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危機時代創造價值（2021年）
池田大作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
2021年1月26日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緊迫危機。從異常氣候事件逐年遞增，反映出氣候變化問題日益惡化，加上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繼而威脅到全球社會和經濟的穩定。
我使用「前所未有」一詞，不僅是指當今所經歷的危機相互重疊、環環相扣，在人類悠久的歷史中，雖然經歷過各種各樣的挑戰，卻從未遭遇到如此全球同時備受打擊，嚴重威脅各國人民的生命、尊嚴和生活，迫使他們陷入需要緊急援助的困境。
截至2021年1月25日，短短的一年多期間，全球累計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已超過9900萬，死亡人數超過212萬。[1]這是遠遠超越過去二十年間所發生的大規模自然災害的犧牲人數總和。[2]一般人突然失去親人的悲痛之大，無法計量。尤其慘不堪言的是，為了預防感染，許多病患者無法與家人一起度過生命的最後一刻。這種不斷加劇的喪失感四處蔓延，經濟活動的崩潰導致破產和失業人數激增，迫使許多人被剝奪生計，墮入貧困之中。
然而，儘管這場危機的烏雲持續籠罩整個世界，各方卻從未停止一切旨向於建設和平與人道價值的全球社會所做的努力。其中取得重要進展的項目包括：《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TPNW）已於今年的1月22日生效；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的187個成員國一致批准《關於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約》，及在非洲根除野生脊髓灰質炎（簡稱脊灰）等。
上述的每一項成就，對於聯合國要在2030年之前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這顯示了人類具有克服任何障礙，創造新歷史的無限能力。尤其於去年聯合國日（2020年10月24日）達成生效條件的TPNW，為長期以來欲實現消除核武器的目標，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廢除核武器是在聯合國成立翌年（1946年）的大會上通過的第一項決議，從那時起一直懸而未決。
1957年9月，在核軍備競賽不斷加速的冷戰期間，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以此為原點，創價學會致力於全面禁止核武器，並使之成為國際間的規範。為此，國際創價學會（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簡稱SGI）與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簡稱ICAN）等組織展開積極的合作至今。TPNW的生效對於我們來說，是無上的喜悅。
在世界仍未擺脫疫情衝擊的狀態下，我想探索一些可以克服此複雜危機的方案，並為如何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社會，掀起建設和平與人道價值潮流的挑戰提出一些建議。
我要探討的第一個課題是，決不離棄和孤立在逆境中掙扎的人們。隨著危機感愈益形成常態時，他們往往是被忽略的一群。
自去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WHO）宣佈新冠病毒大流行以來，每天的新聞都在報導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為了反映這些不斷更新、看似無盡頭的統計數據其背後的實際意義，在WHO宣佈大流行病的一星期後，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向其人民發表的演說值得我們關注：
「這不是簡單而抽象的統計數字，而是一個個人，可能就是父親、祖父、母親、祖母、伴侶。我們是共同體，每個生命、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3]
每當面對巨大災害等緊急狀況時，我們都必須警惕世人，不可忽視這重要的觀點。而今天當我們面對著持續威脅全世界的大流行病，並且愈益習慣於這場危機時，這一觀點顯得更為重要。
我們全世界的SGI會員，除了日常徹底注意防範感染之外，在我們日常的佛教實踐中，也祈願新冠疫情早日結束，以及罹難者的安息。
我所創辦的巴西SGI設立了創價亞馬遜研究所，自去年9月起，為了悼念新冠疫情的罹難者，在巴西開始了「緬懷生命」（Life Memorial）的植樹活動[4]。通過植種一株又一株的樹木，緬懷曾與巴西大地共生的罹難者，以及他們寶貴的生命，同時也為亞馬遜森林的生態保護做出貢獻。
大家共同緬懷去世的人們，繼承他們的遺志活下去，這一直是支撐著人類社會的根本基礎。如今，我們能聚在一起緬懷罹難者的機會愈益困難，因此更為重要的是，絕對不能讓每一個尊貴的生命淪為純粹的統計數字。
隨著危機日趨常態化，每個人都會傾向於採取措施保護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然而，這也將導致處於水深火熱的社會弱勢群體備受忽略。
在對抗新冠病毒的努力中，各國把重心放在加強醫療和衛生體制，同時採取各項被形容為「新常態」的措施，這包括「社交距離」（確保與他人保持一定距離，免於直接接觸）、遠程工作和在線學習，以及盡可能留在家中等。這些措施對於抑制新冠病毒的迅速傳播及緩和醫療體制的壓力具有重大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越來越多人響應預防感染措施的呼籲，積極探索新的適應方式和創新方法，具有超越預防輕易被感染的可能性。這些看似微小且重複性的舉動，除了可直接為至親及身邊的人們提供保護以外，更將發展為對生活在同一社會卻被忽略的一大群人的關注。
我們必須支援那些因各種差異和歧視而變得脆弱的人們，他們是否有尊嚴地生活的能力取決於社交和人際網絡的支持，而疫情危機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例如，為了保持社交距離而減少了支援那些日常需要護理的人，這會對他們的生活帶來嚴重障礙。再者，若失去了與平時照顧他們的人共處的寶貴時光，即剝奪了他們有尊嚴地生活的基礎。而且，當人們的工作、教育以及購物等行為，轉移到在網上的時間愈頻繁，對於因經濟貧困或其他因素而無法充分使用互聯網，或尚未掌握使用方法的人，將會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此外，據報導指出，由於人們被限制外出而長時間留在家中，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人數隨之激增。而因施暴者（配偶或伴侶）持續待在家中，導致許多受害者無法獲得政府或社會機構的援助。[5]
隨著遏制疫情蔓延的預防措施在社會中紮根，人們已逐漸適應，此時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更積極地守護那些陷入困境且被忽視的群體，而且必須優先減輕他們的痛苦和恐懼感，以作為我們重建社會的前提。
WHO建議使用「身體距離」一詞代替「社交距離」，以避免人們誤解為限制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進而加劇社會的孤立和分裂。[6]即使全世界彷彿走進了看似望不到盡頭的漫長隧道，以至難以察覺他人的遭遇，也絕對不能失去我們都是共同生活在同一社會屋簷下這根本方向。
這裡我想引用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說話。在去年7月，聯合國舉行了「共同應對新冠病毒」線上研討會，會上秘書長被問及「新常態」對他而言意味著什麼時，他拒絕以此用語來形容今天各國面臨的共同局勢，反之他稱此為「異常」。[7]確實，即使人們因疫病被迫陷入緊急狀態，也必須警覺這對於人類在本質上是異常的狀態。
>秘書長在另一個場合也表示：「許多人都在談論要在這場危機之後建立一個『新常態』。但我們不要忘記，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之前的世界與常態相差甚遠。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系統性性別歧視、年輕人缺乏機會、停滯不前的工資水準、失控的氣候變化，所有這些絕非『正常』。」[8]
我對這兩個觀點深感共鳴。如果我們讓這種全球性的不平等和扭曲現象持續惡化，將無可避免地使越來越多人掉隊，這將促使我們想要建立一個健康的「後疫情時代」變得更加困難。
儘管新冠病毒對所有國家構成威脅，但事實上其影響仍根據人們所處的不同環境，有著嚴重差距。例如，縱使用肥皂洗手是預防感染的基本措施，但是世界上約有40%人口生活在無法經常使用肥皂洗手的環境中，這意味著約有30億人無法獲得保護自己和親人的基本防護。[9]
此外，世上由於衝突或迫害導致流離失所的人數近達8000萬人，許多人只能在人口稠密的難民營中過活。在這樣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保持身體距離，一旦感染爆發，他們將暴露在風險之中。
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危機，夾雜了許多複雜且環環相扣的各種因素，想要釐清問題之間的牽連並對症下藥，極其困難。在承認受種種因素制約的同時，我想要指出，即使我們正全面地努力應對危機，還必須優先為生活受到直接影響的每一個人消除痛苦。
在這一方面，可以借鑒佛教的觀點。釋尊在《佛說箭喻經》的譬喻中，講述一個男子被毒箭射傷的故事。男子在允許拔除毒箭之前，堅持要知道是誰製造的弓箭，以及射箭人的身份和姓氏，得不到答覆則不拔除毒箭。這男子最終會怎樣呢？那就是毒箭仍留在他的體內，最終會性命不保。釋尊以這個譬喻來教導熱衷於觀念性理論的弟子們，應關注於實際影響人類生活的事情上。
二十世紀著名宗教學者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1907-1986）通過這個譬喻，敏銳地洞察釋尊的教義並非旨在提供義理體系。伊利亞德認為，釋尊是教導人類根治痛苦的方法，最為重視「拔除毒箭」[10]，意即在現實中從根源為人們去除痛苦。佛法的教導，正是源自於釋尊在各種情況和場合下，對人類的生活遭遇而給予我們的啟示。
十三世紀在日本弘揚釋尊教義精髓《法華經》的佛教僧侶日蓮（1222-1282），描述釋尊言語的力量「如燈之添油、老人得杖」[11]。換言之，釋尊並非依靠什麼「超人」的力量來救濟人們，而是通過溫馨的言語，引導出原本潛藏在人生命內在的力量。
日蓮佛法的教義脈動著相同的精神，強調採取行動消除痛苦和絕望至關重要。他的論著《立正安國論》是在日本遭遇自然災害、饑荒和傳染病蔓延，嚴重危害民眾的背景之下，本著欲消除人類痛苦的強烈願望而撰寫的。
日蓮在另一篇論著中，描述了日本民眾遭受接連不斷的災難折磨所受的深重苦難，其部分內容如下：「三災七難在這幾十年間連續發生，人民減少了一半，剩下的人，或是與父母、或是與兄弟、或是與妻兒別離的哀歎聲，跟秋天的蟲叫聲沒有兩樣。家家零散，就如草木受到風雪欺淩似的。」[12]
正是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日蓮持續地鼓勵人們，以希望的明燈照亮充滿混亂和困惑的黑暗社會。
貫徹信念到底的日蓮，屢次遭到當權者的迫害和流放。即使身處與世隔絕之地，他還經常寫信鼓勵門人要鼓起勇氣。有一次，他向失去丈夫的女門人寫下這段話：「令先夫既有一個生病的兒子，又有幼少的女兒。他必定會感歎地想，要拋棄他們而獨自前往冥途，留下老朽得像枯木一般的女居士一人撫養他們，會是多麼痛苦啊！」[13]
信中他更寫道：「冬必為春」。日蓮竭力鼓勵這位女門人，為她送去無比的關心：「目前您可能會感到絕望，彷彿冬天的冷風壓在您身上。但是冬天不會永遠持續著，春天一定會到來。希望您以勇氣和堅強的心活下去。」最後還補充說道：「我一定會守護您年幼的孩子們。」日蓮為因丈夫逝世而人生處於寒冬的女門人心中，注入春天的溫暖陽光。
通過這種方式，日蓮在每一封信的文字中注入他無盡的關心，傳送給收件人。當收件人閱讀從千里迢迢寄來的信件時，如同日蓮在身邊鼓勵一樣，生動的一字一句深深烙印在生命中。
儘管目前的情況與日蓮的時代不同，但這場疫情所造成的廣泛混亂，已經使到許多人陷入絕望，感覺人生像驟然停頓、生活失去方向，完全看不見未來。
如果處於這種狀態的人被迫獨自承受痛苦，失去社會或身邊人的支持，他們的世界將一直黯淡無光。但只要有人關注他們的處境並伸出援手，以關懷的溫暖光芒照亮他們，我相信他們極大可能湧現重建有尊嚴地生活的力量。
我們SGI會員繼承了日蓮的精神，以「決不對在困境中掙扎的人置之不理」為根本信念，在全世界192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信仰實踐和社會活動。我的恩師戶田城聖會長的一句話，充分表達了這種信念：「希望『悲慘』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世上任何國家任何人。」[14]
我想強調，戶田會長正是要從個人、國家乃至世界所有層面，徹底消除「悲慘」的狀況。無論是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或是任何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在任何人身上所遭遇的困境，我們都必須和衷共濟，致力消除不必要的痛苦，彌合分裂我們的所有分歧。此決心成了SGI的基礎推動力，與許多志同道合的非政府組織和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s，簡稱FBOs）加深合作關係，尋求解決全球性挑戰的方法。
從某種意義來說，人類歷史是一連串危害和威脅的延續，今後也無可避免地會面臨各種形式的威脅。所以重要的是，無論面對再大的威脅或挑戰，都決不對弱勢人群及在困境中掙扎的人置之不理，我們必須共同建設一個消除「悲慘」二字的社會基礎。
在疫情持續的危機中，我們被要求保持身體距離，使得更難以察覺他人的遭遇。這不禁讓我感到宗教運動和FBOs應該積極擔起其重要的角色，以確保我們不會迷失作為共存於同一社會的一分子這基本方向。
新冠疫情對世界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其解決方法如同要從迷宮脫逃般，絕非易事。但我堅信，當我們珍視每一個人的可貴生命，並努力思考應採取什麼行動來支援和守護他們時，帶領我們走出危機的「阿里亞德妮之網」（Ariadne’s thread）將清晰可見。
我要強調的第二個課題是，各國需要超越各自的立場，萬眾一心，克服危機。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究竟為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和傷害？
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簡稱UNDRR）就疫情所帶來的生命和健康的悲劇性喪失，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經濟和社會困難，指出：「如果將雇用和收入的喪失包括在內，比起其他任何災害，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單一災害中影響最大的一次。」[15]
此外，這場空前的危機已影響了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
自二十一世紀初以來，世界上相繼發生各種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包括印度洋地震海嘯（2004年）、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大地震（2005年）、緬甸納爾吉斯氣旋（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2008年）及海地地震（2010年）等，所有災害皆對當地造成了嚴重破壞。從災害發生後以至復興重建的過程中，其他國家都以各種形式提供救濟和援助。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後，許多國家陸續為災區提供各種形式的支援，成為災民莫大的鼓勵泉源。當災難來襲時，這種國際團結對未來感到不安的災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但是，現今的情況是，幾乎所有國家同時受新冠病毒侵襲，以至造成了更加複雜、混沌和困惑的局面。如果我們把世界各國比喻為在海洋航行的船隻，新冠病毒就像無可匹敵的大風暴，同時襲擊所有船隻，雖處於同一個「煩惱之海」，各艘船隻被沖往不同方向偏離航線。
那麼，要克服新冠病毒危機這「沒有航海圖的航海」，究竟應該以什麼作為指南針呢？我與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曾進行廣泛的對談，湯因比博士為我們留下了這樣的話：「過去的經驗是我們得到關於未來智慧的唯一途徑。」[16]
基於此精神，我想回顧1950年代冷戰至為激烈時，為了防止脊灰感染擴大，美國與蘇聯的專家協力開發疫苗的事例。
在這之前，脊灰病毒非活性疫苗一直是預防脊灰病毒感染的主要方法，這方法必須通過注射方式，而且費用相當昂貴。為了克服這個問題，美國科學家致力開發了一種口服脊灰減毒活性疫苗。但由於注射非活性疫苗已經在美國廣泛使用，因此相對較少人能參與新疫苗的臨床試驗。
另一方面，儘管是對自己國家的孩童會帶來好處，但蘇聯當初與敵對的美國進行合作的想法卻抱持冷漠態度。後來由於感染人數不斷增加而感到憂慮，蘇聯當局於是尋求與美國合作，而美國也認為有這個必要。經雙方同意後，於1959年開始在蘇聯及周邊國家進行大規模的臨床試驗，終於開發了安全且有效的活性疫苗。
我還清楚記得當時活性疫苗挽救了日本許多孩童免於染上脊灰病毒。1960年脊灰病開始席捲日本，到了翌年疫情繼續蔓延。隨著每日新聞報導感染人數不斷增加，越來越多人——尤其是母親們，疾呼要求獲得疫苗。當時除了從加拿大進口300萬劑活性疫苗，蘇聯也為日本提供了1000萬劑活性疫苗，使日本的感染傳播迅速受到控制。由於美蘇兩國合作而誕生了活性疫苗，讓人人從中受惠，進而使到全日本的母親們安心下來。這種情景經過了六十年歲月也難以忘懷。
如今，新冠病毒的感染在全世界不斷擴大，隨著疫苗的開發和生產，更需要探討如何確保所有國家獲得穩定的疫苗供應。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去年4月，WHO與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夥伴等，聯手推出「COVID-19疫苗全球獲取機制」（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簡稱COVAX機制），目的是確保所有國家的人民能迅速及公平地接受安全的疫苗，並計畫在2021年底前提供20億劑疫苗給所有參與國家。
COVAX機制是在WHO宣佈新冠疫情爆發的一個月後所創設。毫無疑問，對應如此迅速，反映出人們擔心倘若沒有國際性機制監控而任由開發疫苗自由競爭，將造成財力雄厚與財力匱乏的國家之間產生嚴重差距，並導致疫苗價格暴漲。
WHO在去年5月的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強調需要作為全球公共衛生公益服務，開展大規模免疫接種疫苗工作。[17]目前已有19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COVAX機制，希望在2月開始提供疫苗。但是能否確保疫苗的穩定供應，取決於所有主要國家的合作及建設應有的支援機制。
我希望作為COVAX機制早期參與者的日本政府，努力積極地呼籲美國、俄羅斯等尚未參與的國家，儘早加入COVAX機制。與WHO合作管理COVAX機制的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首席執行官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對於日本在去年10月已承諾提供資金協助發展中國家獲得疫苗一事，給予高度評價：「當安全而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開始使用的時候，這重要的資金不但可以使發展中國家不被遺留在隊伍後面，對於阻止疫情爆發也有重大作用。」 [18]
過去在2000年於日本九州和沖繩舉行的八國集團首腦峰會上，日本作為峰會主席提出以傳染病對策為會議的重要議程。以此為契機，兩年後創設了全球抗擊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以來，在日本和許多國家相繼支援下，從這三大流行病中挽救了估計3800萬人的生命。[19]
我認為，在建構全球團結以應對新冠疫情時，重要的是積極關注「能成功挽救多少性命」這正面的想法。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了多少感染者」的負面想法，很容易會囿於優先捍衛自己國家，而產生把與其他國家合作放在其次的狹隘想法。重要的是，必須從「努力保護各國人民免於感染，也將有利於保護自己的國民」這一認知來開展工作。
正如WHO已將新冠病毒疫苗的廣泛使用議定為「全球公共衛生公益服務」，我相信，當COVAX機制全面投入運作時，將會為共享更大價值的「全球公共衛生公益服務」開闢道路。
「全球公共衛生公益服務」的研究，並非只限於疫苗製品或互聯網等社會基礎設施，它也包括各國在和平、健康環境等範疇的合作政策所得到的成果。[20]以氣候變化課題為例，當各國採取積極措施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將可共同創建能夠利益所有國家的條件，例如大大減低異常氣象或海面上升所構成的風險等。同樣地，這次的新冠疫情如果得到世界各國的協力合作而得以受到控制，那將昭示著世界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復原力來對抗今後可能發生的各種傳染病的威脅，並為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奠定基礎。
當考慮需要以什麼來支撐這復原力，正如我剛才提出的比喻，能確保各國船隻安全航行的就是「燈塔」的存在。那些孜孜不倦地實踐「燈塔」般崇高使命，持續為新冠病毒的感染者奉獻生命的，正是世界各地的醫療人員、醫生及護士。我謹向那些日復一日、無私奉獻的人們致以最深切的感謝。
我還要指出，世界上估計每八名護士當中，就有一名是在其出生或受訓的國家以外的地方工作。[21]在許多國家，我們看到了一種冷漠對待移民及其家人的趨勢，甚至認為他們是社會的負擔而排斥他們。聯合國曾採取措施以糾正這種趨勢，尤其當各國面臨新冠病毒危機時，移民經常作為護士、醫護人員以及其他醫療工作人員，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挽救許多人的性命。
當宣佈新冠疫情爆發不久後，口罩的嚴重短缺導致各國之間為確保供應充足而引起爭奪。在這期間，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簡稱UNHCR）列舉了幾項難民自發地協助收容國所面臨挑戰的事例。
當肯尼亞在去年3月出現第一個感染個案後，政府馬上發佈，呼籲人民在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的指令。一名從剛果民主共和國逃難而來的男子，是在難民營中當裁縫的。當指令一發出，他立即主動開始製造口罩並分配到難民營、當地社區，甚至分給UNHCR的職員。他認為：「我們（難民）不應只是依賴支援，在這危機中也有我們可以貢獻的地方。」[22]
在德國，一個敘利亞難民家庭為了支援接待他們的城鎮醫院護士，而開始製作口罩。當知道用以製作口罩的橡皮筋不足時，當地居民立即提供物品到他們家中。難民家庭的其中一員描述他們的感受說：「這地方的人真的非常熱情迎接我們。不但幫我們找到住處，還找到工作，孩子們也可以上學。能夠做些事情回報德國，是我們最高興的事。」[23]
當一個人擁有無論如何都想要出力幫助他人的強烈欲望，就算只能幫助一個人，也希望能出點力。正因為關心生活在同一社區的人們，所以想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而去行動。我相信，儘管大家的國籍或所處的境遇不同，但這種持續不斷的意識和行動聚積起來，就會成為耕耘及培養社會復原力的精神土壤。
當然，為了度過危機，開發疫苗是當前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但正如WHO警示，只是開發疫苗並不能馬上解決所有問題，[24]還需要確保疫苗的安全性，並建立有效的運輸和管理體制。隨著控制感染傳播的持續努力，這意味著在每個階段都不可缺少眾多人員的協力合作與支持。基本的挑戰在於確立和保持「萬眾一心克服危機」的意識，並增加在各自社會構築復原力的人手。
「大流行病」（pandemic）一詞源自希臘文「pandemos」，意指「所有人」。正如其義，直到新冠病毒在全球獲得遏制前，病毒將不分國籍或所處的狀況不斷蔓延，威脅著所有人。從這點來看，只追求自國利益而罔顧他國利益，這種傳統的「國家安全策略」有明顯不足之處。相反，像冷戰時期出現美蘇兩國協力開發脊灰活性疫苗一例那樣，各國需要超越各自眼前的利益，致力減少和消除所有人面臨的威脅，共同為了「人類安全策略」而努力。
隨著疫情持續惡化，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讓各國在採取措施——包括提供疫苗——以減少感染傳播時，把重心放在挽救全球人類，而非以自國安全為優先考量。從某一方面來看，這問題可概括在冷戰時期超級大國的核戰略「相互確保摧毀理論」（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根據這一學說，雙方通過建立壓倒性的核威懾力量來追求自國的安全。但是，只要核武戰爭一爆發，不僅會導致兩國毀滅，甚至還會破壞整個人類繼續生存的基礎。
如前所述，去年宣佈非洲已根除脊灰病，[25]現在只要亞洲僅存的兩個國家也消滅其病，那麼全世界就不再有脊灰病的存在。人類首次克服傳染病，是在1980年消滅了天花。這令我想起我的好友、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簡稱IPPNW）的共同創始人伯納德・勞恩（Bernard Lown）對此重大成就所說的感想。
「即使在冷戰最黑暗的日子裡，兩國意識形態對立的醫生，彼此之間也從未停止過合作。在眾多導彈準備就緒，隨時爆發核攻擊之際，美國和蘇聯的醫生卻在全球根除天花的奮鬥中並肩作戰。這種同志情誼是反核武器鬥爭中我們應該效法的榜樣。」[26]
ICAN是由IPPNW所發起，它與廣島和長崎及世界上所有原爆倖存者一起，在民間社會運動中發揮了領導作用，最終實現了TPNW。
只要地球上有任何地方還殘存威脅的火種，對於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的人們來說，就沒有絕對的安全可言。不讓任何國家犧牲，能維護世界所有人民的生存權利，這才是真正的安全策略，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我認為，TPNW於1月22日生效，正是一個作為開啟新時代指標的關鍵國際條約。
湯因比博士曾經以「時間透視法」提出了以下問題：「若干個世紀之後，未來的歷史學家回望二十世紀前半部分，用時間透視所給予的正確比例試著來看這一時期的活動與經歷，什麼會被挑出來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突出事件？」[27]
同樣地，假如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以「時間透視法」觀看二十一世紀前半的時代，究竟會選擇什麼作為最重要的事件呢？其中之一很可能是TPNW的生效，它是在新冠病毒危機不斷惡化的背景下實現，這一事件也促使各國改變安全策略思維。我也強烈期待，國際社會在COVAX機制的運作下，於全球促進疫苗接種的努力，將永遠成為銘刻歷史的事蹟。
儘管病毒危機確實構成了嚴重威脅，但我相信，只要集結人類無限的力量，突破僵局並創造新的歷史，必定能將之克服過來。我們在應對這場危機所做出的共同努力可以作為基礎，使全球人們意識到，人類團結在轉變危機中的關鍵角色。這可以改變人類悲慘的歷史軌跡，使我們能夠擺脫根深蒂固的國家安全策略所帶來的悲劇和衝突。
我要探討的第三個課題是，制止傳播關於新冠病毒的錯誤信息，尤其這種錯誤信息將加劇對感染者的歧視。這必須作為建立人權文化的一部分，確保任何人都不能被剝奪尊嚴。
以這次的疫情爆發為契機，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文學作品《瘟疫年紀事》重新受到矚目。作品的舞台是十七世紀的倫敦，描繪了當時疫情爆發，令市民在受到恐懼、混亂和不可靠的煽動性言論影響下，完全喪失理智和自我控制的社會情景。
自遠古以來，迄至近代出現的愛滋病毒，在人類歷史上就屢見不鮮地發生傳染病患者遭受歧視的悲劇。非理性恐懼的爆發，會尖銳地造成社會上一次又一次的分歧和破壞，並留下深刻的傷痕。
傳染病與癌症或心臟病等疾病不同，人們始終擔心會否被傳染而保持警惕，對病毒的恐懼心理容易變成對他人的警戒。問題是，當這種警戒心理升級，導致受歧視而痛苦的患者及其家人感到雪上加霜，或把傳染的蔓延歸咎於一直以來被歧視的弱勢群體。如今，更令人擔憂的是，有關傳染病的錯誤信息或煽動行為，通過社交媒體便能快速地傳播開來。
隨著防止病毒感染的對策不斷更新，加上感染擴大對人們生活的影響極其深刻，為了滿足對信息的迫切需要，人們不再單純依靠報紙和其他傳統媒體獲取信息。因此，許多人暴露在未知或未經確認來源的不可靠信息。虛擬信息空間通常是惡意言論的溫床，這些言論企圖使人們感到不安，目的是以煽動破壞社會，甚至對某些人或群體產生仇恨。
「信息疫情」這一新詞彙，經常被用於形容無限制傳播毫無根據的錯誤或煽動性信息，使人類社會的基礎被歧視和偏見蠶食。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大流行病」，與實質的疫病並行蔓延。
聯合國對此採取高度謹慎態度，並於去年5月發起了「驗證」倡議，以對抗有關新冠疫情的錯誤信息或謠言的蔓延。聯合國與多家媒體合作，傳播已得到專家和科學家核實的準確信息。該倡議也呼籲世界各地的人們參與，成為「信息志願者」，積極分享可靠信息，以確保家人和社區的安穩與聯繫。
假如無法徹底揭露錯誤信息或謠言，它所引起的危險不僅僅是妨礙正確信息的傳達，更令人擔憂的是，謠言背後的強烈歧視和偏見，會利用對傳染病的恐懼而使人產生嚴重猜疑，導致加深社會的分裂，破壞人人享有的尊嚴與人權。
有關人權和傳染病問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於去年3月6日，即WHO宣佈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五天前所發表的一項聲明中指出：「在應對過程中，我們必須將人的尊嚴和權利置於首位和核心，而不是到事後才去考慮。」[28]
9月，巴切萊特高級專員就克服新冠病毒危機時不可忽視的重點強調說：「我們目睹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與人權差距，是如何助長了這一病毒的擴散，即擴大病毒傳染範圍和極大地加劇其威脅程度。我們今天必須看到採取行動的重要性，以彌補這些差距，治癒各個社會內部和之間的這些深刻創傷。」[29]
她提及的「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現象與人權差距」這些深刻創傷，經常由於社會的結構而令人察覺不到問題的嚴重性。以新冠疫情為契機，人們早已下意識地浮現出這種歧視心態。隨著新冠疫情的惡化，令人更擔憂的是，人們在受到充滿仇恨的言論影響下，尋找目標當作發洩對象，以減輕自身的痛苦和不滿情緒。
不論地理或職業上的差異以及種族或信仰的區別，每個人都面臨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儘管這顯然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和克服的挑戰，但我們卻看見社會分裂並加劇了這一威脅。究竟是什麼潛在的因素促成此局面？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想參考美國哲學家瑪莎・C・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其論著《逃避人性——噁心、羞恥與法律》中關於歧視本質的分析。努斯鮑姆博士認為，人們在社會劃定界限，是基於內心對認為是邪惡的人感到反感或噁心，並試圖疏遠他們。她如此總結自己的觀點：為了遠離邪惡、獲得安慰，我們召喚噁心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將邪惡行為與特定群體聯繫在一起，並設想這種行為與自己無關——儘管努斯鮑姆博士專注於探討這種思維模式，但我認為這種思維與傳染病所引致的混亂和歧視問題，從結構上來說極為相似。
努斯鮑姆博士於書中提及，在許多醫學用語中，例如「細菌」（bacteria）被轉用為對某些群體感到厭惡，藉以正當化他們對特定的群體的詆毀或壓迫。[30]
歧視的根源在於認為自己所屬的群體是「最正確和尊貴的存在」此種意識。每當社會發生危機，就有強烈意識認為應優先考慮自己的群體。這是因對他人感到厭惡所產生的作用，導致人們通過切斷與被視為異己者的接觸來尋求安堵。
努斯鮑姆博士警告說，這種厭惡感使他們認定對方「不再是主體之社群或世界的成員之一，而是一種外來的異種」。[31]她進一步認為，當弱勢群體或個人被政治邊緣化並擠壓進從屬地位時，厭惡感便成為一種危險的社會情緒。[32]
另一方面，努斯鮑姆博士將憤慨視為支撐民主社會的一種情感。她指出：「憤慨卻有建設性的功能：它說，『這些人受到錯誤的對待，而他們不應該受到錯誤的對待。』憤慨本身提供矯正這些錯誤的動機。」 [33]從這個意義來看，人們的生活困難甚至危及性命的經歷，正是增加歧視意識的原因，並承擔分裂社會的風險，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同時具有孕育出構建共生社會的潛能。
新冠病毒危機幾乎影響著社會的所有階層，也許有許多人已強烈地感受到其生命尊嚴受到淩辱。但我們必須警惕，不可讓因恐懼而衍生的絕望感，轉為對他人產生厭惡感。反之，重要的是，我們要將之轉為同情他人，對他人所面臨的困難與危險感同身受，並努力從事建設性的行動，以擴大團結的陣容，進而改變嚴酷的社會現實。
當然，視自己的生命為至寶乃人之常情。SGI會員所奉行的佛教教義也闡明了包括「珍惜生命」的人權問題。
例如，我們從釋尊的生平和教義中學習到以下教導：
有一次，古印度的憍薩羅國王夫妻在交談，各自都認為沒有任何其他人比自己更可愛的。當釋尊知道他夫妻兩人真實的心情後，吟詠了如下的偈頌：
「以心遊歷一切方位後，
從未證得任何比自己更可愛的，
像這樣，這一個個其他的自己是可愛的，
因此，愛惜自己者不應該害他人。」 [34]
換句話說，如果你認為自己的生命是寶貴和不可替代的，那麼你應該了解到每個人也一樣寶貴。以這種認知成為生活的基礎，你就會下定決心不對他人造成任何傷害。
正如這故事所示，佛教的人權思想，並非要我們排除或壓抑珍愛自己的心態，而是推己及人，擴大為珍惜他人的心態，重新編織我們的生活，從而恢復自己與他人和整個社會的聯繫。
釋尊的教義精髓《法華經》開展和敘述了充滿戲劇性的人類生命復蘇，教導所有人毫無例外地都是最尊貴的存在。隨著人們接觸這思想，切實感受到自己的尊貴人性尊嚴時，也會開始認識到他人尊嚴的尊貴性，而相互決心要構築起一個「自他共尊的輝煌世界」。
釋尊在《法華經》中消除了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並強調每個人都平等擁有最崇高的生命，包括長期遭受嚴酷歧視的婦女以及犯下惡行的人。《法華經》闡明了受到各種形式壓迫和歧視的人們平等地擁有尊嚴，眾人相互確認彼此存在究極尊嚴，為此而高興地熱烈歡騰。通過這種生命與生命相互觸發的實例，明示出「萬眾皆有尊嚴」的法理。
我們SGI基於《法華經》人性尊嚴的哲理，為了建設一個沒有任何歧視、人人不輕蔑他人的社會，而致力推進聯合國所呼籲的人權教育。
為了呼應自1995年開始的「聯合國人權教育十年」，SGI於8個國家的40個城市舉辦了「現代人權展」。自2005年起，也配合聯合國推出的《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積極推廣人權教育運動。
此外，於2011年，SGI與其他組織合作促進通過首次制定人權教育國際基準的《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其後，在獲得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協助下，共同製作和推出「生命的變革——人權教育的力量」[35]展覽，並開設「人權教育資源平台」網站。[36]
去年9月，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SGI代表人權教育與學習非政府組織工作組發表聲明，論及從去年1月開始將青年訂為《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四階段的焦點。
「此方案賦予人權教育和青年莫大的可能性。雖然新冠疫情為其實施加添了不少困難，但絕對不能中斷作為實現人權重要條件的人權教育。」[37]
今年剛好迎來通過《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十週年，該宣言將人權教育描述為建設包容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如圓形，缺乏任何一條弧線都不能成型。同樣地，只要有人因歧視或社會的區別而被排斥，社會的不平等和差異繼續破壞對普世人權的尊重，那麼人權教育將只是個空洞的口號，無法成為現實。
人權教育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牢固團結，共同覺醒人類尊嚴的重要性，重新審視我們的生活方式，進而改變社會。如此一來，就能把至今社會上被結構所壓迫而迷失和模糊的人權與尊嚴弧線，變得清晰而明顯。
SGI所推進的人權教育運動，是希望生活在同一個世界的人一起努力，共同實現包容性的社會。現今正需要一邊防止有關新冠病毒病的歧視和謠言蔓延，一邊消除新冠病毒危機所造成的焦慮和恐懼，同時下定決心，建立「不讓任何人受到歧視」且充滿活力的人權文化。
接下來，為建設一個推崇和平與人道價值的全球社會，我想提出三個具體建議。
第一個是關於強化以人為本的全球治理，以及制定傳染病對策的國際指針。
去年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簡稱WFP）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數十年來，WFP致力通過糧食供應援助遭受饑餓的人們，也為改善衝突地區的和平條件做出貢獻。尤其是去年，當新冠疫情爆發導致糧食安全問題激增，WFP本著「在醫用疫苗誕生前，食物保障是預防混亂的最佳辦法」[38]的信念，努力增強糧食的支援。諾貝爾和平獎的授予正是對他們的義舉與貢獻的認可。值得一提的是，WFP在對抗新冠疫情中發揮了另一重要作用。由於疫情爆發而導致飛機航班相繼取消時，為了協助救援，WFP建立重要的物流支柱，利用其物流能力和專業知識取得包租船隻和航班，運送急需的醫療服務物資以及衛生和人道援助人員。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簡稱UNICEF）也提供了後勤支援，運輸與新冠病毒相關的醫療用品，例如口罩、防護服和氧氣濃縮器，以及診斷測試套件。UNICEF與各國不同地區的物流行業建立起長期的合作關係，支持疫苗接種計畫以保護兒童免受傳染病的侵害。從去年10月起，為迎接「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接種活動之一」[39]，UNICEF已開始通過採購和預配置注射器及其他必要的器材和設備，也開始準備運輸與發送的計畫，好讓疫苗準備好時馬上可以發送。UNICEF對於在溫度可控的環境中運輸疫苗，以及在電力供應不穩定的國家推廣太陽能製冷設備方面頗有經驗。他們專有的經驗對於在疫情下管理疫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綜觀WFP和UNICEF採取的措施所帶來的重大意義，讓我強烈感受到聯合國與眾多機構通過長年的部署，相互編織成「全球安全網」的重要性。聯合國有許多專門機構致力於解決特定社群的需求，例如聯合國婦女署和UNHCR。通過這些機構所採取的具體行動，除了持續關注那些經常被忽略的群體，也為國際性支援開闢了道路。
我在2019年的《和平倡言》中，強調了「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在守護面臨最嚴重威脅和挑戰的人們之重要性。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將這方針作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基礎。
去年，聯合國發起了「UN75」全球對話活動，以紀念其成立七十五週年。這是一項充滿抱負的嘗試，通過民意調查和對話，廣泛聆聽世界人民的心聲。除了親身見面、在線和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的1000多次對話以外，全球聯合國會員國和觀察員國中，也有超過100萬人回應了一份網絡調查。結果顯示，謀求加強全球合作的呼聲占大多數。不同年齡層和國籍的受訪者都認為，全球合作對於應對當今的挑戰至關重要，而且新冠疫情也促使國際間需更緊密合作。[40]
調查結果的報告書中，收納了來自全球參與者的心聲：「該病毒奪走了就業、互動、教育與和平……。勤奮學習的學生可能找不到工作，無法獲得技術的人在當前嚴重依賴技術的社會中舉步維艱，養家糊口的工人丟了工作，生活似乎不會很快恢復正常，所以人們感到緊張、焦慮和沮喪，因為他們擔心未來。」 [41]
正如上述調查所示，大家對於全球合作的深切渴望，並非源自對國際社會的理想願景，而是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現實中面對各種各樣的威脅時說出的切實感受。
說到世界民眾對聯合國寄予的厚望，令我想起去年3月以百歲高齡去世的聯合國前秘書長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1920-2020）的話。他出生於秘魯利馬，1946年作為秘魯代表團成員參加了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之後長期擔任大使和聯合國高級官員。從1982年起就任秘書長，之後連任一期，共達十年之久。
1982年8月，德奎利亞爾前秘書長上任不久後，我們在東京第一次會面，以來曾會見不下數次。每當我談及關於民間社會支持聯合國的重要性時，以冷靜和誠實見稱的德奎利亞爾前秘書長臉上總會泛起一絲微笑，表現他對聯合國使命的深切承諾。
作為聯合國秘書長，他在解決許多衝突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即使在任期的最後幾天，他仍繼續為調停薩爾瓦多共和國的內戰奔波。直到最後一天，也剛好是除夕，終於達成了歷史性的和平協定。他的這項功績至今還在聯合國的歷史上燦爛輝耀。
他曾經如此描述聯合國的重要作用：「聯合國的《憲章》和工作並不能保證出現一個不出問題的世界。它所許諾的只是一種合理和平地解決問題的方法……。除了核武器和常規武器的擴散，政治紛爭、人權侵害、貧窮增加和對環境的威脅這些嚴重危險之外，現今還增加了新的衝突根源。世界的政治智慧和想像力（還有同情心）必須用來對付這些危險。只有在聯合國內進行持續全面的努力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42]
在另一次講演中，德奎利亞爾前秘書長表達了自己身為聯合國負責人，致力為全人類利益奮鬥的堅定承諾，並說出聯合國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是為聯合國進行復興和改革提供了創造性的機會。[43]為了應對新冠疫情及氣候變化的挑戰，我認為應採納已故秘書長的呼籲，將當前的危機變為轉機，通過聯合國強化「以人為本的多邊主義」。
同樣地，古特雷斯聯合國現任秘書長呼籲，為了克服當今的脆弱性和挑戰，需要改進全球治理，[44]這是我們必須繼續推廣的理念。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想提議聯合國召開一次解決新冠病毒危機的高層會議，進一步加強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與合作，並通過關於對抗流行疫病的國際指針，以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新傳染病。
上個月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專門探討新冠疫情應對措施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聯合國大會主席沃爾坎・博茲克爾（Volkan Bozkir）在會議上致辭，表達了世界人民的夢想：
「那一天，我們可以深深地呼吸新鮮的空氣，而不必擔心。那一天，我們可以與同事握手，擁抱我們的家人，並與朋友開懷大笑。」[45]
為此，他呼籲加強由聯合國領導的國際性合作。其後的特別大會上，為緬懷所有罹難者進行默禱後，各國首腦通過錄像進行講演，並舉行以WHO總幹事譚德塞・阿達諾姆・蓋布雷耶蘇斯（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為中心召開的在線小組討論會。而我所建議的高層會議可以作為後續行動，以制定作為協調各國團結一致對抗新冠病毒的國際指針。這項指針應當具有足夠力量來抵禦未來可能爆發的傳染病。
我們見證了在2001年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表的《關於愛滋病毒／愛滋病問題的承諾宣言》，其中制定優先課題和達成期限一覽表，成為了每個國家應對這一流行病的強大動力。其實，各國應對不同災害的方法也值得我們借鑒。2015年，東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嘯發生後的第四年，在當時受災嚴重的日本宮城縣仙台市，舉行第三屆聯合國世界減少災害風險大會，會上通過了《2015-2030年仙台減少災害風險框架》（簡稱《仙台框架》）。該框架涵括了減災行動指南及優先事項，明確強調保護人的性命及他們的生計，以及從東日本大地震等災害中汲取的具體經驗，如增強抗災能力，即從嚴重衝擊後的社會復原力。此外，在《仙台框架》中，設定了直至2030年的具體目標，包括大幅減少全球災害死亡率及受災人數，並遏制對醫療保健和教育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損害，世界各國已開始分享減少災害須注意的優先事項和最佳做法。
我認為，在實現《仙台框架》的基礎上，並基於已汲取的教訓和經驗，當務之急，應儘早建立一個對抗當前新冠疫情的國際指針。
儘管SDGs包含了終止傳染性疾病如愛滋病、結核病和瘧疾等的目標，但並未明確提及有關大流行病的應對。我們必須警惕，新傳染病的威脅今後也可能發生，所以應該向著2030年制定國際指針，把應對大流行病定為重點項目，並強化SDGs，制定與其他各項目標整合的準則。
除了召開通過這項國際指針的聯合國大會，我也建議召開一個題為「後疫情時代」的青年峰會，讓青年來討論在這場危機之後，他們希望構築一個怎樣的世界。兩年前，聯合國青年氣候峰會於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它提供了一個平台與機會，讓來自全世界的年輕領導人與聯合國領導們互動，分享他們對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讓青年們的擔憂更好地反映在相關氣候的決策中。
我希望，「後疫情時代」青年峰會可以利用在線平台，讓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參加者，包括在貧困中掙扎、在衝突地區中生活以及被迫過著難民生活等的年輕人參與其中。這樣的峰會，將為青年提供一個機會，與聯合國官員和國家領導自由交流意見與期望。
上文提到的UN75全球對話調查報告，許多參與者希望聯合國能夠進行改革，以強化與民間社會的聯繫，並增加婦女和青年參與聯合國決策的機會。在報告書中也詳細介紹了民眾的具體意見，我特別要強調建立聯合國青年理事會的想法，該理事會的作用是從年輕人的觀點向聯合國領導傳達想法和建議。
我在2006年提呈的聯合國改革建議中，表示堅信讓青年積極參與聯合國的重要性。我引用阿基米德的原理指出，當青年有了「立足之地」，他們可以讓聯合國發揮更大力量。接著在2009年《和平倡言》中，我也建議在聯合國秘書處設立一個展望全球未來的部門，以協助聯合國策劃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聚焦力量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的是，聯合國不僅應對當前面臨的挑戰，也必須在面向未來的行動策略中，更能體現女性和青年的觀點和意見。
為此，聯合國青年理事會將確保維持和規範上述青年參與的形式。根據青年氣候峰會的先例，致力於應對新冠病毒危機的青年峰會，將為建立青年理事會創造勢頭。我真誠地相信，當青年能如此積極地參與，不但能強化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治理，造福世界民眾，也為聯合國帶來嶄新的思維與活力。
我要提出的第二個具體建議，是關於禁止和廢除核武器課題。
2021年1月22日，民間社會引頸期盼的TPNW正式生效。該條約全面禁止核武器，包括禁止發展、試驗、生產、儲存、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目前，該條約已有86個國家簽署，並獲得52個國家批准。
繼《生物武器公約》和《化學武器公約》所規定的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先例之後，TPNW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規定核武器不能繼續存在地球上，其生效標誌著一個嶄新時代的開始。
去年10月，曾與ICAN合作倡導TPNW生效的原爆倖存者節子・瑟洛（Setsuko Thurlow），在聽說TPNW達成生效條件時分享了她的想法。作為一個畢生致力於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人，她的話語深深打動了我：「這確實標誌著終結核武器的開端！當得知這條約已達到第五十個批准國時，我興奮得站不起來，雙手掩面喜極而泣。……我充滿了極大的成就感、滿足感，還有對大家感謝的心情。我相信其他受害者——無論是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倖存者；或南太平洋各島嶼、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阿爾及利亞等的核試驗受害者；或加拿大、美國、剛果的鈾礦遭受輻射感染的人們——我們都有同樣的感受。」 [46]
正如瑟洛女士所說，在延續超過七十五年的核時代中，由於核武器的開發、核實驗等而受害的人們遍及世界各地。正如TPNW所強調，核武器的存在對世界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一旦核武器被使用或發生核戰爭，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是難以估量的。
它對地球造成無法挽回的破壞，遠遠超出了以「大規模毀滅」來形容的慘劇——一個個寶貴的生命、賴以營生的社區、人類構築的文明和歷史，全都會在一瞬間被毀滅殆盡——所有事物全都會失去其存在意義。能夠帶來如此慘痛悲劇的東西，只能被稱為「絕對惡」。
我的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於1957年發表聲明呼籲廢除核武器。當時，全世界正處於能被核武器轟擊範圍的核軍備競賽時代。為了對抗和糾正這種把擁有核武器正當化的潛在思維，戶田會長在宣言中斷言要「把隱藏在其（核武器）背後的魔爪摘除掉」[47]，還主張「無論基於任何理由，也絕對不允許使用核武器」。他以強烈的措詞，強調如果不揭露潛伏在擁有核武器之中的「絕對惡」的真實本質，就不可能保障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利。
正如TPNW序言聲明，迫切維護「全人類安全」正是條約的立足點。根據國際法建立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國際規範，其主要目的在於保護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存權利——無論其國家是否擁有核武器、依賴核武器或無核武器，並確保子孫後代得以生存。
在達成了作為生效條件的50個國家批准之後，於去年聯合國大會召開裁軍和國際安全委員會（第一委員會）會議時，另外有16個國家接連表示其批准的意向，可見條約的支持度確實在擴展著。[48]
目前的焦點應當落在條約生效之日的一年內必須召開的TPNW第一次締約國會議。下一步就是要為「全人類的安全」爭取廣泛的支持，以擴大簽署國和批准國的數量。此外，所有國家包括非締約國也歡迎參加這次的會議，因此會議的焦點將是如何使更多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參與討論。我們的挑戰是共同建立強而有力的團結，以終結核武器時代。
剛才我提及的UN75報告書中，顯示了全球民眾越來越渴望構築如此的團結。當中也介紹了未來10項優先的行動提案，包括在全球推動支持TPNW生效，以及禁止諸如機器人武器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統。[49]此外，根據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對16個國家和地區的千禧世代（20-35歲）展開的調查，84%的受訪者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在戰爭或衝突中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有核武器國的千禧世代也對此表示了壓倒性的支持。[50]
日本作為戰時唯一遭受核武器攻擊的國家，應該率先表明願意參加第一次締約國會議，並積極參與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從而為其他依附核武器國充當開路先鋒。
在此基礎上，日本應爭取早日批准TPNW。鑒於其歷史和條約的基本精神——即保護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生存權利，並確保子孫後代得以生存——日本務必向世界發出如此強而有力的信息，為確保第一次締約國會議取得建設性成果做出貢獻。
TPNW規定，除了審議和討論其適用或執行的任何事項外，締約國會議還可以「依照及符合本條約規定的任何其他事項」進行討論。[51]基於此規定，我謹提議在第一次締約國會議期間，舉行一個討論關於核武器與SDGs關係的論壇。
核武器問題不僅是實現世界和平的根本。正如TPNW序言列明，它對於人權與人道主義問題、環境與發展、全球經濟與糧食安全、衛生與性別平等諸多相關領域具有深遠的影響。由於各領域都是SDGs所關注的議題，因此，核武器與SDGs的相關主題可以成為關乎所有國家的命題，並促使更多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廣泛地參加討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長期的冷戰對立導致世界籠罩在核武器的威脅陰影。迄至冷戰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狀況仍被強烈認定為直到未來也既定不變。然而，無論國家安全再怎麼重要，也沒有永遠依存核武器的理由。因此我認為，鑒於實現每一項SDGs的重要性，為有核武器國和依附核武器國提供一個良好機會，就此問題進行辯論，並重新審視他們當前的立場。
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繼續衝擊全世界，使各國都面臨深刻的醫療危機及經濟受創，並且預測復蘇期可能需要數年之久。我堅信，我們已經來到了重要關頭，各國必須認真考慮，為了擁有核武器以獲得安全保障而繼續投入大量軍事預算，到底有什麼好處。
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關於米達斯國王的故事。國王獲得「點物成金」的力量，然而，當他實現了這個願望後，發現連人類生存的必需品——水和食物，也都變成了金子，變得毫無用處。最終他不得不放棄這種力量。
人類當前不僅要面對氣候變化，還加上新冠病毒危機，因此所有國家迫切需要重新考慮核武器對世界各國人民的深刻影響。我相信，通過討論「核武器和SDGs」的關係，可以理清核武器對世界人民到底還有什麼意義。這也是構築人類理想生活世界，不可缺少的努力。
重要的是，民間社會的共同呼聲，將成為TPNW爭取來自全世界更大支持的原動力。我在去年的倡言中，除了呼籲民間社會觀察員參加TPNW第一次締約國會議外，還提議舉行「朝向無核武器世界的人民論壇」。作為第一次會議的後續行動，邀請世界各地的原爆倖存者、支持TPNW的自治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代表出席。這兩項提議除了有助於擴大民間社會的聲音，還可將TPNW立為「二十一世紀裁軍的支柱」，使它成為改變人類歷史之民眾力量的焦點。
如今TPNW已正式生效，世界各國能否萬眾一心，攜手消滅威脅全球的核武器？
我們已來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我想藉此介紹曾擔任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會長約瑟夫・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的生平。他的人生軌跡，將成為實現我們的憧憬之指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許多科學家參與由美國領導研發原子彈的「曼哈頓計畫」，而羅特布拉特博士是唯一中途退出該計畫的科學家。在加入該項目的數年前，他為了從事研究工作從家鄉波蘭移居到英國，之後由於家鄉被納粹德國佔領，被迫與夫人分隔兩地。博士被聘請為英方代表團一員參加「曼哈頓計畫」。他在赴美途中，自己的良心與「為了不讓納粹黨使用核武器」的大義一直在搏鬥。
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羅特布拉特博士與後來被稱為「氫彈之父」的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的辦公室相鄰。某天，博士從「曼哈頓計畫」的軍隊負責人聽到，研發原子彈的真正目的是要牽制蘇聯，而並非為了防止納粹的勝利，令他深受打擊。[52]
多年後，博士在與我的對談中，回顧了他當時的心情：「我開始思考，這可能就是自己錯誤的理由。那時感覺，好像我腳下的大地在崩潰。」 [53]他申請退出這機密計畫，儘管受到各種形式的壓迫和要令他打消念頭的試圖，最終他決定隻身回到英國。可悲的是，他摯愛的妻子已在納粹大屠殺中喪命。
博士後來從新聞報導中得知，1945年8月6日發生廣島原子彈爆炸事件，他隨之下定決心將餘生獻給防止再次使用核武器。翌年，他設立了英國原子能科學家協會，展開反對以任何形式使用核武器的運動。為了提高公眾對核武器危險的認知，他贊助在火車車廂中舉辦的移動展覽，於不列顛群島、歐洲和中東各地巡迴展出。博士更將研究領域轉移至放射治療，希望將研究用於挽救人的性命。博士早期的研究發現放射性元素「鈷-60」，至今仍用以治療惡性腫瘤。
1954年，在比基尼環礁進行了氫彈實驗，導致當地居民和附近航行的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的船員等受到輻射感染。以這事件為契機，羅特布拉特博士與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相遇。羅特布拉特博士後來簽署了1955年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並於1957年聯合創設了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並於日後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直至2005年去世為止，羅特布拉特博士將其一生奉獻給禁止和廢除核武器。
當羅特布拉特博士和該會議共同於199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他談及核威懾理論的觀點，至今仍然深具意義：「保留核武器是為了防禦某些未知的危險。這項政策僅僅是冷戰時代的慣性延續。……至於核武器可以防止戰爭的說法，究竟還需要進行多少場戰爭來反駁這一論點？」 [54]
在對談中，我和羅特布拉特博士談論核武器最初是以對抗納粹德國的名義而研發，之後屢次改變其理由和戰略論，以便把擁有核武器合理化並持續著核軍備競賽。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不是為某種需要乃有核武，而是核武本身需要其存在的理由。」[55]
只要有國家以某些「未知的危險」為由，持續擁有核武器，那麼我們的地球將一直備受核武器的威脅，直到無限的未來。與此相對，TPNW的目的是努力消除「核武器繼續存在所構成的風險」，[56]確立一條各國能共同向前邁進的道路。
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於1963年（即古巴導彈危機發生的翌年），使《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生效，取得了廢除核武器的首個成就。儘管該條約禁止於大氣層、外層空間或水下進行核爆炸試驗，但並未禁止地下核爆炸試驗。而最終結果，為禁止一切核試驗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簡稱CTBT），在三十年後的1996年通過。
儘管CTBT尚未生效，但已有184個國家簽署，並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CTBTO）籌備委員會的核查制度，確保在地球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核爆炸不遺漏地記錄在案。這是一項可以防止羅特布拉特博士所告誡的「未知的危險」發生的防禦體制。此外，CTBTO動員其遍佈全球的監測站網絡收集的數據，來預警災害的發生、觀測核電廠事故等，有助於守護全人類性命。
同樣，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IAEA）自2020年3月起，利用核衍生檢測技術以協助超過120個國家進行新冠病毒檢測。[57]至今為止，IAEA除了普及癌症治療，也一直支持各國開展快速檢測測試，以對抗埃博拉病毒病和寨卡等傳染病。
針對這些舉措，IAEA總幹事拉斐爾・馬里亞諾・格羅西（Rafael Mariano Grossi）聲明：「當人們在危機時刻向IAEA尋求援助時，IAEA沒有辜負他們，也不會辜負他們。」[58]這些活動，令人聯想到羅特布拉特博士為了挽救人命而不斷從事研究與開展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