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無戰爭世界——甘地主義與現代（印度，甘地紀念館， 1992年2月11日）
池田大作會長於1992年2月11日在新德里的國立博物館發表演講。本網在此轉載全文： |
甘地主義是人類的至寶
首先，對今天撥冗莅會的尊敬的拉瑪・雷迪大學基金委員會議長、潘迪•甘地紀念館副議長、阿蕭伽•柯西理事、拉達克裏希南館長，以及諸位先生，深表謝忱。
承蒙具有「精神大國」印度傳統的甘地紀念館邀請，並給予講演的機會，是我的無上光榮。
貴館以聖雄甘地結束一生之地爲原點，綿綿不絕地向世界、向未來傳播他的不朽精神，對於這種努力，我滿懷敬意。
熱愛印度的恩師的誕辰
去年秋天，我曾和訪日的館長先生一起，緬懷各自的老師，暢談了從老師向弟子傳承的「精神繼承」問題。今天——2月11日，其實是先師戶田城聖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的誕辰。
恩師生於1900年，與甘地大約相差30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甘地進行最後的獄中鬥爭時，我的恩師在與日本軍國主義戰鬥，身繫牢獄。
恩師同甘地一樣，是信念的和平主義者，是慈愛的民衆領袖，也是獨創的歷史變革者。
我們的「和平」、「文化」、「教育」運動，全都是承繼恩師的精神與行動。
恩師無比敬愛貴國。他一直希冀，有一天踏上憧憬的印度大地，與印度哲人們娓娓而談。
所以，我不禁感慨萬端，仿佛與恩師二人一同出席。
混沌時代震響的「英明之聲」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世紀未必有一次的大變革時期。一般認爲世紀末變動不可避免，而以戈爾巴喬夫的新思惟爲先導的歷史潮流，的確如決堤洪水，連新思惟也被吞沒了。從柏林牆崩潰到蘇維埃聯邦瓦解，這幾年的動向大大超乎所有歷史家的預測。
其結果，一方面事實已昭然若揭，要求自由的民衆之聲用任何權力都無法壓制了，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歷史在茫然航行，沒有海圖，沒有任何思想體系或理念的指標。
這樣的混沌越來越濃重，我不能不側耳傾聽，從那怒濤洶湧的歷史河流深處，靜靜地，傾吐般地訴說的聖雄甘地的聲音。
對蘇聯崩潰的預見
「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是個謎。對於那實驗的最後成功，讓人抱有深深的懷疑。那似乎是對非暴力的一個挑戰。即便看上去成功，那成功的背後也存在暴力。俄羅斯影響下的印度人會變得極不寬容。」
衆所週知，這段話是1931年12月，甘地訪問在瑞士萊曼湖畔養病的羅曼•羅蘭時對羅蘭說的。無須贅言，當時，在法西斯軍靴咚咚作響中，俄國革命如人類史上的希望之星抓住許許多多人們的心，布爾什維克主義暗黑一面的恐怖與暴力還沒那麽表面化。
所以，熱烈的和平主義者羅蘭等也爲「甘地的革命和列寧的革命二者今天要同盟推翻舊秩序，建設新秩序」而煞費苦心。
在這種缺乏情報的時期下，能夠以通過體驗所煉就的澄澈的目光，揭開布爾什維克主義中隱藏著的暴力與不寬容之惡，甘地的先見性是值得贊賞的。
蘇聯崩潰的決定性一擊——去年八月的政變失敗後，莫斯科廣場上秘密警察創設者捷爾仁斯基的巨大塑像被拉倒，民衆踏之以腳，看著這一場面的映像，我再度痛感甘地直截了當地迫近事物本質的識見之正確。
前所未有的，要結束「戰爭」與「暴力」世紀的今天，爲達成不戰世界，我們應該從堪稱「人類至寶」、「二十世紀奇迹」的先哲，學習承繼的遺産是什麽呢？
我想著重指出四點，即「樂觀主義」、「實踐」、「民衆」、「總體性」。
樂觀主義
首先是透徹的樂觀主義。不論思想家，還是經綸手，古來卓越的人物似乎幾無例外地都具有樂觀主義者風格，而他們當中，甘地那樣不欺世媚俗、以鮮明的軌迹終其一生的人也實爲罕見。
他說：「我永遠是樂觀主義者。並非它能證明正義榮耀，而是因爲抱有歸根到底正義肯定榮耀這一堅定信念。」又說：「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的樂觀主義基於對能發揮非暴力的個人能力之無限可能性的信念。」
顯然，甘地的「樂觀主義」決不是出自客觀情勢的分析和預測，那只是簡單的相對論。正義也好，非暴力也好，是以徹底的自我洞察無條件地樹立在自己心中的、對人的絕對信賴，是甯死也不能奪去的不會崩潰的信念。
我覺得由此可見常返諸自身的東方演繹思考的精華。
雖有萬難，處境亦如「青空」
因爲無條件，所以永遠不會走不通，只要自己不放棄信念之路，他的「樂觀主義」就與無限希望的展望和勝利相繫結。
「非暴力是沒有敗北的。與之相對，暴力的結局是必然敗北。「這句話平靜之中也顯露出無所畏懼的自信，的確是唯把握己心的人才能暢快發出的、精神的勝利歡呼。
可以想像，歷經磨練的甘地的一生，無論獄中堅持抗議絕食時，還是面對法西斯的威脅，迫於暴力與非暴力的進退維谷的抉擇時，抑或在加爾各答孟加拉爲地域抗爭的惡鬥所迫時，穿透黑雲之處，一定有遼闊無垠、澄澈如洗的青空。
真正的非暴力屬於「勇者」
正因爲如此，才能標舉「樂觀主義」。我認爲，甘地主義的真髓正在於此，那並不是非暴力——人的善性的極限，即怯懦、卑屈的「弱者的非暴力」，而是要把勇氣所印證的「強者的非暴力」與民衆分享。
如果曲解這一原則，輕易屈從於「軟弱」和「暴力」的誘惑，混入雜質，那麽，即使一時取得成功，也與甘地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對於羅曼․羅蘭稱之爲「天賦宗教家、迫於需要的政治家」的甘地來說，也可稱作人之爲人的證明的非暴力才是生命線，將其除掉的世俗成敗之類永遠不過是第二義的。
這種達觀的生活方式，一定常使未能如此達觀的羅蘭、尼赫魯那樣的理解者、衆多同志也困惑、混亂。的確，若以短間隔來看，宣揚對納粹非暴力抵抗等甘地的主張有時也會被視爲過於脫離現實的理想論吧。
但是，以長間隔回顧戰後歷程，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我們跨越了甘地的課題，那「荒野的呐喊」——戰火中不倦地呐喊只有非暴力能拯救自由和民主主義。
實踐
作爲甘地的遺産，第二個值得注目的是「實踐」。
無須贅言，甘地是畢生實踐的人。一位婆羅門勸他進入冥想生活，他回答：「就是我也每日都努力要達到靈魂解脫的天國，但爲此我並不需要隱居洞窟，因爲我總是扛著洞窟走。」這個幽默的逸話生動表現了裸足聖者的面貌。
與同爲非暴力主義者的托爾斯泰等人相比，甘地的行動力和行動半徑很突出。
行動的人，確信的人，寬容的人
不過，「實踐」不同於簡單的行動。要是只動動身體，連動物也能做。不，也許動物更具有行動性。
所謂「實踐」，是指以善爲本的意志，做好該做的事情，和能否謙虛地以愛情檢討自己所成就的事情的過與不足。
他是積極果敢的人，同時又不忘對現實畏敬、謙虛的姿態，與唯我獨尊的盛氣淩人之心相隔最遠。
具有堅定確信的他，又是一個具有極能容人的雅量與寬容的人。
「善是以蝸牛速度行動。」
「非暴力是成長緩慢的植物。可是，雖然難以察覺，其成長卻是事實。」這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話語，作爲「實踐」的人靜靜吐露信條，至今仍重如千鈞。
與偏狹的急進主義者完全相反的實踐
甘地的「實踐」像，與二十世紀氣焰萬丈的急進主義理論所産生的革命像或人像形成鮮明的對照。
雖然是獻身的理想主義者，但爲了貫徹自己的偏狹、獨善的主義，不辭訴諸伴隨流血的黷武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使這樣意氣用事的革命家群像輩出。
俄羅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中嚴峻鞭撻的也正是這種急進主義理論，即急進主義的使徒們是「一群從不曾知道人生之爲何物，不曾感覺過人生的呼吸、人生的靈魂的家伙」。
文豪泰戈爾的侄兒蘇米恩德拉那特․泰戈爾好像也是那可憐的病例。
這個青年曾經是甘地主義者，後來成爲共産主義者。羅曼․羅蘭在日記中記述了他滿懷強烈的敵意造訪甘地的情景。
那是一個悲劇：「高潔的理想主義者，極其真摯，準備爲自己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優秀青年，被卷進革命旋風中，使靈魂變得極爲瘋狂」。
全能的合理主義是怪物
俄國人以去年的蘇聯崩潰結束了法國革命，這種說法有所耳聞。
在某種意義上，也許的確可以說，共産主義之死攸關著從法國革命到俄國革命傳承的近代合理的、急進主義的思想體系之死。甘地早就看穿了這種思想體系的「致命的弱點」，他說過：「合理主義者值得佩服，但是合理主義主張全能時就變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我相信，點綴著甘地一生的漸進主義「實踐」像，正因爲如此，是無比寶貴，永遠不滅的。
「民衆之友」「民衆之父」
第三，理所當然的，提起甘地而不可忽略的是其「民衆」觀。
民主主義的今天，把民衆掛在嘴上的人多得很，然而，有多少人，多少領導者真正站在民衆一邊呢？說他們大半是巴結、利用民衆，而背地裏愚弄民衆，並非過言。
但是，甘地是真正的民衆之「友」、之「父」。他以全身心投入民衆當中，以全身心與民衆同甘共苦，以全身心深深了解、把握民衆之心，無私與獻身的一生的確無愧於「聖雄」之名。
「這樣的非暴力大實驗，神爲什麽選擇了我這樣不完全的人呢？」甘地自問自答：「我想神是特意這麽做。神必須侍候貧乏、沈默、無知的大衆。要是選擇了完人，大衆就該絕望了吧。看見同樣有缺點的人向非暴力前進，大衆對自己的力量就能有信心。」
這種對民衆的愛情與同苦之情橫溢的姿態，令我打心底感動不已。
我們信奉的日蓮大聖人也是生在一個無名的漁民家，他對這樣的出身很自豪，高高揭舉民衆佛法的旗幟。
民衆啊，強起來
甘地的「民衆」觀令我想起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的真髓、真價。
不過，他的「民衆」觀不只有「慈母」——對於被欺淩的人們的愛情、同苦、憐憫的一面。
同時還具有「慈父」一面，那就是讓民衆領會非暴力，從而把自己由「弱者」鍛煉成「強者」。
「一人可能，萬人就可能，這是我一貫不變的信條，所以實驗不在私室，而在野外進行。」甘地抱定這一信念，毫不躊躇地投入民衆的「海洋」。
所謂「一個人可以做到的」，不用說就是以「把人極限地完全淨化自己」為目標的、強者的非暴力行為。
把非暴力的崇高理想，訴諸民衆，不斷地高呼要作強者、要作強者，以致將那麽大規模的大衆運動組織化，是史無前例的。
愛因斯坦稱讚甘地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政治天才」，而我認爲把「我們時代」換成「人類史上」，也絕非過譽。
其天才充分發揮於那在衆多人們的懷疑目光中毅然決行，取得燦然輝耀近代印度史的成果的「鹽的行進」的思想等上面。支持其天才的正是甘地獨自的、透徹的「民衆」觀。
近在身邊，最了解這一點的人，是盟友尼赫魯第一任總理。
他在代表作《印度的發現》中把甘地的出現喻爲「一陣涼風」、「一道光明」，描繪得栩栩如生。
最大的禮物
其中，我注意的是甘地從民衆心中除去「烏黑的恐怖外衣」，「使民衆的心態爲之一變」的歷史事實。
從長年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對權力的恐怖，及隨之而來的卑屈、怯懦、斷念等等軟弱中解放出來，正是邁向強者的第一步。
他的「自強不息」的激勵，也充分表現在這句話上：「善良必須伴之以知識，只善良並不怎麽有益。人必須具備伴隨精神勇氣與人格的識別力。」
因爲善良與強大，有了賢明的保證才能發揮十全的力量。
尼赫魯把「不要畏懼」這一教訓視爲甘地給印度民族最大禮物。
民衆不畏懼任何權威、權力之日，不正是民主時代的黎明之時嗎？因此，不限於印度，甘地的話作爲整個地球上的民衆的禮物，將永遠不斷地增輝。
總體性
最後，想從文明論的觀點談談「總體性」。
一言以蔽之，西方主導型的近代文明的欠陷就在於一切方面都加深了「分裂」與「孤立」。
「人與宇宙」、「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民族與民族」，進而「善與惡」、「目的與手段」、「聖與俗」等等，一切都被分裂，其中人被逼入「孤立化」。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的近代歷史，半面是這種孤立化的歷史。然而，無須贅言，甘地以整個人格、整個生命訴說的是與這樣的近代文明相反的主張。
誠然，全面接受他的文明批判，也許是過於極端的。
宗教以道義滋潤社會萬般
但是，我認爲無比寶貴的是甘地一句句話、一個個舉動渾然發散的一種世界感覺、宇宙感覺，也就是超越「分裂」與「孤立」、致力於「調和」與「融合」的「總體性」感觸。
這是甘地坦率地吐露如下心情，令我想到的。
「我不和全人類一體化，就無法過宗教生活，這因爲我涉足政治而成爲可能。今天，人的一切活動都是不可分的全體。不能把人的工作完全區分爲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純粹宗教的。我不知道游離於人的活動的宗教。宗教爲其他所有的活動提供道義基礎。若缺少這基礎，人生會變成「沒有意義的噪音與怒氣」的迷宮。」
論點實在明快。
這種宗教觀，認爲宗教和生活不可分開，與認爲宗教乃人類活動之源泉的大乘佛教相契合。
聖雄像是在說，政教分離是近代政治的原則，可是宗教未必單是人的內心私事，純化的宗教性是可以滋潤人間社會。
與納拉揚的總體革命對話
我想起13年前與甘地的高徒J.P.納拉揚的會見。
在恒河中游的田園城鎮巴特那的私邸，我訪問了他。當時將近一個小時的談話，至今仍鮮明地印在腦海裏。
被納拉揚的「總體革命」觀點強烈吸引的我，直率提問：「關於「總體革命」，我以前也一直提倡。歸根到底，不是以個人的革命爲基本，由此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等各個分野的變革嗎？」對此，納拉揚當即表示「完全贊成」。
當時他正在與病魔搏鬥，但聲調鏗鏘有力，不像是疾病纏身，使我感受到雖歷經磨難卻一脈相承的甘地之魂的深沈氣息。
距今30年以前，預見到現代的「脫思想體系時代」的美國思想家丹尼爾・貝爾也說過：「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有神聖的複活，即新宗教形態的勃興。」
我以爲，甘地所說的「宗教不意味宗派主義，意味對宇宙秩序正確的道德支配的信仰」，這樣開放的精神性、宗教性正是與之相呼應的。
甘地認爲，這種巨大的精神性、宗教性平等地存在於所有人們的心中，決不讓那內在之力沈睡，要把全人類喚醒。
以「真理是神」爲宗旨，徹底排除宗派，甘地心中的「聖」不正是這精神之力嗎？
我充分相信：只有它才是醫治深受兇暴思想慘害的人們的心，使之複蘇，開闢人類史的大道。
我從恩師學來這「和平的王道」，是戰後不久，那時我19歲。爾來45年，一直投身於波瀾壯闊的民衆運動。
我今後要更加緬懷甘地那畢生的努力，與尊敬的印度朋友們一起，把「不戰」、「和平」的偉大精神向世界擴展。
最後，請允許我朗誦一節泰戈爾的詩，是他贈給甘地「聖雄」的尊稱，他出色地謳歌了貫穿「人」、「社會」、「宇宙」的永恒的生命律動
「就是這日夜在我血管裏奔騰的生命之流，
奔騰於世界之中，按著節奏手舞足蹈。
就是這同一的生命，歡樂地從大地上破土而出，
蔚爲芳草無數，發爲綠葉繁花，搖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這同一的生命，隨著潮汐漲落，
在生與死的海洋搖籃裏搖搖晃晃。
我覺得因爲四肢受到這生命世界的愛撫而光榮。
而歷代生命的搏動，此刻正在我的血液裏舞蹈，我引以爲榮。」
（《泰戈爾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
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