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 1975年5月27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75年5月27日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自從去年9月，在金色的秋天裡訪問莫斯科以來，已經過去8個月了。我懷著屈指等待與親密的、難忘的朋友重逢的心情，終於又踏上了這裡的大地。
人與人之間毫無顧忌地、坦率地交換意見，將會不問交流歲月的長短，越過社會體制不同的障礙，喚起對舊友的情誼。
民眾的不屈不撓的意志與力量，就好似在冰封的西伯利亞的大地上隨著春天的來臨而萌芽的嫩草，它在經受了不得不忍耐的漫長壓制之後，終於揭開了人類解放歷史的一頁。我不禁感到，這正是俄羅斯的風土所培育出值得驕傲的特質。應該說，正是這樣的國民性使得形成今日蘇聯獨特的傳統民眾文化綻開了鮮花。我認為它象徵地表現在可以稱得上是俄羅斯文化的精華的文學世界裡。
俄羅斯文學的特色
從我們來看，俄羅斯文學的特色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呢？面對著莫斯科大學學生的諸位，也許有人會認為我說的是誰都明白的道理，但我還是希望大家聽一聽我這個外國朋友的坦率的感想。我認為，俄羅斯文學最大的特色是，始終把文學究竟能對全體民眾的幸福、解放、和平的理想做些什麼當作自己的目標，並把這一目標高高地舉起。
文學決不是一部分特權階級的專有物。絕大多數的民眾在專制的壓迫下經受飢餓與貧困的痛苦，被迫充當頻繁的戰亂的犧牲品。文學決不能忽視他們。如果肯定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那麼，跟藝術至上主義的，往往限定於特定的體裁的歐洲各國的文學相反，俄羅斯文學中幾乎全都表現出對社會問題的強烈的關心。這實際上反映了一種與民眾同甘苦共命運、真摯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給予了俄羅斯文學中出現的人物形象以極大的深度。
我無法忘記停戰後不久讀高爾基（Maxim Gorki）的《底層》時所感受到的強烈的震動。高爾基讓在真正的頹廢和底層的漩流中出場的人物薩金說出這樣的話，「人這個字聽起來多麼自豪啊！」
當時，我正在戰敗後一片廢墟的國土上迎來十七八歲多愁善感的青春期，所有的價值觀都徹底崩潰，整天餓著肚子，和朋友們把戰火劫餘的微少的書籍收攏在一起，為了尋求明天的光明，貪婪地閱讀著。《底層》中這些話像閃電般地貫穿了我的心，當時所受的感動，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腦子裡。「人」這一從苦惱與淪落的底層迸發出來的整個人類的呼叫，不由得不使我感到這是凝縮了俄羅斯文學特色的人類觀的表現。不僅如此，後來了解到俄國革命的偉大領袖列寧（Lenin）與高爾基有著極其親密的關係，使我對這位歷盡坎坷的革命家更加加深了親切感。
在難以形容的壓制下，民眾默默地被迫過著忍從與痛苦的生活，但仍然不失去希望，深信俄羅斯的傳統與未來。俄羅斯的文學家們不斷給他們指出光明。我們創價學會的社會運動的基點也是民眾，是來自民眾又回到民眾。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集結民眾的自發的意志，作為爭取和平的動力而開展的運動。所以我對俄羅斯文學追求的最大的主題——民眾的不屈不撓的意志，抱有極大的共鳴。
人民詩人普希金（Pushkin）宣布說：「我們的政治自由是與農奴的解放不可分割的。」他以及高爾基、涅克拉索夫（Nekrasov）、屠格涅夫（Turgenev）、托爾斯泰（Tolstoy）和契訶夫（Chekhov）等作家，畢生都是「人民的朋友」。不論他們怎樣描寫具有歐洲教養的知識分子或貴族階級，但他們的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形象，都沒有限定於這個框框之中，而是道道地地的「俄羅斯式」的人物。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是這樣，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也是這樣。
傑出的文學家們假托這些作品中的人物而預感到了什麼呢？他們預感到俄羅斯雖然受到已進入爛熟期的歐洲文明的強烈影響，但它會超越這個界限，遙望到我們的時代的人類解放，以及他們所祈求的人性的全面發展。正因為這樣，所以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等歐洲的文學家們對俄羅斯文學中無數高大的人物形象也同樣發出驚嘆的呼聲。
這些特色並不單純限於文學，在通過民謠而聞名的斯傑潘・拉辛起義和普加喬夫起義，或進入19世紀以後的十二月黨人運動和民粹派運動等當中也有廣泛的表現。沒有這些爭取人的解放的原動力的積累，恐怕就不可能有俄國革命中的民眾的勝利。我相信和期待這一傳統在革命後的蘇聯也不單純限於文學，而在整個文化的精神領域中也得到繼承和豐富。
我想插進一點閒話。有一次我跟一個愛好俄羅斯文學的年輕的朋友交談，話題偶然涉及到象徵各國國民性的詞匯是什麼的問題。比如法國有「esprit」（氣質、機智）這個詞，英國則有「humour」（幽默），而俄國是什麼詞呢？這位朋友說是「posledovatel'nost'」。我不懂俄語，說起來有點繞舌頭，據說譯成日語是「徹底性」的意思。所謂徹底性，據說是指不滿足於把事物追究到一定的階段，而是要頑固地窮究到底的意思。
我聽了他的解釋，感到有道理，在俄羅斯的民族與文化的深層，確實有著這種不可用已有的概念來硬套的東西。當它被賦予文學的造型時，就會超越人種、民族和語言的隔閡，變成像高爾基關於「人」震撼人心的呼喊而迸發出來。
這種傳統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其歷史從古代所謂的口頭文學和歌謠中已可看出其萌芽。人們都知道，像俄羅斯民族創造出這麼豐富的民間故事和諺語的國民是很少有的，而且在大半是民眾自己創造的口頭文學中，有不少內容是主人公向「惡」挑戰，並戰勝了「惡」。特別是創作出許多帶有強烈的諷刺色彩的故事，描述了受地主壓榨的農民勇敢地起來鬥爭，並取得了勝利。這表明了俄羅斯的文學土壤，同時也顯示出那種打倒沙皇，反抗拿破崙、希特勒侵略的堅強的抵抗精神。
在整個俄羅斯的國土上，自古以來人們所愛唱的民謠也是同樣。我們很多日本人也熟悉這些俄羅斯民謠。如哥薩克歌謠、伏爾加船夫曲等，那兒流露出的並不是簡單的絕望，也不是忍從的哀傷，可以說是在苦惱的深層仍然不斷地懷著對幸福的嚮往，對沒來由的不幸發出抗議，和從人的生命中迸發出來的強有力的控訴。那支伏爾加船夫曲好似從地底湧出來的莊嚴的靈魂呼喊，那種痛苦愈深愈要經受其考驗的精神，我認為這雄辯地說明了它具有像奧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i）所說的「鋼鐵」那樣強大的力量。
民眾是這樣地熱愛歌謠，互相傳說著民間故事，對文化藝術寄予了特殊的喜愛。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才盛開出19世紀俄羅斯文學絢麗的花朵。
他們這些文學家始終敏銳地正視民眾的苦惱，不斷地提出什麼是真正的文學的問題，貫穿著一個追求真理者的精神，這也是理所當然的。這使我對俄羅斯文學產生了共鳴，同時也震撼了我的心靈，成為我決心畢生綴寫爭取和平與創造文化的敘事詩的動力之一。
法國的一位著名的哲學家曾經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飢餓的兒童的面前，文學能做什麼呢？」這個問題是對那種威脅到人的生存的許多社會矛盾也不表示關心的文學，是否具有作為文學的價值所發出的疑問。我認為對於躲進自我封閉的生活空間裡的歐洲發達國家的文學來說，這個提問確實尖銳地指出了它的缺陷。
不過，就俄國來說，我認為已經超越了這種提問本身。因為俄羅斯的文學藝術一向是同民眾的幸福、解放和和平這一億萬人的共同願望共呼吸的，它不會有產生這種疑問的餘地。另外，我相信俄羅斯文學中掌握人物的深刻，乃是它紮根於形成國民性與民族性的母體——民眾的土壤之中的結果。歸根結底，離開民眾就會一事無成。這也是我的信念。
在文化與藝術的領域裡，獨特性與普遍性並不是對立的。由於具有獨特的個性，所以才具有普遍性。從各種意義上來說，在把全人類的團結當作當務之急的今天，深刻地挖掘了人性的俄羅斯文化正在廣泛地觸動人們的心靈，而且在今後的21世紀裡也必將對人類文化的交流作出貢獻。我冒昧地向諸位呼籲，在這些方面你們年輕的一代有著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文化的作用與交流
下面我想在這一意義上，就「東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這一題目，談談自己的感想。
提起文化交流，我想諸位立即會想到曾經被稱為東西交流的橋樑的那條絲綢之路。它以橫斷亞洲的綠洲與草原的兩條陸地線路為中心，以及幾條支線組成。它不僅是物資貿易的要道，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渠道。
波斯、斯基泰的文化對以後的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印度興起的佛教幾乎遍及了整個東亞。此外像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在絲綢之路周圍興起的各種宗教，對世界的美術、建築、音樂等各種文化都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所有這一切都應歸功於絲綢之路。
另外，在歐亞大陸興起的各種文化，還經過絲綢之路，最後傳播到遠東太平洋的小島日本。
在日本以古都而聞名的奈良，有一座建築物叫正倉院。那裡收藏著一千二三百年前的文物，已成為歷史研究的寶貴資料。
其中有一把世界罕見的五根弦的琵琶。它的表面裝飾著小花紋。花紋以琥珀為花心，花瓣用龜甲和帶光澤的貝殼雕成。另外還巧妙地點綴著岩山和在熱帶樹之間飛翔的小鳥。看來是費了相當長的歲月才制成的。這把五弦琵琶極其優雅的設計，使觀眾感受到製作者的傑出的技巧和審美觀。
同樣是琵琶，據說四弦的琵琶是起源於波斯地方；而五弦琵琶一般認為起源於印度，從中亞傳人北魏，到唐代時臻於完善。但這把五弦琵琶的設計是薩桑王朝時的波斯樣式。因而可以看出，遙遠的波斯、印度的文化，通過絲綢之路，在中國融合，而且後來渡過日本海，傳到了日本。絲綢之路帶來了文化的融合，可以說是產生新文化的有機的大動脈。
另外，正倉院還保存著美索不達米亞的豎琴、埃及的木畫盒以及東羅馬的羅馬玻璃杯等。
不過，這些文化遺產都是少數特權階級的專有物，在某種意義上應當說是統治者的文化。所以多數的民眾很少受到它的恩惠，不能說它把世界民眾的心聯繫在一起。但是，儘管它局限於少數統治階級，恐怕還應該說它是表示超越了民族、進行了文化交流的一個實例。
那麼，文化這樣廣泛地傳播、交流的原因何在呢？
通過貿易、遠征的交往當然會成為文化交流的開端。但我認為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本身的性質不斷地促進其交流。就是說，文化的核心本來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脈搏的跳動。所以，正好似人在高興時發出的高音，在人們胸中張開的弦上躍動，奏出共鳴音，文化作為人類必要的活動，當然會越過一切隔閡，尋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鳴。我認為，文化交流的基點正在於這種人與人之間的共鳴。
因而，以人性的共鳴為基調的文化的性質是調和，它和武力是徹底對立的。軍事和武力是企圖通過外在的壓迫來威脅和統治人。與此相反，文化則是從內部使人本身獲得解放和發展。
而且，武力是貫穿著軍事的或經濟的大國侵略弱小國家這一實力的邏輯；而文化交流的前提則必須是攝取、吸收的一方採取主動的態度。另外，包含在武力中的基本因素是破壞，而包含在文化中的基本因素是創造。
我們可以這麼說：文化是以調和性、主體性和創造性為骨幹的、強韌的人的生命力的產物。而且我認為，文化的開花結果，將是抵抗武力與權力、開闢人類解放道路的唯一途徑，俄羅斯文學發展的過程確實給予了我們這樣的啟示。
絲綢之路對東西文化交流起過很大的作用，而且給中斷地區的中亞帶來了文化的雨露。但從8世紀以後，逐漸開始衰落，現在已經徹底斷絕了。
據說其衰落的原因，是始於薩拉森帝國的興起而割斷了東西的交流。應該說武力對文化的破壞性確實是很嚴重的。當然也有人認為，武力衝突會引起文化的接觸，其結果帶來了文化交流。可是，諸位生活在現代，大家都很了解，隨著武器的發達而帶來其破壞力的增大，武力所產生的影響，將會給文化帶來致命的打擊。在現代，戰爭不僅會破壞文化，而且會使文化徹底毀滅。
由於絲綢之路已很難利用，貿易商人決定從海上尋找東西交流的途徑。尤其是在西班牙、葡萄牙開闢了好望角的航線以後，西歐各國的航海術藉助於近代科學的振興，獲得了飛躍的發展，終於建立了聯結歐洲與遠東地區的海上渠道。
這樣，貫通中亞的陸路就完全失去了實用的價值。在這樣的歷史的過程中，完成了東西交流重大任務的絲綢之路終於消失了。
精神上的絲綢之路的形成
在20世紀僅剩下1／4的今天，交通網與通訊網獲得了驚人的發展，短時間內可以把相距很遠的國家聯繫起來，邊遠地方發生的事件甚至當天就可以傳遍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從東西交流的量來說，過去絲綢之路所承擔的已遠遠不能跟今天相比。
但是，使我經常感到不可思議的事實是，儘管世界的距離變短了，而人與人的心靈之間依然存在著廣漠的空間。在現代，確實有著物與物、信息與信息的交換，但是人與人的交流，尤其是心與心的交流，卻是多麼稀薄啊！
所以世界上有良心的有識之士都強調，需要通過東西文化的全面交流，結成人與人之間最寶貴的心靈上的紐帶。過去跟我商談過的很多友人以及各國的領導人，都希望這一願望能早日實現。謀求東西文化交流的呼聲己逐漸形成世界的潮流，這已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我要大聲地呼籲，現在比任何時代都需要越過民族、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障礙，在整個文化領域裡進行民眾的交流，也就是開闢把人與人的心靈聯結在一起的「精神上的絲綢之路」。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認為，民眾之間自然要求的高漲所帶來的文化交流，可以變「不信任」為「信任」，變「反目」為「理解」，可以從這個世界上驅逐名為「戰爭」的怪物，達到真正持久的和平。
缺乏民眾之間聯繫的單純的政府之間的協定，可以一夜之間崩潰，逆轉為武力衝突的悲劇。我們人類已經多次經歷過這樣的歷史。決不能重復同樣的錯誤。
但是，也許有人對於歷史上長年培植起來所謂民族的敵對心理表示擔心。不過，我一向認為，所謂民族的敵對心理乃是沒有實質的幻影。
我最近讀過的書當中，有一本是國際聞名的希臘女演員所寫的半生記。她在這本書中說出了這樣的事：她從很小的時候就被灌輸土耳其人是自己的敵人。但她有一次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亞去拍電影外景。那裡確實被分割為希臘領區和土耳其領區，設有檢查站。但她穿過邊界時，希臘人經常托她給土耳其的朋友捎口信或小禮品。在土耳其的領區裡也有同樣的情況。她說：「他們是可以成為朋友的。……只要煽動敵意對政治家們不利，希臘人和土耳其人是可以很好地和平共處的。」
即使歷史上存在著多麼難以抹消的對立的背景，生活在現在的民眾也根本沒有義務承擔過去的仇恨。在對方當中發現了「人」的時候，堵塞在相互之間的壁障就會在一瞬之間土崩瓦解。實際上我現在就是跟諸位在交談，在交流。我相信我和諸位是以和平為共同願望的朋友。諸位也會是這樣認為吧！
儘管看起來是難以解決的難題，但我還是相信，只要從人的角度照射出光芒，就一定會找到和平解決的手段，而不必訴諸於武力抗爭。不論處於什麼地位的人，決沒有使人與人對立、煽動流血事件的權利。我想再一次強調，必須要把高爾基從內心裡發生的「人」的呼喊，昇華到人類團結的和聲。
我要向人們呼籲，要構築人類融和的世界和持久和平的未來，緊急的任務是，開闢把西方與東方的民眾的心聯繫在一起的「精神上的絲綢之路」。
下面我想談談推進交流時的一些實際問題。在我們的地球上，既存在著所謂的發達國家，也有著極其眾多的發展中的國家。現實表明各個國家的發展速度不一樣。
在這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交涉時，應當注意些什麼問題呢？這其實就是「富裕的北方各國」與「不富裕的南方各國」的交流，也就是文化交流中的「南北問題」。
我希望大家了解，這種南北的觀點是所謂的學者們一般使用的觀點。各個國家從各自的觀點來認識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前面所談的交流，也可以說是交流中的「東西問題」。不過，我希望大家注意，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各國與資本主義各國的交流，而是指東方文化圈與西方文化圈的交流。
這裡我只想進一步談談南北文化交流。這個問題不說清楚，不僅健全的交流不可能實現，甚至有可能錯誤地理解文化的根本意義。
所謂「富裕的北方」和「不富裕的南方」是根據「經濟」的發展程度來劃分的，這是無需多說的。但是，經濟高度發展並不證明這個國家整個文化領域的優越性。相反，經濟上處於發展中的國家，也會擁有足以誇耀於世界的某種文化財富（這是人類共有的財富）。
我希望人們不是藉助於經濟的光亮，而是藉助於來自別的角度的光亮來看這個世界。比如說，藉助於音樂的光亮——由它所照亮的世界將會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呢？我想在我們的眼前出現的景象，肯定與前面所說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劃分情況根本不一樣。
另外，藉助於文學的光亮，世界將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呢？再進一步藉助於藝術、宗教、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心態等各種不同的光亮時，可以想像，我們人類40億人口所棲息的綠色地球，將會展現出千變萬化的景象，所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區別也將會根本消失，這也是不難想像的。
但是，在現實中南北兩方國家的接觸是否值得稱之為交流呢？其中大多數是停留於經濟的範疇，而且是從「北」向「南」單方面的、直線的移動。這只能是文化「直流」，有時還會引起經濟侵略、文化侵略的譴責。
文化交流不外是把人與人的心聯繫在一起，在其琴弦上奏出共鳴的和聲。重要的是始終貫徹著相互性和對等性。單方面的文化移動，其結果反而會在文化流出的國民的心中植下傲慢這一麻煩的種子，另一方面，在文化接受的國民的心中萌生出卑屈、有時甚至是憎惡的感情。相互性、對等性以及全面性，可以說是真正的文化交流的生命線。我深信，在這裡會孕育出對異民族、異文化的崇敬和尊重。
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能在全世界縱橫交錯地結成不僅包括東西、也包括南北的「精神上的絲綢之路」。
我在諸位的面前坦率地談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期待著蘇聯能起著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橋樑作用，而且會給南北各國之間的健全的文化交流帶來寶貴的經驗。
為什麼這麼說呢？除了上面所說的俄羅斯文化所特有的對人的掌握的深度和普遍性之外，還由於蘇聯在地理上跨越歐亞，它本身就是東西文化「巨大的聯接點」，同時它擁有15個經濟發展速度不等的加盟共和國，正在進行南北文化交流的「寶貴的試驗」。
蘇聯擁有各種民族，從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等到人類學上和我同屬於一個人種的蒙古人，多達126個。它確實是文化交流的一個偉大的「熔爐」。在這裡，正在發展各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完美的協調和獨特性。
在帝俄時代，出於政策上的意圖，煽動民族之間的不和。現在和當時相比，簡直令人有隔世之感。我們了解，俄國在革命後，蘇維埃政府最先採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居住在聯盟內的所有民族，不問其膚色和經濟發展的程度如何，都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列寧在創立蘇維埃國家時說：「我們希望建立立足於各民族的自由意志基礎上的聯盟，即立足於完全信賴、明確的兄弟般統一的自覺，以及完全自發同意的基礎上的聯盟。」
早在帝俄時代，東方學的研究在當時就是最先進的。十月革命後，印度詩聖泰戈爾（Tagore）的全部作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翻譯過來。從這些事實來看，不能不令人感到，在俄國人的心中是存在著聯結東方與西方，使其產生共鳴的橋樑。以前曾出現過的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對立，令人感到也是起源於這一實際情況。
亞洲的精神，歐洲的精神，以及「北方」的精神和「南方」的精神，對蘇聯來說。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相信，在東西文化交流以及南北文化交流方面，蘇聯有著許多可以做出貢獻的任務。
與此同時，我還必須要向確實存在於俄羅斯大地上要求和平的願望，表示最大的敬意。德意志騎士團和瑞典軍隊曾從西面入侵，俄羅斯大地在前一世紀曾遭受拿破崙的遠征，本世紀又蒙受希特勒閃電般的進攻。可以說，生活在這裡的俄國民眾的胸中，己經培育出一種在任何壓制下，都能堅強地生活下去的人的氣概，和一顆極其寶貴、要求和平的純潔的心。通過這次重訪蘇聯，我比以前更加痛感到這一點。
在建設將在世界人民的心中發出燦爛光輝的「精神上的絲綢之路」方面，我對承擔著蘇聯明天的諸位寄予希望。諸位一定會充分地發揮這些渴求和平、以人為基點的寶貴的俄羅斯精神遺產，承擔起實現蘇聯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寶貴的永久世界和平。我們創價學會保證，今後要和諸位一起，把文化交流推進到民眾中去。我也將為這種交流，一輩子站在前頭，竭盡誠意，到世界各地去奔走。
我的腦子裡正在描繪著和諸位在這種人與人交流的舞台上重逢的情景。請允許我結束我的講話。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