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世紀的偉大潮流（2001年）
2001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以共生與自發的精神力量 建設裨益人類的新文明
終於到來的二十一世紀——這新世紀將成為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對此，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展望。
其中，大部分對生命工程學或信息工程學等科技方面的進展寄予期待的同時，也透露到對政治與經濟前景難測的不安。
「期待」與「不安」這兩個對比可能是世紀轉換時特有的心境。但相較於二十世紀之始，則令人感到缺乏了當時那種樂觀的氣氛。
其原因或許是因為我們遇到了「二十世紀為人類帶來了貢獻嗎？」這避無可避的提問。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帶來許多恩惠，與此同時，又不斷發生戰爭，不斷擴大著從未有過的悲劇，成為人們心頭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那麼，究竟以怎樣的光源，才能驅除這種黑暗呢？二十一世紀到底應該以什麼為依歸呢？
我在考慮這問題時，腦海中浮現起與「現代化學之父」萊納斯・鮑林(LinusCarlPauling)博士的對談。
難以忘懷的是，在與博士的對談中，當我闡述「二十一世紀是生命世紀」這多年來的一貫主張時，得到了博士的全面贊同。鮑林博士說：「我想這意味著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人的生命本身更受矚目、人類的幸福與健康更受重視的時代。」
博士出生於1901年，置身於艱難動盪的二十世紀，作為科學家，又作為和平活動家，一直在追尋著人類與社會的理想狀態。正因如此，博士的話語更使人感到重如千鈞。
我們把對談編成一本書，書名定為《探求生命的世紀》，也是考慮到如果以「生命本身」為問題中心，就可以涉及到人類真正需要超越的課題、及其應循之道。
有識之士的回顧
回顧歷史，二十世紀是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在我們眼前？
就此，歷史家艾里克・霍布茲波姆（EricHobsbaum）的巨著《二十世紀的歷史》耐人尋味。他在文章開頭以《12人看二十世紀》為題，列舉了代表世界有識之士的見解，而他們那些近乎悲鳴的語句引起我的注意。
「我不得不認為二十世紀是人類史上最殘暴的世紀。」(英國諾貝爾獎作家威廉・古丁，WilliamGoulding)
「我只能說它是虐殺與戰爭的世紀。」(法國生態學家雷恩・迪蒙，ReneDumond)霍布茲波姆在介紹這些觀點之後，自問自答地敘述到：「為什麼許多有洞察力的人士沒有帶著滿足、或是對未來充滿自信地回顧二十世紀呢？」
「不容置疑，這是因為不論從戰爭規模、次數、還是時間上的長短，二十世紀都創下了歷史上最殘酷的記錄。(中略)綜觀歷史上從最嚴重的饑荒到組織性的大殺戮，人類自相殘殺的規模之大，也是史無前例的。」
物質的進步與時代精神的倒退
如果僅僅把焦點對準歷史的黑暗部，也不能算是公平。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也有很多是進步發展的一面。
不論怎樣，允許帝國主義或殖民地主義在全球旁若無人地橫行霸道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即使還存在許多課題，聯合國這一世界政治機構與轉瞬即逝的國際聯盟相比，在這半個世紀裏一直發揮著應有的作用。
從正面對民主主義的各種價值提出異議的人已經大減。尤其是婦女在家庭及社會的地位得到提高，雖然還不充分，但與前一世紀相比，仍令人刮目相看。
科學技術發展雖然是功罪兼半，但也沒有人能否定它在豐富物質(雖產生貧富不均的難題)，發展交通、通訊、醫學、衛生等方面的貢獻。甚至就二十世紀初與世紀末的人權問題而言，在法律與制度面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儘管如此，二十世紀人類極端的自相殘殺此事實是無法抹消的。據統計，自十六世紀以來五百年間戰死的人數，二十世紀竟占其三分之二。誠如「Megadeath」所形容的，二十世紀的確是史上空前大屠殺的時代。
換句話說，二十世紀是個過於輕視人類生命的時代。在此意義上，即使稱二十世紀為「褻瀆生命的世紀」，也絕不過份。
我在前文言及，即使是二十世紀帶來的貢獻，也都是物質的進步，就時代精神而言，不能否定二十世紀處於倒退的狀況。生命不斷受到輕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人與大宇宙之間的關連被截斷，以佛法用語來說，就是陷入了「小我」的牢籠之中。如何把這時代潮流扭轉為尊重生命尊嚴的世紀，就是鮑林博士與我共有的文明史課題。
「排除生命」導致二十世紀的悲劇
受時勢所趨，除了歷史書以外，也有許多論著二十世紀的書刊問世。就我所看到幾個人的觀點中，特別給我留下深刻印像的是法國文人保羅・瓦勒利(PaulVarer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論述「精神危機」的文章。
他在1919年發表的同名文章裡，痛陳所感到的深刻危機，指出歷史上最初的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精神衝擊，甚至預感到以榮華富貴為自豪的西歐文明將走向滅亡。
在此，他刻畫出知識的無能、應用科學的殘忍、目標喪失等問題，全都是與現代共通的課題。可以說，瓦勒利洞穿的西歐近代精神破綻，至二十世紀末仍是絲毫不變。
在他分析危機加深的短篇論文中有這樣一段：「與我們熱中於利用哲學來排除宇宙一切生命同樣，古代人利用他們的哲學使生命蔓延宇宙。」(《瓦勒利全集9》)雖說這是近乎反時代的發言，但我認為的確是簡明扼要地闡述出時代本質的至理名言。
儘管這麼說，當時的哲學也不是有意要排除生命。二十世紀的語言對形成宇宙觀顯然是力不從心。不單哲學，在文學上也摸索著如何使語言復權，以語言重建有意義的生命空間，為此目標而呻吟，一再受挫。
我們尤其不能忘記科學技術在排除生命這點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代科學分割了自然與人的關係，使人變成了可以被操作的客體，這種機械論自然觀所帶來的弊害，是無庸贅言的。
但是，到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科學領域的思維也被迫扭轉，成立承認人類為自然一部分的自然觀、生命觀。其原因是，人類突然面臨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機；而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知識新領域的遺傳基因工程學的發展，如克隆技術等，稍有差錯，就會摧毀人作為人的基礎。
東京大學的松井考典教授極力主張應把笛卡爾(Descartes)有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提高對「生命、心靈、精神」的關心
在四年前的SGI(國際創價學會)紀念倡言中，我介紹了奧爾特加・加塞特(OrtegayGasset)哲學的精華：「我就是自己與環境。如果我的環境不能被拯救，則我也不能被拯救。」(《關於對唐吉柯德的思索》)因為我對此話深有共鳴。
正是因這種時代潮流，在「千年紀」的日本說起「生命」，也不僅是生物學上的「生命」，而更多是注目於瓦勒利所謂的「生命」。而且不僅提到「生命」，還經常見到如「心靈」、「精神」等字眼。
特別在討論到青少年的失足問題或惡性犯罪時，更喜歡用平假名表示「生命、心靈、精神」等字眼。我認為這正表現了時代精神深處某種微妙的感受性，和人們關心的方向與價值觀，正慢慢地在起著不少的變化。
社會基礎的崩潰
雖僅有一面之緣，但一見如故的、二十世紀已故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先生(SirYehudiMenuhin)，他曾引述美國印第安酋長西雅圖(ChiefSeattle)的書信，令我難以忘懷。
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當白人提出購買土地時，酋長寄給當時總統弗蘭克林的信。在此介紹其中的小部分：
「假使我承諾(販賣土地)的話，我需附加一個條件。即白人要愛護這片土地上的動物如同親兄弟一樣。(中略)我見過大平原上許多腐爛的野牛屍體，那是白人坐火車經過時從車上打死的。我是野蠻人，所以不懂為什麼噴出煙霧的蒸汽車比維持我們生存的野牛更重要？如果沒有動物，那麼人類又會如何？假若所有的動物都被消滅，人類的心靈會因巨大的孤獨而死。為什麼呢？因為動物所經歷到的，人類同樣也會經歷到。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連結的。能降臨到大地的一切，同樣會降臨到大地之子身上。」(《邂逅之旅》)
一如梅紐因先生所主張，酋長的話不但對現代，甚至對所有的時代都適用。誰都不能蔑視這種原始萬物有靈論（
為了取樂而射殺野獸，這種對動物存亡無關痛癢的歧視感覺，與促使白人掠奪印第安人土地、強迫他們遷進居住區的種族歧視心態是一脈相通，而與「生命世紀」則是水火不容的無緣存在。
在宇宙的森羅萬像中設置隔閡，並編列其價值順序，只會切斷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使單方面的壓抑、掠奪正當化，褻瀆了生命的尊嚴。
佛法的一念三千法理
「萬物相互連結」——佛法與酋長的想法相通，把撤除隔閡指為追求生命實相的首要命題。「一念三千、互情非情」，意即「一念」此生命作用，納於「三千」現像世界，而此法理適於有情的人、動物，也適用於山川草木等非情世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也有著同樣的意思。
暫且不提「一念」或是「佛性」的嚴密定義，目前可以大致把它們當作是「生命」的同義詞，當然它絕不是指生物學上狹義的「生命」意思。
佛法講說的「生命」世界略有差別，雖然它也有著原始萬物有靈論感性，但佛法的生命世界不是輕易能達到的，是要經過精神的千錘百鍊，才能達到的豁然開朗、富饒清徹世界。
雖說不是笛卡爾的「懷疑」方法，但在充滿矛盾與不講理的社會中，懷疑所有的事物，竭盡可能地以「知情意」來尋找生存的意義，只有在不斷苦惱思索中，才能開拓如此的新境地。也只有這種求道者特有的敏銳生命感覺，才可以達到無差別、平等的世界。
與此同時，即使稱無差別，卻不是沒有主體、沒有個性的單調世界。那是個萬像以「緣」互相結合、不斷反復生生滅滅的「緣起」世界。充溢、集中、緊張、調和、均衡、統一……是一個以任何詞語都無法充分表達的世界。正如佛典所說，「言語道斷、心行所滅」，即使是覺者釋迦牟尼，亦因擔心人們可能不懂或誤解，而於開始說法時十分躊躇。可說，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悟達境地。
以三十四「非」所表現的世界
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在太平洋戰爭中，因日本軍部當局對宗教的鎮壓而被投入獄時，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經過反復思索而領悟的境地，也正是這種「生命」的世界。
恩師在獄中有次下決心要身讀法華經。他每天誦念一萬遍「南無妙法蓮華經」，並反覆地閱讀法華經。每當讀到法華經開經的無量義經的某個地方時，就像船隻觸礁一樣，怎樣思索也不得其解。
那是十二行讚頌佛的「偈文」。
這偈文始於「其身非有亦非無，非因非緣非自他，非方非圓非短長」，終於「非彼非此非去來，非青非黃非赤白，非紅非紫非種種色」。
其中「非……」實際上重復了三十四遍。這種反覆地被所有形容詞否定的「佛」，究竟會是什麼呢？
在高度集中精神鑽研之中，恩師領悟到的是，「佛」就是「生命」這一偉大而不朽的達觀境地。
在拙作《人間革命》第四卷「生命庭園」中曾對其作了詳細記載，不再詳述，在此只介紹其附文如下：
「可以說戶田城聖此刻遭遇的一瞬間，是足以於將來改變世界哲學面貌的瞬間。隨著歲月的迅速流轉，不久將會得以證明。」
這不論是在執筆的當時(1968年1月)還是現在，都是我不變的信念。事實上，SGI運動的潮流得以如大河般擴展到163個國家和地區，正是有賴恩師此獄中體驗為源流。
而且，我決意要把本世紀建設為「生命世紀」、「生命尊嚴的世紀」，也正是出於恩師此無比寶貴的體驗。我認為它遠遠超越宗教派系次元，必定會為人類精神史上帶來傑出貢獻，並能突破時代的閉塞狀態。
社會與家族的嚴重動搖
歷史家湯因比(ArnoldToynbee)博士於著作《處於考驗的文明》中，曾呼籲不要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要洗耳靜聽創造歷史的水底靜流，來展望未來。
最近「生命、心靈、精神」等句語頻繁地被使用的背景，我認為是因為人們的感受或關心，在時代潮流深處有所變化。簡單來說，即是從價值觀而至所有的機構、體系，都在顯著的「動搖」，而人類正從中探索自我，追尋有回應的真實。
最近正在極力宣傳IT(信息技術)革命，假使IT社會真的來到，而負責它的人又去哪里尋找自我呢？對這個問題卻一點也沒有著手解決。
如果茫茫然無所是事的話，等待著的不但不是充滿希望的未來，極可能會是「生命、心靈、精神」的窒息致死。不正是這種不安變為「動搖」，而促使人們探究自己的心靈深處嗎？至少，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像某些傳媒一樣，高舉雙手贊成網路革命能擴大人際交流的樂觀論。
恐怕我們有必要通過人類精神史整體來掌握此「動搖」，看它如何巨大，甚至能在奧底改變人的思維。
此現像也出現在人類最古老的共同體、使人類社會有別於動物群居的家族體系上。
家族崩潰的問題不單與「生命、心靈、精神」等主題並列，更與它們之間相互關聯，一直受到反復討論。
在此呈現的嚴峻事實是，甚至於家族的紐帶（一種有異於其他人際關係、非一己所能選擇的宿命）也面臨著「動搖」，慢慢失去其實感。
這現像從二十多年前導致許多女信徒離家出走的「耶穌方舟」驚人事件時就已初露端倪，而最近接連不斷發生的青少年異常犯罪確實是與之一脈相承的。在此等遠遠超出常識範圍事件的背後，必然隱藏著家庭、家族的「動搖」或是「崩潰」。
許多有識之士異口同聲指出：家庭不再是舒適而令人安心的休息場所，它正慢慢地變成了令人難以生活的空間、令人窒息的密室。
喪失「生存意義」的人類
「虛擬世界(virtualreality)」一語，本來是指電視、電腦或因特網等不能直接觸摸的虛構世界。
但是，現今的家族間、人際間、人與自然宇宙間等所有關係，或多或少，都喪失了真實感，慢慢演變成虛擬世界。
離人症、幽居症、失語症、感情遲頓症、喪失自我等等這些蔓延於現代日本、特別是青年階層的顯著病理就是其佐證。
在如此狀況底下，「萬物相互連結」的想法已不受重視，真實被無數虛擬世界掩藏，如法國哲學家西蒙・威約(SimonWeil)形容的，受到「根底的破壞(deracination)」。為了尋求確實的生存價值，人們被迫走上「尋找自我」的旅途，而「生命、心靈、精神、家族」等問題也就因此而受到注目。
故此，我一直深感必須以「生命尊嚴」作為這個時代的精神支柱。
最真實的就是「生命」、「緣起」的世界。甚至浮士德(Faust)也感嘆道：「汝！此瞬間！停止吧，因汝實在太美！」。只有發自此生命尊嚴世界的光源，才能使圍繞我們的所有關係復甦，才能使我們尋找到生與死的真正意義。
對「為什麼要生在這個家庭？」、「為什麼生為男性(女性)？」、「為什麼會有此遭遇？」而至極端的「為什麼不能殺人」等人生的所有設問，如果不能準備好滿意的回答，那麼新世紀也只能持續其混沌狀態。故此，實現「生命世紀」是刻不容緩的燃眉之急。
打破時代黑暗的「堅強意志」
為了開拓「生命世紀」，正如浮士德所說的，「此瞬間！停止吧」，我認為「此瞬間」就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所在。
為什麼說是決定「一切」的關鍵所在呢？因為在「生命」或「緣起」的世界，真實只存在於「此瞬間」。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帶有幾分虛擬性。未來的當然如此，即使是過去的事件，也都被人收納在「日常的」、「歷史的」或「科學的」時間框框裡，而不是真正的「真實」。
所以，佛典說：「欲知過去因，觀其現在果，欲知未來果，觀其現在因」。這不是一種沿著時間座軸的因果關係推移，它意味著「此瞬間」、「現在」的一刻包含著一切。
像恩師對生命的悟達一樣，突破各種掩蓋真實的人為框架，尤其是言語的虛擬，才可以達到此「生命」、「緣起」的世界。「緣起」，意即由緣而生，表示大宇宙裡所有的「個體」都是以「緣」結合起來，即使是現在住在地球另一側的「疏緣」的人，也許在一千年、二千年前與自己有過某些緣份，甚至會是「遠親」。如此，「自我」其實是由無數的「緣」所聯結，而這種無限的擴展在佛法中稱為「大我」。
對東方思想造詣深厚的卡爾・容格(C.G.Jung)指出：「比方說從法律上來看，即使不在現場，沒有親自動手，從同樣是人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是潛在的犯罪者」(《現在與未來》)。他的話雖然讓人感到唐突，但是從「緣起」的觀點來看，其歸納的邏輯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為什麼「此瞬間」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所在呢？因為在「生命」、「緣起」的世界，其充沛、濃密的程度，與代表精神敗北的安逸或是倦怠處於極端相反的位置，就是必須通過不息的精神磨練，去爭取瞬間、瞬間的勝利。
佛典說：「月月、日日，須益堅強，稍有懈怠，必受魔侵」。「須益堅強」，即只有持續努力，不停奮鬥，不懈前進的人，才能掌握到真正的「自我」。相反地，「懈怠」會令人精神鬆懈，縱容恐怖、憎惡、嫉妒、怯懦等卑劣心境。換而言之，有「堅強意志」的人，正是釋迦牟尼孜孜不倦地教說的能「自我規律」的人。
「非暴力是不會被打敗的。相反、暴力的結果必定是失敗」(《我的非暴力》)。從不後退的聖雄甘地(Gandhi)，以這意義來說，亦正是偉大的「生命世紀」的先驅。
「不會被打敗」——在戰勝自我這一點上，甘地充滿堅定的自負與自信。聖雄的世界，一定是經常充滿著輝煌燦爛的榮光與凱歌。只要堅持這一點，就必定可以取得最終的勝利。我堅信在現代，非暴力運動即使仍然會面臨很大阻隔，甘地的這種信念是絕對不應有絲毫動搖的。
「社會潮流」隱藏危機
從這種「生命」、「緣起」的意識來分析二十一世紀的精神趨勢，會浮現出怎樣的結果呢？
我首先想看看「共生」與「內發」這二個指標。
兩者都極為接近「生命」與「緣起」意識，也同時在二十世紀精神潮流中被排斥到無地容身的地步。
二十世紀，不管怎樣說，是以法西斯主義或過激主義為代表的、極權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盛行的時代。我認為如果二十世紀被指為史上空前大屠殺的時代的話，那麼帶來慘禍的最大原因則是席捲全球的這種政治意識形態。
其特徵就是與「共生」、「內發」成兩極端的「競爭」與「外發」。不單是法西斯主義或過激主義，這些意識形態共有的弊病，就是在人或社會上設置外部的差異隔閡，並通過固定這些隔閡，一邊把自己排列在優越地位，一邊排除其他——一種與生俱來想壓制他人的傾向。
它們常常趁著社會混亂，把狂熱的信仰標語化，顯露本來隱藏在「競爭」背後的「對立、排除理論」，暴露出「外發」背後的「外壓、強制理論」的硬能(hardpower)本色。二十世紀死屍累累的歷史正清楚地證明了這點。
奧爾特加・加塞特(JoseOrtegayGasset)的《大眾的叛逆》是一本最先揭露二十世紀大眾社會病理的名著。他在其中道破：「現代是『風潮』的時代，是『隨波逐流』的時代」(《奧爾特加著作集2》)。
正像戈培爾(J.Goebbels)有名的「百遍謊言變事實」，在那種時代，「對立、排除理論」、「外壓、強制理論」的危險性迅速增大。法西斯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激進主義的階級主義意識形態，都是「風潮時代」這惡魔的產物。
即使對最近的全球化趨勢，也需要充分注意到它會變質，成為「某某主義」的危險。我並不吝嗇對全球化這「巨大潮流」帶來的優越性加以評價，但也不贊成無條件地歡迎它的樂觀論。
會否把全球標準當作金科玉律，以「對立、排除理論」、「外壓、強制理論」排斥不合條件的國家、社會？在全球化名目下不斷擴大的國家間、個人間的貧富差距，或是資本主義中鄙視勞作的金融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等，其弊端足夠給部分樂觀論潑冷水的了。
為把二十一世紀開拓為「生命世紀」，我們要以這些意識形態作為前車之鑑，把「競爭」變為「共生」，把「外發」轉為「內發」，以此為長期目標，踏實地穩步前進。
不是關注事物的個別性，而是重視事物的相關性——「緣起」觀可說與「共生」大致上是同義。另外，「生命」超越以語言固定事物，超越言語的虛無而尋出真實，正如佛典中所述：「我等眾生之所作所發」（御書786頁）(內發所促使的瞬間、瞬間的身心行動)，完全是屬於內發性的。
如果這些目標能滲透成為一種時代精神，那麼「生命世紀」不只是作為戰爭與戰爭間的中場休息，而能真正地成為「和平世紀」，與二十世紀決別。
泰戈爾等所期待的作用
在開始向二十一世紀邁步之際，我特別想強調女性所起的作用將會越來越重要，而且必須如此。
正如「對立、排除論理」與「外壓、強制論理」意識形態令人聯想起男性，相對地，女性則讓人聯想起志向「生命世紀」的共生與內發，還有團結、調和、和平等形像。
有關這點，甘地與他的盟友泰戈爾有著先見之明。在創造和平這點，甘地對女性的期待是直率而明快：
「如果女性能忘記自己是弱者的話，那麼她們一定能進行男性不能與其相比的反戰行動。我對此是深信無疑。假若偉大的士兵或將軍的妻子、女兒、母親們不論對什麼形態的軍國主義都不給予協力的話，那麼兵士或將軍又會如何呢？想想答案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不抵抗・不屈服》K・克瑞巴蘭尼編）
另外，泰戈爾從文明論的觀點，認為要轉變以男性為中心的「力量文明」，使它走向「精神文明」，女性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希望下一個時代的文明不是建立在經濟、政治競爭或利用的基礎上，而是在全世界的社會和諧上；不是建立在效率這一經濟理想上，而是在互惠的精神理想之上。當這些理想實現的時候，女性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了。」（《克瑞巴蘭尼著作集第九卷》）
現今明顯地在「動搖」的，是以意識形態為首的、男性中心社會所創造出的價值觀和原理。當重新探究其存在理由時，就會遇到上文所述的「生命、心靈、精神、家族」等主題。
這些全都與「女性」緊密關連。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紀女性的重要性、在文明史具有的意義，遠遠超過法律面或是經濟面的所謂「解放」(當然也很重要)。
「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的挑戰
所以二十一世紀這「生命世紀」，也可以稱之為「女性世紀」。
我創辦的和平研究機關「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自1993年成立以來，「女性的參與」成了研究活動的一大支柱。
至今為止，在進行研討改革聯合國、改善地球環境等有關和平與文化的各種問題上，女性積極參與，提出各種寶貴的意見。
因此，該中心認識到，如果缺乏女性的觀點、或忽視女性所發揮的作用，不僅不能得出有意義的研究成果，還會有偏離正軌的危險。
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提出的口號之一，是「成為照亮生命世紀的燈塔」。希望今後能擴張女性積極參與的和平研究網路，使它成為照亮「生命世紀」大海的一盞明燈。
其實從家族、家庭趨於崩潰這重大事件，也能感到走向「女性世紀」的預兆。為什麼說是「重大事件」呢？因為家族、家庭是關係到人類最根本的部分，其崩潰與否對人類來說就是一件重大事件。
1998年出版的《大崩潰》（GreatDisruption，F・福山著）一書，其副標題是「人的本質與重建社會秩序」。該書的主題論及家族崩潰和重建，與福山氏另一名著《歷史的終結》(TheEndofHistory)同樣，能感受到作者對歷史動向的敏銳感覺。
人類誕生史與家族起源
據靈長目專家河合雅雄氏所述，母子關係要追溯到二億年前哺乳類動物的誕生，而父子的歷史則是自人類誕生後之不到五百萬年。即在五百萬年前，因以雄性為父，雌性為母，才從哺乳類的「群體」進化為人類特有的「家族」體系。家族起源與人類歷史有著同樣的跨距。因此河合氏指出，家族的崩潰即等於「人放棄作為人」，而現代是人類在五百萬年人類史中首次遭遇到的反常時代。
為了使人不放棄作為人，為了防止家族崩潰，父母必須發揮互助互惠的作用，父母理應是「緣起」、「共生」的關係。
要成立這種互助互惠關係，無論怎麼說都應由女性採取主動。男性是良好的夥伴、協力者，而女性是主角。
實際上，依我的經驗來看，優秀成長的孩子背後，大都是有賢明的母親在支援。
當然我不是指那種過去一直作為企業社會犧牲品的家庭式「賢妻良母」。這種母親形像、家庭形像，現代正在根本地開始動搖。我所指的是不可忽視存在於與人類史一樣古老的家族歷史中，女性那不可思議的作用。
正因如此，歌德在《浮士德》中描寫的主人公、那位近代自我中心男性的典型，最後還是要靠「永遠的女性」伸出援手，才從破滅裡把他挽救。
憲法第九條「和平主義」的全球性
下面，考慮到為了使和平的「生命世紀」取得更多碩果，不能不提到關於日本國憲法的各種議論。
去年一月，在參眾兩院設置了「憲法調查會」，開始在國會內討論有關現行的憲法。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同樣在新憲法下起步的德國，到今天已曾數次修改憲法。我認為如同德國一樣，為了因應時代與社會的變化，對一國最高法律的憲法進行適當的研討也是理所應當之事。
在日本一涉及到修改憲法，焦點總是集中在第九條上，並且僅憑此就簡單地二分為「護憲」或是「修憲」。實際上，在現行的憲法制定後，隨著社會的變化，為生了如環境問題、多樣化的人權問題、如何對應信息化社會等諸多新問題；還有導入直接反映民意的國民投票制、首相公選制等，攸關二十一世紀日本民主主義的許多課題。
認清這些課題，為實現更美好的社會而進行修改憲法是極為重要的。從這意義上來看，我認為「論憲」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正因問題是如此重要，就值得我們謹慎處理，絕對不應在缺乏長期展望、理念下急於修改；或未得到國民的認同，只為了政治利用而加以修改憲法。如此的話，往往得不到任何成果，反而會留下「為甚麼當時要進行修憲？」的禍根。
我們不能忘記，日本國憲法之所以被稱為「和平憲法」，是因為其前文和第九條中的和平主義、國際協調主義理念，這也是日本國憲法的骨幹。
就現實的安全保障具體方針，我認為可以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議論。我最擔心的，是和平憲法的理念、精神逐漸被人遺忘。
因此，從這立場出發，我一貫主張對第九條憲法不應作任何修改。至今我仍然沒有改變這一信念。
但是，回顧日本在這半個世紀以來，以其憲法的骨幹——「和平主義」，究竟給世界帶來了多少影響？恐怕在國際上那還是微不足道的。雖然也曾努力過，但在根深蒂固的復古主義動向、及美化過去侵略戰爭的部分勢力的阻擾下，日本所發出的「和平主義」信息，還是沒有被亞洲及世界各國所認識。
超越「一國和平主義」的弊害
在提倡和平時，很多時只會注重一國內在的議論，而忽略了如何改變世界的具體行動。無視國際社會的動向與其他國家的看法，只要自國平平安安就好的「一國和平主義」，這種自私自利的做法，與真正的和平似是而非，與謳歌全人類和平生存權利的憲法前言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為了使新世紀與二十世紀這「戰爭世紀」訣別，日本需要打破目前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結合全球化的觀點與現實的思維方法，以新精神去擴大憲法第九條的理念。
森有正氏的言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像。
他說：「世界是自律的競爭。故此，從真正意義來說，政治理應優越於軍事。而和平的真義也在於此。」(《沐浴光芒的樹木》)
這是要認真聽取的先見之言。不僅局限於對憲法的議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最缺乏的就是「自律」精神與「信念」，就如我在前文所敘述的「堅強意志」。
在二戰後持續的長期冷戰構造下，無可否認不少日本領袖採用的政策是「他律」的。這在冷戰結束後並沒有得到改善，其結果是，在被稱為「第二次戰敗」——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愈加失去「自律」與「信念」，反之「懈怠」、不求上進的精神則日益蔓延。
關於憲法的討論也是如此。就憲法的「和平主義」，沿著「自律形態」、「信念體系」深入檢討最為重要。並且，我認為不修改第九條條文也能辦到此點。
第九條中，特別有一項繼承了「巴黎和約」（
「普遍」中的「個體」
我認為第九條所提到的國家主權於發動戰爭與行使武力上的自制，並採取與聯合國等組織緊密結合的形式，來謀求永恒和平，這種思考方式才是最佳選擇。
我要指出：這是一條適合憲法前言與聯合國憲章精神的道路。看准「普遍」來確定「個體」的位置，可以以此來確立「和平國家・日本」的形像。同時，二十一世紀正是聯合國最需要實現普遍安全保障與預防糾紛措施、整頓及確立其環境的時期，而日本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最重要的一點是，如何能確立一個與此相符的、非軍事面上的國際理解和協調體制。在這方面有許多值得商討的課題，比如民生水準的提昇與開發，推進教育、文化、體育運動交流等等。重要的是，所有方面的努力，必須從「自律形態」和「信念體系」出發。
為此，每個人都要與「懈怠」決別，必須體現出「堅強意志」。為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我也衷心期望日本成為這場人類歷史實驗的舵手。
聯合國才是人類共同奮鬥的軸心
既然聯合國與日本的挑戰有著如此深刻的關係，下面就讓我們談談聯合國的問題。
為了使二十一世紀成為「和平世紀」，首先要把成為戰爭等悲劇誘因的國益優先思維，改變為建設立足於人類利益、地球利益的國際化社會，這才是至要。
而成為其中樞的就是聯合國。不僅僅局限於和平、裁軍等問題，即便是環境與貧困問題，如果考慮其根本實質，都是需要超越國家框架的合作與協調，需要人類共同奮鬥。
為此，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上，作為全球對話的場所，努力統一國際間意見，並在世界各地不斷支援人道活動的聯合國，當然會備受矚目。雖然它有著各種的限制，也有許多課題待於解決，但是全人類除了以聯合國為中心團結起來以外，別無其他選擇。
從這意義上，在二十一世紀即將揭幕的去年9月召開的「世紀高峰會議」上通過的宣言，是具有極大意義的。
宣言提到各國有責任分擔處理全球性問題之外，還明確指出「作為世界上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聯合國，應該發揮其核心作用。」
讓我們重溫聯合國創立時的精神——「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憲章前言)」。本著這崇高的目的，為實現「沒有戰爭的世界」，以聯合國為中心，我們要確立人類共同奮鬥的大綱，開始強而有力的前進。
重視「軟能」
所謂考慮聯合國應有的狀態，也就等於考慮我們將以什麼樣的世界為目標、將如何解決世界所面臨的問題。正因如此，我們最先要認識到的，就是聯合國本來就是一個以「對話」與」協調」為軸心的軟能(softpower)這一點。
在聯合國憲章中，第六章指出要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而第七章卻提到如何應付對和平之威脅、破壞以及侵略行為，較為傾於使用硬能(hardpower)手段。雖然如此，憲章還是強調首先以和平解決，選擇硬能只是「最終手段」。聯合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通過軟能來維持世界的和平與安定。
聯合國是從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中誕生的機構。為使二十一世紀能成為以「共生」、「內發」為基礎的「生命世紀」，聯合國是絕對不能偏離這個原則的。
我雖然知道安理會所起的作用，但是二十一世紀聯合國應做的，不再是於問題發生後才以硬能作善後處理，而應充實重視預防與安定化的軟能。
為此，經濟社會理事會、人道領域的諸機關就更應積極地發揮其五十餘年的經驗與教訓，推進實現「人的安全保障」。
今年9月，聯合國將舉行兒童的特別大會（關於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的後續行動的大會特別會議）。我們能為未來的主人翁做些什麼呢？我期待大會能有真摯的審議和豐碩的成果。
「國家聯合體」的蛻變
為了配合此重視軟能的想法，今後聯合國不能忽視的，就是確立以NGO（非政府組織）為首的公民社會與聯合國之間穩固的合作體制。也就是說，蛻變為「人民的、來自人民、為人民的聯合國」。
如果各國依舊主張國益至上主義這二十世紀負面遺產，聯合國就會喪失其機能而陷入「對立、排除理論」的旋渦中，或是留下容易傾於「外壓、強制理論」的禍根。為了不失去信賴，不可或缺的就是以人民為中心，建設一個「為人而有的聯合國」。若說只有使人民成為聯合國主角，才是決定二十一世紀人類命運的關鍵所在，也毫不過份。
這樣的時代的方向性也在前述的千年宣言中反映出來。
以「加強聯合國」為主題的文章中，明確闡述了「應當創造更多的機會，使民間產業、NGO及公民社會能夠為實現聯合國的發展目的、發展程式而做出更大的貢獻」，也清楚記述到公民社會是聯合國不可或缺的夥伴。這明確地意味著，聯合國要改變過去僅僅是國家聯合體的體質。
我認為，民眾的參與不單可以帶動聯合國的活性化，也可以幫助聯合國打破「國家聯合體」的界限，使之發展成為「地球公民社會的結集中心」。結合民眾廣泛的力量，使聯合國進一步呈現出其「人的面貌」，這也正是聯合國今後的挑戰課題。
創設聯合國公民基金
今後，重要的是聯合國不偏離這軌道的行動。
具體來說，應該以去年5月先於千年首腦會議召開的「世紀NGO會議」（
在其通過的議案裏記載著創設「全球公民論壇」、擴大NGO對聯合國大會或各個聯合國機構的參與和協議權等項目。
所有這些提案都與我目前為止的提議一致。我希望它們盡可能早日實現。
去年，我所創辦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了關於聯合國改革的報告。這是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LaTrobeUniversity)、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關注南半球研究所(FocusontheGlobalSouth)的共同研究結果，由包括原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博士等二個小組的專家所進行。
研究結果也舉出「民主化」是聯合國改革的關鍵，並提出設立「民眾大會」等具體方案，作為聯合國向公民社會進一步開放的大膽改革。
世界有名的和平學者加爾通博士(JohanGaltung)在與我的對談集中曾談及「民眾大會」等構想，說：「我相信通過長期對話會得到新構思和合意。短期的討論得不到甚麼意見和結論，結果只有依靠投票來定勝負，產生出勝者與敗者。」
由民眾參與的新制度，是一種確保不產生敗者的長期展望、是考慮到所有人幸福的「對話體制。其他很多團體也提出了同樣的方案。我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的時候已經成熟了。
NGO不是彌補「國家聯合體」的配角，而是在「共生」與「內發」的潮流中，構成新國際系統的主角。正是由民眾親手創建的聯合國，才可以成為保護每一個人尊嚴與安全的機構。
還有，聯合國長年以來的財政問題，也需要制訂一個由世界人民支援的制度來解決。
具體可以參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建立一個如「聯合國公民基金」的制度，積極地從個人、團體及企業進行募捐，以此充當人道主義活動基金。
由於現在聯合國的活動基金來自會員國，對於應當馬上採取的行動、解決的問題時常因經費不足而產生障礙。如果能夠得到從一般社會募集到的基金，可以有助於穩定聯合國的財政。
世界上有十二億人活在艱苦貧困底下
下面我想談及聯合國與人類急需共同奮鬥解決的課題：「貧困」與「環境」。
首先我想談及如何克服貧困的問題。世界銀行去年提出的開發報告中指出：一天的平均生活費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約占世界的20%，多達十二億人。這數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上升的傾向。
世界銀行去年把這些統計以《貧窮人的心聲》為題發表了報告。這是篇歷時十年、持續採訪了六十國六萬人的成果。它介紹了深受貧困之苦的人民的親口敘述，突顯了問題所在和人民的需求。
世界銀行在分析這些呼聲時，指出在推進政策與援助時，有必要注意以下幾點：①為提供使人民能擺脫貧困的機會②為使人民能掌握決定自己職業等的能力③為整備基本生活基礎，在災害、經濟混亂時期對人們進行支援。
就這一點，經濟學家A・森(AmartyaSen)博士說，「只要給予適當的社會機會，每個人都會有效地構築自己的命運，並且可以進行相互幫助。不必把人看成是新開發計劃底下的被動受益者(《自由與經濟開發》)。也就是說，不應當把人看成是援助開發的「被動者」，而應該使他們成為積極支援變革的「參加者」。
對此我也有同感。雖說是進行援助、開發，但不應只由單方面來決定其內容。正如這次世界銀行的報告書所指出的那樣，重要的是「直接聽取意見，並研究如何反映這些意見」。
為此，除了促進各國民主化以外，在國際社會上，也要常設一個機構聽取處於貧困與苦惱的人們的呼聲。
現在，發達國家等經常舉行由各國首腦參加的高峰會議，召集政界、主要財界人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年度大會（達沃士會議）（
在此，我想提議舉行「全球論壇」，來充當發達國家諸會議與發展中國家間的「橋梁」作用，又可以此作為公正地討論、協商以人為本位的各項問題的場所。這是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人民代表，再加上以聯合國秘書長為首的聯合國各個組織的負責人召集一堂，檢討各國及各組織成功與失敗的教訓，考慮全球化趨勢中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和如何對應各種需要來培育人才。會議每年舉行二次，並派代表帶著會議的成果與要求，出席發達國家首腦會議及達沃士會議，促使各會議反映及商討「全球論壇」的意見。
去年，在「九州・沖繩高峰會議」上，有史以來首次實現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首腦級會談。像這種嘗試，若能走上軌道的話，則以「對話」作為首腦會談的主要支柱，未嘗不可期待。
破壞地球環境
第二個問題是地球環境問題。
自1992年主辦「地球高峰會議(聯合國環境開發會議)」以來，全球規模合作的聲浪高漲，也簽訂了防止溫暖化等幾個條約。
但是，地球環境的破壞遠比國際合作的速度快，而且事態也越來越嚴重。
如此姍姍來遲的速度，早晚要遇到更大的危機。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使國家、個人意識從根本上進行變革。
為此，我一直贊同並協助以戈爾巴喬夫原蘇聯總統為中心進行制訂的「地球憲章」計劃。我們SGI，除在世界各地舉行各種支援活動以外，更通過波士頓二十一世紀中心制訂草案等，為提供更多不同角度的觀點，接連舉行了許多會議及講座。
地球憲章的最終方案於去年完成。這是廣泛聽取不同環境下的各種意見，及對世界各地人民的呼聲一再進行討論、推敲的成果，也是全球性「對話」所產生的結晶。
憲章分為四章十六項，包括「對生命共同體的尊敬及關懷」、「生態系的保護」這些與環境有關的章節，及「社會與經濟的公正」、「民主主義、非暴力與和平」等章，總括地敘述了形成地球社會的行動規範。
我深信這地球憲章才是基於「共生」與「內發」，開拓「生命世紀」的里程碑。
地球憲章期待能在紀念地球高峰會議召開十周年的明年，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通過。而這不只是一份國家間的同意書，希望能使它落實成為地球上所有人的行動規範。至正式通過地球憲章為止，SGI將努力推行基本的意識啟蒙活動。之後，為使地球憲章在每個人的思想與行動中落實，計劃舉行包括專題展覽等廣泛的活動。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印度
最後，從「共生」與「內發」的「生命世紀」觀點，來探索二十一世紀應有的世界像，我想談一下有關亞洲和非洲這兩個地區。關於亞洲，我特別要提及中國與印度今後所起的作用。兩國在人口與規模方面、或在世界安全保障所佔有的地位、或從文明的角度上看，毫無疑問都會愈益佔有重要的地位。
湯因比博士對中國的期望
首先關於中國。這讓我回憶起湯因比博士所說過的話。他說，「我認為，中國肩負著別說是世界的一半，甚至是世界整體的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
在此貫通著博士宏大的理論——不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洗耳靜聽創造歷史的水底靜流，來展望未來。
當時我縱觀中國的未來，提倡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中國加入聯合國，因此對博士的話產生深刻的共鳴。
在與博士倫敦會晤之後第二年的1974年，我終於實現了訪問中國的願望。 自此以來，率先開闢了民間層次的文化、教育交流，增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
其中我深深感到，湯因比博士所列舉的中國文明精神遺產的種種美好質素，隨著社會的變革，仍以新的形式存在著。其一是「取協調而捨對立、取結合而捨分裂」的世界精神。其二，不是二者取一，而是通過實踐摸索出「最佳選擇」這人本主義精神。
前者是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講中強調的，以大同思想為像徵的、在悠長歷史精神中所培養出的一種智慧——「共生的氣質」。後者是可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驗看到的漸進式改革方法。香港、澳門的回歸所嘗試的「一國兩制」，也是源於同樣的思維方式。
正因如此，每當我聽到一些藉「教科書問題」等來否定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些歪曲歷史事實的言論時，總是覺得非常遺憾。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當時的日本首相曾在講話中強調：「表示沉痛的反省之意，並從心裏表示道歉」，卻仍然反復出現否定侵略戰爭發言的政治家，這不僅僅是謊言，而且涉及到日本整個國家的見識問題，今後應嚴加制止。
印度的人本主義傳統
在印度悠久歷史中流傳著的精神性，可說與中國有共通之處。這裏雖不作詳述，但如釋迦牟尼、阿育大王、聖雄甘地等偉大人物一貫的精神源流，能打破近代人文主義不斷把人縮小的極限，使我們看到宇宙大的人本主義光輝。那是一種捨棄以力量的征服，而志向於以「法」為基礎的共生；不以歧視、排他進行分裂，而志向於尊重多樣性的協調社會。
容格描寫說，「在印度，好像每樣事物都曾輪迴過十多萬次似的」（《現在與未來》），這就是「緣起」的世界。最近，因為保有核武器和作為IT發展國家等而備受注目，但毫無疑問，在印度、中國悠久歷史中所潛流的精神力量，是使二十一世紀成為軟能時代的原動力之一。
競爭創造「道德精神」力量
雖然如此，我並不是要美化兩個國家過去的歷史，也深知這兩國現在所面臨的課題。我想伸張的是，希望兩國汲取悠久歷史形成的精神遺產，把它發揮為時代精神。如此，不僅對亞洲，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會作出巨大貢獻。
不局限於這兩國，所有國家或多或少也都存在著歷史上的、或現在的問題。大家不應只拘泥於負面，而應轉化為正面的競爭，為相互帶來好的影響，這才更有價值。以前我之所以提出現在的高峰會議應該加上中國及印度，發展為「責任國家首腦會議」，正是出於上述的想法。如果說二十世紀是爭奪霸權的鼎盛時代，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焦點，應是捨棄爭取作「老大」的想法，爭取成為人道上的模範，以重視道德、精神的「內發」力量來修正軌道，使世界儘快走向「共生」的時代。
實現南北最高首腦的直接對話
使世界擺脫霸權競爭的關鍵在於「對話」。在這個意義上，去年的一件新聞使我們切身感受到「對話」的重要。
那就是在朝鮮半島實現的南北最高首腦對話。去年6月，韓國(大韓民國)的金大中總統與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金日成總書記就朝鮮半島的和平與未來，在平壤舉行了三天的會談。
我早在十五年前，就曾多次呼籲南北最高首腦舉行直接對話。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提到，「朝鮮戰爭五十年後的今天，正是終結此冷戰狀態的大好時機」，所以對這次終於實現的對話感慨萬分。為了打開長期的僵持狀態，為了真正緩和緊張關係，就需繼續此類的首腦直接對話。殷切地希望能如「南北共同宣言」（
非洲不斷擴大的區域紛爭
在考慮世界和平時，除了亞洲以外，非洲也是令人注目的地區。冷戰結束後，非洲各地不斷發生區域性紛爭與內戰，嚴重威脅人民的生活與安全。據調查，冷戰後發生的超過一千人死亡的武力紛爭竟有一百零八件，其多數是發生在亞洲與非洲。
紛爭陷入長期化，不斷迫使人民無家可歸，變成難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發表的報告指出，在2000年1月就有六百二十萬人。加之由此所帶來的席捲非洲大地的饑荒，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在去年的白皮書中指出，由於紛爭造成糧食不足的國家有十九國。這與因受自然災害影響而糧食不足的國家數相比，大有增長的趨勢。令人擔心的是，非洲的長期貧困得不到改善，而發達國家的援助開始呈現疲乏狀態，使情況越來越悲觀，國際社會對非洲的關心越來越低落。
但是，我認為非洲目前面臨的危機，是於全球化趨勢中，推進世界和平時不可逃避的問題。從人道立場出發，也是不能容忍這種隔岸觀火、視而不見之事存在。
追究造成今日如此局面的遠因，正是列強各國的殖民地政策與強行霸佔領土的結果。有鑒於非洲過去的歷史狀況，不再使這種「負面遺產」持續下去，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
不管如何，非洲被稱為「人類的發祥地」，自古以來豐富的文明、思想與科學等領域，給人類帶來無數的恩惠，是塊「希望的大陸」。
我一直強烈認為「二十一世紀是非洲的世紀」。其中一個原因，是於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訪問聯合國總部時，親眼看到參加大會及委員會的非洲各國代表，都精神飽滿、神采奕奕。這一年正是非洲十七個國家相繼獨立的1960年，也被稱為「非洲年」，也是我就任創價學會第三任會長的一年。
我感覺到新時代的到來，從此不斷加深與非洲各國領導人及有識之士的友好關係，為開拓「非洲世紀」竭盡自己一點微薄之力。此外，作為創價大學及民主音樂協會的創辦人，我也不斷努力推進教育、文化方面的民眾交流。
SGI也全力支援UNHCR推行的難民救援活動。今年正值「難民條約」制訂五十周年，SGI將一如既往地與UNHCR合作支援難民救援活動。同樣身為「緣起」世界的地球公民，非洲的永久和平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切身相關的課題。
向著統一邁進的非洲
到目前為止，世界有識人士曾就非洲的問題提出各種建設性方案。其中包括由加納首任總統恩克魯瑪(KwameNkrumah)等領導人所提倡的泛非洲主義運動，如「非洲合眾國」的構想，在各國緊密團結的基礎上，追求和平與繁榮。作為後殖民地的新構想，希望能被認真地商討與實施。
我在二年前會見尼日利亞的奧巴桑喬(OlusegunObasanjo)總統時，也曾談及「非洲合眾國」的構想。實際上，在非洲各國之間，加強團結的呼聲也不斷高漲。OAU(非洲統一組織，OrganizationofAfricaUnity)在去年7月的多哥首腦會議上，通過籌備創設「非洲聯盟」的決議。「非洲聯盟」像「歐洲聯盟」(EU)一樣，是一種漸進的統一制度，並考慮設置非洲議會、法院、及中央銀行。雖然就創設的時期沒有達成協定，但就非洲各國一致同意創設「聯盟」這點，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在長期的歷史中，OAU最初制訂該區域獨自的人權憲章、無核區條約。最近參與調停衣索比亞與厄利特里亞的國境糾紛，取得圓滿成果。因此，汲取這些經驗教訓，非洲各國將取得更大的團結。國際社會也應對創設「非洲聯盟」不惜一切地給予支援與合作。作為區域統一的先驅榜樣，EU在去年發表的報告中，如此總結半世紀邁向統一的挑戰：「EU是經過戰火分裂的大陸重獲和平與繁榮的活生生的證據」。以五十年、一百年的角度來看，歐洲做得到的，非洲也一定可以做到。
希望與信賴的連帶
恩克魯瑪總統曾如此描繪他心目中理想的非洲合眾國：「不是建立在恐怖、嫉妒、疑惑上，也不是靠犧牲他人來換取。而是站在希望、信賴、友情上，為全人類的福利作出貢獻，所以是一個不滅的偉大國家。」(《為自由的自由》)。
恩克魯瑪總統為非洲所確立的使命——這一和平團結的理想，正是在二十一世紀進行區域統合的最理想方法。因為出於「對立、排斥理論」的競爭，和出於「外壓、強制理論」的缺乏自發性，只會產生「恐怖」、「嫉妒」和「疑惑」。另一方面，活躍的共生與自發精神會產生「希望」、「信賴」與「友情」。今年又是聯合國制定的「動員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有關不容忍問題國際年」，9月將在南非共和國舉行世界會議。與召開政府間會議的同時，還預定舉行NGO論壇。SGI也將參加此論壇，並將特別呼籲人權教育的重要性。不局限於非洲，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在於民眾更強大、更聰明、更團結一致。為此，正如我所一再強調，我們必須推行人與人之間「開誠佈公的對話」。
「對話」是人與人相互溝通、相互信賴所不可缺少的「工具」，通過內發的「善的力量」薰陶，幫助人復甦其人性。二十世紀之所以產生如此之多的痛苦悲劇，其最大原因就是因為社會中缺乏適合「對話」的精神土壤。今年是聯合國「不同文明間對話年」。我們要把「對話」發展成二十一世紀的巨大潮流，讓所有人的尊嚴都放射光芒，每個人的可能性都得到全面發揮，共同建立和平與幸福的勝利時代。
我們SGI成員，作為各國的良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對話」，幫助創造新地球文明的同時，也將會努力在世界上擴大「和平」與「人道」的民眾團結。
語句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