一點。
這就是我所指的，「把核武器擴散潮流扭轉為核裁軍的潮流」的關鍵，能使我們看清時機，知道如何活用「對話」，如何壓制與減少使用「壓力」的機會。人類 的「聯結」意識越強，行使「壓力」這一硬能就可以抑制在最小限度，而「對話」這一軟能則能發揮最大效果。遺憾的是，伊拉克戰爭中，這關鍵完全給顛倒了。
曾與我發表對話集、被稱為「美國的良心」的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感歎道:「不僅在美國，甚至在全世界，教育最大的失敗就是增長了人的部落、種族意識，而非其人類意識。」（《人的選擇》Human Options）。
去年11月，我在東京會見IAEA（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巴拉迪 （Mohamed ElBaradei）總幹事時，他說:「人類還繼續在強調相互的不同，而非強調其相同之處；還在把人分成『自己人』與『他人』。只有我們說的『自己人』包 括全人類時，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
羅特布拉特博士也在與我的對話集中，提出了如下的發問:「我們能否掌握到保障地球安全的必要方法，和對人類的忠誠心？」（《探索地球的和平》）。三個月後，他去世了，留下了這個還未回答的問題。但從中，我可以感覺到他那樂觀主義和對人類的信心。
如果「人類的聯結」、「對人類的忠誠心」等意識可以正常地發揮作用的話，面對任何的試煉，我們也不會輕易地、或不知所措地馬上訴諸于武力。會如韋伯所講的理想的政治那樣，堅韌不拔地通過對話來說服及達成協定。
生命深處的修羅
戶田先生稱之為「魔鬼、撒旦、怪物」的，其實正是人生命中的一種破壞的魔性。它唆使人類分斷，於人與人之間衍生不信、猜疑，從而帶來對立和抗爭。
于瞬間殘殺數百萬乃至數千萬無辜人民的核武器使用者，就是被這種魔性所俘獲，病入膏肓，完全迷失了人性，眼裏根本沒有生命尊嚴的存在。
佛法上把這種魔性稱作「貪、瞋、癡」三毒（注1）。修羅界的生命，就是把這些魔性施於他人的一種生命狀態。
佛法把人的生命狀態由低至高，分為十個層次。就是：地獄、惡鬼、畜生、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佛。
其中從下往上數第四位就是修羅界。中國的天臺大師智顗在其著作《摩訶止觀》中，說處於修羅界的人，總是期望勝過他人，不甘心居人之下，輕視他人而自以 為是（「念念常欲勝彼，不耐人下，輕他珍己」）。因為心術不正，對事物沒有正確的看法，好爭論衝突。這類生命主導的地方，必會產生各種充滿血腥的悲慘事 件。
另外，佛典中描述修羅的相貌為「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四海之水也不及其膝下」（日寬上人《三重秘傳抄》）。其中「八萬四千」、「由旬」都是古代印度對數 量、距離的表示方法。雖然有各種解釋，但實際上就是說巨大得無法形容的意思。也即是說，當人處於修羅界的生命狀態時，其狂莽自大的姿態，甚至四海之水也不 及其膝下。
這種驕傲自大的人，看到其他所有事物（包括人、社會和自然）都是與自己成反比例，感到極端的細小、毫無存在價值。因為這些人心靈上的歪曲，不能進行正 確的判斷，一切事物都變成是他用來滿足欲望的手段和工具。既然是手段和工具，要算是把他們犧牲或摧毀，對這些人來說都是無關痛癢的。
這不僅局限於使用核武器的人。在越南戰爭中，使用凝固汽油炸彈，及最近使用貧鈾彈、集束炸彈等殘虐武器的人，與使用核武的人不也正是一丘之貉嗎。處於修羅界的人，戰火的生靈塗炭完全不在他們眼中，人命就如同螻蟻一樣。
我們絕對不能讓這些修羅界的惡人囂張狂莽，否定人的尊嚴。當得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消息時，軍人自然不必多說，竟然還有不少科學家對這新式武器的「成 功」感到意氣高昂。傳聞當愛因斯坦聽到這消息時，他不禁悲痛疾呼。羅特布拉特博士也講到，「當時我的心中只充滿著絕望」。這才是科學家真正的良心，與恩師 戶田先生的反核宣言互相共鳴。
本來所有人都具有修羅界的生命。和其他十界的一樣，各有其本來的特徵與功能，即佛典上所說的「十界本有」（注2）。對所有邪惡的憤怒是「本有的修羅」，是在與惡進行鬥爭中所不可缺少的。
但要注意的是，假如修羅界游離了其十界本有的特質，開始跳樑跋扈時，就會暴露出其「魔爪」，胡作非為，破壞調和與秩序。
因此，我們所指的「斬斷撒旦魔爪」的鬥爭，一言以蔽之，就是將跋扈而妄圖分斷十界、妄作胡為的修羅界恢復其原來的本質，為世界帶來原有的秩序和調和。這就是斬斷魔爪的本義。
如果我們不對焦於這人內部的層面，當我們面對著現代的科學技術文明，要斬斷其魔爪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科技文明的內部，必然隱藏著誕生核武器等如魔鬼般的特質。
因此，不僅僅是和平、文化活動，我們SGI於日常生活中所推行的看似毫無關聯的人性革命運動，其實正是與斬斷魔爪、核裁軍、廢除核武器等這一人類史上至要的課題息息相關的。
近代文明的特徵
在這裏，我要簡單的探討一下近代文明的特徵。
修羅界的胡作非為性格，也是人本來所具有的，任何時代都在尋找飛揚跋扈的機會。事實上，人類社會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各種大小的糾紛。但是，在科學技術文明與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卻產生了會益發歪曲人的十界本有生命的種種因素。
例如前面講到修羅的狂莽自大只會使他看低別人，或完全看不見他人的價值。而于現代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他人的存在也越來越變得稀薄，甚至近乎透明。
近代經濟學創始人，同時也是優秀的文明評論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發表一份名為《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
這是1930年發表的，是以批駁兩種悲觀論為主要內容。當時正值世界經濟處於不景氣之中，而流行著兩種悲觀論。第一種是，為了防止事態繼續惡化下去，只有發動暴力革命。另一種是，事態已經超出想像之外，因此不可能人為地進行控制。
他駁斥說，假如得到政府適當的介入調整，克服失業、促成經濟成長是可能的。假設沒有大戰爭及人口顯著增長，經濟問題是可以在一百年以內得到解決，或找到解決的辦法。凱因斯的預測，至少對於先進國家來說，大體上是恰當的。
根據他的說法，人在生存上會面對兩種需要。一種是生存上不可缺少的「絕對的需要」（absolute needs）；另一種是要超越同伴，從而獲得優越感的「相對的需要」（relative needs）。前者是有限度的，但後者在本質上是沒有限度的。這種經常與他人比較，追求無窮無盡的欲望的心理，正是剛才所提及的修羅界特徵。
確保絕對的需要是必須的。特別是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這是一個最為緊要的課題。
但是，在發達國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人「衣食足」並不一定就「知禮節」。長期以來，靠本能來尋求「衣食」的人，一旦達到「衣食足」，其精神道德面就 因未能適應新環境而會不知所措。韋伯批評他們並非「衣食足而知禮節」，只不過變成了一批「飽暖思淫欲」、不再珍惜勞動之徒 （《新教徒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當人對未來失去方向，感到不安時，特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人會靠儲藏物質、尤其是「貨幣」，來尋求心靈的安慰。貨幣，作為滿足生活上各種需要的交換手 段，當然是絕對必須的。但當把貨幣作為「財產」或「資本」來看待，則這種「相對需要」會從「手段」變成「目的」，而不斷自我進行增值，不斷自我膨脹。
凱因斯對被捲入這漩渦裏的人如此描述：「作為財產的『貨幣欲』——而並非作為享受生活手段的『貨幣欲』——可以說是一種可惡的病態，一種半犯罪、半病態的，令人不寒而慄的癖好……」（《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
這種對「貨幣欲」的偏向狀態，馬克思（Karl Marx）稱之為對商品的「物神崇拜」（注3），而進行了精闢的分析，是眾所皆知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今已到了凱因斯所講的「子孫」的世代。放眼世間，正充斥著他所憂懼的「貨幣欲」。貨幣價值愈發目中無人，專橫地淩駕在各種社會價值、生活價值之上。
近日日本有名大企業不斷發生的作弊事件、保險金欺詐事件、官商勾結事件等等，也直接地影響了青少年的金錢遊戲風潮，其大部分都是「貨幣欲」所衍生的弊病。
佛法所講的修羅界，以及其鄰近的餓鬼界（被強烈欲望所操控的狀態）的生命，已經增長到八萬四千由旬那麼龐大。這種猖獗至極的現狀，看來已經淩駕了凱因斯說的「一種半犯罪、半病態的，令人不寒而慄的癖好」的狀態。
「總是期望勝過他人，不甘心居人之下，輕視他人而自以為是」的修羅界居民，是與知足常樂無緣的眾生。他們沒有心靈的滿足與安心感，只有沒完沒了的去追求金錢，來代替心靈的安慰。
雖說現今是個價值多樣化的社會，實際上是進行著金錢價值的一元化，在不斷侵蝕著各種社會價值、生活價值，並且在腐蝕著人所有的秩序感覺。說這就是現在的時代特徵，也絕非言過其實。
儘管如此，雖然對「貨幣欲」的存在雖要有所警戒，但歷史證明，是不可能將作為交換媒體的貨幣予以驅逐。如果強行施加壓抑，反而後果更不堪設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實驗都以失敗告終，這是記憶猶新的事實。
另外，金錢價值已非如過去日本江戶時代，處於「士農工商」位元階的最底層。一旦嘗過現代的自由，就再也不能回歸過去這種社會共同體。
所以，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與資本主義體制打好關係、適應它、馴服它。個人與社會，都不要把「貨幣」、「資本」當做物神來崇拜，要開始懂得如 何對其進行控制。正如將修羅界、餓鬼界回歸到十界中的應有本位，我們也要將世間的金錢、經濟價值，回歸到其應處的位置，以重修價值的秩序。
在去年（2006年）的倡言中，我曾提到蒙田說的「當我與貓一起玩耍的時候，突然會想到，貓也許是在陪我玩耍，而並非我在逗它」（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同樣地，當我們在活用「貨幣」和「資本」時，也要不時反省自問，我們是否在活用它們，還是在被它們逗著玩，受著它們的支配。
面對處於飽和狀態的核武器，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既然我們的問題是人所造成的，人就一定能找出解決的方法。」 （《和平的戰略》）內容發人深省，我們不應把他這句話歸納為政治家的修辭伎倆。
人生的四種秩序
在此，我要提到法國哲學家安德列•孔特－斯蓬維爾（André Comte-Sponville）的著作《資本主義有道德嗎？》（Is Capitalism Moral?）。
標題帶有諷刺性，因為一般人不會覺得資本主義與德行有任何關係，要從資本主義找出道德，無疑是緣木求魚。
孔特－斯蓬維爾把人類社會區分為四至五種秩序。
第一種秩序為「經濟－技術－科學的秩序」，以「可能」與「不可能」為相對軸。
第二是「法律－政治的秩序」，是以「合法」與「非法」為相對軸。
第三是「道德的秩序」，是「善與惡、義務與禁令」為相對軸。
第四是「愛的秩序」，以「喜與悲」為相對軸。
對懷有信仰的人來說，對上還有一種「神聖的秩序」。作者因為是無神論者，與這話題無緣而沒有加以論述。
孔特－斯蓬維爾強調這只是一種區分而不是分離，我們是生活在這四種秩序的交錯之中。重要的是，我們要分清它們的順序，絕對不可混亂。每種秩序應受對上 一種秩序所支配，例如「經濟－技術－科學」 應受「法律－政治」所支配，而「法律－政治」又應受「道德」所支配等。如果四種秩序的順序有誤，就會給社會帶來混亂。
比如他說，馬克思明顯地把第一和第四種秩序混同，要將經濟道德化。其結果是，使「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變成了眾人皆知的二十一世紀極權主義的恐怖」。
同樣，要將資本主義道德化也是錯誤的想法。資本主義有著自己的軸心，只會無限大地追求可行的和有利潤的。在追求利潤的大目的之前，保證就業、福利事業等生活價值僅有著次要的價值。
不但如此，假如核武專家受到「經濟－技術－科學秩序」思想的支配的話，只會從相對軸上選擇「可能」，永無止境地開發更大破壞力、殺傷力的武器，而不會考慮到所帶來的悲慘後果。
又或者他們是生物專家，只要有可能，那怕推翻人倫，踐踏人的尊嚴，也要進行繁殖「克隆人」，或進行基因工程，重組人的生殖系列遺傳因數。
雖然不是所有經濟學家和科學家都是這樣，事實上，在經濟界、科學界，也有很多有良心的專家學者。但是，只要相對軸單是放在「可能」與「不可能」之上，總會有把「人」這因素置之不理的危機。
這並不是杞人憂天，只要看看現實，誰也會意識到這些危機。在增長到「八萬四千由旬」的修羅生命境界裏，對「他人」的意識日趨稀薄，近乎不存在。人的生 活是要靠社會來維持，也就是說，離開了人群，人也不能獨存。沒有「他人」，也就沒有「自己」。缺乏人性的社會，尤其會使年輕人感到窒息，以致很多欲逃離現 實，成為了新興宗教、邪教等的獵物。
現代文明正是面對這樣的危機。
「經濟－技術－科學的秩序」，是沒有能力從「內部」去抑制 「具有專門知識、專業技術的無賴」的橫行。只有靠從外部，就是第二的「法律－政治秩序」來抑制。
但是，「法律－政治秩序」也無法從內部抑制那些善於利用法律的、狡猾的 「合法無賴」，而需要依賴第三的「道德的秩序」。
然而，在第三的「道德的秩序」中，也存在著會說漂亮話的偽君子，就是所謂「滿口道德的無賴」。而且道德是很難從外部來強制，故此需要第四的「愛的秩序」來發揮其作用。
雖然道德與愛心同樣是發自人心的德目，「道德的秩序」比較傾於外發的責任與義務，而「愛的秩序」則源自個人內發的歡喜與充實感。
以上是融和我的論點的《資本主義有道德嗎？》的要旨。確實地，以金融為主導的全球性資本主義，完全是本著「可行與不可行」、「賺錢與不賺錢」這缺乏人性的基準來判斷所有事物。
如此看來，就會更加明白聖雄甘地所說的話的意義。他說:「認為宗教與政治毫無關係的人，根本就不懂什麼是宗教。」（《甘地自傳》）
回歸人道社會
孔特－斯蓬維爾的分析，對我們考慮何謂理想的人本主義時，提供極其有用的參考。
舉例來講，我提到「人本主義的行動準則」時所強調的「聯結」，不正是與他所講的第三、第四秩序有著密切的關聯嗎？
雖然如此，事實上在對惡的挑戰中，是很難把它依書直說地使用。例如要抑制「具有專門知識、專業技術的無賴」，與其通過對話來說服，倒不如以「法律－政治的秩序」來抑制會更有效（至少從短期來看的話）。
1983年于日本曾舉行題為「核時代之下人的生活方式」的討論會。席上很多評論家發表了意見。其中，加藤週一說：「人所面對的各種問題，不是單從倫理 上可以完全解決，而是需要決定政策的人合理地去解決。」豐田利幸說：「個人的良心和自覺當然是重要。而于現代，重要的無疑是如何把倫理聯結到國家的政策改 革方面。」人類意識這一普遍的德目，與其說是對第一種秩序的直接介入，不如說是在第二種秩序的支持下，才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其本領。
第二點我所注目的，是作者在考慮如何形成一個更有人性的社會時，將重點放在「個人」的身上。
作者將從第一種秩序往第四種秩序上升的過程稱謂「優越的上升序列」，並說只有人才能有力量去實行這上升過程，期待「個人」去挑戰這任務。沒有個人的覺 醒，就沒有「優越的上升的序列」。通過上升的過程，人逐漸增加其重要性。這一過程，使人在「經濟－技術－科學的秩序」中的淡薄影子變濃，而於上升過程中逐 漸使其人性複權。
人的資質沒有提升，人類社會就無法變革，良好的社會秩序也無法實現。
雖然這是很明顯，但歷史證明，人往往喜愛依存於組織，埋沒於集團之中，容易掉進極權主義的陷阱。榮格（Carl Gustav Jung）曾警告說，如此，只會「喚出了極權主義的惡魔」（《與影子的搏鬥》The Fight with the Shadow）。他進而指出，個人德性跨出微小的一步，正是完成所有事物的關鍵。
正如極權主義的歷史所示，人性越薄弱的時代，人越容易陷入這魔爪之中。高科技的資訊社會、大眾化社會，不正是此類惡魔最容易煽動人掉進陷阱的場所嗎？
「微小的一步」絕不微小。如榮格所言，這微小的一步正是所有運動的原點。沒有它，所有變革都如海市蜃樓般不切實際。這與我們SGI所追求的「人性革命運動」不謀而合。我們認為，「一個人偉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變一個國家的命運，甚至可以轉換全人類的宿命」。
日本哲學界重鎮故田中美知太郎（1902-1985年）曾指出，以個人信仰為中心所形成的高等宗教，當其變得巨大化的同時，有可能變質成為集體主義般 的社會宗教形態。雖然如此，他通過閱讀我的著作《人間革命》，對創價學會的運動給予極高評價，期待我們在推進個人的信仰層面上得到成功。
徹底地關注與凸顯「個人」，就是我們SGI運動的出發點。正因我們一直堅持著這點，才使創價學會和SGI有今天的發展。而且，今後無論甚麼時代，我們也絕對不會脫離這一根本軌道。因為宗祖日蓮大聖人曾明言要以「個人」為本，而我們絕對不會違背宗祖的教導。
正因如此，當「經濟－技術－科學秩序」以前所未有的勢力企圖支配人類的時候，我們的SGI運動，對人類在攀登「優越上升序列」的過程上，即復興人本主義、使人性複權的運動上，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我深信，恩師要斬斷魔爪的反核宣言精神，同樣地也可以用於解決現今的各種課題。
今後，懷著自豪與確信，我們會繼續在邁向和平的大路上奮勇前進。
脫離依存核武器
接下來，我想進一步就如何克服修羅生命中勝他欲望所引起的現代諸問題提出具體的方案。
販賣核武器技術黑市的實際狀況被暴露後，人類對圍繞核武器的恐怖活動深感擔憂。除此之外，北朝鮮及伊朗的核武器開發問題也成為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
IAEA的巴拉迪總幹事于去年（2006年）10月，在維也納召開的討論核問題會議上警告說，如果不採取新的對策，大約有二十至三十個國家將有可能在 極短的時間內擁有製造核武器的能力。他指出，如果不能制止這種現象的話，就將加快削弱NPT（《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的力量，而核武器的擴散會使地球陷 入更深刻和混亂的狀態。
在這裏我的建議是：明確國際社會共同指向的目標，設立一個共同分擔責任的體制。
我並不是提議設立一個全新的機制，而是建議以現存的NPT為基礎，從新認定和賦予各成員明確的任務。因為這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軍備管理條約，擁有189個國家成員。
NPT的序文中指出，「鑒於核戰爭足使全人類淪於浩劫，是以務須竭力防避此種戰爭之危機，以保障各國人民的安全」。以此精神為基礎，我要強調，不管是 有核國或是無核國，所有國家都應該共同確保人的安全，實現一個「不依存核武器」的社會。就象禁止化學武器、生化武器條約一樣，最終要達成確立禁止核武器條 約。
這裏清楚地說出了我們的共同目標，就是有核國要推進核裁軍，而無核國則要協助落實不擴散核武器。
去年6月，以IAEA前總幹事漢斯•布利克斯（Hans Blix）為主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委員會」（一般稱為布利克斯委員會=注4），發表了題為《恐怖的武器》的報告書，提供了幾個為保障人民安全的具體提議。部分內容如下：
「只要任何國家擁有這種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其他國家就希望得到它們。只要任何這種武器仍留存在任何國家的武器庫中，就存在著蓄意或意外使用它們的嚴 重危險。任何這種使用都是災難性的……委員會不接受『核武器在某一方手上不構成威脅、在另一方手上就會對世界造成致命的危害』的提議。」
委員會那拒絕植根於不信與恐怖的核武器抑制論的想法，和斷定使用核武器是絕對惡的戶田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思維是一脈相通的。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分別儘早對應北朝鮮及伊朗的核開發計畫問題。同樣地，為了使今後不發生同樣的問題，有必要改變國際社會全體的意識。為了於全球推進保障 「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我提議儘早舉辦一個國際大會，例如召開「世界首腦會」，或「聯合國特別大會」等。
首先在國際社會中加強對「核裁軍」、「不擴散核武器」及「和平利用核能源」這NPT三個主旨的意識，和通過各國誓約要實現這共同責任與義務的宣言。
這宣言會成為一個新起點，使各國努力落實NPT的最終目標，就是「停止製造核武器、廢除儲存的所有核武器，並從各國的軍備中取消核武器及其搬運手段」。也就是說，向著廢除核武器及使其非法化重新出發。
領導核裁軍
接下來想具體地談及如何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
第一點是要指出邁向核裁軍的明確路線。
雖然美俄兩國之間在2002年5月29日簽署了《俄美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承諾到2012年底，將雙方的戰略性核彈頭削減到一千七百至二千二百個左右。但這條約沒有包括要廢除所有核武器的義務。
我強烈提議，作為下一個步驟，兩國應締結另一新條約，將戰略性核彈頭削減至數百個，並承諾會完全銷毀所有的核武器，使兩國成為核裁軍的先驅。
在此基礎上，兩國再次發起一個新核裁軍條約，根據NPT第六條所規定，呼籲所有有核國參加，不管他們是NTP參與國與否。
《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 1） 將於2009年底失效，而美俄間已於去年9月起，開始討論其後的核武器檢查驗證問題。
英國的核武器系統也將在2020年面臨壽終問題，而從去年起已開始討論應否更新此系統。我認為這正是重新檢討核裁軍的好時機。所有有核國應該認真地考慮如何推進核裁軍，而不是去考慮如何把它更新或繼續開發。
為了能順利調整和推進《核裁軍條約》的成立，並確保生效後各國履行諾言、條約正常運作，我提議在聯合國設立一個具有檢查功能的「國際核裁軍機構」。
建設這種基礎的前兆已於二年前開始了。由要求核裁軍國家與NGO（非政府組織）所構成的「第六條論壇」（Article VI Forum）（注5）不斷舉行研討會，認真商討如何推行使有核國履行NPT第六條核裁軍義務的交涉，和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所需的法律、政治及技術要素。
作為推動此項運動的一環，我要重申於去年聯合國倡言中所呼籲的「制定面向廢除核武器的世界民眾行動的十年」。
特別是希望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日本，努力推進上述的十年制訂，率先領導國際輿論來改變時代潮流。
關於這一點，上述的布利克斯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也強調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不只是政府和國際機關的課題，也是研究團體、NGO、市民社會、企業、媒體及一般大眾應考慮的共同課題。所有上述的都應有權參與、和被鼓勵參與解決這課題。」
我認為，「青年」在此可以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
我們SGI，會繼續與聯合國各機關及其它NGO合作，在推進裁軍教育的同時，以青年的熱情與力量，去擴大爭取「廢除核武器」的民眾網路。
今年9月，我創立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為紀念戶田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發表五十周年，預定在美國洛杉磯召開以「廢除核武器的挑戰」為題的國際會議。而會議的成果將以報告書形式，分別向聯合國及各國政府提出，希望能喚起對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議論。
加強阻止核武器的擴散
第二點要談及的是加強不擴散核武器的方法。
為此，我們首先要使CTBT（《全面禁止核實驗條約》）早日生效。
遺憾的是，1996年通過的CTBT，因為沒有得到美國等可以使它生效的國家的批准，經過了十年，至今還沒有生效。
儘管一般對實現CTBT存有悲觀的看法，但無可否認， CTBT的存在產生了某種精神上的抑止力量。自條約通過以來，一直都沒有接到核實驗的報告。事實上，有核國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全部宣稱一時停止 核實驗，甚至印度及巴基斯坦也發表了同樣的宣言。結果，從1998年到去年10月北朝鮮實施核子試驗為止的八年間，一次也沒有進行核子試驗。
雖然要使CTBT馬上生效是極其困難，但我們應繼續探索如何能使它正式發揮作用，譬如採取批准國家達到一定數量就可以暫定生效的形式等等，絕對不要放棄。
我們也需要一個更強的法律框架，去阻止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轉向核武器開發。
去年9月，在召開IAEA年度大會的同時，也召開了維也納特別會議，討論各國如何共同合作確保核能發電站的核燃料供給。IAEA今後將著手制訂草案，呈遞理事會來通過。我強烈希望各國能超越自己狹窄的利害關係，去制訂最有效的防止核開發擴散制度。
與此同時，我強烈提議通過主要國家首腦會議等場合，討論有關有核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對無核國使用核武器或進行威嚇」的「消極安全制度」。
為了不再出現更多新的有核國，重要的是要改變現有的希望擁有核武器的想法及國際環境。要是消極安全制度能成立，對確保無核地帶有非常大的幫助。
去年9月，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五個國家簽署了《中亞無核武器區條約》，禁止在該地帶開發、生產和擁有核武器。這是自南極條約以來，繼中南美、南太平洋、東南亞及非洲之後，世界第六個無核武器區條約。
值得注目的是，條約是在聯合國支持下成立的。今後將以此實績為借鏡，在當事國獨自的談判遇到困難時，由聯合國起來支持。重要的是，明示國際社會不允許以核武器來欺壓他國的風潮，共同繼續努力摸索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的方法。
歷史證明，雖然曾經開發核武器，成為有核國，但這種立場也是可以改變的。
例如加拿大，雖然曾經參加「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但勇敢地放棄生產核武器。巴西與阿根廷則取消其開發核武器計畫。南非則廢除其擁有的核武器而加入無核國之行列。
還有烏克蘭，在前蘇聯崩潰之後接收了部分核武器，但情願放棄所有核武器來換取美俄等國的安全保證及經濟援助。這可以作為解決北朝鮮開發核武器問題的一個借鏡。
不管如何，我認為從根本上解決北朝鮮及伊朗核開發計畫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對話來解決。重要的是要最終實現「東北亞的無核化」與「中東的無核化」。若非如此，雖然放棄開發核武器，但一旦國際環境或政策有所變化，說不定又會重張旗鼓，捲土重來。
外空條約與武器市場
為了實現恒久的世界和平，接下來我要談及如何徹底防止外空的軍事利用。
關於外空的非軍事利用，原則上已制訂有《外層空間條約》（Outer Space Treaty）。
該條約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體上進行軍事利用，但對以外的宇宙空間則沒有明確的限制。隨著軍事技術發展，擴大禁止範圍的呼聲也年年增高。
今年是《外層空間條約》生效四十周年，是真正開始重新商討條約內容的絕好機會。
上述布利克斯委員會的報告書也提出，要全面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於全球普及《外層空間條約》，擴大該條約的覆蓋範圍，和禁止外空武器的試驗。
在這裏我提議，以聯合國秘書長為主導，成立一個「關於外空非軍事化賢人會議」，在研究具體對策的同時，努力喚起國際輿論對該問題的關注。
最後，想談及有關常規武器的裁軍問題。
各地的糾紛與內戰所使用的、奪取最多人命的「實質上的大規模殺傷武器」，其實就是一般的常規武器。我提議要對常規武器的國際間轉讓做出規制。
現在，世界上存有大約六億四千萬小武器及輕武器。據說每天還在生產約八百萬件武器。這些武器的擴散，於各地助長侵犯人權，激化糾紛，使平均每天一千餘人失去生命。
2003年10月，由一群NGO發起了一場「控制武器」（Control Arms）運動（注6），得到各國政府的支持，在2006年12月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開始磋商《武器貿易條約》的決議。《武器貿易條約》主旨是制定於國際間轉讓的武器數量，這不僅是對小武器而言，而是包括重武器在內所有的一般武器。
就此，聯合國秘書長首先向成員國徵求對《武器貿易條約》的意見，在年內向聯合國提出報告。之後，設置政府間專家小組，進一步深入討論，于2008年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詳細報告。
早在十三年前，我就曾經反復強調要創建國際機制，來加強限制武器出口，藉此推進世界不戰的制度。故此，我強烈期望能早期締結這《武器貿易條約》。
如果該條約成立，就成為繼《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Anti-Personnel Mines）後， 以NGO為主導而實現的第二項裁軍條約。毫無疑問，亦將對其他裁軍談判的進展產生很大的影響。
SGI的和平運動傳統
接下來，我要談論長期以來持續對立與緊張狀態的亞洲，展望如何進行該地區於二十一世紀的友好合作。
在進入主題之前，我想借此機會上溯創價學會及SGI的淵源，以及回顧我們至今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所作出的行動。
SGI的和平行動是以日蓮大聖人佛法的「人本主義」理念為基礎。而創價學會和平運動的思想淵源，就是戶田第二任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和一百年前牧口首任會長所著的《人生地理學》。
該書的核心是，以亞洲為首的世界各國，應該擺脫犧牲他國來達到自國繁榮這種「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積極地轉向推進國際合作、共存共榮的「人道競爭」。
此書發行的1903年，正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飛揚跋扈的時代。牧口會長強調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攻擊，說：「要知道我們的生命依靠著世界，世界是我們的家，萬國是我們的活動區域。」（《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一卷》）
牧口先生把日本比喻為「太平洋大道」上的一戶人家，並對日本要武力佔據韓、朝鮮半島及中國的蠻行敲響警鐘。
之後，牧口會長與其弟子戶田一起嘔心瀝血完成了巨著《創價教育學體系》，發表了他對教育的一套哲學，指出教育的重點在於追求「自他幸福」，提倡要創造一個「人道競爭」的時代。
創價學會把《創價教育學體系》這集結兩師徒心血的書的發刊日（1930年11月18日）定為學會的「創立紀念日」。
將重點置於「人」和「人類」的想法，在當時與猖獗的軍國主義是勢不兩立的。由於此，當局對創價學會的鎮壓日益嚴重，終於在1943年7月，以違反治安維持法及不敬罪的嫌疑將二人逮捕並收監。但是二人始終堅持自己的信條，寧死不屈。
年事已高的牧口會長於翌年1944年11月18日在獄中去世。戶田則到1945年7月3日出獄為止，被收監二年餘，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
戰後，我願以戶田先生為師，參加創價學會，也是因為欽佩他的堅強意志，不惜坐牢也不投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
我在戰爭中也曾兩次因空襲而燒毀了家園。四位兄長被徵兵，大哥戰死在緬甸。他在一時回國時對我說：「不要美化戰爭，日本軍太傲慢了，中國人實在太可憐了。」這些話至今一直在我耳邊回蕩。
正是這些戰爭中的體驗，及從師于戶田會長，成為了我和平行動的寶貴原點。
二戰後，戶田先生繼承恩師牧口會長遺志，全力重建創價學會。另一方面，他強烈祈望亞洲和平與人民的幸福，並指出開拓這一道路是日本青年的使命。
戶田先生向青年訴說:「不管是世界上的列強還是弱小國家，誰都渴望和平，但又都不停地受到戰爭的威脅。」 他的和平思想，正如實地反映在他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和他劃時代的「地球民族主義」理念。
遺憾的是，戶田先生一生沒有訪問外國的機會。但是，他曾經給我留下遺訓，說：「在海那邊的大陸是廣闊的，世界是廣闊的。有掙扎在苦惱中的民眾，有受戰火威脅的兒童。所以，你要代我走向世界。」
在恩師去世二年後的1960年，我就任了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為了實現世界和平，馬上踏出了訪問世界的第一步。同年10月2日，我在上衣口袋裏收藏著恩師的遺照，出發訪問南北美洲。
作為第一站，我選擇了夏威夷。那是發生日本偷襲珍珠港慘劇的地方。我要把這歷史教訓銘刻胸中，作為今後推動世界不戰潮流的原點。
之後，我訪問了聯合國誕生之地洛杉磯等各城市。在參觀聯合國總部時，腦中醞釀了今後以聯合國為軸心來推進世界和平的構思。
為亞洲和平而建橋
翌年1961年，我訪問了香港、斯里蘭卡、印度、緬甸、泰國、柬埔寨。在各地，我誠心為戰爭的犧牲者祈求冥福，並思索如何能達成亞洲恒久的和平。
在印度視察被傳為釋尊得道之地的佛陀伽耶時，我心中誕生了一個構想，就是為構築沒有戰爭的世界，就有必要設置研究各種東西方思想和哲學的機構。
1962年，為推進「文明間對話」和「宗教間對話」，我本著訪印時的構想而設立了東洋哲學研究所。
另外，在1963年成立的民主音樂協會，也是我在訪問泰國時誕生的構想。民眾間的相互理解正是和平的重要基礎。為此，我深信藝術與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意義。
這次訪問亞洲各國，令我切身體會到當時東西冷戰為亞洲蒙上的陰影。不久，於1965年2月，美軍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把整個國家捲入戰爭的漩渦中。
剛好於二個月前，我在回歸前的沖繩開始撰寫小說《人間革命》，而這小說成了我畢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小說的開頭，我寫道：「沒有比戰爭更殘酷的，沒有比戰爭更悲慘的……」
當我聽到戰爭悲劇再次席捲亞洲各地時，難以壓制心中的憤慨。
隨著戰爭激化，中美關係越來越險惡，幾乎處於一觸即發的緊張狀態。為了要儘早結束戰爭，在1966年11月，我提出了要求即時停戰及有關國家召開和平會議的倡議。又在1967年8月，強烈要求停止對北越的轟炸。
另外，我堅信消除中國於國際社會的孤立狀態不僅有利於亞洲的安定，對世界和平也是不可或缺的。本著這信念，於1968年9月8日，向日本社會發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當時的日本，敵視中國的風潮仍然根深蒂固，為此我的倡言遭受到暴風雨般的非難和攻擊。
但我片刻也沒有忘記恩師戶田先生的訓示，說中國將在世界史上發揮重要的作用，日本與中國的友好最為重要。因此我堅信，不承認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國為聯合國正當代表、日本與一衣帶水的中國斷絕外交關係——這些明顯地是不合理的。
國際間對話
進入七十年代，為於日趨分裂的世界架起友好橋樑，我開始與各國領導人及有識之士對話。
1970年，我與歐洲聯合運動先驅庫德諾夫・卡萊吉（Coudenhove Kalergi） 展望太平洋文明，進行了長達十餘小時的會談。之後，又與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就世界大同等話題進行了二年多的對話（1972-1973年）。會談中，湯因比博士鼓勵我說，因為我還年輕，希望我能繼續進行這種國 際性的對話，以謀求人類大同的途徑。
從此往後，我與關注人類未來的世界有識之士進行了超越宗教、民族、文化的對話，發表了四十三冊對話集。
1973年1月，通過基辛格博士（當時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我向尼克森總統遞交了呼籲終結越南戰爭的書簡。同年，又再次給尼克森總統送去倡言，指出美國應充分發揚其建國時的美好精神，來領導世界走向和平、尊重人權和人類共存之道。
之後，本著同樣的信念，於1993年9月，我在美國設立了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通過研究和交流，來推進和平、教育和對話；又於2001年5月創辦了美國創價大學。
1974至75年，我接連訪問了中國、蘇聯和美國，直接與各國首腦進行對話，以民間人士的立場摸索緩和緊張局勢的途徑。當時除美蘇對立以外，中蘇間也處於緊張狀態，使世界面臨三極分化的危機。
1974年5月第一次訪華時，參觀了北京市民構築的、被稱為「地下萬里長城」的大型防空壕，切身感受到蘇聯給中國人民的威脅。
同年9月，我第一次訪問蘇聯。在會見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總理時，坦率地問他蘇聯有無攻擊中國的意圖。柯西金總理斷言蘇聯沒有攻擊和孤立中國的意思。
同年12月，我帶著這一資訊再次訪華。于這次的訪華期間，我有幸會見了周恩來總理。會談中，我們共同確認了日中應攜手為世界和平與繁榮行動的重要性。
在這裏，我聽到周恩來總理說中國絕對不做超級大國的話。結合先前我與柯西金總理對話的內容，我確信實現中蘇和解的日子不會太遠。事實上，歷史也證明了我的預測是對的。
1975年1月，我訪問美國，在小雪紛飛的華盛頓拜會了基辛格國務卿。會談中我告訴他周總理熱切希望早日締結日中友好條約的事，基辛格博士表示非常贊成。
同一天，在華盛頓遇到了大平正芳元首相（當時是大藏大臣），我向他轉達了基辛格博士的話，並伸張了締結條約的重要。大平首相表示完全贊同，也定會努力去實現。三年後的1978年8月，終於正式締結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
1975年4月第三次訪華時，我在北京與鄧小平副總理會見，同時還拜會了正在中國的西哈努克親王，圍繞著如何實現柬埔寨的和平交換了意見。
在進行這些國際對話當中，於1975年1月26日，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激戰地關島成立了SGI，當時有五十一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加。到今天為止，SGI已擴展至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為一大民眾和平勢力。
在成立SGI的前後，我又開始注意到教育交流的重要性，開始傾注力量于大學間的交流，藉此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在訪問各國時，只要有時間，就會到大學等教育機構視察，與學生談話，開拓教育交流的道路。
繼承牧口、戶田兩會長的構想，我在1968年創建創價學園，1971年創建創價大學，與世界的教育家攜手一起建設為了和平的學府。這也是我作為創辦人的摯誠期求。
在準備訪華前的1974年4月，我在美國的UCLA（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首次進行大學演講。之後在1975年5月以「東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為題在莫斯科大學作了演講。
「現今最需要的，是超越民族、體制、思想體系的障礙，一種全球性的精神絲路，從基礎上聯結起世界的人民。」
在莫斯科大學所講的話，成為了我的和平行動信念，直到今天也沒有改變。
當時，莫斯科大學授予我名譽博士稱號。而到今天為止，世界上的大學、研究機構共授予我二百零二個名譽學術稱號（2007年1月26日為止）。
這不僅是對我個人，也是對SGI全體的榮譽，是各國睿智殿堂的大學渴望和平與人本主義之心聯結一起的證明。我衷心希望，我開拓的這條對話之路，將會成為我在莫斯科大學所呼籲的、聯結人心的「精神絲路」。
從八十年代起，我全力以赴與各國領導及有識之士進行對話。特別是為了建設亞洲的永久和平，與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現在仍然對日本 抱有複雜感情的各國首腦，真誠地進行以史為鑒、面對未來的對話。其中包括中國的江澤民主席、胡錦濤主席，韓國的李壽成首相、申鉉碻首相，菲律賓的阿基諾總 統、拉莫斯總統，印尼的瓦希德總統，馬來西亞的阿茲蘭・沙阿蘇丹、馬哈蒂爾總理等。
通過對話，我與泰國的普密蓬國王、阿南首相，蒙古的巴嘎班迪總統、恩赫巴亞爾總統，尼泊爾的比蘭德拉國王，印度的納拉亞南總統、文卡塔拉曼總統、拉吉夫•甘地總理、古傑拉爾總理等等其他亞洲各國領袖也加深了信賴及友誼。
另外，從1983年開始每年於SGI日發表倡言，目的在於加強聯合國的勢力及解決地球的眾多問題，特別將重點放在亞太地區的和平上。
在這之中，期望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定，我提議早日召開南北首腦會談、早日簽訂雙方互不侵犯、不發動戰爭的誓約，和舉行解決北朝鮮核問題的多方會談等。
而在近年，我在倡言中呼籲推進對亞洲歷史的共同研究，來建構一個共通的認識基礎。我呼籲日中間要回歸邦交正常化時的精神，來改善日中關係。與亞洲各國首腦及有識之士的對話，目的就是要創造實現這些目標的環境。
在去年10月，繼日中首腦會談以後，又舉行了日韓首腦會談，出現了改善數年來持續緊張狀態的日中及日韓關係的動向，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加上韓國的潘基文前外交通商部長就任為亞洲第二位的聯合國秘書長。我衷心祝願潘秘書長取得成功，同時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和平建設有所發展。
加強地區友好
另外，今年是對日韓有著深遠意義的朝鮮通信使訪日四百周年。兩國準備派遣青少年互訪各城市，以擴大交流。與現在日中間實施的青少年交流同樣，我期望日中韓的年輕一代不斷通過交流加深友情。
去年10月，日中首腦會談後發表的《日中聯合新聞公報》，實際上是相隔八年之久的共同檔。其中包括了今後兩國關係的原則，是一份重要條文。我特別注意到其中的一段：
「雙方一致認為……共同為亞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作出建設性貢獻，是新時代賦予兩國和兩國關係的莊嚴責任。」
我特別注意到這一點，是因為這正是三十年前（1974年12月）周恩來總理與我見面時，一致描繪的未來日中友好的藍圖。
今年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的佳節。潮流不可以逆轉，要在各個領域裏切實地開展交流與合作，來構築東亞和平共存的堅如磐石的信賴關係。
剛才的聯合新聞公報裏，提出把2007年定為「日中文化、體育交流年」，開展兩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的交流，來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時，也提議兩國間增加「以能源、環保、金融、資訊通信技術、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為重點，深化互利合作」。
在這裏我想提出，把從明年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始的十年定為「二十一世紀建設日中友好的十年」，每年確定一個重點主題，來增進兩國的關係。
譬如繼「日中文化、體育交流年」之後，舉辦一個「日中能源合作年」、之後「日中環保合作年」等，每年在各個領域中擴大合作的範圍。
另外，在這十年當中，我認為也應考慮實施日中外交官的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法國與德國超越兩次世界大戰的恩仇，成為推動成立歐洲聯盟（EU）的原動力。
兩國制定雙向的外交官交流制度，可以免除不必要的疑神疑鬼，加強外交關係的緊密合作。
日本目前與美國、法國及德國有實施外交官交流制度。今後，希望能把這制度擴大到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為將來建設東亞共同體鋪路。
接下來，我想談談印度，一個與中國同樣將於二十一世紀飛躍發展的國家。
2006年7月，在俄國聖彼德堡舉行八國集團首腦會議的最後一天，舉行了擴大首腦會議，五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被邀參加。
在此，再次將八國集團首腦會議所談及的能源安全等三個主要議題的內容向五國首腦加以說明，並聽取他們的意見。由此可見，首腦會議也需要聆聽發展中國家的意見，才可以決定方向性。
2006年12月，印度辛格總理來日參加首腦會談，發表了「日印戰略性全球夥伴關係」的共同聲明。
我衷心歡迎這聲明，同時祝願2007年這紀念日印文化協議締結五十周年的「日印交流年」取得圓滿成功。
為了協助進一步的交流，我提議美國創價大學組織一個國際會議，招待日、美、中、印四個國家的專家與學者參加，討論如何能更深更廣地推進二十一世紀全球夥伴關係。
美國創價大學的「環太平洋和平文化研究中心」，目的在於探討如何發展亞太地區的和平，將積極參與籌備此項活動。
最後，我要就建設東亞共同體提出兩個方案。
第一就是創設「東亞環境開發機構」。
繼2005年12月在馬來西亞首次召開東亞首腦會議以來，今年 1月又第二次在菲律賓召開。該首腦會議，與先前召開的東盟與日中韓領導人會議（10+3），通過對話增強了國家間相互信賴及友好關係。
但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堆積如山。事實上，實現建設東亞共同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認為，首先在特定的領域構築導向模式的合作體制，例如於環境、能源等至待解決的領域，以實在的模式顯示將來地區共同體的藍圖。
2002年以來，雖然每年召開東盟與日中韓環境部長會議，但要求更廣泛地區性合作的呼聲越來越高。我認為，應該把例如解決酸性雨等各個地區的環保機關，組織于「東亞環境開發機構」之下，以便更綜合和有效地處理各個課題。
第二個提議就是摹仿「歐洲學院」（College of Europe），設置一所「東亞和平學院」。
歐洲學院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成為培養各領域優秀人才的中心。半個世紀以上，它培養了一批超越國家狹隘框架、肩負歐盟發展的「歐洲人」。東亞也應該預見將來建設共同體，從現在起著眼培養如此的人材，而設置同樣的教育機構。
在設置的階段，我認為其學習範圍不應只局限於地區性的內容，而應該讓位於日本的聯合國大學積極參與，探討如何能實現以聯合國為軸心的地球社會運作。
發展對話文化
展望二十一世紀地球和平時，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培育一批覺醒的人民，去形成不戰的潮流。
去年8月，我會見了聯合國副秘書長喬杜裏（Anwarul K. Chowdhury）。會談中，副秘書長說，只有在人民站起來的時候，這個世界才有可能變得更好和更有人性。這與我多年來的信念不謀而合。
SGI在世界一百九十餘個國家、地區擴展的「人本主義」運動的關鍵，就是以人民自身的力量，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讓所有的人們都勝利地得到和平與幸福。
今後，我們胸懷自豪與確信，與世界上志同道合的人民攜手並肩，擴大二十一世紀的和平文化，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守護人的尊嚴，為建設光輝的「對話文明」而繼續努力奮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