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創人本世紀——從地球抹去「悲慘」二字（2015年）
2015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紀念國際創價學會（SGI）成立四十週年，我想針對如何凝聚全球民眾的力量，共同推進和平與人道精神，藉此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提出一些個人意見。
未來取決於活在此時此刻的人們信誓的深淺。是人就有能力確保所有人，包括後世人，皆無須再面臨當下讓人受盡煎熬的痛苦。
自成立以來，聯合國在這七十年期間不斷拓展其活動範疇，處理著林林總總的全球問題。
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於2000年通過，其目的在於以2015年為完成目標期限，改善貧窮與飢餓人民狀況。而去年7月，可持續發展目標開放工作組（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發表了一份提案書，建議設立一套有深遠影響的新目標，以便從《千年發展目標》結束後到2030年為止，繼續推進始於該《千年發展目標》的事業。值得注意的是，提案書中「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窮」、「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所有人的福祉」（注1） 等項目，皆顯示了一種無一例外地要維護所有人尊嚴的承諾。
《千年發展目標》的推進取得極為可觀的成果，比如極度貧困人數減少了七億人次、男女童小學入學率的不均等問題已有所改善等。但是還有很多地區的情況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改善。了解到這點，開放工作組提議確立適用於「所有地方、所有人」的最低限度標準。我很高興見到這點，因為在以往的倡言中我也曾反復提到，作為2015年後發展議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新的國際目標需要確保無一人被遺漏的精神。
我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1900－1958）在見到人民於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注2）中飽受塗炭之苦時呼籲：「希望『悲慘』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世上任何國家任何人。」（注3）
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曾說：「正義是不分國家疆界的」（注4）。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反對軍政府政策，和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1871－1944）一起被收監的戶田會長也有同樣的確信。他認為，和平、安定、繁榮和幸福不是某部分人的特權。在朝鮮戰爭越來越激烈時，他感同身受地嘆息道：「這場殘酷的戰爭造成無數犧牲，因妻離子散而悲痛欲絕的民眾亦不計其數。」（注5）
他的行動是出於這種與民眾同苦，悲天憫人的精神。這是體現在他提出的「全球公民主義」之中。他主張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人都有和平幸福地生活的權利。其核心就是「要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的思想，也正是我們SGI支持聯合國，促進和平、文化、教育的源流。
無論是實現開放工作組的提案書中囊括「所有地區和人民」的概念，或是召集各方為此進行合作，這都是極其艱鉅的事。出於此原因，重溫《聯合國憲章》序言中無一例外地為「所有地方、所有人」所作的誓約顯得特別重要——「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以及「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
為了讓聯合國新的國際發展目標走上軌道，並讓「悲慘」二字早日從地球上消失，我要在此提出三個要點。
以人為起點的政治與經濟
首先是讓政治和經濟的焦點回歸到人的身上， 以剷除造成悲慘的因素。
去年8月，我為紀念戶田會長而成立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主辦了一個資深研究員會議。會議言及敘利亞內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糾紛、伊拉克與烏克蘭情勢、東亞地區日漸緊迫的形勢等，並討論使這一連串事態惡化的原因，以及就剛出現的一些令人感到樂觀的趨勢，和該如何讓這些趨勢有所增長等交換意見。
另外，除了探討如何強化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以及如何培養能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充滿創意和想像力的青年，會議更深入討論讓政治的焦點回歸到人的身上，並把削減人的痛苦置為政治的根本目的。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皆表明，維護基本人權是國家的責任，但可惜的是，國家往往是歷史上踐踏人性命和尊嚴的罪魁禍首。我曾經和會議主辦人、戶田和平研究所秘書長凱文・克萊門茨（注6）（Kevin Clements）博士討論過這個問題。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戰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完全沒有被捲入武力衝突的國家為數甚少。許多時候，人權和公民自由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被犧牲，增強國力遠遠優先於關注弱勢民眾。尤其在近年，極端氣候事件及其他自然災害頻頻發生，令無數人陷入突如其來的貧窮苦境。照顧這些人的需求是所有政治體制的首要任務之一。經濟領域亦如此。
兩年前，羅馬天主教會方濟各教宗曾經針對當前的經濟系統發表言論，備受矚目：「當一個無家可歸的老人死在街頭，這不是新聞，但當股市指數下跌兩點時卻是新聞，怎會這樣？」（注7）事實正是如此。人們經常只注意到經濟成長率等宏觀指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的生命、尊嚴和生活等被邊緣化而不受關注，而無論經濟活動有何強勁的表現，人們的日常掙扎是不會得到改善的。
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字出自希臘文「politeia」，此字具有「一國之民的角色」的含義。而中文的「經濟」一詞原本是「經世濟民」的縮寫。如今這詞彙的原意已經幾乎被人遺忘，今日政治和經濟活動的運作原理，似乎只加劇人們的痛苦。
在思考這問題時，我想起在早期的佛典中，釋尊以「Dharma」的概念來形容人類根本的生存之道。「Dharma」為梵文，語源是來自「維護、扶持之物」的「dhr」。漢譯佛典則把它翻譯為「法」或「道」。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必須擁有維護、扶持自己之物。日本佛學家中村元（1912－1999）將之解釋為，作為人應該追隨的道路或遵守的道理（注8）。
政治和經濟的型態會隨著時代而起變化，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是必然的，但也有非遵守不可的原則、不容忽視的標準。釋尊在其晚年的說法中，鼓勵弟子要時時遵此「Dharma」為為人之道，他還將「Dharma」比喻為「洲」。釋尊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倘若現實社會這片大地被洪水淹沒，「Dharma」這塊洲渚將是挽救眾生，供他們棲身的地方。再進一步擴大這層意義，就是政治和經濟在發生危機時，也有必要負起責任，為所有人，尤其是弱勢群眾提供安身之處，讓他們重拾生存的希望。
從民眾角度追溯政治的起點，就可發現那是源自平民百姓希望透過自己的一票，使社會變得更美好此近似祈願的心意。同樣的，經濟的源流，也可追溯到一般民眾希望透過工作，為社會盡一份力的期待。可是當政治規模變得龐大時，政策就不再反映大部分民意，這是所謂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經濟領域也有相同的狀況，在金融市場進行無節制的投機活動會損害實體經濟。
那麼要採納些什麼原則，才能杜絕這些不良趨勢，讓政治和經濟重返正常的軌道？
聖雄甘地贈給朋友的一段話，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請回憶起至今你遇到過最貧窮、最弱勢的人的面孔，然後問你自己，你現在想做的事對他來說會不會起到任何作用？」甘地規勸世人在作出重大決定時，要考量到其他與我們一同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到底陷足何種苦境，而不是一味附和什麼政治學或經濟理論。
我覺得他的想法與佛法的「中道」思想如出一轍。「中道」的「中」字含有「正中、符合」之意，「中道」並不單指排除極端的想法或行徑，而是經常捫心自問，檢討自己的言行舉止是否脫離為人之道，同時亦不斷地在這社會上留下自己生活的足跡。釋尊在闡釋「視『Dharma』（法）為『洲』」的同時，亦教誨人人應成為自己的安身之處。這或許就是「中道」的本義。那絕非鼓勵人去放任自己、為所欲為，而是要如中村元所說的：「依憑何時何地皆可引以為榮、高尚的真實自我」（注9）。
為那些受自己行為影響的人著想，反思落在自己雙肩的重大責任，這是顯現真實的自我，磨礪自己人性的途徑。在這反復不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深入探討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意義和角色，思考製造恰當的社會條件，使它重顯以人為本的本質。這就是「中道」真正價值所在。
在作出這樣的決定時，有時會被批評為悖逆社會與時代的潮流。雖然如此，違背信念就是「不善」，還會招致「大惡」令眾人受苦。這是創價學會牧口常三郎會長滿腔熱忱的主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政府傾往法西斯主義，實施思想統一政策，牧口會長的思想及言行與之截然相反。大約由1940年起，創價教育學會（創價學會前身）的聚會被特別高等警察監視，學會的定期刊物《價值創造》於1942年5月被令停刊，牧口會長本身於1943年7月被扣留且受到拷問。
資料顯示，牧口會長被拷問時作過如此言論：「有些人出於對世間毀譽褒貶的顧慮，只滿足於不行善亦不為惡，或行小善即可的生活。在極端的情況下，這可演化為只要不觸犯法律就可為所欲為的想法。我認為這些生活方式是謗法。」（注10）
一般來說，「謗法」是指違反和破壞佛教教義，但牧口會長是取這詞的廣意，泛指一切違背「為人之道」的言行舉止。環顧讓人嘗盡苦頭的政治及經濟活動，往往可以發現在其背後，有牧口會長所指責的，那種無視他人死活、急於自我正當化的風潮在作祟。只要有這風潮存在的一天，那麼無論社會在表面上顯得如何繁榮，這種「今日有酒我先醉，哪管他人明日悲」的自我中心態度只會招來更多悲苦，而這繁榮景象只是浮光掠影，並不會持久。
由於這態度在社會上普遍可見，讓政治與經濟重現以人為本的本質，使其活動焦點轉到「削減民眾痛苦」之上，來得特別重要。
這種動向也確實開始萌芽。例如已經有一百零十個國家設立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及其他機構所呼籲的全國人權機構。這些機構在致力建構維護人權、促進人權教育的法律制度。我曾於1998年的《和平倡言》中提倡各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NGO）結成有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共同探究這些機構該以怎麼樣的結構出現（注11）。
在經濟範疇，去年5月歐盟（EU）的十一個成員國同意一起實施新的金融交易稅。此稅收制度是汲取了2008年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全球經濟的教訓而設立，其用意在於抑制過度投機並且通過稅收來進行利潤再分配。這稅收制度有可能於2016年實施。我早於六年前的《和平倡言》中，已呼籲透過國際合作來實施這種稅收制度，以便為《千年發展目標》的推進籌集所需的資金（注12）。我建議各國展開有建設性的競爭，互相角逐為未來的發展推出新的想法和構思，而這樣的稅收制度可以成為其中一個競爭項目。在實現新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過程中，這更是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重新讓人成為政治和經濟的受惠主角，其中所需的最大動力，來自要決然守護人類共同未來的一般民眾的團結。牧口會長曾說，社會精神離不開個人，他也強調，個人的意識變革會擴散開來，成為新的社會精神（注13）。
我與和平學者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博士就社會變革的方式進行懇談時，博士對我說：「我一直深信，如果傾注全力協助社區每個人成長，那麼一個健全和平的世界是有望實現的。」（注14）她也強調，社會未來的動向，由人口中活躍於社會、關心社會的百分之五的人決定。換言之，這百分之五的人最終會改變整個社會的文化。這番充滿確信的話給了我莫大的希望。
由此可見，人數的多寡並不重要。能否讓政治和經濟的焦點回歸到人的身上，就看關注此事的民眾有多團結。在國內與國外，讓不希望見到任何人受苦的一般民眾都站在同一陣線上，是改變時代潮流的關鍵所在。
自強的連鎖反應
我想討論的第二個要點，是關於發掘人們超越並化解苦痛的能力。我想稱之為「自強的連鎖反應」。
在近數十年，極端氣候事件及其他自然災害在世界各地造成嚴重禍害，釀成無數人道危機，其中有日本阪神大地震（1995年）、印度洋大地震（2004年）、海地大地震（2010年）、東日本大地震（2011年）、侵襲菲律賓的颱風海燕（2013年）等等。據聯合國統計，在2013年，全球共有兩千兩百萬人由於自然災害影響而流離失所。統計還指出，這比因武力衝突而流離失所的人要多出三倍（注15）。
我本身也體驗過失去家園的深切悲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家由於父親體弱多病，兄長們又相繼被徵召入伍，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賣掉老家。搬到新地方，又在國家防止空襲燃燒的理由下被拆掉。搬到下一間房子又馬上被燃燒彈炸毀。
因為有過這些經歷，我能切身體會那些失去心愛的人、被迫離鄉背井的人所感受的悲哀和痛苦。這種悲痛等同於失去自己存活的世界之苦。我認為真正的重建和復原，是讓所有災民找回希望，重新點燃活下去的意志。為了達到這目的，來自社會不間斷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
其實這種失去安身立命之地，或喪失歸屬感的情況處處可見，只是沒有如災害或武力衝突時來得顯眼。就日本的情況而言，據估計每五名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士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狀態，而每六名孩童中，就有一名由於貧窮而三餐不繼（注16）。大部分人除了面對經濟困難之外，還得飽受遭社會孤立之苦。
在思索如何解決這問題時，美國政治哲學家馬莎・C・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博士的真知灼見可以給我們提供參考。博士指出，社會契約說（注17）的傳統概念，沒有把老人、孩童、婦女以及殘障人士的情況考慮在內。她提到，其中一個原因是功利主義：「某一個人的極大痛苦和悲哀，可被多數人的好運抵消。這裡忽視了一個重大的道德事實——一個人只有一條命可活。」（注18）
努斯鮑姆博士呼籲，拋卻至今把互惠互利看成社會唯一運作原理的觀點，重新建構一個以人的尊嚴為本、不排除任何人的社會。她也指出，任何人都有可能因生病、衰老或遇意外而需要他人的照顧，所以人人皆應以當事人的身份，來思考新的社會方針此問題。
努斯鮑姆博士的論點有許多與佛法相通的地方——兩者皆著重於探討如何面對生老病死這四個人生必經的階段。四門遊觀（注19）的佛教典故廣為人知，這裡刻劃出釋尊出家修行之前的心境。與衰老、生病等現實相比，更令釋尊心痛的是，人們必須獨自面對這些痛苦。許多人不是孤獨死在街頭，就是臥病在床無人照顧。在見到人與他人失去聯繫，獨自一人飽受痛苦時，釋尊似乎特別感到悲慟難熬。
實際上，釋尊在講授佛法之餘，還親自去照顧那些孤立無援的老人和病人，並嚴厲地告誡弟子們不要視而不見。佛典有云：「應時得友樂」（注20）。無論是患病或是衰老，生命的尊貴不會改變。雖然如此，若與外界隔絕，或原本的自己不被他人接受，人們往往會痛苦不堪。釋尊無法對這種情況坐視不理。
大乘佛教的緣起法理，指出生命與生命交錯所產生的關聯性，形成了這世界的森羅萬象。能意識到這種關聯性，就能把生病、衰老等痛苦經歷，轉化為使自己和他人人生更顯尊嚴的契機。儘管如此，假如只從理論上去了解這關聯性，那是無法帶來任何有意義的改變的。
誠如日蓮（1222－1282）（注21）所說：「人向鏡中禮拜時，則鏡中又向己禮拜矣」（注22），明白到他人的尊嚴和自己的尊嚴同樣難能可貴，需要珍惜時，這種良好關係才會產生。就是在這種能同甘共苦的關係中，才能激起彼此活下去的勇氣和意志。
以提倡「認同」（identity）概念聞名的心理學家埃里克・H・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1902－1994）提出與緣起論相同的論說：「在這裡，一起生活並非指偶然地在近距離生活。那意味著互相參與彼此人生的各個階段，就如齒輪相吻合那樣，在推動他人的同時，也被他人推動。」（注23）
我要一邊參考埃里克松的論說，一邊深入討論緣起論的無限可能性。那就是，讓身負苦痛的人發奮圖強，使自身生命尊嚴發放光輝，照亮社區和社會。
我首先想談一談埃里克松「成熟的人需要得到他人需要」的論點（注24）。我是如此理解這句話：無論自己處於任何狀態，當感到有人需要自己時，就會產生要回應對方的意願。這意願會喚出生命與生俱來的潛力，化為讓人性尊嚴發放光芒的能量。
這令我想起剛才提到的埃莉斯・博爾丁博士的晚年生活。在博士去世的數年前，數名SGI代表去拜訪她，已過八旬的博士對他們說，雖然已經沒有足夠力氣去寫書，但還能夠為朋友和後進寫點序言等，無論有多少要求，都很樂意去滿足他們。
即使後來患病住進養老院，她每天依然在思考自己在能力範圍內能做些甚麼。她對來探訪的學生克萊門茨博士說，微笑、稱讚他人、感謝醫療人員的關心，都能讓周圍的人感到幸福。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刻，她仍舊像過往在家中款待朋友一樣，以美好熱情的心來款待前來探望她的人。
博爾丁博士的例子顯示，無論處於何種情況，只要與他人保持聯繫，就能讓周圍的人享受真正幸福快樂的時光，而自己的人性也會更加熠熠生輝。這些生命片段，會保留在自己和他人的心中，成為自己存在於世的證明。在我看來，這高尚的生命光輝，正是一種無論情況如何皆堅持發揮的自強之力。
埃里克松的另一個論點是，人有能力重塑人生的意義，這能力不但可以阻止悲傷擴大，還可打破起自悲傷的惡性循環。人生不能回到過去重新起步，但如果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那麼過往的經歷會添上新的意義。埃里克松認為這代表了一種希望。
SGI的信仰活動是那樣的場所。人們在活動中分享自己的體驗，其他參加者可以從中加深確信。SGI舉辦座談會的傳統，是始於牧口會長的年代。
人們在座談會上談到自己如何尋獲幸福、找到生命的意義，他們也敘述喪失親人的痛苦、患病的經歷，談到所遇到的經濟困難、工作與家庭問題，以及分享遭到歧視、面對偏見的體驗。在那裡，人們可以共同體會到，每一段人生歷程都有其重量而且是不可代替的。人們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分享彼此的體驗，並且從他人克服痛苦的奮鬥中得到鼓勵。
分享體驗的人會意識到，這些體驗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個里程碑，今日的自己由這些里程碑疊砌而成，人生今後的成長和前進，亦靠這些經驗為其提供動力。對聽者而言，他人的體驗可以給自己帶來勇氣，使自己有能力面對眼前的問題和挑戰。如此以同理心為起點的「自強的連鎖反應」，是我們信仰活動的核心。
我要強調的是，當一個人在痛苦的深淵中發掘到人生的意義，他的人生經歷會給其他人造成深遠的影響。他們的體驗可以跨越國界和年代，為許多人帶來希望和勇氣。
埃里克松從甘地的一生，看到一個忠於自己的哲學、以身作則的楷模，還親自為他書寫評傳。埃里克松如此描述聚集在甘地跟前的青年們：「這些年輕人才華出眾，他們的性格似乎都有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由早年起就特別關心那些被遺棄、欺壓的人。他們的關心範圍最初為自己的家庭，但後來變得越來越廣，程度也越來越強烈。」（注25）這與甘地本身行動背後的動機相同。他在年少時遭人歧視的經歷，促使他先在南非投身當地的人權奮鬥，後在印度發起非暴力運動，為印度爭取獨立。甘地最大的心願，是見到全人類一人不漏地從欺壓中得到解放。他的強烈熱忱感染了與他一起行動的青年。
甘地逝世後，他的精神仍照亮著後世，指引那些為守護人的尊嚴而奮鬥的人，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博士和南非前總統曼德拉（1918－2013）。我於1995年7月和曼德拉前總統見面時，我們談到了他為了紀念甘地一百二十五歲冥誕，為一本學術雜誌寫了一篇談論甘地入獄經歷的文章。我當時也曾為該雜誌投稿。曼德拉前總統寫道：「在本世紀的開頭，身為囚犯的甘地也忍受過相同的苦頭。雖然時代相隔，但由於同樣地有過入獄的經歷、曾與不公正的法律奮鬥、面對過希冀和平與和解的理想遭暴力威脅的事實，我們之間有著某種聯繫。」（注26）
甘地披荊斬棘地奮鬥過來，這對曼德拉前總統來說無疑是一種精神的支撐，幫助他抵受二十七年半的監獄生活而堅貞不屈。
半個世紀前，我開始執筆寫長篇小說《人間革命》，這部小說的核心主題為：「一個人偉大的人性變革，將能轉換一國甚至全人類的宿命。」這主題表達了「自強的連鎖反應」思想。「自強的連鎖反應」的可能性無可限量，它不只超越國界的阻隔，也超越時間的限制，把來自不同年代的人聯結起來。
擴大友誼，終結戰爭
我要討論的第三個要點，是關於超越差異，擴大友誼圈子，構築共生的世界。
近年，糾紛和衝突的性質出現了巨大的變化，這是令人擔憂的趨勢。首先是越來越常見的「內戰國際化」現象，即發生在某個國家的衝突，由於其他國家或集團的介入而蔓延到國際舞台上。敘利亞的內戰就是因為這緣故，而無法達致任何停火、和平協議。
另一個趨勢是軍事目的的逐漸轉變。根據德國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威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戰爭論》中提出的定義，戰爭的目的是強制對方服從自己。不過現在的重點卻在於殲滅被視為敵人的一方。在發生衝突的地區，用遠程武器來攻擊孩童或其他平民已經不是罕見之事。這種殺無赦的軍事行動漠視敵方的人性，也不顧對方生存的權利。最終會出現甚麼後果，光想想都讓人不寒而慄。
由日新月異的武器科技，再配上這種殺無赦主義所能引起的恐怖後果，不僅違背國際人道法，更是與「為人之道」背道而馳。
去年聯合國開始討論「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統」（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亦被稱為「自主機器人殺手」）。我們有必要清楚地意識到，世界正處於戰爭全面自動化的門檻上。
同時也要注意到，這種殺無赦主義不是只在發生衝突的地區才能見到，它已在世界許多地方落地生根。2013年12月，聯合國推行了「人權先行」倡議（Human Rights Up Front initiative），其主旨在於迅速處理個別的違反人權事件，以防這些事件升級為大規模的殘暴慘劇或戰爭罪行。
在很多國家，仇恨性言論（hate speech）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雖然這不是像仇恨性犯罪（hate crime）那樣直接傷害人的身體的暴力行為 ，但同樣出自有意傷害對方的惡毒居心。那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假如這種基於歧視的暴力或欺壓事件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但是，當這些事情發生在其他人民或族群時，就會有認為受害者咎由自取之人出現。
為了避免事態繼續惡化，我們首先要拋開這種群體心理，盡量製造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在考慮這問題時，我認為大乘佛典《維摩詰經》中舍利弗和天女的故事很有啟發性。
文殊受釋尊之託去在家信徒維摩詰家探病，舍利弗也與他同去。探病中，文殊和維摩詰深入討論佛法。談話達到最精彩部分時，在場的天女把花散在眾人身上以表示她心中的喜悅。花朵也落到舍利弗身上，但舍利弗認為自己是修道人，與此不相襯，嘗試把花拂掉卻拂之不去。看到這樣的情形，天女指責舍利弗說「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指出舍利弗的心受這種執著束縛，令他不能拂掉。
舍利弗雖然明白此道理，但仍然喋喋不休地質問天女。對此，天女以神通力把舍利弗變成天女，而自己化身為舍利弗。對於驚訝不已的舍利弗，天女繼續曉諭他不應囿於這種區分他人的心理，然後再把互相恢復原狀。經過這場爭執，舍利弗深深明白到，自己不應執著於外表外觀，任何存在本來都不具有固定的特性。
我認為這故事中最重要的情節，是舍利弗和天女互相變成對方的地方。這令舍利弗首次感受到自己看人的眼光是如何傷人的，也令他了解自己的過失。
在這個全球化時代，跨國越界越來越普遍，很多人，無論到國外旅行或居住，都有可能從他人的眼眸中，感受到自己曾在無意間向造訪自己國家的外國人所投擲的歧視目光。正因如此，花功夫去理解對方的立場，或嘗試從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都異常重要。
一旦缺乏這樣的努力，特別在關係變得緊張的時候，自己對和平、正義的理解，往往會成為威脅他人性命和尊嚴的利刃。故事中舍利弗與天女變成對方的一幕給了世人一個重要的啟迪，鼓勵人要破除成見，積極地從他人和他們家人的角度，去體諒他們到底在面對甚麼樣的問題和威脅。
本來當釋尊差遣舍利弗去探訪維摩詰時，他最初是不願意去的，後來陪同文殊去到維摩詰家時，又顧忌自己沒地方坐。維摩詰的情況恰好相反，當被文殊問及生病理由時，他回答說：「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他還對來探病的客人說，假如關心他的病，就應該關心其他患病痛苦的人，鼓勵他們。由此可見，與只為自己的事操心的舍利弗相比，維摩詰的心是不分彼此地繫在所有受苦之人的身上。
如果從《維摩詰經》的角度來觀看今日的世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和平與正義是人人皆應享有的公共利益，但如果為逞私心而將其區分為自己的專利，那麼就有正當理由向與自己對立的一方施予暴力和欺壓。
增進人類的團結，讓更多同樣關心全人類所面對的威脅，如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極端氣候事件，或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等問題之人都站在同一陣線，這是讓人類消除痛苦的關鍵。
以對話來擴大友誼的圈子，增進人類的團結，這是每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辦到的事。過去我曾和印度尼西亞前總統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1940－2009）就伊斯蘭教和佛教進行對話。瓦希德前總統說道，不管來自甚麼民族、文化或歷史背景，對話給人賦予一張「人的面孔」。通過會面和反復對話，人們可以深入了解彼此的人生歷程。一個人的種族和宗教背景是那個人的重要特徵，我們必須了解和尊重這點，但卻不可讓這成為與人會面或對話時唯一談到的話題。在對話中產生的認同感和信賴，可以說是兩個生命在交流中共同譜寫的玄妙樂曲。這才是友誼的真正價值及意義。這便是歷史學者阿諾德・J・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博士所說的：「這些真實世界的情景，閃耀著難以估計的價值。」（注27）
當我們不再執著於自己本身的特徵，而把焦點放在對方熠熠生輝的人性上時，友誼就會油然而生。自四十三年前與湯因比博士對話以來，我有幸和不同種族、宗教和國籍的世界領袖和有識人士就人類的未來進行對話，建立了一段又一段寶貴的友誼。
SGI會員亦通過這樣的一對一交流，擴大友誼的圈子。為了把基於排他主義的「戰爭文化」，轉化為將差異稱頌為人的多樣性、誓要維護彼此尊嚴的「和平文化」，我們更將全力以赴。
我們推進教育文化交流，為各國各地區的人民提供一個會面、相互信賴和加深友誼的平台，期待這樣的深厚友誼在國家關係趨於緊張狀態時能防止仇外主義的萌生。希望我們的努力可幫助建構一個不受群體心理等不良因素影響的堅韌社會。以往，即便國家間政治或經濟關係處於冰封狀態，我們仍鍥而不捨地確保對話和互通消息的管道不會封閉。我們的努力迄今已相傳了好幾代人。
我於1963年成立的民主音樂協會，去年開設了民音音樂博物館附屬研究所。民主音樂協會於這半世紀，和一百零五個國家、地區的藝術團體和文化機構交流。結合這五十年的經驗，該研究所會探求如何通過音樂、藝術等文化力量去構築和平。
另外，各國和地區的SGI組織也積極推進文明間和宗教間對話，期待透過這些活動，為各方提供機會分享彼此的經驗，尋找打破仇恨與暴力惡性循環的方法。我們以化解人類的痛苦為出發點，參與各類專題討論，嘗試發掘並綜合各文化和宗教傳統的智慧，找出於解決問題所需的倫理和行動規範。
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韋爾（Václav Havel，1936－2011）發表於1996年的一席話引人深思：「在下個世紀，歐洲唯一最具意義的任務，就是透過其優良精神傳統，盡其所能讓整個區域再顯朝氣，並創意十足地塑造一個全球共生的新形式。」（注28）如果把這席話中「歐洲」一詞，理解為「各國的文明和宗教」，那麼哈韋爾前總統的話就彷彿在形容我們SGI一直在推進的對話模式。透過對話，各精神及宗教傳統可以互相啟迪，分享彼此最崇高的精神能量，而且我們也可以磨練自己的人性使之趨向完美。對話還鼓勵我們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與他人共同行動。
SGI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規勸人們不可與暴力欺壓沾上關係，要發揚共生的精神，建設一座和平不戰的堡壘。我們為了「不讓自己不願嘗到的痛苦落到他人身上」此共同目標，全力促進人類的團結。
剛才提到的《維摩詰經》有一個描述全世界被一塊寶蓋覆蓋的場面：「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
當時在釋尊跟前聚集了五百名青年，人人各持一塊寶蓋。他們的寶蓋在釋尊神通力的驅使下，砌成一塊覆蓋整個世界的巨蓋。這巨蓋代表了青年們期待創建一個和平與共生的社會的心願。青年們手中的寶蓋並非只為阻擋他們本身的日曬雨淋。他們來自各地，生活也各不相關，但都超越了一切差異，同德同心地創造出這龐大無比的寶蓋。在我看來，這巨蓋的比喻精妙絕倫地闡明，在團結一心的情況下，人類所能夠展現的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
聯合國即將採納的以2030年為期限的新國際發展目標，不正代表了如此團結一心的精神嗎？那是一種要維護全球人類的性命和尊嚴，令所有人無須再面臨任何威脅和悲慘的決意。有了如此精神，發展目標才有望實現。
聯合國的「創造性進化」
為了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我認為不能再墨守以往的想法，急需想出一些創新的方法來推進。以下是我一些具體提議。
回顧聯合國近七十年的歷史，我想起了第二任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在其1960年度報告上所寫的一段話：
「聯合國是我們這世代的政治環境所創造出的有機產物。而同時由於國際社會在其中實現了政治的自我意識，假如國際社會能有意義地利用聯合國這個組織，就能對聯合國創造出的政治狀況有所影響。」（注29）
聯合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集合體，必然會受到各種制約和限制。儘管如此，國際社會的自我意識是由聯合國孕育下形成的，這正是聯合國在達成其本來使命所需的動力。
聯合國為了實現其憲章所表達的精神，推出了各項任何國家也不能動搖的原則，這對各國的政策有著極大的影響。《世界人權宣言》是一個好例子。
曾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法國哲學家雅克・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說即使大家在理論上持有相反立場，也能夠實際上達成協議列出一套人權規範。假如缺少了聯合國從中提供強而有力的平台，參與起草的各方不可能超越意識形態與文化上的差異達成共識。（注30）
聯合國這些年提出了如「可持續發展」、「人類安全」等概念，又策劃各項「國際年」和「國際十年」，讓全世界更加關注這些緊急課題，並且還帶領國際社會對向婦女施暴、童工等這些在一國之內很容易被忽視的嚴重問題採取應對措施。
人們的性命與尊嚴受保護的程度在逐步上升。國際社會在這眾多問題上取得疊加共識的趨向，而那些受壓迫的人所面臨的問題也已備受關注。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法的管轄範圍由國家擴張到每個人，相信這是非聯合國就無法扮演的角色。
聯合國目前在準備通過一個比《千年發展目標》內容更具深度的新目標。正如哈馬舍爾德秘書長曾呼籲「要卸下一如既往的觀念與行事作風的盔甲」（注31），國際社會應齊心合力促成聯合國的「創造性進化」。
聯合國於2014年6月在肯尼亞內羅畢召開的聯合國環境大會（UN Environment Assembly）或許是個開端。會議目的在於討論改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所有會員國皆派遣代表出席，許多與會者是活躍於環境問題領域的民間社會團體代表以及企業界人士。
解決全球問題有兩個必要條件，其一是所有國家的參與，其二是聯合國與民間社會的密切合作。這是我的一貫主張。不單是環境問題，在面對所有威脅人類性命和尊嚴的課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共同行動是不可或缺的。我認為這是使將迎來七十週年的聯合國實現「創造性進化」的關鍵。
鑑於聯合國的使命，我想就以下急需「聯合大家共同行動」的三點提出我個人的意見，以便從人類的詞彙中抹去「悲慘」二字。
一、維護流離失所者與國際移徙者的人權
二、禁止和全面廢除核武器
三、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維護難民的人權
有關第一點「維護難民與國際移徙者的人權」的共同行動，我提議在今年秋天聯合國大會準備通過的新國際目標中，加進「維護所有難民與國際移徙者的人權和尊嚴」這一項目。
上面也已講及，我恩師戶田會長之所以呼籲要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是因為他看到1956年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許多難民飽受塗炭之苦的情形。
把二十世紀稱為「難民世紀」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曾警告說：「當一個人無法理所當然地居留在他出生之地，或非出己願地要選擇離開時，那麼他所面對的，是比他享有自由與公正的公民權受到威脅更加嚴重的問題。」（注32）
他們完全喪失了構成人的尊嚴最基本的「自己生長的世界」，完全喪失了人權，這種悲慘正是難民們痛苦的根源。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HCR）最初於1950年成立時，不過是一個暫定的機構，主要目的是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歐洲難民。後來發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導致大批難民出現，而亞洲、非洲及其他地方也相繼發生難民問題，使該機構的任期不斷被延長，直至2003年，聯合國大會才通過一項決議案，把任期延長到「直至難民問題得到解決」為止。（注33）
至今，UNHCR致力協助難民，為他們作出極大貢獻，我們SGI也在各方面盡力提供支援。
但是今日的世界越來越混亂，難民問題也越來越棘手，逃亡外國的難民、在自己國內顛沛流離的人，以及尋求庇護的人多達5120萬人次，其中過半數未滿十八歲。（注34）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被迫離鄉背井超過五年的「長期難民」情況。他們佔了受UNHCR支援難民的半數以上，而且他們成為難民平均已有二十年（注35）之久，這意味著他們的子孫輩也同樣地過著政治、經濟和社會動盪不安的生活。
無國籍人民的問題同樣令人感到震驚，據估計世界上有約一千萬人受這問題影響。（注36）沒有國籍就被一切醫療保健和教育制度拒於門外。為了守護家人的安全，有些人甚至不得不隱蔽身份國籍暗地裡過活。而且越來越多為逃避人權壓迫或暴力而離開家園的父母的孩子，一出生就因得不到出生證明而淪為無國籍人民。UNHCR從2014年11月開始推行了要在十年內消除這無國籍人民問題的運動。
牧口會長於其1903年著作《人生地理學》中提出人的三種自覺：一、紮根於社區的「鄉民」自覺；二、立足於國家社會生活的「國民」自覺；三、意識到自己與世界息息相關的「全球公民」自覺。
牧口會長強調，人要同時擁有這三種自覺方可發揮其多面的可能性，並生活得豐富多彩。
從這點來看，長期難民和無國籍人民被剝奪的，不單是以一名國民的身分參與自己國家社會生活的機會，也包括在社區內和鄰居們交往，以及和其他國家人民為了營造自己理想的世界而聯手行動的機會。
假如要體現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所指望的包涵「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全面性，那麼把消除這些人的痛苦，定為聯合國創造性進化的主要目標是勢在必行的。這完全符合《世界人權宣言》極力主張的「普遍性人權」宗旨。
除了上述的難民問題，我們還急需解決影響2億3200萬國際移徙者的人權問題。
在經濟長期不景氣、社會日益動盪不安的國家，外來勞工往往不受當地人歡迎，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甚至會受到歧視和排斥。正因為如此，受正規僱用的機會，以及受教育、享有醫療服務等權利受到大幅度限制，即使在生活上受到不當待遇也不會得到社會的關注。考慮到外來勞工和其家屬被邊緣化，而感到孤立無助的問題不斷加劇，聯合國已展開行動，嘗試糾正這樣的誤解和偏見。於2013年10月的國際移徙與發展問題高級別對話（High-level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上，各國政府同意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應該反映國際移徙對發展的重要性。
但是我認為這樣依然不足夠，除了從發展的角度看待此問題，還有必要把維護外來勞工及其家屬的尊嚴及基本人權，明確地列為該目標的其中一個項目，並強調要消除他們所面臨的苦境。
現有的國際移徙保護對策需要被加強，這包括早於1990年12月通過卻只得到少部分國家簽署的《移徙工人公約》（注37）（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以及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的確保「體面勞動議程」（Decent Work Agenda）。
我還想進一步提議設立讓同屬一個區域的鄰近國家合作，來改善難民處境的機制。收容為數眾多難民的區域特別有此需要。
近年來，除了武力衝突，天災和異常氣候等也是造成大批難民出現的原因。關於這問題，我想特別提一提為了2016年於伊斯坦布爾舉行的世界人道主義峰會（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而於各地區展開的磋商會議。舉辦峰會的目的是為了商討對策，讓全球社會更易於合作，共同化解糾紛、貧窮、天災、異常氣候等所引發的人道危機。
於2014年在東京召開的磋商會議著重討論應對災難的策略，再三指出確保受災戶有機會在人道救援中扮演關鍵角色、令他們自強起來以便活得有尊嚴的必要。
這也是我們SGI在參與災區的重建工作時最重視的一點。身心飽受創傷的人，最能體會處境相同的人所受的苦。如此以人的同理心為基礎的社會體制，可以為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援，激發他們勇於邁步向前的意志力。
聯合國第三屆世界減災大會將於311東日本大地震四週年的今年3月在仙台舉行。作為其關聯活動，SGI會與其他團體一同主辦以「透過減少災害風險的合作加強東北亞地區的韌性」為題的會議。屆時來自日本、中國、韓國的民間社會代表會出席，與會者將討論如何加強減災、重建等領域的合作。同時，東北地區的創價學會青年會員也會主辦一場以「減少災害風險，著重青年在災後重建中扮演的角色」為題的論壇。此外，我們也會參加多項為探討以信仰為基調的組織於減災方面的角色而召開的會議。
這些活動的重點是商討如何讓災民自強，使其成為增強社會韌性的主體。這與因長期化難民人數不斷上升，而需要確保難民尊嚴與人權受到維護的問題是同樣重要的。不管遭遇人道災難的人所受的苦出於何種原因，其本質是一樣的：他們被迫離鄉背井，人生與生活的基礎遭摧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才可讓他們重新燃起希望。
現在百分之八十的難民由發展中國家收容，在非洲採取措施來處理長期化難民的問題顯得特別重要。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注38）（ECOWAS）正在嘗試建構一個區域性的合作框架。
某個調查作出了如此推斷，引人深思：作為應付長期化難民問題的對策，一些地方推行了「實際融合」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實際融合」有如下的特徵：一、沒有被強制遣返的危險；二、不被強迫住進難民營；三、無需依靠援助來維持生計；四、享用當地的教育、職業訓練、醫療制度；五、通過慶弔儀式融入收容國的社會。調查指出，「實際融合」正在非洲的一些農村實施。（注39）
ECOWAS部長理事會於2008年主張，讓難民享有與ECOWAS加盟國公民沒有區別的待遇。響應此主張，棲身在尼日利亞及其他國家的難民得到出生國所頒發的護照，讓他們的地位由難民轉為外來勞工，也給了他們在收容國定居的機會。
我的朋友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Wole Soyinka）曾說：「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才是正義的根本。」（注40）
非洲自古以來盛行人民交流，對不同文化的人也包容接納。我認為這種精神，是解決難民問題的關鍵。
五十五年前我首次訪問聯合國時，看到許多獨立不久的非洲國家代表意氣風發地參加議論，這情景讓我印象深刻，也使我確信二十一世紀是非洲的世紀。
如曼德拉前總統的人權奮鬥、環境活動家馬塔伊博士的植樹造林運動等，這些象徵著人類冀求的「和平與人道的二十一世紀」將要落實的偉大挑戰，都是從非洲發起的。
儘管困難重重，非洲各國仍然嘗試透過區域性合作來處理難民問題。在聯合國即將通過新的《國際發展目標》之際，非洲所積累的智慧與經驗，可以如南非反種族隔離制度鬥士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所說的那樣，「給世界一張有人性的面孔」（注41）。
我希望見到收容眾多難民的亞太地區，以及因敘利亞內戰等問題而難民劇增的中東地區等向非洲看齊，加緊區域性合作。
作為一個關鍵步驟，我想建議收容難民的國家與鄰近諸國合作，採取行動促使難民自強。更具體來說，我建議在區域性合作下設置國民和難民都通用的自強體制，為全體難民和收容國的青年和婦女提供教育和就業援助。這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難民支援體制，難民可以透過這樣的體制與當地民眾加深聯繫，整個區域會因此變得更具韌性。
廢除核武器
第二點就是為了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共同行動。
聯合國成立後大會首次通過的，是關於原子武器的決議。在草擬《聯合國憲章》的期間，原子武器的存在還沒有被公諸於世，所以議論只集中在安全而不是裁軍的問題上。該憲章於1945年6月制訂，約一個月後，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有關這事件的新聞傳遍世界各地，世人為之震驚，迫切期待聯合國會對此前所未有的挑戰作出反應。
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表明要毫無例外地完全廢除這類武器：「摒除國防軍備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為廣大破壞之主要武器。」（注42）
雖然這呼籲因冷戰局勢緊張而幾乎被淡忘，但於1950年推行的《斯德哥爾摩宣言》簽名運動（Stockholm Appeal）招募了上百萬的簽名，據說對不在朝鮮戰爭中使用核武器的決策起了一定的影響，而隸屬東西兩方陣營的科學家們也於1957年成立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以應對來自核武器的威脅。這些民間社會所展開的行動，為訂立一個管制核武器的國際法律制度鋪路，再加上1962年把全世界推到核戰爭邊沿的古巴導彈危機所帶來的教訓，《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終於在1970年問世。
簽署NPT意味著作出承諾，要真誠地促進核裁軍，以完成聯合國自創建以來開始推行卻尚未完成的計劃。NPT至今已經過了四十五年，但仍然未能達成消除核武器的目的，連核裁軍也停滯不前。
呼籲建設「無核武器世界」的行動近來出現了新形態。去年10月，一百五十五國和地區簽署了《關於核武器的人道主義後果聯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the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Weapons），聯合國約八分之八十的會員國藉此明確表示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允許使用核武器。
另外，從2013年3月於挪威奧斯陸舉辦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義影響會議（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到分別在墨西哥納亞里特州，以及上個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的國際會議，這三個近年召開的主要國際會議皆以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人道主義影響為主題。
我認為在這一連串的會議所驗證的事實中，以下三點尤其重要：
一、任何國家或國際機構，都不可能充分地應對引爆核武器後最初所導致的緊急人道主義事態，並為受影響的人提供足夠的支援。
二、引爆核武器所導致的衝擊不會受到國界的限制，它會帶來長久的毀滅性效應，甚至可能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三、引爆核武器所導致的間接效應包括阻礙社會與經濟發展，破壞生態系統，而且這些效應會集中在貧窮弱勢族群的身上。
於維也納的會議，美國和英國代表首次參加，兩國對圍繞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而進行的議論公開表示理解。這說明使用核武器的後果是誰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即便是有核武器國也不例外。
但是一旦牽涉到今後該何去何從的問題，意見就開始分歧。參加會議的大部分國家都贊成，為了迴避使用核武器的毀滅性後果，唯一的確切方法是消除該武器。而另一方面，有核武器國和其盟國仍舊堅持核威懾政策有必要延續下去，而無核武器世界是要逐步實現的。
儘管這兩個立場之間似乎有道難以跨越的鴻溝，但其實雙方皆佇立在同一個岩基上，那就是對核武器災難性後果的顧慮。簽署《共同聲明》的國家與沒有簽署的國家皆持有同樣的顧慮。重要的是，要以這份顧慮為我們的出發點，尋找該展開些甚麼共同行動，來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
理解到這一點，有核武器國不可不考量到，所採取的措施不只是要讓自己國家和同盟國家，而是要讓所有國家皆無需面臨這種一發不可收拾的慘禍。在此，我想從多個角度檢討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談一談其破壞力以外的特徵。正是由於這些特徵，核武器跟其他類型的武器在本質上有所區別。
首先要考慮的是，核武器所造成的衝擊有多嚴重，即這類武器於瞬間能毀滅多少東西。
我對維也納會議的結果報告和摘要（Report and Summary of Findings of the Vienna Conference）中的一段話深有同感：「與否定人性、現在誰也不會接納的拷問問題相同，使用核武器所帶來的慘禍不只是個法律上的問題，也必須從道德上予以判斷。」（注43）這正是我恩師戶田會長在冷戰局勢越來越緊張、核軍備競賽日益激烈的1957年9月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中最想強調的一點。
戶田會長說：「現在世界各地展開禁止核武器、原子彈實驗運動，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隱藏在其背後的魔爪摘除掉。」（注44）
佛法指出，對人的尊嚴構成最大威脅的是「他化自在天」，那是一切生命皆具備的根本迷惘，是一種把人貶為微不足道的存在、把生存的意義剝奪的生命狀態。
戶田會長指出，潛藏在核武器深處的是這種極端的邪惡性質。故他主張不能只止步於禁止核實驗，並駁斥了以眾多民眾的犧牲為前提的核威懾邏輯。這是從根本上消除核武器威脅的方法，在維護世人生存權利的名義下，我們必須鍥而不捨的將之實現。
在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此設立於戶田會長發表宣言同年的組織中，曾多年擔任舉足輕重角色的約瑟夫・羅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博士作過如此評價：「處理核武器問題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法律上的處理方法，另一種是道義上的處理方法。作為宗教人士的戶田先生選擇了後者。」（注45）
對於嚴刑拷問，已經確立了於任何情形下也不能把它正當化的嚴厲禁止規範，同樣的，核武器的問題也理應從道義的角度來處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緊隨美國之後，成功地研發了核武器，之後英國、法國、中國等也相繼成功。NPT生效後，核武器擴散之勢仍有增無減。全球核武器對峙的僵局已經被國際社會視為不可改變、無法動搖的事實。那是實施核威懾政策所造成的後果。核威懾說白了就是「殲滅敵方的人民」和「讓自國也承受沉重損害」的邏輯。
正如戶田會長所指出，核武器的危害不分「敵我」，於一瞬間殲滅社會和文明所造就的一切，抹去每個人曾生存過的跡象，奪走所有事物的存在意義。
田邊雅章目前在推進一個嘗試透過影像，反映廣島遭原子彈轟炸前原貌的計劃。他說：「無論使用何等先進的CG技術，有些東西是絕對無法復原的。」（注46）他一語道出事物一旦被毀，就無法復原的事實。
一個籠罩在核威懾政策陰影下的世界，是個隨時都有可能被殲滅的世界，在那裡，一切都顯得脆弱不穩定。這種反常的狀態是造成虛無主義萌生的溫床，人類社會和文明會被其嚴重腐蝕。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2014年12月的維也納會議上，與會者談到只要有核武器存在，就必然存在由於人為錯誤、技術缺陷、網絡攻擊等而導致「偶然性核彈引爆」的危機。然而這問題並不在核威懾理論的預料範圍內，核威懾政策並沒有把這問題列入應考慮事態，而且危機的大小與採用核威懾政策國家多寡成正比，越多國家採用，危機就越大。
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發生之際，美蘇首腦花了十三天時間來化解危機。但是，假如一枚裝有核彈頭的導彈在偶然或意外的情況下遭發射，導彈僅需十三分就可抵達攻擊目標。逃命和疏散的機率渺茫，受攻擊的城市和其民眾會毀於一旦。
不管人們為了享有幸福人生而付出多少心血，也不管文化和歷史如何長年累月地發展至今，一切在那一瞬間都化為烏有。這溢於言表、違背常理至極的地方，正是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質，假如只透過數據來檢視核武器驚人破壞力，是不易察覺得到的。
接著我想談論核武器的第二個非人道特徵——持續研發核武器和使之現代化會促成一種扭曲格局。
在維也納會議上，核試驗的影響首次成為受討論的議程。
日文的「被爆者」（hibakusha）（原子彈爆炸倖存者）一詞，已成了世界的通用詞彙，現被用以形容所有苦於核武器輻射能之人，其中也包括受到世界各地超過二千次核試驗影響的所有人。
據估計，馬紹爾群島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於過去進行核試驗的十二年間，每天都要忍受威力相等於1.6個廣島型原子彈的炸彈轟炸。（注47）事實證明，標榜可以制止使用核武器的核威懾政策，實際上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是說，靠威脅來震懾威脅的核威懾政策激發了一場核軍備競賽，招致了以實驗為名目而進行的無數次核試爆，造成如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外交部長托尼・德布勒姆（Tony deBrum）所說的，「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應該負起的重擔」（注48）。
自1996年《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成立以來，核試驗幾乎完全停止。可是儘管有一百八十三個國家簽署，CTBT依舊沒有正式生效，而只是勉強維持這種暫停核試驗狀態。
而且CTBT沒有禁止核武器現代化，當某個國家開始把核武器現代化，其他國家也肯定會跟隨，只要核威懾政策依然存在，這樣的格局是無可避免的。全世界為核武器所撥出的年度預算如今已高達1050億美元，但這金額估計還會繼續增加。（注49）這龐大的資金，要是用於有核武器國的福利、保健等事業上，或用於支援人民苦於貧困的發展中國家，那麼數不勝數的人民的性命及尊嚴都會得到保護。
持續研發核武器本身，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六條的原則——「盡量減少世界人力及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同時這非人道之舉還會延續上述的全球扭曲格局，逼迫生活原本可以改善的窮困人民繼續在危險的環境中忍辱偷生。
核武器的第三個非人道特徵是，維持核武器體制的國家經常會被捲入緊張的軍事狀態。
於2010年的NPT審議大會上，有核武器國都承諾要迅速「進一步減少核武器在所有軍事和安全概念、理論和政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注50）。各國代表雖然報告了各自在去年取得的進展，但報告內容沒有透露任何實質性改變。許多有核武器國領導人都認為現今使用核武器的機會極微，而且核武器也不適用於應付現今的威脅，但仍然執著於核威懾政策，這妨礙了他們遵守有關進行核裁軍的承諾。
有核武器國目前還未能完全消除自己國家和盟國受核武器攻擊的憂慮。儘管如此，還是需要優先考慮逐步除掉造成緊張局勢的因素，以及營造適宜的環境，以致不再把「以核武器來威嚇」當作唯一的應對方法。
而且不單是使用核武器，1996年的國際法院提出了諮詢意見，表明以核武器去威嚇他國也屬於違法行為。
負責審理的費拉里・布拉沃（Ferrari Bravo）法官在諮詢意見的附帶聲明中指出：「《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同第五十一條之間的鴻溝就好像一條河。主要是由於投入威懾這塊無比巨大的石塊，河流變得越來越寬，以致需要建築一條跨越兩岸的橋樑。」（注51）這句話顯示，核威懾政策的繼續存在，改變了草擬該憲章之人當初對自衛權的定義及實施的理解。就是說，第二條第四項在原則上視使用威脅或武力為不合法，而第五十一條則規定，單獨或集體自衛是直至安全理事會行動為止的暫時性措施。然而由於核武器的存在，時時做好單獨或集體自衛的準備成為一種必然。原來的應急措施，演化成常有的狀態，顛覆了該憲章的原來宗旨。
冷戰結束後這格局也絲毫沒有改變。即便國家間沒有發生武力衝突，也沒有出現對立局勢，核威懾政策以威脅使用核武器為依據，依然令不少國家陷入緊張的軍事狀態。
有核武器國和其同盟國間沉溺於保密工作，旨在確保關於其核武器及相關設施的情報不會洩漏出外。另一方面，其他國家感受到來自有核武器國的威脅，覺得有必要研發自己的核武器系統，強化自己的軍備。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會發生為了防備而先行對他國行使武力的結果。
鼓吹核威懾政策之人一貫強調，那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關鍵。然而倘若人們放寬審察核武器本質的視野，讓生活在核武器時代所牽涉到的各個方面也映入眼簾，就可以看清這政策對我們的世界所形成的負擔到底有多沉重。
自從廣島和長崎被投下原子彈以來，就沒有再出現核武器被用在戰爭上的情形，我相信，這並非拜核威懾理論所賜，其原因出於使用核武器會帶來毀滅性人道主義後果這沉重的責任。事實顯示，那些處於核保護傘之外的國家，從未成為核武器的攻擊對象。那是因為許多國家在採取如設立無核武器區的措施時，曾宣誓要集體放棄核軍備，這承諾具有道義上的重量，對其他國家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界線。
在上月（2014年12月）舉行的維也納會議上，考量到核武器所能造成的非人道後果和危險性，奧地利以參加國而非舉辦國的立場發表宣言，表示要與所有共同利益者、國家、國際機構和民間社會合力實現無核武器世界。
在會議舉行之前，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與SGI在民間社會論壇上召開一場題為「宗教團體聯手對抗核武器：燃起希望、鼓起勇氣」的跨宗教專題研討會，來自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與佛教的信徒共聚一堂，探討如何廢除核武器。與會者把討論結果匯集為《共同聲明》，宣誓要致力創建無核武器世界。這份《共同聲明》作為民間社會的意見，在維也納會議的一般討論會上發表。
我認為，能否為實現無核武器世界展開所需的共同行動，在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七十年後的今年，究竟能集結多少類似上述誓約是最大的關鍵。
在此，我要提出二個具體建議。
第一就是基於NPT，落實新的核裁軍制度。
2014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要求各國於2015年的NPT審議大會上，敦促NPT締約國在2015年審議大會期間探討擬定NPT第六條所設想和要求的有效措施的各種選擇辦法。（注52）自從於1995年無限期地延長NPT以來，雖然達成各種協議，但在實行方面卻沒有取得多大進展，課題堆積如山。
聯合國大會這項決議得到一百六十九國贊同，也是因為大家都察覺到，一直處於膠著狀態的核問題處理過程潛伏著危險。
所以我提議盡量召集更多國家首腦參加今年的NPT審議大會，並且在議程中加入一場論壇，以便匯報在各個國際會議上發表過的關於核武器人道影響的調查結果。鑒於在2010年的審議大會上，所有NPT簽署國一致對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毀滅性人道後果表示擔憂，我希望各國首腦或代表在今年的審議大會上發言時，介紹自己國家在防止此後果出現方面的計劃。我還要建議審議大會應深入商討如何制定NPT第六條所要求的有效核裁軍措施，最終為此設定新制度。
NPT一般被認為有三個核心原則——防止核擴散、和平利用核能，和核裁軍。前兩個原則已有CTBT組織、多個核安全峰會，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在推進。然而，目前還沒有任何機構在負責確保NPT中關於核裁軍的原則會繼續受到關注討論，或該裁軍義務會被遵守。
基於2000年審議大會所制訂的「明確承諾實現徹底消除其核武庫，實現核裁軍」，我提議增設一個NPT核裁軍審議委員會。作為NPT的附屬機構，該委員會將確保各國會迅速且具體地遵守承諾。
NPT規定，假如有三份之一或以上締約國請求修正NPT的內容，就必須召開會議以審議修正案。NPT核裁軍審議委員會可以透過這過程成立。委員會將負責協調各項裁軍計劃和認證體制，致力擴大核裁軍的規模，使之成為無法阻擋的洪流，為成立無核武器世界鋪平道路。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締結《核武器公約》。雖然困難重重，問題堆積如山，但我認為在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七十週年的今年，開始為制訂《核武器公約》進行談判完全合乎時宜。具體來說，我提議在詳盡檢討今年NPT審議大會的成果之後，著手設立一個可供協商的平台。
二年前，聯合國推出了不限成員名額工作組，負責就推進多邊核裁軍談判，以建立和保持一個無核武器世界而擬定建議。我提倡把這設置為協商的場所，並且為民間社會提供參與協商的常設席位。
聯合國大會曾於2013年表決，呼籲於2018年之前舉行聯合國核裁軍問題高級別國際會議，我想進一步籲請把會議定在明年2016年舉行，這可以成為制訂《核武器公約》的開端。我強烈敦促作為唯一在戰爭中嘗過核武器威力之國的日本，要積極和其他國家及民間社會合力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理想。
聯合國裁軍問題會議會於8月在廣島舉行，世界核武器受害者論壇也將於10月和11月在廣島舉行，而帕格沃什會議的長年大會則將於11月在長崎舉行。
SGI也準備和其他NGO合作，於9月舉行廢除核武器全球青年峰會。去年，日本創價學會的青年會員收集到512萬人要求廢除核武器的簽名。我希望與會者在峰會上採納一份青年宣言，宣誓要為核武器時代劃上休止符，期待這能讓世界的青年更具凝聚力，聯手支持《核武器公約》的成立。
湯因比博士與我交談時強調，解決核武器問題的關鍵，在於整個世界對擁有核武器行使「自律否決權」（注53）。今年1月21日，美國和古巴開始就邦交正常化進行談判。兩國在古巴導彈危機的前一年斷交，回顧當時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那場危機是因為美國和蘇聯行使了「自律否決權」、即決定不使用核武器而得以化解的。
在展望締結以禁止核武器為目標的《核武器公約》時，我遐想各國相繼承諾行使「自律否決權」，如此積少成多，最終造就一個任何國家的人民都無須擔心會經歷核武器可怖危害的時代。
落實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我最後想提議的共同行動，是落實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在應對全球變暖等環境問題時，為了防止事態惡化，各國不但要分享彼此的經驗和所得到過的教訓，還要共同摸索能轉向一個循環型社會的方法。這對於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是一個重要步驟。除此之外，我還要強調，鄰國之間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此，我提議日本、中國與韓國協力建構一個模範區域，將培養人才及其他方面的最好技術集於一處，並把成功的事例公諸於世。
去年11月，日中首腦會談經過二年半之久又再召開。見到長期處於冰封狀態的兩國關係有了初步改善，作為一個長年為促進兩國友好獻上棉薄之力的人，我深感欣慰。
緊隨其後，日中雙方去年12月舉行了日中節能環保綜合論壇，今年1月12日又就成立日中海上聯絡機制進行談判。這樣的機制對緩衝爭執將起到關鍵性作用，期待會如兩國首腦所約定那樣於今年內落實。
今年是日本與韓國恢復邦交五十週年。儘管日韓兩國的緊張政治局勢有待緩和，兩國人民往來依然日益頻繁，每年皆有超過五百萬人次穿梭於日韓兩地，這還超過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數目。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日韓關係於1965年正常化初期，此數目僅為一萬人次。各項民意調查顯示，雖然對彼此國家持有不良印象的日本和韓國人民占各國人口很大比例，但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認為兩國有必要維持良好關係。
除此之外，日中韓三國這十多年來展開各方面的合作。我對此持有很高的期望。其中，始於1999年的環保方面合作，迄今已擴大到超過五十個協商體制，其中包括十八個定期舉辦的部長級會議，以及上百項合作計劃。為了讓類似合作更蓬勃發展，有必要重開因政治局勢緊張而中斷了三年的日中韓領導人會議。
《可持續發展目標》成立的日子在不斷逼近，為了讓目前關係好轉的趨勢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應該早日召開三方首腦會議，並於會議上締結一份正式協議，將整個區域設置為可持續發展的典範。我敦促三國首腦在二戰結束七十週年的今年，基於這場戰火給予世人的教訓宣誓不戰，並攜手合作推進聯合國即將推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從中建立牢固的相互信賴關係。
我曾和中國的周恩來總理、韓國的李壽成前總理等兩國領導人和有識之士對話，共同探討如何促進日中、日韓友好，為世界作出有長遠效益的貢獻。
對化解法國與德國數百年恩怨有莫大貢獻的讓・莫內（Jean Monnet，1888－1979），在1950年為歐洲諸國進行談判時主張：「我們是為了完成一項共同的任務而聚集在這裡。我們的談判並非為自己國家而是為所有人爭取利益。」（注54）
日中韓三國於2011年9月成立日中韓三國合作秘書處（注55）。秘書處的一項職能是確定可行的三國合作專案。我希望三國為公共利益著想，將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所有專案規劃為其合作事宜。
上面已經討論過，在聯合國第三次世界減災大會舉行之際，作為該大會的周邊活動，SGI將在日中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的支持下主辦一場研討會。與會者為來自日本、中國和韓國的民間社會代表，他們將討論如何加強在減少災害風險、災後重建等方面的區域性合作。我相信，這種在草根階層展開的活動可以配合各國政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展開區域性合作。
為此，我要就如何增進草根交流，提出兩個建議。
第一是擴大青年交流。回顧二戰後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於1963年締結的《愛麗舍宮條約》（Élysée Treaty）開啟了青少年交流的時代，這在法國與德國的關係改善過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長年的敵意由深厚的友誼取代」（注56）——這句話出自一篇由法國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和德國外交部長吉多・韋斯特韋勒（Guido Westerwelle）為了紀念締結《愛麗舍宮條約》五十週年，於2013年聯手執筆的文章。正如這句話所說，至今有八百餘萬青少年有機會到交流夥伴國住宿或留學，他們扮演了重要角色，為兩國建立了堅韌的友誼紐帶。
八年前日本、中國和韓國推行了一個青年交流計劃，我希望更多類似的文化教育交流會在高中生之間及大學生之間展開，更期待見到成立一個日中韓青年夥伴制度，讓年輕人群策群力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或參與三國其他的合作計劃。
對每位參與者而言，與他國青年並肩挑戰環境及災害等棘手問題，是非常寶貴的人生經歷。他們可以切身感受到自己在親手塑造自己的未來。況且這樣的經歷，作為一輩子的財寶，還會在他們心中構築長久的友誼及信賴。
1985年，日本創價學會青年部和中國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簽訂了交流協議，於三十年間一直進行友好交流。2014年5月，雙方又再次簽訂今後十年的交流協議，同意把日中友好潮流更向前推進一步。另一方面，日本九州創價學會青年也一直與韓國進行各種交流活動。年輕人之間面對面的接觸與交流，是構築和平、富有人性的二十一世紀的主要因素。
我的第二個提議，是以《可持續發展目標》達成期限的2030年為目標，在日中韓三國之間建立更多友好城市（亦稱姐妹城市）關係。
回顧四十年前和周恩來總理會見時，我們至為關心的，就是如何加深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1968年9月，我發表演講呼籲日中邦交正常化，我在那時指出：「唯有建立在兩國人民互相理解和交流，增進彼此的利益，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的基礎上，邦交正常化才顯得有意義。」周總理也認為，只要日中人民之間有真正理解和信賴，兩國友好就能萬古長青。會見時周總理談到他年輕時留學日本一年半的經歷，我相信這決定了他後來對中日友好的價值觀念。
1916年，在周總理留學日本前一年，日本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曾就日趨險惡的日中關係如此寫道：「只要國民間有信任和尊敬的關係，儘管不時發生政治、經濟等問題導致雙方反目或有所誤解，那彷彿海面被風吹拂而泛起的波浪，而作為海底深處洋流的親善關係是不會動搖的。」（注57）
這也是我一貫的信念。假如不同國籍的人進行心與心的交流，關心彼此的幸福時，他們之間的友誼大樹可以經得起任何風雪，茂盛枝葉會伸展至久遠未來。
目前，日本與中國之間有三百五十六個地方政府友好城市協議，日本與韓國之間有一百五十六個，中國與韓國之間也有一百五十一個。三國有必要齊心協力提升這些數字，促進更多城鎮建立這樣一對一的友好關係。
創會宗旨
在作出以上的具體建議時，我深切了解到，追根究底唯有在一般民眾皆站在同一陣線的情況下，人類在迎向《可持續發展目標》或其他課題時才可取得蓬勃的進展。
四十年前的1月26日，SGI於美國關島，在來自世界五十一個國家與地區代表的見證下成立。當時我心頭浮現戶田會長「要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的熱切期望，還有他對「全球公民」的展望。因此在會議的芳名錄上，我在署名旁國籍一欄寫上了「世界」。這代表了我要完成恩師遺願的誓約。
會議上，與會者一致通過了一份宣言，表達了SGI的創會宗旨：
「為了創造和平，比政治經濟更強的紐帶，就是自覺生命尊嚴的民眾與民眾心連心的團結……永恆的和平，只有全人類能享受幸福，才能真正實現。所以，我們為了人類的幸福，為了人類的長存，本著『如何能作出貢獻』的慈悲理念，作為今後新思想的支柱而活躍。」
現在SGI已經發展到世界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和地區，這份精神是歷久不變的。
為了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並從地球上抹去「悲慘」二字，我們今後亦會繼續以對話和友誼為基礎，致力創建一個人人尊嚴皆受到維護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