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作家之道 欽基茲・艾特馬托夫
1937年艾特馬托夫8歲時的秋天。
在莫斯科的喀山（Kazan）車站，他和母親、弟弟、兩個妹妹一起搭乘火車，父親前來送行。
1990年7月，與欽基茲・艾特馬托夫在莫斯科會面
「到底為什麼呢？」少年不懂，為什麼父親如此急忙地將家人送回故鄉吉爾吉斯。頗負眾望的父親是剛成立不久的吉爾吉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為了在黨中央的教育機構學習，攜家帶眷來到莫斯科。
但是此時，蘇聯開始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獨裁者一句話就能輕易地使一個人「消失」。這齣「互相殘殺」、犧牲數千萬人的整肅悲劇，其腳步也逐漸接近艾特馬托夫家。察知危險的父親作出決斷，他想，至少必須拯救家人！
火車緩緩開動，父親把手貼在車窗，隨著火車開始邁步，年幼的弟弟們毫不知情，天真爛漫地向父親揮手，火車速度愈來愈快，父親開始小跑步，全力追著火車，直到長長月臺的盡頭為止。
艾特馬托夫依然記得，那一天是「9月1日」，每次經過喀山車站，就會想當年情景。
「父親！那時您已知道，這一別將成永訣了吧！」
故鄉吉爾吉斯的自然景色極其美麗，浩瀚的草原，高聳入藍天的天山山脈，清冽的溪流，湛藍的湖水，銀波蕩漾，佈滿白楊樹的山崗和滿天的星斗。
然而在此美景中，少年一家人在偏僻村莊的一角，過著忍氣吞聲的日子。
母親向黨部詢問丈夫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是:「判處十年徒刑，禁止通信。」然而那是個謊言，當時父親已遭槍決，是在車站分別兩個月後的事，年僅35歲。
少年一家回到村莊時，最小的妹妹才六個月大，生活艱苦的重擔壓在身體瘦弱的母親肩上。母親在集體農場裡，一邊擔任會計，一邊扶養孩子們，少年從小就在田裡工作。
但是周遭的眼光冷酷無情，家人不敢說出父親的名字。不知情的人單純地認為：「既然遭處決，當然是壞人。」艾特馬托夫少年也不願說出自己的姓。
在此情況下，也有一些「不讓自己的雙眼被蒙蔽」的聰明人，其中一位是村莊的小學老師。有一天這位老師對少年說：「說出自己父親姓名時，絕不必感到羞恥，知道嗎！」這一句話，成為少年「一生之寶」。
「老師給了我勇氣，難以想像在那樣的時代裡，他竟然教我要以被處刑的父親為榮。老師教導我必須繼續作為一個人，人的尊嚴比什麼都重要。」
「現在的我如果見到有人被歧視或侮辱，依然感到萬分憤怒。」
初次與艾特馬托夫先生見面是在1988年的東京，他作為「改革旗手」而活躍。之後接受戈爾巴喬夫總統邀請，成為總統會議的一員，支持名為「新思維」的人道主義政治哲學。
和他握手的那一瞬間，我直覺：「此人是獅子！」他擁有不屈不撓的豪邁英姿、熱情的心胸和魁偉體格。
艾特馬托夫出生於1928年12月，和我同年。他說：「我們這一代，從小就體驗了戰爭，看到戰爭是如何讓人陷入痛苦的深淵，帶來饑餓與悲傷。同時，也見過人們從廢墟中，為了尋求新時代的『光明』而奮起。」
母親體弱多病，臥病在家的情形較多。母親一個人的力量，無法供四個孩子上學，艾特馬托夫14歲時，不得不中途輟學。
但是，在村裡少年們當中，基於他最能讀寫，因而被選為村評議會的書記。這份工作對14歲的少年而言過於沈重，甚至被指派去做徵收稅金的工作。從沒人賺錢養家、不得溫飽的人們身上徵收稅金——這是多麼痛苦的差事。
更討厭的工作是傳送「黑紙」——將訃聞傳達給士兵的家人。
他前往家中有兒子或丈夫出征的家庭，到達之後，那裡的家人都以不安的表情注視著少年。
他從提包中拿出一張蓋有軍方印章、掌心般大的紙張。他必須先冷靜地念出數行內容，然後再翻譯成吉爾吉斯語轉達。
這時會聽見如「岩山崩落般」的沈重嘆息。「啊！我兒已不再歸來了！不能再次擁抱那乖巧的孩子了！那孩子就換來了這麼、這麼一張紙啊！啊！」
少年難以抬頭，也無法離開現場，又不知如何安慰。唯有呆立在哭喊的母親面前，心中燃起一股無處發洩的憤怒......。
為什麼人要殺人？為了什麼？是為了誰？國家是「將人當作燃料的焚化爐」嗎？究道是什麼奪走了父親的性命呢？
1991年6月於盧森堡重逢
自相識以來，我們曾進行過多次對談。在初夏的莫斯科，在深秋的東京，在夏天的輕井澤，在艾特馬托夫駐任大使、綠意盎然的盧森堡，在法國，在京都。我們對談的焦點一直是「必須與所有犧牲寶貴『個人生命』的極惡奮戰」。
所謂敵人，是指左右派的極權主義、國家之惡、官僚主義、權威主義、所有的盲信以及「為求暢銷，不擇手段」的殘酷商業主義。
艾特馬托夫的信念是由苦難的體驗中產生出來的。
在少年時代，曾經發生一件事，讓他勃然大怒、殺氣騰騰地衝出家門。
當時，他家唯一的財產是一頭乳牛，這是親戚看不過他們貧窮的窘境，送給他們的。四個小孩拚命地照顧這頭名叫致富拉（Zukhra）的牛。
大家期待著春天來臨，因為春天一到，就可以喝到新鮮的牛奶，可以做酸奶油。但是，有一天早晨，在寒風中，到牛小屋一看，致富拉不見了，被偷走了！這對一家人而言，猶如是天塌下來的打擊，大家束手無策，嚎啕大哭。
家裡有在氣喘病和關節炎中痛苦掙扎的母親。從這樣的家庭偷走唯一希望的牛，真是太殘忍了！又要讓母親痛苦嗎！叫我們如何活下去啊……。
一股強烈的怒火湧上少年的心頭。「絕不可原諒！無論如何一定要抓到小偷，好好教訓他。——對！殺了他！」
少年向鄰居借來一把槍，拿著槍在雪中、在狂風呼嘯的原野和山谷，到處搜尋，可是沒找到，怒氣愈旺。
他的雙眼因憤怒而佈滿血絲，途中和一位騎驢的老人擦身而過。老人衣衫陳舊，一看就知道是位貧窮的老爺爺。在路上遇見比自己年長的人時，習慣上應該是年輕人先開口打招呼，但此時少年毫無那份閒情。
老爺爺先出聲打招呼:「喂！年輕人！你不是要去殺人吧！」
「對啊！我就是想殺人啊！」
兩人目光相接，老爺爺以安詳且溫柔的眼眸凝視著他，當聽完少年的話後，老爺爺說：「我非常瞭解你的心情，看到你的樣子我真的很心痛，痛得椎心刺骨。
可是少年啊！不可以殺人呀！即使是想像也不可以，即使對方是可恨的小偷也不行，那種小人會在生活上受到懲罰的。
而如果你就此回家，忘記想殺人的事，幸福就會降臨。也許你還沒感覺到，但幸福在你心中。
現在的你也許認為，我說的是荒唐話，不過相信我，回家去吧！知道嗎！不可以去殺人！也不可有這種念頭！總有一天，你會了解我的意思！孩子啊！回家去吧！」說完，老爺爺就離去了。
少年不知怎麼乖乖地聽從了老爺爺的話，當他正想踏上歸途時再回頭一望，只見到老爺爺的小小背影。
少年走在回家路上，淚水不斷湧出，肩上派不上用場的槍是那麼地沈重，陽光閃耀在覆蓋著白雪無人的原野上，他渾身抽搐、嚎啕大哭，趿拉著破鞋，踏上歸途。
痛苦鍛煉了少年的靈魂，使他茁壯。
「年幼時我將人生視為詩歌，從光明面看人生，然而這次人生向我展露出嚴厲、赤裸裸、痛苦、英雄般的一面。」
擔任書記的少年熟知村裡每個家庭、每個家族成員，從家境至大小事都了如指掌。他從許多人身上學習到生存的智慧，與其說從言語上學習，不如說是從汗流浹背辛勤工作的庶民姿態或生活方式中學習。
不知不覺中，他的文學在「民眾」中生根。
無論現今置身在何等的榮耀中，他絕未忘記自己的「根」，不忘記民眾的培育之恩。「於某種意義上，人應該永遠當個『鄉下人』。」這是他一貫的主張。不失純樸大地的芳香，且在大地上，開滿五顏六色細膩的心靈花朵。
文學——少年從幼年時期就經常聽祖母說些「草原民族」的傳說、故事或古老民謠等。長大後，則從閱讀文學巨著中尋求人生煩惱的解答。
戰後，從吉爾吉斯農業大學畢業，從事畜產技師工作，但由於對文學的渴望，進入莫斯科蘇聯作家同盟附屬文學學校攻讀，當時27歲。
29歲時發表短篇小說《謝彌亞（Jamilya）》，因受到法國作家阿拉貢（Louis Aragon）的青睞，譽為「這世上最美的愛情故事」，而聲名大噪。
34歲榮獲「列寧獎」，他的作品不僅在蘇聯，也被翻譯成世界各國語言，擁有許多書迷。
「寫作」是戰鬥。
「言語」是一滴滴的鮮血。
但是當局卻任意糟蹋「代表作家本身」的文章。
瑪麗亞（Maria）夫人告訴我：
「在蘇聯時代，出版內容遭KGB（編按：前蘇聯時代的國家安全局，簡稱國安局）檢閱，我也和丈夫一起去接受查問。他們說:『這裡和這裡不行！』『刪掉這一行！』我丈夫為了不讓整本書被禁，不得不刪除他們所要求的部分。」
他說：「作家的責任是透過個人的痛苦經驗，創作出蘊涵了人們的苦惱、痛楚、信賴和希望的話語。因為作家是人們的代言人，對於這世上所發生的事件，全都感同身受。」
父親在車站與家人分別之後音訊全無。
30年後，母親去世，墓碑上刻著「父母親之墓」，我告訴自己：「父親也一起在此長眠。」
之後，又經過20年，父親的遺骨突然被發現。1991年8月，發生戈爾巴喬夫總統一家遭軟禁的政變事件，是蘇聯走向崩潰「撼動世界的三天」，遺骨就在這稍早之前被發現。
從吉爾吉斯磚瓦工廠舊址發現1937年整肅時犧牲者的「秘密埋葬地」，其中埋葬了138具遺體，歲月腐化了死者的鞋子與衣服。但在當中發現了一張被子彈貫穿的紙張，是一張起訴狀，上面清楚寫著父親的名字「Trekul Aitmatov」。
乖隔54年的「重逢」。
被捏造罪名，被「謊言」所殺的父親！
堅忍不拔，孑然而逝的母親！
我恨！憎恨說謊者！憎恨使他們瘋狂的權力欲、支配欲！
心中沸騰著對「犧牲天下母子之人」的憤怒。
「什麼是正義？判斷正邪的基準又是什麼？我希望那是『對人類的愛情』；對於生在此世，想『幸福地過活！自由地過活！』之人的愛情。這份愛勝過任何意識型態、任何國家機構。人類有『愛』，就會成為真正的英雄。」
來源： 編自《人物隨想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