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義」大地萬里無垠（中國，深圳大學， 1994年1月31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94年1月31日在中國深圳大學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深圳大學是一所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年輕學府，能得到在此講演的機會，我感到無上光榮。
今天光臨的蔡校長去年11月曾訪問日本，舉行了授予我貴大學名譽教授的儀式，這是我終生的榮譽。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謝。
貴大學和創價大學之間那時還簽訂了學術交流協定，邁出長久友好的第一步，讓我們共享這一喜悅。
我初次訪問深圳正好是二十年前，1974年5月。
星霜二十載，此次故地重遊，深圳的輝煌發展，勃勃生氣，令人有瞠目之感。林立的高層建築，壯觀的現代化道路，街頭快活的亞洲各國遊客……，作爲一個祈願貴國繁榮、日中兩國友好，並爲實現此願望而行動的人，我從心底感到喜悅。
隨著蘇聯、東歐的劇烈震蕩，世界進入被稱爲「冷戰之後」的時代。但是，「取決於美蘇的和平」這一冷戰構造瓦解以後，人類將建構什麽樣的和平的世界體系，尚不清楚。善惡且當別論，總之，超級大國的力量一直是糾紛擴大的抑制力，而現在以什麽取代它，來防止不斷發生的地域糾紛，逐步實現和平呢？
聯合國的力量還遠遠不足。從索馬里PKO（聯合國和平維持部隊）就能看出，即使在聯合國的名義下，也動輒有陷入地域糾紛泥淖的危險。坦率地說，在世紀末的今天，與數年前沸沸揚揚的民主化潮流相反，面對包括民族和宗教在內的接連不斷的騷亂，恐怕大多數的人會感到束手無策、只能袖手旁觀吧。
去年末，我在東京與聯合國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秘書長會談，雙方曾談及聯合國的未來構想等諸多問題。秘書長等許多人在爲走入死胡同的國際局勢尋找突破口，對於他們付出的辛勤努力，我深表敬佩，並且，我們也從民間的角度盡力協助、支援。
與此同時，籠罩世紀末的陰霾來自何處，這種宏觀的視點也不應忽略。因爲若不側耳傾聽深深的水流，即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所說的「歸根結底，創造歴史的水底的平緩作用」，則展望二十一世紀也是不可能的。
面臨這一課題時，當即跳入我們眼簾的，大概是這樣的歷歷景象：世界，尤其諸發達國家，沒有駛向未來世紀的海圖和羅盤，人們無所適從，一片荒漠。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分析帶來資本主義興隆的宗教原因，在那本名著（《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末尾，他預感到，在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社會，將出現不可一世的「沒有頭腦的專家」、「沒有良心的享樂主義者」，不過，對於事實是否會如此，他慎重地作了保留，說「誰也不知道」。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杞憂似乎並沒有以杞憂而告終。
現代社會裏泛濫著人種、毒品、暴力、教育荒廢、家庭崩潰等各種問題，欲望與本能橫流。
幾年前，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歴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這本著作，正當冷戰結束之時，在全世界引起反響。
他在書中借用尼采（Nietzsche）的話描述「歴史終結」時出現的「最後的人」形象，說：「自由的民主主義産生‘沒有胸襟的人’，即只是由『欲望』和『理性』所構成，憑著長期對私利私欲的盤算，能精明地尋找新方法去不斷滿足自己瑣碎無聊的要求，欠缺‘氣概’的人。」無須贅言，這裏的「欲望」就是韋伯所說的「享樂主義者」，「理性」就是指「專家」。
歸根結底，問題就是「人」本身。因爲人逐漸忽視了「做人的根本條件」，所以現代文明危機的本質，的確是「人的危機」、「人性的危機」。
在此，我想請各位注意近年來遽然引起矚目的東亞、特別是中國三千年歴史中，源源湧流的、獨特的「人本主義」水脈。貴國最近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震驚全世界，究其遠因，我相信不能無視這「人本主義」的因素。
距今大約二十年前，世界著名的英國東方問題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稱號時在他的講演中曾一語道破，說：在滿天神佛失去權威的現代，需要追求「一種不受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倫理的思路、一個倫理的模式」，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有世界通用的貴重貢獻」。不消說，「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就是基督教的神。歐美社會的倫理性思路和模式的基礎，本來就受到「超自然」的支配，即建立在與神的約定上。他們之所謂倫理，在作爲人與人之間的規約之前，首先是一種作爲神的僕人的「人」，和神之間所交換的規約。
譬如，富蘭克林有著名的十三德行——「節制」（Temperance）、「沈默」（Silence）、「規律」（Order）、「決斷」（Resolution）、「節儉」（Frugality）、「勤勉」（Industry）、「誠實」（Sincerity）、「正義」（Justice）、「穩健」（Moderation）、「清潔」（Cleanliness）、「鎮定」（Tranquility）、「貞節」（Chastity）、「謙讓」（Humility）。雖然這些都是以希臘哲學和基督教思想爲背景的，但在很多地方，與東方的傳統美德共鳴，具有普遍性。和儒學中所謂仁、義、禮、智、信相比，也並非性質有異。在明治時期的日本，作爲人的理想形象，富蘭克林熱烈地被福澤諭吉等各階層形形色色的人所推崇，也表明了這一點。
東西方倫理中重要的分歧，就是在於有無與神的約定。十三德行具體表現了美國資本主義勃興時期的典型道德風氣，支撐它的是貫徹禁欲、蓄積財富去符合神的心意、努力稱爲神的光榮證人這種信仰。
的確，這種信仰産生了富蘭克林等許多富於自制心和博愛之情、頗具魅力的人。但是，此後歴經百年、二百年，隨著對神的信仰日漸淡薄，與之配套的德行也開始褪色了。結果，缺乏道德的産業社會現狀，就是充滿著如剛才福山所描寫的「最後的人」。正因爲如此，時代要求的就是無須神等「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符合人性的倫理規範。
因而，我對於貴大學的口號——「自立」、「自律」、「自強」，非常注意。自我獨立、自我約制、自我圖強，這裏有一種立志將來成長爲擔負中國的、堅韌挺立的人的氣概。
但是這裏的所謂「自」，雖然是「自己」、「自身」等詞語的根幹，卻與在歐美有根深蒂固傳統的「個」（Individual）差異很大。「個」意味著作爲不可再分的最小單位的孤立的個人，與之相對，「自」這一文字，決不限定於一個人，帶有自在的深度和廣度。通曉宋代、明代中國思想史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在研究考察「自然」、「自得」、「自任」等詞語時，感歎地說：「採集他們議論中層出不窮的帶有『自』的復合語，足以編成一本新儒學的倫理學用語辭典。」
多達足以編成一本絢爛多彩的倫理辭典，其理由牽涉到中國傳統的對人的觀念。漢字的「人」表現出人與人互相支撐的樣子，是中國思想的最重要的關鍵詞。「仁」也是由「人」和「二」構成，意味著「人」相對、溝通、互愛。就是說，不會有單個的人，人互相聯係，形成一個有機體，而且，這種聯係不限於人的世界，還擴展到自然界和宇宙，構成萬物渾然一體的有機的整體。簡而言之，這就是澎湃在宋代朱子學裏的中國傳統對人的觀念、對自然的觀念。
並且，我還想提出，這與佛教不個別觀察人與事物，而重視相關性、相互依存的「緣起觀」密切相通。
如此，從有機的對人的觀點來看，森羅萬象皆與人不無關係，一切都直接關聯到人應該如何生活這一問題。說來，這就是基於人本主義的「恰如其分」的思考方法。正如所謂「爲人的科學」、「爲人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經常返回「人」這基點，看看是否「恰如其分」，驗證一切現象的意義、善惡、過與不足。這樣的人本主義在東方思路中隨處可見，而中國思想是其典型。
孫中山先生正是具有最優秀的人本主義感覺的人。《三民主義》裏有關於自由的獨特考察。
「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
草率一讀，很可能誤作汲汲於權力的國家主義者的發言。但是，這一節文字出自論「民權」之中，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義者的發言。不過，孫中山先生之所謂自由，不在書籍或觀念當中，而只活在民衆的生活意識、生活的真實感覺當中。所以，他認爲抽象的、劃一的、處處適用的自由之類是虛構的，把它強加於現實，遲早會發生難以適應的現象，遠遠遊離了「恰到好處」，而變成了「適得其反」。
總之，我認爲，自由的實像只有在活生生的現實中探索、構築。如孫中山先生所說：「提出一個目標，要大家去奮鬥，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膚之痛」，所謂人的現實，是民衆生活裏的真實感覺的別名，如果分了開來，就不是「爲人的自由」，而是「爲自由的人」，陷於本末倒置。
中國人民這種現實感覺所具有的特徵，是靈活而深邃的人本主義構想，雖然邏輯上顯得矛盾，卻並不立即互相排斥，而是熱情地把交錯著種種矛盾和不合理的整個社會包容起來，通過實踐去摸索更好的答案。換而言之，不是二者選一的部分觀感，而是通達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的，一種止揚合一的全體觀感。自由這個名詞的搏動，不是從書本裏，而是從時刻變化無窮的現實裏去聽取、去感受的——孫中山先生的自由觀感，不正是出自中國這種典型的全體觀感嗎？
這種思路現在也自然地反映在貴國所選擇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前年秋天採用這一體制以來，中外議論紛紛。確實，從某一方面來看，以計劃經濟爲本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相結合，也許是以竹接木，一個不合情理的難題。實際上，這樣的冷嘲熱諷也很多。
但是，我認爲應慎於輕率判斷和膚淺見解。如果跳出政治和經濟的層面，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置於以止揚合一的全體觀感去把握事物的人本主義之下，便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
鄧小平先生在有名的《南方講話》中坦率談論了股票、證券等市場要素的引進。
他說：「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麽，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實在是種靈活而博大精深的對應方法。
我曾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訪華時拜訪過鄧小平先生，他所闡述的對中國的發展與繁榮的展望，言猶在耳。
自在地運用「恰到好處，毫不誇張」的尺度，判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適當與否，而加以調整——這種做法，使人不被經濟擺布，徹底貫徹推行「爲人而有的經濟」，顯然是人本主義的思路。這種慎重方法，從漸進主義的手法上也清楚可見，即市場經濟也不是一舉導入，而是讓深圳等特區先行試驗，判明是否可行，然後徐徐推進改革。
如果是這樣，那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破天荒的拼配，也一定是中國在面對著種種的困難中，不斷反覆試驗，並且把來自歴史淘汰作用的負面控制在最小程度，在謀求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中所能夠採取的最大限度的選擇。考慮到貴國人口、版圖等的龐大，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左右二十一世紀的命運的人類史實驗。全世界都屏息注視著中國的動向。我作爲一個老朋友，情不自禁地衷心祝願貴國的成功。
說到底，一切始於人，歸結於人。在經濟方面，倘若不是如儒學「德本財末論」優良傳統所顯示的「恰如其分」的調節起作用，就只會助長蔓延世界的世紀末病——拜金主義風潮吧。李約瑟博士說「倫理的思路」、「倫理的模式」時，熱切期望著對這種風潮的反題。而湯因比博士說「中國肩負著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合與和平的運命」時，清楚明確地估計了貴國歴史所蓄積的人本主義的道德力量。
現在，各位在中國經濟發展最前端的深圳，自立、自律、自強，朝二十一世紀奮飛，目標所向，我相信一定符合李約瑟和湯因比兩位博士的描繪，是「人本主義」一望無垠的大地。
最後，請允許我借用貴國大詩人白居易的詩句，表達我對於敬愛的各位的心情。
「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