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維護生命尊嚴的光輝世紀（2012年）
2012年「SGI日」紀念和平倡言
為了確立一個和平與共存共榮的地球社會，從1983年1月26日開始第一次發表「SGI（國際創價學會）日」紀念倡言以來，這次已經是第三十次。
我們SGI自1975年成立以來，本著佛法的「生命尊嚴思想」所開展的和平、文化、教育運動，以維護所有人的尊嚴和建設和平世界為目的，一直努力至今。
成為我們這運動的巨大推進力的，就是恩師戶田城聖第二任創價學會會長的「希望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的熱切願望。
現今的世界上，有許多人由於內戰、貧困與饑餓、環境破壞等威脅，迫使他們的生命及尊嚴處於危險狀態，也有大批人民仍然飽受著人權侵害、種族歧視的痛苦。
除此之外，最近還不斷發生突如其來的自然災害，使許多人在一瞬間失去寶貴的生命，或生活基礎受到嚴重破壞，對社會造成深刻的打擊。
回顧最近十年，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嘯、2010年中美洲海地的大地震、2011年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紐西蘭及土耳其等的地震、泰國及菲律賓的水災、索馬里和非洲東部各國的乾旱等等，世界各地連續發生了各種自然災害，都造成家破人亡死傷慘重的結果。
我要對不幸罹難的人們表示哀悼之意的同時，也祈念各地災區和災民能早日脫離苦境，重建家園和生活。
災害，正如過去對於預防地震、海嘯不斷提出警告的物理學家寺田寅彥所指謫的那樣，「文明愈加進步，自然的淫威所帶來的災害程度也愈加劇烈」。（《天災與國防》）
可以說東日本大地震引致的福島核電站的事故，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核輻射污染波及國內外的廣泛地區，許多人被迫長期過著避難生活。還有核輻射對兒童健康、農作物及食品等的影響也是個令人憂心的問題。
由於這次天災加上人禍對社會帶來史無前例的禍害，人們開始對現代社會依存核能源的現狀、還有科學技術的肥大化等提出了重大的疑問。
人類安全策略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博士以提倡各種「人類安全」策略著稱。他少年時代在家鄉孟加拉曾遇到大饑饉，以後一直對貧困、不平等問題持有強烈關心，對經濟及社會現有狀態進行研究探討。他不斷訴說，為保障人的生存、生活尊嚴而有的「人類安全」策略，是需要以全球性規模去推廣的。他尤其強調來自「突如其來的窘迫危機」（dangers of sudden deprivation）的風險：
「威脅人的生存及日常生活的安全、危及男女與生俱來的尊嚴、使人處於對疾病及溫疫不安的環境，令處於弱勢的人們因經濟惡化而陷於極端貧困狀態——為了對應這種種危機而需要付出特別的注意。」（《人類安全立即行動》，Human Security Now）
森博士所強調的，就是如不想方設法減輕蠶食「人生命至要的核心部分」（the vital core of all human lives）的危險與不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會安寧。
這種「突如其來的窘迫危機」除了自然災害以外，還包括由於突然而來的經濟危機所擴大的生活不安，由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急劇環境惡化等等。各種形式的威脅，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可能隨時發生。
森博士和緒方貞子博士共同擔任議長的「人類安全委員會」的2003年報告書中提到：「當人們反復遭遇危機及無法預想得到的災難而瀕於無法重新站起的時候（包括極度貧困、個人損傷或破產、社會全體受到衝擊或災害），人類安全策略就是要對這些人施予支援之手」。
去年9月，世界銀行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總裁警告說，世界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危險地帶，而這經濟危機正在各國連鎖擴大。自2008年雷曼衝擊（Lehman Brothers Bankruptcy）（注解1）以來，世界經歷長期不景氣。接踵而來的，就是以希臘財政危機為導火索的歐洲各國信用危機的擴大，及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美國主權債務評級被下調等等，進一步加深了金融市場的混亂及不景氣。
根據最近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報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達到約2億人。於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越發受到打擊。其中以青年人的失業率最為深刻，在某些國家青年的失業率達到其它年齡群的2倍到3倍，就是有也是非全日或非定時工作，工資極低。這種不穩定的就業狀態於全世界也是日趨為常。
至今年為止，我的倡言一直以糾正「地球社會的歪曲現象」為主。這些所謂的「歪曲現象」，就是指只因為出生於某地，或由於成長環境等條件，而令人不得已地被迫接受「生活的差距」和「尊嚴的差距」。
現在，這種「突如其來的窘迫危機」，如自然災害及經濟危機等也同樣地威脅著人類的生命、生活和尊嚴。在這次的倡言中，我要談到應該如何去對應這些問題。
喪失的痛苦
災害能在一瞬間就把人生命之中至為寶貴、不可或缺、難以替代的東西奪走。沒有比失去撫育自己的父母、同甘共苦的配偶、最心愛的子女和孫子、親友、鄰居等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存在更加悲痛。
佛法稱之為愛別離苦，其刺心的痛苦是任何人也難以忍受的。
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閱讀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著作。他心愛的兒子五歲時因病不幸去世，當時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昨天晚上8點15分，我的小華都（Waldo）走了。」
愛默生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經常寫日記，來紀錄自己的哲學和文學觀點。在沉痛之中，他能留下的只是這短短的一句話。
緊隨著的日記是四頁（兩日份）空白的紙張，記下愛默生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悲痛和哀傷。直到第三天，他再次拿起筆寫下了下述感想：
「雖然光輝耀眼的太陽升起來了，但是我的喪失（小華都）令風景失去往日的光澤。因為一直無論是睡著還是醒來，我都是想著這孩子。拂曉的星辰，傍晚的雲朵，也只是因為那個孩子的存在才顯得美麗動人……」
佛法直接注視「生與死」的問題。1276年，日蓮大聖人（1222-82）寫了一封信給丈夫先逝、兒子又因故去世的女信徒。
信中，他代替母親寫出了她心中的哀痛：「為何親欲代子先死而不能，是欲留置此世，長使傷歎者耶？情何以堪。（為何不讓母親代替孩子先走？留下她孤伶伶地在嘆息，這是多麼令人辛酸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961頁）。
更而，日蓮寫道：「若投火，若碎首可見得我子之形，今當是在所不惜者乎……思汝定作此念而淚潺潺下。（只要能再看到我兒子一眼，即使跳入火坑、撞破頭顱也在所不惜，一想到您必作此想時我就流淚不止。）」（同上）。
災害就是在毫無前兆的情況下，一下子強迫許許多多人飽嘗這種失去親人、朋友的痛苦。重要的是，於這種情況下，全體社會要長時間地持續支持這些災民。
可悲的是，災害還破壞人們賴以生存、作為立腳點的家，破壞生活社區的人際紐帶。家不僅是居住的空間，還刻有家族的歷史、充滿著日常生活感情的生息之地。在這裡流動著家族貫穿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特別時間。喪失了這個家就意味著切斷了整個人生史的時間。
另外，與去年東日本大地震一起襲來的巨大海嘯，不但毀滅了整個地區，也隨之毀滅了災民與左鄰右里以及與該地方、土地的羈絆。就算找到新的生活地點，也是被迫在不同的環境下生活，失去了多年以來所建立的許多寶貴的人際關係。
每當我想到這些災民的辛勞和悲痛時，我就憶起了作家聖埃克蘇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的話。
「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那樣的同伴。舊友是不可能輕易復得的。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那種寶貴的共同回憶——那段共患難的時光、那番時而爭吵而又馬上言歸於好的情景、那種種的深情。早上播下橡樹的種子，下午就想在其樹蔭下乘涼休息，那是不切實際的奢望。」（《風沙星辰》，Wind, Sand and Stars）
雖然這是一篇描述親友之間的寶貴紐帶，及失去時的悲痛的文章，但是，這種悲痛同樣地相等於我們失去「家園」、「故鄉」、「社區」時的感受。這是絕對不能熟視無睹的現實。
災害又同時奪走了許多人的工作，令他們失去生存價值，甚至摧毀了生存的尊嚴。
我現在正與悉尼和平基金會的里斯（Stuart Rees）博士進行對談。其中一個焦點就是失業所帶來對人的尊嚴的不可言喻的威脅。
里斯博士在其著作中寫道：「失業問題絕不僅僅只是謀生之道被截斷的問題，它會奪去人們達成某種目標、或對社會作出貢獻的滿足感，令人失去從工作上所感受到的最基本的作為人的價值。」（《超市場化的時代》，Beyond the Market）
世界著名免疫學家多田富雄（1934-2010）在六十七歲時因為突然發病而不得不終止許多手頭上的工作。
之後，多田這樣描述當時所感受到的打擊：
「從那天起，所有的一切都改變了。我的人生、生活的目的、歡喜、悲哀，所有這些都與以前不一樣了。」
「想著想著就感到難以形容的喪失感，這種無法忍受的感覺難以驅除，所有的一切都不得不放棄。」（《寡默的巨人》）
對於人來說，工作是一種證明自己對於社會有所必要的因素。即便不是那麼醒目的工作，只要覺得只有自己才能夠做到，就能令人每天的生活感到自豪和充實。更何況由於災害而失去房屋財產，又被迫要過避難生活，失去工作不但斷絕了經濟命脈，也同時失去了前進的動力，和進行重建工作時所需的精神平台。
因此，讓那些被迫遷徙住家及工作環境的人重獲可以安居的地方，才能使災民漸漸恢復生存的希望，才有可能實現「心靈上與人生的復甦」。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持續不斷地支持他們。
歷史的教訓
實際上，不僅僅局限於這樣的災害，各種各樣的全球性問題也不斷地擺在人類跟前。那麼如何阻止悲劇的擴大，如何從地球上消除「悲慘」二字，需要抱有什麼樣的理想，需要做什麼樣的研究呢？
「我們過去的經驗，就是我們唯一能夠到手的照耀未來的光芒。」這是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的名言。
四十年前，我接受湯因比博士的邀請訪問他在倫敦的家，進行廣泛展望人類未來的對話。其中一個博士經常強調的主題就是「歷史的教訓」。博士的歷史觀基礎，就是他所講述的「各個文明的同時代性」（所有文明社會在哲學上都是屬於同時代的）（《文明經受著考驗》，Civilization on Trial）。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在給學生教授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著的關於紀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注解2）的時候，湯因比博士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出這概念。他說：
「我們不久前的經歷是與古代希臘的內亂為起點的修昔底德的歷史完全相似的。雖然當時的時代與現代相差二千三百多年，但也毫無妨礙。當時的歷史是在我們面前重複發生的。」（Comparing Notes）
博士以他這透徹的歷史目光，從數千年的歷史上吸取教訓，而不停地對現代世界敲響警鐘。在與我的對談集中，博士說：「面對威脅人類生存的現代各種罪惡，我們不能採取失敗主義或被動挨打的態度，也不能是超然的，漠不關心的。」（《展望二十一世紀》）
正如湯因比博士所言，面對世界不斷發生的災害，在我腦海中浮現的是日蓮大聖人所著述的《立正安國論》。這是他於1260年寫給當時鐮倉幕府最高掌權者北條時賴的一封諫言書信。
《立正安國論》的開頭寫道：「自近年，至近日，天變地夭、飢饉疫癘，遍滿天下，廣及地上。牛馬斃途，骸骨盈路（從這幾年到最近，天變、地異，飢荒、疫病，遍佈全國，瀰漫大地。牛、馬暴斃在街巷，屍骨充斥在路上）」（《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16頁）。
正如其言，當時的日本發生了連串的天災人禍，社會上民不聊生，致令日蓮不得不提起筆來向幕府領袖進呈諫言。
國家的責任
在這裡，以現代的眼光去看這篇文章的人類安全觀點時，我覺得《立正安國論》提供了三個非常重要的視點。
第一個視點就是，日蓮認為對於一個國家來說，至為重要的就是生活在其中的民眾。
《立正安國論》可說是日蓮大聖人佛法哲學的骨幹。他在一生中曾數次重新抄寫。通過閱讀現存的親筆，可以看出有特徵的漢字的使用方法。取代作為表示國家而通常使用的「国」（意味王的領地）和「國」（意味通過武力統治的地區）字的，是於「囗」中寫進「民」字的「囻」字，占了全篇「國」字的近百分之八十。可以看到，日蓮通過選用的漢字，凝縮了他所要表現的思想哲學。
日蓮在另一篇書信中也記述到當權者應為「萬眾之手足」（《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184頁），就是說，為政者需要服務於民眾，保護其生活與幸福。
日蓮向至高掌權者進呈進諫書《立正安國論》，指出正確的佛法思想能打破覆蓋在社會上的混沌黑暗。於當時的封建時代，此舉如同是不顧犧牲性命的舉動。結果，日蓮為此而經歷了兩次的流放，和數不勝數的生命威脅。
但是，經過七百五十多年的時光，日蓮所提出的觀點與當今的人類安全基本理念竟然是極為雷同，互相呼應。以下我要引用「人類安全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報告書，來證明我的觀點。
「國家還是處於向人民提供安全的主要位置。但是它經常沒有履行保障安全的任務——有時候還成為威脅自己國民安全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從國家安全的視點轉移到人民安全的視點，也就是人類安全。」（《人類安全立即行動》）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如何推進經濟成長，如何增強軍備，如果不努力去除人民的痛苦，不確保人民生活得有尊嚴的話，那麼國家存在的理由又在什麼地方呢？
災害揭露了社會上往往難以見到的薄弱之處。它們顯示出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士，以及苦於經濟差距之人等，都是社會上最易受害的人群。
這在東日本大地震時也是有目共睹的。每當想起大批災民，尤其是這些社會上弱勢群體的苦難時，就不得不對政府的遲緩對應大失所望了。
相互依存的世界觀
接下來，我要談到日蓮的第二個視點，那就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觀。這裡我要再次引用《立正安國論》中的一節：「須知，汝欲求一身安堵，必先禱四表之靜謐（想要得到自身的安寧，首先要祈禱國家世界的太平）」（《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30頁）。日蓮指出，沒有只是自己的幸福及安全，也沒有只是他人的不幸及危險。
如同全球變暖的問題所象徵，在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世界，在某地區所發生的威脅，假如不去處理，極有可能發展成全球性的威脅。同樣地，看起來如今所面臨的只是一個小小威脅，但如果只是袖手旁觀，那麼對於將來的人類來說，很可能是一個無法挽救的事態。
關於這種威脅的時空兩向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他的2010年聯合國大會報告中提到：
「『人的安全』致力於對個人和社區的各種威脅的特定組合如何會轉化為更廣泛的國內和國家間安全漏洞，以預防和緩解未來威脅的發生」（《人的安全：秘書長的報告》，Human Security :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這裡清楚指出了《立正安國論》所述的，如果沒有「四表之靜謐」（世界的太平），就根本沒有「一身安堵」（自身的安寧）的觀點。
這觀點立足於佛法的「緣起思想」，與我於過去的倡言中多次引用的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話起共鳴：「我的存在包括自己與自己的環境。假如我不能挽救環境，我就救不了自己。……拯救現象，就是說去理解我們周圍事物的意義。」（《唐吉訶德沈思錄》，Meditation on Quixote）
當發生災害時，世界各地人民都表示真誠的關心以及馬上送出支援物品。正是這種「同苦之心、團結之心」，給災民帶來無比的希望及勇氣。
日蓮主張：「一切眾生受異苦，悉是日蓮一人苦（一切眾生所受到的苦難，都是日蓮自身的苦難）」（《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792 頁）。在《立正安國論》中，提供了一個與民同苦，並奮於解除人民痛苦的生存方式。
日蓮所提到的「四表」和立正安國的「國」，其意義包含著廣闊的時空觀念。從御書中反復使用「一閻浮提」、「盡未來際」這兩詞彙也可以看到，日蓮的世界觀同時包含著整個世界以及遙遠的未來。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兩個向量，就是意味著「不能夠輕視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悲劇」，和「斷然不能給後代留下負面遺產」。從另一方面來看，前者也就是一種「作為世界公民的自覺性」，而後者就是「基於可持續發展的責任感」。
人類不但生存在同一個地球上，也要把這地球留傳給後代。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這生命的連鎖，而基於這縱橫向量的精神展開行動。
自強的重要
下面我要談到日蓮的第三個視點，就是現代人所稱謂「自強」（empowerment）的概念。以日蓮的觀點而言，於現代就是要通過「對話」，在面對難題時把「共憂」的心情昇華到「共誓一起解決」的行動。
正如許多佛教經典皆採用對話及問答形式那樣，《立正安國論》也是通過一位來訪客人（代表為政者），與主人（代表佛法信者）這立場不同的兩者的對話來進行。最初是從客人與主人談到近年於國土中連續發生的災難，並表示悲嘆的心情開始。雙方都對災難表示非常同情和關心，然後通過對話，各自發表不同立場的意見，要找出如何阻止災難繼續發展下去的方法。
開始對話時，兩者的意見都基於自己不同的信念，認真地強烈堅持和碰撞。主人對客人所表示的憤怒及困惑一一分析作答，努力去解決疑團。通過深入的議論，經過這種相互間靈魂碰撞的熾烈過程，最後來客對主人的意見心服口服，意識從開始的「共憂」變成了最後的「共誓」，說出：「非唯我信之，復當誡他人之誤（不單只自己相信，也要告誡他人的錯誤見解）」（《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31頁）。
那麼，通過對話兩者所得到的結論又是什麼呢？這就是在佛典之精髓《法華經》中所論述的——「所有人都具備無限的可能性」。也就是每個人都蘊藏無限可能性，擁有讓這無法取代的尊嚴更顯光輝之力。
覺醒這尊嚴，可以令陷於苦惱的人的心中亮起希望之光。而這人又能於他人的心中同樣地點燃希望之光，如此一傳十，十傳百，人心復甦的擴大最終會形成衝破覆蓋社會混沌與黑暗的力量。
在「人類安全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也記有與《法華經》這思想異曲同工的共鳴語句。如，人類安全需要立足於「人的力量與熱望」（《人類安全立即行動》），一個主要關鍵就是「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行動的能力」。
「對於所有推進人類安全的活動來說，至為基本的問題不應該是『我們能做些什麼？』，而是『這些活動能如何直接使人們發揮自身的潛力？』。」（同上）
日蓮描述他執筆撰寫《立正安國論》的時代為「當今世亂，民力不豐（當今是動亂之世，而民眾的力量薄弱）」（《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1683 頁）。在接踵而來的災難之前，許多民眾失去了生存的氣力，而且社會上蔓延著逃避現實，只求保住內心寧靜的思想及風潮。
在這種情況下，日蓮認為主張旁觀和逃避就能使人獲得拯救的思想，是使人們生命所具有的無限可能性黯然失色的「一凶」。日蓮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信任自他的可能性，同心協力打破時代的閉塞感，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方法。
關於這點，令我回想起奧地利思想家伊萬・伊利奇（Ivan Illich）的一件軼事。通過這件事，他鼓勵人無論黑暗有多麼深，也要不怕成為一枝點燃的小蠟燭。他在描述和一位天主教主教卡馬拉（Hélder Câmara）的友情中，談到這位主教在1960年代和當時巴西軍政下的非人道主義鬥爭的事。卡馬拉曾嘗試和一位後來成為巴西最殘忍的拷問者的將軍進行對話。結果當然以失敗收場。在對話結束而將軍離去後，卡馬拉沉默了好久之後，對友人伊利奇這樣說：
「絕對不要放棄。只要這個人活著，在看似死灰之下定有一點殘餘的火，而我們所能夠做到的，就是對它吹氣。慎重地、非常慎重地不斷地吹氣。之後，確認火是否燃起。甚至不去顧慮火會否重燃，你需要做的只是吹氣。」（Ivan Illich in Conversation）
卡馬拉說出的「絕對不要放棄」，一方面是要重新確認自己的決意，另一方面，顯示出他要繼續不斷地鼓勵那些身陷絕望深淵的人們。
使人自強的精神，相等於對敵友雙方的心靈深處沉睡的殘火吹氣的行為。我相信這種堅毅的信心和努力，正是推動甘地（Mahatma Gandhi）、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等民權運動家，以及終止冷戰的東歐革命、最近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民權運動等的原動力。
我從冷戰時期開始訪問中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努力為緩和緊張局勢和促進相互理解進行交流。也不斷與各種不同文明宗教背景的人士進行對話，來擴大超越國境文化的友誼。因為我相信，歸根到底，構築「和平共生的地球社會」的基礎，就是每個人心靈上的變革，這是只有從相互觸及靈魂的一對一的對話之中才能產生的。
心靈的復甦
以上通過貫通《立正安國論》中的三個觀點，提出了遇到災害時，如何去保障人類的安全。而其中第三的使人自強這點，對於如何去恢復災民的心靈健康與平衡，即「心靈復甦」上至為重要。精神上的復甦，在所有重建工程中，是至為困難和需要花費時間的課題。
剛才我提到的「人類安全委員會」的報告書中，也講到人類安全需要立足於「人的力量與熱望」。實際上，這一挑戰並不是一個人簡單地就可以獨自開始的。即使開始行動，但要持續到對人生重新懷抱希望，還需要超越更多的困難。因此，為了向人類安全這高峰挑戰，為了能繼續攀登險峰而不放棄，就必須有「心連心的紐帶」這登山的繩索，和「相互鼓勵」這登山用的繫繩釘。
這點，可以從上文提到的三位歷史人物：愛默生、聖埃克蘇佩里和多田富雄生平看到極好的例證。
愛默生的妻子及弟弟們相繼去世，隨後他兒子也病故。往後，他講述到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種的悲哀變成了人生的「引路人、守護人」，成為後來把他的生活方式領向好的一面的力量（《愛默生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聖埃克蘇佩里至為理解失去故鄉的悲痛，在其後的文章中他記述了震撼人心的話語：「能拯救一個人的就是向前邁出的一步，然後又一步。雖然總是同樣的一步，但你要踏實地跨出……未知讓人感到恐懼。但是當人向未知挑戰後，恐懼不再是恐懼，未知也就變成了已知的事態。」（《風沙星辰》）。
因為突然生病而不能夠繼續進行研究工作的免疫學家多田富雄，最後終於能重新開始執筆恢復工作。他仿效但丁《神曲》的心境，寫道：「如果說現在是處於地獄的狀況，那我就書寫我的地獄篇……雖然不知道從今以後是個什麼情況，但這是我依然生存著的證據的一部分。」（《沉默的巨人》）
毫無疑問的是，這一齣齣從悲傷中復甦的人間劇，包含了一幕幕有人在背後提供精神支柱的情節。
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後，哲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對災民進行了調查。他所得出的結論是，當災民覺得有人願意分擔他們的悲痛體驗時，他們對苦難及失落感又會有不同的感受。雖然這種分擔的感受並非可以使他們馬上奮起，但至少可以讓陷於苦惱之中的他們「抬起頭向前看」。
為此，我們就不應僅僅是單方面的鼓勵，最重要的是去傾聽對方的心聲，讓自己心靈去感受對方的苦痛，為其所撼動，並耐心地去吹燃對方心靈深處殘存的生存意欲火焰。
正如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所指，釋迦的八萬法藏這一龐大的教說，其大部分都是對個人或小組的說法。因為釋迦相信，「面向全體的教說，其實就是對每一個人的教說。」（《蘇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穌》，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所以釋迦的教導都是針對個人的煩惱和痛苦而說的。
釋迦稱呼對方為「朋友」，盡量去接近對方的心靈，通過對話去找出煩惱的本質，然後促使對方明白到什麼是解決的方法。如同毒箭的比喻那樣（注解3），佛法的智慧不是為沈湎於形而上學的概念及哲學性爭論而有的，其根源是視眼前每個人為無法取代的存在，無論如何也要予以拯救的心願。
日蓮的教誨也是這樣，對於弟子們的苦難就如同自己的苦難那樣歎息，像擁抱於懷般去溫馨地鼓勵弟子。由於所有的教誨出自要弟子們於人生中奮起和超越任何考驗的堅強決意，所以作為「慈愛和祈願的結晶」所表達出來的字字句句，對於活於現代社會的我們來說，也是人生的重要指標。
與民同在
SGI立足於這樣的佛法精神，在社區推廣「一對一的對話」，擴大相互鼓舞的網絡，堅實地培育心與心之間的紐帶。因此，當災害等緊急事態發生時，我們不但開放社區內的SGI會館來接受災民，也積極地參與搬運和分配救援物資、清理收拾災區等賑災活動。不少參與的SGI會員自己也是災民，但出於不能把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顧的心情，積極地起來行動，共同承受悲痛及苦難，通過持續對話相互鼓勵。
這種相互扶持、共同分享人生悲哀喜樂的行動，正是我們以「萬眾幸福」為目標的SGI會員的日常信仰活動的延長。
去年6月在瑞士舉行的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與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年度協議大會上，召開「基於信仰的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s，FBOs）的任務」為主題的分組會議。該會議矚目於社會中發生威脅人類安全與生活的事故時，此類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組織所能發揮的作用。在分組會議上，SGI代表做了東日本大地震賑災活動的報告，指出「受災者每日的生活雖然異常艱辛，但若災民本身站立起來，率先展開救援活動，那麼人道救援的效果就會更加持久，而這正是信仰團體最強而有力的貢獻」。
在此令我想起過去馬丁・路德・金博士曾經在著作中介紹過的一件軼事。一位上年紀的婦女響應當時蒙哥馬利巴士抵制運動（拒絕搭乘實行種族隔離措施公車運動，1955-56），拒絕乘車而在蹣跚地走路時，一個也在參加運動的男士把自己的車停在她身邊邀她上車。她揮手拒絕上車，說：「我不是為我自己而步行，我是為了我的子孫而步行的。」（《闊步走向自由》，Stride Toward Freedom）
遇到災難之後，無數人雖然自己也是身心受到創傷，但為了所愛的家庭、朋友，以及眼前受痛苦的他人，馬上自願起來行動，負起任何能做的支援活動。
佛法教導，人無論處於怎樣的環境，都可以成為拯救他人的存在。又強調，最苦的人最有權利成為最幸福的人。
佛經有云：「寶塔即一切眾生」（《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第834頁）。《法華經》所說的宇宙大的莊嚴寶塔，就是指所有人各自的尊貴生命姿態。自覺於本有的尊嚴的人「不能壞心（心靈不能被破壞）」（同上第67頁），無論受到怎樣的威脅打擊和考驗，生命的尊嚴是絕對不會被破壞的。日蓮指出：「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甚至兇惡的大象，也只能破壞你的肉體，但絕對不能破壞你的心）」（同上）。
我們堅信，假如更多的人能以這確信來奮起，牽引沉沒於痛苦中的人們的手，共同邁出重建的新的一步，如此一個又一個的尊貴生命寶塔聳立，就能使社區重建真正地走上軌道。我們SGI就是本著如此的理念並付諸實踐。
近年來世界各地發生的災害，使當地的行政機能受到破壞，而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是立足於社區的「相互幫助，相互支持」的網絡。處於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勇於參加志願工作，也有很多從外國得到的支援與鼓勵。
如在災害發生時所看到的那樣，於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提高社會全體的互助風氣，進一步加強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的紐帶，如此來提高對應「突如其來的窘迫危機」的能力。
去年逝世的諾貝爾得獎人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在肯尼亞和非洲其他地區推行「綠帶運動」，使人民自強起來，以民眾自身的力量去保護環境。植林運動曾多次遭遇妨礙與困難，好不容易種植的樹木也屢屢受到破壞。但馬塔伊博士寫道：「樹木與我們同樣頑強地生存……雨會繼續下，太陽也會繼續照耀。不知不覺的，樹木已經向著天空長出綠葉及新芽。」馬塔伊博士這不屈不撓的精神，對我們是一種不朽的鼓勵。
回顧自己所開展的「綠帶運動」，馬塔伊博士指出其成功是因為它能引發民眾的潛力，使他們發揮自己的力量。她說：「這運動的主旨不是『應該為民眾做點什麼』，而是貫徹『與民眾一起做點什麼』的精神。」
我相信這種不是「為他人」，而是「與他人一起」做點什麼的精神，正是讓民眾自身積極參與的自強網絡的關鍵。這種自動自發的過程，正是可以打破絕望的黑暗，升起無限希望的朝陽的要訣。
對未來抱有清晰展望
接下來想談到如何克服對人類的生存、生活尊嚴有著深刻影響的各種威脅的具體方法。
在此之前，我想提出的是被稱為「和平文化之母」的埃莉斯・博爾丁（Elise Boulding）博士所強調的兩個觀點。
其一是人類要對未來抱有清晰展望，而邁向實現這理想去行動。其二就是要立足於一個她稱為「前後200年」（《邁向和平文化的光輝世紀 》）的價值觀。 關於第一點，博爾丁博士介紹了以下的故事。
在60年代一個研究裁軍的經濟性側面的學術會議上，博士問在座的人如果實現完全的裁軍，世界將成為什麼樣子的時候，得到的是「我們不知道。我想我們的工作只是說明裁軍的可能性」的意想不到的回答，令她不禁懷疑到，「連對這場運動能帶來什麼樣的結果都不知道，又怎麼能夠衷心地獻身於這項工作呢？」（同上）
這說明了一個非常重要問題。不管促進和平、裁軍的運動有多麼重要，如果其核心沒有具體的展望和理想，就很難產生打破嚴峻現實的牆壁的力量。博士認為，只有大家從心裡理解並胸懷明確展望，才能真正帶來全心全意的團結。
另外一個觀點就是「前後200年」，是指以今天為起點的100年前和100年後的時間框架，來作為自己人生的立腳點。博爾丁博士強調：「人不是僅僅存在於現在的這一刻。如果認為現在的這一刻就是自己整個人生的話，那麼現在發生的事態在轉眼間就會把自己打垮了。」（同上）但是如果考慮到自己是活在更大的時間框架內的時候，就能發現到與許多人的生存時間有著共同關聯，包括從今年剛剛誕生的嬰兒到今年迎來百歲壽辰的老人在內。博士指出，重要的是要擁有一個更大的世界觀，明白到自己是這「更大共同體」的部分存在。
這種想法能令我們顧及到受著各種威脅之苦的人們，同時也令我們感到必須負起責任，要建設一個不使後代重複同樣悲劇的未來社會。
根據博爾丁博士的觀點，我要從「人道」、「人權」、「可持續發展」的三個觀點， 提出人類應該共同擁有的理想。
「要建設一個絕不忽視於任何地方所發生的人類悲劇，團結起來克服各種威脅的世界」。
「要建設一個民眾能自強不息，優先守護地球上所有人的尊嚴及和平的生存權利的世界」。
「要建設一個不忘過去歷史，全力克服人類的負面遺產，令後世不繼承這些負面遺產的世界」。
這也是我至今的三十次倡言的中心思想。
我深信，無論面對如何複雜困難的課題，只要明確其理想，而從這理想目標開始倒算，這種思維方法正是引領我們走出混濁的現實社會死胡同的路標，能夠成為一種變革的代替方案的源泉。
接著，我要針對「災害」、「環境與發展」、「核武器的威脅」這三大課題來討論。因為這三項課題的對應越遲延，未來世代的負擔就會日益增大。
擴大UNHCR的任務
首先就「災害」這課題，我要提出的方案是擴充支援災民的國際框架組織，尤其是要增強聯合國難民署（UNHCR）的責任。
目前，聯合國是由「國際減災戰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通過推展國際間合作來防止災害擴大。但是，因為災害何時到來難以預測，而重要的是要做好準備，以便在發生災害時能馬上對災民提供支援。
在此，我要強烈呼籲，除了對災民提供人道上的緊急支援以外，還應該重視災民的人權，注意要令他們能度過有尊嚴的生活。
具體來說，就是正式委託UNHCR，把目前對於災民的個別救援活動列為正式公務。
到目前為止，UNHCR一直不斷在擴充其援助對象及活動範圍，除了原有的保護難民任務以外，還增加了救援國內難民、戰爭難民、尋求保護者及無國籍人民等。這是由於UNHCR規章的第9條聲明該公署會「從事聯合國大會上決定的其它活動」，經過數次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而正式增添了上述的任務。
據報告，世界上每年大約有一億六千萬人遇到自然災害，十萬多人失去性命。災害發生的次數及受災的人數與70年代相比，大約增加了三倍。特別是大多數的犧牲者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災害和貧困的惡性循環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大問題。
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指出：「無論什麼樣的新對策都必須以人權為基礎。通過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及其它近年來的災害經驗，讓我們明確地認識到此等災害對災民的人權也帶來了新的威脅。」（《氣候變化》，Climate Change）
正如古特雷斯所指出的那樣，在從賑災到重建的過程中，如何保護災民的尊嚴就成為最大的焦點。災害發生時，災民的健康狀況及生活環境的惡化往往會被看成是在所難免的，但正是在緊急情況發生時，這些一個接一個的權利的喪失，對災民來說可能就是致命的因素。
為了對此進行改善，應該讓UNHCR站於一個能持續支援災民的立場。應該設立一個框架，令UNHCR能與其它國際組織共同開展立足於「人道主義」和「人權文化」的救援活動，貫徹保護人們的生命與尊嚴。我們要建設「人權文化」，來保護受到災害、威脅及社會弊害之苦的人民的尊嚴。
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採納了一個歷史性的新聯合國宣言——《人權教育和培訓宣言》，為國際社會設立通過教育及訓練培養人權文化的原則和目標。這宣言是從2007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決通過後開始起草草案，反映了以NGO「人權教育與學習工作小組」為首的各式各樣NGO民間社會的意見。
SGI作為這個NGO工作小組的主席，也為了要落實宣言的精神，正在與聯合國「人權教育協會」（Human Rights Education Associates，HREA）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的合作下，製作人權教育的DVD。
如果世界各國都開展以宣言為基礎的教育活動，那麼可以期待的是，在災害發生時，受影響國家的政府及地方自治體在進行賑災活動時必會意識到維護災民人權的必要。建設「人權文化」是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的中心課題，SGI今後將從民間社會的立場再接再厲，希望可以為這課題做出更多的貢獻。
防災、重建與婦女
第二個要提出的方案，就是從防災到賑災重建的各個階段，國際社會要加以重視婦女所能夠扮演的角色。
在對應處理災害與「突如其來的窘迫危機」時，需要重視每一個災民所處的不同狀況。與此同時，重要的是當事人能以自強的精神以自己的力量試圖打破現狀。在此，婦女所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
一般來講，發生的災害規模越大，喪失性命的女性與男性的數字差距也就越大。而且每當發生災害時，婦女在生活上的不自由及負擔會比男性大，而且對於其人權及尊嚴的威脅也越大。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著眼於婦女與生俱來的「對於防災與重建的貢獻能力」，有必要把它反映在防災重建的對策上。
在2005年由聯合國主持召開的世界減災會議上採納的《2005-2015年兵庫行動框架》條文中指出：「應該把以性別為基本的思考方式加進各種災害風險管理政策、計畫決策過程中。」但遺憾的是，在去年提出的報告書中指出其進展並不令人滿意。為了改變這種狀態，我認為應該提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明確原則。
在這裡我想起在2000年10月通過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325號決議（注解4）。它提倡在維護及促進和平與安全的各種活動中，男女應該擁有平等參加及參與的權利。這項決議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強烈的訊息。
經過十多年，在其履行上仍然留有課題，需要更進一步的推動和支持。但是，在各地進行各種活動時，這項決議經常成為了活動的行動指南，證明決議的存在具有重大意義。
當時，為通過該決議而盡力的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安瓦爾・喬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在與我的對談中這樣講述：「通過婦女的參與，和平文化可以延伸出更頑強的根。……不應該忘記的是，沒有婦女參加的世界和平，就沒有其真正的意義。」（《創造新的地球社會——暢談和平文化與聯合國》）同樣地，在防災與重建這方面，婦女也承擔、發揮著同樣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在各地開展維持和平活動的聯合國也根據2010年1月的中美洲海地大地震所造成的深刻損害，提出有必要將1325號決議的對象範圍擴大到自然災害領域。
所以，我提議將1325號決議的構築和平概念擴大到包括防災及重建工作，或通過一項新決議，聚焦於婦女在防災及重建中所能分擔的重要作用。
我強烈希望，日本作為採納《兵庫行動框架》的主持國，也經歷過阪神・淡路大地震及東日本大地震，應率先整頓日本國內婦女活躍的環境，以成為各國的模範。
前智利總統、也是二年前創設的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第一位執行主任米歇爾・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說：「我親眼見過，當那些常常陷入極端困境的女性一旦獲得機會，會對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做出何等貢獻。她們的力量、勤奮和智慧是人類尚待開發的最大寶藏。我們決不能再等100年才去釋放這一潛力了。」（2011年國際婦女節新聞稿，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2011）。
正如巴切萊特所說的那樣，婦女不能總是以災害最大受害者的身分而告終。這是與防止糾紛及構築和平的情況一樣，在防災及重建上，婦女是最大變革的主體者，可以發揮其專長使局面好轉。現在正是構築這一時代的時刻。
SGI對發揮婦女在和平文化活動上的專長不斷進行意識啟蒙活動。今後更準備通過草根啟蒙活動，讓婦女在防災重建領域上能得到充分發揮。
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接下來第二點我要提出的是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今年6月，將在巴西召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里約+20）。迎來1992年地球高峰會議召開二十周年的今年，將會在會議中檢討於這二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並商討以下兩個主題：「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背景下的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機制框架」。
關於前者的綠色經濟，雖然還沒有確切的定義，但我認為不應把這定義下得太狹隘，譬如把它當作經濟成長與環保這兩個看似相互抵觸的需求之間的一個折衷之策，又或者促進經濟成長的新模式或創造就業機會的手段等狹義的概念。
去年秋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在印尼的萬隆舉行了國際青年會議。會議上通過了一個宣言，把綠色經濟定為：「把人的幸福、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放於等同地位的，真正可以持續的唯一整體化框架」。世界青年代表們對未來滿懷理想與責任感，也引起了我強烈的共鳴。
我強烈呼籲，作為繼承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注解5）的新活動，制訂共同目標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在一份為準備「里約+20」會議所結集的最初的文件草案（zero draft）中，也提出了需要設立「可持續發展目標」。希望不要放過這一大好機會，從一種顧慮周全的綜合性視角，深入討論這些人類與地球所面臨的課題。
到目前為止，國際社會基於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一直在努力減少社會上遭受貧困饑餓之苦的人口。就是說，從各種的角度改善上文曾提及的因為出生國家、成長環境的不同所產生的生活及尊嚴上的不平等。雖然至今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多人認為有必要在期限的2015年以後，設定新的目標。
我歡迎這種建議，期待通過設立新目標來繼承《千年發展目標》的精神，以繼續改善由貧困及歧視帶來的地球社會的不公平。也希望能將任何國家人民都不能迴避的，有關人類安全的各種問題也列入解決範圍之內，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人類共同指向的作業。
我提議於「里約+20」設置研討新共同目標的工作小組，推展對話過程。作為其根本理念的，就是「人類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那麼，「可持續發展」又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我認為就是：「不把幸福建築在他人的不幸之上」、「不把被污染和破壞的社區和地球留給下一代」、「為未來的子孫著想，不要只為滿足現在而犧牲未來」。
在實行的過程中，不應義務性地受外部規則所束縛，也不應感到某種艱苦的重責。不如講，應該是一種自然的分享，也就是經濟學家加布賴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博士與我在對談中所提到的，一種要使二十一世紀成為一個「人類可以說，活在這個世界是快樂的」世紀的心情。（《人本主義的大世紀》）
我在2008年的倡言中，曾指出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不但是要努力實現目標，還要恢復每個受悲痛的人的笑顏。
我們也不需要從零開始創造其倫理基礎，因為它本來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傳統文化以及宗教之中，只不過我們現代人忽略去認識而已。譬如北美原住民易洛魁（Iroquois）所繼承的教誨說：「要經常考慮不但是眼前的事物，也應該包括未來的，比如那些還沒有露面的下一代。」
佛典之中釋迦也有同樣的教導：「為人能見或不見，如是近者或遠者，無論已生或未生，平等慈眼視眾生，祈願彼等心安住（眼睛看得到跟看不到的，住在遠方跟住在近鄰的，已經誕生和將要誕生的，以平等的慈悲眼光來看眾生，願所有生靈都得到安穩幸福）。」（《佛陀的話：慈愛經》）
為新目標制定作為基礎的倫理觀念時，不是把它制定為一種外在的規章制度，而是應該通過教育及意識啟蒙，讓它成為一種扎根於民眾生命的「誓約」。
同時要具體地、認真細緻地考慮如何解決貧困、收入不均衡，各種突如其來的災害威脅等問題，還有如何阻止生態系統的破壞，保護生物的多樣性等等。
我們應該彙集世界的睿智，通過反復議論，探討為了保衛地球上人類的生存、生活和尊嚴，要如何向未來發展，需要什麼樣子的生存方式，和應該構築一個怎樣的社會。
新能源的未來
聯合國制定今年為「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國際年」，明確顯示在考慮世界能源問題上，最要重視的就是其「可持續發展」。在此，我們先要考慮核能發電的現狀以及今後的發展。
隨著地震與海嘯而來的福島的核電站事故，是繼美國三哩島核電站事故（1979年）、舊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1986年）之後發生的、帶來同樣深刻影響的事故，而至今還不能看到有終結的徵兆。如何去除、儲藏受到核輻射污染的土壤及垃圾等課題依舊處於不透明狀態。這種「現在進行式」的威脅繼續給許多人帶來難以估計的痛苦。
據初步估計，從發生事故的核電站去除核燃料及核輻射性物資、拆除工廠設備等，最長需要四十多年。除此之外，還有如何恢復四周及受污染程度較強地區的環境等課題，和核輻射對人體的長期影響等問題，都是涉及現代以及下一代的生活，實在令人擔心。
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已經提出了如果核電站發生嚴重事故的話，就會造成無法估計的巨大災害。就算不發生事故，處理核廢料也需要為期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以上的時間，會為將來人類留下一個沉重的負面遺產。至目前為止，依舊還沒有找出一個能從根本上處理這些核廢料的方法。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所指：「核能事故是沒有國境之分的。它直接威脅著全人類的健康與環境……正因為它的影響超越國境，所以這個課題需要在全球間進行討論。」（A Visit to Chernobyl）
不錯，核能源這問題超越國境，僅僅在某一國家的能源政策範圍內進行討論是沒有作用的。日本有全球百分之十的地震發生，歷史上也曾多次發生海嘯及各種災害，是絕對不能樂觀地認為核電站事故不會重演。
我認為，日本應該儘早研究如何擺脫核能源的政策，與已經導入可再生能源的先進國家一起合作，積極地共同開發能大幅度降低成本的技術，讓那些受能源問題困擾的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受惠。我認為積極研究如此的技術革新，正是日本的使命。
另外，在改變能源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到其對社會及經濟的影響，有必要對於那些目前經濟大部分依賴核能發電的電力供應地區，實施包括培育其它代替產業基礎的各種方法。
作為國際社會的課題，核能源依舊存有許多仍待解決的課題，當務之急是各國之間如何去協調合作。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二十五年後的去年4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訪問當地後發表的文章中提醒國際社會對核能源的注意，說「必須要像對待核武器問題一樣對待核電站安全問題。」
使用核武器就不用說了，伴隨著開發及實驗核武器所產生的核輻射污染與核電站事故的污染，對人體帶來同樣的災害。絕對不應重複發生這樣的事故。
從1954年蘇聯在世界上首次啟動核電站起，經過了超過半世紀的時間，很多核電站已經迎來了使用壽命的時期。另一方面，與世界上核電站的數量成正比的是，核廢料的數量也不斷地增加。
到目前為止，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一直在推進對於和平利用核能的研究和開發，協助科學、技術資訊的相互交換，以及防止原子能用作任何軍事目的。但是，面對世界目前面臨著的核電站已使用了半個世紀以上的問題，在吸取福島核事故教訓的同時，更應在現在的日常工作基礎上，推進處理核廢料的國際間合作。
我呼籲，除了以國際原子能機構為中心儘早推進關於核廢料管理的國際合作之外，更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核電站發生事故時的緊急對策，及處理廢棄核反應堆時的國際合作。
徹底廢除核武器
最後我要為禁止、廢除核武器提出具體的意見。
從某種觀點上，去年3月發生的福島核電站事故令人想起自1950年代以來核武器國在各地反復舉行的核武器試驗所帶來的輻射污染。當時開發核武器競爭不斷激化，致令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於五十五年前發表了《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
在宣言中，戶田會長談到，「現在雖然在世界各地展開禁止核武器、原子彈實驗的運動，但是，我至想做的是把隱藏在其背後的魔爪摘除掉」。（《戶田城聖全集第四卷》）
他堅決認為，如果不能完全廢除建立在犧牲許多民眾的基礎上的安全政策，那麼禁止核武器實驗本身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此之前，戶田會長就提出了「地球民族主義」倡言，以現今的言語表現，就是「世界公民主義」，呼籲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不應該成為戰爭的犧牲品，民眾需要團結來杜絕戰爭。
在戶田會長去世的前一年（1957年9月），他把阻擋人類發展前進的「一凶」定位為核武器，通過發表《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希望年輕一代能繼承禁止和廢除核武器的運動。
在宣言發表的三年前，美國在比基尼環礁進行氫彈實驗（注解6），對人和環境造成巨大損害。從這事件可以看出，核武器不但在作為攻擊武器的時候，在其開發階段也給人類及生態帶來嚴重的禍害。另外，雖然同意不再進行核武器實驗，但是擁有核武器作為威脅力量本身，就表明了如此以保衛國家安全為名的政策，可以不惜犧牲其他多數民眾及地球生態環境，是一種非人道至極的思想。
佛法把引起戰爭的貪、嗔、疑的煩惱根源稱為「元品無明」，指出這是來自對於他人的蔑視、憎惡，和踐踏生命的心態。如果不克服這種不尊重生命的本能性衝動，那麼即使不使用核武器，毫無疑問地犧牲民眾也並不在乎的悲慘戰爭定會不斷重演。
這就是戶田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由始至終在探討的問題點。我們絕對不應把核武器當作「必要的惡」來容忍下去，相反地，要把它作為「絕對的惡」而努力禁止和廢除。
實際上，於1996年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的諮詢意見書上，也遇到一個不能打破的障礙。那就是，使用核武器一般是屬於違反國際人道法的，但「當一個國家的存在受到重大威脅，處於需要自衛的極端狀況下」，使用核武器是否具有違法性這點還得不到具體的最終結論。
但是，2010年《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上，一致通過了一份或許能彌補這一法律漏洞的最後文件，其中一節提到：
「審議大會對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災難性人道主義後果深表關切，重申各國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適用的國際法，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法。」
文中的「各國在任何時候」，明確指出無論哪個國家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都必須遵守這國際法。
我在2009年發表的廢除核武器的倡言中，曾經呼籲到，應該以2015年為目標，彙集全世界民眾要求把核武器非法化的意思，確立一個能成為《核武器公約》（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NWC）基礎的國際規範。
在NPT審議大會上達致的規範是打破這僵局的關鍵處，我們要再接再厲地使其昇華成為一個明確的條約。
一般來講，為了確立新的國際規範，是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
1. 原有規範的限度變得清楚明確，要求制定新規範的意見蜂起。
2. 要求新規範的意見廣泛增加，贊同國數目日益擴大。
3. 新規範在國際社會上廣泛地被接納，以條約等的形式正式制度化。
根據這一方式來看，我們現在正處於進入第二階段的時機，贊同國日益增加狀態指日可待。我抱有如此確信，是根據如下的世界形勢：
1. 1997年以民間社會為主導完成了《核武器示範公約》，而2007年提出其增訂本，顯示出研討從禁止到廢除核武器所必要的法律措施已在進行中。
2. 1996年以來，以馬來西亞等國家為中心，每年向聯合國大會提出要求開始討論《核武器公約》的決議，到去年已獲中國、印度、巴基斯坦、朝鮮、伊朗等130多個國家贊同，支持的範圍不斷擴大。
3. 2008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提倡根據《核武器公約》或一個獨立但又相互支撐的協議框架來推進核裁軍。
4. 潘基文秘書長的主張在2010年的NPT審議大會上得到了全會一致的同意。
5. 在由159個國家參加的「各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上，包括俄國、英國、法國、中國在內的全體參加國一致表明支持這項主張。
6. 由全世界超過5100個城市參加的「和平市長會議」要求開始討論《核武器公約》。同樣地，以各國前首相、前總統構成的「前政府首腦國際行動理事會」（Inter Action Council of Former Heads of Government，ICFHG）也呼籲締結《核武器公約》。
7. 2009年9月，聯合國安理會的首腦會議上，通過以構築無核武器世界為誓約的1887號決議。
8. 各國財政預算受目前經濟不景氣打擊，核武器國之間也提出檢討包括核武器支出在內的軍事預算的議論。
雖然以上的行動也許還不是具有單獨打開局面的力量，但是要求「無核武器世界」的呼聲卻是一步一步、義無反顧地在前進。在民間社會的主導下起草的示範條約，以及透過署名運動等活動要求展開以締結《核武器公約》為目標的磋商等事例都顯示，作為這公約的規範的精神源泉，正脈動在民眾當中。
現在所要求的，就是把「絕不能重演核武器帶來的悲劇」、「人類不能與核武器共存」這些民眾共識，具體地把它成立為條約，作為人類共通的規範明確樹立起來。
擴大反核章程
現在需要彙集起最後的努力，來急遽增加《核武器公約》的贊同國。為此，我提議除了現存的國際人道法所體現的精神以外，更需再加上「人權」及「可持續發展」，以此來彙集全球民眾的意識。而青年們應該站在這運動的最前線，強力呼籲要求「無核武器世界」。為什麼呢？因為如果站在「人權」及「可持續發展」的觀點上，那麼顯而易見的是，不管有無使用核武器，只要核武器繼續存在，而國家安全政策繼續依靠核武器來維持，那麼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許多人及其後代，都必須挑起異常沉重的擔子。
作為世界保障人權支柱的條約之一，就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1984年，作為監視公約實施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現人權理事會），曾作出如下的意見表明：「設計、試驗、製造、擁有和部署核武器顯然是當今對人類生命權利的最大威脅。……此外，這種武器的實際存在和威力在國家之間製造了猜疑和恐怖氣氛，從而妨害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促使全世界都尊重和遵守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工作。」（第14 號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 No.14）
也就是說，只要存在核武器，就會萌生以強大軍事力量恫嚇對方的衝動，令其他許多國家感到不安及恐懼。而事實上，這種恫嚇的惡性循環，會帶來無法估計的核武器擴散和軍備擴充，令世界永無寧日。
威脅帶來不安，不安造成擴軍，而這又進一步增加威脅——為了這種負面連鎖，把龐大的預算與資源，都耗費在產生核武器及擴充軍備上，如果將其用在維護人的生命、生活、維護尊嚴上的話，那麼世界上各項以消除貧困、促進教育等為目標的議程不知要取得何種程度的進展。
1955年，主張消滅戰爭及核武器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其起草者之一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我們的世界產生了異樣的安全概念和歪曲的道德觀念。在把武器像珍寶一樣保護著的同時，卻把孩子們放於戰火的危險之下。」（引用自The Words of Peace）
為了打破這種非人道、冷酷的社會狀況，我在兩年前的2010年倡言中呼籲，將《聯合國憲章》第26條的精神具體化，強調「把裁軍作為人道主義的活動」。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克倫貝格爾（Jakob Kellenberger）也在2010年4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提出了警告：「核武器破壞力大，造成難以名狀的人類苦難，而且不太可能將其破壞力控制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內，還會對環境、人類的後代甚至是生存造成威脅。」（Bringing the Era of Nuclear Weapons to an End）。
這都是在警告世人關於核武器的非人道性，以及此類武器會對可持續發展構成的威脅。再加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於2011年11月舉辦的代表會議上提出的要求廢除核武器的決議，這都是核武器國家應該側耳傾聽的疾呼。
目前世界上仍存在著兩萬枚以上的核彈頭。其總和威力可以不止一次地消滅地球上所有人類及其子孫，破壞地球上所有的生態系統。我們懷疑，究竟這些龐大數量的核武器所保護著的又是什麼呢？假設通過核武器維護而自國的部分人民能僥倖生存下來，但是他們所要面臨的，又能稱得上是一個「未來」嗎？
如此在國際人道法的精神上，加上「人權」和「可持續發展」這全球人類都關心的課題，我們能擴大以「無核武器世界」為目標的運動範圍。
特別是對於核武器國和依存在「核保護傘」下的國家的人民，希望以上的做法能引起他們開始考慮和認識到，繼續執行現行政策，會對「人權」及「可持續發展」造成重大的侵害，並促使他們進行意識上的轉換。
本著以上的條件，作為實現《核武器公約》的一個方法，我提議以基本條約配合議定書的形式，來禁止及廢除核武器。就是說，以「贊同建設『無核武器世界』為人類共同的事業，遵照國際人道法、人權及可持續發展的精神，不進行違反這一建設、損害其理念的行為」，以這精神作為基本條約的骨幹，通過不同步驟締結各種議定書，來徹底禁止開發、製造、使用和威脅使用，決定如何進行廢棄及驗證。
其重點就是樹立一個全人類共同合作的廢除核武器的框架，令所有人民在物質和心理方面都得到保障。
如此條約能超越現在各國不同的立場，成為一個向著「無核武器世界」這共同目標前進的立腳點。同時，締約國由於擁有共同目標，就不用繼續進行相互威脅的角逐。
如果能夠成立如此「把威脅變為安心」的條約，那麼下一階段的議定書生效即使是多少有些延遲，也不會像現在那樣前途不明朗，威脅被漫無邊際地放縱和擴大。能基於一個明確的整體形象，形成根據國際法來自發停止的狀態。
為此，有必要儘早開始進行準備。我提議在今年乃至明年間，以有志的國家及NGO為中心，成立一個「核武器公約行動小組」（暫定名稱）。我們SGI也將會積極參與這一運動。
一方面研究和探討基本條約的原方案及議定書草案的構造，一方面以青年的熱情及信念喚起國際輿論，來加強全球民眾的團結，擴大贊同國家的陣容。
希望到2015年為止，能爭取簽署禁止及廢除核武器的基本條約。我提議以廣島或長崎作為發表其最終草案的場所。
我一直以來提議，在原子彈轟炸七十週年的2015年，於廣島及長崎舉行由各國首腦及民間社會代表參加的，帶有終止核武器時代意義的「廢除核武器首腦會議」。而準備於2015年召開的NPT審議大會將會是一個最好的候補。
雖然考慮到NPT審議大會通常只是在紐約或日內瓦舉行，而在其它地方召開可能會帶來一些困難。但無論是「廢除核武器首腦會議」還是NPT審議大會，我期盼能在受過原子彈轟炸的地方召開，是希望親身訪問該地的各國首腦和參加者，能重新立下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不屈不撓的信誓，來解決核武器問題。
最近幾年，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共同提倡「無核武器世界」的前美國國防部長佩里（William J. Perry），在參觀廣島的原子彈轟炸遺址及原子彈爆炸死難者和平紀念館的感想中這樣寫道：「原子彈爆炸後的恐怖畫面，深深烙印在我心中。當然，到目前為止，我自認為對於核武器的恐怖有充分的理解。但是當實際的悲慘現實呈現眼前，讓我去感受的時候，我重新痛感到原子武器擁有的強大威力，和能帶來的無法估量的悲劇。這體驗令我強烈地決意，絕對不能在地球上再次使用這種武器。」（《追求無核武器世界》）。
當然，每一個人的感想是不同的，但是一定會有銘刻在心中的想法。
無論如何，為了要儘早阻止目前的核武器擴散，阻止其實際的威脅，我們要向在同一地球上生活的人們進一步呼籲，讓大家更為關注這一與自己的生命、尊嚴以及子孫後代息息相關的問題，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辦法。
SGI從戶田第二任會長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發表五十周年的2007年起，發起了「廢除核武器民眾行動十年」運動，努力彙集民眾的呼聲。作為其中一環，到目前為止，已經在世界二百二十個城市舉辦了呼籲廢除核武器的「從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變革」展，得到眾多市民前來參觀。
除此之外，SGI還與防止核戰爭的國際防止核戰爭醫生組織（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IPPNW）所開展的「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ICAN）」合作，來擴大要求實現NWC的民眾網絡。同時，也通過與國際新聞社（Inter Press Service，IPS）共同發表有關廢除核武器的消息等，來尋找實現「無核武器世界」的新方案。
另外，我在1996年創辦的戶田紀念國際和平研究所，為了支援從一般民眾的層次開展「無核武器世界」的國際性行動，準備從今年開始推出擴大「無核武器區（Nuclear-Weapon-Free Zones，NWFZs）」的新研究專案。
「如果是我的弟子，就應該繼承我今天的聲明，並將其意義向全世界推廣。」（《戶田城聖全集第4卷》）五十五年前恩師的教誨至今言猶在耳。
與SGI的青年們一起，為了實現對恩師戶田會長的誓言，創建一條由民眾親自開拓的「無核武器世界」的道路。為此，我們要與志同道合的所有團體及民眾共同攜手，決心完成這一史無前例的挑戰。
分享誓言
以上，我對如何解決災害、環境和開發等問題，以及消滅核武器的問題等分別提出了具體的方案。雖然這些都並非朝夕可以解決的問題，但是我深信，只要彙集民眾的無限可能性和每個人的力量的話，就一定能夠開拓解決的道路。
六十年前，恩師戶田會長提出了「地球民族主義」構思；五年後又發表了上述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戶田會長的信念，就是要我們經常瞄準一百年、二百年後來行動。
他向弟子的我所託付的言言語語，就成為了我終生的誓言和行動的原點。
「為了人類的和平，你要提出具體的方案，並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站在運動的前列行動起來，這才是最為重要的。即使不能夠馬上實現，這也將成為星星之火，絕對會擴大成為燎原的和平火焰。脫離實際的理論永遠是空洞的。提出具體的方案，才是向著實現的骨幹，才能保護人類。」
至今於這三十年間的和平倡言，正是為實現與恩師的誓言的不懈行動。
為了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在不斷提出各種方案的同時，為了擴大作為解決問題最大原動力的全球民眾的團結，我正與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地區的SGI同志們一起，日復一日地推進對話運動，來點亮人們心中的勇氣與希望。
為和平、人權、人道的奮鬥，絕不是像爬到高山的頂峰就可以達到終點那樣。重要的是要創建一股一代接一代、誰也阻擋不了的滔滔洪流，並日積月累地把它發展和擴大。這就是我們為了建設一個和平未來的不斷挑戰。
今後，我將繼續燃燒著這一信念，更加強有力地推動這「民育、民有、民享」的運動，決心建設一個和平與共存共榮的地球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