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人類歷史——綻放和平與尊嚴的光芒（2022年）全文
池田大作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22年1月26日
在正式宣佈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近兩年之際，變異株相繼出現，造成新的感染潮，導致許多國家面臨挑戰性的局面。一想到許多世界各地的人，在無法得到慰藉或支持的情況下，背負著失去健康、生計和生存意義的創傷，或面臨因喪失家人、朋友而感到痛苦的嚴酷現實，就令人痛心不已。
日常生活的未來完全難以捉摸，而大流行病可能帶來長期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歷史將被劃分為「前疫情時代」與「後疫情時代」。無可否認，這次的大流行病確實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但當我們考慮到此歷史的分歧點和趨勢時，可以明確地說，這絕不能僅僅是一個遭受毀滅性損失和經歷的事故。因為我堅信，能掌握歷史走向的關鍵因素並非是病毒，而是掌握在我們人類手上。
由於從前無法想像的狀況接連出現，人們感到困惑和茫然，自然而然地容易聯想到負面的事情。但重要的是，我們要從解決危機的積極行動中，找到希望的光源，並努力支持和擴大這些行動。
雖然面臨的威脅性質有所不同，在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危急時刻的1942年11月，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提出了能消除混沌陰霾的思維。他指出，我們必須避免只專注於眼前現實，忽略其他一切的極端「近視眼」；或只是高喊空洞的口號，缺乏變革行動的極端「遠視眼」。反之，他呼籲社會應該採取「正視眼」，立足於「為了什麼」、「為了誰」的明確目的觀，並於自己所處的環境中採取行動。[1]牧口會長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須具備這種「正視眼」，而且它並不需要特殊的知識和理解，或獨特的能力來實現。
經歷了這場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全球混亂，我相信許多人心中都會有如下的覺悟：
因此，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中，最關鍵的是意識到彼此之間緊密地相互關聯，並建立起團結的紐帶，成為共同走出困境的基礎。
牧口會長所珍視的一句佛教箴言：「天晴則地明」[2]，他堅信，人們與生俱來就擁有驅散籠罩世界陰霾的能力，並照亮通往充滿希望的未來之路。
此次我想從三個不同角度，針對克服新冠病毒危機，以及跨越世界面臨的眾多挑戰中關鍵的課題做出探討，從而開啟人類歷史的新篇章。
第一個挑戰，正視新冠大流行病所顯露的問題，重塑社會結構，使其能夠在今後直至未來支持人們的生活。
雖然新冠大流行病已打擊社會的各個層面，但根據人們所處的條件不同，其所承受的打擊程度各異。原本處於弱勢的群體，其處境會變得更加絕望，因為他們所面臨的困難比任何人來得更嚴重。即便是過去能夠安穩度日的人們也深受打擊。
人們承受打擊的韌性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生病時身邊是否有人給予支援、在防止感染的嚴格措施中是否能保證繼續工作、人們是否有能力應對生活環境的急劇變化等等。
雖然重塑社會是燃眉之急，但倘若只關注統計數據，如感染人數或經濟指數，很可能會產生倫理盲點，導致大量的民眾被離棄。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盲點會使「打擊的差距」和「恢復的差距」雪上加霜。
新冠病毒危機影響了整個人類社會，它和某個地區受災不同，因為需要援助的人們並沒有一個明顯的集中據點，如避難所。而且，除了全力配合防疫措施、遵守「與他人接觸的新守則」以外，也需要自我保護。令人憂心的是，這種持續的狀態會產生「意識封鎖」的傾向，導致對周圍以外所發生的事情變得無動於衷。
為了尋找消除「打擊的差距」和「恢復的差距」之方法，我想參考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於2020年7月，在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宣佈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約四個月後的一次演講。那是一個紀念為人權和社會正義奉獻一生的已故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誕辰的慶祝活動。古特雷斯秘書長在演講中並非分析大流行病所帶來的威脅，而是聚焦於實際深受打擊的人們。他指出，病毒對弱勢群體，包括生活貧困者、老年人、殘障人和既有疾病患者等構成了最大的風險[3]。
古特雷斯秘書長將新冠病毒比喻為一張X光片，將我們所建立的社會脆弱架構中的裂痕展現得一覽無遺，並呼籲應為新時代制定一個新的社會契約。[4]他繼而引用曼德拉總統向南非人民呼籲的話語，為實現這一願景提供了方向。「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挑戰之一，是重新向我們的人民傳播人類團結的意識，讓他們意識到其存在於這個世界要彼此提攜，由於他人並與他人而存在。」[5]
我有幸與曼德拉總統會面過兩次，這些話語讓人腦海裡浮現出他滿面春風般的笑容。
在2015年的《和平倡言》中，我曾就自近代起成為政治思想底流的社會契約論的局限性，參考美國政治哲學家瑪莎・C・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所提出的觀點進行論述。
社會契約論起源於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思想家的論點。努斯鮑姆在其著作《正義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中指出：「傳統理論家都假設，他們的契約主體是能力上大致平等、能進行富有成效的經濟活動的男人。」[6]其結果是，人們十分強調互惠互利的理念，而在現實中，不僅婦女、兒童和老人從最初已被排除在外，對弱勢群體如殘障人等的社會包容性也沒有顯著進展。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即使在新冠病毒危機中，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仍然影響深遠。
在應對大流行病的決策中，婦女的參與度仍是非常有限，並有人批評，許多對策的制定沒有考慮到性別問題。兒童的利益鮮少得到應有的關注，新冠疫情使兒童接受教育的機會產生重大危機，許多兒童由於父母、監護人或家庭成員的失業、患病或死亡而喪失了生活支援。
應急措施同樣沒有優先考慮老年人和羸弱者的需求，許多人無法獲得基本照料，或被迫長期在孤立中生活。即使在正常情況下，殘障人也難以獲得醫療服務和必要的信息；在疫情下，他們於各個方面的挑戰變得更為嚴峻。
當務之急，我們要改善這些弱勢群體的生活條件，讓每一個人得到關注。現今正是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嚴峻的現實，擺脫傳統「互惠互利理念」的時候了。
在考慮改變思維時，我認為值得注意的是古特雷斯秘書長於去年6月世界難民日上所說的話：「當我們都得到所需要的護理時，我們共同療癒。」[7]
目前，全世界有超過8240萬人為了逃避衝突、迫害，或氣候變化等相互關聯的威脅，不得已逃離家園，甚至要離開自己的國家。[8]他們被迫生活在收容國的社會福利系統以外。這些難民的慘況在新冠病毒危機中進一步惡化。古特雷斯秘書長曾擔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多年，他為這些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所發出的肺腑之言具有特殊意義和分量。
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所提倡的以「自他共享尊嚴和幸福」為目標的生活方式，我認為這一點與古特雷斯秘書長的精神相通。
大乘佛教經典《維摩詰經》中有一則故事，表現了這種世界觀及對生命的感覺。
釋尊有一位弟子維摩詰，從不介意他人的生活條件，超越差異和距離，不分彼此地與各種人交往，因此深受人們敬仰。有一次，維摩詰病了，釋尊囑咐文殊菩薩帶領許多弟子前往拜訪他。文殊菩薩轉達了釋尊的慰問和祝願早日康復後，詢問維摩詰為何生病、病了多久、如何才能康復。
維摩詰回答說：「因為所有眾生都生病，所以我也生病」，然後以譬喻來表達這句話的意思：「好比有一個富翁只有一個獨子，那孩子生病父母也會生病，如果孩子的病好了，父母的病也會好的。」他解釋道，作為一個致力於修行菩薩道的人，對其他人的情感猶如父母對孩子的感情。因此，「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9]
事實上，維摩詰並沒有患上什麼病。只要他人的痛苦得不到解脫，他感同身受的痛苦也得不到解脫。他是以「病」來表現出這種「同苦」的同理心。對維摩詰來說，與身處窘境的人「同苦」並非一種負擔，反之，是以真實的自我持續生活的證明。他理解到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個人的安穩不可能在脫離他人的窘境中實現。
當我們從佛法的觀點比照新冠病毒危機時，它自然會讓我們質疑，當全世界如此多的人遭受疾病和相關打擊的嚴重影響時，自己獨享的幸福和健康究竟有什麼意義。
在這種情況下，讓我想起與享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對談時，他曾對我說過的話。加爾布雷斯博士曾親身經歷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等諸多全球危機。他目睹了人們在生活上不斷遭受創傷，內心深受影響，促使他不僅對經濟秩序，甚至對社會結構也不斷思考和提出質疑。
當我向加爾布雷斯博士提問，應該如何塑造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時，他回答說，我們應該致力於創造「一個人人都說『活著真好』的世紀」。[10]
此外，我們也談及佛教的世界觀。《法華經》中「眾生所遊樂」[11]這一句經文，表達了我們出生在這個世上是為了享受生存的喜悅。我和加爾布雷斯博士的對談始於2003年，時至今日，每當想起他那飽含真理的話時，心裡的共鳴愈加深刻。如今，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建設一個人人都能共同跨越嚴峻考驗，分享「活著真好」這種感受的社會。
今年，適逢聯合國通過朝向2030年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以來的第七年。實現SDGs的進展因新冠疫情而停滯不前，為了重新啟動並加速進程，我認為必須貫徹SDGs「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核心理念，進一步加強建設一個人人都能實感「活著真好」的社會願景。
在災難發生的初期，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持有「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精神。然而隨著重建工作的推進，這種精神會逐漸從人們的意識中消退。此外，當面對像新冠疫情或氣候變化等規模越龐大的危機時，越有可能使我們只關注其威脅，即使意識到不離棄任何人的重要性，但這樣的承諾難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弱。
從這意義上而言，我們應該集中精力，確保面臨嚴重威脅的人們隨時獲得救援之手。在此，我想重複引用牧口會長在演講中所提及的「正視眼」的重要性。
在社會上，人人應貫徹的「大善」行為是什麼？牧口會長強調說，雖然人們普遍上認為，除非一個人做的事情對全國範圍內有重大影響，否則稱不上是「大善」，但事實上，重要的不是一個人行動規模的大小。如果給人一杯水就能拯救其生命，這難道不是無價之寶嗎？這句話脈動著牧口會長的信念：「價值不在於事物，而在於關係。」[12]
對於人們面臨的各種問題，並沒有所謂萬能的統一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必須捫心自問，如何能夠向陷入困境的人伸出援手，如何深化彼此的關係，並且能夠互相分享克服困難後的喜悅。在闡述佛法精髓的《法華經》中，有「如寒者得火」、「如渡得船」、「如暗得燈」的譬喻。[13]
當一個人被捲入驚濤駭浪的生活考驗而感到絕望時，若能獲得救助，抵達安全的避風港，這種「得救」的感覺會湧上心頭，萌生喜悅。因此，我們再次呼籲，必須致力於建設一個人人由衷感受到「活著真好」的社會。
我想提出的第二個挑戰，是要建立一種擴及整個世界的團結意識。
各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都一致反映出共同的嚴重危機感，據說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相比之下，國際合作的規模仍有局限，全球的疫苗供應上也存在明顯的差距。雖然許多國家正在進行疫苗加強劑的接種，但截至去年年底，WHO的194個會員國中，只有半數國家為其40%或以上的人口進行了全面接種。[14]尤其非洲各國在獲得疫苗方面仍然艱巨，只有8%人口完成疫苗接種。[15]國際間的合作不足致使許多國家的人民苦苦等待著疫苗的到來，這是必須解決的急切問題。
面對此現狀，我相信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一席話，道出了許多有良知的人共同的心聲。二戰結束後，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局勢浮現，緊張感日益加劇。1947年，愛因斯坦呼籲全世界不要分裂，要走向團結的道路。
「若是淋巴腺鼠疫流行病正威脅著整個世界，情況便會不同。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有良知的人和專家會被集中到一起，他們會想出絕妙的計畫對抗鼠疫。對於要採取的措施和手段達成共識後，他們會將計畫提交給各個政府。各個政府幾乎不可能會提出強烈反對，而是迅速贊同要採取的措施。他們決不想事態演變成自己國家倖免於難，而其他國家遭受毀滅。」[16]
至今，一項「絕妙的計畫」和「要採取的措施」已被制定，並被具體化為「獲取COVID-19工具加速計畫」，這是WHO宣佈新冠病毒為大流行病的一個月後，於2020年4月啟動的國際合作體制的成果。其中，「COVID-19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簡稱COVAX機制）的目標，是確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公平地獲得新冠疫苗。
自那時起，COVAX機制已在144個國家和地區提供了超過10億劑新冠疫苗[17]，但仍然遠遠低於最初計畫的20億劑疫苗的目標，這是由於資金調配延遲和供應競爭所導致。如今，迅速加強對COVAX機制的支援至關重要。
去年10月在羅馬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對加速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和醫療用品達成協議。正如G20在應對大流行病提供公共資金的高級別獨立小組報告中所強調，縱觀全世界，我們並非缺乏為減少大流行病帶來的風險所需的能力和資源，也不缺乏有效應對新冠病毒所需的科學知識和資金來源。[18]
愛因斯坦所設想的「絕妙的計畫」和「要採取的措施」，已通過COVAX機制的活動和G20所達成的協議被具體化。克服這場危機的最後關鍵，就是要確立起全球團結意識，即各國不僅尋求自我保護，也保護所有其他國家免受威脅。
WHO的成立可以追溯至1945年4月至6月間舉行的舊金山會議，當時各國政府代表於會上商定了《聯合國憲章》。公共衛生議題最初並不在議程上，但它作為一個重要的關注領域被提呈討論，結果被列入《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五條中，作為促進國際合作的領域之一；以及第五十七條，規定將建立一個聯合國專門機構處理公共衛生領域。[19]
翌年，在WHO成立的會議上，基於讓全世界所有國家都能參與的想法，因此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不同聯盟，包括前軸心國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內的各國政府，都被邀請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WHO的過程中，也為許多因處於殖民統治下而無法實現獨立的地區開闢了新的道路，讓他們以獨立的副會員國資格參與該機構。[20]
此外，決定為此新的專門機構名稱冠以「世界」一詞，而非冠之以「聯合國」，明示出其範圍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WHO於1948年4月正式成立。
1993年3月，我有幸到訪具有歷史意義的舊金山會議的會場並發表演講。我強調了SGI為支持聯合國所做的努力，並表達了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所貫徹的信念。
戶田會長在《聯合國憲章》定稿後不久，從日本軍國主義當局對他施行的兩年監禁中出獄，並開始重建創價學會，使它發展成為倡導人本主義的新民眾運動。戶田會長的畢生夙願是打破看似無止境的暴力和戰爭循環，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歷史的流轉，這與《聯合國憲章》的理念完全一致。以他的精神為原點，創價學會將把覺醒於重視生命尊嚴與和平哲理的民眾網絡，繼續擴展至全世界。
我在演講總結時指出，支持聯合國是戶田會長為我們留下的遺訓。我們必須堅決守護和支持聯合國——這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智慧結晶，促使它成為未來世紀的希望堡壘。
基於戰爭的教訓，戶田會長殷切期盼不僅在一個國家，而是轉變整個世界的發展軌跡。他於七十年前，即1952年2月提出此願景。當時，他將此信念凝聚為「地球民族主義」這個詞彙，相當於我們現今所說的「全球公民意識」。[21]
戶田會長在朝鮮戰爭和其他衝突導致全球緊張局勢高漲的時期，堅決提出這願景，是強烈希望人類從歷史的悲劇循環中得到解脫。他誓願：「絕對不能讓任何國家的民眾被壓迫受苦。全世界的民眾都必須共分喜悅、共享繁榮。」
如今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大流行病中，當我們回顧WHO的成立歷史時，不難發現戶田會長的全球公民願景與WHO的成立精神竟如此相合一致，尤其兩者的名稱都包含著「全世界」的意思。
去年，在聯合國大會上獲得181個國家支持的《全球公平獲得新冠疫苗政治宣言》中，明確道出全球團結在當今世界的重要性。
「我們承諾團結一致，加強國際合作，不分國籍和地點，不作任何歧視，平等地考慮和保護所有人，特別是保護處於弱勢的人們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22]
事實上，大流行病的應對措施，應關注的是政府之間如何共同跨越威脅，而不是個別國家如何擺脫危機。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寫道，當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感染人數不斷增加的負面數據上，很容易會偏向優先捍衛自己國家，而產生將與其他國家合作放在次要的狹隘想法。重要的是彼此合作，持續貫徹積極關注「能成功挽救多少性命」的正面想法。當所有國家都能關注這一點，就能開闢解決問題的道路。
佛典有如此教導：
「若於暗夜為人點火，不僅明在人前，我前亦明。是以、使人益色則我亦益色，使人增力則我亦增力，使人延壽則我身亦延壽也。」[23]
當這種良性循環從對自己和他人的共同關注中產生，以及更多的國家承擔起合作和援助的工作時，將有助於驅散日益嚴重的陰霾。這就是建立全球團結意識的道路。我們所需要的，正是上述政治宣言中所提及和闡明的精神，即不分國籍和地點、不持任何歧視，平等地考慮和保護所有人的生命。
佛教經典也闡明，當拯救人的生命時，不應該對不同生命存有差別對待。在釋迦牟尼的時代，有一位住在古印度摩揭陀國名叫耆婆的醫生，他所做的努力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年輕時的耆婆，聽說在呾叉始羅國有位名醫，便前去拜師入門，向他學習醫術。回到家後，他將自己的學識用於拯救許多人的生命。在治癒了國王的病後，耆婆受到重用，被命令不必到處行醫，而是留在國王身邊，只為少數特別人士醫病。儘管如此，當得知城裡有人生病時，耆婆會徵得國王的許可，上門為他們治療。當俱睒彌國的一個孩子生病時，據說耆婆急忙趕去為他做手術。他治癒某位國王的頭痛，國王以豐厚的報酬懇求他留下，但他拒絕了。耆婆繼續醫治了無數人，贏得了大家的尊重。[24]
就這樣，在一個國家學醫之後，耆婆將人生奉獻於在不同城市、村莊和國家行醫，為廣大民眾治病，而不是只為特定人士服務。「耆婆」在梵文中的意思是「生命」，人如其名，他不分國界或地點，平等地拯救人們的生命。我們SGI會員所實踐的佛法教導，源自十三世紀在日本弘揚佛法的僧侶日蓮（1222-1282），他稱耆婆為「其世之寶」。[25]
面對當前的大流行病，無數的醫療專業人員和保健工作者日以繼夜地投入救援工作，我們對他們無私的貢獻致以無盡的感激。在全心全意支持這些真正的「當世之寶」的同時，本著不分國籍、地域或任何形式的歧視，我們必須以給予所有人平等保護的精神，加強衛生安全領域的全球合作。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呼籲聯合國通過制定對抗傳染病的國際指針，作為協調對抗新冠病毒的應對措施基礎，並且也可抵御未來傳染病的爆發。
上個月，在世界衛生大會特別會議上，為了制定預防傳染病的國際指針，一致通過設立一個向所有會員國和副會員國開放的政府間談判機構。[26]根據應對新冠病毒所吸取的教訓，大會同意開始準備制定條約或協定等國際文書，以明文規定疫苗的公平分配和信息分享。談判機構的第一次會議將於今年3月1日前召開。
許多專家指出，問題不在於是否會發生另一次大流行病，而是什麼時候再發生。鑒於這一現實，我強烈要求儘早起草這樣的國際指針，然後採取措施確保其通過和實施。
新冠病毒危機顯示，在世界某個地區的嚴重威脅，會在短時間內擴大成為各地的威脅。這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的真實情況。去年6月，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各國首腦在全球行動的共同議程中強調，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裡，對人類健康的威脅不分國界。他們認同該集團所承擔的特定角色和責任之一，在於「通過制定全球協議，在未來發生大流行病時觸發集體行動，從而提高對應速度」。[27]在這共同議程的基礎上，G7應該率先談判一項大流行病條約，為應對未來的大流行病制定國際指針，並積極主動地制定國際合作框架，作為這一條約的基礎。
過去，我曾建議擴大G7的規模，邀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加入，成為「責任國家峰會」。這裡所說的「責任」，不是指他們作為世界大國的義務，而是指向他們承諾團結一致地回應世界各國人民的關切和願望，共同尋求克服人類危機的方法。
如果我們以「風險管理」的方式應對所面臨的危機，那麼各國將採取狹隘的視角，將關注點放在危機對自國所產生的影響。但是，世界迫切需要各國政府共同努力，發展和打造能夠團結大家，共同克服彼此面臨嚴峻挑戰的復原力。
此外，這種團結精神將成為我們應對各種挑戰，包括應對氣候危機的原動力和基礎。我確信，通過植根於這種團結精神的行動，並持續建設一個不屈於任何威脅的全球社會，我們將為後代留下某種偉大的價值。
第三個挑戰，是創建一個能夠激發年輕人抱持希望，並使婦女有尊嚴地閃耀光輝的經濟環境。
據估計，由於新冠病毒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導致失去了2億5500萬個就業機會。[28]尤其是年輕人深受打擊，令人擔憂。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的最新估算，全世界年輕人的就業率與二十五歲及以上的人相比大幅度下降[29]，G20國家的青年就業率就下降了11%。[30]
新冠病毒危機也致使工作環境急劇變化。最近的趨勢顯示，在疫情期間獲得就業機會的年輕人會經歷與工作有關的壓力和焦慮。許多年輕人以遠程或在一般工作環境以外的地方開始新的工作，並長期在周遭沒有人可以依靠的環境下工作。再加上新冠疫情影響，加劇許多家庭的經濟困境，年輕人被學生債務拖累，或者無法獲得機會提升技能來發展他們的理想職業。當這樣的情況持續，越來越多學生認為未來就業的前景黯淡。據調查結果顯示，40%的學生表示未來充滿不確定性，14%的學生對未來充滿恐懼。[31]
雖然經濟復蘇是當務之急，但如果我們無法消除年輕人的恐懼感和迷茫，並在他們心中燃起希望之光，不僅是經濟前景，就連社會健全發展的希望也一片晦暗。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想參考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阿比吉特・V・班納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考察結果。他們與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eal Kremer）於201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班納吉與迪弗洛在共著的《好的經濟學》（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書中，在反思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數的真正含義時指出，「不要忽視這樣一個事實：GDP只是一種手段，而非目的。意識到這一點非常關鍵。」[32]
他們警惕世人，僅僅關注收入將形成一副「扭曲現實的鏡像」，常常導致錯誤的政策決定。「將人的尊嚴重新放在中心位置，會引發對經濟發展的優先事項與該怎樣關懷社會成員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們急需幫助的時候。」[33]這部著作雖然是在大流行病爆發的前一年發行，但我相信，創建一個能維護人類尊嚴的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當我們在考慮經濟優先的事項，以「正視眼」關注它們如何能夠提高人類尊嚴時，一再強調擁有一份工作的重要性都不為過，這也是班納吉和迪弗洛特別強調的主題。
該書中也描述，當班納吉在擔任聯合國高級別小組成員之一協助制訂SDGs時，從一位國際非政府組織成員的活動分享中受到啟發。隨後，他和迪弗洛參加了該組織為貧困者提供就業機會的會議。參加者中包括了一名因一次事故導致嚴重殘疾及多年無法工作的女護士、一名經受嚴重抑鬱症的男士，以及一名因受多動症影響而失去兒子監護權的父親。[34]
此非政府組織及其活動，啟發了二人對社會政策的反思。他們強調：「失業者不一定非要在所有其他問題得到解決，做好各項準備之後才能參加工作。工作可以是信心恢復過程的一部分。」[35]接著，他們介紹那位患有多動症的父親如何在找到工作之後，重新獲得對兒子的監護權。兒子因父親找到工作而感到自豪，令父親深受鼓舞，進而使整個家庭在父親的改變中激起幸福的漣漪。SDGs的目標之一，是實現包括殘障人在內的所有人擁有體面的工作，這個家庭轉變的例子，正好體現了SDGs所要推動的希望變革。
在班納吉擔任聯合國高級別小組成員的同一年（2012年），我在倡言中強調，實現SDGs的努力不僅僅著重實現目標，而且要讓承受悲痛的人們恢復笑容。在我們致力於從大流行病中重建經濟時，這是不能忽視的優先考量事項。
此外，班納吉和迪弗洛指出，我們有必要改變對被社會忽略的人們的看法：
「他們可能面臨問題，但他們本身不是問題。他們有權被他們是誰，而不是其面臨的困難所界定。我們在發展中國家的旅行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希望是人們前進的動力。」[36]
我非常同意此觀點。只有當人們獲得能夠充分發揮其潛力的工作或居所時，我們的社區和社會才能被人性尊嚴的光輝照亮。
ILO定於今年主辦以人為本復蘇的多邊論壇。我建議將此論壇作為一個平台，讓各國分享從新冠疫情中獲得的經驗和教訓，同時以如何改善年輕人的就業問題為焦點，全力確保所有人都獲得有體面和符合人道的工作。
同樣地，重建經濟的工作也必須以推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自強為基礎。
為了應對新冠疫情，醫療機構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負擔與辛勞，在全球範圍內，婦女在最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中佔了70%。[37]這場危機還迫使許多婦女擱置她們的事業，或請假以照顧患病的家人或親人。此外，在經濟蕭條中失去工作的人多數是婦女，尤其深受影響的是一邊撫養幼兒一邊工作的母親。
長期以來，性別差距一直是嚴峻的課題。這場大流行病擴大了差距的同時，也加強了從根本進行改革的呼聲。其中一項重要的行動，是由聯合國婦女署和其他相關組織於去年兩次召開的世代平等論壇。
於去年3月在墨西哥舉行的會議上，有來自85個國家約1萬人參加，其中包括線上參與者，他們共同商討如何加速推動性別平等的行動和運動。[38]接著在6月和7月於法國舉行的論壇上，公佈了一項為期五年的「全球性別平等加速計畫」。
上述計畫中，除了關注「基於性別的暴力」、「促進性別平等的技術和創新」等迫切需要採取行動的五個領域，還把「經濟的正義和權利」定為關鍵的優先事項。該計畫指出了男女之間收入差距等問題，並討論了促進注重性別平等的經濟改革，以減少貧困婦女的人數。其中特別強調要改善婦女在「護理工作」的條件。
在許多國家，護理工作如照顧長者或家人，往往是由婦女來承擔的無償工作。在疫情下首當其衝的護理工作，受到人們愈發關注，全球性別平等加速計畫敦促各國採取全面改革，通過投資國民收入的3%至10%等措施，擴大有償護理工作的就業機會並改善工作人員的待遇。[39]
聯合國婦女署於去年9月推出的「女權主義計畫」也強調了這一點，呼籲將護理工作置於可持續和經濟公正的中心。[40]研究顯示，當今世界上有大量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獲得某種形式的照顧，包括估計有19億十五歲以下兒童[41]、10億六十歲以上老人[42]，以及12億殘障人[43]。對護理工作的公共投資不僅會減輕婦女的負擔，還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改善包括兒童、老年人和殘障人等眾多人的生活。
我們不要忘記，護理工作為接受護理的人帶來幸福和尊嚴，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經濟增長的浪潮對於遭受嚴重破壞的船隻不一定有幫助。然而我堅信，通過直接支持性別平等和婦女自強的方式加強護理工作，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支撐無數人的生活、幸福和尊嚴的社會。
我們SGI也本著以「萬眾的幸福和尊嚴」為思想核心的佛法精神，一直在推進性別平等和婦女自強的活動。
2020年1月，當聯合國婦女署發起世代平等運動時，SGI和其他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與聯合國合作，在紐約舉行年度研討會，討論信仰組織應如何更有效地促進性別平等。去年1月舉行的同一研討會上，與會者強調，克服性別差距，包括經濟政策的落實，將是從新冠疫情中復蘇與重建社會的關鍵。
目前，SGI正在支持著西非國家多哥的森林恢復活動，通過這項活動讓當地貧窮地區的婦女自強起來。該項目於去年1月與國際熱帶木材組織合作啟動，在森林急速減少的地區推進植樹和保育的同時，也為婦女提供工作，使她們經濟獨立。目前正在計畫推出第二階段，曾經參與的婦女將訪問其他社區，相互學習和交流經驗及良策來應對共同的挑戰。[44]
我們人類無論處於任何危機時代或惡劣環境，都具有共同產生積極價值、掀起時代變革浪潮的力量。我深信，性別平等和婦女自強是克服新冠病毒危機，建構尊重人類尊嚴的經濟和社會的關鍵。
1995年11月，我們制訂《SGI憲章》，同年在北京舉行了標誌著將性別平等和婦女自強作為時代潮流起點的第四次婦女問題世界會議。基於《SGI憲章》的目的和原則，包括承諾「維護不歧視任何人的基本人權」[45]，我們持續致力於解決全球問題的活動。
去年11月，在重新制訂的《創價學會社會憲章》中，闡述了十項目的及行動規範，包括基於佛教的寬容精神，我們將「尊重其他宗教和哲學傳統，為解決人類根本課題進行對話與合作。」更進一步表達了「實現性別平等，促進女性自強」[46]的承諾。
今後，作為推廣至192個國家和地區的佛教民眾運動，我們決心作為良好公民，繼續擴大友情和信賴的網絡，努力構築以「萬眾的幸福和尊嚴」為目標的世界。
接下來，我想為三個關鍵課題提出具體建議，為了今後的世代，這些問題必須迅速得到解決。
第一個課題是氣候變化。儘管多年來已無數次鳴響警鐘，但氣候變化的速度有增無減。[47]隨著時間流逝，異常氣象所造成的破壞不斷加劇和擴大。乾旱和森林火災在世界各地更頻繁地發生。此外，海洋水溫上升和酸化日益嚴重，導致陸地和海洋生態系統吸收溫室氣體的能力下降。[48]
在這刻不容緩的情況下，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於去年10月到11月在格拉斯哥召開。儘管由於政策立場的分歧導致無法達成共識，會議延長了一天，但締約方最終通過一項決議，必須致力於實現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的攝氏1.5度的目標。[49]這個新目標是在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基礎上邁開的重要一步。當時協定的目標是將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攝氏2度以內，而新目標是一項充滿挑戰性的躍進。據專家指出，即使各國按其承諾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以上目標仍是難以達成，必須要有進一步的強化措施。[50]
有關這一點，COP26主席阿洛克・夏爾馬（Alok Sharma）在會議閉幕致辭中呼籲：「雖然1.5度的目標活著……但是，它的脈搏微弱。」他強調，雖然各方確實達成了歷史性的協議，但真正的成功並非取決於各國簽署協定，「而是取決於各國是否兌現承諾，落實執行。」[51]
儘管形勢依然嚴峻，我們仍有希望找到克服危機的方法。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如果佔溫室氣體排放75%的G20各國，按照「1.5度」的目標加速削減排出溫室氣體，並在2050年達到淨零排放，那麼全球暖化很可能會控制在低於《巴黎協定》2度目標的1.7度以內。[52]
我由衷呼籲，如同在COP26期間中國和美國承諾在氣候行動上加強合作，希望日本和中國也能達成類似協議，共同為解決危機制定積極主動的方案。
在中美兩國的加強合作聯合聲明中，明確地定下加大行動控制和減少排放溫室效應高的甲烷，支援可再生能源，並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毀林活動。[53]
近年來，中美關係雖然持續緊張，但這兩個佔全球每年總排放量40%以上的國家[54]，能承諾攜手解決人類危機的行動，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同樣地，日本和中國之間也應該迅速達成協定，加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我希望借此契機，日中兩國可以為氣候行動制定一個共同的承諾，為了實現可持續的全球社會加強團結，並為下一個五十年的雙邊關係立下嶄新的起點。
日本和中國在環境課題上有長期合作的實績。從1981年開始，兩國簽署了《日中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協定》，1994年締結了《日中環境保護合作協定》，並於1996年在北京設立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多年來，兩國在解決空氣污染、植樹造林和森林保育，以及能源和廢物管理等各個領域通力合作，且碩果累累。
2006年，在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成立十週年之際，北京師範大學授予我名譽教授稱號。在謝辭中，我回顧了雙方合作保護環境的歷史。
「我們有必要促使這股潮流加速。為此，我提議要共同構築一種立足於展望百年未來、全面地具有實際效力的『日中環境合作關係』。」
「與此同時，希望日中兩國與鄰國韓國攜手協力，更加強而有力地推進環境調查、技術合作、人際交流、人才培養等措施。若能實現，我確信，它不僅能影響整個亞洲，而且更會在全球產生連鎖效應。」
至今，以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為兩國共同努力的據點，繼而與美國、俄羅斯和歐盟成員國開展合作項目，並為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環境行政人員的培訓項目等。由此可見，日中兩國的合作影響深遠。
為解決氣候危機，我衷心希望日本和中國繼續發揚迄今所建立的傳統，並加強合作關係，同時也進一步加深與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合作。我堅信，這種合作關係將激發更多果敢行動，強有力地在全世界掀起希望和變革的浪潮。
除了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我還呼籲加強聯合國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合作制度。
我們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共同資源，包括氣候和生物多樣性等，被稱為「全球公域」。我呼籲在聯合國設立全面保護全球公域的討論平台，促進以青年為中心的民間社會參與體制。
今年迎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又稱地球問題首腦會議）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三十週年紀念。該會議是一個重要里程碑，它促進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簽署協定，也是實現《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的推動力。
2001年成立了一個聯合聯絡小組，通過促進信息交流和加強協調，強化了執行這三項公約的合作。我認為，現在正是擴大這一聯盟，爭取民間社會支持的時候。我堅信，這將為有效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開闢新的道路。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荒漠化的問題錯綜交織，所以解決方案也必須相互關聯。只有革新的方法才能激發新的動力，突破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戰。
全球公域包括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主權的公海和南北兩極，以及大氣層和全球生態系統，這些資源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為了今後的世代，必須最優先保護這些資源。
去年，聯合國啟動了「生態系統恢復十年」。我認為這提供很好的機會，不僅在上述三個公約所涵蓋的領域，也在其範圍以外的領域增進協調，促進積極的連鎖反應，推動環境問題的解決。
今年3月，為紀念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成立五十週年，將在肯尼亞內羅畢舉行聯合國環境大會特別會議。我呼籲在這次特別會議上通過一項宣言，從保護全球公域的立場出發，闡述加強全面處理環境問題的措施。
在這基礎上，我冀望聯合國能展開與全球公域相關課題的深入討論。在去年的倡言中，我提出了設立聯合國青年理事會的重要性和巨大潛力，從年輕人的觀點向聯合國領導傳達想法和建議。我認為青年理事會是討論全球公域課題的最佳平台。
去年9月，於COP26開幕前召開的「青年為氣候行動：推動雄心壯志」國際會議在米蘭舉行。這是繼2019年舉行的青年氣候峰會後，再次聚集年輕人向參與政府間談判人士傳達他們的意見和想法。這個會議讓人聯想到我所倡導的聯合國青年理事會。幾乎所有來自《巴黎協定》簽署國的186個國家約400名青年參加了此次會議，其中包括日本創價學會的一名青年。
參與青年通過《青年為氣候行動聲明》，向聯合國呼籲：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設立促進年輕人參與的組織，長期為年輕人提供可以和締約國代表一起參與正式、定期討論的場所。」
「不僅是讓青年在會議的最後發言，在會議的開始和進行中，也應增加青年參與的機會。」[55]
由於氣候危機直接威脅到青年的生活和未來，世界各地青年迫切要求，在全球努力解決危機中，扮演更重要和積極的角色。他們正在努力建構一個讓青年可以持續參與討論和決策的機制。
正如在米蘭舉行的國際會議一樣，我所建議的聯合國青年理事會應開放給所有國家的青年參與。召開會議的方式，可以考慮在線上進行定期討論，而要做出重要決定時，可以每半年一次在不同的地方舉行面對面的全體會議。每次全體會議達致的成果將直接發送給聯合國以納入決定策略。
在尋覓聯合國總部地點時，世界上有好幾個城市表示願意作為候選。然而，將某個城市作為這全球性組織總部的決定難以定奪。甚至有人提議把聯合國總部設在一艘船上，讓它不停地在全世界航行。實際上，第一屆聯合國大會在倫敦舉行，第三屆大會則在巴黎召開，決定把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之前，也曾在其他城市舉行。即便當時提出把聯合國總部設在船舶上航行的建議，肯定是個前所未聞的概念，但是不屬於任何國家領域的公海象徵著全球公域，此概念讓人想到將聯合國作為「人類議會」的願景。
根據這段歷史，聯合國青年理事會的全體會議，無需指定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也可以在不同國家之間輪流召開。在選擇舉辦地點時，應優先考慮那些深受氣候變化破壞，以及生態系統嚴重惡化地區的民間社會代表容易到達的地方。
在這方面，我所創辦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會議地點，經常根據討論主題而選擇在遭受嚴重影響的地區舉行。這是基於「聆聽處於痛苦的民眾聲音，站在民眾這一邊」的理念。立足於這理念，該研究所目前開展以太平洋島嶼為焦點的氣候變化研究，這些社區正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嚴重威脅。[56]我堅信，設立聯合國青年理事會並在受討論主題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召開會議，將是強化聯合國與民間社會合作關係的突破口。
關於這個建議，我想提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一項重要工作。該委員會目前正著手起草關於兒童權利和環境，特別是兒童與氣候變化問題的提議（第二十六號一般性意見）。委員會已經向非政府組織和各年齡層人士徵集意見，從下個月開始，也積極徵求世界各地兒童的意見。今後，委員會計畫成立一個由兒童參加的諮詢小組，讓兒童參與第二十六號一般性意見的草擬工作，這將會成為一個把兒童的心聲反映在全球進程的寶貴機會。[57]
我們SGI也以青年為中心，推進有關環境課題的活動。去年，在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會議上，推介了由國際地球憲章和SGI共同重新製作的展覽「希望的種子與行動——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此外，SGI在會議期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發表了以下聲明：
「倘若我們真正地擔憂這個世界的前途，聆聽年輕人的心聲並非選擇項目，而是唯一合乎邏輯的選項。」[58]
人類具有克服任何挑戰的力量。當青年團結起來，抱持「未來要靠我們自己開拓」的嶄新意識和動力，必將成為邁向更加光明未來的原動力。
第二個值得我們立即關注並採取行動的課題是教育。我想提出建議，以確保及提升兒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機會。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焦點集中在公共衛生和經濟復蘇。然而，全球各地還出現了另一嚴峻的困境，教育領域因大流行病造成服務中斷或學校關閉，導致兒童和青少年失去學習機會。根據一項研究顯示，多達16億學生深受影響。[59]
學校關閉不僅剝奪了學習的時間，也讓無數兒童突然失去與朋友的日常互動，喪失成長的感受或對未來的希望，導致他們陷入孤獨感和失去活力，造成兒童的情緒和心理受創。
對於經濟困難的家庭和兒童來說，學校關閉將導致暫停供餐，中斷了兒童迫切需要的營養關鍵來源。更令人擔憂的是，由於失去校餐，將增加因長期營養不良導致貧血和體重下降的兒童。像這樣在全球範圍內同時經歷長期停課和課堂學習中斷，在現代學校教育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雖然許多國家政府已採取措施提供遠程教育，確保學生的學習機會並儘量減少教育損失，但仍有大量年輕學子由於數字鴻溝造成障礙，無法獲取遠程教育的基本條件。
「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全球基金，一直致力於支援受衝突、自然災害和人道主義危機影響的地區，為其緊急教育情況提供應對措施。在面臨新冠病毒危機時，該基金提供了遠程教育的解決方案，讓2920萬名兒童獲得遠程教育機會。[60]我必須強調，務必要加強這一領域的國際合作，以確保所有兒童的教育不受干擾。
此外，為了儘早讓更多兒童恢復接受教育的機會，必須向那些不依靠互聯網而成功提供遠程教育的國家學習。
例如，在新冠疫情爆發後，非洲的塞拉利昂政府啟動了一個互動式的廣播教學計畫，讓260萬名學生在失學期間能夠繼續學習。[61]該國的反應如此迅速，是來自應對反復爆發的埃博拉病毒所獲得的經驗，當時政府選擇了通過廣播進行授課。在南蘇丹也看到其他創新的解決方案，該國向貧困家庭的兒童派發太陽能收音機[62]，而蘇丹則在報紙上刊登了學習課題。[63]
這種把兒童教育放在首要考量，富有創新和靈活性推進對策的意義重大。無論在任何時候，生活在任何環境，都必須確保「教育之光」能照亮所有兒童。
聯合國古特雷斯秘書長，曾在葡萄牙貧困地區任教，為兒童提供免費學習數學。他根據這經驗如此強調：「在里斯本的貧民窟裡，我切身體會到教育是消除貧困的動力，是促進和平的力量。」[64]
我所創立的創價教育體系學校和大學也是以這種精神為基礎。創價教育體系的源流，是距今一百年前，兩位教育家牧口常三郎和戶田城聖傾注心血的教育實踐，他們後來成為創價學會的首任和第二任會長。
牧口會長是東京一所為貧困家庭兒童開設的小學校長。他住在校內的宿舍，日復一日地努力工作，為學生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他在學校推行許多措施，包括為營養不良的學生提供免費校餐。他還親自前往因病不能上學的兒童家中訪問。
學校的校舍破舊，破損的窗戶也只能用硬紙板修補。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參觀了校舍後留言道：「在我眼裡，他懷著熱情，傾注全部精神為貧民子弟的教育盡心盡力。」[65]
牧口會長的後繼弟子戶田城聖會長也在同一所小學任教，師弟二人攜手努力，為生活在東京最惡劣環境下的兒童送上「教育之光」。
至今，創價教育體系學校已發展到從小學到大學，並致力擴充獎學金項目以支援面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這也正是繼承了這兩位教育家的精神。
日本創價大學除了對日本及留學生的經濟提供援助以外，從2016年起加入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UNHCR）的「難民高等教育項目」，為難民學生提供獎學金。從2017年起，創價大學參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敘利亞和平橋樑的人才培養計畫」。此外，去年與UNHCR簽訂了一項支持研究生的協定，使創價大學成為日本第一所為難民提供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大學。
據估計，全球只有5%的難民能夠進入大學或接受高等教育[66]。在如此嚴峻的現實背景下，我們必須時刻提醒自己，被迫流離失所與生活在舒適環境中的同齡青年，同樣具有強烈追求教育和實現理想的願望。
創價學會長期以來支持UNHCR的活動。在去年1月新冠疫情期間，我們與非政府組織「無國界音樂家」共同推進一項活動[67]，通過音樂為難民兒童及收容國的孩子們傳遞希望。該活動在約旦舉行，旨在通過音樂教育和培訓，激發兒童湧現克服困難的希望和力量。迄今，這項活動已培養了能夠負起當地音樂教育的人才，他們也已在全國各地舉辦兒童夏季音樂講座。
參與這項活動的音樂家塔里克・瓊迪（Tareq Jundi）將此項活動比喻為播種。他認為，雖然不能馬上看到結果，但確實已產生了變化。[68]我也相信，教育的精髓在於耐心地為兒童的心田播撒「可能性的種子」，並全心全意地讓這些「可能性之花」綻放盛開。
除了確保在陷入緊急危機時持續提供教育機會，另一個對全世界至關重要的事項，是促進保障殘障兒童和青年學習與教育權利的「包容性教育」。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去年11月發佈的一份報告，全球殘障兒童的數目估計已接近2億4000萬，這意味著每十名兒童中就有一名患有某種形式的殘疾[69]。即使在平等包容與接納所有人的原則下，由於消除社會障礙和歧視的進展緩慢，為殘障兒童尋求與其他兒童享有同樣權利和保障，仍顯得困難重重。
新冠疫情使這些兒童的困境愈加嚴重。即使提供了遠程教育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如果沒有考慮及針對個人需求的具體援助，殘障學生會發現參與遠程教育特別困難。這往往需要家庭成員或護理人員的全力支持。
以「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為目標[70]，SDGs呼籲採取行動，確保殘障人平等獲得教育機會，並提供滿足殘障人需求的學習環境。採取行動實現這些目標，並對新冠病毒疫情所帶來的相關問題作出回應是當務之急。
聯合國大會於2006年通過《殘疾人權利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時，教育成為了最具爭議的課題之一。該公約明確規定，各締約國應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包容性教育制度，以實現殘障人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權利。[71]
《殘疾人權利公約》還規定了一項原則，即對待殘障人沒有「合理便利」則屬於歧視[72]。此外，還特別強調應確保在教育上提供合理便利。[73]
該公約確立了如下理念，即殘障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一方必須改變的課題。這項新的認知是在制定公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在殘障領域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以「所有跟我們有關的事情，都要有我們的參與」[74]為信條，向各國政府發出了強有力的呼籲，並確保殘障人的代表參與其中。
迄今，《殘疾人權利公約》已獲得184個國家和地區批准[75] 。回想參與起草和通過該公約眾多人士的決心和毅力，我呼籲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來實現包容性教育。
敘利亞難民紐吉・穆斯塔法（Nujeen Mustafa）患有先天性腦癱，現已作為UNHCR殘障兒童的擁護者而活躍。她根據自己的經驗，強調說：
「包容性教育並不是單純讓有殘障的人進入學校，而是要因應殘障兒童的需求，不要讓他們覺得自己和其他沒殘障的學生之間存在孤立感和隔閡，也不要讓他們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樣。不僅僅是設置殘障人專用的廁所或使建築物無障礙就可以了，讓有障礙的孩子們也能提高能力，這才是包容性教育。」[76]
十六歲時，穆斯塔法被迫逃離受內戰蹂躪的故土。她依靠輪椅走了3500英里（約6000公里）的路途後，在德國找到了一個新家，並在那裡接受採訪，述說她對包容性教育的看法。她代表殘障人發言，強調必須徹底轉變人們對殘障的看法和態度。
「在我成長的地方，如有殘障的話，就意味著只能在社會的陰暗角落生存，無論是學習還是個人方面，都意味是一個無法成長的人……」
「我認為社會的最大誤解，就是認為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志向和夢想。僅僅因為殘障這一事實，就失去了實現夢想的希望之光。」[77]
正如穆斯塔法所說的，絕對不能因為社會對殘障人的誤解和歧視，而從殘障兒童的心中奪走他們對未來的希望。
今年9月，聯合國將召開教育改革峰會。此次峰會的目的是基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去年11月發佈的一份報告，提出對未來教育的願景。為了重新思考教育在社會轉型關鍵時刻發揮的作用，教科文組織分別於1972年和1996年提交了類似的報告。這是二十五年後再次發表的一份新報告。
在為期兩年的全球諮詢過程中，該報告參考了超過100萬人的意見，提出了以下問題。
「極端的未來圖景之一或許是這樣的：優質教育成為精英特權，廣大民眾因基本商品和服務匱乏而生活悲慘。當前的教育不平等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是否只會愈加惡化，直至課程完全失去相關性？這些可能的變化將如何影響到我們的基本人性？」[78]
基於這一觀點，報告強調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以支持難民和身處窘境的人，同時確保所有人，包括殘障人，獲得優質教育的權利。此外，報告中也呼籲大家共同努力，探索教育在我們展望2050年及以後應扮演的角色。
有鑑於此，我認為9月舉行的教育改革峰會是一個絕佳機會，可以圍繞著應急教育和包容性教育等課題進行建設性討論。如我在倡言前半部分所提出的呼籲，議程還可以含括培養全球團結意識的「全球公民教育」。此外，我進一步建議有關方面制定和通過一項促進兒童們幸福與教育的全球行動計畫。
衝突、災難或疫情爆發帶來的威脅，遠遠超越兒童的應對能力。將全球在緊急情況下的應急教育列為優先事項，以明示我們不離棄對任何兒童的承諾。同時，加強實行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的包容性教育，將有助於改善兒童因面臨各種形式的歧視和困境的學習環境。
我確信，全球公民教育將成為解決人類共同危機的基礎。如前所述，我的恩師戶田會長以「地球民族主義」表達他對全球公民的理念，而我也將持續推進全球公民教育，這也是SGI一直貫徹的活動重點。
到了二十一世紀末，世界人口預計將達到109億[79]。我堅信，在今年9月舉行的教育改革峰會，為兒童們的幸福與教育通過的全球行動計畫，將成為保障現今以至未來出生的兒童們之夢想和希望的重要基礎。
第三個課題，是急切落實廢除核武器。為此，我想提出兩項建議。
第一項建議，是必須採取步驟讓世界擺脫依賴核武器的安全理論。
今年1月3日，有核武器國的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和法國這五國首腦，發表了一份防止核戰爭和避免軍備競賽的聲明。雖然有各種不同詮釋，但已明確表明「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表達了共同尋求避免軍事對抗的意願[80]。希望能為實現這些目標採取積極的行動。
我謹此呼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這份明確「自我克制」重要性的聯合聲明作為決議基礎，敦促五個有核武器國採取具體措施，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NPT）第六條文規定的核裁軍義務。
我也要進一步呼籲，在定於今年召開的NPT審議大會的最後聲明，應同意和接納提議召開關於遞減核武器作用的高級別會議。此會議應邀請締約國以外的有核武器國參加，從而實質地推動核裁軍。
即使在新冠疫情危機之下，世界的軍事支出仍在不斷增加[81]。全世界目前儲存的核彈頭超過1萬3000枚，而且還無止境地謀求現代化和改進[82]，令人擔憂全球核武庫將持續增加。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更顯露了可能發生擾亂指揮系統的核武器新風險。即由於有核武器國的政治首腦相繼感染新冠病毒，不得不將權力移交其副職。甚至在核動力航空母艦和導彈驅逐艦上也爆發疫情，這都會影響正常的指揮系統。
聯合國裁軍事務高級代表中滿泉（Izumi Nakamitsu）於去年9月舉行的核問題演講中，強調了疫情所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新冠病毒大流行告訴我們，乍看是不會發生的事情，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警告就會給世界帶來毀滅性的影響。」[83]
我也想提出告誡：不要再持續抱著過度的自信，認為「不會發生由核武器造成的慘劇」。正如中滿高級代表在演講中所強調，自從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原子彈後，迄今也沒有再使用核武器，這全是因為幸運地有人防止災難的發生。但是，在「國際環境變得流動，護欄不是被侵蝕，就是幾乎不存在」[84]的現今世界，我們不能再僅僅依靠這種人為因素或好運氣。
目前，僅存的核裁軍雙邊框架《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締約國俄羅斯和美國於去年2月同意延長該條約。
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原定於本月舉行的NPT審議大會已被推遲，正考慮於今年8月召開。上一次於2015年舉行的審議大會中未能通過最終文件，這種失誤絕不能重蹈覆轍。我促請各方遵守NPT序言中的承諾「需要竭盡全力避免發生這種戰爭的危險」，[85]並商定應採取的具體措施。
五個有核武器國的聯合聲明中，重新強調「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的精神，是在冷戰期間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和蘇聯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於1985年11月在日內瓦會晤時首次闡明[86]。去年6月舉行的美俄峰會後發表的聲明中，也提及推動1985年日內瓦峰會的精神之重要性。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該創造一個平台，討論結束核武器時代所需的具體步驟，並在大會上通過這些商議的結果，進而啟動一個根本性轉變的進程。
人們普遍認為，1985年日內瓦峰會上，作為核裁軍談判開端的蘇美聯合聲明，不僅對兩個超級大國有利，甚至惠及全人類。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回顧當年參與核裁軍的決心：
「以為只是掉下一小塊石頭，山是不會塌的，所以就從山頂滾下了一小塊。可是，那塊石頭成了誘因，使山上所有的石頭都滾動起來，山就塌了。核戰爭也一樣，發射一枚導彈就會影響全局。而現在，說戰略核武器的控制和管理完全依賴於電腦也不為過。核武器數量越多，發生意外核武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大。」[87]
至今，核武器研發仍持續不斷，與他國對抗的新手段層出不窮，這或許反映了「只是掉下一小塊石頭，山是不會塌」的假設。如果繼續依賴根深蒂固的核威懾觀念，必會使自身和世界陷入極端和永無休止的危險狀態。這是所有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必須嚴肅，且認真看待的嚴酷現實。
戈爾巴喬夫總書記在與我的一次對話中強調：「已經日愈明顯，核武器不能成為保障安全的手段。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核武器能否保障我們的安全已經成疑。」[88]
為了突破目前「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高風險僵局，我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找到為依附核武器國安全理論的「解毒」方法。
一般來說，核威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其他國家使用核武器。然而，這個政策具有矛盾之處，即為了防止使用核武器，卻需要不斷展示使用核武器的備戰狀態，以達到威懾的目的。為了跨越此矛盾，將核武器從自國的安全政策中消除，必須重新考慮需要採取的各種步驟，包括在國際社會中創造更有利條件的新對策。
不管自國安全再怎麼重要，當核武器會為對立國家和自己國家帶來毀滅性破壞，也會消滅全人類的生存基礎時，繼續依賴核武器還有什麼意義？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把注視著其他國家動向的目光重新轉向自己國家，著手進行這種「解毒」工作。如此一來，各國就開始履行NPT序言中「需要竭盡全力避免發生這種戰爭的危險」的承諾。
應當明確的是，NPT的目的不在於將膠著的核威懾狀態認定為「人類難以避免的命運」。我們應當記住，基於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核武器問題這共同認知，所以NPT的第六條文明確規定了實現核裁軍的義務，以此作為NPT的重要支柱。
與冷戰時期不同，我們現今生活在一個即使面臨危機，政治首腦也可以在線會面並實時確認彼此面部表情的時代。即便如此，雙方仍持續帶著懷疑的面紗臆測對方的舉動，保持核武庫能立即發射的備戰狀態。
五個有核武器國的聯合聲明中宣告：「我們重申此前關於不瞄準的聲明依然有效，重申我們不將核武器瞄準彼此或其他任何國家。」[89]在這種自我克制的基礎上，現在是有核武器國對其安全政策進行根本性調整，並消除自冷戰以來一直存在的核威脅的時候了。為了營造這樣的環境，必須展開討論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化解衝突並儘量減少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風險，以及停止新的核武器開發等課題。
日本將於2023年主辦G7峰會。我建議同時在廣島舉行一次關於降低核武器作用的高級別會議，非G7國家首腦也可以參加，共同深入探討如何推進具體措施。
今年1月21日，日本和美國就NPT發表的一份聯合聲明中宣示：「永遠銘刻在世界記憶中的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使我們明確地意識到，我們絕對要持續這七十六年間不使用核武器的紀錄。」[90]聲明中還呼籲政治首腦和青年們到訪廣島和長崎，藉此提高對使用核武器帶來恐怖後果的意識。
我向來強調政治首腦訪問原子彈爆炸現場的重要性。我認為在廣島舉行該高級別會議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絕佳機會。
除了營造一個促進全面不使用核武器的環境，作為實現無核武世界的重要一步，此次高級別會議也應該討論如何禁止對核武器相關系統的網絡攻擊，以及如何禁止將人工智能導入此類系統運作等問題，這都是我在2020年倡言中提議的要點。
通過這些努力，我強烈敦促加速履行NPT第六條文規定的核裁軍義務的談判，為廢除核武器創造不可逆轉的勢頭。
我對廢除核武器的第二項建議，是有關《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TPNW）。我促請以日本為首的依附核武器國和有核武器國作為觀察員，參加3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TPNW首次締約國會議。我建議在此會議上，為了確保有效履行TPNW的義務和國際合作，設立一所永久的辦事處。
在沒有簽署TPNW的國家中，包括瑞士、瑞典、芬蘭，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的成員國挪威和德國，已經表示他們將作為觀察員參加會議的意向。北約歷來有允許成員國在核武器問題上選擇自己道路的先例。其實在TPNW中，也沒有禁止締約國與有核武器國建立同盟關係的規定。
挪威和德國作為觀察員參加首次締約國會議，其意義確實深遠，因為北約成員國的許多城市與世界各地的數百個城市，一起簽署和參加了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簡稱ICAN）的「號召城市活動」（Cities Appeal），通過該活動表達支持TPNW並敦促各自政府加入該條約。除了有核武器國的美國、英國、法國、印度的城市以外，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也參加了這項活動。[91]
首次締約國會議的議程，包括向使用核武器和核試驗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對受核污染的環境採取補救行動。日本應參與討論並做出貢獻，如分享廣島和長崎受害的實際情況，以及2011年福島核電廠事故的教訓等。
德國漢堡大學和平研究與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利弗・邁爾（Oliver Mayer）在一次採訪中，對德國作為觀察員參加首次會議評價說，德國可為強化多邊主義和核裁軍做出貢獻。當問及日本是否有望作為有核武器國和無核武器國之間的橋樑時，他回答說，作為觀察員與會，日本可以發揮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的國家的作用。他指出，只有直接參與雙方的討論，否則「橋樑」就無法發揮其功能。[92]
2017年，日本成立推動核裁軍取得實質性進展知名人士小組會議（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Substantive Advancement of Nuclear Disarmament，簡稱SAG），邀請來自有核武器國和無核武器國的專家參與，並舉行了後續會議。如果日本作為觀察員與會，並報告SAG進程的結果，對TPNW首次締約國會議的審議工作將產生更具建設性的討論。我呼籲日本，應朝向早日簽署和批准TPNW繼續努力。
以《集束彈藥公約》首次締約國會議為例，當時有34個國家作為觀察員與會，當中有很多國家最終成了締約國[93]。同樣的，希望更多國家以觀察員身份參加TPNW首次締約國會議，直接感受締約國和民間社會為實現廢除核武器所付出的努力和堅定決心。這將能夠建立起通過TPNW為我們的世界打開「新的地平線」的共識。
TPNW的意義超越了常規裁軍條約的框架，因為該條約是以防止毀滅性災害的「人道主義」及保障世界人民生存權利的「人權」為核心。若參照之前在談論氣候變化問題時所提出的全球公域觀點，TPNW是維護全人類的和平，及保護作為下一代生存基礎的地球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條約。
鑒於TPNW富含的意義，應該針對依附核武器的安全理論對我們現在以至未來的世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展開推心置腹的討論。
首次會議可以作為一個跨越分歧的對話契機。隨著締約國數量的增加，以及更多還未能簽署或批准的國家開始認同條約的真正價值和意義，我相信這是催化結束核時代所需的力量和政治意願。
因此，我呼籲建立一所永久辦事處，作為聯結各國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主軸，以推動普及TPNW的理想和承諾。
通過2007年由SGI首次發起的「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SGI與ICAN等眾多團體聯手合作，促使通過TPNW。在條約通過的翌年（2018年），開始了第二個「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第二個十年的重點，是通過民間社會的力量來普及條約的理念。今年，我們要更加努力朝這方向發展，因為我們相信，世界民眾的支持才是提高TPNW實際成效的重要基礎。
我回想起加爾布雷斯博士對消除核威脅的嚴厲批判，他認為這是我們所有人必須共同努力實現的課題，這是他親身體會動盪的二十世紀眾多危機的結論。在他的回憶錄《我們時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結尾裡寫道：「那些寫回憶錄的人在公共事務問題上都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應當急流勇退。」[94]結尾的部分，並不是討論他的專業經濟學，而是以核武器問題作為總結。在廣島和長崎被炸後不久的1945年秋天，他首次訪問日本，自此核武器的問題從未離開過他的腦海。
為此，加爾布雷斯博士在書中引用了他於1980年的一次演講內容。
「如果我們不能控制核軍備競賽，我們現在辯論的所有問題都沒有意義。民權將不會再成為問題，因為將不會有人去享有民權。城市狀況的惡化也不成其為問題，因為我們的城市將會消失。……我想讓我們對擺在大會面前的各種其他問題各執一詞吧。但是讓我們達成這樣的共識：我們將告訴我們的同胞，我們所有的盟友，告訴全人類，我們將為結束像烏雲一樣籠罩在全人類頭上的這場核恐怖竭盡自己的努力。」[95]
正如加爾布雷斯博士敏銳的洞察，核武器的非人道不僅僅是使用後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不管有多少人在為建設更美好的世界和社會而努力，或者努力了多久，一旦發生核武器的攻擊，一切都將瞬間化為泡影。核時代的真實情況，是我們被迫與最糟糕、最蠻橫無理和最荒謬的危險為伴。
SGI對廢除核武器的承諾，可以追溯至1957年戶田第二任會長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戶田會長在發表宣言的前一個月，核武器國之間的軍備競賽越演越烈，蘇聯的洲際彈道導彈實驗成功，成為當時世界一個新的局面，即全球各地都有可能受到核攻擊的威脅。
面對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現實，戶田會長強調，任何國家使用核武器都必須受到絕對的譴責。對於將擁有核武器正當化的理論，他憤慨萬分地說：「要把隱藏在核武器背後的魔爪摘除掉。」[96]
我的恩師戶田會長對核武器剝奪所有人的生存意義、尊嚴的重要性及社會一切營生這種極端非人道性的憤怒，至今我仍歷歷在目。作為他的弟子，我從內心深處感受到恩師的義憤填膺，決心實現他的願景。
我堅信，如果不解決核武器這能毀滅現代文明的元兇，就無法改變人類的命運。因此，自1983年以來，一直在年度倡言中持續討論這個課題，並為廢除核武器盡一切的努力。
數十年後，與戶田會長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精神相呼應的TPNW終於生效，首次締約國會議也即將召開。徹底廢除核武器已經來到了關鍵階段，這是世界上許多人——尤其是廣島和長崎原爆倖存者（Hibakusha），以及在世界各地深受核武器開發和核試驗所影響的人們——熱切推動的目標。
我們堅信，完成這項挑戰是我們對未來應履行的責任。基於此信念，SGI將繼續努力，以青年為中心加強民間社會的團結，建設一個人人都能享有真正安全和生存權利的和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