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人的尊嚴——邁向和平的大道（2016年）
我們國際創價學會（SGI）作為非政府組織（NGO），自開始支援聯合國活動起，今年剛好迎來三十五週年。聯合國是基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反省而成立的，其目標就是構築一個免於受戰爭蹂躪，人權皆得到維護，歧視與迫害蕩然無存的世界。這理想與SGI作為一個佛教團體所秉持的和平、平等、慈悲等基本理念是相通的。
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幸福的生活。SGI運動的主旨，就是要鋪設一個日益擴大的民眾團結網絡，共同維護這份權利，最終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出於此緣由，支援聯合國是我們活動的必然延伸。
現今世界滿佈危機，無數人的性命與尊嚴都受到嚴重威脅。逃到國外避難的難民，以及在國內流離失所的民眾（又稱境內流離失所者）與日俱增，其中以中東地區敘利亞衝突的情況最為嚴重。綜觀全球，有多至六千萬人因武裝衝突或遭到迫害而飽受離鄉背井之苦。（注1）
另外，天災也連連發生，僅僅於一年間就有超過一億人受害。洪水、暴風雨等由氣候變化引起的災害，佔天災九成之多，讓世人對全球變暖不斷加劇的影響深感憂慮。（注2）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聯合國預定今年5月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舉行史上首個世界人道主義峰會。為籌辦峰會而展開的磋商過程顯示，這場人道主義危機已擴大到史無前例的規模，各方的危機感也隨之變得益發強烈。早日結束當下的武裝衝突固然重要，但盡快找出方法，打開困擾如此多人的嚴重狀態，更是當務之急。
SGI一直關注人們受天災人禍所迫而過著顛沛流離生活等人道主義危機，多年來在這問題上努力不懈。SGI將派遣代表出席該峰會，希望能夠對探討以信仰為基調的團體（faith-based organizations）在人道救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強化民間社會的凝聚力等議題的討論起到催化的作用。
SGI最初於1981年登記為聯合國新聞部具有諮商地位的NGO，後來又於1983年從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取得同樣的諮商地位。我從那年起開始發表《和平倡言》。至今為止，SGI支援聯合國的活動內容一直圍繞著四個範疇：和平裁軍、人道、人權和可持續發展。
我要在此談及，我們在支援聯合國的活動中所採取的基本方針，同時亦要就民間社會在應對人道主義危機，及其他全球問題方面所可以發揮的作用提出一些個人想法。
人類社會的暗潮
聯合國於2015年9月通過一個新的框架，來接替為了解決貧窮與飢餓問題而於2000年通過的《千年發展目標》。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被列在《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注3）當中。
《可持續發展目標》除了繼續處理《千年發展目標》所留下的課題以外，還以2030年為目標，嘗試對氣候變化、災害等迫在眉睫的問題，推出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最令人矚目的是，正如第一個目標「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所顯示的那樣，所有的目標皆貫穿著「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明確意志。《可持續發展目標》揚言不讓任何人孤立無助。相較於已經成功地把極端貧窮人口比例減半的《千年發展目標》，新的目標更向前跨進了巨大的一步。
《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從「自強」（empowerment）著眼，強調了設法讓兒童、老年人和殘障人士，以及難民和移民等社會弱勢群體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這議程也呼籲要加倍努力為弱勢群體制訂符合其需求的支援體制，以及確保居住地在發生緊急人道事態或恐怖事件時，人們的狀況可以得到改善。
見到《可持續發展目標》毅然沿著「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路線推進，我深感欣慰，因為那是我多年來的反覆呼籲。同時，我也一再呼籲應該在目標中加進「維護難民與國際移民的尊嚴與基本人權」的項目。世界難民人數與日俱增的事實已經擺在眼前，他們的情況岌岌可危，若不從正面去處理這問題，人類又有何美好未來可言？出於這層考量，作為集中討論當前難民危機的平台，世界人道主義峰會可被用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最初一個場合。
敘利亞衝突持續了五年，超過二十萬人命喪其中，約半數人口被迫離鄉背井。住宅和商店、醫院和學校等，無一可逃過被戰禍摧殘的噩運，連避難的場所也受到攻擊。主要道路被封鎖，很多地區都得不到糧食和救援物品的供給。結果，在衝突發生前以「世界上收容最多難民的國家」著稱的敘利亞，現今變成了「世界上產生最多難民的國家」。為了避開不絕的戰火，大部分人被迫逃到國外，所到之處都危險重重，很多兒童都跟家人失散。中東異常的寒冷天氣更是雪上加霜，許多人企圖乘搭簡陋船隻渡過地中海，沈船事件接二連三地發生，犧牲的人不計其數。
「難民的人生，猶如陷進流沙中一樣，每動一次就陷得更深。」（注4）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引述一位逃離敘利亞的父親所說的這番話，來描述難民水深火熱的狀況。對成千上萬的人而言，無論逃亡到哪裡，都難以尋得真正可容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等待著他們的是極其艱苦且充滿不安的生活。
在非洲和亞洲，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一直在領導這方面的救援活動，許多人遲遲無法擺脫依靠這樣的外來支援來維繫性命的生活。
眾多難民及移民正在湧往歐洲，引起了各種反應。國際新聞社（IPS）的一則報導中，提到一名意大利海港城市居民令人難以忘懷的話：「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血肉之軀。我們不能白白地看著他們淹死。」（注5）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寫道：「人人有權在其他國家尋求和享受庇護以避免迫害。」這名意大利公民的話所表現的同理心，勝於任何人權法規以白紙黑字所能表達的，那是人性的光輝，可照亮任何場所、任何情況。
日本創價學會和平委員會以相同的主題，於去年（2015年）10月在東京舉辦了「勇氣的證言：1939－1945年大屠殺——安妮•弗蘭克與杉原千畝的抉擇」展。
展覽介紹了安妮•弗蘭克（1929－1945）的一生，以及前日本外交官杉原千畝（1900－1986）在二戰期間的行動。安妮•弗蘭克在二戰爆發時為了逃避納粹的迫害，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過著躲藏的生活，但仍然不對人生失去希望；杉原千畝則違背日本外務省的嚴令，為六千多猶太人難民頒發簽證，挽救了他們的性命。歷史資料也顯示，當猶太人在歐洲面臨越來越激烈的迫害時，一些國家的外交官員也對自己政府的命令充耳不聞，憑著良心為難民伸出援助之手，幫助他們度過難關。
就如冒著生命危險幫忙隱藏安妮一家的婦女們那樣，還有許多人組織起來保護猶太人難民。這些平民百姓在不同國家默默地努力，我相信，他們的功勞雖然沒有浮出歷史表面，卻代表了人類由古至今從未喪失過其光輝璀璨的一面。
在現代的世界，看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突然出現難民，很多人會體恤到他們艱苦的處境，自然而然地為他們伸出同情之手。這一雙雙同情之手，對於逃離家園的人來說，代表著莫大的鼓勵，是寶貴的救生索。
即使是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對於得到幫助的人來說，或許可以造成舉足輕重的差別。這令我想起當聖雄甘地（1869－1948）被周圍責難難以挽救所有人時，對孫子所說的話：
「問題是，能否在遇到一個人的時候，碰觸到他的生命。我們無法顧及好幾千人。但如果能夠碰觸到這個人的生命，而且能夠挽救該生命，那就是我們能夠做出的最大改變。」（注6）
利他行善的根本
甘地的信念，和我們SGI在信仰的實踐中，以及在展開支持聯合國等社會活動時，緊守珍惜每個人的精神不謀而合。
佛法的根本，是堅信每個人生命的尊嚴是與生俱來的。正如以下釋尊的教導所顯示，那樣的領會是在自我檢視與內省的追求中得到的。
「一切眾生都害怕刑罰，都愛惜自己的生命。推己及人，人們不應殺害他人，或唆使他人殺害生命。」（注7）也就是說，佛法以「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存在，難以忍受自己受到傷害」這種人之常情為起點，引導眾生往「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方向思考。能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就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釋尊勸勉世人要懷著這種同理心，貫徹守護他人，使其免於受暴力與歧視所害的生活之道。
佛法所說的利他主義，絕非一種否定自我的想法。那是立足於自己人生必嘗的苦楚，以及對自己至今的人生所感到的眷戀，從中學會體恤本無國籍與民族之分的悲苦等人類情感。不把任何形式的痛苦視為與自己毫無掛鉤的事——唯有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性才會煥發出光芒。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評論中寫道，釋尊為了「我於晦蒙的人世敲響不滅的法鼓」（注8），畢生貫徹「面向所有人，也就是面向每一個人」（注9）的信念。
我們SGI，就是於現代繼承了這份精神，與眼前的每個人同甘共苦，把手共創一個生命相連、蓬勃發展的人民陣線。
貫穿於佛法「珍惜每個人」的精神，還有一個關鍵性層面——不問一個人過往及現在的境遇如何，誰都能在自身所處的場所，成為閃閃發亮的存在。不以外表來判斷人的價值與潛力，直視對方與生俱來的尊嚴，如此方能在互相鼓勵的氣氛中，滿溢希望地昂首迎向今後的人生，讓生命的尊嚴熠熠生輝。
佛法鼓勵人把經歷過的波折起伏，化為確立幸福人生的動力，並展開行動為他人為社會帶來勇氣。
SGI奉十三世紀日本僧人日蓮（1222－1282）的教義為圭臬。日蓮闡述，眾生尊貴至極的生命皆俱備無限潛力，讓這無限潛力開花結果是佛法中「一切眾生皆成佛道」的法門。那是釋尊《法華經》的精髓，亦是整個佛教體系的關鍵所在。
《法華經》透過各種關於釋尊、其弟子及眾人的典故，描繪了這法門。
首先是釋尊的弟子舍利弗。他理解了釋尊的教導，打從心底感受到自己本身也俱備無上尊貴的生命而「踊躍歡喜」（注10）。另外四名弟子，在見到舍利弗在釋尊諄諄訓導下，滿心歡喜地立下誓約之後，自己也感到歡喜。他們在「不求自得」（注11）的情況下掌握到這無量瑰寶般的喜悅，為了表達這喜悅，他們以自己的言語轉述釋尊的教導，敘說了長者窮子喻。（注12）。
隨著這些生動的典故及描述在經中連續地展開，眾多菩薩「俱同發聲」立誓要排除萬難，為人們的幸福全力以赴。
後來，經中焦點轉移到釋尊滅後由誰來弘揚佛法的問題上。在那時候，不計其數的地涌菩薩出現，誓願無論於任何時代、任何場所，都會貫徹此修行。
緊接著經中浮現一幅宛如誓願大合唱的光景，弟子們接觸到釋尊的教導，覺悟到自己生命至高無上的尊嚴而感到歡喜，也覺悟到他人的生命也同樣極其尊貴，一人接一人立誓要使自己及他人的生命發放光彩，照亮社會。
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講及一個少女——龍女的典故。龍女立誓：「我闡大乘教（《法華經》），渡脫苦眾生」，見到她行動與誓言如一，眾人「心大歡喜」，對她敬禮讚嘆。在這一片歡騰喜樂之中，數之不盡的人覺悟到自己的生命也是無比尊貴的。在當時，被認為與成佛最無緣的年幼龍女，對自己的誓願信守不渝，在周圍泛起歡喜的漣漪，證實了「一切眾生皆成佛道」的法門，讓人看到希望。日蓮沿用《法華經》中這個場面，來鼓勵身處各種困境的門下女弟子：「是繼龍女之跡者耶？」（注13）
在十三世紀的日本，天災連連發生，社會戰亂不休，民不聊生，為了民眾的幸福，日蓮向當權者進諫，卻招來一連串的迫害。被流放時，日蓮提筆寫信鼓勵門人，也衷心歡迎從遠處前來探望他的信徒。日蓮更鼓勵他們聚在一起閱讀他的書信，互相扶持，共同渡過艱難的處境。
創價學會自1930年成立以來，一直舉行至今的小單位座談會，就延續了這種信誓旦旦、共享喜悅和互相勉勵的精神。這也是SGI的傳統。參加者在座談會上可以體會到，煩惱的並非只是自己一人，見到其他會員為了克服困難而辛勤奮鬥，自己會受到鼓舞而激起勇氣，而自己意志堅定的姿態，又會給其他人添加勇氣。
鼓勵別人、受別人鼓勵——在這種心靈互動的過程中，一個人的誓願會招來另一人的誓願，並且引發讓人不畏困難的希望力量。如此生命與生命相互激勵的場所，就是SGI的座談會。
SGI座談會在世界各地召開，與會者不分男女老少，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境遇也各不相同，大家作為同一社區的居民，分享各自寶貴的人生歷程及心中的鬱積，加深彼此奮發向上的決心和意志。
危及世界的威脅在不斷擴大而且變得越來越複雜，人的生命尊嚴和無限可能性往往被淹沒其中。作為社會一份子，SGI自覺到本身的社會責任，展開一場由民眾發起、歸民眾所屬、為民眾而有的自強運動，而這運動的根本就是座談會。
我們致力和平及支援聯合國的動力，便是出自於此。在這動力的作用下，我們的活動領域自然而然地從信仰的實踐延伸到社會活動。如此雙管齊下，我們恪守不在他人的不幸上建築自己的幸福、最痛苦的人有權得到至高幸福的信念，期待建設一個所有人的尊嚴被廣泛尊重的世界。
發揮「應用的勇氣」
在支援聯合國方面，教育與對話是我們的活動重點。
我想在此談一談教育的二大功用。第一是讓人學習準確地判斷自己的行動會帶來甚麼後果，和磨練為自己和周遭環境帶來良好變化的能力。
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是人本教育的先驅，他在1930年出版了後來成為SGI精神源流的《創價教育學體系》，其中說到人的生存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別——依賴他人的生活、獨立的生活，以及貢獻的生活。
過著依賴他人的生活的人，一般察覺不到自己的潛力，面對眼前的狀況會感到無能為力而束手放棄，對周圍的人和環境、對社會的潮流趨勢採取隨波逐流的態度。
過著獨立的生活的人，則試圖掌握自己的人生，但對於跟自己無關的人漠不關心，即便見到別人痛苦掙扎，仍然抱著各掃門前雪的態度。
牧口會長舉例說明這生活方式的問題所在。假設有人在火車軌道上放了一塊石頭，這行為當然是一種惡行，但如果知道了此事卻不清除石頭，火車就會脫軌出意外。知道危險，但因為事不關己，就置之不理，結果跟作惡完全沒有分別。牧口會長指出：「誰都會彈劾行惡的不是，但對於不行善的不是，卻無人問津，這是不合理的，對於解決社會惡的根源無濟於事。」（注14）如果對不行善即為惡此道理仍舊懷有一絲一毫的疑慮，那麼只要試想自己是那輛火車上的乘客，就絕對不會產生那樣的疑慮。
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幸福，犧牲小部份人是無不可的——這樣的現代社會思想，在經濟、政治及其他領域大行其道。只要看看氣候變化的問題，就會清楚地看穿這想法的荒謬之處。這種容忍別人被犧牲的想法，會侵蝕人類的生存根本。即使短時間內看似不受影響，從長遠來看，地球上沒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倖免於氣候變化的影響。
美國政治哲學家馬莎•C•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曾警戒世人關於一味追逐眼前利益的風險，也呼籲培養全球公民的視野。她指出：「比起過去任何時代，我們更加依存連一面之緣都沒有的人，他們也依存我們・・・・・・在這相互依存的全球社會，無人能置身事外。」（注15）透過教育和學習培養人們的想像力可以增進民眾的團結，激勵他們為解決全球問題展開行動。
牧口會長在指出人類應該選擇貢獻的生活時呼籲：「作為社會的一員，必須和民眾同甘共苦，否則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注16）如今，我們必須讓這種認知滲透地球各個角落，這是至關重要的。
佛法把這世界視為一張關係網，認為沒有存在可以置身局外。這世界的型態在每一瞬間，都由萬物的相互關聯性塑造。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在生命深處感受到自己不但生活在這關係網中，也被其養活，還可以明瞭，沒有只屬於自己一人的幸福，也沒有只屬於他人一人的不幸。
這就表示，自己現在所處的地方是個起點，可以發起正面變革的連鎖反應。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並不局限於解決自己的切身問題，還可拓展到為周遭的環境作出貢獻，以及把人類社會推往更美好的方面發展。
這種對萬物相互關聯的實際認知，給人提供一個反思的架構，讓其沿著架構中的座標，重新檢討自己與他人、自己與社會的聯繫。這是佛法所推崇的思維方式。
教育在這裡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育可以把體恤他人悲苦的實際經驗積累起來，讓這反思的架構變得更加豐富。教育也讓人磨礪眼力，學習透視環境惡化、貧富懸殊等問題背後的原因，從中強化這反思架構，讓其中的倫理座標顯得更加明確。
教育的另一個主要功用，是學習不畏艱苦，敢於挑戰的不屈精神。
人類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如貧窮及天災，會因發生地的地理位置和環境狀況而出現不同的後果。剛才在談到氣候變化時也提過，各種危機所引起的後果，會在任何時候，波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重要的是，把思考如何強化自己社區的韌性（resilience）作為日常探討的課題。加強了韌性，一個社區在危機發生前，就具備了防範於未然的能力，即便發生危機，也有能力降低其禍害程度、發揮智慧、作出強而有力的應對，靈活地處理各種可能出現的困難局面。
身為一名教育家，牧口會長最注重的，是提升受教育之人能明察身邊事物發生的來龍去脈而積極作出應對的能力。在他看來，為了在最大程度上發揮從教育中學到的知識，就必須養成尋找機會去應用這些知識的習慣，而且一旦找到就必須抓緊機會，展開行動。牧口會長強調，讓每個人發揮如此「應用的勇氣」（注17），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這裡所要求的並非提供正確答案，而是「首先明示應用場合最多的方向，然後把注意力都集中於此」（注18）。
牧口會長在強調發揮「應用的勇氣」的必要時指出，那是憑藉從教育培育出透視問題本質的眼光，主動地迎頭面對問題的能力。有了這樣的勇氣，那麼無論遇到任何狀況，都可穩住陣腳，開闢理想的未來。
譬如《可持續發展目標》嘗試建立的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到底會出現甚麼具體輪廓？這是無法預料的，目標本身也沒有從一開始時就清楚說明。就如同問題和危機在不同的情況下會促成不同的後果那樣，可持續發展之道是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應用程式。儘管當前為促進可持續發展所作的努力，因結合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等領域而取得相當樂觀的成績，我們不可以一見到成果，就斷定那是最終的目的。
近年，韌性在應對瞬息萬變的現實社會方面的能力受到矚目。安德魯•佐利（Andrew Zolli）和安•瑪麗•希利（Ann Marie Healy）談道：「目標本該是一種有建設性的律動狀態，而非一種像被封存在琥珀中的靜止狀態。」（注19）我認為，這與剛才提到的佛法把世界視為一張關係網的觀點不謀而合。
唯有在人人都反思自己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寶物，運用智慧加以守護讓其留存至未來的情況下，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的具體輪廓才會清楚呈現。正因為如此，在適當時候說出只有自己才能說出的話，做出只有自己才能勝任的事，是深具意義的。
我認為，牧口會長選擇使用「應用的勇氣」的表達方式，而非「應用的實行」，顯示了他視每個人為尊貴至極的存在，深信每個人都掌握不屈於任何困難的能力。
聯合國婦女署於去年2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一場專題討論會上，一位十七歲津巴布韋少女致辭說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話：「我們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八億六千萬年輕婦女和女孩。我們的存在並非只是統計上的數字。我們代表了八億六千萬個夢想、八億六千萬把聲音，我們掌握了改變現狀的力量。」（注20）
面臨著越來越龐大的威脅與危機，人們很容易忘卻其實每個人的生命都具有無上價值、每個人都懷有無限的潛力。問題的龐大規模會掩蓋每個人獨有的人生歷程、夢想、藏於心中的思緒，以及改變現狀的力量。SGI力圖透過教育扭轉這局勢，讓人意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含有豐富的潛力，每個人都掌握了有效地改變現實環境的力量。
具體來說，自1982年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辦「核武器——現代世界的威脅展」以來，我們為了應對全球問題而在基層社會展開的活動，一貫以培育全球公民的教育為重點。
SGI的全球公民教育包含上述兩個主要的教育功用，在實施時有以下四個方針：
一、學習和了解自己的社會存在些甚麼問題，世界面對些甚麼挑戰；
二、透過學習確立自己人生座標，以此反思自己每日的生存方式；
三、敞開自己生命的無限可能性，落實自強的理想；
四、於自己的社區付諸具體行動，成為帶領時代變革的主角。
目睹《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明確記載了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我們彷彿被打了一支強心針，今後會加緊步伐，沿著這四個方針全力以赴。
對話之道為同苦之道
除了教育，促進對話是SGI的另一個活動重點。我本身相信，為了構築一個「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世界，對話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應付人類所面臨的問題時，有必要反覆追究需要守護些甚麼、由誰來守護、如何守護等問題，也要考慮到，任何對策都應以受影響最深之人的立場為出發點。這一切都可以在對話的平台上進行。
近年自然災害與異常氣象頻密發生。去年3月，於日本仙台舉行了聯合國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會上通過的《仙台減少災害風險框架》（注21）（簡稱《仙台框架》），明確道出至2030年為止大幅度削減世界災民人數等多個目標。
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其中「Build Back Better」（重建得更好）原則受矚目的程度。這是指在進行重建工作時，應該考慮並處理災區在災害發生前面對的問題。例如，作為防災對策，為獨居老人的住宅增設防震功能固然重要，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上所面對的問題，如醫療設施和購物場所遠離住宅等狀況，仍舊有待解決。在「Build Back Better」的原則下展開的重建工作，會一併處理從災前留下的課題。
這讓我想起一個佛法典故。
有一次，一個人看到一名富翁建了一棟三層樓的豪華住宅，自己也想要建一棟。回家後，他馬上叫木匠來為他興建。他看到木匠首先掘地打穩地基，然後開始建一樓和二樓，不明白木匠為何如此工作，於是呼喝說：「我不要一樓和二樓，只要三樓」。木匠愕然地回說：「這是做不到的。不建一樓，就建不了二樓，不建二樓，就建不了三樓。」
出於相同的道理，重建工作需要把焦點鎖定在人的尊嚴上，在那牢固的地基上展開。而且重建工作不可止步於表面設施的建設，而應該詳盡討究一些更基本的問題，譬如如何改善社區內每個人的生活，如何增進居民之間的人際關係，讓他們保持更加緊密的聯繫、發揮互助的精神。少了這方面的考量，重建工作就殘缺不全，無法取得理想的成果。
為了這緣故，至為重要的是與受影響最深、受害最嚴重的人對話，傾聽他們的心聲，共商對策。很多時候，事態越緊迫，身臨其中的民眾的心聲越容易被忽視，這是人道主義危機的現實。透過對話，我們可以深入掌握災區的民情，確保該重視的細節不被忽略，促使重建工作嚴守「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原則。況且，經歷過最深悲苦的人所能夠分享的體驗難能可貴，他們還可以在重建的過程中發揮極大的力量。
《仙台框架》提到，一般民眾和民間社會團體可以扮演的其中一個角色，是為災區貢獻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類似的例子，在311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時極為顯著，很多人本身雖然身為受災戶，卻反過來鼓勵和支援其他災民，為重建事業發揮關鍵的作用。我們SGI由一開始便參與災區的重建活動，從中聽取了無數珍貴的體驗，在後來出席的各個相關國際會議上竭力反應——受災戶的聲音和力量，是重建活動的關鍵。
同樣的道理也可用在推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上，國家政府、國際機構、NGO要側耳傾聽處於水深火熱之人的心聲，以便策劃之後的行動方向，決定如何才可取得成功。
聯合國秘書處2015年後發展規劃特別顧問阿米娜•J•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在感嘆這個世界問題與紛爭繁多，喜訊稀少時，談道讓國際社會更團結的關鍵在於「為我們的人性再度找到落腳的場所・・・・・・撿回我認為我們在途中丟失的價值觀」。（注22）透過對話尋回人類共有的人性，是何人何時何地都可踏出的一步。
尤其是在事態緊迫、紛爭白熱化的時候，對話可以負起另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修復自己與他人、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紐帶。對話會爆發出創意，那裡有著變革時代的動力。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潮流，在其帶動下，為數眾多的人離開自己的故鄉，到外國尋求短期的就業和留學機會，或者選擇在異地定居，這是史無前例的現象。許多國家都見到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大量湧入，互動與交流的場面不斷出現，但另一方面，歧視與仇外事件的發生也變得更加頻密。
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我提到要警惕仇恨性言論的危害，指出不論對象是誰，這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是不容忽視的。這樣的認知非在國際社會中普及不可。一個不受仇視主義和煽動性言論動搖的社會，需要建立在人們有機會接觸，並學會包容異於自己的人和事物的基礎上。一對一的對話，在這方面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佛法中有「沙羅四見」一說，指出同樣的地方，由於心態的差別，不同人會見到不同的景色。譬如一條河，有人會因河水清冽而心曠神怡，有人會想到河裡會有些什麼魚，又有人會擔心河水氾濫成災。意味深長之處，並非觀念上的差異，而是在不同觀念的驅使下，人們會做出各種改變河流景緻的舉止。
這令我想起我已故好友旺加里•馬塔伊博士（1940－2011）的生平軼事。
她出生在肯尼亞的一個村落，那裡的村民對無花果樹心懷敬畏，所以特別注重環保。但是，當她從美國留學歸來時，等待著她的是一片令她驚訝的光景。那裡的土地被人收買，而新地主為了開墾茶園，竟然把她從小就喜愛的某棵無花果樹砍掉。這不僅是改變景色那麼簡單。同樣的事情也在各地發生，導致土崩和飲用水短缺問題不斷出現。（注23）
這裡的道理淺顯易見——一人的寶物，是另一人的障礙物。這種由觀念差異引起的問題，不僅在人與人之間發生，也在不同文化種族群體之間發生。通常，不在自己意識範圍內的事物，會從自己觀望世界的視野中消失。
雖然體恤親近之人的感受是人之常情，但是地理上及文化上的距離可以造成心理上的隔閡。全球化的加速使這隔閡變得更加難以逾越，而現代的通訊手法非但無濟於事，還往往淪為散播偏見與仇恨的工具。結果，人們以先入為主的眼光看待異於自己的人，斷絕與他們來往，即使是住在同一個地方也如此。綜觀整個社會，珍惜他人的胸襟已經顯得越來越狹隘，人們不把有別於自己的人當人看待。我認為，要糾正這狀況，最確切的途徑，就是透過一對一的對話，傾耳細聽關於他人迂迴曲折的人生經歷。
去年，UNHCR在世界難民日舉行了一個公眾教育活動，在那裡介紹難民們的經歷和故事，呼籲參觀者把這些故事轉告給自己的朋友和所認識的人。每篇故事都寫上敘述者的真實姓名，以及在不透露他們國籍的情況下，為他們貼上人人皆熟悉的代號，如園丁、母親、大自然愛好者，或學生、哥哥、詩人等。（注24）難民們除了介紹自己的故事，也表達對各自處境的看法和感觸。對參觀者而言，在這種讓人倍感親切的場合中，閱讀一個個有真實姓名的真人真事，難民們不再是沒有臉孔的陌生存在。
我在美國跟丹佛大學韋德•南達（Ved Nanda）教授會談時，他跟我談及由於1947年的印巴分治，十二歲的他被迫和母親一起離鄉背井，為了避難不知走了多少天。之後他專修國際法，成了人權與難民危機的權威。他後來寫道：「兒時的經歷無疑在我人生留下既深刻又無可抹滅的影響。被迫離開家鄉時的悲哀，我畢生難忘。」（注25）
UNHCR的活動展現了難民們人性的臉孔，這裡說明了，即使只是跟其他宗教或民族群體中一人見面交談，以往對這些群體所持有的認識會有所改觀。這樣的際遇，會改變人們的視野，讓從未見過的新景象映入他們的眼簾。如果投身開誠布公的對話，就會看到以往被矇蔽的事物，而世界也會彷彿增添一層更溫馨、更富有人性的色澤。
1974年9月，冷戰對立情緒持續高漲，我不顧周圍的反對和批評，堅持要訪問蘇聯。那是我初次到訪蘇聯。我當時的心情是——蘇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其一無所知。
對立和緊張狀態無法阻擾對話，不願意去了解對方才是最大的障礙。主動展開對話是最要緊的一步，一切都由那一刻開始。
在抵達莫斯科當日的歡迎晚宴上，我在致辭中談到自己的感觸：「就有如在美麗的西伯利亞冬天，從房屋窗口透出的燈火，讓人感受到人的溫情、人心的溫暖那樣，不管社會體制如何，我們必定會珍惜人們心中的燈火，這是我們的承諾。」
數十年後，我也是懷著同樣的心情，於1996年6月初次訪問古巴。四個月前，那裡發生了兩架美國民間飛機被古巴空軍擊落事件，但我認為，只要大家都心繫和平，多麼厚實的壁壘也必能突破。抱著這股信念，我與當時的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會見，互相坦率地交換了意見。
過後在哈瓦那大學演講時，我談到教育是通往未來的希望橋樑。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在推進兩地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去年7月，見到美國與古巴時隔五十四年的邦交正常化，我感到無比欣慰。
國家間的友好關係固然重要，但是在民眾層面展開的對話和交流更是必不可少。那樣的對話讓人能了解到，每個人都是既豐富多彩又與別不同的存在，也讓人敞開心房，誠心地接納他人。持著成見看待其他民族和宗教，是很容易忽略這重要一點的。
假如每個人都以友情和同理心為畫筆，重新描繪心中的世界地圖，那麼展現在眼前的現實世界也會大為改變。
我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生前曾一再告誡在處理問題時，單以國家或群體的差異為唯一行動標準的危險性。即使國家有別，絕大多數人都希望與其他人一起過有文明的生活，但從國家的層次來看，各國「表面看似文明，但背地裡反覆行使蠻力」（注26）。
他也十分惋惜地說過，思想型態的不同，導致發生各種政治、經濟爭執，他還憂慮群體心理蒙蔽了大家同屬人類一族的事實。他呼籲以渴望和平的意念為媒介，建立廣大的民眾平台，確立地球民族主義的思想，確保「悲慘」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這個世界、任何國家、任何人。
為了繼承恩師遺志，我於1996年創辦了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並冠上了他的名字。該研究所預定於今年2月在東京舉辦一場國際會議，專注討論世界各個宗教貢獻和平的可能性。來自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各種宗教背景的研究家和有識人士將出席會議，探討宗教誘導人展現其善良本質的力量，以及深究如何使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與暴力、憎惡絕緣，把和平、人道主義樹立為社會主流。
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法國哲學家雅克•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曾推出「良心地質學」（注27）（geology of the conscience）的論調，強調要挖開意識形態和思想的表層，深入發掘人類行動的共同點。那樣的共同點是無人例外的。2月11日將迎來創辦二十週年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高舉為全球公民展開文明間對話之旗，多年來一直進行這方面的挑戰。
靠一些公式化的主張或教條主義，是無法從最深處撼動人心的。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由人生經歷豐富之人所發出的言論。以如此言論進行對話交流，可以從彼此的內心，發掘出萬人相通的人性，使其恢復璀璨光芒，掃除籠罩社會的陰霾。我就是本著如此確信，與不同文化、民族、宗教背景的人士對話至今。
人生經歷迥異的人，互相開誠布公地對話交流，能使彼此覺醒到獨自一人至今察覺不到的新景象，通過人格之間的共鳴，能孕育出新的創造性。
「對話」是一座充滿可能性的寶庫，為創造歷史提供最大的動力。
我也確信，在踏實的對話中共享的時光和空間，可以培養出讓萬眾上下一心的友誼和信賴，為解決全球問題、營造和平的世界奠定堅固的基礎。
往更富有人性的世界發展
接著，我想就三個急待國家政府與民間社會共商對策的領域，發表我的意見，希望對構築《可持續發展目標》所提倡的「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理想世界有所幫助：
一、人道主義援助與人權；
二、環境與減低災害風險（簡稱減災）；
三、裁軍與禁止核武器。
首先談到人道主義援助與維護人權。具體來說，我要對今年5月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世界人道主義峰會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就是，面對日益嚴重的難民危機，任何對策都應以緊守國際人權法為優先考量，並且加強維護難民兒童的性命與權利。
目前到外國尋求庇護的難民人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高的。在那些收容他們的國家中，對於那是否會造成社會不安、帶來沈重的財政負擔，以及是否有恐怖份子偽裝為難民乘機入國等表示憂慮的呼聲不斷高漲。各國固然有必要針對這些呼聲採取適宜的措施，但是任何為解決難民危機而設的方策，都應該將重點放在維護人的性命和尊嚴上。這是國際人權法的基本原則。
在衝突和戰爭中，人們被連根拔起，他們在一瞬間失去家園和原有的生活，也喪盡了希望。在許多方面，他們的情況與在自然災害中被迫到避難所避難的災民十分相似。尤其不可忘卻的是，兒童是武裝衝突中最大的受害者，他們佔了難民總人數的半數以上。
去年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1612號決議（注28），聲明要保護受武裝衝突影響兒童的十週年。除了確保兒童在武裝衝突中不被傷害或剝削之外，更急需守護在戰亂中離鄉背井的兒童。
《可持續發展目標》把兒童列為最脆弱及受威脅迫害最深的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曾經強調：「所有的兒童都有平安地享受普通童年的權利。」（注29））守護兒童平安地享受普通童年的權利，是國際社會在支援流離失所者中的首要任務。
唯有在受人道主義危機影響的兒童都跨越痛苦的經歷，持著希望看向未來的情況下，人道主義危機才可謂得到完美的解決。對離開家園在陌生地方落足的人而言，沒有比目睹這些兒童滿懷希望的笑顏更能鼓舞人心，給人帶來堅持下去的力量。
我想對峰會提出的第二個建議，就是達成協議，加強聯合國為收容難民的中東國家而實施的支援計劃，也對其他亞洲及非洲國家重點實施同樣的計劃。
聯合國的統計數字顯示，每十名難民中，有大約九人身處經濟條件較弱的地區或國家。這些國家在難民蜂擁而至之後更是杯水車薪，連提供安全飲用水及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務都出現困難，倘若得不到國際支援，根本無法繼續維持難民的生活。（注30）
《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的序言提到：「庇護權的給予可能使某些國家負荷過分的重擔」，也聲明：「如果沒有國際合作，就不能對此問題達成滿意的解決」。我認為，全球社會在應付難民及境內流離失所者的需求時，必須將公約的國際合作精神銘記於心。
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提議進行區域性合作，設立讓難民收容國的國民和難民，尤其是青年和婦女「自強」的體制，為他們提供就學、就業的援助。
當下，聯合國為五個中東國家推行一個雙管齊下的措施，為難民以及這五個收容他們的國家同時提供支援。這個取名《區域難民和復原計劃》（Regional Refugee and Resilience Plan，簡稱3RP）的新支援措施，是特別為支援敘利亞難民和收容國的人民而設的，其目的在於透過改善收容國的基礎設施，提升當地的生活素質和就業機會。這項措施指望建立一個國際合作體制，增進區域的安定，減輕各別收容超過一百萬敘利亞難民的土耳其和黎巴嫩所肩負的重擔，也舒緩同樣接收了大量難民的約旦、伊拉克和埃及所面臨的壓力。至今，3RP改進了糧食與安全飲用水的供給，以及衛生與醫療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務，於去年12月又發表了今後的基本方針與具體目標。
我敦促峰會深入商討3RP，分享彼此的經驗與現在正面臨的課題，以策劃今後的行動，如資金方面的合作事宜，作出將攜手共進的承諾。我也主張日本政府基於過去為敘利亞和該區域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經驗，擴大難民支援的範圍，傾力確保難民兒童可享有光明的未來。
目前，在土耳其、黎巴嫩和其他地區，部分難民兒童能在一般的公立學校或臨時教育設施上課，但大部分難民兒童仍然欠缺受教育機會。聯合國正在努力計劃，讓更多難民兒童有機會學習，歐洲聯盟（EU）也跟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在敘利亞及周遭國家為流離失所的兒童提供教育支援。懇切希望日本政府也能對此作出貢獻。
日本數所大學正在跟UNHCR合作，為難民開辦高等教育課程。希望見到更多類似的教育援助計劃出現，為年輕一代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
無論是難民危機或是其他人道主義援助行動，民間社會的參與不可或缺。為了迎來人人的尊嚴皆被重視的世界，SGI今後會加倍努力，推進人權教育。
聯合國制訂《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迄今已過了五年，這是由聯合國會員國通過的首個事關人權教育的國際準則。
在世界各地，起於種族歧視與仇外心理的事件屢見不鮮，其中把矛頭指向難民、流離失所者和移民的偏見和仇恨行為尤其顯著，有鑒於此，宣言中的兩個原則顯得特別重要：
一、促使個人發展成為自由、和平、多元和包容的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
二、推動防止人權受到侵犯和踐踏的現象，打擊並根除一切形式的歧視、種族主義、散佈成見和煽動仇恨的行為，及其背後的各種有害觀念和偏見。（注31）
這裡的重點是，只避免做出歧視的行為還嫌不足，我們絕對不可容許任何起自偏見和仇恨的侵犯人權行為，而把這樣的思想樹立為一種社會風氣，才是最要緊的，那就是讓人權文化在社會扎根，落實「包容所有人」的理想。
較前，我談到牧口會長「不行善即為惡」的論點。讓人權文化扎根於社會，每個人的言行舉止都是關鍵，再三檢討不行善的後果有多嚴重是必要的。
宣言並不止步於學習人權的知識，或加深對它的理解，還明確指出要培養相關的態度與行為，並且聲明「人權教育和培訓是終生的，涉及所有年齡段」。這裡清楚道出讓人權文化發揚光大的主要因素。（注32）
作為民間社會的一員，SGI從宣言的起草階段開始，就一直支持其成立。宣言於2011年12月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後，又為其推進獻上綿薄之力，舉辦多個意識啟蒙的展覽，也共同製作了影片《邁向尊嚴之道——人權教育之力》。
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教育協會和SGI成立了「人權教育2020」的民間社會網絡。作為促進《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的一環，該網絡出版了《人權教育指標框架》。這是一份參考資料，協助各國實施優質的人權教育與培訓。
為紀念《聯合國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成立五週年，SGI與其他團體透過「人權教育2020」的機制進行合作，一起籌備一個新的人權展覽，內容從人權的不同角度探討《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多個主題。希望這個展覽能鼓舞更多人來參與建設「人人的尊嚴皆被重視的世界」。
保護環境、減少災害風險
接著，我要提出有關環境與減少災害風險（簡稱減災）的建議。
首先是有關減低造成全球變暖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簡稱減排）。去年，從11月至12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一次締約方會議（COP21，又稱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黎協議》 ——一個以防止全球變暖為目標的嶄新國際框架。（注33）
《巴黎協議》的制訂具有非常重大意義，它代表了一百九十五個國家承諾在這國際框架內行動的共同意識。目前越來越多人在關注的是，假如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水平高出攝氏二度，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在這個框架之下，每個政府都主動為自己立下目標。雖然目標的達成不受任何法律約束，可是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而訂下的政策，卻附帶必須遵守的義務。
防止全球變暖絕非易事，但是《巴黎協議》的制訂得到世上幾乎所有國家的參與，這是該協議的優勢。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這層意義，合力帶起一股讓各國皆著眼於全人類的利益，積極為此作出貢獻的潮流。
我特別期待常受反常氣候困擾的亞洲地區，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總數三分之一的三個國家：中國、日本和韓國，同心協力，率先果敢地尋求有效對策。（注34）
去年11月，第六次日中韓領導人會議時隔三年半在韓國首爾舉行。我在過去曾多次呼籲，為改善政治局勢的緊張狀態，應重開領導人會議。見到三國宣稱完全恢復合作，並且定期舉行會議，我感到萬分欣喜。
保護生態環境的領域是三國合作的起點，亦是其核心。「東北亞是一個環境共同體」——這是在日中韓環境部長會議上達成的一致觀點。環境部長會議每年都舉行，即使在外交關係惡化的時期，圍繞環境領域的合作所進行的討論一時半刻也從未停頓過。（注35）
由於希望見到日中韓進一步加強環境領域的合作，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提議三國締結協議，將整個區域設置為可持續發展的典範。除了解決大氣污染、沙塵暴等問題之外，假如區域性合作可以擴大到防止氣候變化的領域，那將為落實《巴黎協議》的目標提供一個向前躍進的重要跳板。
具體來說，就是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以及廢棄物的減量、再利用和再循環等領域，分享彼此的知識與經驗。在這種相輔相成的作用下，三國必會加速往低碳未來發展的腳步。
今年的領導人會議計劃在日本舉行。除此之外，以探討東北亞的和平和環境為題的日中韓青年峰會也計劃在今年召開。
我敦促三國以這屆的領導人會議為契機，發佈一份《日中韓環境宣言》，強調必定以《巴黎協議》的2030年期限為目標，為防止全球變暖攜手合作。同時也籲請竭力確保青年峰會成功，並且作為三國皆參與的合作項目之一，為三國青年設置一個交換彼此富有創意的想法和經驗的平台，以及促進青年交流，以便為滿懷抱負的年輕一代所提議的環保合作活動提供一個發揮的空間。
除了國家間的合作，我要呼籲城市之間也進行合作，齊心協力應對全球變暖問題，為落實《巴黎協議》扮演「前線部隊」般的角色。城市雖然只佔全球陸地面積百分之二，但碳排放量卻佔到世界總量百分之七十五，也消耗著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能源。這意味著，城市對環境所造成的負荷遠超其佔地面積的比例。但若換個角度來看待這問題，這也意味著只要城市改變，世界也會在很大的程度上跟著改變。（注36）
的確，城市人口稠密，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一個地方，對生態系統構成超重的負荷。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人口高度集中於一處，所以任何面向低碳社會發展的舉措，如採取高能源效率的措施，或改用可再生能源等，都可取得巨大的成果。
於2014年的聯合國氣候峰會上達成的《市長契約》，是一個鼓勵世界各城市主動設立減排目標，並為此採取行動的計劃，目前已囊括了全球四百多個城市。當一個城市展開行動取得明顯的成果時，當地居民都會引以為榮而給予支持，這也會鼓勵更多人加入行動的行列，整個城市也會進一步向可持續發展社會的目標靠攏。城市擁有引起此類正面連鎖反應的潛力，這是促使國家自動自發，致力達成《巴黎協議》的目標所需的動力。
促使《可持續發展目標》成立的商討過程，是由2012年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會議「里約+20」開啟的。我在會議召開之前提議，新的發展議程必須成為人人皆視為攸關自身、願意和其他人合力落實的目標。
建立可持續城市是《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一個目標。因為如果人人都能夠從自己身邊做起，那麼在日積月累中，連全球環境都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所以這個關於建立可持續城市的目標，能給人示範一個人的努力到底有多麼重要，讓人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聯合國住房與可持續城市發展會議（又稱人居三）預定在今年10月於厄瓜多爾的基多召開。除了國家政府以外，地方政府也可在這樣的公開場合上發表意見。各方代表將共聚一堂，分享彼此的努力成果和汲取到的教訓，為落實可持續發展城市的目標，加強不受國家框子所限制的聯繫。
環境運動家旺加里•馬塔伊博士曾經說過，她在肯尼亞推行「綠帶運動」的靈感，來自她在1976年出席加拿大溫哥華第一次人類居住大會（又稱人居一）的經驗：「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環境優美，我在那裡遇到了許多與我同樣關心環境的人，這都是我所需要的營養素……我受鼓舞感到精力充沛，決定返回肯尼亞後把理想化為現實。」（注37）
無論屬於哪個國家哪個地區，希望為子孫後代留下更美好的環境是大家不變的心願。
在此，我想建議為地方政府和負責環保的非政府組織（NGO），設立一個與人居三相輔相成的地方政府環境合作對話論壇。
去年3月，為了配合在日本仙台舉行的聯合國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國際創價學會在日中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的鼎力支持下召開了一場討論會，邀請活躍於減災領域的日中韓民間社會團體代表出席。討論會中，秘書處副秘書長陳峰致辭強調，作為相毗鄰的國家，三國政府皆意識到倘若一國發生災難，其他兩國皆唇亡齒寒，不能隔岸觀火，所以應優先在減災方面進行合作。這考量也適用於環境方面的問題。（注38）
目前，日中韓三國之間已締結了超過六百個地方政府友好城市協議。若在這友好城市協議的基礎上，讓更多地方政府聯繫起來，那將加深對於彼此的居住地雖然有別，但都同屬一個「環境共同體」的認知。毫無疑問，那將會為三國的友好與未來，留下極其珍貴的財富。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
其次是談到有關基於生態系統的災害風險抑制方法（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簡稱Eco-DRR）。今天，世界上有超過八億人苦於飢餓和營養不良。土壤是糧食生產的基礎，但全球約百分之三十的土壤資源在某種程度上正在退化。（注39）
健康的土壤在碳循環中扮演關鍵的角色，也具有儲藏和過濾水的功用，對生態系統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長久以來一直沒有受到充分的關注。土壤一旦退化而變得貧瘠，就難以復原，或許要花上一百年以上的時間，才可形成一公分的土壤。
儘管森林減少淨值已經出現下降趨勢，每年仍會有一千三百萬公頃的森林消失，這對自然環境的打擊，尤其對生物多樣性的損害令人憂慮。（注40）
《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有一項提到「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與「可持續管理森林」。保護生態系統也好，以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的方式防止全球變暖也好，無論處於哪個立場，這都是片刻也不可延遲的挑戰。
近年，環保對減災的作用備受矚目。2004年印度洋海嘯發生時，兩者的關係開始受到注意。研究顯示，海嘯發生時，紅樹林形成一面生態防護罩，保護附近的沿岸村落，使其受害程度低於其他沒有紅樹林的地方。
目前在Eco-DRR下展開的計劃包括種植樹木使沙丘穩定、運用濕地來減低風暴潮或風暴增水風險、綠化城市來防止水災等。
值得一提的是，社區居民積極與持久的參與具有非凡的意義。在311東日本大地震的災區，兒童積極參與植樹苗的活動，期待協助有防護作用的沿岸樹林恢復。諸如此類的活動，會鼓勵人一齊深思社區內生態系統的重要性，引導更多人加入活動的陣容，推廣「今日種植的樹苗或許他日會挽救他人性命」的思潮。
有朝一日當人們重返舊地，見到自己辛勤栽種的林木時，他們會更深切地對眼前的景色產生一種至親、難分難捨的情感。人們會理解到，生態系統與日常生活之間，有著難以察覺卻又息息相關的深厚聯繫，也會感受到，守護自己的自然環境、參與當地的減災行動等舉止之中，包含了無限的價值。這樣的理解和感受，會伴隨著樹木的成長而不斷加深，成為富有韌性的社會堅實的根部。正因為如此，守護社區的生態系統，等於為社區帶來充滿希望的未來。
近年，聯合國繼「可持續發展教育十年」之後，推出了《全球可持續發展教育行動計劃》。鼓勵青年參與是其重點之一。對此，我想鼓勵世界各地的青年和兒童，積極參與Eco-DRR有關的活動，包括植樹運動。
於去年3月聯合國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上通過的《仙台框架》強調，減少災害風險需要整個社會的參與和合作，也指出兒童和青年是「變革的媒介」，應該給予更多機會參與減災工作。（注41）
SGI與其他NGO團體一起提倡制定「聯合國可持續教育發展十年」，為了這個目的，自2002年起在各地舉行「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和「希望的種子：可持續發展的展望」展覽。這些展覽得到許多小、中學生和高中生前來參觀，提供了一個最佳的環境教育場所。
SGI如此重視可持續發展教育的理由，就是希望可以讓人深入瞭解人與環境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帶起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皆展現「應用的勇氣」的熱潮。牧口會長稱之為教育的主要目的。
我相信這些在社區展開的行動會積沙成塔，打開通往維護地球環境的確實道路。
裁軍與禁止核武器
最後是有關裁軍與禁止核武器的提議。
常規武器加深人道主義危機，也助長恐怖事件在世界各地發生，因此我的第一個提議，就是加強防止常規武器擴散的國際制度。
由於大量小武器流入紛爭地區，世上每年有無數人喪命。
小武器常被稱為「事實上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武器貿易條約》（注42）就是為了管制這類武器、坦克、導彈及其他常規武器的貿易，而於2014年12月成立的。現在只有七十五個國家批准，如今仍然有許多主要課題尚未解決，如武器交易的匯報系統。
去年8月，《武器貿易條約》首屆締約國大會於墨西哥坎昆舉行，與會者意見分歧，無法對是否讓報告書公諸於世、該把甚麼武器列為匯報對象等多個重要議題達成共識。
自1999年以來，我便反覆地強調管制武器買賣的重要性，因為我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的和平建設中，這是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
日趨嚴重的難民危機凸顯了，透過該條約來杜絕常規武器的擴散是當前的燃眉之急。這些武器的擴散，不但使武裝衝突深陷泥沼，也逼迫為數眾多的人民逃離家園淪落為難民，而且衝突結束後仍有死灰復燃的可能，這就斷了人民安心回歸家園的路。
小武器易於攜帶，操作簡單，是兒童被強制徵召為童兵問題背後的一個因素。據估計，世界上約有三十萬童兵，他們不但要忍受身心受創的痛苦，更要面臨死亡的恐懼。（注43）
為了防止恐怖活動的蔓延，嚴格管制常規武器在國際間的買賣是絕對不能避免的。《武器貿易條約》如果配上各項已經生效的反恐怖主義公約，可以形成一種互補、疊加的效應，加強全球社會應對恐怖活動的體制。
考慮到由小武器氾濫引起的種種不良後果，國際社會必須通力合作，以《武器貿易條約》來截斷仇恨與暴力的負面連鎖反應。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把「非法的資金和武器流動」，列為「導致暴力、不安全和不公正的因素」之一，並且表示消除這些因素，是該議程到2030年為止的指標。我要疾呼各國儘早加入批准《武器貿易條約》的行列，對實現條約的目標表達將全力以赴的志向。
相信全面公開包括武器交易的數量在內的資料，可以使交易過程更具透明性，提高條約在執行方面的實際效果。
第二個提議是關於禁止與廢除核武器。
去年，在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七十週年之際，《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締約國2015年審議大會於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但會議在沒有達成共識下告終。
2010年NPT締約國審議大會的《最終文件》中，言及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以及要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由那時起，國際社會益發關注核武器使用所附帶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召開了三次與此主題有關的國際會議。
儘管如此，在2015年的審議大會上，有核武器國家與無核武器國家之間的鴻溝竟然巨大如斯，以致NPT締約國無法在這歷史性的時刻達到共識，實在令人感到惋惜。
但是最近的一連串動向讓人看到希望的曙光。這些動向包括：
一、越來越多國家簽署了《人道主義承諾》，許下諾言將投身於解決核武器問題的共同事業；
二、聯合國大會在2015年12月，通過了幾項雄心勃勃的決議，訴求打開僵局；
三、民間社會要求禁止與廢除核武器的呼聲不斷高漲，其中以信仰為基調組織的努力，以及年輕一代的參與特別令人矚目。
我們應該趁著這機會，勾勒出通向無核武器世界的路線圖，並且透過具體行動來實現這個目標。
今年1月6日，朝鮮進行核試驗，加深了國際社會對核擴散的憂慮。
如果發生利用核武器互相攻擊的事件，到底會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人會受其餘波影響？不管那發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後果將不堪設想。
如今，世上的核武器數量超過一萬五千件。一旦被使用，人類社會為了解決這全球問題長年累月所付出的努力，會於一瞬間變得毫無意義，一切都徒勞無功。
就拿當前的難民危機來做個比較。世界上有六千萬難民，核武器爆炸的威力跨越國界，所釀成的人道主義危機在規模及嚴重程度上，是難民危機所無法比擬的。數以億計的人會為了自身的安全而離鄉背井。同樣地，考慮到一公分土壤的形成或許會花上長至一千年的時間，無論如何努力防止土壤退化，一場核爆炸就會污染地球上極大範圍的土地。
而且最近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局部性的核武器攻擊事件，全球生態系統會遭到災難性打擊，而全球氣候也會受到影響，導致糧食短缺，引起「核飢荒」。
至今，在促進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名義下，為改善貧窮問題和公共衛生所做的努力，取得相當有效的成果，相信這種良好的進展，今後在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減災、建設可持續城市等項目時將得到延續。但核武器的存在意味著，有朝一日，這一切都有可能前功盡棄。
既然使用核武器會造成如此浩劫，世界處處民不聊生，那麼依賴此類武器來維持國家安全又有甚麼意義？以傷害數不勝數的人、促成無法修復的禍害、讓生靈塗炭等為條件，所換來的安全制度到底是為了保護甚麼？現有的國家安全制度是否已經違背其維護人民、守衛他們的生活的初衷？
在持續至今的全球軍事競爭剛冒頭的1903年，牧口會長已經主張，當某個領域的競爭一直無法達到目的時，就有必要改變該競爭的形態與性質：「如果陷入持久戰，國內各方面會受到影響，最終，國力的疲弊在所難免，一切都得不償失。」（注44）
牧口會長所指摘的軍事競爭，經過兩個世界大戰，又經過始於冷戰時期、至今仍在持續的核武器競爭，弊端已經一覽無遺。
核武器能夠造成浩瀚的人道主義衝擊，其軍事用途又有諸多限制及不足之處，這類武器實際上毫無用處的事實已經擺在我們的眼前。軍事競爭已經到達極限，我們在見證一種新的國際競爭模式破土萌芽。人道主義的精神是該競爭模式的焦點。
國際監測系統（IMS）在各方面的貢獻是其中一個例子。IMS是在《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於1996年通過後成立的。CTBT目前還需要得到八個國家的批准才可以生效，但是由CTBT組織籌備委員會，為了監測全球核試驗跡象而成立的IMS，已經開始運作。
在朝鮮進行核試驗後，IMS迅速監測到由那裡傳出的地震波與輻射，讓人見到了這系統的有效程度。除此之外，IMS的國際監測網絡也被用來掌握天災的情況，以及與氣候變化的影響。具體來說，這包括：監測海底地震活動，提供關於相關的資料，以方便海嘯警報中心於第一時間發出必要的警報；實時監測火山爆發情況，協助民航機構發出即時警報；追蹤大範圍的氣候動向、冰山崩壞等；為地球負起聽診器的重要任務。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表示：「CTBT尚未生效，就已經在挽救人命。」（注45）誠如這句話所提到的，這原本是為制約核軍備競賽，以及防止核武器擴散而設的條約及核查機制，卻展現了另一個至關重要的人道主義面向，維護著無數人的生命。
條約通過以來已經過了二十年，我呼籲剩餘的八個國家也儘早批准，使CTBT名副其實，充份地發揮作用，從此斷絕了在這世上進行核試驗之危機。
加緊努力促進核裁軍、廢除核武器固然重要，但更要把握CTBT各方面的成就所帶起的勢頭，為建立人道主義至上的世界，鼓動必要的風潮。
1957年9月，在冷戰對立情緒不斷高漲，核軍備競賽益發激烈的時候，恩師戶田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力求必須廢除核武器：「現在世界各地展開禁止核武器、原子彈試驗運動，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隱藏在其背後的魔爪摘除掉。」（注46）
這段話不但道出世界民眾期盼見到核試驗被禁止的心聲，更進一步強調，要克服在眾多民眾的犧牲上建立國家安全這種輕賤生命的心理，如此才可徹底解決問題。
我的恩師在談到「隱藏在其（核武器）背後的魔爪」時所指的，就是「只顧目的不擇手段」、「以犧牲其他國家的人民，來換取自己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一意孤行、不顧後果」等毒害現代文明的錯誤思想。他的話一直繚繞在我耳邊，鞏固了我投身解決核武器問題的決心。我深信，只要在這場對弈中勝出，這個世界必會轉往人道主義的方向發展。
只要地球上有核武器，核威懾是唯一可行之路——這種想法在有核國家與其同盟國之間根深蒂固。他們或許認為，掌握了核威懾的主導權，一切都在掌控中，但這不能完全排除意外爆炸，及錯誤發射的可能性，而且這危機發生的機率，與掌握核武器軍備的國家數目成正比例。一個國家的核武器軍備所操縱的，不單單是該國，而是全人類的命運。
二十年前，國際法院發表《以核武器進行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諮詢意見書。針對NPT第六條，諮詢意見書指出：「有義務真誠地進行和完成談判，以便在嚴格有效的國際監督下實現全面核裁軍。」（注47）
儘管如此，所有有核武器國皆參與的真誠的談判，迄今尚未召開。核裁軍仍然是個遙遙無期的目標。這是個異常嚴重的狀態。
為了在這死胡同打開一條出路，去年NPT審議大會上提出了《人道主義承諾》，目前已有一百二十一個國家簽署，那是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過半數。該承諾呼籲與利益相關單位、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密切合作，致力讓核武器成為人人忌諱之物，禁止和消除這些武器，並且號召各國把「提出和採取有效措施，填補法律空白，以禁止及消除核武器」定為當前急務。（注48）
去年，聯合國大會對多個訴求採取有效措施的草案進行表決，最終通過決議，決定設立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OEWG），以便就這方面的問題展開實質性的討論。決議表明，OEWG今年將「在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的代表參與和作出貢獻的情況下」，於日內瓦舉行會議，而與會者將「盡最大努力達成全面的一致意見」。（注49）
我熱切希望OEWG會成功打破NPT審議大會停滯不前的僵局，使國際法院諮詢意見書中「有義務真誠地進行和完成談判，以便・・・・・・實現全面核裁軍」的主旨具體化。
鑒於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我要促請OEWG在聽取民間社會的呼聲，嘗試將之反映在其對策中時，慎重檢討以下三點：
一、從高度警戒狀態，撤除以核反擊的機制；
二、脫離核保護傘；
三、停止改進或提升核武器的威能。
核武器在軍事用途上的不足之處，以及使用這類武器所促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皆反映出核武器一無是處的性質。出於這層考量，前兩點的實施是片刻也不可拖延的。
在此，我們可以借鑑生物及化學武器被列為禁物的過程。這兩種武器在兩個世界大戰的激烈對立中被研發出來，後來由於使用後會釀成嚴重的人道主義後果而被禁止。
前任聯合國裁軍事務高級代表安格拉•凱恩（Angela Kane）的話語正中要害：「如今有哪個國家敢吹噓自己是『有生物武器國家』或『有化學武器國家』？現在有誰會在嚷，使用腺鼠疫菌或脊髓灰質炎病毒來攻擊或反擊，無論在任何情況，都是合法行為？又有誰在提倡生物武器保護傘的必要？」（注50）
況且，2010年NPT審議大會的《最後文件》，也規勸有核武器國家快速「減少核武器在所有軍事和安全概念、理論和政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注51））
出於這緣故，巴西和數個國家在2015年10月，向聯合國大會提呈的決議草案深具意義。決議草案鼓勵「屬於成員中有核武器國家的區域聯盟的所有國家在徹底消除核武器之前，推動降低核武器在其集體安全學說中的作用。」（注52）
在同一屆大會上，另一份由日本及其他數個國家領先提呈的決議草案則提到：「籲請所有相關國家繼續審查其軍事和安全理念、學說和政策，以期進一步降低核武器在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我認為，現在庇護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的日本，或許應該率先檢討修改其國家安全制度。（注53）
G7峰會預定在今年5月舉行。在那之前，G7外長會議將在4月於日本廣島召開。為了促進東北亞地區的非核化，希望屆時會議將關於核武器違反人道主義性質的問題，與包括朝鮮核問題在內的核不擴散問題，以及關於減輕核武器角色的問題一併列入議程，進行討論。
第三點與改進或提升核武器的威能有關。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也提到這是個必須關注的問題。為了維持核武器，每年要耗費超過一千億美元的財政預算。如果讓這情況繼續下去，全球社會會持久地陷入這種扭曲狀態而無法脫離。
南非在2015年10月向聯合國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中也論及：「在人類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滿足的這樣一個世界裡，劃撥用於核武器庫現代化的大量資源可轉而用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注54）
倘若現下改進核武器的步調維持不變的話，人類今後好幾代人都不得不活在核武器的陰影下。儘管核武器不被使用，資源的調配依舊妨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而全球社會扭曲的狀態也無望得到改善。
一名南非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呈該決議草案時指出：「核裁軍不單是國際法上的義務，也是道德上、倫理上的必要行徑。」（注55）我相信這句話道出了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無盡辛酸，世界各地在核研發及核試驗中受核輻射影響之人的極度痛苦，以及世上千千萬萬愛好和平的民眾、所有《人道主義承諾》簽署國皆抱持的熱切期盼。
造就變革的一代
在2015年的NPT審議大會上，SGI與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傳統的代表，聯手呈上一份題為《宗教界對核武器非人道性後果的憂慮》的共同聲明。其中一節提到：
「核武器有悖我們信仰所提倡的——人人皆有權享受安穩且符合尊嚴的生活；遵守良心及正義的規範；負起責任捍衛弱勢族群；為後代子孫保護好這個地球等價值觀……（我們）互相呼籲儘早召開所有國家皆可參與，無人被拒的公開論壇，讓各國討論設立禁止核武器的法律機制。」（注56）較早前我談到牧口會長對競爭的演化過程所作的分析，無論是從單存的軍事觀點來探討核武器競爭及其他所有形式的軍事競爭，或是考慮到這類競爭對世界所構成的嚴重負荷，都可發現進行這樣的競爭其實是違背邏輯和常理的。現在正是認清這事實的時刻。
希望今年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OEWG會議，會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繪出「以建立和維持一個無核武器世界」的路線圖，在圖中標上所需的有效措施，以作為聯合國所有成員國非完成不可的共同義務。也希望OEWG會以在2018年之前召開的核裁軍問題聯合國大會高級別會議為目標，為締結禁止核武器的條約，製造利於進行磋商的條件。
明年是戶田會長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的六十週年。SGI受該宣言啟發，積極參與無核武器世界的建設，多年來馬不停蹄地透過公眾教育，以博取廣大民眾對這目標的支持。我們堅信，禁止及廢除這類武器的運動，應由全世界的民眾萬眾一心地推動。世界各國與民間社會需要同心協力，落實屬於所有人的國際法。
去年8月在廣島舉行的國際廢除核武器青年峰會上發表的一份《青年誓約》中斷言：「核武器是過去的象徵，它對現在構成嚴重的威脅，於我們著手創造的未來不應存在。」（注57）
青年峰會由包括SGI在內的六個團體主辦，與會的青年代表來自二十三個國家。聯合國秘書長青年問題特使艾哈邁德•欣達維（Ahmad Alhendawi）也受邀出席。與會者一致宣誓，讓原子彈爆炸與核試驗倖存者的體驗人盡皆知、將其傳達給未來的世世代代、提升同儕對核武器的意識、守護人類共同的未來。
過後，當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於10月在美國紐約舉行高級別專題辯論會，討論裁軍與國際安全時，青年峰會的代表在一個周邊活動上匯報了峰會的工作成果。這場活動集中討論年輕一代在聯合國及自己的社區內到底可以採取些甚麼行動，為建設無核武器世界開闢一條新路。
希望今後能與志同道合的人和團體攜手合作，支持諸如此類的廢除核武器峰會的召開。《青年誓約》另一節提到：「廢除核武器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不會袖手旁觀而錯失廢除核武器的良機。我們青年在多樣性的基礎上團結一心，誓約必定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是『變革的一代』。」（注58）
只要這份由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在廣島發佈的《青年誓約》，在全球民眾的心中扎根，那麼任何阻礙都可跨越，任何目標都可實現。
所謂有志竟成，年輕一代在心中立下的堅決誓約，可以轉變這個世界，讓所有人的生命和尊嚴都不再受核武器威脅，大家都可以享受和平、活得有尊嚴。
青年是「變革的一代」，我們SGI立意要以青年的團結為基礎，為廢除核武器及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不遺餘力，全心全意打造一個「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