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精神的潮流 世界精神的光芒（2003年）
2003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使人性尊嚴放射光輝——為實現「和平」與「共生」的地球社會為打破力量對峙的結構而奮勇挑戰
為紀念第28屆「SGI日」，我想發表一下自己的感想。
提出以「和平文化」與「文明間對話」為時代關鍵字的21世紀，也已經迎來了第三個年頭。
然而，圍繞世界的形勢卻日趨緊迫。突然冒出的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問題等，與「和平」、「對話」存在著180度差異，情勢緊張、一觸即發。與其說是拖著「戰爭與暴力的20世紀」消極遺產，還不如說是比其更加惡化，更加升級為確切。
愈發緊迫的伊拉克、北朝鮮形勢
迎接新世紀時，人們流露出的喜悅表情，而今已不再重現。引人注目的卻是到處彌漫著的閉塞感和焦躁感，而證明人之精神健在的對話卻差點被扼殺了。
在全世界屏息注視中，儘管大多數人祈求和平解決伊拉克問題，但是美國攻打伊拉克已不可避免。中東的焦點巴勒斯坦局勢，新年伊始又陷入自殺性爆炸恐怖活動與復仇這種以暴力還暴力的惡性循環泥沼，且逐步升級。
加之，一舉暴露出的愈發緊張的北朝鮮問題。
幾年前，由韓國金大中總統提出的「太陽政策」，使得朝鮮半島形勢呈現緩和徵兆。但是，隨著北朝鮮聲明退出NPT(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IAEA(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措施協定，和透露要重新開發導彈等「危險的邊緣外交」，局勢瞬間轉向了黑暗。
目睹這些危機狀況，我不禁想起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博士於30年前在和我的對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啟發性地闡述了對人類的警告。
博士指出，科學技術帶來的「力量」將以前所未有的勢力加劇擴大，與人們的「倫理行動準則」的反差也將越來越大。而如此戲劇性擴大的原因就是原子能。他闡述到：
「即使在這樣的原子能時代，人類仍必須把自己行動的平均準則提高到釋迦牟尼、阿西西的聖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實際所達到的準則，否則很難尋找出逃避集體自殺的方法」。
換言之，就是「規勸世人要有完善的道德」。
博士指出，為控制核武器等技術文明所帶來的畸形怪物，不可或缺的就是釋迦牟尼或聖方濟各所表現出的「完善道德」，即徹底的非暴力精神。
博士還談到，姑且不論類似宗教界巨人般的突出人格，能否將全人類的「行動平均準則」提高，參照人類歷史，結果悲觀。
倘若寄託希望，僅有的可能性，就是「通過宗教界的革命，有可能使人們的心情產生激烈且廣泛的變化，或能導致事態的好轉。」
我認為，正面臨著核武器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危機的當今，我們更應該把博士的碩學智慧銘刻在心底。
為此，我常呼籲：「創價學會的社會作用、使命，就是秉持發自生命深邃處的『精神』力量，去與外在的、且具有束縛力量的暴力、權利、金錢勢力等這些不斷侵犯人性尊嚴的『力量』進行鬥爭」。
「善」的沈默助長「惡」
具體而言，這種「精神鬥爭」是指，不論現狀如何，絕不放棄言語，將對話貫徹到底。但說是容易，辦起來卻極為困難。
在這種「鬥爭」面前，時常會出現阻止、拒絕對話，否定人性的邪惡存在。而每當需要與這種邪惡相對峙的時候，語言、對話能否頑強地持續言論戰，正是判斷其是否具有真正價值的試金石。
就此，日本的山崎正和所寫的話劇《語言——逮捕艾希曼的男人》(中央公論新社)特具啟發性。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眾所周知，是執行納粹大屠殺的重要人物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偽名逃至阿根廷，後被以色列情報機關逮捕，秘密送往耶路撒冷，在全 世界關注下，審判結果被處以絞刑。即使如此，十惡不赦的他在法廷上依然否認控罪，堅持自己不過是納粹官僚機構的齒輪，只是服從命令殺人而已。
這個話劇是以實在的人物彼得・馬爾金(Peter Z. Malkin，逮捕艾希曼的原以色列情報機關摩薩特成員)與艾希曼對峙為中心而展開的。
其主題是艾希曼是否會講出「良心責備」的言詞。
面對做了那麼多冷酷無情的惡事、在法廷上卻極其卑微的艾希曼，彼得有時不顧違反規定，私下給他放唱片，邊請他抽煙或喝葡萄酒，邊諄諄誘導，訴之以情， 讓他承認罪過。有時甚至還迫切苦苦地請求道：「我想聽聽你的話，請你開口。求求你，我求你了。「但艾希曼直到最後都未吐出過一句悔過的話，緘默地在絞刑架 上葬送了生命。
彼得對自己的同事說：「正義並不強大。邪惡可以不需說明就去殺人，不理解邪惡的人也會被毀滅。但對於不理解正義的人來講，正義是不具備任何力量的。正 義就是說明。能令人信服的才是正義。所以正義希望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被解釋清楚。就是對壞人惡事，也想得到為什麼如此的說明。」
「說明」與「信服」——這正是語言的力量，正義與善，只有建立在這基礎之上，才能得以成立。
貫徹這種「精神鬥爭」是何等的困難，在艾希曼的沈默(拒絕語言、對話)面前，一籌莫展的彼得形象正是最好的象徵。
這困難雖然連湯因比博士也感到悲觀，但在這種精神壓抑底下，重要的是不喪失意志，不緘默。
「善」的沈默正是「惡」所期望的。事不分大小，以語言人(homo loquens)的名譽，必須不間斷地持續言論戰。若能不為感情所動、顧全大局、竭盡最大程度的精神力量持續對話，就一定能在黑暗的帷幕上打開突破口。
海明威的名著《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描述古巴老漁翁好不容易煞費苦心地捕捉到巨大的旗魚後，卻又要同為搶奪巨大旗魚猛撲過來的鯊魚進行博鬥。
他寫道，「瞧吧，人不是為了屈服而被創造出來的。的確，人或許會被殺害，但決不屈服。」
恐怖活動的陰影
伊拉克、北朝鮮的一系列險惡動態，不待說，與前年9月11日在美國同時發生的多起恐怖事件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9・11事件成為「與恐怖活動作戰」的契機。
隨著塔利班(Taliban)政權的摧毀，以阿富汗為據點的恐怖活動組織雖被驅逐，但並非表示已被根絕。一連在印尼、俄國、肯尼亞發生的恐怖事件，很 多人懷疑與塔利班有所關聯。跨國的恐怖活動組織不像主權國那樣有明確的主體，與他們的戰爭很可能會陷入沒完沒了的泥沼狀態。
在一觸即發、危如累卵之情況下，世界的領導們該怎麼辦？
不管怎麼說，成為最大焦點的是如今具有史無前例實力(經濟力、軍事力)的、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動態。
對日本而言，不應認為只要追隨美國的意向就可，而是該作為同盟國，積極地提出相關的意見。冷戰結束以後，應怎樣面對伊拉克、北朝鮮、或者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北亞和平與安定的問題，我認為是考驗日本外交的獨立性的關鍵。
為打開眼下的緊急事態，掌握著主動權的好歹卻都是美國。
正因為如此，自從把與恐怖活動鬥爭定位於「新的戰爭」以來，我與世界許多有識之士一樣，對美國的強硬態度，即為了防止恐怖活動，即使先敵進攻也在所不辭的這種「先發制人的攻擊主義」（注解1），不能不表明憂慮之念。
美國遭受同時多起恐怖活動的打擊確實過大，全世界的同情心也都集中在美國一身。
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各國決定行使即使是在冷戰時代都沒有行使的「集團自衛權」(Article 5 of Washington Treaty)，證明了要與美國步調一致。但是，眾所周知，美國無視國際協調的聲援，只攜英軍為伴進攻阿富汗。
這場「戰果」，促使美國與國際協調主義背道而馳，更加傾向於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美國拒絕簽訂為防止地球變暖的《京都協定書》， 單方面撕毀ABM(彈道導彈迎擊導彈)限制條約，不參加CTBT(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及國際刑事法庭等等。近年來美國的單邊主義令人不能漠視，受到 國家內外的強烈批判。
二十一世紀的「國力」
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敲響警鐘的有識之士中，有我的舊友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博士，他是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院長，曾是國防副部長助理。他認為，國力包括兩種力量：一種是經濟力、軍事力等硬能(hard power)；另一種是價值觀、文化等軟能(soft power)。軟能，既不把本國所期望的強加於他國，也不強迫對方服從，它是讓對方成為夥伴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相輔相成尤為重要。
他指出：「軍事力量只是對付恐怖主義的一個部分。要鎮壓恐怖主義，必須與各國公民緊密合作，需要歷經長時間堅韌不拔、腳踏實地的努力。」(《外交論壇》2002年1月號)
「21世紀的國力是硬能與軟能的相互結合。(中略)最糟糕的錯誤是相信片面性的分析，和相信只要增強軍事力量就能維持美國的實力。」(《美國霸權的困惑》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完全正確。明知是邪惡的、殘忍的恐怖事件，卻又不知為什麼總在世界各地杜絕不了，略加思考，無論是誰都會贊同這道理。
誠然，恐怖行為是絕不得容忍。為同它對抗，有時可能需要採取武力這種緊急的對應措施。另外，我也不否定這種毅然的態度從側面會帶來抑制恐怖活動的效 果。就像奈博士曾在五角大樓擔任重要職位一樣，作為一介個人，全面否定軍事力量，在「心情倫理」層次(韋伯Max Weber)還說得過，但作為政治層次的「責任倫理」（注解2），則未必具有現實性。
硬能，特別是軍事力量，如果沒有導致陷入憎惡與報復的連鎖，多少產生些效果。這需要保持軍事力量的一方，或者是迫不得已行使軍事力量的時候，徹底的自制心也就是源自軟能的自制心，能否起到節制作用，我認為這點很重要。
奧爾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t)留有這樣的名言：「文明就是嘗試把武力變成最後的手段」(《群眾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這裏的「文明」，是指內在的自制心以各種各樣的姿勢、形態表現出外的結果。
若從這觀點來看，不得不令人懷疑美國一連串的單獨行動，會否與美國自身所標榜的自由、人權、民主主義等普遍理念有所抵觸。奈博士曾經指出美國的這些普 遍理念，隨著資訊化時代的發展，會愈發演變成為美國獨特的魅力。迫切希望超級大國具有自制力，這也絕不僅是我一個人的期望。
對於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危機，也的確很能理解當獨裁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的恐怖與淫威。
同時，美國為制止這危機而須進行的嘗試就是，必須自覺地認識到自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最大擁有者。有必要具體地表示「自制心」，就是為阻止這種威脅 而確立國際管理體系、或設定從削減到廢止為目標的手段及步驟。只有這樣，才能給予世界各國真正的說服。否則，即使被指責為道義上缺乏說服力，也真的無力給 予反駁。
手段與目的
硬能突出的背景，被認為是深受美國「一國獨贏」的全球主義的影響。在自由化、規制緩和的口號下推進的這股風潮，顯然是傾向於金錢資本主義、金融主導型國家。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經濟自由度增加，不確實性因素也增加。高風險、高收益的競爭走向愈益激烈，必然產生少數的「勝利者」與多數的「失敗者」。而且，即使說是「勝 利者」，也總是處於不安定的狀態，若希望一直是「勝利者」，就不得片刻休息，從理論上講，在成為最後唯一的「勝利者」之前，必須一直不停地跑下去。故此， 缺乏「安全網」的金融主導型全球主義，逐漸變成了「一人獨贏的金錢遊戲」。
在這個容許上流百分之一的人擁有幾乎占國家財富一半的極端的貧富懸殊、不公平的社會裏，不管是在國家內外，對「失敗者」或「弱者」的視線就顯得薄弱了。這種投向「他人」視線的衰弱，就是自制心、道德心衰弱的別名。
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人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任職世界銀行副總裁期間，奔走於受到全球主義影響的國家、地區，探求問題的所在。他在近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 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發出如下的警告：「現代的高科技戰爭，不通過肉體的接觸就能進行。從一萬五千米上空投下炸彈，本人『感覺』不到自己在做什 麼。這也如同現代的經濟管理，只要是坐在豪華飯店的客房裏，不論是制定出什麼樣的政策，也都會無動於衷地強加於他人。如果能夠『看到』、認識到對方，知道 自己的所作所為將破壞對方的生活，那就一定會重新考慮所制定的政策。」
金錢本來用於生產人類生活必須的商品、服務，是為了圓滿地進行再投資、再生產的手段。雖然在活化經濟活動中缺少不得，但終究只是手段、配角。而現在這個手段代替了目的、配角成了主角。
佛經有云：「倉之財無勝於身之財，而身之財莫若心之財第一也」(《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1222頁)。
在像現在的情況下，理所當然的結果是，真正是主角的「人」，反被逼成不重要的小角色，對於攸關他人生死的痛苦感受即「心之財」也早已麻木不仁。這不僅 限於美國，在受到全球化巨浪席捲的現代世界，不管勝敗如何，不、不如說正是勝利者一方，在生命感覺的深處棲居著這種病理，這樣說並不過分。
我榮幸地能夠與尊敬的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加布賴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博士結為知己。他一直在對網路泡沫經濟敲響警鐘。我認為應該真摯地接受他對轉換價值觀的如下勸告。
他指出：「經濟所提供的所有商品與服務，既不是里程碑，也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今後，應以經濟能否使人在生活中享受各種各樣的快樂、和隨同而來的真正的幸福度來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日本經濟新聞》１月3日)。
美國是一個寬容的國家。或許是同時發生的多起恐怖事件給予美國過大的打擊，如今令很多人擔心的是，美國是否允許了單憑力量這硬能推動事態發展，從而取代通過對話方式的說明、信服、達成協定。
我要重申，應當徹底聲討無差別恐怖活動的非人道性、殘酷性。但是，若為對抗恐怖活動而向硬能一邊倒，則就太沒策略，太令人悲哀了。「憎惡與報復連鎖的 反復」，歸根到底會令人與恐怖主義陷落到同樣的層次，如果用加塞特流形容，是從「文明」到「野蠻」的歷史倒退。恐怕連「文明的衝突」這最惡劣的一幕也可能 成為現實。
我們訣別了受盡政治意識形態這個惡夢折磨的20世紀，我祈望不再被別種形態的惡魔重新纏繞。
帕斯卡的「人性觀」
我想對時代精神迫切要求的「等身」範例(對事物的見解、事物的結構)、「等身」構思的重要性闡述己見。所謂「等身」，正如字面，是與自己的「身長、尺寸」相適應的思維、感受。也可以說是不脫離人的生命感覺、生活感覺。
倘若單從肉體面來看，置身於自然界的人類是極其渺小、微不足道的存在。即使自己的惡行使人類滅亡，但從地球整體的悠久活動來看，也不過是些微的損失。帕斯卡(Blaise Pascal)把「人」喻為「自然界最軟弱的一根莖」。
但是，「這根莖是會思考的蘆草」。「無論擁有多大的領土，我都不可能變得比現在的我更大。從空間來說，宇宙包含著我，把我當作一粒原子來吞併。但在思 考的領域，我包含宇宙。」(《Pensees》)這裏「包含」的話語中有「理解」「信服」的意思。因此「思考」不只是笛卡爾(Descartes)式的狹 義的理性行為，即在量上把一切都等質化。「思考」該是全面地掌握住人的感性，兼具質的一面。換言之，兼備「幾何學的精神」與「纖細的精神」，掌握整個生命 的活動及作用。帕斯卡就是沿著這個方向探求「等身大」的人性與人的尊嚴。
「我身一人之日記文書」
這與重視「六根」協調的佛教教義在根底是相通的。大家都知道，六根是指眼根(視覺能力)、耳根(聽覺能力)、鼻根(嗅覺能力)、舌根(味覺能力)、身根(觸覺能力)、意根(思維能力)。
大乘佛教探求意根深處無意識的多層構造，在此暫且不提，重要的一點是，正因為六根不偏不倚、協調平衡，才使得生命活動能夠完全地完善地表現出來。
正如帕斯卡正確認識到，「在思考的領域，我包含宇宙」就是人的尊嚴所在，佛經中也指出，「八萬四千法藏，是我身一人之日記文書」(《御書》563頁)，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壯觀巍然的「等身」範例。
這範例有何構思，是如何的廣泛呢？在這裏又是通過怎樣的實踐規範，來引導出上述湯因比博士的「倫理行動準則」「品行的水準」呢？
「知此身中，具倣天地。(中略)鼻息出入，法山澤溪穀中風。口息出入，法虛空中風。眼法日月，開閉法晝夜。髮法星辰，眉法北斗。脈法江河，骨法玉石，肉法地土，毛法叢林。五臟在天法五星，在地法五嶽」(《御書》592頁)。
文章中的「法」字，是效法的意思。其含意是人與宇宙、自然是不可分離的整體，相互依存。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遵循生態系持續生活，乍看似乎比較粗略，其實是含意深刻的構思。
共生的精神氣質
以此觀點看，我們似乎能領悟出它是一種警告：人只要是「一棵蘆草」，就無法衝破森羅萬象遍佈各個角落的這種依存性、關聯性的網路，如果破壞這個系統，例如將鈽等異物帶入這系統，則遲早會遭受嚴厲的懲罰。
正如加塞特一語道破的那樣：「我就是自己加上環境。如果不能拯救環境，我也不可救藥」（《關於對唐・吉訶德的思索》Meditations on Quixote）；又如勞倫斯(D. H. Lawrence)在臨終前寫道：「先由太陽開始，其他便會慢慢發生」(《現代人能夠愛嗎》)，表明了沒有「他人」就沒有「自己」，沒有「環境」就沒有 「人類」。這也該是我們以此為目標的第一準則。
牧口常三郎創價學會首任會長在其主要著作《人生地理學》中留下這樣有先見之明的觀點：「慈愛、好意、友誼、親切、真摯、質樸等高尚的情感涵養，在故鄉之外難以培養。」
在此，我想使用「共生的精神氣質」(ethos，道德風氣，我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演中做為關鍵字語使用)這詞語對倫理規範進行歸納、總結。
「共生的精神氣質」的基本方針，就是協調勝於對立，結合勝於分裂，「我們」勝於「我」。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共同生存、相互支持，共同走向繁榮的精神。
倘若這「共生的精神氣質」，能成為時代精神的共同點，我深信，湯因比博士所期望的彌補「力量與倫理的行動準則之間的差距」的王道必將打開。
前文也已提到，若從這觀點來看，現狀則實在令人心寒，所及的都是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力量」層次的較量。精神氣質、倫理等則處於完全無關的狀態。雖然 任何人都明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旦生產出來，如果對它的核查不深入到對包括習慣了這種威脅的人之精神等社會性因素，那麼，削減、乃至廢除它是根本不可 能的。
「繁榮時代」的空洞化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述，「為使全球主義的潛在利益成為現實的利益，有必要關心環境，使貧窮的人們對與自己相關的事情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堅持民主主義和公 平交易」(前述書籍)。這也意味著剷除恐怖活動的溫床。我認為，若無「共生的精神氣質」作後盾，上述的哪一項都無法實現。
在氣勢洶洶的怒吼和暴力決定一切的勢力時代，「共生的精神氣質」之類可能被視為脫離現實。但是，請看個例子，美國的羅伯特・萊克(Robert B . Reich)在擔任政府要職期間，繁忙的工作使他無暇他顧，一次，當他聽到電話的那頭傳來因父親不在身邊而寂寞難堪的兒子的聲音時，受到不小的刺激，毅然 辭職，此舉轟動一時。當我們看他如下的陳述，就絕不會再認為是什麼脫離現實的事情了。
他寫道：「在這繁榮時代，最令人擔憂的是家庭的崩潰，社區的瓦解，和難保自身的誠實性。這種擔憂即使與新興經濟所帶來的財富、技術革新、新的機會、多 種選擇等這些巨大的恩惠相比較，也絕不能算是一樁小事。」(《勝者的代價》The Future of Success)
自不待言，萊克並不是與新興經濟即新經濟所帶來的網路社會潮流相背馳。他費盡心思考慮人怎樣才能不淪為其工具、奴隸，從而在現實生活中保持平衡的生活。他奮鬥的目標就是仿照斯蒂格利茨的「有人性的全球化」的「有人性的網路社會」。
的確，新經濟擴大了個人的自由及選擇範圍。只要付出努力，成為百萬富翁的機會也增多。迅速擴展的電子波浪輕而易舉地超越了主權國家的框架。這種傾向使 得公司、學校等組織、各種各樣的社區交流、乃至家庭，也不得已蛻變或崩潰。隨著個人所占成分的不斷增大，本可依靠的「歸宿」的解體也導致了自我危機的不斷 增大。
然而，這就是真正的幸福嗎？如此隨波逐流，真能切實地感受到實際的幸福嗎？誠如萊克所憂慮的，歸根到底還不能持樂觀態度。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經指出，「在民主主義時代，一切事物都處於變化之中，而最為明顯的，就是人心的變化」(《美國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這是一直都沒有著手解決的難題。為此，我們正面對著擺在眼前的緊迫嚴峻的地球環境問題。
不該忘記的是，人也不過是生態系統中「一棵最軟弱的蘆草」，如果忘記，將如同過去古代的長毛象，某天突然迅速地走向衰亡。
有預測表明，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人使用的能源、不用說與先進國家一樣多，就是為其一半，地球有限的能源儲藏就都要見底。還有資料表明，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的最富裕階層的收入與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十七的最貧困階層的收入相等。
對這種貧富不均、不公平抱有敏銳的危機意識，是「共生的精神氣質」的根本。如果立足於這觀點，那就難以想像會有國家無視防止地球變暖而制訂的《京都議定書》，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另外，不管有多麼正當的理由，將1顆100萬美元以上的導彈射向每天生活費僅為1美元或2美元一貧如洗的人民，對這種奇怪的戰爭構圖，我們絕不該漠不關心。不，這是難以容忍的。這種構圖極端畸形而導致脫離「等身」的範例，只有認識到這點，才是人之尊嚴的證明。
近代科學文明的歪曲及環境問題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在高舉反對軍國主義大旗的同時，認識到：「通過軍訓，人民學習到忍耐與規律，對於他們的成長也是很需要的」，從而推舉「為社會服務的義務 勞動」，作為戰爭的「道德等值」(《宗教與道德散文集，Essays in Religion and Morality》)。
他說的也就是「等身」的想法、範例。
毫無疑問，戰爭在任何時代都是浩劫，特別是在現代高科技戰爭中，我懷疑這種「等身」的想法是否還有介入的餘地。
這樣，伴隨著某種悲情的自覺，應該促使某種覺醒。這種自覺與覺醒不斷地重復相互應證，從中一定會結出或多或少的「自制心形態」的果實，而且也確保「強者」「勝者」在道義上的領導作用。這正是對超級大國美國的期望。
從這「等身」的範例來檢證整個近代科學技術文明的是非，我認為，這種扭曲歸因於「六根」中「意根」(知性)「非等身」的畸形化，以及其他「五根」(概括為感性)「非等身」的矮小化、萎縮化。
因此，一直以來，這種扭曲常常形成一種背離民眾樸素的生命感覺及生活實感的畸形現象。而民眾樸素的生命感覺及生活實感，正是人類最根本的普遍精神。涉 獵古今東西宗教史、精神史的歷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曾說：「我已經明白了，人在任何時候都是以同樣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去愛。」(《人性的聖經，The Bible of Humanity》)
果真如此，就應該糾正這一扭曲，志向於回歸生命感覺、生活真實感。這不正是婦女最擅長的本行嗎？因為男子往往容易成為理智、觀念的畸形化俘虜，而婦女則不管處於任何時代，都是紮根於大自然生態系統，孜孜不倦地繼續著營生。
加塞特將近代文明的橫衝直撞比作「像一支箭般盲目地直衝向光榮目標的英雄」，並看穿了這種行動將會帶來地球環境問題這嚴重後果。
他說，「環境(Circum stantia！)就在我們周圍，默默無言」。他具有先見之明，早已看出，大自然雖然沈默寡言，但是具有巨大的力量、容量和深度，決不是人為的雕蟲小技能克服的。若不積極地傾聽它的呼聲，就絕不可能開拓新的文明天地(前述書籍)。
加塞特將大自然擁有的力量、容量、深度比作「少女」，正如將浮士德(Johan Faust)的靈魂從滅亡中解救出來的也是一種「女性」的形象，在「光榮的目標」徹底褪色的現代，唯一的突破口就是與環境共生。
正因為如此，我才不懈地呼籲21世紀是「婦女的時代」。
世界人權宣言55周年
今年適逢採納「世界人權宣言」的55周年佳節，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夫人留下了印象極深的話語：「普遍的人權始於何方？其實，它是始於家庭四周這些小地方……假如人權於這些地方不能通用，那它就不能通 用於任何其它地方。」(大衛・溫納David Winner 《埃莉諾・羅斯福》)
只有在成為所有人際關係基礎的家庭，在一對一、面對面的日常生活之中，才可能豐富地樹立出具有切膚之感的現實的人權意識。
而在日常生活中發揮重大作用的正是婦女。
針對婦女的作用，我和未來學家亨德森(Hazel Henderson)博士在上月出版的對話集《地球對談——邁向光輝的婦女世紀》中各抒己見。
博士談到自己致力於環境問題的契機，說：「在紐約開始的防止大氣污染運動的夥伴，幾乎都和我一樣是為人之母。母親深知育兒的艱辛。為此，她們都強烈地祈願，希望把孩子的未來建設得更加美好。」
博士滿懷深情地說，為了孩子的未來——正因為紮根於這種「等身」的想法，才使運動獲得廣泛共鳴，從而衝破現實的沈重障礙。
這種孜孜不倦展開個別對話的主角就是婦女。
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這有別於「革命」的急劇變化，以婦女為主的「一般生活」，其特點就是具有「連續性」，恰如太陽的節奏，一個接一個勤懇不懈地重復著平凡的對話，從中創造出真的價值。
把孩子們的「笑顏」作為社會的「指標」
對此，世界銀行的沃爾芬森(James D. Wolfensohn)總裁也指出：開發援助等項目的成功與否，「孩子們的笑顏」比數位、數據更加令人信服。我認為，他的著眼點是與亨德森博士相一致的。
另外，博士訴說：衡量經濟成長，不是採取一邊倒的GNP(國民生產總值)，而應移向測量人們幸福程度的指數。建立「愛情的經濟」這一新經濟學，也是因為親身體會到：理論上雖被認為是正確的，但在現實社會中卻沒有得到正確結果的事實。
可見，經婦女證實的具有生活實感的「等身」想法是很重要的，不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近年來，在和平、安全保障領域，這種想法也開始引人注目。
在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上，通過了一項劃時代的決議，就是向各成員國提出，在預防糾紛、管理、解決一切問題上，保證在作表決時增加婦女代表的名額。
這一方針，在同年舉行的聯合國特別大會「2000年婦女大會」（注解3）的成果文件上也得以確認。考慮到在糾紛中的大多數受害者是婦女這一事實，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措施。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 Annan)也強調：「預防糾紛的最好戰略，就是擴大婦女作為和平創造人的作用。」
我深信，今後，當這種潮流被確認為國際社會的共識時，定將超越制止糾紛、緩和緊張的層次，一定能從「戰爭的文化」轉向「和平的文化」。
21世紀的人類保障
以下，為在21世紀建設「以人為本，以民為主」的地球社會，我想具體地論述一下方法及策略。毫無疑問，我們期待其大部分是在聯合國、或在聯合國介入下展開。但在此前，正如人們所指出的那樣，與美國顯眼的單邊主義成反比，作為唯一的全球性國際協調組織的聯合國機構的地基在下沈，事態令人擔憂。
儘管有極端的觀點認為，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而導致聯合國機能不健全，但聯合國在冷戰後的活動引人注目、充滿活力，遺憾的是此景不長。
聯合國很快就受到以美國為中心的「權力遊戲」的擺佈，立志永久和平與人類利益的「康德(Immanuel Kant)方式」消失了，主權國之間權益相互爭執權益的「霍布士(Thomas Hobbes)方式」橫行一世。這樣下去，歷史的齒輪將向後倒轉。
我認為，因為目前還沒有其他組織可以代替聯合國，所以要儘量避免這種事態的發生。如果尊重少數人的意見、傾聽弱者的聲音是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美國就應該按照其標榜的普遍理念進行選擇。
在此，我想再次強調近十年來歷經種種議論的「人類安全保障」。
2001年6月，成立了「人類安全保障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注解4）。
該委員會為擴大對「人類安全保障」的理解，並為使它成為國際社會共同的政策方針而制定報告書，預計將在今年6月發表。
對此，「人類安全保障」的研究小組共同提出問題，命題為「關於『人類安全保障』的公開信」，匯總了36位研究人員的研討成果。
其中提到有四點很值得重視：1・注意日常的不安；2・重視弱者；3・珍惜多樣性；4・珍惜相互性。呼籲我們應該關注導致人類不安及成為威脅根源的軍事化與全球化帶來的問題。
這些主張與我多年來的主張相吻合，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從這觀點出發，我首先想列舉的是，現在被視為焦點的伊拉克與北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
我認為，特別值得討論的是，如何防止加深危機的核武器擴散及裁軍、廢除核武器的方針政策。
美國的科學雜誌《原子能科學家會報，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發表的「世界末日時鐘」(Doomsday Clock)，在去年已撥到7分鐘前。
列舉的理由如下：至今作為美俄間裁減核武器基準的ABM條約的垮臺、核武器保有國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對立、對核物質管理的擔憂倍增、妄圖獲取核武器的恐怖組織的存在等。
另外，最近北朝鮮宣佈重新啟動核設施，表明退出NPT。
長此下去，以NPT為軸心的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框架，不但會從根本上發生動搖，帶來無止境的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並且還會給化學武器、生物武器這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裁軍進程帶來深刻的影響。
在去年4月舉行的NPT再研討會議的第一屆預備委員會上，議長的總結發表中敦促：1・促進CTBT生效；2・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古巴加入NPT；3・北朝鮮遵守IAEA的保障措施等。
其中，古巴於去年10月批准加入NPT，同時還批准加入了《特拉特洛爾科條約》(the Treaty of Tlatelolco，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組織)。
我們強烈希望其他三個國家也能早日加入、北朝鮮繼續留在NPT組織。為此，重要的是國際社會也要給予協助，創造條件促進各地區間的相互信賴。
特別是在北朝鮮的核武器開發問題上，希望能選擇古巴所選擇的道路——通過參加地區性無核區組織，在確保地區安全保障的同時，努力沿著繼續留在NPT體制中的道路前進。
將「無核地帶」擴大到北半球
我早前就開始呼籲在東北亞地區設置無核地帶。
在這地區，已於1992年簽署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蒙古無核武器國地位宣言」，日本也提出「無核三原則」。
依照這些宣言，是否可邀請北朝鮮參加、由聯合國主辦召開「東北亞和平會議」，在建立該地區相互信賴關係的同時，討論在將來設置無核地帶的可行性。
現在，北朝鮮參加的地區安全保障組織，只有ARF(東盟地區會議)。我認為，特別是針對東北亞的問題，與聯合國有關人士進行共同討論是有重要意義的。
在20世紀，地球南半球幾乎實現了無核化。
這個事實證明，不擁有核武器比擁有核武器更能確保本國的和平與安全，而且，不但符合本國的利益，還有助於整個地區的安全保障，這也昭示了現實性政治選擇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我強烈呼籲，21世紀國際社會應面向的挑戰是北半球的無核化。
其中，中亞及中東地區已經進入設置無核地帶的構想階段。在東北亞也到了該認真研究的時期。
假如設置無核地帶需要時間，那北朝鮮還可以走與蒙古國同樣的道路，即是宣佈「無核武器國地位宣言」。
對於蒙古國的宣言，除了聯合國大會通過對此表示歡迎的決議以外，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也於1995年發表聲明，對加盟NPT的無核國的消極安全保障 (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保證不向無核國進行核武器攻擊)適用於蒙古國，並就此作了再次的確認。
對於北朝鮮，如能確立同樣的方式，相信遲早也能成為無核地區。
與NPT一樣，CTBT是防止核武器擴散體制的核心。但遺憾的是，CTBT條約通過後的六年間，仍然處於未生效的狀態。
因此，現在也有草案提出，當批准條約的國家達到一定數量時，條約暫定生效，提前開始對核武器試驗進行國際監視的體制。為使核裁軍不再後退，應該展開積極的探討。
在聯合國設置裁軍的專門機關
另外，面臨2005年NPT再討論會議，和在防止核擴散上必不可少的對彈道導彈進行軍備管理，我認為，去年11月通過的「ICOC（防止彈道導彈擴散國際行動準則）」（注解5）應該成立為在法律上具有強制性的條約。
在確認防止核擴散體制的同時，作為剛才所提出的「自制心」的形態，應強烈向有核國提出具體的努力削減、廢除核武器的要求。
在舉行NPT再研討大會的2005年，適逢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60周年，我建議，召開由各國首腦參加的「廢除核武器特別大會」。
自聯合國在十五年前召開第三屆裁軍特別大會以來，全球規模討論廢除核武器問題已歷時太久。
重審決定人類命運的這問題、認真探索方法及途徑以達成實現「沒有核武器」的21世紀，現在正是時候。
當前，美俄兩國間的《削減進攻性戰略力量條約》於去年5月簽署，在核裁軍方面，它取代了ABM限制條約。但現在還沒有什麼具體的削減核武器的多國間條約。
我曾呼籲，制定「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在特別大會上，首先是在核武器擁有國之間推進制定裁軍條約。
這在三年前NPT再研討會議的最終文件中得以體現，即「明確保證達到全面廢除擁有的核武器」。
加之，我還要呼籲，為確保忠實地履行核裁軍的規定，根據NPT第6條，在特別大會上，應該討論在聯合國內新設專門機構。
正如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所斥責的，核武器是威脅地球上所有人類生存權的「絕對的惡」。以他這和平思想為根源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也為2005年的大會而與世界的研究機構合作，致力於核裁軍及廢除核武器的研究課題。
達成「千年開發目標」
第二，克服威脅人類尊嚴的貧窮饑餓等問題。
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的報告書中指出，世界上有28億人靠每天不到2美元度日，其中有12億人每天不到1美元，而且據推算，超過8億人營養不良。
為了改善這種狀態，國際社會應該下決心儘早解決這一問題，和要求實現三年前聯合國通過的「千年宣言」中明確指出的「我們將不遺餘力地幫助我們十億多男女老少同胞擺脫目前淒苦可憐和毫無尊嚴的極端貧窮狀況」的誓言。
聯合國的具體目標有8大部分18個專案，其中包括在2015年底前，使世界上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的人口比例和挨餓人口比例降低一半。這是綜合了90年代召開的主要國際會議、首腦高峰會議、以及聯合國「千年宣言」中達成的協定，總稱「千年開發目標」。
但是，按照現在的進展，預計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33個國家，連目標的一半都難以實現。UNDP的報告書也發出了強烈的警告：「毫無疑問，如果沒有戲劇性的轉變，下一世代的世界領導們不得不重新制定同樣的指標。」
我在三年前的倡言中就曾呼籲，為解決地球社會面對的貧窮問題，必須實行「全球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爭奪全球戰略的重點——歐洲的擴張計劃，也是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最成功的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勝者在良好「自制心態」下的成功之例。
在21世紀的當今，更加強烈需要這種全球性的「自制心態」。
從這意義看，去年在南非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環境與發展問題上通過的實施計劃中，同意設立「世界聯合基金」，促進發展中國家消滅貧窮、進行社會開發及人力開發。對此，我是非常歡迎的。
在上個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已經正式承認了這個基金。以消滅貧窮為焦點而設立的基金尚居首例，這是繼1992年經由地球峰會設置的「地球環境研究機 構」（注解6）之後，經首腦會議認可的全球規模的基金，具有一定的意義。為達成「千年開發目標」，作為國際社會強有力的聯合標誌，各國的協作必不可少。
另外，聯合國每年都發表秘書長報告，彙報「千年開發目標」 的實施狀況。世界各國首腦在嚴肅地接受報告內容的同時，為進一步深化擴大國際合作，我建議，直至2015年為止，定期召開「世界峰會」。
這也可以每隔兩年，在聯合國大會召開之前，各國首腦集聚一堂，共同探討21世紀的人類和平與幸福，這是富於想像的展望。
會場不應局限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我認為，應該在貧窮與饑餓最嚴重的地區召開會議。
要加強這種國際合作的框架，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援與合作是不可或缺的。為使全世界的人們深入理解「千年開發指標」，聯合國努力創造環境，掀起了「千年宣言宣傳活動」，促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團體緊密聯繫。
我們SGI也贊同該活動的宗旨，一向積極舉辦各種展覽、講座等民眾階層的意識啟蒙普及宣傳活動。
另外，波士頓21世紀中心於去年發刊了《克服貪婪》(Subverting Greed)，內容是展望公正的地球社會應有的形態。通過這些活動，我們念念不忘在學術、研究方面，為形成世界規模的連帶做出貢獻。
「國際淡水年」與發展中地區的課題
除貧窮饑餓以外，當今最大的焦點是水資源問題。
現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的人面臨缺水問題，11億人不能取得安全的飲用水，25億人得不到合格的衛生條件。據推計，因患有與水相關連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數，每年超過500萬人，這是平均每年在戰爭中被殺人數的10倍。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強調的：「要減少發展中國家的疾病，拯救生命，任何措施都比不上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水和合格的衛生條件重要。」因此，當務之急是確保安全飲用水及整治衛生條件。
今年是聯合國制定的「國際淡水年」。3月在日本召開「世界水論壇」。我認為，日本作為東道主，應通過技術支援與派遣人材在這方面積極發揮作用。
這問題在去年南非約翰內斯堡召開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也是主要的課題之一。會上，日本表明將與美國合作，推動儘早實現「向人們提供淨水」的倡言。
截止目前，日本通過努力取得如下成績：向世界4000萬以上的人們提供安全的飲用水、整治衛生條件。我期望日本充分利用至今的經驗，在水資源領域帶動世界的發展。
第三，建設一個使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能接受教育的社會。因為教育是使人活得真正像人的源泉，也是「和平文化」的基礎。
類似巴勒斯坦問題，是陷入泥坑中的讓誰都無計可施的糾紛。就此，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解決這問題的唯一途徑是長期不懈地教育青少年。
1990年在泰國舉行的「教育萬人世界會議」上，自提出以全面普及基礎教育為國際社會的目標以來，整個世界的初級教育就學率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仍然有1億以上的未就學兒童、8億8千萬文盲，其中婦女占三分之二，事態嚴重。
鑒於這種情況，在去年5月召開的「聯合國兒童特別大會」、6月召開的八國首腦會議上，都提及這問題，再次強調必須致力於全面普及基礎教育、創造婦女平等接受教育的環境。
現在，為了促進該項活動、以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中心，正在世界各地開展著「教育萬人」宣傳活動。
同時，從今年開始了「聯合國掃盲十年」的運動。
推行終身教育的牧口常三郎
「教育萬人」，也是與創價教育之父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的理念相通，他為實現這一理念而奉獻出自己的一生。
至今我已多次提及，牧口首任會長在《人生地理學》中呼籲：開創「人道競爭」的時代，即培育「世界公民意識」的涵養和樹立「自他同享幸福」的目標。
他為實現這目標，在日本率先致力於開闊充實婦女教育、確立終身教育這一「人本教育」的概念。
他除了在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推進婦女的函授教育以外，還再三提倡設立學習半天、工作半天的「半日制學校」，強調終身教育的必要性。
同為教育家的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也致力於函授教育事業。我繼承兩位會長的精神，在構思創建創價大學的時候，就考慮設置「函授教育部」，終於在1976年得以開設。如今，令人自豪的是，已經發展到擁有全日本最多的在校生人數和最高的畢業率。
SGI也同樣遵循牧口首任會長以來的傳統，積極發奮地普及基礎教育。在日本以青年部為中心，開展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各國進行掃盲的各項活動。在巴 西，國際創價學會巴西教育部也從1987年開始推進對不同年齡層次的人進行掃盲教育的志願者活動，受到巴西政府教育部的認定。
可持續發展與「教育十年」
近年，除了以這種「讀寫」等基礎能力的學習為主體的掃盲教育之外，社會還呼籲培養「和平文化」、與自然環境共生的「新人本教育」。
基於這觀點，我們SGI向環境開發首腦會議，提出制定了「為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十年」方案。
這個以推進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的教育方案，已被納入首腦會議的實施計劃中，並在上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將於2005年正式實施。
環境教育與和平教育、人權教育一起為新人本教育的棟梁。所有的人都憑藉自己的力量獲取幸福。唯普及拓展未來的教育，才是「有希望的21世紀」的基礎。
SGI到目前為止，作為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的關聯活動，在各地巡迴舉辦「環境與開發展覽」等，致力於啟發人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今後，仍將在各國開展形式多樣的環境教育活動。
掃盲與環境教育，以取得這兩項「教育十年」的成功為目標，我將在與聯合國各機構及其他NGO(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下，提供最大的支援。
我認為，環境教育的骨幹就是NGO地球理事會推進制定、SGI給予支持的《地球憲章》。
《地球憲章》指出：「我們是歷史上第一次被要求在共同的命運下，開始新的行動。這是貫穿於《地球憲章》原則之中的誓言。……為此，我們必須改變思想與思考。而且，也必須具有全球性的相互依存及責任感這一嶄新的感覺。」
不只局限於環境問題，在致力於世界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時，每個人都秉持這樣的責任感與主體性是必不可少的。
一個人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SGI還協助地球評議會拍攝電影「寧靜的革命」(A Quiet Revolution)。
該影片主要描述投身於解決環境問題的人們，例如，有致力於印度尼米(Nimi)村水資源問題的人，有致力於斯洛伐克希拉巴湖(Lake Zemplinska Sirav)環境污染問題的人，有致力於肯尼亞沙漠化問題的人，反映出「一個有志的人能夠改變世界」的精神。
回顧人類歷史，被認為不可動搖的現實發生變化或是掀起時代變革的浪潮時，總是存在著具有不屈的信念、勇氣和熾熱情懷的人們。
但在現代社會，難以消除的無力感「自己一個人怎麼做也起不了作用」、自暴自棄放棄努力「怎麼做也改變不了現狀」，這樣的觀點大大地腐蝕著人們的心靈。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心努力的人也在現實面前失去信心，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窄小空間。我認為這是現代的「一凶」。
在我與核時代和平基金會(Nuclear Age Peace Foundation)的克裏格(David Krieger)會長的對話集《選擇希望》中，也著重地論及這問題。
會長在闡述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博士發現的關於能量與質量的方程式後強調：確立「一個人的一念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這一和平方程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SGI開展的「人間革命」運動的重點正在於此。
現實雖然嚴峻，但袖手旁觀要不得。若能聯合覺醒的民眾共同行動，定會產生巨大的力量，掀起變革的浪潮——21世紀人類所肩負的使命，就是要對此作出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