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紀——人本主義的對話（2005年）
2005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了紀念SGI成立三十週年，在敘述我的感想的同時，將提出為尋求世界和平及人類共生的確實可行的方法及途徑。
首先，對這次在印尼蘇門答臘地震及海嘯中不幸犧牲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時也對受災的難民表示親切的慰問。
經受這場罕見大災害的國家，在實現復興之中，不可或缺的是國際社會強力及持續的支持體制。希望這種合作能夠進一步地加強。
我從心裡盼望復興事業得以順利進行，使災民能夠化悲痛為力量，早日恢復充滿希望及安定平穩的生活。
安全保障優先政策
自從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活動事件以來，全球的緊張狀態一直不斷增加。為了對應隨時可能發生的恐怖活動，多數國家把安全保障政策放在優先地位。
這種緊張狀態促使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不安異乎尋常地擴大。雖然這種狀態與冷戰時代有相似之處，但是令人感覺到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威脅。因為現在不僅看不清 對手是誰，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終結。正是經受這種無休止的不安的困擾，無論採取怎樣的軍事行動或治安措施，都不能令人安心。
伊拉克的形勢依舊處於混沌狀態。雖然去年6月向臨時政府移交了主權，但是，還很難說在1月30日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是否成功。
除了這些問題以外，中東和平困難重重的前景、北朝鮮核武器開發的膠著問題，還有不斷發生的地域糾紛等不安因素此起彼伏，令人擔憂「戰爭與暴力的二十世紀」又將會重現。
另一方面，近年來許多國家不斷優先推進安全保障政策，使得本來應該裁軍的地方表現出擴軍的傾向。重視治安被優先於人權，貧困與破壞環境等其他全球性問題的對策又被推遲。可以說是，由於預防恐怖活動而產生了另一個深刻地威脅人類生活及尊嚴的局面。
那麼，如何克服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危機呢？從根本上來說，沒有諸如一揮魔杖就可解決問題的政策。相反，我們還不得不承認前途是非常險峻的。面對的是如何不得不挺身抵抗蠻不講理的暴力的難題。
儘管如此，也沒有必要陷於悲觀與絕望。只要是由人引起的問題，人就一定能用自己的雙手來解決。無論花費多少時間，只要不放棄努力解決問題的信念，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認為其關鍵就是曾於過去的倡言中所提到的「對話」。「只有對話才是和平的王道」——只要人類歷史不停止其前進，人類就不得不永遠肩負這一命題。不管遭受多少冷嘲熱諷，到最後也不能放棄這吶喊。
就此，讓我們回憶一下二十年前我在倡言中所引用的詩人泰戈爾(Tagore)的說話:「可能問不可能，你住在什麼地方？不可能回答道：我住在失去理想無氣力的人們的夢中。」(《泰戈爾著作集》第一卷)
對話浪潮中成立的SGI
回想起來，SGI成立的1975年，正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及越南戰爭的戰火硝煙仍未散去的時期。西方國家召開第一次高峰首腦會議鞏固自己的陣線，而東方陣營裡的中蘇對立不斷激化，世界處於越加分裂的狀態之中。
正是此時，在即將成立SGI之前，我於1974年首次訪問了中國及蘇聯，在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下，與兩國首腦進行了誠心誠意的對話。
當時的日本對蘇聯充滿著強烈的敵對意識。多數人指責我為什麼身為宗教家要去一個否認宗教的國家。但是，忽視大約佔世界人口30%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是不可能描繪出世界和平的展望，這種狀態必須早日得到改善。這就是我作為佛教徒的坦誠的想法。
首次訪問中國時，我看到了北京居民為了防禦蘇聯的空襲而挖建防空洞的情形。三個月後，我在會見柯西金總理時，單刀直入地提出「中國非常關心蘇聯的行 動，蘇聯是否有意向中國發動攻擊」。在得到柯西金總理的「蘇聯沒有進攻中國的念頭，也沒有孤立中國的想法」的回答之後，我又訪問了中國。在轉達此一消息的 同時，與周總理會面，就加深日中兩國的友好關係共同為世界的發展而行動的重要性進行了討論。
之後，在1975年1月訪問美國。在聯合國大廈轉交了創價學會青年部的廢除核武器的一千萬人簽名，並與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交換了意見。
正是在不斷擴大「對話」的潮流之中，三十年前今天的1月26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傷亡慘重的關島，雲集了五十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發起了以形成「民眾的大和平勢力」為目標的SGI。
直到今天，我們一直保持著「對話是和平的王道」的信念而不斷前進。
將分裂的世界連結起來的SGI
面對分裂著的世界，我一直通過建立友情與信賴，全力推進平民外交，及於文化教育範疇裡廣泛地進行交流。
超越國家及思想形態，我不斷與各界領袖進行對話。在與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及儒教為首的各種思想、文化、宗教背景的有識人士的交談中，了解到能成為 「對話」這二十一世紀人類至要課題的基礎的，只有是以「合為善，分為惡」的 「人本主義」 信念之外，別無其它。這也正是我一貫的結論。
我一直本著人本主義推行外交活動，深深地體會到，成為眾多糾紛根源的過激主義、教條主義等，都必須以人本主義來修正其弊病。
放眼世界上不斷爆發的恐怖活動、報復戰爭、民族和宗教糾紛，有可能感到是無從下手的難題。但是，不管怎樣，總需要往前先邁出一步。
威倫斯(Harold Willens)曾以方向操作舵(trimtab)作比喻(《阻止核武器的力量》)。方向操作舵是裝在飛機的機翼及遊艇的龍骨上的輔助用襟翼。通過操縱襟 翼可確保飛機及船體平衡穩定，其與主舵相連，也可改變船舶或飛機的前進方向。以一個人的力量去操縱這個方向操作舵是綽綽有餘的。
人本主義的力量就好比是方向操作舵的力量。相對於過激主義、教條主義，人本主義決不是主義與主義的漠然對峙，其原點是人彼此一對一的、開誠佈公的對話。
從首腦外交到民間外交，真誠對話的本質，正像二十世紀猶太人道主義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講的於「狹隘山脊」上的相遇，如果稍微有疏忽的話，就會掉下山脊(《我與你•對話》)。對話正是如此緊張細心的過程。
像一個漣漪，對話的一波推動千波萬波。對話與人本主義的巨大浪潮，可以包容並吞沒過激主義與教條主義。而且，最重要的是通過真心的面對面的對話，耐心地一個一個打開人們所拘泥或被拘束的所有疙瘩。
如此不斷重複努力，其結果必然如同方向操作舵那樣，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支配巨大的飛機及船舶般，修正時代潮流的軌道。
造成二十世紀悲劇的過激主義的陷阱
說到過激主義及教條主義，實在是種類繁多。雖然很多人會馬上聯想到一神教般的宗教，但其實在人類社會中，是隨處可見。
被認為與過激主義關係不大的佛教，也並不是與過激主義的陷阱毫無關係，下面將會重述此點。
不僅僅是宗教，二十世紀的許多兇暴政治思想形態，也正是這過激主義的俘虜，如此的事例記憶猶新。
在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義的功過」此點。從廣義上來說，思想形態擁有作為「某某主義」的屬性，具有引導人們的思考與行為邁向某一方向的功能。也就 是說不能否定其有「功」的一面。同時，在不知不覺之中，又具有束縛人們自由思考判斷並使其歸一化的拘束性的一面。偏重這一側面的時候，使「主義」高於 「人」，喧賓奪主，就具有其「過」的一面。而「主義」經常有走向這一負面的傾向。
過激主義、教條主義正是這種不平衡極端發展的明顯例證。其結果是不管是自殺還是被殺，都把它加以美化、正當化，正可謂其生命輕於鴻毛。因此，以思想形態為重的上個世紀，也正是空前絕後的屠殺的世紀。
對此，我所強調的人本主義，雖然也帶有「主義」的字眼，但是與前所出的「主義」性質完全相反。
人本主義最大的特徵就是，「主義」的規範並非從外制內，而是人的自由精神從內對外作出主體的判斷。
無可否認，雖然說是以人或人性為基準，但並不是由此馬上可以尋找到作為判斷基準的行動規範。
當被問到人性的普遍基準時，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故石田英一郎曾苦惱地說，站在文化相對主義立場上，根本是不可能定下什麼是「普遍」的界線，「結果是自己認為這是人性的，就向著這一方向走下去。」(竹山道雄《關於歷史認識》)。
看來好像曖昧不清，但只有如此的表達方式。這正是內發性、主體性的特質。
愛因斯坦的「靈魂的呻吟」
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這是沒有原則、沒有責任的意思。人面對嚴峻的考驗時，會了解到貫徹人性的自主決斷是具有超越想像的困難。
舉個例子來說：身為猶太人，深受納粹非人道的彈壓和暴力迫害的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在冥思苦想如何防止發生最壞局面的時候，終於決定不得不與納粹黨對 抗。就當時的心情，愛因斯坦說：「原則是為人而做出來，而不是為原則而有人的(威連•赫爾曼斯，William Hermanns《愛因斯坦・論神》，以下也是摘自同書)。
非常敬仰甘地的愛因斯坦，甚至曾說過:「如果要我執行命令去殺人，還不如將我五馬分屍。」由此可見，如果以教條主義去衡量愛因斯坦的信條，可以說是原則上他作了修正。
但是，我所關心的是，第一，假如愛因斯坦在納粹蠻不講理的暴力面前毫不抵抗，結果反而會變成助紂為虐，所以才會迫不得已地做出如此決斷。第二是在害怕 納粹先擁有核武器的前提下，認可製造原子彈(不是使用)，結果事與願違，招來日本被投下原子彈的後悔，說是「生涯中犯的重大錯誤」(金子務《愛因斯坦•震 驚》)，充滿罪的意識。第三是出於罪的意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積極投身於廢除核武器，樹立世界政府的和平運動。
這種心靈的變化歷程，每次都是基於其普遍的「人性感覺」而作出的萬不得已的選擇。只有這種追求善的內在糾葛、精神鬥爭，才是人本主義的真正表現。在法西斯納粹的旋渦中的愛因斯坦反復提出「必須改變人的心」，這正是糾葛、精神鬥爭所不能缺少的因素。
雖然嚴格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愛因斯坦並不能稱為是「非暴力」的。但是，他這種心靈的巨大鬥爭，正是與甘地(不是指甘地主義)的非暴力鬥爭在深處 是相互溝通的。由晚年的愛因斯坦稱讚聖雄甘地是「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中，可以看出這一點(《愛因斯坦•震驚》)。
想起愛因斯坦的「原則是為人而作出來的，而不是為原則而有人」的這一肺腑之言，可以說是直截了當地表達了人本主義的「黃金規律」。
雖然這位二十世紀的巨人努力搏鬥，結果還是「知易行難」。不管是宗教還是政治思想體制，不知有多少人忘記了這一黃金規律，使人從屬於原理原則，而結果 被迫犧牲，令人一想起就毛骨悚然。這種顛倒是非之根源、偏好於過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性向，從某種意義上也可歸咎於人的本性。
佛經中有云：「淺易深難，釋迦所判；去淺就深，堅強之心也」。人動不動就忘記堅強之心，對某種教義盲從，趨於選擇「淺易」，而墮進「過激主義」的陷 阱。利用人誰都有的這一軟弱愚昧的本性，通過阿諛奉承、權謀術數的伎倆，引誘人陷入佛法上稱作三惡道、四惡趣的憎恨、憤怒、嫉妒及傲慢圈套。如此使人的精 神變得惡劣、軟弱及愚昧的，正是過激主義、教條主義的反人性所在。
從這點來看，近十多年來，我們SGI一直與邪惡的反人性宗教權威對抗的，即所謂「平成的宗教改革」運動，正是為了樹立人本主義而進行的鬥爭。以聖職者的權威為擋箭牌，對自身的腐敗墮落視而不見，在權力下妄圖扼殺信徒的靈魂等行為，是最可惡的反人本主義。
如果害怕或是屈服的話，就是人性的失敗。因此，超越一宗一派的問題，為了維護人的尊嚴這一普遍的心情，是一步也不可以後退的。
就「平成的宗教改革」，已故的滋賀文化短期大學堀太郎校長曾說，這是向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權威主義」與「盲從信仰」的挑戰，假如能戰勝，每一個人都會有顯著的成長。
從此十幾星霜，通過與墮落的宗教權威鬥爭，不管是個人還是整個團體，我們SGI都得到很大的成長，為鍛煉成「堅強之心」而自豪。這種自豪，是來自我們共同為構築人本主義這一文明論課題而奮鬥過來的自覺和自信。
基於佛法的人本主義
我在三年前的倡言中，簡要地涉及到基於佛法的人本主義結構。在這裡，以此為基礎，我要進一步探討這主題。
人本主義的結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項目。
1.所有的現象是相對的、可變的。
2.故此要培養能看透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的觀察能力，和不為其迷惑的強韌主體。
3.以這種觀察能力、主體為基礎的人本主義，不會根據思想形態、種族、民族而將人「定型化」，進行壓迫或歧視，也不會拒絕對話。
三項中的第一、第二項，也就是看透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的觀察能力，與佛教哲學中的「三法印」，即「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異曲同工。
諸行無常，萬物在變化。正因在連續的變化，故云「無常」。因此，也沒有固定的、實體的「我」，故此云諸法無我。由這種看透無常現象的觀察能力所帶來的 悟境，就是涅槃寂靜。這也相通於釋尊原初悟達的「緣起」世界，即森羅萬象都是相互為緣、相互依存而生成，是個多樣性的富饒世界。
問題在於，按照通常對佛教的理解，很難把「三法印」、「緣起」等意識，連結到我作為人本主義歸結的第三項的富有能動色彩的對話與實踐上去。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法國哲學家、科學家的阿魯貝路•加歌爾(Albert Jacquard)在《了解世界的小哲學》中說「對話裡包含著言語和沉默的時刻」，指出和「言語」相比，「沉默」很多時確實是更具有分量。同樣地，佛教主 張沉默不是空虛而是富饒的。
以言語中心主義進化至今的西方文明已在各處露出破綻，很多精疲力竭的人們想要從佛教尋求心靈的安慰，是能以理解的。
但我認為，只要言語是人擁有的最大武器之一，為標榜人本主義(不是人類中心主義)，就不可能一直保持沉默。不管是否願意，都要置身於人群之中、置身於對話的汪洋之中。
更具體地說，就是如何面對及處理人生活中必然會遭遇的邪惡與不幸。
正如維摩詰（註解1）所發誓的那樣，「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癒菩薩亦癒」，大乘佛教的菩薩道，就是向這一課題的挑戰。特別是從法華經到日蓮佛法的系譜，在不否定或排除「涅槃寂靜」的原則上，更積極地促進菩薩道精神的對話與行動。
我在1993年哈佛大學的講演《二十一世紀文明與大乘佛教》中，強調了佛典所描繪的，「以喜悅的心情與人接觸，不是愁眉苦臉，而是輕鬆愉快去地首先打開話題」的釋尊形象。
我認為，這種躍動性的積極精神，正好與愛因斯坦津津樂道的「宇宙的宗教感覺」(《愛因斯坦•論神》)共鳴。
綜合上述幾點，我要把「人本主義的行動準則」，歸納為以下的內容。
「萬事俱在相互依存(緣起)中不斷變化。調和、一體性固不用說，甚至矛盾與對立，也可說是聯結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征服矛盾，向惡挑戰，是為了抵達大聯結而不可避免的試煉。」
大乘佛教菩薩道的精髓
如果說調和與一體性是「順緣」（註解2）的話，那麼，矛盾與對立就可算是「逆緣」（註解2）。兩者雖可說同樣是緣的相對性表現，但假如人生是要通過鬥爭才
可以得到鍛煉，那倒不如勇敢地挺身向逆緣挑戰，才是菩薩的勳章。
不以固定觀念來歧視或把人分類，譬如看起來似是逆緣，本著順逆不二的生命定義，通過堅韌不拔的對話，就一定可以使其轉化為順緣。而這正是佛教的人本主義理念。
我也是本著此信念不斷地行動。
我曾在日中關係嚴峻的時代提出實現兩國的邦交正常化，也曾為緩和中蘇間緊張關係而採取行動。這都是我確信不論相互對立如何嚴峻，總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只要有希求和平的聲音，就一定有希望。
1996年，由於古巴擊落美國民間機而美國加緊對古巴的經濟制裁，兩國間的關係愈益險惡。當年6月，我相繼訪問了古巴與美國，並與古巴的卡斯特羅議長舉行了長時間的友好會談。基於對人本主義的信念，我堅信兩國的敵對關係絕不是持久不變的。
柏林圍牆崩潰，被認為永無止境的冷戰的終結，就是對凡事皆會改變的最大證明。
人的意志推倒了圍牆
回想起四十四年前的1961年10月，我訪問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當時)。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Brandenburg)門前，我堅信人民希求和平的勇氣，對同行的友人講到「三十年後，相信這柏林圍牆也將會被推倒」。果真在二十八年後，牆被推倒了。
我曾與南非共和國的曼德拉前總統會見過二次，我非常珍惜與他的友情。在提到如何推翻種族歧視政策、如何改變現實這厚厚的牆壁時，他這樣說： 對我們的社會提出不吉預言的人，公言糾紛不會終止。但他們的預言徹底落空了。大多數隔岸觀火的國際社會人士以為是個奇蹟。但是，若讓密切關與這國家變革的人來說，則非常清楚的知道，這是從人的決斷中誕生出來的成果。(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4人類發展報告》)
的確是意義深長的話語。
在旁人看來只是奇蹟的時代變革，當事人只要能看穿現象的相對可變性質，擁有明確的展望，以堅強的意志邁出一步，就是產生變革的動力。
努力了解伊斯蘭社會的實像
現在最受關注的伊拉克情勢中，最令人擔憂的是「文明的衝突」這不同世界觀的全面對立。無論任何國家，並不是都抱有過激主義的想法、抱有將本國文化及法律制度強加於他國的想法，或者說擁有以上想法的只佔少數。
我在五年前，與伊朗出身的和平學家特拉尼安(Majid Tehranian)博士(夏威夷大學教授)一起研討了佛教與伊斯蘭教，並將其編成對話集出版。我們對話中提到的一點，就是一般認為伊斯蘭教與暴力、威脅 有強烈關聯的誤解。博士強調指出「聖戰」(jihad)這一詞本身的意思是人為追求更高的精神性而作的內心的搏鬥。
我們一致認為，過去奧斯曼帝國對其他宗教採取綏靖政策，在伊斯蘭統治下的哥多華及薩拉熱窩等歐洲城市享有多種宗教共存的自由。從這些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伊斯蘭文明絕非不寬容，而是相反地擁有「普遍性」及「尊重多樣性」的美德。
從2月起，我與土耳其出身的文化人類學家亞曼 (Nur Yalman，哈佛大學教授) 博士開始了連載對話。為了開拓人類共存的地球文明之路，在對話裡也準備談到伊斯蘭社會的實像與精神。
SGI在四年前發生9・11恐怖活動之後，定期參與歐洲科學藝術學院召開的研討會。在此，基督教、佛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的代表濟濟一堂，舉行「四大宗教間的對話」，共同摸索為和平作貢獻之路。
而我所創辦的和平研究機構「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東洋哲學研究所等，同樣為了解決全球性的各種問題而積極推展文明間、宗教間對話。
無論如何，為了不使對立陷入泥潭，一定要把伊斯蘭文明與暴力志向分開看待，不要把對方主觀地「定型」，要時刻警惕不要墮入「過激主義」的陷阱。
排他主義的二個特徵
關於這點，以地球性文化對立為主题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2004人類發展報告》(前摘載書)中有著深刻的分析。
報告指出，對於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把自己的主義主張強加於他人的集團，其目的「不是解決對現實的不滿，而是利用人民的不滿來作煽動性行動」。
報告也指出，就是屬於同一集團的人也會成為攻擊目標，他們會對不同意見進行誹謗、壓迫，強求對集團的服從與忠誠心。
由此可見，過激行動的起因並不單純是因為從屬於某特定的宗教或民族。這類組織甚至於自己集團內部也會採取排他性的行動。
至今為止，從我與眾多的中東、亞非地區的伊斯蘭教領導及有識之士的對話中，實際感受到期望和平共存而非敵對的穩健派人士佔大部份，而發動恐怖活動引起糾紛的組織則是例外的存在。
因此，關鍵並非在於充實軍事力量來對抗暴力組織，因為如此做法，許多時會於市民之間擴大對暴力組織的支持及好感，帶來反效果。我們應做的，是頑強地清除成為其活動溫床的社會不安、不滿，努力從基本上斬草除根。
培育和平文化的世界公民
我一貫強調，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
雖然也有如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弊病的例子，說明教育也有其正反兩面，但只要善用、活用的話，是可以改變人類、改變社會的。
培育世界公民，就是將「戰爭文化」轉變為「和平文化」的強有力的武器。也是讓我們「言語人（Homo loquens）」發揮本能的機會。而聯合國，正應是如此大派用場的地方。
從今年1月開始的聯合國「人權教育世界計畫」(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活動。
四年前，我寫給在南非召開的聯合國「關於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不容忍問題世界會議」(UN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手稿中，也曾指出持續性世界人權教育的必要。這次的世界計畫，是通過SGI等NGO(非政府組織)、聯合國機構，以及各國政府 的相互合作，在提高這一機運當中，經過去年4月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決議的勸告，在12月的聯合國大會決議上得到制定的。
聯合國的人權教育計畫
作為第一階段，至2007年的三年間，將於初等、中等教育對青少年進行人權教育。我們SGI將繼續以支持聯合國的人權教育十年的形式，於各地開展新的人權展覽。
從今年也開始了「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這也是經過我們與其他NGO的努力而得以實現的活動。正如推進此活動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指出，其目標是「實現一個讓每人有機會通過教育來學習如何實現可持續未來和積極變革社會的價值觀、行動和生存方式的世界」。
因此其對象並不侷限於環境教育而實在非常廣泛，包括和平、貧困等人類面對的各種課題。大家同心協力，要建設一個未來世代可以繼承的「可持續的地球社會」的基礎。
由此來看，「人權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其意義密切關聯，相輔相成，國際社會應把握聯合國所推進的這二個教育計劃，努力合作推進，以誘導二十一世紀走向正確光明的方向。
「我你」根源的對面
對於現代的人本主義來說，重要的是，不能只單純地考慮人類社會而不顧及其它。
在這裡我要重提上述「對話的哲學家」布伯的觀點。其八十年前完成的名著《我與你》，至今仍發出不滅的光輝。
他以「我－它」(I-It)和「我－你」(I-You)的兩種不同表現，來區別我們跟周圍世界的兩種關係。「我－它」在這裡代表了主體跟客體的一般關 係，這也是近代世界最普遍的主客關係。而「我－你」則雙方都是主體的關係，指一種超越了上述的表層關係、一種涉及人性的更深層的接觸。
布伯說，「所有真實的生活都是於相遇中」。他要剝除覆蓋近代文明的虛偽的「我－它」關係，致力於不斷探索「你」的實像。他認為，有「我－你」才有我，而有我才有「你」。這種思考形態與佛教的緣起觀非常相似。
他指出世界上有三種相關領域。
第一： 與自然相關的生活。這裡的關係如同在黑暗中的顫動，未曾達到語言溝通的領域。各種生物在我們跟前去來，但不能接觸到我們。我們向它們呼喊，但這個「你」只是停留在語言的入口處。
第二： 與他人相關的生活。這裡的關係涉及到語言的採用。我們可以創出「你」，也可以成為「你」。
第三： 與精神性相關的生活。這裡的關係像被雲層包裹起來，但又會如閃光般給我們啟示。這裡沒有語言，但又產生出語言。我們聽不到「你」的聲音，但是卻感受到「你」的呼喊。我們通過創造、思維、行動來回答。
「言語人」的宿命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布伯非常真誠地抓住了「言語人」的宿命。他指出，言語在對話中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不應過於重視或輕視。我們當然不應像過去的過激主義或教條主義般，對言語過於信任，也不應像後來的構造主義體系那樣，對言語過分不信。
他認為，既然言語是人的特徵，我們應通過這一媒介，與自然界、甚至與神共創出一種「我－你」的相互主體性關係。
在此，令我想起了世界大文豪艾特馬托夫(Chingiz Aitmatov) 十多年前來日本演講時的一段話。我和他曾多次見面，並出版了對話集《壯大的魂詩》。 有一天，讀了對談集並深有感觸的德國著名記者來訪問了艾特馬托夫。記者說他準備發射人造衛星，建立一個宇宙博物館，要把人類文明各方面的成果收入微型膠片 中放進去。他想把對談集也收錄，因此要求艾特馬托夫寫幾句話。他思索過後，寫道：「就是在石頭中也蘊藏著生命。而只有我們人類，可以通過思索和語言，賦予 宇宙萬物意義。」
這也正是我所認為的言語人的宿命。
第二，作為一名猶太教徒，布伯相信人是神所創，而與其他的創造物有著明確的序列分別這希伯來教的傳統。但同時他也主張，如果不把人間與自然界作為一體看待，則不能實現「我－你」的邂逅，也不能體會真正的對話。
布伯稱讚全神論者歌德，寫道:「歌德的完美的『我』是多麼美麗調和！這是與自然完全結合而成的『我』。」(上述記載)看來布伯繼承了連對飛鳥植物及岩石也親切地打招呼的十三世紀的聖徒聖方濟各(1980年被公認為生態學家的守護聖人)的傳統。
打破近代文明危機的環境觀
人不應只看到人的世界，還應關注到自然環境。如果考慮到進退維谷的現代文明危機，無論如何強調這都不會過分。對於我來說，每當我拿起相機即興地拍些自 然照片時，就會感到如同與自然進行著對話。與布伯的時代相比，地球環境不知惡化了多少倍。從構築和平文化這一觀點來看，應更重視與自然的對話。
雖說「二十一世紀是人權的世紀」，但如果僅把人權看成是近代人道主義的系統，那麼絕對不會有任何結果。個人的自由及尊嚴這一近代人道主義的原理，如果不顧及環境和自然的側面，使之相輔相成，則這人權絕對不是一個完美的概念。
早在二十世紀的中葉，已經響起了要關注自然的權利的呼聲。納什(Roderick Frazier Nash)在其著作《自然的權利》(The Right』s of Nature)中詳細地追述了其沿革，指出權利不是人的特權，還應包括動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無機物體。
我們的時代更需要認真地認識到，自然並不是我們可以自由濫用索取的對象。自然也擁有它本身的權利。了解這點，才能真正改變現代的文明。為此，在此之前 我已提出應在日本國憲法中加進「環境權」一項目。雖然如此，對於如何解決這人類史的至要命題，與它的重要性和重責相比，人類的對策不得不說是太慢了。
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如何解決防止地球變暖的問題。1992年，在巴西召開地球高峰首腦會議之前，聯合國已經通過了《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經過一番周折，隨著去年俄國批准該條約，才終於使它得以生效。「京都議定書」規定所有先進國家要將二氧化碳等產生溫室效應的廢氣排放量比 起1990年的至少減少5%以上。但是由於美國的退出，發展中國家的參加，還有不包括在議定書對象內的2013年以後的對應等等，要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 山。
配合實施這一條約，各國開始研討實施可持續社會的法律制度。從九十年代起，以歐洲各國為中心，導入了以控制溫室效應的氣體排放為目的的環境稅，和努力 擴大代替石油資源的循環性能源比率。但是如果要制止變暖的發展，就必須將全世界廢氣排放量降至目前的一半，可想而知是如何任重道遠的一道難題。但是，正因 如此，才再次確定了「全球性地思考，地區性的行動」這一基本原則的寶貴。
今年在英國召開的G8高峰首腦會議，其主要議題就是變暖問題。英國實現了邀請中國和印度這兩大人口國家參加本次大會，意義重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於會議上對美國施壓，令它改變原來立場，向實現京都議定書的目標邁進一步。
如此，作為短期和中期的課題，地球環境問題被擺在議論國際政治與經濟的舞台上。更具體來說，由於這課題關乎人類的存亡，我認為還要儘早制定一個長期的 方案。處理環境問題的困難一面，是我們雖然可以應付和處理個別的危機，但很難看清和預見如此龐大複雜而糾纏不清的整個危機構造。
整個生態系統機能的危機
去年11月，日本的NHK電視台播放了一個叫「地球大異變」的寫實性節目。共分開三次播放，主題是「變暖帶來的問題」、「水的危機」和「生態 系統的崩潰」，說明了像加勒比海各國哮喘的流行和非洲的沙暴、夏威夷的泥石流與美國的植物生態，這些表面看來毫無關聯的現象，實際上是密切相關的事實，介 紹了瀕於各種危機的地球環境現狀。
我與莫斯科大學薩多夫尼奇校長的對談中，就環境問題，也提到了「蝴蝶效應」，即巴西的蝴蝶煽動翅膀，會引致美國德克薩斯州發生龍捲風的現象。
隔岸觀火，馬耳東風
就算可以看到顯示危機的個別信號，但在這糾纏不清的連鎖中，很多時會預料不到它所招來的結果。這就是地球環境問題的可怕之處。
回顧去年一年中，襲擊歐洲的熱浪、在印度及孟加拉國發生的大洪水、北美及中美洲的大型颶風等等，世界各地不斷發生氣候異常現象，有專家指出這都是地球變暖的影響。
儘管有各種各樣的徵兆表明地球環境出現危機，但現實是面對於這種咄咄逼人的危機，能認真地重視、認識其嚴重性，並為此而採取行動的則少之又少，這正是為何解決地球環境問題的對應措施總是姍姍來遲的理由之一。
艾特馬托夫在《卡桑德拉印記》（The Mark of Cassandra）（註解3）中，用巧妙的比喻襯托出人的心理狀態。他說，譬如美國舊金山灣的某座大橋發現有嚴重的結構問題，但是依舊可以使用，那麼人 會認為既然可以通行，要搬運的貨物儘管搬運，對於橋有什麼問題則可以留給後人去考慮。
在這個作品中，艾特馬托夫假託希臘神話中善卜凶事的卡桑德拉的名字，描繪出現代文明的陰暗一面。正如氣候變動構造條約從京都議定書生效到實質運行要花 費十三年歲月所象徵的那樣，國際性的緩慢對應遠遠落後於急劇加速的環境破壞，就此下去，兩者的差距將越來越大。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認真地接受卡桑德拉發 出的關於地球環境變動的各種信號，在發生大慘事之前，轉換文明的路線方針，於國際社會、國家、社區等各個層次迅速採取行動。
說起卡桑德拉，與艾特馬托夫採用同樣主題的，是阿特基孫(Alan Alkisson)的《相信卡桑德拉：對悲觀的地球的樂觀看法》(Believing Cassandra: An Optimist Looks at a Pessimist』s World)。正如它副標題所指，本書自始至終貫穿著樂觀的看法。雖然也對地球環境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但它排除了世界末日論等悲觀主義，排斥了托 夫勒(Alvin Toffler)所批評的環境神權政治(eco-theocracy)等教條主義，基於現實來探索進退兩難的局面。
書中從基本體系分析環境問題，指出其關鍵在於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這兩個世界的脫節，亦即缺乏溝通，而問題在於人類社會忽視了自然界所發出的危險信號。正因為人有理解和行動的能力，所以責任也在於人的身上。
這種觀點，也可說是普通常識。但給我留下強烈印象的，是作者在提到交流時引用了系統力學(System Dynamics)的專有名詞「反饋環」(feedback loop)，指出這一環不能正常工作(不徹底的相互交流)，才是問題的核心。
交流、反饋環——不正是與自然的對話嗎。正如布伯所指，自然「只是停留在語言的入口處」，而只有通過人堅韌不拔地努力與自然溝通對話，才有機會成立一種「我－你」關係。
在環境保護運動論中，使用精神領域的「我－你」表現，可能會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正如「全球性地思考，地區性的行動」的口號所反映的那樣，這課題一方 面需要從非常具體的行動開始，另一方面又要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展望，而最為重要的就是持續性。為了能使之持續，精神方面的支持和鼓勵至為重要。
在此，佛教哲理所論述的，遍佈有情(人、動物)非情(草木、山河、大地等)的生命論，指出「草木也可成佛」的哲理，正可成為這種精神支柱。
如果忘記以謙虛的態度傾耳恭聽「自然界」發出的信號，只是按照人類社會的方便而獨斷專行，「反饋環」變得失效，對自然界體系的破壞就會無止境地進行下去，而「我－你」的關係得不到成立，變成人單方面對世界的獨裁支配——這就是布伯對錯綜複雜的現代文明構造的透徹洞察。
「人生地理學」卓越的觀點
因此，我一直感嘆創價學會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充滿先見性的卓見。
牧口會長在年僅三十二歲的時候推出巨著《人生地理學》，其中列舉了八項作為人與環境的精神交往： 「知覺的交往」、「利用的交往」、「科學的交往」、「審美的交往」、 「道理的交往」、「同情的交往」、「公共的交往」、「宗教的交往」。
這最初的五項講述環境為有異於自己的客體，僅是作為擴大知識經驗的材料。剩餘的三項把環境作為與自己等同的世界的一部分。牧口會長指出與環境的密切接觸，可以幫助培養自己的身心和人格。
我們首先要理解到人與外界的交往是基於人的主觀性質。人就是通過與外界進行各方面的交往而得到全面發展成長。如此，外在的自然界可說是我們的啟蒙者、指導 者、安慰者。我們與自然界的交往，對於幫助我們適應人生必經的盛衰得失是不可或缺的要務。說人生的幸福是與自然界交往的多寡成正比例，也無過分。(《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一卷)
雖然表現有異，總的來說，牧口會長說屬於「經驗」的前五項，正是布伯所說的「我－它」關係，而後三項，正是所指的「我－你」關係。
《人生地理學》的真知灼見
「外在的自然界可說是我們的啟蒙者、指導者、安慰者」的說法，是多麼直截了當的擬人化比喻，是多麼貼切的「我－你」關係的表現！
在希伯來主義的精神風氣影響下，布伯非常慎重地選擇他呼籲自然的詞彙。與此相比，在萬物有靈論的日本出生的牧口會長，則大膽直接地參與和自然的交往。他不像布伯那樣拘泥躊躇，而是直接的把自然當作「伴侶」。
這裡的問題不在於慎重或大膽，重點是真正與自然的交往和對話。在此有全人格的呼喚與回應。因此，牧口會長才會說「我們與自然界的交往，對於幫 助我們適應人生必經的盛衰得失是不可或缺的要務」。 相信當時的牧口會長也絕對想像不到現代地球環境會如此的荒廢。人生重要的伴侶受到傷害，也就等於我們自身受到傷害。人只能與環境共存，才能活下去。
建設可持續的世界
現今的全球化可說與創建地球文明完全無緣，只見到經濟的不斷肥大化，活像被財富之神瑪蒙(Mammon)所支配的全球拜金主義，也是「我－它」關係氾濫的悲慘收場。
的確，貨幣是潤滑生活的智慧產物。但我們不能忘記，貨幣的功能只能發揮在人與人的約束體制上，對自然來說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雖然說得有點極 端，但我們不能忽視貨幣本身這種性質。錯認此點，就會被瑪蒙的誘惑牢牢地抓住。忘記了人和自然界是相輔相成的話，就會讓「資本論理」肆無忌憚地橫行，增加 兩個世界之間的摩擦與衝突，結果只會受到自然界強烈的報復。
因此，重要的是決心與行動，還有上述的持續性。特別是持續性，我們可以看到，「可持續」這一詞彙已成了解決地球環境問題的關鍵詞彙。
考慮到上述這些問題，我在三年前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上發表的環境提言中，曾強調採取(1)了解、掌握現狀(2)反省生活態度(3)採取行動這三個步驟，來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
我們SGI所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與地球憲法委員會共同製作「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展覽，已經在世界十餘個國家與地區展出。從今年起，又準備在日本推出新的展覽，主題暫定為「地球憲章——追求新的地球倫理」。
二十一世紀型聯合國的機構改革
接著我想提出如何從國際制度和機構方面提高「人本主義」潮流的方案。
今年是聯合國創設六十週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停戰及對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的六十年。
在此，我想提出以下三個觀點：
1.改革與強化聯合國
2.在亞太地區增強信賴與構築和平
3.推進核裁軍與防止糾紛
第一是改革與強化聯合國。
去年，就聯合國的改革方案，安南秘書長發表了他設置的二個組織的報告書：
以泰國的阿南(Anand Panyarachun)前總理為主席的「威脅、挑戰與改革」高級別研究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s)的報告書，及以巴西的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元總統為主席的「民間社會與聯合國關係知名人士小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UN Relationship)的報告書。
高級別研究小組的報告書中提到「擴大安全保障理事會」、「新設和平構築委員會」等具體方案，並呼籲 「早期締結包括性恐怖活動條約」、「利用國際刑事法庭」、「對行駛武力判斷基準的嚴格化」等，來充實聯合國的作用。
特別是須要一個機構來處理並構築紛爭後的和平環境，這點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曾強調過，期望它能早日實現。
另外，成為報告書最大焦點的改革安全保障理事會的提議，指出考慮地域間的平衡和對聯合國的貢獻度等，應增加理事國成員。如此，能使更多國家共同分享理事會的責任與發展，能使理事會站在更國際化的視野上活動，這是值得評價的。
過去安南秘書長曾舉出聯合國的目標應該是「創造難以產生威脅的世界」，與「能夠面對如何防範也會發生的威脅，構築比它更大的能力」這二 點。(《新世紀的新聯合國》)。就是說，除了事後處理的事務之外，還應提高其防禦的力量。就報告書所提示的內容，可看到其比重還是放在事後處理方面。
創設管理調整委員會
在此，我想對另一個目標，即「創造難以產生威脅的世界」作出提案，以使聯合國適應二十一世紀的要求。
我認為，聯合國的本質擁有對話與國際合作這軟能(soft power)精神，而軟能在研究全球性問題群、提出規範、創建預防性合作體制上是最合用的。
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一直通過討論國際性經濟社會問題和政策勸告等推進開發。近年來又不遺餘力地去嘗試解決貧困等全球性問題，對聯合國在設定行動優先順序上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根據經濟社會理事會積累至今的經驗與教訓，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聯合國需要以如下的四點為目標，去進行其機構改革：
1.制定國際社會應優先解決的課題
2.制定國際合作的規範與目標
3.調整聯合國的各種活動，以提高更大效果
4.蒐集與分享各機構擁有的信息與經驗
如環境與貧困這些全球性問題群，聯合國往往到事態嚴重時才開始對應。為了改變這種事後處理的陋習，積極地「創造難以產生威脅的世界」，脫胎換骨成為預防性的機構，聯合國必須從軟能的層面進行強化。
聯合國於1997年進行機構改革，把所有事務劃分四個領域，即「和平與安全」、「經濟和社會事務」、「人道主義事務」、「發展」，並設立了四個執行委員會。各個執行委員會議長又定期召開以秘書長為中心的「高級管理小組」會議。
由於全球性問題群縱橫交錯，糾纏不清，為了能分享信息與擴充調整機能，我提議創立「全球管理調整委員會」，與經濟社會理事會的審議與決定相連 動，藉以有效地發揮上述四點的作用。另外，由具有專門知識的 NGO成立諮詢性的工作小組來支持這個委員會，使它可以更靈活、更廣泛地反映全球性危機的各種複雜層面。
通過如此的機構改革，我認為聯合國首先要著手處理到2015年為止務必要達成的「千年發展目標」（註解4）。儘管對於達成該目標的看法一般比較悲觀， 而且困難重重，但絕對不是不可能達到的。據世界銀行調查，雖然人口不斷增長，未滿１美元生活的極貧人口自1981年到2001年，從世界總人口的45%大 約減少到一半的21%，即減少了近4億人。如此的事例顯示，只要國際社會有強烈意識去改革，沒有不可能達成的目標。
今年9月預定召開研討「千年宣言」、「千年發展目標」聯合國大會高層協議。為了從地球上排除「悲慘」這二字，我深切期望各國代表勇於進取，勿忘過去制定這目標時的精神。
民眾之聲
配合聯合國軟能層面的機構改革，我進一步提議要加強聯合國與市民社會的合作關係。
關於此點，以巴西前總統卡多佐為首的知名人士小組所提出的報告書《我們人民：民間社會、聯合國與全球治理》中有很大啟發性提案。報告書指出，聯合國不 應獨自去處理所有的問題，而應召集和組織外部的合作，要聯合國面向外部，召集更多能處理多種多樣不同問題的角色進行合作。
為此，加強聯合國與民間社會，特別是與NGO的合作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與1945年創設時的聯合國比較起來，現代最大的不同是堆積如山的全球性問題群的存在。而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當中，許多NGO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面對此事實而要進行聯合國內部改革，簡直是畫龍欠睛，難有好結果。
例如像經濟理事會承認NGO的協議資格般，聯合國的其他機關也應採取如此形式，擴大並反映民眾之聲。
在聯合國大會上，NGO被准許旁聽會議與取得文件，但只是作為旁聽而不能發表意見。九十年代起，在接連召開的聯合國特別大會上，NGO代表能與各國政府代表同場進行演說，並參加內閣級的政府間協議。
安理會也從1992年以來，主席國成員可以依照所謂的阿里亞模式(Arria Formula)，邀請NGO團體就相互所關心的主題進行非公式意見交換。
立足於經濟社會理事會的經驗，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也應該積極考慮，讓NGO作為非投票團體參加討論或是提出暫定議案等。
美國肯尼迪總統曾於1963年在聯合國總會上呼籲:「地球上的各位居民，讓我們把這國際議會作為我們的立腳點。而後看看我們可否在我們的時代，為世界帶來公正與持續的和平。」
今年正是聯合國創立六十週年。讓我們反芻肯尼迪總統這段說話，進而重新確認以「我們人民……」為開場白的聯合國憲章的精神。
為了地球的利益，為了人類的利益，讓我們抓緊這個絕好機會，匯集人類所有的智慧與決意，努力改革並強化聯合國。
聯合國亞太地區事務局的候補地
第二，我想提出形成亞太地區的信賴與和平的一些提議。
一點是設置「聯合國亞太事務局」，作為聯合國新的地域基地。
現在，除了紐約的聯合國本部之外，還在日內瓦、維也納及在內羅畢設有事務局。此三個城市的事務局各有主題：日內瓦主要是負責人權和裁軍，維也納是防止犯罪與國際貿易，而內羅畢是環境與居住問題。
我曾於1994年的倡言裡呼籲設置亞洲事務局，因為很多聯合國的活動是關乎著亞洲國家的需求，如此可以使事務進展得更為靈活。這次我提議再廣泛地包括太平洋地區，如此可以把加拿大、澳洲這些積極擁護聯合國的國家也包括在內。
位於亞太地區的日本設有聯合國大學，近年來集中對「和平與治理」及「環境與可持續發展」這兩個課題進行研究及研修活動。
聯合國亞太事務局可成為聯結聯合國大學和地區內各機關的核心，致力於有關「人類安全」活動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地球社會治理」，使人類可以享受和平與 幸福的生活。另外，經濟社會理事會在紐約及日內瓦輪迴主辦的為期四週的主要會議，也可以把亞太事務局列入其輪迴主辦地點之內。
作為其設置的候補，可舉出現有「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本部的泰國曼谷。或是日本的沖繩、韓國的濟州島等飽嘗過二十世紀戰爭與暴力苦杯的地方。因為這些可被稱為「和平島」上的人民，都強烈地渴望暴力不再重演，真正的和平早日來臨。
在我創辦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長年進行著「人類安全」與「全球化治理」研究，準備在明年2月份，為了紀念其創立十週年而舉行以「強化聯合國與全球化管理」為主題的國際會議。也會與其它機構共同協力，研究包括「聯合國亞太事務局」的可行性等問題。
在東亞建立和平的共同體
第二點是為在東亞推行諸如EU(歐盟)、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形式的地區合作建好基礎。
自1997年東亞各國遭受「通貨危機」衝擊後，強烈要求加強以ASEAN(東盟)為中心的地區性合作呼聲不斷高漲，形成了ASEAN成員國加上日本、中國及韓國三國的被稱為「ASEAN+3」的地區性對話框架。
於去年11月舉行的ASEAN首腦會議上，決定將於今年秋天在馬來西亞召開首次「東亞高峰首腦會議」，期待藉此打好將來創設「東亞共同體」的基礎。
作為熱烈贊成亞洲國家進一步團結合作的一人，我對這次的會議表示由衷的歡迎，並熱切期望通過高峰首腦會議等場合的討論，能建設一個開放的亞洲地區，對世界和平安定與繁榮做出貢獻。
希望各國能在「環境問題」、「人類發展」及「災害對策」三個領域中加強合作，創出成績，產生信賴，為將來的合作踏出著實的一步。
在環境領域，「東亞酸沉降監測網」(Acid Deposition Monitoring Network in East Asia)及「亞洲森林夥伴關係」(Asia Forest Partnership)已被設立和開始運作。希望能進一步在環境問題的各個領域裡努力加強這種合作體制。
在人的開發，保健衛生是至為重要的領域。考慮到從今年到2015年為「生命之水」國際行動十年，我們應該進一步建立確保安全用水資源的體制。而且隨著HIV(人體免疫功能不全)細菌感染者在東亞地區急劇增加，也要儘早採取防止蔓延和搶救患者的對策。
災害對策也是一個區域合作的重要領域。2003年12月伊朗南部發生的大地震，2004年10月的日本新瀉地震，接下來的就是12月印尼蘇門答臘的大地震和海嘯，造成二十萬餘人遇難的大悲劇。因此，當務之急是早日建成國際性的復興體制。
今年1月剛好是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發生的十週年，在神戶召開了聯合國「減少災害問題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會議上，通過了成為今後十年國際性防災戰略方針的「兵庫行動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並且提出關於健全防災的法律制度等五個項目。另外，作為大會的成果，還同意創建「國際復興支持機構」，以對遭受自然災害的國家提供中長期 的復興支持。
消滅自然災害本身是困難的，但是通過整頓早期警報體制，加強防止災害的對策，是可以將災害降低到最小限度。正如這次神戶會議上所強調的那樣，這種重要 的減輕災害對策，是一個緊迫的課題。我希望新設立的「國際復興支持機構」早日正式開展活動。也希望以在蘇門答臘地震後設立的「海嘯早期警戒系統」為開端， 從各個角度推進亞洲確立防災與復興支持的合作體制。
軟能是EU聯合的源泉
去年，EU實現了擴大至二十五個國家的新體制，同時通過了EU憲法（註解5），向著超越主權國家結構政治共同體邁出了一大步。
對此動向，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約瑟・奈(Joseph Nye) 院長做出分析說：「新加盟的十個國家中有八個是曾被封鎖於鐵幕裡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共產圈國家。這些國家熱衷加入EU，不正是說明把歐洲聯合這一理念向它們 呼籲的軟能的結果。」
也就是說，一直在支配人類歷史的、以軍事力量為代表的硬能(hard power)，逐漸被完全相反的軟能所替代。日積月累的對話及促進地區性合作——如此的軟能確實地成了EU聯合的推進力。
在EU，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死對頭法國與德國相互構築信賴關係，成為推動聯合的主要力量。因此，對開拓東亞不戰共同體來說，重要的關鍵在於日本與中國及韓國的友好關係。
日中韓三國的青年友好交流
去年11月舉行的日中韓首腦會議席上，就關於「中日韓三國合作行動戰略」達成一致的意見，提出加強環境保護，災害的預防及管理，以及推動文化與人際交流。
在這裡，我想提出是否可以借鏡於EU的伊拉斯謨(Erasmus)計劃，在亞洲也推進同樣的制度，並首先在日中韓三國間開創一個先例。
EU在伊拉斯謨計劃下，制定成員國全體大學生的10%要在其它成員國的高等學府進行學習，充實大學間的交流協定等共通教育項目。
其中當然存有各種還待克服的課題，如需要充分的財政資源，如何解決對在外學習生活的不安，以及對認定學分及取得資格的不安等等。但是希望在推進日中韓三國教育交流的同時，也考慮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與進行環境整理。
通過「亞洲太平洋大學交流機構」(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的設立，自1993年起已推行了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學生、教職員的交流。以此為基礎，最終希望能發展成一個包括亞洲所有國家的青年教育交流 計劃，以推進亞洲的和平共處。
實際上與日本締結大學間交流協議的國家中，除了佔首位的美國，中國為第二位，而韓國第三位。從外國來日本的大學、專門學校留學的是中國佔第一位、韓國第二位。這些事實，已經為建立日中韓大學間交流網絡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我認為，肩負下一代重任的青年之間的交流才是不會崩潰的和平基礎，為此而一直努力推進教育交流。
在我創辦的創價大學，除了於1975年接受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後的首批國費留學生以外，還與亞洲各國及世界四十一個國家、九十所大學締結有交流協定，其中中國有二十二所，韓國有五所。而且為了更加發展教育方面的交流，預定在今年年內開設創價大學北京事務所。
創價學會及其青年部，與中國有三億餘青年成員的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全國青聯)有著深遠的交流。二十年前，以胡錦濤國家主席(當時全國青聯主席)為團 長的訪日團來創價學會本部訪問的時候，簽署了交流協議書，決定定期相互派遣代表團。去年還簽訂了新的十年交流計劃協議。
另外，今年還是紀念日韓邦交恢復四十週年的「日韓友好年」，文化交流及相互往來不斷增加，可說是進一步加深發展兩國友好關係的大好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去了六十年的今天，希望能相互正視過去的歷史教訓，面向未來，加強推進青年的友好交流，使今年成為向新的日中韓友好關係啟程的一年。
支持六國協議
我更認為，通過上述的交流，加深這三國間的信賴關係，一定能夠幫助解決北朝鮮開發核武器的問題。
東南亞有《東南亞無核區條約》（曼谷條約），於1997年生效。同樣，也應該在東北亞設置無核地帶。為此，應促使美、俄、日、中、韓及北朝鮮的「六國 協議」取得成功。這是試圖解決北朝鮮核武器問題的第一步。從2003年8月的第一次協議以來，去年也舉行了二次，但是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這種不知 下次的協議會於何時舉行的狀況假如繼續下去，將會加劇國際社會的憂慮。
作為打破這種僵局的辦法，我提議把討論北朝鮮放棄核武器具體程序的實務部門常駐在中國北京、或聯合國總部的紐約。
這實務部門是在去年2月的協議中決定設置的。在6月份的協議中規定了其作用。但是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
另外應該設置非正式交流的場所，招集曾經放棄核武器開發國家的代表參加，來廣泛地交換建立地區安全保障方式的意見。
不管如何，應該早日恢復中斷的六國協議，繼續努力使朝鮮半島成為無核地區。今後的六國協議，應成為以建設東北亞和平為目標的對話場所。
核裁軍的機運
接下來第三點，我要對核裁軍和防止糾紛做出建議。
首先，我強調有核國應迅速進行裁軍，並且加強防止核武器擴散的制度。
今年是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的六十週年，也是爭取廢除核武器的國際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發表五十週年的佳節。
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羅特布拉特博士(Sir Joseph Rotblat, 帕格沃什科學與世界事務會議名譽會長)，是在宣言上簽字的十一位代表中惟一在世的。我現在正準備與他進行對話連載。在對話中，羅特布拉特博士談到他深刻的 憂慮，就是雖然於NPT(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2000年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中明確記載到「有核國明確表示將全面廢除核武器」，但是不僅沒有看出絲毫 動靜，甚至還有有核國在開發新式核武器的動態。
去年於第四十五屆帕格沃什會議上，博士警告說，假如有核國拒絕進行廢除核武器討論，繼續保有核武器，那麼絕對沒有辦法阻止核武器的擴散。
我對此也深有同感。最後文件的承諾並沒有法律上的束縛，而是以加入國的合意為基礎。不遵守承諾就會從根本上動搖NPT體制，造成核武器擴散不斷升級的危險。
今年5月將再次舉行NPT的研討會。考慮到十年前NPT被無期限地延長的經過，我強烈要求同時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五個有核國立即著手檢討裁軍的綱要。
近年於高峰首腦會議上，不斷提到核不擴散這至要問題。去年為防止核物質及技術的非法轉移而通過了「防擴散行動計劃」。
為了使這計劃，以及美國主導的「防擴散安全倡議」對國際社會有真正的說服力和被接受，從而擴充合作的範圍、提高其效果，不可或缺的是有核國對裁軍的誠懇及有效的行動。
長期以來，核裁軍主要是在美國與蘇聯（現在的俄國）這兩國之間進行。但由於近年這雙邊會談處於停滯狀態，有必要進一步檢討過去的方法，應轉為在多國間進行協商。
核裁軍及廢絕核武器問題假如長期沒有進展，會促使不僅是核武器，還有其它大量破壞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引起新的軍事緊張形勢。「不擴散」與「核裁軍」如同兩個車輪，只有相輔相成才能使世界邁向和平與安定。
為裁軍而創建專門機構
正如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一直在監督著核武器的擴散，我提議設置一個如「國際核裁軍機構」來與它配合，認真研究探討如何具體地推動有核國去達成早日廢除所有核武器的明確約束。
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上長年處於冬眠狀態的FMCT（禁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條約----註解6），我們要促使它早日通過，並號召不屬於NPT組織 但最近成了有核國的印度及巴基斯坦，還有以色列，共同加盟該條約，藉以成立一個管理核武器原料的國際性管理體制。
限制武器交易
第二點是早日締結「限制武器交易條約」。
我在六年前的倡言裡，曾提到作為「不戰制度化」的一個環節，為了防止武器流入糾紛地區，加劇對立緊張局勢，要儘早成立限制武器交易的國際規則。
近年來，這種呼聲在國際社會中也不斷高漲。2003年10月，開始了要求規制世界武器交易的國際運動。三個NGO：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國際牛津飢荒救濟委員會(Oxfam)和國際禁止小武器行動網(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共同展開運動，呼籲各國政府於明年為止締結阻止輕武器買賣的條約。
現在，世界上存在有六億以上的輕武器，被這些常規武器奪走生命的人數在全世界平均每年超過五十萬人。聯合國於2001年召開了第一次的「小武器和輕武 器非法貿易各方面問題大會」(Conference on the Illicit Traffic i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in All Its Aspects)，通過了「防止、清除及消滅」非合法交易的行動計劃。
除了這種非合法武器買賣以外，每年被認為合法的武器交易平均達到120億美元的巨大規模，更應對此早日採取某種必要措施。
不論是合法還是非法，對於局勢緊張的地區出售武器，是與防止糾紛背道而馳的做法。而且，增強軍備必然招致減輕其他如衛生、教育等更急待處理範疇的預算。
據上述運動的報告，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常規武器交易佔全球的88%。特別於近四年，美英法三國從亞洲、非洲、中東及中南美國家獲得的武器出口利潤遠遠高於其付出的援助資金。
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目標是確立不戰的制度，而這第一步應是放棄利用他國的戰爭、內戰來作為吸取利潤、加強本國影響的機會。
中國與印度
在上述文章中，我曾提到中國和印度也應該參加在今年G8高峰首腦會議上預定舉行的防止變暖會議。在此，我繼續指出應該以此G10體制來談論制定關於輕武器交易的規制。
我在去年有機會與印度納拉亞南(K. R. Narayanan) 前總統會談。當時也談到，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及印度對世界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忽視這種存在而進行全球性問題的討論是不可能的。
在四年前的提言中我也曾強調兩國的重要性。我深信中印兩國長遠歷史所孕育出的精神文化傳統，將作為軟能的規範而於現代開花結果，對亞洲及世界和平定必作出巨大的貢獻。
故此，我於1998年曾提倡，應將現在的G8加上中國、印度，來舉辦「責任國首腦會議」。
儘管擴大為G10並非馬上可行，但希望首先能以此形式於本年度的高峰首腦會議上討論輕型武器問題，以此為明年的第二屆聯合國小武器和輕武器大會打開一條新的道路，儘早讓所有有影響的國家參與行動。
裁軍教育
第三是推進裁軍、不擴散的教育。
為了改變近年來大量核武器擴散動向，和核裁軍運動的膠著狀態，必須努力推進對世界人民的意識啟蒙運動，特別是在年輕人的教育上。
為此，安南聯合國秘書長於2001年結成由十國專家所組成的小組，並在2002年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根據其研究成果彙集的「聯合國在裁軍和不擴散教 育問題方面的研究」(United Nations Study on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Education)。
在1978年舉行的「專門討論裁軍問題的第一屆特別會議」(First Special Session on Disarmament)上，首次強調指出了裁軍教育的重要性。我對大會提出了十點建議，呼籲「應更廣泛地向民眾宣傳戰爭的殘酷與核武器的恐怖，和推行民 眾階層的裁軍教育」。
聯合國在1982年開展了為期十年的「世界裁軍運動」(World Disarmament Campaign)。SGI首先起來響應，在當年6月於紐約聯合國本部，得到聯合國廣告局、廣島、長崎的協助，召開了「核武器——對現代世界的威脅展」。 之後在有核國和許多不同政治社會體制的國家進行巡迴展出，觀展的人數多達一百二十萬人次。
冷戰結束後，又舉辦了「戰爭與和平展」(War and Peace: From a Century of War to a Century of Hope)及內容一新的「核武器——對人類的威脅展」的巡迴展覽，將追求和平的民眾之心結為一體，提高全世界不戰的呼聲。
從1998年起，又舉辦了「萊納斯•鮑林與二十世紀展」(Linus Pauli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est for Humanity)，介紹對和平、人道作出極大貢獻的鮑林博士的思想與一生，共有超過一百萬人參觀了在美國、日本及歐洲舉辦的展覽。
該展覽大受好評，當時負責聯合國裁軍事務的達納帕拉（Jayantha Dhanapala) 副秘書長讚揚說是與聯合國大會在2000年做出的裁軍教育決議的理念一致。在 去年聯合國秘書長提交給聯合國大會的關於裁軍、不擴散教育的報告中也提及到這個展覽。
通過教育團結善良民眾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恐怖活動為首的新的威脅不斷擴大，不安因素日有所增，國際社會應更團結一致推進裁軍和核武器不擴散教育，令時代潮流向和平方向邁進。
安南秘書長在前述報告書的序文裡警告說：「想到新世代的成人，對核武器可造成的毀滅性狀況一無所知，完全沒有恐怖感覺此點，對於我們這一世代來說是一個非常震驚的問題。」
如果年輕的一代對裁軍問題的無知、無關心狀態繼續下去的話，世界就絕對不會走向和平。為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學校教育中積極加入裁軍、不擴散等內容。
具體來說，正如秘書長的報告中所推薦的那樣，在中學和高中就實際的國際情況進行討議，實施「參加學習」，提高學生的批判力和考察力；在大學積極引進和平學講座等教育項目。
除此以外，配合學校教育，在社會各個領域進行意識啟蒙也是非常重要。我們SGI，一直牢記戶田城聖第二任創價學會會長的廢除核武器遺訓，長年努力推進和平運動。
本年是創價學會創立七十五週年的佳節。 創價學會起源於「創價教育學會」，牧口首任會長與戶田二任會長都是教育家，自創辦以來，一直都非常重視教育，務要通過它來建設和平的社會。
正是這種精神，促使我們呼籲設立聯合國「人權教育」及「可持續發展教育」這二個國際框架。
SGI憲章
今年也是SGI成立三十週年。在此，我想重申和確認SGI的基本精神。
自1975年1月，由五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參與發起的SGI，其人本主義連帶已擴展到一百九十個國家和地區。每位成員以信仰為根本，在各個國家作為良好市民努力貢獻，踏實地在社會中取得信賴，為社會帶來希望。
十年前制訂的「SGI憲章」 的十個項目，特別是如下的三項目，正好反映了我們的基本精神：
－SGI以重視生命尊嚴的佛法為基本，願為全人類的和平、文化、教育而貢獻。
－SGI為探究真理與發展學問，促使人人得以陶冶人格，享受富裕且幸福的人生，對教育興隆做出貢獻。
－SGI尊重各種文化的多樣性，推進文化交流，以期構築互相理解與協調的國際社會。
今後，每位成員都會繼續實踐這「SGI憲章」，在各自的家庭、社區、工作崗位上勇於對話，為建設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努力。
樹立明確的目的，通過教育去團結人類善的力量，這就是牧口戶田兩會長的信念，也是人類可以取得永遠勝利的唯一方法。
我們將牢記先師的深遠精神，團結覺醒的民眾，共同把「和平」與「人本主義」活動共同推廣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