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平之康莊大道（中國，北京大學， 1984年6月5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84年6月5日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這是我第六次訪問北京大學。四年前，我有幸在北京大學發表我的一點意見。今天，我又有機會，在這裏同尊敬的中國朋友們交換意見。在此，請允許我向尊敬的丁石孫校長、各位尊敬的老師、各位親愛的同學，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謝意。今天過去，永不重來。我希望在充滿紀念性的今天，能把日中友好向前更推進一步。
在上次的演講中，我以「我對中國的一個考察」為題，談了我個人對於中國民眾的真實面貌的見解。今天，我想以「走向世界和平之康莊大道——我的一點看法」的題目，從一個平民的立場，談談我一直堅信不移，並且努力使之實現的建設永久和平的設想。
迄今為止，除了在貴大學以外，我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洛杉磯學院、莫斯科大學、瓜達拉牙拉大學、索菲亞大學、布加勒斯特大學等講壇上，分別作過演講。我始終抱著這樣的信念：如果民族之間沒有深切了解和廣泛交流，就不會有和平，而這種了解和交流，也是不可能坐觀其成的。本著這種信念，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講，能夠為發展日中兩國的和平友好事業，作出一點微小的貢獻。
或許可以這樣說：不論是個人之間的衝突，還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任何糾紛都是在失去自制能力的時候產生的。國家之間一旦發生糾紛，就更是如此。著名的哲學家柏拉圖和英國的霍布斯，曾經把國家比喻成脫離了人的控制的怪獸，如果引用這個比喻，我們不得不說：要怪獸發揮自我控制的能力，是極為困難的。
歌德有一段名言，論及這一困難。他感嘆道：「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未曾發現過一個國家，既有強大的軍備，建成了完整的防備體制，而又能夠始終如一地、只滿足於維持這種防備體制。」
最理想的局面，是任何國家都沒有軍備。然而，想一下子實現這種理想局面，是很不現實的。事實上，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時代，要求和平的呼聲像今天這樣強烈，但是關於裁軍的談判，卻未見有顯著的進展。另一方面，雖然路途遙遠，但人民大眾為實現和平而作的真誠的努力，正在不斷地積累和壯大起來。實現裁軍之路，捨此而別無他求。我認為在當前的局勢下，我們急需解決的課題，是如何用文化和文明的「文」的力量，來抑制軍備，亦即「武」的力量。這就是我想說的發揮國家的自我控制能力的問題。
在中國搏動著的「尚文」風氣
以這一觀點來考察和平的問題，我認為中國三千年的歷史，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啟示。縱觀中國的歷史，我有一個強烈的印象：與其說中國是一個「尚武」的國家，不如說她是一個「尚文」的國家。當然，這是從比較的、相對的意義上說的。正如沒有完全「尚武」的國家一樣，純粹「尚文」的國家也是不存在的。問題是何者為其主流。我覺得除了極其例外的時期，「尚文」的風氣，一直是推動中國歷史的巨大力量。
當然，以「尚文」為主流的中國，也確實有過諸如漢朝成立時期，以及蒙古族統治下的元朝那樣的，以武力推行擴張主義的時代。而且，曾經以萬里長城為象徵的邊境，也曾反覆其攻守的歷史。此外，國內的治亂興亡也持續不斷，戰火的規模，從日本這樣的島國看來，真可謂是異常之大的。
我還想說明一點：我也很清楚，單純的崇文精神，稱不上「尚文」，而是陷於「文弱」，從而招致時代精神的頹廢。各王朝的末期總是陷入爭亂狀態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說，同世界文明史中經歷過盛衰榮枯的其他強大帝國相比，在中國的歷史中，很難發現單純憑藉武力，明目張膽地推行武力主義和侵略主義的例證。儘管一時性的武力主義也曾勉強推行過，但畢竟很快便為文化及文明那大海般的力量所吸收。中國被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在其卷帙浩瀚的史書中，只消信手翻閱幾冊，就可以發現其中處處充滿著倫理性和倫理感。正因為中國是一個「尚文」的國家，才有可能產生這樣的力量，抑制唯力是視的武力侵略主義。
有抑制武力作用的傳統力
「對外征服是非道、不德的行為」，這樣的一種認識據說最初產生於隋唐時代。當中國正位於世界之冠、文明之花正絢爛吐艷的時候，出現了這樣的見解，決不是偶然的。這一事實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它說明了文化與文明的力量是多麼巨大。正當隋煬帝遠征高句麗，強使民眾付出極大犧牲的時候，民間流行看一闋「向遼東，無浪死」的反戰歌。唐玄宗晚年，虛耗國庫之財，並以大量的人命為代價，作無益的國境經營之際，杜甫在其有名的《兵車行》等話中，不僅表達出民眾的反戰、厭戰情緒，而且人們還可以從中聽出視外征為不德的絃外之音。他在《兵車行》中寫道：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
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
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這百名詩，借出征士兵之口，控訴無益的侵略戰爭。視外征為非道、不德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民眾中扎下了根，並成為當時的時代精神。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遣隋使、遣唐使等，開始了日本與中國的直接外交關係。
這種想法在當時中國的外交姿態中，尤其在朝貢外交、朝貢貿易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時的中國對於絕大部分的從屬國，只要求宗主權，並不試圖實行征服。所謂朝貢，亦即承認中國為宗主國，為了證明自己盡了臣下之禮而帶著貢物來朝進貢。對此，中國的皇帝也贈送一些中國的工藝品作為回禮。這種朝貢制度，是當時的一種特殊外交、貿易手段。這種朝貢貿易的出發點，在於以文明與文化使鄰國心服。這種想法也是以「尚文」思想與中華民族的自豪感為基礎的。
引人注意的是，在這種朝貢貿易中，作為宗主國的中國，並未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使者和隨行人員在中國逗留期間的費用，全由宗主國負擔，而且皇帝贈送的下賜品，總是高於貢物的價值，據說從屬國進貢一次，總能獲得五、六倍的利益，作為盡臣下之禮的報酬。歷史學家們還指出：明太祖洪武帝之所以實行海禁政策，其背景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無法承受這樣的負擔了。
這裏我不想多談中國作為大帝國在經濟方面的富裕，我想強調的是從這一側面，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存在著寬宏的秩序感覺。近年來，我曾數次訪問東歐各國，在那裏了解到一些奧斯曼帝國強行剝削壓榨從屬國的極端殘忍的史實，不禁為之毛骨悚然。由此聯想到，比較起來，中國外交政策在朝貢貿易中所表現的泱泱大度與「尚文」的態度，更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僅如此，我認為這種感覺，同近代歐洲的民族主義，以及這種民族主義所產生出來的支配與被支配的意識構造，也是大不相同的。正當北京大學處於「五四運動」的沸騰的熱潮之際，訪問過貴校的巴特蘭德．羅素，曾以這樣的說話敘述了他對中國的印象。他寫道：「如果我們要找到一個『因為抱著自豪感而不屑去戰爭』的國家，那就是中國。極其自然的中國人的態度，是寬容與友好的態度，是一種希望以禮節待人，並為對方以禮相待的態度。」
眾所周知，羅素關於中國的評價，因未曾顧及中國封建殘餘制度的消極方面，招致魯迅等人的激烈駁斥。然而，羅素以不同文明的眼光，清楚地看到，並且描繪出中國文明的美的本質，這一事實也是應當加以肯定的。
我認為這種美的本質，就是人或國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獸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抑制力。我更認為，能夠實現控制及廢除軍備的和平之路，除了積蓄和發揮這種力量之外，別無他途。十六年前，我國還有不少人高談著來自中國的威脅。正是在那個時候，我提出了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建議。在那個建議中，我提出了「中國直接以武力發動侵略戰爭的可能性，是無論如何無法想像的」這一論斷，其依據正在於貴國的歷史與傳統之中。後來，日中兩國恢復邦交，貴國復歸聯合國後，曾多次明確聲明「不攪大國主義」。我對貴國的歷史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我相信這一聲明決非戰略性的幌子。
以「人」作為一切的出發點
我曾對中國產生這種自制力的背景加以考察，發現了這種看法、想法之中，人總是佔據著中心的位置。我國熟悉中國思想的銳氣學者這樣寫道：「中國哲學的特徵，在於不斷探索人生的目的。哲學家們苦心思索的問題，終究沒有離開過人這一關心的領域。關於自然的思索，總是在以自然主義的觀點思索人的問題這一基礎上展開的。換言之，哲學首先是關於人的學問。」
「終究沒有離開過人這一關心的領域」，也就是說，思考任何問題時，人總是中心或者出發點，我認為不只是哲學，在中國的宗教、科學、政治等等關於人類行為的任何學問中，其基調都可以說是以人為出發點的。以人為目的的哲學，以人為目的的宗教、科學、政治……等等，在如同交織著禍與福的大河般的中國的歷史中，人這一座標軸，不正是從未動搖過嗎?
這看起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事實上並非容易實現的事。在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那樣的一神教的世界裏，尤其是在歐洲中世紀的社會裏，歷史的座標軸常常是由「神」而不是「人」佔據的。人只不過是神的僕人，而哲學只能成為神學的婢女。當時的社會活動，看起來是人的活動，實際上卻是以神為目的的哲學，以神為目的的宗教、科學和政治。
這種思考方式，在拋棄了神的偶像的近代以後，也沒有很大的改觀。取代神而成為座標軸的中心的，是所謂「進步」的觀念，是對於科學技術的信仰。關於這一點，人們已經談論過很多了。這裏只舉現代科學應有的地位的問題為例。已經有不少人得到了如下的認識：由於現代科學脫離了「人這一關心的領域」，所以變成了理性的自我運動、自我完成的產物。當然，我並不想否定科學技術文明的成果及其給予我們的恩惠，然而，科學在不以人為基軸的情況下盲目發展，就會掉入巨大的陷阱。
在考慮和平問題的時候，我們尤應注意的是，造成近代國家間戰爭的主要元凶的殖民主義的背景，也存在著不以人為基軸這種思考方式。而我們必須指出：近代西歐作為唯一的基準，即把人類社會劃分為「文明」與「未開化」兩大部分的思考方式，產生出虛假的選民意識，並從背後支撐殖民主義體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歐洲的近代文明儘管帶給我們很多物質和精神方面的財產，然而就其整體的傾向性而言，這種文明非但沒有抑制人的野蠻的衝動本能，反而成為他的最理想的隱蔽工具。
如果我們多少牽強附會地，想在中國文明中尋找與基督教文明中的「神」相對應的東西，那大概要數「天」這一概念範疇了。在中國的宗教、哲學、道德、科學等方面，經常出現「天」這一概念。然而，除遠古時期以外，「天」並不被看作如同基督教的神那樣的超越的實體。「天」不是作為先驗的存在，君臨於人、指點人的行為，而是在經驗中與人相接，為人所究問的東西。
我不大清楚在現代的中國，「天」這個詞語帶有怎樣的語感。或許有人把它理解為帶來種種毒害的封建道德的遺物吧。
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天」本身的內容，而是人們思考「天」的方式的問題，亦即「天」在經驗中與人相接，人們是內在地、內發地思考「天」的問題的。在上次的演講中我也提到，我覺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就是「通過個別看普遍」，也就是說，從人的方面，通過現實來認識「天」，而其重點在於本著這種認識，不斷努力與實踐，以改造現實。也就是說，其特徵與其說是「靜」，不如說是「動」了。
與此相反，以某種固定的觀念為基準，用以判斷一切事物的思考方式，因其過於執著於固定的觀念，從而看不到，所謂觀念，只不過是處於相繼流傳的生命大河中的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看不到這一點，就會產生理論信仰、制度信仰和效率信仰，而活生生的人，將為這些東西所控制。我認為當代錯誤的信仰的根源，在於缺乏從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這一點上。例如對於核威懾力量的信仰，正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互相憎惡及互相恐懼的基礎上的。持這種信仰的人很少想到，如果不剷除這一基礎，那麼核武器是永遠不可能被消滅的。
果斷的行動和進行有勇氣的對話
關於這種「動」的形象，我想略談一下魯迅先生的作品《非攻》。大家都知道，這篇作品介紹了戰國時代有名的行動派和平主義者墨子的事蹟。一位日本的翻譯家把它翻譯為「使戰爭停止的故事」。這篇故事說的是：
魯人墨子，得知大國楚要攻打小國宋。而且楚王之所以動了這樣的念頭，是因為墨子的同鄉公輸般造了雲梯——一種攻城的武器，並把它獻給楚王。
墨子為了制止這場戰爭，就急忙動身前往楚國。沿途他親眼看到了宋國的貧困和楚國的富裕。楚之攻宋究竟是為了甚麼呢？……墨子先見了公輸般，向他陳述了戰爭的愚蠢和不義，公輸般說他已經說服了楚王攻宋，現在想阻止已經不行了。於是墨子就通過公輸般，進見楚王。楚王雖然同意墨子所講的道理，但又說：「不過公輸般已經給我造雲梯，總得去攻的了。」墨子於是在楚王之前與公輸般紙上談兵，結果公輸般一敗塗地，進而起了殺墨子之心。墨子覺知，就運用智慧，向楚王聲稱：「宋國已經採納了我的建議，城牆的防衛已經堅不可摧，你們即使殺了我，我的三百個弟子已在那裏嚴陣以待，你們是無法攻下宋國的。」最後，楚王終於放棄了攻打宋國的念頭。
以上就是整個故事的梗概。據說魯迅先生在諸子百家中，最尊敬的就是墨子。這篇作品的絕妙的諷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楚王說的那句話：「公輸般已經給我造雲梯，總得去攻的了。」在這裏，我們見到的不正是現代擴軍論者的雛型嗎？
我之所以要在這裏提及「非攻」，是因為我認為只有墨子的和平行動主義，才是打開突破口，實現和平的關鍵所在。總之，為了和平而行動、交談、行動……。我堅信這種「動」的觸發作用，即使看起來是在走遠路，但這條路是唯一可以變不信為信賴，變憎惡為愛心，變恐懼為友情的，通往和平的康莊大道，朝著這個方向努力，終究會溝通心與心之間的渠道的。
中國筆會會長巴金先生上個月出席了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我在大會舉行前有機會與他見面。巴金先生把他在會上的發言稱為「以文會友」，這真可謂是出自「尚文」之邦的人的語言，他在發言中這麼說：「水滴石穿，作品的長期傳播也會深入人心。用筆作武器，我們能夠顯示真理，揭露邪惡，打擊黑暗勢力，團結正義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掌握著自己的命運，世界大戰、核子戰爭就一定能夠避免。」
我也是這樣想，一個人一個人的努力，即使就像水滴那樣微小，但終究會穿透石頭，而無數的水滴將會匯成能掀動並沖走巖石的大河。要達成和平這一目標，只有靠我們不斷地採取果斷的行動和進行有勇氣的對話。我雖然能力菲薄，但今後仍將繼續努力，我期望在座的肩負起貴國未來重任的各位先生，也一起在實現和平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謝謝各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