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的精神革命——創建世界和平的關鍵（2004年）
2004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紀念第二十九屆「SGI日」，我想談一下我對探索世界和平的個人感想。
就面臨的新威脅和其對應方法，二十一世紀初的國際社會依然持續著強烈的震蕩。
以三年前美國同時發生多次恐怖活動為開端，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許多平民百姓深受其害的無差別恐怖活動。另外，對於擴散核武器及化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憂慮也日益加深。特別去年對伊拉克進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檢查，受到全世界矚目。
伊拉克問題帶來的難題
十二年間，伊拉克一直不遵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作出的各項決議。就應否對伊拉克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上，國際社會意見出現分歧。然而在3月，美、英兩國斷然採取了軍事行動。
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的美國及有關國家，經過二十一天的戰鬥，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是，佔領統治伊拉克的美國及有關國家，甚至聯合國也多次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從而給伊拉克的復興及中東地區的安定蒙上了一層陰影。
三年前，同樣的混亂也發生在為掃蕩「基地」恐怖組織而實行軍事行動的阿富汗。
今年1月，雖然終於採納通過了憲法，但是被認為是由舊塔利班(Taliban)勢力組織的恐怖活動依舊時有發生，其治安狀況令人擔憂。
眼前的這種狀況可以說明，如果並非對新的威脅置之不理，國際社會就必須表現出堅強的意識及行動能力，但是將重心只放在軍事行動上的方法是不容易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除了伊拉克、阿富汗的復興問題外，當今世界最大的焦點，還有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和平問題、北朝鮮開發核武器的問題。這些問題仍然處於前途未卜的狀態。
在這種戰亂及持續對立的狀態下，世人看到的是為解決一連串問題而一味動用軍事行動，卻看不到一絲和平的曙光。為此，人們感到不安、焦躁和無力。
不是治標，而是治本的療法
確實，行使以軍事力量為象徵的硬能(hard power)也許暫時可以解決問題，但這帶有強烈的頭痛治頭的色彩。更而，在糾紛地區埋下了「憎恨的種子」，使事態陷於僵局，這正是許多有識之士所擔憂的地方。事實上，這種狀況已經在各地日趨明顯。
我在過去二次倡言中曾反復強調，為了不使軍事力量等硬能陷入「憎惡與報復」的連鎖狀態中，而又要使其產生某種效果的話，採取行動的一方必定要貫徹「自 律和自制」。我也不斷呼籲，國際社會必須步調一致地採取包括軟能(soft power)形式的行動，就是因為抱有對此的強烈擔憂。
也就是說，文明的行動必定要來得文明，如果沒有關懷他人的「自律」精神，那麼就不能產生說服力，就很難達到和平與安定。
至今在圍繞是否應該對伊拉克使用軍事手段這一問題上，國際社會產生的龜裂仍然留有後遺症。現今最重要的是，各國認真地吸取這一經驗教訓，反復進行建設性對話，不但治標，還要共同摸索其治本的方法。
換而言之，在對抗恐怖活動這一當今極端的「非對稱性戰鬥」中，為防止其陷入泥潭，既然不可能期待恐怖分子會有所自制，在逼不得已行使硬能手段 之同時，更重要的是應不斷持有考慮對方立場的自制心，並持有堅決剷除貧困歧視等恐怖活動溫床的勇氣及度量，這不正是文明的象徵嗎。
我擔心的是，若非如此，無論高喊多少遍代表文明果實的「自由」、「民主主義」等普遍理念，而缺乏了「以人為鑒，可正得失」的自制心，和「採 取協力而非強制手段」(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奈院長Joseph S. Nye的話)的軟能形式，則不能打動人心，只會變成空虛的口號。
基於此點，有異於政治與軍事上的對應(其基本想法我已經在去年、前年的倡言中敘述過)，為了打開恐怖活動與武力報復這一沒完沒了的閉塞狀況，雖然顯得有點迂遠，我想對其最根本的問題部份提出一些意見。
基於關懷他人的自律
到目前我也稍為提過，要注意到在人的深部，不是表面，而是深層部分的某種根莖的腐敗現象是否在不斷地進行。人類如果不將這部分改革的話，就不容易給閉塞的狀況打開通風孔。
正如晚年釋尊所強調的「自歸依」(自己回歸屬於自己的地方)，蘇格拉底(Socrates)的「知汝自身」等箴言所指，人類是通過「他人」為鏡子來對照、意識「自己」的。自從人開始有自覺以來，這變成了人類精神史的課題。在這裏我不打算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我要把視線由全球規模轉移到跟前，我想首先討論現代日本急待解決的教育問題。
「自由與規律」要訴說的內容
說到有關教育的問題，我不禁想起青春時代所讀過的書籍。
我的青春，不用說大家也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急劇變化時代；是在一夜之間價值觀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變的混亂時期。擺脫了戰爭中的黑暗、殘酷的鎮壓及戰火，佔領軍帶來的解放感、「自由」「民主主義」等字眼，令人覺得無限新鮮和發放著光輝。
在這種風潮下，我讀到了慶應大學池田潔教授所著的，由岩波新書出版的《自由與規律》。
池田潔以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前，先後在英國的私立中學、康橋大學學習了八年，之後又以在德國的海德堡大學學習了三年的經驗為主，生動 地說明了：如果沒有青年時代、特別是私立中學時期所接受的嚴格人格陶冶、鍛煉，就不可能得到能夠支撐民主主義的自由；如果缺乏了這一點，自由就會變成任性 和放縱。
當然，這本書裏並沒有敘述這一民主主義母國政體的黑暗部分，即民族、階級的差別，或者是掠奪殖民地的「負」的側面。儘管如此，在反對軍國主 義、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潮流下，「自由」、「民主主義」等字眼，對於在連每天的糧食都不能確保的人來說，也帶有保證光明未來的希望光輝。
正因如此，我才對於這本《自由與規律》裡所凝聚著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流的民主主義精華感到無比新鮮。
在此介紹書中印象深刻的一段話：
「我曾經聽過在德國法蘭克福市負責訓練警犬的專門人員的話。他講到，如果感覺到那天自己的情緒不安定，就會休息。因為若非如此，在訓練時會不 知不覺地發怒。在訓練過程中，自然有必要訓斥警犬，使用鞭子，有時甚至要用腳去踢。但是，只要訓練的人真的發脾氣，甚至只是一次，那麼訓練警犬的工作也就 完蛋。因為警犬會由此而卑視訓練的人，不再接受它所輕蔑的人的訓練。」
訓練員的觀點是，訓練的對手從某種意思上正是反映自己的鏡子，是不能代替的寶貴夥伴。
池田潔將此事與陶冶訓練人格的教育相比，斷言「這是在約三年間的德國留學中，無能的我所學到的唯一的東西」。 這真是意味深長的話語。為什麼我對這段話留有深刻的印象呢？這是因為對於訓練員來說，警犬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動，就不能說是能自由 (隨心所欲) 地控制警犬，而成了頑強抵抗的「他人」。
正因有「他人」，才有「自己」的存在；正是意識到遭受「他人」及外部的抵抗，才會發動自制心。因此，當覺得缺乏自制能力時，只有停止訓練活動。
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精神，持有自律心，就不能與「他人」交往。沒有這種緊張感，就會招來輕蔑。對於訓練員來說，警犬就是「他人」，假如從視野中喪失了「他人」的存在，「自己」的存在也變得難以成立，當然其結局是訓練也會失敗。
這種情況要是在人而言，不知更會複雜幾倍。
作者感慨地說：「站了近三十年的教壇，至今仍沒能掌握如此明澈的道理。」我認為這正是優秀教育家的坦白心情。
教育能力下降與「家裏主義」
儘管這本書已經出版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反過來看今天，對於青少年存在的問題，不僅限於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也包括廣泛意義上的教育世界裏，不正是缺乏了池田潔所提出的那種健全的緊張感嗎。
一直以來，部分年青人缺乏常識的舉動經常引起世人的反感。但是，這些現象正說明了社會全盤教育能力的衰弱，欠缺「自他」之間對峙所產生的精神上的「緊張感」，在警告我們這種「放鬆與放縱」的風潮。
曾有一個時期，譏諷說二次大戰以後日本的二大特色就是：孩子們的嬌生慣養和旅遊景點的廢紙垃圾。這正是二戰之後民主主義風潮所釀成的弛緩狀 況，是忽視與他人、與自然嚴肅對恃的結果。講到人格，就如同《自由與規律》所述的那樣，自明之理只有通過「自己」與「他人(包括自然環境)相互接觸，相互 衝突而產生的緊張感中才能得到鍛煉、形成」。這種自明之理的鍛鍊，隨著時間的漂移，由於生活變得富裕而逐漸受到輕視。
不能區別「自己」與「他人」、「私有」與「公有」，封閉在自我的空間之中。本來是在公眾場合，卻旁若無人地我行我素。這種當今年輕人的舉止，京都大學的正高信男教授取名為「家裏主義」。
在什麼地方都與在嬌生慣養的自己家裏一樣行動，是不能造就出只有意識到「他人」才能形成到的自律、公德心、最低限的教養及緊張感。這是因為它是只有通過持續努力的意識，才能形成的習慣。
但是，沒有抵抗感、缺乏「他人」反應的單調、平板的社會，並不是真正的自由社會。它會令人感到不暢快、難以過活。正如作曲家阿久悠所說的「什麼都有， 又什麼都沒有」那樣，人們已經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是一種看上去像是沒有什麼不自由，但平時又總感覺到欲求不滿的閉塞狀況。
社會習慣沒有得到繼承
曾有一相識的新聞工作者提起這樣的話題。
今年的《Imidas》(集英社每年出版的新詞新語字典)的其中一冊附錄的書名是《遇到這種情況怎麼辦？最新禮貌55》。如題目所示，從拿放筷子開 始，到紅白喜事時的禮節，重點地收集了各種各樣的禮儀方法的竅門。一般來講，這種類型的「年鑒」附錄只具有補充書中不足的性質。但如此的例外，不正反映出 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內容嗎？
這些禮節作法的大部分，過去都可以在家庭、社區中自然地體會掌握，而需要將其鄭重介紹，也確實反映了一種畸形的社會現象。
我為什麼要論及教育荒廢這種切身的問題呢？這是因為我深信，這裡所暴露出來的矛盾、病理，與連鎖暴力沒完沒了的現代文明的病根是深深相通的。
不管環境是大是小，忽視「他人」的存在，生命感覺會變得遲鈍、麻痹，缺乏感情，對周圍的人及事物漠不關心，憤世嫉俗。
這種隱藏在青少年心裏的病理，與我在前年倡言中警告過的現代高科技戰爭的病理是不謀而合的。就是「盡量減少我方人員的損失，給與對方最大的損害；由於不能正確掌握對方存亡的規模，對人的生死大事無關痛癢，完全失去感覺」。
美國試圖向伊拉克引進自由和民主主義，結果竟然是接踵而來的苦戰。對於擁有不同宗教理念、不同倫理、價值觀的伊斯蘭社會的人們來說，這些美國式的普遍 理念又有什麼意義和魅力——美國曾經慎重地考慮過諸如此類的問題嗎？重視「他人」的感覺充分發揮了作用嗎?所有的小問題都是與大題目有所關聯的。
因此，我認為應該從身邊可以做到的事情開始邁出第一步。我剛才提出了「迂遠」的方法，或許也是修正文明軌道這一大業的近道。
從家庭開始「和平的文化」
去年3月，聯合國安瓦爾・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副秘書長出席參加創價大學和創價女子短期大學的畢業典禮。他從心裏祝賀畢業生走出校門邁向社會，亦同時投身於世界和平活動。
副秘書長在今年年初給我發了新年祝辭。引人注目的是，在祝辭中，他強調指出了「家庭」、「家族」在世界和平中所起到的作用。
他說:「來自與社會有積極聯繫的家庭具有自立、創造力，可以培養出面對困難迎頭而上的人。如果幼少時期在家庭教導『和平文化』的內涵、寬容、相互理解、尊重多樣化的價值，那麼於數十年後的世界，與今天的暴力蔓延的社會相比，將會有很大變化。」
站在聯合國這一全球性立場，和平辛勤努力至今的人的話，真是言重千鈞。
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形勢越是混沌，與硬能的應急措施一起，如果不能開拓直達心靈次元的軟能精神土壤的話，恒久和平是無法達到的。而進行開拓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地方，就是家庭、家族這一最小原始共同體。
在不幸殉職的外務省奧克彥大使的「伊拉克來信」中，他在嘆息事態發展深刻的同時，還敘述到「但還是有挽回的餘地，這就是兒童們放著光輝的眼睛……看到伊拉克兒童們的炯炯目光，我深信這個國家將來也一定大有希望」。這不正指出了問題的核心所在嗎。
在以伊拉克為首的糾紛地區裏，看到大人眼中不信任與憎惡的怒火時，難免會感到絕望。可是當接觸到兒童們明亮無垢的目光時，對此人類史上的難題也會感到一絲的光明。
為此我呼籲，要著重於培養激發他們心靈的教育現場。
這使我回想起熱愛青年的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對年輕人的充滿熱情的呼籲。
恩師說:「這是一場熱愛眾生才發起的運動。然而青年中有許多人甚至不愛自己的父母，卻如何去愛他人呢？跨越如此無慈悲的自己，進入佛的慈悲境界，就是人間革命的奮鬥。」
愛眾生這佛教的最高境界，慈悲這人類愛的精髓，如果缺少愛父母這一最貼身的「一步」，則只會是空中樓閣而已。正如「路就在腳下」所說的那樣，在每天生活中平平常常的每「一步」，看起來非常不起眼，但卻包含著一切重大的意義。
超越親子的愛情，父母與孩子，互相把對方作為一個「人格」來看待，也就是放到「他人」的位置上相互陶冶、不斷錘煉。如此踏實的「一步」，可以把孩子帶離「家裏」，開始培育對社區的公德心、健全的愛國心，然後達到普遍的人類愛。
目睹當今時代精神的慘狀、衰退，像和平這樣的大問題，也必須從自己的周圍開始處理，否則，就沒有什麼其他的根本辦法。所以，我們應設想從這個角度上邁出確切的「一步」。
在這裏我想重溫恩師不朽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
1957年9月，大約在去世的七個月前，處於小康狀態的恩師竭盡全力發表的這個宣言，指責威脅全人類生存權利的核武器為「絕對惡」，並視廢除核武器的使命為託付給青年一代的「最重要遺訓」。
其核心部分如下:
「今天雖說世界各地掀起禁止試驗核武器原子彈等的運動，但是我要斬斷藏在其深處的魔爪。為此，我主張不管是哪個國家，是勝是敗，只要是使用了 原子彈、氫彈、全部都應被判處死刑。為什麼我如此主張？就是因為我們世界上的民眾都擁有生存的權利，而威脅這種權利的正是妖魔、撒旦、怪物。」
當時東西方正處於激烈冷戰的狀態，以美蘇為首的國家不斷進行核武器試驗，謀求提高其性能。
在這個時代中，恩師甚至使用「死刑」這一表現，正是因為他考慮到核武器可以帶來世界末日的殺傷力，而呼籲青年們進行徹底的精神鬥爭。
但是，這裏的「死刑」並非如文字所示的意思。其真意是，面對眾多的生命在一瞬之間化為灰燼而感覺不到絲毫痛苦，只會為所欲為的生命狀態，佛法中稱之為「他化自在天」（注解1），要從根本斬斷這一生命中隱藏的魔性。
認清持「核武器」確保「力量均衡」的觀點是絕對惡，從而打破核武器抑制論的幻想，對輕視生命的思想敲起警鐘，這個宣言的意義至今一點也沒有遜色。
斬斷隱藏在深處的魔爪
突破政治、軍事的思考範圍，試圖摘除隱藏在生命深處的魔爪這一洞察，我認為正是當今問題的重要視點。
按照該文章的論述，「斬斷魔爪」就是復活己心之中的「他人」的存在，感同身受，持有能控制自我的「自律心」，能控制自己的欲望，達到心靈的自 律。（「他化自在天」的「他」有異於我所論述的「他人」）。如此的話，「斬斷隱藏在深處的魔爪」這一困難的工作，也絕不是與己無關的事，而是從我們貼身的 「一步」開始，而連貫到禁止使用原子彈氫彈這一人類史的課題。
產業革命之後，基於西歐合理主義的近代文明，欠缺自律心，只會隨心所欲地以擴張為第一，一往無阻地盲衝直撞。
其表表者，就是以地球上全人類的「生存權利」做為抵押，而謀求特定國家的優勢和安全保障的核武器。這正是科學技術與軍事目的相結合而誕生的，「為欲望的文明服務」的特別產物。
如何阻止這種趨勢呢？我認為就是「對他人的關心」。換而言之，就是「公德心」、「公共意識」。
一百年前，在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席捲全球的時代，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在《人生地理學》中，把這種政治風潮稱為「國民性利己主義」，指出「國家 離開個人就不復存在，國家的目的也就等於每個人心裏要實現的欲望」，說個人的一生也好，國家也好，其最終目的應該是「人道」。
他並且主張為了達到「人道」，不但謀求自己的幸福，同時還要為謀求他人的幸福而努力。
在這一點，牧口會長非常認同他所尊崇的美國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主義論中的「公眾」意識。
杜威在《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這一考論中，借用作家赫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描寫的英國威爾特郡(Wiltshire)一個村莊的情景，提出了一個具體的主題。
「每個家庭都是以人的生活為中心。另外，也是以家禽家畜等的生活為中心。而這些中心相互關聯，如同孩子們牽著手排隊的樣子……請設想在村落一 邊的小房子的主人，在劈著很硬的木頭時，一不小心，沈重、鋒利的斧頭砸在腳上，負了很重的傷。出了事的消息將飛快地傳到住在一英里遠村子另一頭的人家。村 裏的人不僅知道了發生事故的情況，同時腦海裏也浮現出蒙受這一災難的村民在出事瞬間的情景。閃閃發光的斧頭落在腳下，從傷口湧現鮮紅的血濺向四周。他們會 感覺到如同自己的腳被砍傷那樣，受到很大的衝擊。」
對於友人蒙受災難，不單只是聽聞其事實，而且自身也感受到災難的痛苦、體驗到友人的不幸——這種活生生的感受性、生命感覺，正是「公眾」的最好定義。
其實在的感覺，栩栩如生的意識描寫，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不僅是人之間，鳥獸等動物，仍至大地、草木，相互間形成明顯的「他人」的存在，但又不是毫無關係，而是作為命運共同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只有參與這一共同體，人才首次獲得其「存在的根據」，能在共同體之中確認到個別的生死意義。
這可以聯想到托爾斯泰作品中，接近作者自述的《哥薩克》(The Cossacks)中的奧列寧、《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列文等等，通過偶爾的啓示而使他們的心靈提昇到與萬物合而為一的高境界。
杜威斷言道：「如果形成如此的親密狀態，國家則是不值得一提的東西。」
這與盧梭(Rousseau)流「回歸自然」又蹶然不同。伏爾泰(Voltaire)譏諷盧梭說：「讀了你的作品，我不禁要用四肢爬行」。之後，盧梭進而構築了他的人民主權社會理論，承認了排除所有人為的東西而回歸自然的理論，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杜威對「公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眾真正開始參政時代的「共同關心」、「公共意識」的應有狀態進行了考察。他研究村莊部落等「小共同體」在解體中如何形成「國家」的框架，如何將「大社會」變容為公眾構成的「大共同社會」等課題。
所以正如杜威時而明示、時而暗示指出，假如不能繼承村莊部落共同體居民的「公德心」、「公共關心」等基本意識的話，就沒有把握形成「大共同社會」。
杜威指出，掌握形成大共同體社會的關鍵就是大眾宣傳媒體。
然而，到目前為止，不禁要問到，在「公德心」、「公共關心」上培養起來的大眾宣傳媒體是否充分發揮了應起的作用。也不僅僅是大眾宣傳媒體的問題。對「他人」的漠不關心、憤世嫉俗的蔓延是與過去不可比擬的。杜威所提出的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甚至可以說是變本加厲。
加快這種趨勢的是現代二大思潮，即全球化與虛擬化。它們相互結合，不斷開拓著產業化的社會文明史的新局面。
最近，美國的「單獨主義」等現象使全球化遇到了障礙。但是，資訊化則仍是一個難以抗拒的潮流。雖然判斷其功過仍是太早，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資訊化社會帶來本質上的虛擬化。
虛擬化帶來的危險
資訊化的洪水繼承了近代化，以其便利性、效率性刺激人的欲望，迫使人屈服。與此同時，構成社會的家庭、社區、工作單位、學校、國家的框架也被削弱或解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空間的障礙被除掉，形成了一個網路社會。
資訊的傳達發展迅速，通過電視、電腦，可以在房間裏，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地球另一端的信息。其結果是，人們對物品、服務、趣味、娛樂、職業、居住地、國籍、家族構成等的選擇範圍和活動範圍都得以擴大。雖然這是一個很大好處，但也有它的弊病，即虛擬化。
象徵網路社會的二大手段的「貨幣」和「資訊」，兩者都是虛擬現實，而不是現實。
別說是「資訊」，就是「貨幣」也好，在原來的實體經濟與互換性上還可以理解。超越了這個範圍，到了投機的金錢遊戲世界，則欲望會變得沒有止境，而逐漸失掉了現實的反應和安定感。結果，會招來無止境的追求自我增殖的拜金主義，這正是貨幣這種東西所具有的魔力。
所以我們要認識到，「貨幣」、「資訊」等虛擬現實雖然可以幫補現實，但是絕對不可能取而代之。
不管資訊裝置如何發達，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的場所，如直接對話、會議、上課等並不會完全消失，金錢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了物品和服務。這一點，無人島上的魯賓遜（注解2），已經證實了。
也就是說，虛擬世界根本缺乏了通過與「他人」對峙而達到面向「自己」這些現實人生中的辛勞。就是說缺乏了內心的糾葛、鬥爭，即佛教所說的愛別離苦(與相愛的人分離之苦)、怨憎會苦(與相憎惡的人相逢之苦)等。
尤其是，虛擬世界本來就具有逃避這些內心的糾葛和搏鬥的便利性質。因此，也就很難產生通過「自己」與「他人」對峙而產生的自制心、自律心和公德心。
我們還須認清，支撐並構成資訊網路社會的也是人。在虛擬世界中，他們從頭銜、各種立場、羈絆與束縛中得到解放，成為「自由的個人」。與此同 時，也要求他們能面對泛濫的資訊做出自己的決定，做一個腳踏實地的「自主、自律的個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在虛擬化的資訊社會裡，很難鍛煉出具有這種 本領的「個人」。這正是資訊社會今後將面對的最大難題，而能否找出一個突破口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再三呼籲轉變想法，著重於從身邊的「一步」開始。
就像剛才舉出的威爾特郡的村民那樣，聽到「他人」受傷時，能否同時身同感受，這種生命感覺，才是補救虛擬世界的漏洞的方法，進而成為阻止戰爭發生的最大的抑制力量。
面對無數的戰死者，阿育王（注解3）才深深體會到戰爭的殘酷，從而開始其和平政治。我們也應該努力在身邊尋找如此的突破口。
在此，我要介紹大阪府立大學森岡正博教授的近著《無痛文明》(Transview出版社)。他在書中尖銳地指出現代文明的病理，令人深省。
森岡教授在今年元旦的《聖教新聞》上指出，現代的「無痛文明」就是為逃避辛苦，追求快樂，已經充斥著社會的各個角落。其結果，也剝奪了人享受生命歡樂的機會，使人只是被金錢與物質所包圍，而生活在不能痛感歡樂的空虛中。
沒有「悲哀」也就沒有「歡喜」；沒有「苦難」，也就沒有「歡樂」。在如此的社會裏，「他人」的存在、「關懷他人的心情」會逐漸凋落。
森岡教授在這本書中還指出:「將自己的痛苦盡量變成無痛化的人，是最感覺不到他人的痛苦、聽不到他人的訴說的人。甚至排斥了、毀滅了他人，也完全意識不到。」
「與他人發生衝突的時候，也從不設想改變自己的主張，沒有真正的對話。只要擴張自己，就是把別人打翻在地也在所不辭。」
真是「他化自在天」這一魔性的作用。而擺脫這條死胡同的出路又在什麼地方呢。森岡教授指出，追求可使人類從內部產生變革的生命力，這正是當務之急。
釋尊的四門遊觀
森岡教授提出的問題，與我們信奉的佛法有著顯著的相似。
這種思想表現在敘述釋尊出家動機、圍繞「生死病老」的「四門遊觀」 的故事中。
誕生為古代印度釋迦族王子的釋尊，過的是隨心所欲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與現代「無痛文明」有類似之處。
一天，他心裏起了很大的疑問，在經文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雖然這般富有，這般和藹、溫柔，但卻想到：愚蠢的凡夫，雖然他們會一天天地變老，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衰老，卻陷於苦思、煩惱，感到羞恥、厭惡，而忘記了這也是自己的處境。」
「愚蠢的凡夫，雖然他們會身患疾病，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患病，卻陷於苦思、煩惱，感到羞恥、厭惡，而忘記了這也是自己的處境。」
「愚蠢的凡夫，雖然他們終會死亡，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死亡，卻陷於苦思、煩惱，感到羞恥、厭惡，而忘記了這也是自己的處境。」 (中村元《釋迦牟尼Ⅰ》春秋社)
一般說釋尊出家的動機是為了解決「生老病死」，這人與生俱來的根本「苦」。 但我認為，釋尊想指出的不單是生、老、病、死等折磨人的問題，他更想指出的是，像反復告誡不要像「而忘記了這也是自己的處境」那樣，要先改革「與己無關」這種傲慢冷酷生命。
忘掉死亡的文明帶來的悲劇
佛法的出發點，在於不是無視他人的痛苦，而是當做自己切身的問題去解決，其間進而昇華自己的生命，以達到「自他幸福」的結果。只有在這種生活方式中，才可以不斷感受到真實的「生的歡樂」。
現代文明的特色，除了上述的「無痛文明」外，還被稱做「忘掉死亡的文明」。忽視生老病死這一根本課題，只是以生命工學、先端醫療等名目來掩飾，忘掉了人類社會只有從正面克服這些痛苦，人生才會變得真正豐裕。
另外，「忘掉死亡的文明」把死亡當作他人的問題，對痛苦感到麻木，大大地削弱了社會制止慘劇發生的力量，帶來了二次世界大戰和各地陸續發生的虐殺事件，使上個世紀成了大量殺戮和傷亡的世紀。
剛才敘述到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中，戶田會長訴說要「斬斷隱藏在深處的魔爪」，正是要剷除「忘掉死亡的文明」的象徵性產物——核武器，試圖改變現代文明的負的部分。
如同不可能有「只是他人的不幸」那樣，也不可能有「只是自己的幸福」。打破細小的利己主義，從他人之中感受自我、從自我之中感受他人的存在，相互輝映著生命的光芒，度過最高的人生——如此正是佛法中所說的世界觀、生命觀，也是我們SGI的挑戰。
人權復興運動
從各種意義來說，明年的2005年是近年來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也正值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六十年。在此，我想談一下為建設「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的具體政策。
我想就(1)聯合國的強化與改革 (2)推進核裁軍與廢除核武器的途徑 (3)擴充「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這三點分別進行闡述。
成立「威脅、挑戰與改革」高級別研究小組
第一是聯合國的強化與改革。
伊拉克問題上，在爭論採取軍事力量是非的同時，最受人矚目的是，隨著安全保障理事會上深刻的對立，聯合國的機能完全不能發揮。
為了防止這種事態再發，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呼籲有識之士成立關於改革聯合國的「威脅、挑戰與改革」高級別研究小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並在上個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該研究小組以四點為研討主題，到今秋為止要對秘書長進行彙報：(1)詳細探討威脅和平與安全保障的現存課題。(2)在解決這種課題時，考察集 體行動可以做出的貢獻。(3)重新研究聯合國主要機關的機能與其相互關係。(4)通過改革聯合國組織與過程等，提出如何強化聯合國。
我曾在2000年10月，與就任該研究小組主席的泰國阿南・班雅拉春(Anand Panyarachun)前總理圍繞二十一世紀的聯合國進行對話。
阿南前總理指出：「各國對聯合國的信賴和期待越高，聯合國的效率就會變得越好。」他一面指出聯合國因為是國家集合體而受到的限制，一面又強調了聯合國的意義。
他認為，至少應該歡迎聯合國的存在，因為他是「希望」。考慮到「如果沒有聯合國」，則不堪設想。可以說聯合國的存在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的確，有部分人不斷地叫喊著聯合國無能，說不需要聯合國。不錯，現在的聯合國有不少趕不上時代變化的一面。但是，考慮到既然現實上不存在能取代聯合國的其他組織來集聚世界人民的力量，那麼只有繼續支持和加強聯合國的實力才是上策。我們也一直採取了如此的行動。
重要的是要緊記伊拉克問題的教訓，考慮若今後發生同樣難以判斷的困境時應如何應對，而積極探討應制定什麼規則與制度。而我認為這中心非聯合國莫屬。因為聯合國是唯一得到世界一百九十一個國家加盟的機關，以它作為國際合作的中心，誰也不能否認其正統性。
鑒於這種前提條件，我想對強化與改革聯合國提出如下兩個建議。
通過召開聯合國緊急大會，進行意見彙集
第一是加強聯合國大會的許可權。
正如聯合國憲章所制定的那樣，只有安理會可以委任和平與維持安全的主要任務，並持有決定行使法的拘束力權利。但是，在實際審議時，因為只承認有五個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制度，所以經常出現達不成任何協定，導致不能發揮功能的情況。
由於聯合國大會是所有成員國的「國際對話場所」，如此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會議的許可權制度及其運用，是必須被加強的。
憲章規定聯合國大會關於和平與維持安全的許可權次於安理會。所以當安理會通過否決權等而大會不能發揮其作用時，就會召開聯合國緊急特別大會，盡量起到規勸的作用。
這就是所謂「聯合一致共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的緊急聯合國大會，是基於1950年聯合國大會採納的決議，只要得到安理會九個國家贊同或是加盟國過半數的贊成，就可以召開。
進入二十一世紀，威脅和平的新形式層出不窮。今後一定會面臨不少難以決斷的局面，特別是圍繞行使軍事力量等爭議。假若於安理會發生糾紛時，應該落實召開緊急聯合國特別大會，確立把其會議上的結論反饋給安理會的構造。
聯合國的力量與信賴決定於其能否形成國際社會輿論。雖然其對於威脅和平與安全的各種實際的措施也很重要，但確保其「正統性」，使軟能得以發揮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為了解決問題，什麼是最理想的方法？二十一世紀聯合國的最大存在意義，不正在於彙集國際社會的意見來尋找這個答案嗎。
上月在聯合國大會上，也全會一致通過了如何增加聯合國大會的活力與提高其權威的決議。這也說明了聯合國也正在開始強化這個唯一可以代表世界的聲音的大會。
給予糾紛地區以「不間斷的支援」
第二點是，調整涉及到從糾紛到構築和平過程的聯合國各個機關的活動，維持一貫性的環境條件。
近年來，對糾紛地區斷斷續續的支援成為了深刻的問題。去年5月發表的「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人類安全報告》(Human Security Now: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People)中也強調必須解決這些支援的斷續狀態，不要創造真空的狀態。
報告書就於各地的糾紛中與其結束後沒有對人民提供有效的保護這點，呼籲「不要拘泥於自己所分擔的任務，應該最優先考慮如何去保護人民的生命，如此才可以克服現在各部門我行我素的混亂現狀」。
同時指出，「特別是在國際軍事介入之後，保護人民的性命雖然來得重要，但復興活動也是有著同等的重要性。即是說，成功與否的判斷，主要不在於糾紛的停止，而在於其後的和平實質」。為此，所有部門都應以人民和社會的復興活動為重，而在同一領導單位之下開展上述活動。
由於近年來糾紛越趨複雜，綜合地推進各種支援活動的需要高漲，我建議應該在聯合國設立一個有力的領導機關來進行這個任務。
例如，在聯合國已經事實上完成其使命的託管理事會（注解4），以「復興和平理事會」的名稱發展改組，來擔任這個作用又如何。
過去我曾經提議，改變託管理事會，一方面與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保持密切的協作，一方面保障糾紛地域的多樣性文化和民族。
加入這種要素的「復興和平理事會」，應該首先負起推進從人道支援到構築和平等各個活動的責任。
另外，我認為在推動此活動時，有必要保持與當事國與周邊國繼續協商的場所，並設置定期對關聯國家報告其活動進展狀況的制度，努力提高其透明性與信賴性。
廣泛的民眾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總之，為了實現強化聯合國，不只是成員國，強大的民衆階層支援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聯合國長期面臨著資金短缺這一難題，期望能儘量地獲得廣泛的支援。
去年2月，設立了以巴西的費爾南多・卡多佐(Fernando Enrique Cardoso)前總統為主席的「民間社會與聯合國關係知名人士小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UN Relationships)，制訂了彙集民間社會意見的報告書，為聯合國的強化作出了貢獻。
為了使潮流更加高漲，加之明年是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我建議採取2000年NGO(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召開的「千年論 壇」(Millennium NGO Forum) 形式，召開以NGO和民間社會代表參加的「聯合國民眾論壇」，來加強聯合國在二十一世紀的和平實力。
我所創立的和平研究機關「波士頓二十一世紀研究中心」，在聯合國成立五十周年時也曾提出《來自民眾的提議》(A People's Response to Our Global Neighborhood)等報告，一直推進支援聯合國的活動。我考慮今後也將積極開展合作研究、召開專題討論會等，擴展民眾對聯合國的全球性支援。
使國際刑事法院活動踏上軌道
配合改革聯合國提議，作為處理接踵而來的恐怖活動的對策，我認為創造「以法解決」的環境尤其重要。
2001年9月，繼安理會決議採納於聯合國設置「反恐怖主義委員會」(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之後，去年6月在法國埃維昂(Evian)召開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設置了以支援該委員會的活動等為目的的「反恐行動小 組」（Counter-Terrorism Action Group）。
為了把恐怖活動防患之於未然，或是防止其再次發生，除了在各國調整擴充法律制度的同時，不可或缺的是堅韌不拔的國際合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國際機構，一面傾注力量增強其預防措施，一面推進創建不再發生恐怖活動的環境。
另外，同樣重要的是增加承認國際刑事法院的國家，使其活動走上正軌。
國際刑事法院在去年3月正式成立，並開始其活動。它是對戰爭罪犯、或犯了大量虐殺的個人實施審判的常設法院，目的是在切斷世界各地相繼發生的糾紛、恐怖活動的憎惡、暴力連鎖，改變國際社會「以力量解決」的風潮，落實「以法解決」的制度。
為了使法院能發揮其真正作用，重要的是要得到更多國家的承認，以確保其普遍性與信賴性。
去年8月，在聯合國安理會上通過決議，強烈譴責對糾紛地域的聯合國人員或是人道援助工作人員進行的恐怖活動。
原因是於伊拉克、巴格達發生的對當地聯合國本部進行的炸彈恐怖活動，給予國際社會極大的衝擊。為了從制度上防止這種非人道的恐怖活動，也應該確立在國際刑事法院般的司法制度下進行裁判的原則。
我們SGI，作為聯合國NGO，也會致力於啟發意識等活動，來支持國際刑事法院走上軌道。
另外，我提議要強化「國際人道法」。至今為止，其主要目的是為處理國家間戰爭或國內糾紛等問題。我認為，在處理恐怖活動的措施上，或處理跨國內戰等新事態當中，也需要遵守國際人道法的精神。
早日使CTBT生效
第二，我想展望削減、廢除核武器的前景。
上月，伊朗簽署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追加協議書（注解5），同意全面接受對原子能的檢查。接著利比亞也同意全面廢棄包含核武器在內的大量破壞性武器的開發和製造計劃，並立刻接受國際檢查團的查核。
這是在不擴散核武器體制方面的一大前進，但在消除核武器對地球的威脅上，仍有很長的一段路。
為了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我強烈認為，應該把重點從「不擴散」轉向「核裁軍」、「廢除核武器」才對。
當然，健全的「不擴散」制度是促進核裁軍的前提條件。正因如此，我們反復號召於1996年採納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簡稱CTBT)早日生效。
條約中所制定的監視核武器實驗的國際觀測網正在順利地籌備，如果它走上軌道，那麽事實上妄圖秘密進行核武器實驗則是不可能的。
問題是它在七年間還未正式生效，而美國政府於去年增加了新型小型核彈、強力地下貫通型核彈等研究預算，令人憂慮其核武器實驗活動再開的動態。
去年7月，阿爾及利亞，一個使條約生效的重要條件國批准了此條約。我們有必要提高國際輿論，使剩下的以美國為首的十二個重要條件國家也相繼批准，讓CTBT早日生效。
與此相關的，就是應設立一個全球性的制度，使有核國承諾不對無核國使用核武器的「消極安全保證」(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能夠生效。
真摯地將這些措施一個個地實施，才是前文所述自制心的「形式」。我想重復強調，把這些資訊廣泛地傳到民眾的心裏，才是抑制戰爭、恐怖活動的最大力量。
然後，比任何都重要的是，有核國應誠實地履行核裁軍，這才是提高各種核武器條約的信賴、促使其生效、並使不擴散體制得到安定的最大關鍵。
核裁軍的誓約是NPT的「靈魂」
雖然《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簡稱NPT)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核武器擴散，但其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側面，就是其促使各國成員要誠摯地商討核裁軍的明文規定，故此比起任何其他 的有關核武器條約，得到最多的國家簽署。
1995年決定條約無限期延長，和一起通過的「加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審查進程」(Strengthening the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與「核不擴散及核裁軍的原則和目標」(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文件，表現了核裁軍構造於國際社會上已漸趨成熟。
由於明年2005年是原子彈轟炸廣島與長崎六十年，亦會召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審議大會」(NPT Review Conference)，故此於去年的倡言裡，我提議同時召開各國首腦參加的「消滅核武器的特別總會」，同時於聯合國設立核裁軍的專門機關。
在2000年的審議大會上通過的最終決議中，加進「達成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明確約定」條文，也呼籲「為了全面廢除核武器的導入過程中，所有的有核國應儘早參加」，要求各國為實現其目標而付出努力。
為此最重要的是，五個有核國，也同時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對NPT所有成員國負起責任，率先誠意地主導談判。
我確信在2005年的審議大會，或於我提議的聯合國特別大會上，有核國的五個國家假如同意開始談判，就必定會為核武器問題打開一條生路。我呼籲他們早日著手制定廢除核武器的具體時間表。
東北亞的永久和平
與核武器問題有最大關聯的，就是現在最受矚目的北朝鮮核武器開發問題。
當2002年12月北朝鮮宣佈重開核生產設施以來，國際社會對北朝鮮開發核武器的憂慮日益高漲，而去年8月在中國北京召開了由美、俄、中、韓、朝、日參加的六方會談。
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進展，但正像議長在總結時說到，進行了實質性討論，明確了協調一致解決核問題及其他關切，在和平解決的過程之中不採取使狀況惡化的行動等，並為下一輪會談奠定了基礎。
但是，在此之後看不到舉行會談的徵兆。今年1月，北朝鮮接受美國的非正式代表團對其核設施進行視察，但是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
對日本來說，過去北朝鮮綁架日本人事件是絕對不能避而不談的。
雖然如此，重要的是「多國間對談」總算有了頭緒，希望各國堅持議長的總結精神，繼續努力通過誠意的對話去打開僵局。
我期待早日召開第二次會談的同時，為了推進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國家間的相互信賴，提議於將來設置如「東北亞共同體」似的具體組織，來推進多國間對談，和設置「東北亞無核地帶」。
從被保護到做貢獻
第三點我想提到的就是擴充「人類安全」問題。
「人類安全」是在近年通過反省過去的安全保障觀念而形成的。它是把重點從國家安全轉移到以人的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保障構思。
所保障的內容不僅包括戰爭、恐怖活動、犯罪等的直接暴力，還包括貧困、環境污染、壓抑人權、歧視、教育的落後等威脅人類安全與尊嚴的所有問題。
聯合國的安南秘書長在今年年初的致辭中指出，由於伊拉克戰爭，使人們忽視了對貧困、饑餓、不淨食水、環境破壞、傳染病問題等的對應，而這些問題隨時可以剝奪百萬人以上的生命，呼籲世界領袖在今年努力尋找其對策。我所指的「人類安全」，正是他提到的這些社會問題。
自從聯合國開發計劃(UNDP)提倡了人類安全的基礎概念以來，其重要逐步受到認識。2001年設立了「人類安全委員會」。去年5月發表了前文所觸及的報告書。
報告書中，立足於至今為止的國際議論，把人類的安全保障定義為：「擁護人類生存不能缺少的基本自由，把人類從更深更廣的深刻威脅下保護過來」。
我特別著眼的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報告除了舉出了「保護」以外，作為第二個關鍵，還舉出了要使人能「自強」。
也就是說，不單是要受到「保護」，更而創造出適當的環境，誘發人本有的堅毅實力，使人在爭取自己幸福的同時，也對社會作出「貢獻」。
對此，報告書如此強調：
「實現『人類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人除了為自己以外，還有為他人行動的能力」。
「從提高這種能力的觀點上，『人類安全』與國家安全保障、人道活動，或與許多開發事業並不相同。它使人自強，使人不但能自力更生，更可以形成整個社會的潛力而大有作為」。
只有通過為他人的行動、對社會創造新價值的挑戰，才能形成不可摧毀的和平基礎。
普及婦女教育是社會安定的關鍵
為擴大「人類安全」，最應該努力去做的，我認為正是本文上述所強調的「教育」。
據說世界上現在有八億六千萬的成人不會讀書寫字，有一億二千一百萬兒童不能上學。
為此，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為中心，展開了「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活動，目的是基礎教育的完全普及，而去年也開始了「聯合國掃盲十年」運動。
為了使人類能發揮其本有的力量，最重要的活動就是掃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不僅使婦女有所成長，也會成為使家庭及社會發展得更美好的巨大動力。
上月出版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2004年世界兒童狀況》(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4)上指出，如果不推進女子的教育活動，就不能達成世界其他的開發目標，呼籲國際間盡快實施改革。
但是，由於資金等原因，許多國家不能及時地普及初等教育，應該通過國際間的合作來克服這種障礙。
根據聯合國及世界銀行的試算，如果在世界每年支付的軍費開支中，將其四天的經費用於教育領域的話，那麼全世界普及初等教育的必要資金就可以維持到2015年。
完全普及這種初等教育也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注解6）的八大目標之一。我呼籲為了推動實現這一目標，應該以比如「全球初等教育基金」的形式，加強國際間資金合作的構造。
在致力於普及基礎教育的同時，為了建設沒有戰爭的世界，「人權教育」也極為重要。
消除糾紛就是要克服不斷激化的敵對意識及歧視感情，創造出走向和平共存的土壤。
雖然還未到糾紛的地步，但由於世界性經濟不景氣，加上失業問題等，會產生出各種各樣的摩擦，令社會緊張的局勢不斷加深，如此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
美國新聞工作者故諾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曾在我們的對話集《人的選擇》中，警告說「對他人的傷痛持毫不關心的態度，正明顯地表示出教育的失敗」。對這種狀態繼續置之不理的話，對社會的憎恨及憤怒的感情就會積累起來，進而招來更大的糾紛。
三年前我在寫給在南非召開的聯合國「關於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不容忍問題世界會議」(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致詞中，作為「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1995-2004)的持續形式，呼籲設置「聯合國人權教育促進和平十年」。
去年8月，聯合國人權小組委員會提出在聯合國大會上宣言設置「第二次人權教育十年」的勸告。我除了歡迎這提議外，還想呼籲在實施這些行動時，應特別關注到未來主人翁的兒童們，並努力推進關聯到創造「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的人權教育。
今年還是「紀念反奴隸制鬥爭和廢除奴隸制國際年」，我們更應接受過去沈重的教訓，培養克服種族歧視、形成不容忍這些行為的社會風潮。
作為SGI，我們將通過支援聯合國機構的各種活動，團結聯合其他的NGO，努力在全球推進和平與人權教育活動。
資訊社會的倫理
近年來，在迅速發展的資訊化社會中，大眾傳媒煽動對特定民族、種族的歧視感情的例子、互聯網上攻擊特定民族、種族的網頁等層出不窮，令人擔心其成為產生糾紛或由憎惡而產生犯罪的溫床。
上月在瑞士召開了聯合國第一次的「資訊社會世界首腦會議」(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中心議題是資訊的擁有和非擁有者之間的差距擴大，也就是「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的問題。除此之外，還從各種角度對資訊社會應有的狀況進行了質疑。
大會採納的《最後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中，除了明確承認了網路社會中的報道自由和媒體的獨立，也強調了媒體對資訊的負責。
我認為明年在突尼斯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應對於資訊社會的倫理進行更深層的討論。
世界規模的「人道競爭 」
無論如何，為了推進「人類安全」，不可或缺的就是嶄新大膽的構思與不斷的頑強努力。設置了「社會發展和人類安全部」的泰國正可供參考。我認為如同牧口 會長所提議的「人道競爭」那樣，各國應該向著好的方面互相競爭，而共有從中得到的資訊與經驗，進行技術交流、人員派遣，實現世界規模的「人類安全」。
重要的是，這挑戰不僅僅停留在國家這一層次，而應廣泛地得到人民大眾的支援、理解與參與，才能結出果實。
為了使人民奮起參與，重要的是要推進啟蒙運動，使他們認識清楚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基於這個理念，我們SGI除了積極參與聯合國的裁軍活動、人權活動， 地球問題首腦會議（Earth Summit）等國際會議外，還展開一連串的展覽，如「核武器——對人類之威脅展」(Nuclear Arms: Threat to Our World)、「戰爭與和平展」(War and Peace: From a Century of War to a Century of Hope)、「現代人權展」（Toward a Century of Humanity – Human Rights in Today's World）、「環境與開發展」(Toward a Century of Life –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等等，通過這些草根運動，去啟發人民大眾的意識。
去年，作為和平教育的一環，在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部、日內瓦的聯合國歐洲本部等巡迴展出了「萊納斯・鮑林與二十世紀」展(Linus Pauli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est for Humanity)，和舉辦以SGI為中心的「為世界兒童建設和平文化展」(Building a Culture of Peac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目的是要通過這些展覽，使人們對圍繞地球面臨的一個個問題進行詳細思考，來掀起時代變革的波濤。
為了萬年的未來，埋下「和平的種子」
和平學者博爾丁(Elise Boulding)博士提倡二十一世紀世界的基調應該是「和平文化」。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對談當中，博士說人不僅僅活在現在這一瞬間，否則我們將敗於各種不能解決的現狀。為了不失去希望，應以長期的觀點看待未來，和採取有建設性的行動。
戶田會長曾說，展望萬年的未來，創價學會將會成為人類帶來希望與觸發的電源。我們胸懷自豪及使命感，以明年SGI成立三十周年為目標，將會進一步團結全球的世界公民，以求達到構築「和平文化」的目的。
我們SGI的「人間革命」運動，就是要使每個人醒覺到自己無窮的潛力，為人為己，使他們都能參與社會的建設。
記得在1975年1月SGI成立的時候，我對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呼籲，不要只顧開出自己美麗的花朵，而應於全世界播下和平的種子，來完成自己尊貴的一生。我也會這麼做。
這個信念至今也沒有改變。和平並不是游離於日常生活的虛無概念。實踐和平，就是指每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在自己的生命裡、在自己的一生中如何積極地播下和培育和平的種子。我深信這正是爭取永久和平最穩健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