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人類安全——透過佛法洞察二十一世紀（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 1995年1月26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95年1月26日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在這迷人的夏威夷天地，有「人類」和「自然」的擁抱，有「東」和「西」的握手，有「多種文化」的交流與和諧，有「傳統」與「近代」的融合。所以我相信，夏威夷正是適於探究「和平」與「人」的舞台。
我的世界訪問就是從夏威夷開始的。1960年，巧得很，正是貴中心成立的那年。
日本軍國主義把夏威夷變成了太平洋戰爭開戰的悲劇舞台；我從年輕時候就懷抱著熱切願望，希望人類和平的旭日從這裡昇起來。
回顧歴史，可以說，二十世紀實在經歴過太多人類的自相殘殺。正如被形容爲「戰爭與革命的世紀」那樣，兩次世界大戰和接二連三的革命等，使本世紀史無前例地不斷充滿著血腥與動蕩。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武器殺傷力飛躍地提高，前半世紀裡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死者多達約一億人，其後的冷戰以至於今，地區糾紛等造成的犧牲人數估計也超過二千萬人。
同時，南北間的貧富差別繼續擴大，現有約八億人挨餓，每天有幾萬幼小的寶貴生命因營養不良、疾病而喪生。我們決不能對這種構造性暴力坐視不管。
進而像許多有識之士所擔心的那樣，蔓延於東方和西方的「精神饑餓」，說明物質繁榮的空虛。
以不計其數的犧牲，二十世紀的人類到底獲得了什麽利益？迎來世紀末，在日趨混亂狀態底下，誰都難抑一股痛恨之情吧。
注目於人內心的復甦
在此，大乘佛教的精髓《法華經》的一段文字浮現在我心頭：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法華經並開結》233頁）——充滿願望與被苦惱和恐怖的火焰折磨的民衆共苦的心情。
正視這悲慘的畫卷，釋尊在《法華經》裏這樣宣言：
「應拔其苦難，與無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同上216頁）――這裡有佛法的根本精神，由此産生一種活躍的能動作用，要在現實社會當中，努力構築安穩的樂土。
其基軸完全是來自每一個人發自內心的變革，使生命和生活都能獲得復甦和鼓舞。我的恩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把這稱爲「人間革命」。
想來，沈湎於十九世紀進步主義思想的人類，只拼命整頓社會和國家的外在條件，並陷入錯覺，以爲那就是通向幸福的捷徑。但是，避開人本身的變革這一根本基點，只會費盡苦心爲和平與幸福而努力，有時反而會造成相反效果。可以說，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最大教訓。
令人大大增強信心的是，安全保障問題的權威奧克森伯格（Michel Okesenberg）理事長有和我同樣的感觸。
去年秋天，在東京會見時，理事長曾這樣說：
「假如人們生活在精神空洞化的環境當中，就會感到不安。不能安定，就不會覺得安心。這樣，國家不能保障人們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不僅是國家的安全，還要顧及到文化乃至各人的安全。」
我們須要構築起面對任何困難、任何惡劣環境都毫不動搖的內心，即堅定的「汝自身」。我認爲，從內在生命的變革，即「人間革命」走向社會革命，才是開闢「永久和平」和「爲人的安全保障」的真正道路。
立足於這種觀點，我提議把邁向二十一世紀所不可避免的思想改革歸納爲三點：第一、「從知識轉向智慧」，第二、「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第三、「從國家主權轉向人的主權」。
「從知識轉向智慧」
第一是需要從注重知識轉爲重視智慧。我的恩師戶田會長曾尖銳地指出：「把知識誤認爲智慧，是現代人最大的錯誤。」
現代人的知識量、情報量比起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確是飛躍地增加了。但絕對不能說這與能夠爲人們帶來幸福的智慧相關。
反過來，知識和智慧的極端不平衡爲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幸。近代科學的精華爲核武器，和前面提到的「南北差別」的擴大，都如實地表現了這問題。
在現今的空前高度情報化社會裡，需要儘早開發能正確操縱膨大的知識和情報的「智慧」。
例如，發達的通信技術能被濫用於煽動民衆的「恐懼」和「憎惡」，另一方面，也能被利用於把教育機會擴展到世界去。其差別全在於人的「智慧」和「慈愛」的深度。
佛法一貫把焦點放在開發人生命裡的慈悲智慧。我們信奉的佛法的宗祖日蓮大聖人，在寫給門人的一封信裡如此說：
「是以習佛教者，若不觀心性，則斷難離生死也。若求道於心外，修萬行萬善，是如貧窮之人，日夜計數鄰人之財，無半文之得益也。」（《一生成佛抄》）
以佛教爲首，一般來說，東方式思考的特徵在於，一切知識性行動，都是與「汝是什麽？」「怎樣活得最有意義？」這類實存性、主體性問題緊密結合。
這段文字也是具有這種特徵的一個好例子。
最近，圍繞水源等有關資源的地區糾紛令人憂心，但我由此想起的是，釋尊對故鄉的水源紛爭所顯示的智慧。
那是釋尊爲布教而走遍故鄉一帶的事。因爲乾旱，流經兩個部落之間的河流水量不足，發生爭執。他們之間互相寸步不讓，事態發展到拿起武器，流血也在所不辭。
正當此時，釋尊分開人群，這樣對他們說：「看看準備戰鬥、準備殺人的人，由於他們拿起了武器要戰鬥，所以産生了恐怖心。」
由於手持武器，所以産生了恐怖心。這樣明快的一句話裡，廻蕩著使大家醒悟的音響。群衆丟掉武器，敵我雙方一齊當場坐下來。
釋尊再次開口了，他並不指出誰是誰非，而是闡說了根源性的恐怖，就是「生死」這問題。如何打破最大的威脅——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死」，而度過安穩的人生呢？釋尊的闡說滲透了人們的心底。
的確，比起現代的複雜糾紛來，這也許是過於樸素的逸話。比如舊南斯拉夫的糾紛，追溯根源，將近二千年了。其間有東西基督教會的分裂，奧斯曼土耳其的征服，本世紀有法西斯、共産主義的蹂躪。民族與宗教交錯所産生的敵意根深蒂固，激烈可怕。各個勢力從歴史的立場互相強調差異，極力主張自身的正當性，問題複雜而難以收拾。
但正因爲這樣，所以才需要智慧，像釋尊充滿勇氣的對話所垂範那樣，不是分裂人類，而是找出人的共通之處，創造出協調與團結。
佛教是這種智慧的無盡寶庫。佛典中有關和平的箴言不勝枚舉。例如，日蓮大聖人對和平與安全危機，跟人生命內在原因的關聯，有如此的洞察：「三毒強盛之國如何能得安穩……饑渴由大貪而生，疫病由愚痴而生，合戰由憤慨而生。」（《曾野殿御返事》御書1064頁）
在這種充滿貪、瞋、痴生命的國土裡，佛的智慧能使我們打破個人囿於這種欲望和憎惡的「小我」，超越民族心的深層，把生命向宇宙大的、普遍的「大我」開展，使之充沛。
這種智慧並不是在遠處，而是如足下之泉水一樣，通過我們為人類、為社會、為未來勇敢而慈悲的行動，能從自己內心儼然具備的「小宇宙」中源源湧出。
通過這種「菩薩行」，我們能湧現出打破利己主義的智慧，那時，種種知識也將平衡地向看人類繁榮的方向，生氣勃勃地開始轉動。
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
第二個我想提出的思想改革是「從一元化轉向多元化」。
當此「聯合國寬容年」開幕之際，在堪稱多元化象徵的「彩虹島嶼」夏威夷談及這一主題，我感到有深遠的意義。
諸位率先垂範地致力於「多元化的協調與融合」這一今後人類最重要的課題。這一尊嚴的挑戰，宛如「奧希亞樹」（Ohi’a tree），最先在熔岩覆蓋的夏威夷不毛大地上扎根生長，開出深紅的花朶。
正如只是把蓄積財富作爲目標的經濟發展路綫所象徵的那樣，近代文明去掉了人和自然的多種多樣的個性，始終在追求一元化，單一化的劃一目標。
這樣突進的結果，爲人類帶來了破壞環境等深刻的「地球問題群」。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進行一種能支援未來世代的、能持續的人類發展計劃。
以反省的眼光去重新觀看人類、社會、自然的多元化、多種多樣的個性，不正是理所當然的推移嗎？
在此我想起了環保運動先驅、海洋生物學家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的卓見。女士在去世前一年的1963年，曾說過如下的一段話：
「我堅信，我們這一世代，必須與自然和睦相處。而且，我們要進行前所未有的挑戰，來證明我們是成熟和有控制能力，但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控制自己。」（布魯克斯著《雷切爾・卡森》）
近年，環太平洋地區越來越受到注目，因為世界期待著這佈滿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語言的地區能成為「實驗之海」，去嘗試把這些差異融合為一個大家庭。
夏威夷處於太平洋的中心，一直得到多種多樣的文化灌溉，同時也鼓勵相互接受不同的價值觀，摸索和平共生之路。所以我確信，夏威夷作為環太平洋文化的寶貴先例，必將越來越大放光彩。
佛教的智慧也對多元化這點作出很多啓示。因爲佛教所說的普遍價值，是徹底地在個人內心追求，所以劃一化、單一化是不可能的。
日蓮大聖人說：「櫻梅桃李不改個個當體」，沒有必要全都是櫻花或梅花，最正確的是應該各自互相配合，發揮自己豐富的個性。
「櫻梅桃李」這譬喻不單適合在人的性格方面，更適用於社會、自然環境等。
正如「自體顯照」所指，使自己本然的個性從內裏往外茂盛地開放，而且不會與他人的個性徒然無益地衝突，也不是建立在其他犧牲之上。愛惜相互的差異與個性，一齊建立一個花團錦簇的生命公園，這就是佛教的本色。
日蓮大聖人又說：「對鏡子禮拜時，照出的影子又向我禮拜」。這美好的譬喻闡明了佛教裡貫通萬有的「因果律」，說出尊敬他人的生命，如同鏡子的反映一樣，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尊嚴和受到尊敬。
佛教的「緣起觀」促使人和自然的萬象在因緣而生的相互關係中尊重彼此的物質，互相發揮，共同生存。而且，這種關係，毫無疑問，是基於對內在於萬物的宇宙生命的直觀。正因如此，佛法否定一切暴力，絕不允許森羅萬象的寶貴協調受到破壞。
夏威夷大學的馬塞拉（Anthony J. Marsella）教授如此表述了緣起觀的本質：
「我相信自己具有的生命力，是和推動、控制宇宙的力量相同。承認這自明的事實，謙虛地領會這事實的不可思議，以前所未有的確信，我對生命産生了一種新的敬畏之念。我活著！我是大生命的一部分！」
當我們把焦點放在生命的最深層和最普遍的次元時，就能對生命的多元化産生自然的共鳴。和平學的創始人加爾通（Johan Galtung）博士指出，當失去了這種「共鳴」的時候，就會産生各種暴力的行爲。
現在，博士和我正準備出版對談。其中，就青少年的教育問題，認爲積極促進與性格相異的他人交流，能使自己心胸廣闊和充裕見聞。
這種開放的「共鳴」精神，能把人的多元性變作自己成長的食糧，協助構築共榮和共存的基礎。
附帶說一句，我們SGI在世界推行文化交流，也是出於這一信念。
從國家主權轉向人的主權
第三種思想改革我想談的是「從國家主權轉向人的主權」。
無可否認，二十世紀連續不斷的紛爭，扮演其主角的，首先是主權國。國權發動的近代戰爭，幾乎把所有的國民都捲入巨大的悲劇之中。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總結苦澀的經驗，分別結成了國際聯盟和聯合國，嘗試建立上位的系統來制約和調節國家主權。但是不能否認，當時那種積極的嘗試，到如今只剩下「日暮途遠」之感。抱著許多難題，聯合國迎來五十週年。
我認爲，假如聯合國要真正成爲「人類議會」，應該徹底以通過對話而産生的「同意」和「理解」這種「軟能」爲基軸，而放棄過去以軍事爲軸心的安全保障觀念。例如新設一個「環境開發安全保障理事會」等，重新賦予聯合國活力去推進「爲人的安全保障」。
當前，最主要的是像聯合國憲章所謳歌「我們人民……」這種精神一樣，把坐標軸從國家主權轉向人的主權。爲此，重要的是培養持有「人類利益」這廣闊視野的世界市民，擴展連帶的教育運動。
值此意義深遠的聯合國創立五十週年之際，我們作爲NGO（非政府組織）成員，要以青年爲中心，更強力地於全球推進和提高這種世界市民的意識。
從佛教的立場來說，從國家主權轉向人的主權，就是如何培養一種敢於向巨大權威挑戰，並賢明地能調節操縱這巨大權威的人格。
二十多年前，英國歴史學家湯因比博士在和我對談時，把「民族主義」定義爲「崇拜社團集體力量的宗教」。我認爲這定義不單適用於現在國家，更適用於在世界各地引起地區糾紛的「民族自我中心主義」。
湯因比博士寄望於一種世界宗教，來克服這種狂信民族主義和威脅人類生存的諸惡。找更難以忘記的，就是博士對教導「普遍的生命法則體系」的佛教抱著深切的期望。
的確，佛法立足於人內在的「真理法則」，擁有超越權力、和權力相對化的豐富傳統。例如，婆羅門塞拉懇請釋尊「作爲王中之王，作爲人類帝王來統治」的時候，釋尊回答說：「塞拉啊，我是王，是無上真理之王。」
有關人類安全保障的七個問題
佛典裡有一個有名的故事，說當霸權主義大國摩訶陀（Magadha）要趕盡殺絕建立共和國的跋耆族（Vajjian）時，釋尊阻止了他這個念頭，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摩訶陀國是當時印度的第一強國。面對不可一世地前來傳達侵略意思的摩訶陀國大臣，釋尊對身旁的門徒問了七個有關跋耆族的問題：
（1） 他們尊重商量和對話嗎？
（2） 他們尊重合作和團結嗎？
（3） 他們尊重法律和傳統嗎？
（4） 他們尊重長輩嗎？
（5） 他們尊重婦女和孩子嗎？
（6） 他們尊重宗教和精神性嗎？
（7） 他們不問內外，尊重文化有識人士嗎？尊重對外開放交流嗎？
回答都是「是」。之後釋尊對大臣說，只要跋耆族遵守這七點時，他們會繁榮而不會衰亡，告誡他征服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釋尊在最後的旅程中教說的「七不退法」，即共同體能繁榮的七個原則。
就現在來說，作爲安全保障的指標，不是「軍備」，而是提倡「民主」「人權」「社會開發」等，值得刮目相看。
這個故事把「無上真理之王」釋尊面對世俗權力的威風和器量，表現得栩栩如生。
日蓮大聖人也曾於1260年以同樣的精神，對「不知民衆悲歎聲」的最高當權者強烈地進諫，送去著名的《立正安國論》。之後，他就受到了連續不斷的危及生命的迫害。
雖然如此，他仍留下了珠玉箴言，來表達他內心的自由：
「生於王地，身隨心不隨」（《撰時抄》御書287頁）
「願最初導引損我之國主等」（《顯佛未來記》御書509頁）
「以難來爲安樂可得意也」（《御義口傳》御書750頁）
把自己的生命扎根於永恒的法理，藐視虛幻無常的權力，貫徹非暴力的人道主義。在這偉大的鬥爭中，能建立起堅固不朽的安樂境涯。
我相信這種崇高屹立的人性尊嚴宣言，會在肩負新世紀地球文明的世界市民心中，深深地、強烈地引起共鳴吧。
上述的三種改革，歸納起來，就是生命內在的變革，即打開充滿智慧、慈悲、勇氣的「大我」，實踐個人的「人間革命」。我確信，這種個人的本源的變革，能使人民變得賢明，而這賢明的民衆，又像一個波濤澎湃的潮流一樣，洗盡人類「戰亂」和「暴力」的宿命。
大戰期間，創價教育學會創辦人牧口常三郎第一任會長昂然與軍部權力對抗，在獄中也繼續信念的對話，甚至把審判員和看守也引向佛法，七十三歲時死在獄中。
繼承他的精神，我在三十五年前從夏威夷開始了與世界民衆的對話。今後，我會盡一生的精力，與在座各位先生一起，集結爲實現偉大和平而湧現的智慧，爲創造充滿希望與安穩的二十一世紀努力下去。
最後，請允許我用畢生追求這一主題的偉大先哲、我無比崇敬的聖雄甘地的話結束今天的講演：
「哪怕是一個人，也要面對整個世界！
任憑世界用佈滿血絲的眼睛瞪著你，也要從正面注視世界。
不要害怕，相信震撼你心弦的細小聲音吧！」（《我的非暴力》）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