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義——全球文明的黎明（2002年）
2002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自律」才是二十一世紀之樞紐 嫉惡精神與對話的復權
去年作為二十一世紀最初的一年，當人類揮別「戰爭與暴力的二十世紀」，正要邁出新的一步之際，卻發生了重大的事件。不用說，那就是稱為「9・11」襲擊美國的恐怖事件。
數千人的寶貴生命葬送在倒塌的摩天大樓瓦礫中，這項史無前例的恐怖事件，無論是打著什麼旗號，都是絕對不能饒恕的。
儘管聯合國提倡「不同文明間對話年」，但與這種寬容共生的對話精神極端相悖的恐怖活動震撼全球，造成一場令人痛苦莫名的悲劇。
為害如此，卻沒有任何人發表犯罪聲明。這種卑鄙的匿名行為，實為徹底威脅人類安危的惡魔行徑，簡直是對標榜「不同文明間對話」世界的一種前所未有的挑戰、侮辱、與蹂躪。
另外，更不能忽視的是這次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帶給人類的心理影響。歷史學家施萊辛格(Arther Schlesinger) 形容9・11之後的美國為「充滿不安與苦悶的社會」。許多有識之士也認為以這一天為分水嶺，「世界完全改變」了。
在這事件中，有二十四名日本同胞遇難，但日本卻仍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雖然輿論調查顯示出社會的不安因素確實有所增加。
有人甚至把巨塔似的雙子樓崩潰、炭疽細菌恐怖活動帶給社會的混亂比擬成「啟示錄」（注解1）。不可否認，鬱悶的千年紀氣氛，不僅瀰漫在美國，而且也不斷向世界蔓延。
以美英兩國為中心的軍事行動，使情況看來大致有個終結。但是這次的恐怖事件給社會留下的創傷，包括對經濟的打擊，實在太嚴重了。儘管如此，如果因恐怖 活動的影響，使時代陷入黑暗的話，反而正中恐怖主義者的下懷。既然恐怖活動的最大企圖是使人類陷入不安與混亂、煽動恐懼與不信賴，那麼，人類更應決不屈 服，斷然發揮出凌駕於此的「精神力量」。
防止恐怖活動對策的觀點
雖說「夜愈深，黎明愈近」，但新時代的大門不會自動敞開。一切取決於人類能否從悲痛中站起，正視此危機，並將其轉化為時代變革的良機。
時代誠如歌德(J. W. Goethe)所言，「人類只要有信仰與勇氣，任何困難的計劃都可以實現」(Johann Eckermann埃克曼著《與歌德的對話》)，人類要挺胸檯頭，沈著地面對這困難課題。
使「不同文明間對話年」陷入低潮的惡性犯罪——為了不使其導致「文明衝突」、「文明間戰爭」的最壞後果，重要的是要把它當作「犯罪」來處理。這一點我 還將在後面重述。我在以前就曾主張應該及早設置「國際刑事法院」（注解2），這也是因為恐怖活動原本就是一種「犯罪」行為，理應受到處罰。
當然恐怖活動不是靠處罰就能解決的問題。為了防患於未然，消除恐怖活動的苗頭，必須結合國際法、國際警察等力量，共同探討。
在制定制度或預防措施的同時，須採行治本的方法。有識之士以這次事件為契機，對產生恐怖活動的土壤、背景，提出種種指摘。令人高興的是，為支持重建阿富汗的國際合作體系也總算有了頭緒。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苦惱
在此，我想先從這些問題根源的疑難(aporia)談起，即如何面對這種不可理喻的狂熱恐怖活動？
要和躲在幕後的他們，別說是進行交涉，即使是對話，或是媾和的可能性到底如何呢？這個難題現仍煩惱著整個世界。
就此，甚至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之間也產生了歧見。由此可見，這並非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去年12月，在挪威舉行了紀念諾貝爾和平獎一百週年的專題討論會，其最大的焦點就是應否採取軍事行動來對抗恐怖活動。與會的得獎者一致認為，僅憑軍事行動無法杜絕恐怖活動。至於對軍事行動的評價，則產生很大的分歧。
這些志向崇高、為和平奮鬥的得獎人之間也為此而產生了隔閡。如果不耐心地對待和超越這難題的話，那麼真正的「和平的二十一世紀」就不會到來。
世界良知面對的重大難題
在面對冷酷無情的「惡」時，「善」能作些什麼呢？又如何與其對抗呢？
越是深信人類良知與性善的人，越是難免對此感到困惑、無力、束手無策。我想困難就在於難以消除這種像被黑暗所籠罩的負面想法。
例如，少年時代曾在納粹集中營受過地獄般煎熬，而後以寫作為業的埃利(Ellie Viesel)，他通過文人的修飾言詞訴說：
「精神是強大，但面對暴力則顯得無力。拿著一挺機關槍的恐怖份子比一百個詩人、一百個哲學家更強。恐怖份子已作出了證明。」(「朝日新聞」2001年12月5日)
「精神是強大的，但是面對暴力是無力的」——這是一種逆說。
埃利即使面對納粹這冷酷無比的暴力，仍然相信人類的精神力量，把對和平的希望寄託於筆端。但是這次，連他也不得不贊成美國行使武力，可見他是處於何等的困惑與進退兩難的窘況之中。
另外，印度出身的劍橋大學森教授(Amartia Sen，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對被指責為恐怖活動溫床的第三世界貧窮問題給予深刻的理解。這位學者冷靜地說：「行使武力當然是不應該。但想到9月11日 所發生的事情，必須採取某種方法去對付，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如果沒有懲罰，恐怖活動還會繼續發生。」(「朝日新聞」2001年11月2日)
我們應注意到他使用「採取某種方法」、「如果沒有懲罰」等語句，慎重地避免使用「武力」或是「復仇」的字眼，但仍然強調必須「對付」這一點。他帶有抑制的語調，反而突顯出所面臨的反恐怖活動課題之龐大與艱難。
斷絕「連鎖報復」的難度
圍繞現代的黑暗深不可測，要透過黑暗遙望晨光，需要相當的精力。
常言道：「冤冤相報何時了」，報復決不會是次而告終，這是用大量鮮血換來的、可說是人類罪孽的經驗談。
但是，正像古今中外如《基度山恩仇記》、《忠臣藏》等復仇名著，其膾炙人口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摒棄了旁觀者的觀點，著重描寫當事人的意識，使人感同身受。如果輕描淡寫地描寫，則絲毫不會引人共鳴，只會成為空洞的口號。
《聖經》中有這樣的名言：「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打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要把「報復的倫理」轉為「愛的倫理」，並非一件易事。
當托爾斯泰(Tolstoy)冒昧正言「不要抗惡」時，列寧對此激烈痛斥（注解3），貫徹非暴力這項艱鉅任務，必須得到歷經千錘百鍊的倫理規範所保障。我認為人類為至少一次，必須直接或間接地試圖解決這最沈重而難解的問題。
進退兩難的「痛苦感覺」
如果要指責連鎖邪惡的蒙昧無知，如果要超越「以牙還牙」的人之常情，那麼正如托爾斯泰，經歷過靈魂深處的苦惱與糾葛、悔恨與洗心革面的人，才有告發的資格。目睹這次無區別的恐怖事件，那些飽受折磨人士的肺腑之言深深地打動了我。
本來，不論是恐怖活動還是報復行為，從欺負弱小、家庭暴力等的小暴力，至戰爭這種大暴力，基於人性的尊嚴，我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
但是，痛斥行使武力，只是一味強調對話的必要性，則可能在面臨憎惡的深淵前束手無策，被暴力的滔滔洪流所吞噬。
人類史上的和平，經常只是戰爭與戰爭間的中場，為了改變這種趨勢，我們要返回原點，每個人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革(即所謂人性革命)。這也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憲章（注解4）所述的，在心中構築鞏固的「和平堡壘」。
從無區別恐怖事件看「無人的心態」
這次恐怖事件的衝擊極其嚴重，因為它向全人類要求最根本的改革。
崩潰瓦解中吞噬了幾千人生命的世貿雙子樓。灰塵彌漫的背後所浮現出的一片荒涼，完全欠缺了人性、價值和尊嚴。
加謬(Albert Camus)把沙俄末期的一群恐怖份子稱為「心地善良的殺人兇手」（注解5），說：「在他們眼裏，殺人是必須的，但也是天理難容的」(《加謬全集6》)。
「是必須的，但也是天理難容的」——這是一種無法逃避的矛盾、進退兩難的痛苦感覺。在進行恐怖活動時，這種痛苦感覺帶來某種正面的抑制力。有次因暴君的馬車上同乘了兩個天真的孩童，恐怖份子就放棄了攻擊他的馬車。
這次9・11恐怖事件的犯人，會否稍微感覺到這種矛盾及心靈的苛責，是否持有自律心，而不單是自我陶醉。
無視他人的野蠻行為
剛發生恐怖事件之後，我與莫斯科大學薩多夫尼希(Victor Sadovnichy) 校長就這個問題作了一些對談(月刊《潮》2001年11月)。
我完全贊同校長所說的「道德、倫理感覺歸根到底存在於個人的心中」，我認為抹殺了這「個人」的性質，正是無區別恐怖活動的病源。
我指出，這是一種在內心抹殺了「他人」存在的病態。他們的意識中雖有「敵人」，卻沒有「他人」的存在。他們的頭腦中被「敵人」這種非人的觀念所佔領， 沒有生活中千姿百態活生生的「他人」介入的餘地，甚至連平民與軍人都不能區別。即使有的話，也只是淡淡的假想存在。因此他們完全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悲 傷、痛楚、哀歎，所以能做出那種野蠻的行為。
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無人的心態」，有的只是滿腔仇恨與自我陶醉，沒有絲毫人本有的感情或溫暖。
人是在意識「他人」、關注「他人」之中才能成為「自我」。通過這種「自他」的碰撞，人才開始走向成熟。
如果欠缺這個過程，那麼人類始終無法擺脫任性、自我陶醉的幼稚性，會變得發育不全。
雅斯貝斯(Karl Jasper)指出「要承認對方，試從對方的立場觀看事物……為了獲得真理，反對者的意見比贊成者更為重要」(《問罪於戰爭》)。與他這觀點完全對立的自我陶醉、自以為是，是憎恨與暴力棲息、繁殖的溫床。
注視9・11過後籠罩文明社會的黑暗時，我們看到的景象是：難辨自他的「無人心態」像幽靈般氾濫。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易取得對話的成就。無須贅言，對話是在「自我」中存在「他人」才能成立。這是「內在對話」成為「外在對話」不可或缺的前提。否則，言論就成為獨白，或是僅止於單方面的主張。不僅如此，如果這種病理進展下去，言論甚至可能變成另一種形態的暴力。
確立防止暴力猖獗的生命觀
在苦思反恐怖活動措施時，我們也不能把這種「無人的心態」當成隔岸觀火、與己無關的問題。
我絲毫沒有容忍恐怖活動的意圖。如果屈服於那種卑鄙的威脅，或是妥協，其結果只是助長恐怖活動。只有堅決對抗的態度，才是杜絕恐怖活動的大前提。在某種情況下，也許必須採取相應的對抗措施。
但是，許多人指出，掌握了制空權，單向而持續地進行大規模空中轟炸，已經超過了「對抗措施」的領域，種下太大的禍根。
確實，塔利班（Taleban，注解6）政權的崩潰，暴露了這個憑仗雄厚資本、超乎想像的龐大勢力在控制著阿富汗的恐怖活動組織。
面臨威脅時，究竟是否有完全不行使武力的其它有效措施？這無疑是擺在人類眼前重大而不可避免的課題。
越是複雜難題，就越不存在像亞歷山大大王一刀兩斷戈登結（Gordian knot）（注解7）般的解決方案。我想只有如我在前文中所述，要與托爾斯泰那樣，通過心路歷程，從正面解決。
這次令人憂心不已的是，空中轟炸的「無人心態」。
在我方人員的損傷近乎於零的前提下，予以對方最大、甚至難以估計的傷害。這種想法，可能會導致對他人的生死全無感覺，把心靈的層次遠遠拋在腦後。
更何況使用集束炸彈(cluster bomb)、燃料氣化炸彈(daisy cutter)等大型炸彈，只會增進、惡化這種麻痺的「無人心態」病症。
德國將軍傑克特(Hans von Seeckt)的回憶
我想起小林秀雄在太平洋戰爭中留下的《關於傑克特的＜一位軍人的思想＞》(《小林秀雄全集第七卷》，新潮社)中的一段。
他引用了傑克特將軍就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海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旗下，轉戰歐洲戰場時寫的感想文。
「一向勇猛的俄軍在我們準確的榴彈炮猛烈轟擊下，倉皇失措。當我凝視著如同被恐怖侵襲的大群褐色野獸在東跑西竄時，我不由得希望他們立刻逃離這烈火般 的地獄。其實我方也不知如何防禦這種猛烈的炮擊。在該為勝利高興的時候，我反倒因為看到人類精神的慘敗而不寒而慄、呆若木雞。」
小林秀雄評論說，傑克特看見的是「無法忍受的戰爭的墮落」。
正像這裡所描寫的俄軍，塔利班與阿爾奎達組織(Al Qaeda)的士兵也置身於最新式武器的猛烈攻勢中，他們一定也是不知所措地到處逃竄。我們能否通過想像力，體會幾分傑克特所感的「人類精神的慘敗」的痛楚、生命感覺？
這不僅局限於戰鬥人員。在新年的電視節目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國界醫生（MSF）」（注解8） 集團的一位代表譴責政治家，說他們經常都是太遠離自己造成後果的地方。在認清戰爭的基礎上，採取比較抑制和靈活的方法去對付恐怖活動，難道也會受到指責， 說如托爾斯泰般太憨厚？
這種對生命的冷漠，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比恐怖活動、用武力以牙還牙的做法更令人難以忍受、毛骨悚然。
被核武器、生化武器等惡魔產物所支配的當代戰爭，完全忽視人類的氣力和精神。不論是勝者還是敗者，人格等要素已沒有介入的餘地。
若說傑克特感受到的「無法忍受的戰爭的墮落」已經走到了極點，也不為過。這正是所謂的「無人心態」。
的確，就阿富汗國內而言，恐怖組織已大致肅清。然而，這份勝利感與人類倫理相距甚遠，只存在於報復的感情領域，絕對無法斬斷報復與報復、憎惡與憎惡的連鎖行為。
我不唱缺乏建設性的「恐怖活動不對，報復戰爭也不好」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高調。
我認為應該找出造成真正威脅而必須殲滅的敵人，它們就是貧窮、憎恨、與「無人心態」這種現代惡魔。
榮格(Carl Jung)曾悲歎人類的精神病理，說：「可悲的是，零加零一萬次也得不到一。所有一切都依靠每個人的素質。儘管如此，我們這時代只知道膚淺地以數量的大小或組織的大小來考量事物。」(《現代與未來》)
向貧窮、憎恨、「無人心態」挑戰，可能會被認為過於迂緩，但我深感憂慮的是，假如偏離了核心，把手段當成目的，我們就會誤會認為只要滅絕了恐怖組織，就解決了一切。
去年年底，阿富汗的事態告一段落時，美國《基督教箴言報》(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12月18日)評論說：「勝利的遊行還太早……只要逮捕本・拉登(Bin Laddin)事情就了結的想法未免太天真。應該遞補起來埋進深坑的不是本・拉登其人，而是他所實踐的理念。」
我有同感。如果不把此點定為核心，會促使軍事對策無止境地變本加厲，從而導致「文明間衝突」。恐怖主義不是僅以軍事力量為主的「硬能」(hard power)就能根絕的單純事物，它必須以「軟能」(soft power)來處理，即國際間的調整、對話、道德觀念等因素。
復興人本主義
驅逐「無人心態」這人類最大敵人，振興人類復興潮流源泉，唯有求助於人本主義哲理。
至今為止，人本主義這詞語曾被頻繁地、多元地解釋。例如通過社會主義、個人主義、實在主義、基督教……等等範疇。在此，我通過佛教的看法，來對「中道人本主義」進行若干的考察，希望從中找出能破除現代黑暗的方法。
多重結構的「中道人本主義」所形成的生命觀，可以通過佛法的「十界論」、「十界互具論」明顯地表示出來。
佛教把人類的境界、生命狀態分為十個階段。從最低的地獄界到餓鬼界、畜生界、修羅界、人界、天界、聲聞界、緣覺界、菩薩界，循序而上，一直到達佛界這一最高生命狀態。
在此省去各項詳細說明。十界論中講到，十界的每一界並不單獨存在，每一界都潛在地又包涵十界，相互具有。
就是說，即使現在呈現地獄界，卻潛伏著下一瞬間可以轉變至十界中任何其他生命狀態的能力。同樣，其他的各界(生命狀態)也是永無止境的連續變化。這就是十界互具論。
持有堅強的心
如果說十界論是各界(生命狀態)獨立的一個個靜止畫面，那麼十界互具論就是生命從冥伏到顯現，從顯現又到冥伏的、像電影一樣生氣蓬勃的多重構造。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不是僅限於佛教，可以說是所有東方思想的特徵。如十界論和十界互具論，它們不把生命客體化，作為理性分析和操作的對象。它們主張發掘出深藏於自我的主體存在，即就是蘇格拉底所說的要「活得好」的邏輯。
故此，研磨生命就會放出光彩；不研磨、放置不管，轉眼間就會失去光澤。如果被「懈怠心」所支配，那麼就會被地獄、餓鬼、畜生、修羅這些惡能量所左右。如果堅決保持「堅強的心」，那麼一定會顯現出菩薩界或是佛界的善的能量。
以「堅強的心」為發條，為了打開停滯的僵局，人要通過內心的奮鬥與自律，來發掘出善的能量。而且要不斷如此重複，養成習慣，讓善的能量成為生命活動的基調。這就是十界論、十界互具論的大意。
開展「中道主義」的社會理論
那麼這種「中道人本主義」在社會理論上是如何展開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曾在1973年7月的學生集會中暢談過，在此想以其為基礎進行討論。
「一般社會的主義主張必然帶有其限制性質。例如自由主義，本身就存在著與『社會化』對立、互不相容的限制性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呈現同樣的性質。 唯物論就是排斥唯心論；而唯心論者則排斥相反的唯物論。即便是藝術領域的主義主張，也受這限制、排斥性質的影響。其結果是把人與社會套進自己所主張的模子裡。
世上的主義主張總是帶有這種『套入模子』的作用。我們基於佛法的主張，並不重視這種定型化。我們著重於把握時代與狀況的實質，並從此觀察應走之方法。
這又與順應主義有根本上的不同。這是中道主義，它不是以某種特定的形式束縛個人或社會，再加以錘鍊。
－中略－
就是說，我們能從完全相反的主義中找出各自的長處而加以發揮——這就是我們的特點。但，這又絕對不是沒有原則。」
這是當時與學生懇談的紀錄，無可否認，在說明上是有些不充分。
基於上述的觀念，在此我要強調的第一點，就是事物和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
就如生命不斷地反覆著其顯現與潛伏一樣，社會現象也是如此，一切都是相對、可變的。諸行無常、盛者必衰——沒有任何「恆常」、「不朽」的事物和現象。如果無視這一點，拘泥於墨守成規，那麼就會像二十世紀流行的意識型態一樣，顯得僵硬。
超越墨守成規
社會主義的興亡是上一世紀的最大活劇；風光一時的自由主義，最近也稍顯褪色。這是相對性、可變性的典型例子。重要的是把重點放在把握時代與社會狀況， 而不是在「墨守成規」上。這不是僅限於意識型態、或是唯物論、唯心論等方面，善與惡、幸與不幸、戰爭與和平也基於同理。
根據十界論的洞察，像地獄界這種極惡之中也冥伏著佛界的極善可能性，禍福也會不斷地接連出現。
另外，無論在多麼嚴酷的戰爭中，也定能找到和平的因素。反之，像最近的日本一樣，表面看似和平，但是如果不能區分和平與安逸，讓現狀持續下去的話，那麼無法保證什麼時候和平就以「曇花一現」而告終。
正因如此，我想強調的第二點是，要培養能看清事物和社會現象的相對性、可變性的洞察力，不受世間潮流左右，律己並且確立主體。
我所說的「要把重點放在把握時代與社會狀況，從而觀察應行之道」，這點也帶有「中道人本主義」的多重結構特徵。
為了培養這種洞察力，就像十界論中涉及到的，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中，經常會遇見現存的語言或意識型態所掌握不到的「某種事物」——我們要不斷研磨自己的心鏡，來捕捉這些新鮮的變化。
換言之，通過自律來確立不動搖的主體，並以此為光源投射現象界時，事物或是現象的真正形態，才會恰如其分地映照在心鏡上。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作為開拓時代的關鍵語句，引用了森有正(1911-76)寓意深刻的話語。
他闡述到「世界是自律的競爭。正因如此，政治才優越於軍事，而和平的真正意義也在於此。」(《森有正散文集5》)
我認為這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國家。就像人有人格一樣，國家也有國體。
總之，只有「自律心」所醞釀出來的獨自品格，才能受到他人尊重，和獲得尊敬。
關於此點，我想介紹一段釋迦牟尼的逸事。
有人問釋尊：「若說生命皆有尊嚴，但人類是靠犧牲其他生物來維持生存的。什麼樣的生物可以殺，什麼樣的生物又不能殺呢?」
釋迦牟尼回答說：「那就殺掉殺生之心。」
這既不是岔開話題，也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如果從正面回答這問題，只會陷入如經院煩瑣哲學般的迷宮（注解9）。我認為沒有比這更正確、更正統的回答。
暴力、殺生等的錯綜現象帶有許多形態。哪個殺生是正確、哪個殺生是錯誤，無法一概而論。因此「殺掉殺生之心」，不從外面判斷是非曲直，而首先從克服內 面開始。如果確立了「自律」之心，那麼無論什麼樣的迷惑、躊躇都能克服，並能作出最善的選擇、決斷——這正是釋迦牟尼的本意。
馬蒂與甘地在靈魂深處的一致
去年我與學識淵博的比鐵爾(Cintio Vitier)博士以「古巴使者——馬蒂(Jose Marti)」為主題，出版了對談集。(《加勒比海的太陽 正義的詩歌》)
書中，我把馬蒂比喻為甘地，說：「馬蒂的一生雖不一定是清一色的非暴力，但是他精神的核心，在日後卻想不到，非常接近聖雄甘地所走的道路。」
比鐵爾博士回答說：「馬蒂的主張比甘地的『市民不服從』更困難。他要在勢所難免的革命暴力(從一心一意地維護自己民族的物質、精神勝利)中，排除憎惡 的本能。他曾虔誠地寫道：『神啊，這是正當的戰爭，恐怕是一場重要而具決定性的、能解放民眾的唯一戰爭——是一場對抗憎惡的戰爭。』」
為從壓抑中尋求解放，甘地與馬蒂有時會顯示出非暴力與暴力、兩種完全相反的抗爭方式。雖然方式不同，但想要克服憎惡的意志，基於「殺掉殺生之心」的「自律」這點來說，兩顆巨大的心靈想必有強烈的共鳴。
我與比鐵爾博士都相信，當馬蒂必須二者擇一時，他心靈深處必有止揚合一的哲學為後盾。 「當脖子被繩子勒住，快將死去的時候，如果繩子不會自動解開，那產就只有扯斷繩子」(《馬蒂選集第3卷》)。
有些所謂革命家，他們把邪惡與暴力當作促使革命發生的「產婆」，因此傾向於血流滿地的革命。馬蒂的革命觀、戰爭觀，完全有異於他們。
按照馬蒂的方法，不論怎樣反復試驗和失敗，幾經周折，最終應該會走上和平與人類尊嚴的軌道。
文明的命脈在於對共存的意志
我要強調的第三點，就是「中道人本主義」深入思考生命，進而發掘萬人共通的普遍資質，所以，就像地獄界也潛伏著菩薩界、佛界一樣，無論在任何狀況下，無論對方是誰，只要是人，都一定能找到突破口。
佛典上說：「自在無障礙」。其精闢的無歧視、平等的生命觀、人性觀，不分人種、階級、民族、國籍、宗教、意識型態、性相，也不通過外在、他律的要素而強硬地把人劃分和套入模式。
我說「我們能從完全相反的主義中找出各自的長處而加以發揮——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就是因為二者擇一的結果，往往是在本來沒有差別的人類中形成差別，這不是人本主義、人類外交應走的道路。
基於「中道人本主義」，就會領悟到「身而為人，對他人的任何事情不認為與己無關」這種人本主義的宗旨。在我們跟前，必定會開拓出超越差異、能與所有人毫無隔閡地交心、對話的大道。我也是遵循這項信念而行動過來的。
1974年秋，在我初次訪問蘇聯之前，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去敵視宗教的國家，而當時蘇聯的意識型態鬥爭風暴正烈。
我回答說：「因為有人，所以我要去。」
那次的訪蘇是我首次訪中幾個月後的事。當時兩國隔著烏蘇里江發生武力衝突，陷入緊張狀態。但是我先後訪問兩國，並與兩國首腦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因為我確信糾紛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結局正如所料。
以豐富多彩的世界為目標
六年前，在我初次訪問古巴的時候，古巴與美國的關係正籠罩著濃厚的烏雲。但是，我結束了在美國的各項活動後，直奔古巴，與卡斯特羅(Castro)議長會談。
因為我一貫的信念是，如果貫徹真正的人本外交，就沒有超越不了的差異屏障。
西班牙哲學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說：「文明的大前提，就是對共存的意志。」(《大眾的叛逆》)
「對共存的意志」，是指尊重差異的同時，更應超越差異，共持人類普遍資質的意志。為貫徹這種意志，可以通過對話，切磋琢磨，活躍地開展「文明間對話」，由此帶來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堅信這樣定能開拓人本主義的富饒世界，甚至可以誕生全球文明。
正像美國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國務卿所述，去年的9・11恐怖活動，反而形成了國際間對抗恐怖活動共識這一始料未及的諷刺結果。
不過，每個國家都有各自複雜的國情和想法，共識到底堅定到什麼程度，是否長久，尚無定論。但是，可說達成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那就是對抗恐怖活動不能僅依靠一個國家，國際間的協調是不可或缺的。
現在，美國SGI青年部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行「戰勝暴力(Victory Over Violence)」運動。為了創造真正的地球文明，我們要使這場「戰勝暴力」運動發展成全球規模，大幅度地修正呈現衰退的「文明間對話」潮流，使它恢復應有的狀態。
開闢「人道競爭」時代
關於這點，我認為「自律競爭」是極其有效，且富有啟示性的提議。
創價學會的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在一百年前(1903年)所著的《人生地理學》中提倡的「人道競爭」，其精神正符合這「自律競爭」，堪稱為先驅。
我在四年前的倡言中也曾論及，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這「人道競爭」並非與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競爭並列，而是要根本地改變戰爭形式。
牧口會長指出：「人道的方式，本來就沒有單純的方法。是要把政治、軍事、或經濟活動，都包含在人道的範圍裡。總而言之，其目的是擺脫利己主義，使自己 與他人的生活同時受到保障，獲得進步。換而言之，就是在有益於他人的同時，又有益於自己。選擇如此的方法，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
「努力推行共同的生活」，也就是奧爾特加所指的「共存的意志」。
牧口會長提倡把包括軍事、政治、經濟等所有層次，從弱肉強食的對立競爭轉換成共存共榮的協調競爭，呼籲建設一個實現「自他幸福」的地球社會、地球文明。
對於不同文明的接觸，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1889-1975)曾說：「接受外國文化伴隨著痛苦，同時也伴隨著很大的危險」(《世界與西 歐》)。正如他所言，萬事不一定會圓滿順利地進行，但也不是注定會發生衝突與排斥。如博士研究結果所指出，帶來觸發效果的事例不勝枚舉。我認為，絕對不可 以用「文明衝突」這一詞語，來掩飾人類的怠惰。
SGI率先「文明間對話」、「宗教間對話」
就這一點，我們應關注去年發起聯合國「不同文明間對話年」的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伊朗總統所講的話。
他說：「任何主要文明都不是發展在隔離的狀態中。只有賦予『說』、『聽』、『溝通能力』的文化與文明才能夠留存下來。除了『說』，對話還需要 『聽』……聽不是單純的被動性行為，而是一種非常能動的行為，能讓自己體驗對方所發現及創造的世界。如果不採取主動去聽的態度，那麼對話必定會失敗而 終。」(《文明的對話》)。
我也認為對話的過程本身比對話的結果更具有真正價值，它是人類、文明間積極地相互觸發的場所，是「自律競爭」、「人道競爭」的場所。
我不斷地與各國的領導人及有識之士進行對話，正是基於「只有對話的力量才能聯合世界」的信條。我希望通過對話，找出解決全球堆積如山的問題的頭緒。
SGI和相關的三個研究機關(東洋哲學研究所、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也在積極從事「文明間對話」及「宗教間對話」。這些都 不是為了較量思想優劣，或者「為了討論而討論」。其目的是集結人類的智慧，來預防發生糾紛、克服貧窮、和防止全球性的環境破壞。
如果沒有對話，人類只得在獨善其身的黑暗中摸索。對話可說是在黑暗中互相照亮對方足下，找出應行之道的燈火。
福澤諭吉（注解10）曾說：「本來，人類本性好交流。孤立獨行無從發揮其才智，家族相聚不足以達人際交往之頂峰。於世間相互交往，人民相互接觸，其交 往愈廣，其法愈得以整頓，隨之而人情愈益和睦，知識愈見寬廣。」(《文明論概略》)文明相互觸發，可以帶來成熟和發展；反之，只有走向衰亡。人類歷史證明，任何盛極一時的文明也不例外。
本世紀是否有望一睹全球文明的風貌呢？現在正是面臨這一重大考驗的時刻。我相信「自律競爭」、「人道競爭」的範例，是掌握成敗的關鍵。
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恐怖活動對策
為了把恐怖活動帶來的危機，轉變為期待全球文明的共識，我在上述文章中談論了精神方面的對策。以下，我嘗試從法律、制度的側面來作若干探討。
首先我要強調的是，為了防止恐怖活動，一定要使「繩之以法」作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確立普遍的法律規範，以對付任何性質或目的的恐怖活動。
就這次以美英兩國為中心對阿富汗的軍事行動，聯合國秘書長阿南(Kofi Annan)強調，應該按照安理會基於聯合國憲章再確認個別、團體自衛權的見解。儘管如此，軍事行動在很多情況下仍然會給將來留下禍根。
我認為重要的是，恐怖活動的犯罪集團不管帶有怎樣的思想背景、政治背景，都應同樣受到法律的制裁，以此為共同意識來制定普遍適用的制度。
另外，為了逮捕、拘留犯人而出動警察，雖然他們採取的是最低程度的武力，但若把出動警察也包含在這普遍的制度中，則可以防止事態的加重。
因此我呼籲整頓國際法、國際警察、和國際司法制度，使他們以合作的形式推進制訂綜合的體系。
然後，我認為誠如安南秘書長所強調，為了根絕恐怖活動，應該是由聯合國作為制定廣泛持續戰略方針的機關，肩負起核心的使命。
首先對於國際法，應該加緊制定「全面防止恐怖活動條約」。
到目前為止，以防止劫機的相關條約為首，一共採納了十二項對付恐怖活動的條約。但是，這些都是事件發生後，參照各犯罪的形式及使用的武器等，於事後制定的條約。每年，恐怖活動組織的國際網路不斷擴大，手法也越來越高明，因此更需要早日制定全面打擊恐怖活動的條約。
當然，制定這些條約的目的是在於抑制、防止重大犯罪，因此需要國際間的合作，才能生效。正如在各個首腦會議上的呼籲，應當喚起更多的國家給予關心和支持。
為配合這些條約，使這次事件的悲劇不再重演，作為反恐怖活動的國際聯合佐證，應儘快實現締結「全面防止恐怖活動條約」。
聯合國設立防止恐怖活動的專門組織
第二是關於打擊犯罪。我提議在聯合國設置專門的常設組織，一面與ICPO（國際刑事警察機構，注解11）及各國的警察當局取得緊密合作，一面推動有效對策，使其發揮國際工作網的核心作用。
另外，在打擊犯罪集團上，要是在當地警察無法對付的情況下，是否可以探討在將來設立聯合國獨自的警察網？
安理會基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注解12）施行強制措施或在行使自衛權之前，先由國際合作的警察處理。在防止恐怖活動的普遍對策上，這方案是非常值得考量的。
斬斷「憎恨的連鎖」
第三，整頓國際司法制度。為此，不可或缺的是早日設置「國際刑事法院」。
為了審判犯有集體殺害、人道犯罪、戰爭犯罪等個人，已於1988年通過設置國際常設法院的條約。但是，由於尚未達到必要條件的六十個國家的同意，所以還沒有設置。
我認為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機構，不以武力解決問題，創設「依據法律解決」的制度，斬斷憎惡與復仇的連鎖，才是改變二十一世紀的關鍵。我一向呼籲儘快設 置國際常設法院。現在，通過「期望國際刑事法院的NGO(非政府組織)聯合」(CICC)等，正在積極地推動支持設置活動，SGI也積極地參與此項運動。
過去為了審判在原南斯拉夫及盧旺達的屠殺（注解13）等犯罪，安理會曾設置臨時法院。設立國際刑事法院倘若需要一段時間，可以考慮採取同樣的形式，設置臨時法院來處理不時之需。
不管怎樣，我認為有必要以這次事件為轉機，確立以國際司法制度審判恐怖活動的原則。
以長期展望支援復興
考慮到防止恐怖活動的長久性，我想談論日本對阿富汗復興應盡的職責。
阿富汗在持續二十三年的內戰後，雖然在上個月成立了臨時政府，現在仍有四百萬的難民，而支撐人民生活及社會的基礎建設，大半受到破壞。
阿富汗急需國際社會的人道支持和對復興計劃的持續支持。我認為日本應積極地善盡自己的職責。
日本在這些地域從沒有過殖民地統治、侵略行為等軍事、外交上的負面歷史。近年，通過「歐亞政策」及「絲路外交」，與阿富汗鄰近的中亞各國也建立了信賴關係。在恐怖活動發生之前，日本也曾邀請北部同盟與塔利班兩派來東京談判，努力進行探索和平的道路。
日本一直以各種方式對阿富汗進行人道支持。日前(1月21日－22日) 在東京舉辦「支援阿富汗復興國際會議」的部長級會議時，日本又積極地支持其復興計劃等。
我對這種努力給予高度評價，期待日本今後能高瞻遠矚、堅韌不拔地持續支援阿富汗復興，並從中探索克服「難民世紀」(二十世紀)主因的區域糾紛與民族對立的綜合方案，支援復興的理想狀態。
聯合國的和平建設（注解14）構想
近年的糾紛，經常伴隨戰爭、難民、饑餓與自然破壞等，是一種「複合性緊急事態」，有必要同時展開多方面的合作來解決。
具體地，我提議日本應參與。
這活動是幫助因糾紛而受到破壞的社會，協助他們以自己的力量來重建安定和平的社會。內容涉及到民族和解，尊重人權，解除武裝勢力，幫助他們重返社會，確立法律秩序，增進民主制度，修建基本的基礎設施等各方面。
聯合國以實驗性的方式，在中非等設置了「支援和平建設辦事處」。
日本也在阿富汗推行協助難民回歸、再定居等阿蘇拉計劃（Azra and Tizan project）（注解15）。今後日本應與聯合國各機關加強合作，一面配備支持當地計劃的體制，一面培養各種專業人才，以確立隨時派遣人員的協助體制。 特別對於成為焦點的掃雷問題，日本可能在技術合作等方面作出較大的貢獻。
另外，汲取國際社會長期以來漠視阿富汗狀況的沈重教訓，我提議，在逐步向世界報導其和平復興進展狀況的同時，為增進對阿富汗的理解，可在日本設置介紹其文化與傳統等的「阿富汗和平中心」。
從保障人類安全角度來防止恐怖活動
以上論述了建立防止恐怖活動的制度，及糾紛後的和平建設問題。
與這些「事後工作」同樣重要的，就是「預防工作」。就是說，需要全世界共同合作，創造一個消除恐怖活動及糾紛的環境。
首先，國際社會應全力以赴地展開「預防工作」。如果仍然發生恐怖事件，重要的是以「繩之以法」為原則，在國際社會協定的基礎上，按照普遍的規則來處理，應做好這雙重準備。
近數年來，我一直呼籲建立以 「人的安全保障」（注解16）為主的國際合作組織。
從這個觀點，我想對「人權」、「貧窮」、「裁軍」這三個主要問題，進行具體的提議。
擺脫種族歧視、排外主義
第一是「人權」。
我特別強調，應從「人權教育」著手，進行人類心靈的預防工作。
去年9月，聯合國在南非德班(Durban)召開了「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排外主義、不寬容主義」的世界大會(WCAR)。在這之前，召開了NGO論壇。
經由與會的SGI代表團，我向聯合國提出繼「為了人權教育的十年」(1995-2004年)之後，設置「為了和平的人權教育十年」建議。
為了實現德班宣言所主張的：「一個公正的、全面性且具有永續性的和平……人類共存，共同享受平等、公正，世界尊重人權與安全」，其關鍵在於踏實地實踐人權教育。
任何人都不是生來就抱有排外的觀點。很多情況是在成長過程中產生了偏見、歧視等感情，以及對其他團體的憎惡。
基於上述觀點，SGI為支持聯合國「為了人權教育的十年」，舉辦了「現代世界人權」巡迴展，召開了人權討論會等，一直持續啟發意識的活動。
從去年起，為了重視對兒童的教育，我們開始舉辦介紹世界一百二十個國家地區圖書的「世界童畫展」。這個圖書展以簡單易懂的形式，介紹世界各地的種種文化及生活方式，讓參觀的兒童能自然地體驗到世界千差萬別的文化，進而接受彼此的差異。
我深信，通過日常生活中各種機會，培養寬容與關懷他人之心，如此反覆地累積，才是「創造人權文化」的最佳途徑。
為消滅「貧窮」的協力合作
第二是如何「消滅貧窮」。
實際上，「貧窮」正是產生恐怖活動及糾紛的重大原因。
至今我們一再強調，要通過國際間的合作，糾正在國際化中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消除絕對貧窮階層。貧窮剝奪了世界上許多人的尊嚴，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威脅。
我在二年前的倡言中，提出了實施全球性的 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注解17），對嚴重債務國撥出可利用資金作為救濟措施，緩和其貧窮狀況，協助配備教育、保健、醫療等各方面。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2001年世界兒童白皮書」中，介紹了烏干達將債務救濟金的利息，充當兒童教育及健康資金的例子，強調「將債務轉為對兒童的投資，是終止貧窮的關鍵」。
聯合國去年5月為最落後國家召開了第三屆國際會議，通過了如何克服貧窮等問題的行動計劃。7月，日內瓦高峰會議(Geneva Summit)宣言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支援發展中國家。
我認為，為了實現聯合國千禧年宣言：「到2015年為止，使一日平均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減半」的目標，現在正是認真地再作商討的時候。特別是在建立聯合國的「人的安全保障基金」（注解18）中起積極作用的日本，應該為解決貧窮問題而發揮更大的領導能力。
另外，聯合國應該研究安南秘書長的提案，設置高級專員公署，以處理世界最貧窮國家的問題。我們必須立足於人本主義精神，齊心協力地消滅貧窮。
日內瓦裁軍會議的改革
第三，裁軍是預防糾紛惡化的制度性方法。
近年來的當務之急是確立不擴散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等與恐怖活動相關聯的大量破壞性武器的體制，徹底裁軍。
作為突破性的有效方法之一，我強力提倡改革CD(日內瓦裁軍會議)的運作方式。
以「十國裁軍委員會」為首，於1960年設置的CD，經過更改名稱和組織的變更，作為唯一的跨國裁軍談判機構，成立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使 用生物、毒素武器條約」、「禁止使用化學武器條約」等许多重要的裁軍條約。但是，從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實驗條約」以來的五年間，一直處於毫無任 何成果，甚至連新的談判项目也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的狀態。
為了打破僵局，我提議應該考慮修改CD最大的特點、即招致目前死結的最大原因——「全場一致同意」的規定。
關於這一修正方案，日本於去年8月提出導入「手續上的事項由2/3的贊成票來決定」的多數表決方式的非正式方案。如果認為在安全保障問題上不適宜採取 多數表決方式的話，那麼還有WTO(世界貿易組織)所採用的「Consensus Minus One」制度(當只有當事國反對，而其它成員國一致同意時，應尊重眾人意見)方式。我認為如果不在運作上進行某種改革的話，CD自身存在的意義就受到威 脅。
不是完全否定CD，而是改變運作方式，首先就談判主題取得大致的認同後，進行討論，而後再推敲細節，這樣可能會更有效。
因為這牽涉到大幅改變CD傳統的作法，一定會出現異議。但是，基於推動裁軍為第一要義，正是該認真研討如何進行改革的時候。
早日締結防止核恐怖活動條約
在裁軍方面，特別要強調的是對核武器的裁軍
9・11事件以後，在帕格沃什會議(the Pugwash Conference)上，以諾貝爾得獎人羅特布拉特(Dr. Joseph Rotblat)博士為首的與會者，對於「恐怖份子使用核武器」的危機表示憂心。IAEA(國際原子能組織)也通過了防止非法使用核材料，要求切實做好原 子能設施的防禦破壞活動的決議。
雖然聯合國正在審議「防止核恐怖活動條約」，但是仍然有必要提高國際輿論，以儘早實現條約的締結。
不僅是對於恐怖活動，防止核武器的擴散及進一步裁減核武，是關乎二十一世紀人類生存的課題。
去年12月，美俄兩國基於START1(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履行了削減六千枚戰略核彈頭的諾言，其後裁軍的具體日程尚不明確。
在2000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六屆再研討會上，全會一致通過將「核國家對全面廢除核武器的明確諾言」這一內容列入會議最終紀錄。但是，在具體的措施及設定的期限上，尚未達成充分的協定。
會議上，核國家之所以最終認可核武器的「全面廢除的明確諾言」，是因為有以七個無核國為主導的「New Agenda Coalition」，和其支持者的NGO運動。為了不使這一潮流消退，必須加強民眾輿論的包圍網，迫使核國家誠實地履行諾言。
到目前為止，SGI繼承了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從生命論的觀點上，及抨擊核武器為「絕對惡」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精神，繼續支持「核武器威脅展」的世界巡迴及「Abolition 2000」反核運動，擴大要求廢除核武器的人民陣營。
今後，將會以制訂「全面禁止核武器條約」為目標，繼續展開活動。
永遠從地球上消滅地雷
接下來我準備談的是，與核武器問題同樣嚴重的地雷問題。
在阿富汗糾紛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造成许多人民，尤其是兒童犧牲的非人道武器。廢絕這些武器成為冷戰後的世界焦點。我在1997年的倡言中曾呼籲制訂全面禁止條約。
在ICBL(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全球禁止地雷運動)等NGO的大力推行下，「全面禁止地雷條約」於1999年生效。但是，據說現在世界上仍埋設有一億一千萬個地雷，儲藏有二億五千萬個地雷。
這種武器最大的問題是不僅在糾紛中，即使在糾紛結束後，埋設的地雷仍然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及生命造成威脅。據調查的結果顯示，在上述條約生效以後，仍有近半數的意外發生在沒有戰爭的國家。
此條約不只是禁止使用，同時還禁止儲藏、生產及轉讓，負有廢絕義務的劃時代條約。但是，如果不是所有國家都加入這條約，就無法杜絕因地雷引起的犧牲。
我強烈呼籲，作為構築二十一世紀「沒有戰爭的世界」的第一步，國際社會應該一致早日實現禁止出口地雷，並以此作為完全廢止這非人道武器的一個步驟。並在建立合作體制的同時，也應確立清除地雷及支援犧牲者的體制，以開拓邁向「人道世紀」的道路。
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議」以來的十年
接下來，我要討論二十一世紀地球社會不能避免的「環境問題」。
今年正值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十周年，8月將在南非召開「WSSD(可持續發展問題世界首腦會議)」。
1992年，在冷戰結束及對全球環境問題的關心不斷提高之中，召開了全球高峰會議，一百八十三個國家地區的代表參加了大會，規模空前。會議取得了簽署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生物多樣性條約，和通過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許多成果。
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評價該會議為「認識論的突破」，指出它在改變人們意識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但是，會議以後，由於在對策上裹足不前，並沒能遏止地球環境不斷惡化。僅以防止全球氣溫升高為例，在通過條約的九年後的去年11月，才終於在日本京都就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義務的 「京都議定書」（注解19）的執行規章達成協定。
這意味著今年舉行的WSSD會議，應該是實現從「認識論的突破」走向「行動上的突破」的機會。
會議除了驗證對策在過去十年的進展狀況外，應該以新的決意和堅強的決心，提出徹底的改革對策，為人類的未來開始行動。
統籌各環境條約的公署
為了加強國際合作，我提議在WSSD的會議上研究討論以下三點方案。﹙1）設立「聯合國環境高級專員」與其公署，﹙2）分步驟地合併各環境條約公署，同時設置「地球綠化基金」，﹙3）及早締結「促進能源再生條約」。
第一項內容是關於機構的改革。
現在的聯合國，除了UNE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外，UNDP(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WHO(世界保健組織)等許多機構也在開展與環境有關的活動。
由於各公署分別展開各自的活動，為此必須建立總體規劃，互相交換信息和加強聯繫。
人權領域設有人權高級專員、難民領域設有難民高級專員，因此在環境領域也應該設立同樣的職能及公署，調整各關聯機構的活動，健全體制，對地球環境問題發揮強大的主導作用。
授予「環境高級專員」副秘書長級權力，因應需要，進行國際上的勸告，召開賢人會議或科學家會議，發表對將來的展望等，使他能在解決地球環境問題上發揮領導作用。
第二個方案是，取消分別設置各環境條約公署。這既能加強活動的聯繫，也可以使業務合理化，減低管理成本。
同時可以協助削減各條約盟國在履行報告義務時的費用，將這些資金作為「地球綠化基金」，有效地用於保護生態環境、擴大森林面積的植樹活動等。
SGI與巴西SGI在巴西「亞馬遜自然環境研究中心」進行熱帶雨林再生研究，我們會把從中取得的實際經驗與成果，盡力支持解決環境問題。
導入再生能源
第三個方案是，積極導入再生能源，轉換依賴石化燃料的社會系統。
積極從事這項活動的UNEP指出，「積極導入太陽能、風力、波力等保護環境的能源，是千禧年人類必須努力研究的緊迫課題」，並於去年3月發表了題為「當然的選擇——再生能源的技術與政策」的報告書。
發達國家對此問題的意識日漸高漲。2000年在九州－沖繩高峰會議後成立的「G8再生能源特別研究委員會」，在去年的日內瓦高峰會議上提出了報告書。
在日內瓦的G8共同宣言的「留給將來的遺產」一章中指出：「除了在自國計劃中確保充分的再生能源外，也獎勵其他國家採取同樣的行動」。這是G8共同宣言首次對普及再生能源的宣言。
在歐洲已經開始執行具體的行動計劃。去年9月，EU(歐洲聯盟)通過了關於普及再生能源的指示，爭取2010年，在總能源消耗量中所占的比例增加一倍。
在發展中國家，UNDP也展開了各種活動，例如在孟加拉國的小村落導入太陽能等，作為「可持續的農村能源計劃」之一環。
我提議不管是發達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應該在WSSD上，討論成立如「促進再生能源條約」等全球規模的協議。
採納地球憲章
與WSSD有關聯，我還要提出的是「地球憲章」（注解20）。
提倡可持續未來的價值與原則的「地球憲章」，是以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與擔任地球高峰會議秘書長的斯特朗(Maurice Strong)為中心的地球憲章委員會負責擬草，於2000年6月發表了最終草案，並希望在今年得到採納。
我們SGI贊同「地球憲章」的宗旨。除了在世界各地展開支持活動以外，還在和平研究機構「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召開研討會，為擬定草案提供多方位的觀點，出版研究書刊等等。
「地球憲章」並不僅局限於環境問題，還包括涉及到公平的社會與經濟、民主主義、非暴力與和平等項目，列入今後治理地球社會所不可缺少的綜合行動規範，應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指南。
如果大家不是帶有共同的理想，為之努力奮鬥，就不可能使地球的未來充滿希望。因此，必須取得國際社會的一致同意，通過此「地球憲章」。
同時為使「地球憲章」日後成為人類社會共同奮鬥的支柱，必須在民間耐心進行意識啟蒙。
SGI將與地球憲章委員會及其他社會團體合作，協助翻譯「地球憲章」的各國語言版本，製作解說其內容和主旨的小冊子，錄影帶等。
從環境教育的觀點上，有必要製作簡單易懂地介紹地球憲章內容的小冊子，以便青少年閱讀。
在WSSD之前，正準備舉辦兒童創作海報、作文比賽等。希望國際社會今後也繼續把焦點放在地球未來的主人翁兒童身上，努力進行環境教育。
我想今後SGI還將以各種形式為普及環境教育做出貢獻。
全球性的支持兒童活動
為配合以上這些活動，我想就今年5月於聯合國舉行的「世界兒童問題特別會議」提出一些建議。
這會議的目的是檢討1990年「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所訂的目標有否完成，並制訂二十一世紀新行動計劃。本定於去年9月召開的該大會，因為恐怖活動而被迫延期。
兒童經常是混亂世界中的犧牲者。世界上約有二十一億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而能夠生活在保障健康成長的國家還不到百分之十。
在召開「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以後的十年中，死於可預防疾病的兒童人數大幅降低，受基礎教育的兒童人數有所增加。結果表明有一定的進展。
但目前的狀況是，高峰會議的行動計劃並沒有在國際上得到廣泛的認識，目標的達成狀況也不盡理想。為此，聯合國兒童基金建立了「為了兒童的世界聯合」網路，積極呼籲各國政府、NGO(非政府組織)、教育機構、新聞機構等的參與。
「聯合國兒童問題特別會議」也是上述活動的一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貝拉米(Carol Bellamy)秘書長說，該會議的目的，在於強調今天的健康兒童與明天的健康世界是相關聯的。
截至目前為止，SGI舉辦「兒童的人權與現實展」等，支持聯合國兒童基金活動。該展為紀念聯合國兒童基金創立五十周年，從1996年6月開始以來，在美國各城市及南非等地巡迴展出。為配合聯合國兒童特別會議的召開，預定5月在紐約舉辦。
通過兒童權利條約的議定書
我特別要呼籲的是，在這次特別大會上，各國的領導人應該誓約：在所有的領域貫徹「兒童第一」、「兒童為先」的原則，作為擴大維護兒童的出發點。
我認為第一步就是強烈要求各國，通過禁止明顯侵害兒童人權、兒童買賣及兒童士兵的「兒童權利條約」的兩個非強制性議定書（注解21）。
附帶提議，希望能在特別會議上，或在不遠的將來通過「世界教育憲章」。
到目前為止，為了在所有的國家推行識字教育和基礎教育，也曾提出「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注解22） 。
以更進一步的形式，整頓教育環境，進行國際間合作的同時，我們應該展望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推行以兒童的幸福為重的「以教育為主」的社會理念，實行全球規模的世界公民教育、和平教育，為此建立共同規範。
今年是日中韓的「國民交流年」
最後，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亞洲和平，我有兩個提議。
今年對於日本、中國、韓國這東亞三個國家來說，意義十分深遠。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中韓建交十周年、韓日共同主辦世界盃足球賽，是有著三重意義的一年，因而定為「日中韓國民交流年」。
1999年，在菲律賓召開的「ASEAN+3」（注解23）會議上，出席會議的三國首腦進行會談，加速釀成三國間的信賴合作。2000年決定了定期召開首腦會談，去年又達成了定期召開外長會議與經濟相關高層會議等協定。
今年的國民交流年也是在這樣的對話中決定的，相信將成為加深彼此信賴與友好紐帶的最好機會。
到目前為止，創價學會期望亞洲和平，努力與中國及韓國進行民間交流。
由日本中部地區青年部策劃，介紹為日中友好奠基的周恩來總理生平的「偉大的領導人——周恩來」展在名古屋揭幕，預計今年內在日本國內八個地方巡迴展出。
另外，我現在正與韓國濟州大學的趙文富前校長進行連載對談，暢談日韓友好之道。
舉辦「和平文化與婦女展」
我認為，亞洲的和平不是在哪個國家主導下進行的，應該是通過各國加深友好，不斷擴大，日漸形成。
在今年的國民交流年，預定實施「日中韓青年領導人的交流計劃」。我希望這種交流能擴展到全亞洲，並且定期舉行，積極創造肩負下一代的青年、特別是婦女之間締結友情的機會。
譬如，我們可以考慮以並行每年「ASEAN+3」會議的形式，在召開會議的地方進行交流的同時，開展互相加深理解對方文化及歷史的活動。也可以舉行與首腦們的直接對話，把婦女直率的意見轉達給各國的領導人。
創價學會也預定今年在各地舉辦「和平的文化與婦女展」。我希望借此機會加深與亞洲各國婦女的交流。
共同的歷史認識
我的另一個提案是，為構築亞洲對歷史的共同認識，推進共同研究工作。
去年，出現了關於修改日本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八十年代以來，由於日本國內部分人對過去歷史的錯誤認識，時而引起與鄰國的緊張關係。
這不僅是外交上的問題，考慮到歷史教育對兒童產生的巨大影響，實在令人憂慮。
就這點，歷史學家霍布士班姆（Eric Hobsbawm，注解24）曾在《歷史論》(On History) 中強烈告誡歷史歪離真實的危險，而說：「無論面對多麼細微的事情，歷史家都應該追求普遍性」。
曾體驗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就歷史教育進行兩國間及多國間對話，並在1992年出版了以十二國的歷史學家為中心所編修的《歐洲歷史》。
雖然對這本書也有正反的兩種意見，但通過對話和商討尋求不偏頗的歷史觀，我認為這具有很大的意義，並希望亞洲也應該進行同樣的挑戰。
真誠地看待過去與真誠地面向未來具有同等重要意義。以「對話」為中心，繼續努力構築對歷史認識的共同基礎，相信是亞洲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
以「擴大對話」為口號前進！
不只是亞洲的和平，紮根於「自律競爭」、「人道競爭」的「對話」、「信賴」和「協調」，才是構築二十一世紀全球社會、全球文明的支柱。
牧口會長在《創價教育學體系》中闡述：人類不應過著「依賴他人的生活」，「獨立自主的生活」也不夠，應該過一種「能貢獻他人的生活」。
就是說，要鼓舞他人，賦予他人力量、勇氣和希望，同時追求自己與他人的幸福。當每個人都過著有創造價值的、能貢獻他人的生活時，必定能改變社會，改變世界，推動時代。
今年，以「擴大對話」為口號，我們SGI在各國作為模範市民，無限地擴大「和平」、「共生」的人本主義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