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大道（2012年）
池田SGI會長於2012年6月5日
牧口常三郎首任會長誕生141週年紀念倡言
6月5日是「世界環境日」。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池田大作發表了一篇題為「通往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大道」的倡言，寄予6月20日起於巴西的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舉辦的「里約+20」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
倡言同時紀念6月6日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誕生141週年。內容提到羅馬俱樂部創始人奧雷利奧・貝恰（Aurelio Peccei）博士的警語：不要光考慮自己「可以做到的事」，而應該轉換想法，考慮自己「應該去做的事」，以及牧口會長出於「為他人奉獻，不僅他人得益，自己也同時得益」的思想而提倡的人道競爭於現代的意義。倡言也主張，環境破壞、災難等威脅人類「無可取代的尊嚴」，為克服此危機，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要成為變革的主體來行動，並以肯尼亞馬塔伊博士所推行的植樹運動為例，說明居住的「社區」應該成為變革活動的立足處。
此外，倡言論述「里約+20」會議應該達成以下三個方面的共識：第一就是制定繼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後的新目標，積極推進人道競爭；第二是合併聯合國的環境和開發部署，設立「可持續發展國際組織」（暫稱），導入反映民間社會意志歸向的制度；第三是積極繼承「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的精神，從2015年展開新計劃。池田會長並呼籲透過教育來發掘人的潛能，由民眾雙手創造充滿希望的未來。
寄予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里約+20），我謹代表世界192國和地區的國際創價學會（SGI）會員，發表一些我的感想和倡議。
「里約+20」的焦點
世界現今每年都有約53,000平方公里（約日本面積7分之1）的森林消失，許多國家由於地下水位乾涸引起水源不足，全球25％陸地受沙漠化的影響。
里約大會不單要商討如何對應這些迫在眉睫的課題，還要如主題「我們期望的未來」所述，商討和展望人類和地球之間的關係於未來應呈現何種形式。這就是大會的最大焦點。
本著同是「地球村」居民的意識，確立對未來的清晰展望和理想，這當然是當務之急。同樣重要的是，要踏實地增加響應這理想而行動的人員，並加強他們之間的團結合作。
無論理想如何崇高，民間社會的強力推動是不可或缺的。作為一個關乎人人生活的課題，讓更多人分享和認同其中的精神，把它反映在每天的生活中，並確立為社會上行動的範疇，才會帶來更好的效果。
大會主要議題是「在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背景下發展綠色經濟」，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框架」。在摸索新的經濟型態，或探討新的國際制度時，假如不把視線固定在人和他們的生活上，這一切都恐怕無法達到所期的結果。
所以我提議，在大會上要深入商討如何培育挺身參與「變革」的人，以及如何令其行動得以持續下去。
要看到「自己期望的未來」，首先必須自覺到「未來由自己打造」。
以下我要論述的是：通過培養「自強精神」，讓每個人發揮本身具備的潛能的重要性；以及為了建設尊重「生命尊嚴」的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社會，如何灌輸「人人均為領導人」的概念，以便推廣大眾積極地參與變革社區和社會。
發展的目的
在展望這課題時，我耳邊響起了去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就「里約+20」的意義所作的呼籲：
「可持續發展並非只是或主要是環境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選擇如何生活，並意識到我們的所作所為將對當今的70億人民和未來的子子孫孫產生怎樣的後果。」（《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
現今，很多人指出需要一個把「物質的富裕」轉向「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框架。為此，我們不僅要重審現有的經濟和環境政策，同時也需要從根本上審視社會和人的生存方式這文明論課題。
需要考慮到，現在仍舊有很多國家把經濟發展作為最優先的目標。我冀望以這次大會為契機，能令各國重新審視國家發展到底是為了甚麼目的？有沒有其他更值得考慮的東西？
向全日本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提出這質問的，就是去年（2011）3月的東日本大地震。它讓全世界人民看清一個事實：發達的經濟、先進的科技，都難以阻止這場災禍的擴大。
同時也令人痛感到，飛躍發展的科技，不管其目的何在，一旦發生意外，就有可能釀成一發不可收拾的事態。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中，無數人因避難而被逼離鄉背井，還要考慮到如何處理有嚴重放射性污染的地區，而且放射線是否對人的健康帶來長遠影響也是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奪取寶貴的性命，傷害人的尊嚴，破壞居住環境的自然生態系統……如此事態的原由，不單單是自然災害，環境破壞和糾紛也會毫不留情地帶來同樣的後果。尤其是環境破壞所引起的全球變暖和氣候變動，長遠地來看，不但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都無可免受其害，甚至連我們子孫後代也會受到波及。
對於社會來說什麼最重要？大家應同心協力維護些什麼？——在重新審視這些問題時務必切記，人的尊嚴不容褻瀆。唯有如此，方可確保文明往「可持續發展」型態的轉移，會以人等身的規模進行，並扎根於人實際生活的基礎之上。
為此我要強調，促進「可持續發展」，並不單單只是在政策上進行調整，以便取得經濟和環境之間的平衡。那是一種由全球民眾共同展開的挑戰。其核心是建設一個以「生命尊嚴」為重的社會，讓今後世世代代的人都活得有尊嚴，以及全球的生態系都受到維護。
貝恰博士敲響的警鐘
這裡，我想起了羅馬俱樂部創始人貝恰（Aurelio Peccei）博士和我對談時的一段說話。貝恰博士曾對早於「里約+20」大會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註1）有過極大影響及功勞。
他說：「好像對自己的力量自我陶醉，我們人類只去幹自己『可以做到』的事，而不是『需要去做』的事，而且一直以來從不考慮什麼是『需要去做』的，什麼是『不應做』的，甚至全不顧慮新現狀中所潛藏的道德和倫理規制。」（《敲響二十一世紀的警鐘》，又名《為時未晚》）
貝恰博士這句話，和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於《人生地理學》中所顯示的問題意識相通，令我感觸良多。
牧口對二十世紀開頭時那種不管他人死活的弱肉強食世態，也就是貝恰博士所說的只強行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的社會體質，有如此描述：
「眾人只會對有利益可圖的地方虎視眈眈，瞄準了是否有經濟利益的餘地可侵佔，或是否有政治權力的空隙可鑽。國際勢力的分佈，以天氣而言，正像空氣從高氣壓流向低氣壓的地方一樣。」（《牧口常三郎全集》）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將近110年的歲月，於現代又呈現著怎樣的狀態？
以威脅他國來顯耀自國威信，為此而不斷進行擴軍競賽；不管貧窮和收入差距等問題如何繼續擴大，於國際間無止境地進行經濟競爭——現代文明並沒有受到任何有效的倫理規制，社會還只是在追求著「可以做到」的事。
人類最初滿以為能完全控制的慾望，在現實中逐漸膨脹，甚至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種慾望的連鎖造成的，就是所有武器中最不人道的核武器、把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而於各地帶來急速擴大的環境破壞，以及投機過熱的金錢遊戲所引起的經濟金融危機。
去年3月所發生的福島核電站事故，雖然海嘯是引起事故發生的直接原因，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由於依靠核能源發電，而把核反應堆的危險置之不理的社會風潮。
指向「自他幸福」
當然，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物，改進了人類的健康和福利，改善了衣、食、住的狀況，使交通和通訊技術發達，讓人和物品的交流飛躍地擴大等等，其成為發展的原動力，令社會受惠這事實，也是毋庸置疑的。
牧口會長對於追求改進向上這件事本身也是贊同的，他也認為通過競賽能使人互相琢磨，產生活力。他說：「競爭強大的地方進步發達，而由於自然或人為的因素而阻礙自由競爭的地方停滯不前，甚至有所退步。」
然而，牧口會長至為主張的，就是放棄本著利己主義不管他人死活的軍事、政治、經濟競賽，而指向「保護並改善自他的生活」、「為他人服務，有益於他人也有益於自己」的人道競賽。
這是有效地活用「要改善生活」的慾望能量，把它移向更有價值的目的，指向能使「自他幸福」的目標，改變競賽的質量。
我們所信奉的佛法教導：「燒煩惱之薪，菩提之慧火現前」（《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就是說對於自己所處於的狀態的不滿、憤怒或悲傷，不以傷害或歧視他人等破壞行動來發洩，而是把這情感昇華成為一種要改革這令自己和他人痛苦的社會弊病的幹勁，為社會帶來希望和勇氣。
牧口會長的理想與佛法思想共鳴，於現代來說，就是在把軍事競賽轉移為人道競賽時，不但考慮「國家安全」，還顧及「人類安全」，商討如何在防災或防止傳染病散播對策等範疇作出貢獻。畢竟，合力克服「共同的威脅」，可帶來任何一個國家均期待獲得的「共同的利益」。
在政治競賽來說也是一樣。放棄至今的「以硬能爭奪霸權的競爭」，改為「如何發揮軟能的競賽」，為此推出有創造性的政策，相信也同樣會造福不只是某一些國家，而是全人類。
最好的例子，就是由有志的國家和非政府組織（NGO）團結合作，促使成立的《禁雷公約》和《集束彈藥公約》。
這無外是一項向各國政府施加壓力，促使其捨棄以軍事目的為理由的追求「可以做到」的事物，而採納以人道為優先的「需要做到」的事物的運動。該運動於國際社會上擴大，博得絕大共感，最終落實了這兩份公約。
那麼，把經濟競爭的範疇，轉變為「為他人服務，有益於他人也有益於自己」形式所需的契機到底來自何處？我認為，這次「里約+20」的主要議題——「在可持續發展和消除貧困的背景下發展綠色經濟」，正是其中的關鍵。
要以地球規模促進「綠色經濟」，及其中所標誌的減少溫室效應氣體產生的低碳使用，和高效率資源的採用，就非積蓄各國的成功經驗和技術來支援他國不可。實際上，要求設置如此國際制度的呼聲越來越多。
我熱切希望這樣的制度可在會議上成立，以方便在這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國家，可積極地本著「為他人服務，有益於他人也有益於自己」的精神來行動。我也希望看到這樣的人道競爭理念，在時間的軸線上展開，成為「為未來服務，有益於未來也有益於現在」的行動。
追求「可持續發展」，令人感到好像需要受到某種限制，或要於某方面壓抑自己似的。如此狹隘的概念，將導致變革的漣漪無法擴展開來。
資源雖然有限，但人的潛能、人可以創造的價值是無限的。唯有在從事正面的角逐，為世界為未來創造價值之中，「可持續發展」這個充滿勃勃生機的概念，才可顯現其真正的意義。
為他國（人民）行動，自己國家（自己的人生）必將變得更美好。同樣地，在指向更美好的未來當中，現在的狀況也會變得更為美好。在現實中追求「可持續發展」，尊重彼此「難以取代的生命尊嚴」，定能踏實地構築到大家能分享和平與幸福的世界。
衝破無力感，勇於面對現實
我想在這裡強調的是「生活於同一個地球的責任感」，和「對未來的責任感」。
事實上，當看到世界各地發生的悲慘事態，或聽到地球生態系受到嚴重威脅的新聞時，我們或許會感到心痛，並萌起想做些什麼的念頭，但如果類似新聞接踵而至，這股念頭可能會被無力感腐蝕殆盡。
在哈佛大學共同研究文化人類學的阿瑟和瓊・克蘭曼（Arthur and Joan Kleinman）夫婦如此述說：
「蔓延於我們這時代的意識，一種我們對於複雜問題難以理解或解決的意識，伴隨著大規模痛苦影像的全球化，產生了精神疲勞、缺乏共感和對政治的絕望。」（《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
這段話敏銳地指出了現代高度資訊化社會的弊病。
為了不讓自己陷於這種無力感，我們需要對自己每一個行動感到有其效應，感到自己變革現實的努力取得確實進展。換言之，我們必須擁有自己的「落腳點」，而我認為，這「落腳點」就是自己所居住的社區。
「生活於同一個地球的責任感」，和「對未來的責任感」固然重要，但這些都不是於一舉手一投足間或離開現實生活而能夠掌握到的感覺。如果無法在自己熟悉的人際關係網或周遭環境中培養這樣的責任感，又如何能對世界對未來認真負責？
英文的「責任感（responsibility）」一語，是由「應對（response）」和「能力（ability）」這兩個語幹所組成，就是意味著「應對的能力」。
只有在自己活躍的社區，面對那裡所發生的一切，頑強地鍛鍊好自己的「應對能力」，才可以進而培養出「生活於同一個地球的責任感」和「對未來的責任感」。
過去我們SGI曾贊助製作一部影片《寧靜革命》，其內容以各地民眾的奮鬥為例，說明了這個道理。
這部影片由地球理事會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製作，在2002年於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辦的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發表。片中登場的無名英雄，為了維護摯愛的故鄉和孩子們的未來，在各地奮起向困難挑戰，內有印度拉賈斯坦邦尼米村通過傳統的雨水收成方法克服水源短缺問題、斯洛伐克的人民合力解決桑平斯卡席拉瓦湖嚴重污染問題、肯尼亞「綠帶運動」（Green Belt Movement）通過植樹防止當地沙漠化等實例。
至今，SGI在世界55個國家和地區上映了這部影片，向世人發出「一個人也具有可以改變世界的無窮力量」的訊息。
馬塔伊博士和無花果樹
《寧靜革命》中介紹的「綠帶運動」由肯尼亞環境運動家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發起，博士通過這扎根於地域的民眾運動，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孕育「對未來的責任感」。
非常可惜，馬塔伊博士於去年去世。我們是在2005年2月初次見面。
為了表揚博士長年以來所作的貢獻，我向她提議在美國創價大學種植冠上博士名字的無花果樹。聽了提議之後，博士高興不已，展露出像太陽一樣燦爛的笑容，令人難以忘懷。對於馬塔伊博士來說，無花果樹象徵著她故鄉的無可替代的尊嚴，也是令她投身植樹運動的契機。
博士曾在美國留學，回國後，決定回到家鄉探望家屬。雖然只離開不到幾年，家鄉所起的變化令她心痛不已。經濟優先的風潮瀰漫，為了擴張商業用地而採伐那一帶的森林，連她母親視為神聖的無花果樹也被砍掉。
之後，周圍經常發生地表滑落現象，可供飲用的水源也開始減少。當博士知道由於環境惡化而引起很多問題，令肯尼亞婦女的生活越來越困苦之後，她本著「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的方法就在我們自身之中」（200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致詞）的信念，從自己所住的地區展開了後來演變為「綠帶運動」的植樹活動。
理解和效果
馬塔伊博士自豪地說，這運動「證明了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改變環境的歷史」（《綠帶運動》，The Green Belt Movement），並指出其成功的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是隨著運動的擴大，要時刻確保每名參加者會全面「認同」該運動，而且會確實地感到運動的「效果」。
博士所推進的運動包括舉辦研討會。在研討會上，博士讓所有人舉出目前所面對的問題，然後反問她們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甚麼。大部分的人會回答是「政府的責任」。她會解釋說，雖然她們所說的幾乎都是事實，但一味指責政府的作法將於事無補。
她會對她們說：「這是你們的土地，是你們的所有，但你們沒有好好地照顧。你只是光看著地表滑落，其實你是可以採取行動加以阻止的。你可以植樹。」（同上）
在植樹時，很多時會有人說：「我不願去種樹，因為它們長得太慢。」這時候博士會跟她們說現在她們所利用的木材，也並非來自她們自己親手種植的樹木，而都是由前人所種下的。所以，為了讓社區將來能受惠，我們需要植樹。「我們的未來像一株樹苗，只要有太陽、好的土壤、足夠的雨水，就會落地生根，且生長成一棵希望的參天大樹。」
無論目的多麼崇高，假如人們認識不到其價值，就不會馬上起來行動。展開至誠的對話，認真地對待每一個問題，懷著耐心一點一滴地溶解人們心中的疑惑，如此才會贏取他們的理解。
除了鍥而不捨地進行對話，以期贏取人們的理解以外，這項運動能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參與，是因為它所得到的明確效果，給了參加者一種具體的成就感。
馬塔伊博士說：
「植樹運動是一項簡單的作業，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然後在不太長時間之內，可以得到明確的收益。人們因此維持了興趣，肯付出努力。
我們至今已經聯手種了超過三千萬株樹。而這些樹為人們提供燃料、食物、居所，以及支付子女的教育費和家用所需的收入。這活動同時製造就業機會，也改善土壤和河川流域。」（同上）
我相信這就是令人參與這運動的最大因素：明白到參與的運動可以為社會帶來確切的變革，令人感到喜悅和自豪，並掃除心中的無力感和悲愴。
由「等待救援」變為「積極伸出援手」
第二點我要指出的就是，「綠帶運動」令每一個參與者「自強」起來，令她們自覺到更大的使命，從而湧現出無限的潛能。
很多人會以植樹的數目來評價「綠帶運動」。但馬塔伊博士表示了不同的意見，說其真正的意義在於令人「自強」。她說運動的真正意義不單在於植樹，而是在於讓每一個參與者對自己的人生、環境、政府以及未來負起責任。博士說，當她了解到她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一個更大的目標行動時，她變得更堅強。
通過親手種植以及培育樹木，參與者，尤其是農村婦女的參與者，明白到維護環境令環境恢復朝氣，或是袖手傍觀任由環境繼續受到破壞，選擇權完全在於自己手中。
更而，運動的參與給了她們許多意識啟蒙及學習的機會，令她們明白到自己植樹和防止砍伐樹林，其實是在實現一個更大的目的，那就是建造一個尊重人權和婦女的權利、遵守民主主義、有良知的法治社會。
如此，最初只是為了得到燃料和衛生的飲用水而造訪馬塔伊博士的農村婦女，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漸漸變得充滿自信，進而成長為社區的領袖，負起管理苗床、貯存雨水、糧食供應等社區公共事業的責任。
她們所展現的變化，從「自強」晉升為「發揮領導作用」，令我想起了佛法精髓《法華經》裡描述的一個從「尋求他人的挽救」變成「展開行動，救他人脫離苦海」的覺醒過程。
佛法教導，從根本上解決苦難的力量就存在於每個人的身上。人人都含有無限的可能性，只要覺醒到這一點，並把它發揮出來，就能改變自己人生，引導周圍的人走向「幸福」與「安心」的方向。在如此一個偉大的人性復甦過程中，自己的苦惱，將成為使社會變得更美好的動力。
佛典中，介紹了如此一位名勝鬘夫人的女子所發的宏願：
「若見孤獨幽系疾病，種種厄難困苦眾生，終不暫捨，必欲安穩，以義饒益，令脫眾苦，然後乃捨。」（《勝鬘經》）
據說勝鬘夫人緊守自己的誓願，畢生為痛苦煩惱者努力不懈。
這種忠於誓願的人生，與馬塔伊博士在這段話中表達的信念是不謀而合的：「我們被召喚到這地球，就是為了幫忙治癒其累累傷痕。」（《綠帶運動》）
這並非由法律或其他外在因素所規定的任務，也非為追求某種利益或酬報而有的行動，更不是一遇到挫折就放棄的決意，或求助於他人、靜待改變來臨的期盼。正如博士所說的「一旦認識到今後的工作任重道遠，就會湧現無限幹勁」（同上），所謂忠於誓願的人生，就是一種無論遇到任何難題，亦為了自己的使命而勇往直前的生活方式。
這種扎根於社區的「自強」啟蒙運動，能使人湧現勇氣與智慧，令他們振作起來，為改善現狀發揮領導作用。每一個前進的腳步，無論多小，將在眾人的合力之下日積月累，它除了促使人們把心中的「誓願」或「使命」確立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形成在全球推進「可持續發展」這草根運動所需的穩固基礎。
羅特布拉特博士的祈願
第三點我要指出的，就是馬塔伊博士為了令運動得以持續，如何努力去教育年輕一代。
在一次採訪中，馬塔伊博士被問到，每當提到她要推進的運動時，為何總是說「我們如何如何」，而不是「我如何如何」。她回答說：「我非常清楚知道就自己一人是無法成就任何大業的。是需要大家互相合作才可以進行的。如果只是孤軍作戰，就會有自己不在時沒有後繼接班的危險。」（《綠帶運動》）
當然，一個運動或許可以由一個人開始，但目標越大，需要的年月就越長，需要的人手也就越多。
每當我和致力於解決各全球性問題的世界領袖傾談時，如何把一個運動的精神一代傳一代往往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其中一位世界領袖，就是終生為廢除核武器和戰爭而奮鬥的、帕格沃什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創始人之一的約瑟夫・羅特布拉特 （Joseph Rotblat）博士。
在東西陣營嚴重對立的冷戰時期起，羅特布拉特博士便開始傾注全力創建一個跨國科學家精神聯盟。1979年，以年輕科學家為對象的「帕格沃什國際學生與青年會議」組織（International Student/Young Pugwash）終於成立。博士那時已年過七旬，但他望向未來的雙眼依然炯炯有神。
警惕世人關於核武器危險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註2）於1955年7月9日發佈，當時，在眾多簽署這份文件的科學家之中，羅特布拉特博士是最年輕的。晚年時當他看到年輕科學家川流不息地宣誓「我絕對不會以自己的學問用於任何傷害人類或其環境的目的」（《美國學生帕格沃什會議宣言》，Student Pugwash USA, “Pledge”）時，博士的心中又會是如何的欣慰。
同樣地，我一直緊記恩師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於1957年發表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宣言》，從年輕時就發起要求廢除核武器的民眾運動。近年，創價學會的青年部為了要求制定禁止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約》而蒐集了227萬人的署名，並把名冊於2010年5月提交給聯合國。沒有比這類由年輕人率先採取的行動更振奮人心。
從7棵樹開始
為了讓孩子們參與植樹運動，馬塔伊博士在各地的學校設立苗圃，博士也透過其綠帶運動，一直設法讓年輕人有機會投身環保行列。她如此描述對年輕一代的期待以及對未來的展望：
「我一直確信，無論烏雲多厚，總是會有一線的光明。這就是我們要尋找的。假如不是在我們這一代，就會是在下一代，或是在繼這之後的另一代。總之，這一線的光明必會出現，相信屆時將不是一線，而是整片的光芒。」
馬塔伊博士開始她的綠帶運動在1977年6月5日，與一群支持者在內羅畢（Nairobi）郊外的卡穆昆吉公園（Kamukunji Park）種植了7棵樹。自此以後，綠帶運動擴展到整個肯尼亞和其他非洲國家，種植了4千萬棵樹。自2006年起，得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機關的協助，她呼籲全球參與項這植樹運動（註3），結果在全世界增添了超過125億棵樹。雖然去年9月全世界哀悼馬塔伊博士的去世，但植樹的數目還一直在增長。
這絕對不是一個奇蹟。而是起自馬塔伊博士等人要對身邊的危機做點甚麼的堅強決意，爭取到大眾的認同，打動了全球眾多人心，令他們起來行動的結果。馬塔伊博士的行動，對於要同心協力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的我們來說，是一個最好的楷模和最大的鼓勵。
跟著，我要從三個角度來對這次的「里約+20」會議作出具體的倡議。
1. 制定一組為了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作為全人類今後的指標，以及生存於地球上所有人的行動規範。
2. 合併聯合國負責環境和發展的部門，設立一個新國際機構，藉此構築與民間社會的團體協力合作體制，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
3. 向聯合國大會建議設立教育框架，推進以激發由「自強」到「發揮領導作用」的變革為目的的啟蒙運動，以期培育扎根自己社區，促進可持續發展的人才。
繼《千年發展目標》之後的挑戰
就第一個提議，重要的是所有的新目標，除了要繼承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精神，改善被迫於惡劣環境底下生活的人的處境之外，還要成為一種帶來具有正面意義變化的因素，促使人們為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而作出貢獻。
《千年發展目標》在2000年的千年首腦會議上通過。它有異於過去只以改善宏觀經濟指標為重點的國際條約，表明確切的達成期限及數值目標。例如至2015年為止，使每日收入低於1美元的人口比例減半，是一個劃時代的條約。
照目前情況看來，苦於極端貧窮的人口至2015年為止預計將會降到15%以下，完全能達成原定的目標。於最貧窮國間普及初等教育也有所進展，能飲用更為衛生飲用水的人口也達到了18億人。
儘管如此，對於生活在最貧窮環境的人，以及由於性別、年齡、殘障或民族等理由而於社會上被迫處於不利狀態的人而言，這些改善並沒有平等地令他們受惠。今後應該更細緻更緊急地去處理該等問題。
由於要求於2015年後也繼續對應這些問題的呼聲很高，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為主導而設置的「聯合國秘書長全球可持續性高級別小組」（Secretary-General’s High-level Panel on Global Sustainability）的報告書中，也強調需要設置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來完成其使命。
報告書指出，在檢討目標的方向性時，不但發展中國家，還應該網羅所有國家面對的挑戰，搜羅如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的保存、災後復原工作及削減隨之而來的風險等至今不包括在《千年發展目標》之內的緊要課題，讓各國政府、社區共同體、民間社會，以及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所有人一起參與活動。
我曾於今年1月的《「SGI日」紀念倡言》中，提議於「里約+20」設置研討新共同目標的工作小組。在商討「可持續發展目標」內容時，我認為除了剛才提出的注意事項以外，還需要反映如下的二個理念。
其一就是，為了令更多國家和人民參與以人道主義為考量的競爭，設定有利於人類和全球社會的明確方針，作為新目標的主旨。例如包括上述的「人類安全」、「軟能」、「綠色經濟」等。
《聯合國憲章》第二十六條指出：「為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維持，以儘量減少世界人力及經濟資源之消耗於軍備……」。裁軍所帶來的人類安全有利於所有國家，其前進不但令國家受惠，同時令全球的所有人類，甚至未來的世世代代都有所受惠。
今年也是聯合國制定的「人人享有可持續能源國際年」。假如在這領域有一定成就的國家，能為了作出這方面的貢獻而進行有正面意義的競賽，就能減輕窮困國家對環境的負荷，同時也可以協助整備所需的基礎設施，以確保人們的性命、尊嚴和生活均可受到維護。如此下去，必定可以大幅度地減輕於未來對環境的負荷。
同樣地，在處理廢物時實施所謂的「3R」，即「減量」（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環」（Recycle），可以使現有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不排出廢物的循環型社會。
制定新目標時，要設定可以廣泛地讓國家和人民參與的項目，鼓勵大家實踐「為他人奉獻，不僅他人得益，自己也同時得益」、「為未來服務，有益於未來也有益於現在」的人道競賽。
誰都能從身邊開始的實踐項目
跟著我要提出的，就是設定以地域社區為實踐舞台的目標。如此，可以讓更多人切實體會到，通過自身的行動，可帶來有建設性的改變，更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作出貢獻。
從某種意義來說，《千年發展目標》的主旨在於減輕貧窮所造成的痛苦，消除威脅人生命和尊嚴的危險等，儘可能消滅社會及人類所承受的負面影響。同時亦著重追究在普及初等教育，弭平男女受教育差距等方面，各國所能夠扮演的角色。
當然還需要再接再厲，並且要加勁推行。我認為除此之外，也需要添加一些任何人都可以從身邊開始做起的項目，令優良的連鎖效應傳遍整個社會。
例如，推進綠化社區或保護自然環境的運動，進行由居民領導的社區活動如防災、減低災害風險等，與周邊社區提攜推進地產地消（註4）運動，設法促使削減廢物排放量、廢物再利用循環的思想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配合各地風土積極導入可再生能源來減低環境負荷等等。
這裡，重要的是地方自治體和本土社區的作用，而城市的任務尤其重要。雖然世界上所有城市的面積加起來也只不過是地球表面的2%，但它們消耗了地球上75%的資源，排出75%的空氣和水體污染物和廢棄物。所以說世界的城市如何行動決定地球的命運也不為過。
我提議在新目標中加上有關「城市」的項目，設立一個系統，透過一套評估指數，衡量每個城市每年的表現，看看它們的狀況與前一年比較是否得到改善。假如有成功的例子，就積蓄起它的知識和技術，讓其他城市能借鏡和分享。
如此與人的生活有密切關聯的目標，是很難藉以往以政府間交涉為中心的方法來推進的。所以我強烈希望以「里約+20」為契機，在民間社會代表能充分參與商討的前提下，設立能讓更多人認同並合力執行的新目標。
優先消解人們的苦惱
第二個倡議，是關於「里約+20」的中心議題之一，即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框架。
提出這個倡議的背景，是由於很多國家都憂慮聯合國對「可持續發展」的處理緩慢。同時也需要解決相關部門工作內容的重複、欠缺整體性、資金不足、缺乏協調等問題。
雖然解決眼前的課題乃當務之急，但我認為不應只把這點作為改革的關鍵所在。通過這次對改革的議論，要樹立適應21世紀世界狀況的先進楷模的國際機關，來確立新的聯合國運作方法。
具體來說，①合併聯合國有關環境和發展的部門，②讓所有有意參與國家加入討論，③與民間社會全面合作，④讓青年人積極參與。我提議把以上的4點作為核心，設立一個能大舉地改革現今狀況的「可持續發展全球機構」（暫稱）。
關於第一點，正如聯合國去年舉出了「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為第一個優先課題，在考慮這問題時，同樣地最應重視的就是「包容性」，也即是能讓所有人參加並受惠的觀點。
在面對全球問題時，按照目前的做法，根據「威脅的性質」把問題分門別類，然後由聯合國各個組織去處理，或許會取得某些方面的進展。但由於現代問題錯綜複雜，牽涉甚廣，往往會附帶一連串的相關問題，要從根本去消解人的苦難並非易事。所以我們要改變構思，從「受苦的人們需要些什麼」這觀點出發，設置綜合體制，構築讓人能度過有尊嚴生活的基礎，才是至為重要。
跟著的第二點，就是設置一個框架，讓所有有意參與的國家都有機會加入整個決策過程。
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來說，若非其執行局成員國，就無法參加最終的決策過程。但考慮到可持續發展這主題的重要性和範圍之廣，我認為應該讓所有有意參與的國家有機會參加討論，把這作為最優先條件來處理。現今國際社會所追求的「共同行動」需要一個這樣的制度基礎，才能變得更實在，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民間社會的共同合作制度
除了上述的兩點之外，我最要強調的改革就是設立與民間社會共同合作的制度。這樣的機制應重點落實「萬人皆為領導人」這種人人為了地球的未來，而踴躍發揮領導作用的理想。
以上我提出的制度改革，能繼承、延續和結合從1972年斯德哥爾摩舉辦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以來的各種努力。
這會議的特色就是，除了政府間的會議之外，也同時主辦了以民間社會代表為對象的「非政府組織」（NGO）論壇，同時呼籲各國把NGO成員加進政府代表團內。
至此為止，聯合國的活動性質，一直偏向於展示其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組合的一面。人類環境會議此舉，是首次真正維護《聯合國憲章》序言的「我聯合國人民」精神的行動，亦即在會議上首次反映民間社會意見的劃時代的一步。同時也決定了聯合國自1970至80年代所舉辦的處理人口、食糧等全球問題的一連串國際會議的方向，成了「市民社會參與」的起點。
基於這傳統，1992年的里約地球峰會成功地作了另一個劃時代的前進。那是聯合國會議首次以峰會的形式舉行，同時也允許在聯合國沒有正式諮商地位的NGO基於一定的條件下能參與，還設定了科學界或產業界等各界人員也可以參加的框架。
結果，在斯德哥爾摩會議上只有2國元首參加的，而里約地球峰會竟然得到94國首腦出席。參加的NGO也增加了4倍，其半數以上是在發展中國家進行草根活動的NGO團體。如此可見，從「民間社會參與」的觀點來看，無論從數量方面、質素方面來看，都有極大的改進。
同時，地球峰會也開創了先例，之後很多國家在參加國際會議時，都在政府代表團中加入NGO成員。
現在和我進行對話的德國環境學者魏茨澤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對地球峰會能作為一個「巨大事業」成功地令世界上眾多的人參與這成果如此評價：
「假如缺乏這樣的動力和來自公眾的壓力，相信某些國家會墨守成規地讓外交渠道去處理所有的課題，導致會議失敗，況且鑒於南北之間對主要課題所持有的看法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會議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地球政治》，Earth Politics）
本著所積聚的成就，這次的「里約+20」正是一個好機會，去把「聯合國與民間社會的合作」這項目作為新機構制度的核心。
一個好實例就是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三方制度。這三方分別為政府、企業和勞工代表。借鏡這實例，在設立新機構時，譬如設立一個以政府、NGO、企業和學術研究機關四方構成的制度，讓民間社會各階層的人員能夠參與。
現時，聯合國有為企業、商業界而設的「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註5），和為大學等大專學府教育機關而設的「學術影響工程」（Academic Impact）（註6）等框架，與這些能支持聯合國活動的團體，建立了夥伴關係。雙方都是從各自的立場去進行自己「需要去做」的活動，正如我剛才就制定新目標時所提出的，是一種要為社區或社會產生良好價值、為世界帶來良好變化的積極主動的行為。
「里約+20」籌備階段所提出的文件中，強調：「讓公眾廣泛參與決策過程，是達成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先決條件」。我提議首先在這範疇上確立一個「聯合國和民間社會合作」的具體制度，在取得成功的實績後，在處理其他全球性課題時也導入同樣制度。
不把課題遺留給未來的一代
上述所提出的四點意見，目的是希望創建框架，讓肩負下一代的年輕人能有機會積極參與其活動。
去年秋天，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舉辦的國際青年會議，有從118個國家的1,400名青年參加，會上通過了《萬隆宣言》，其中的一節：「地球的未來——即我們的未來——面臨危機。我們無法坐等下一代人，坐等里約+40峰會召開時再採取行動」，表達了與會者的決心，要以自己雙手去變革時代。
我們需要儘早設定一個可以讓青年的熱情和力量有所發揮的場所，藉以引領人類邁向一個嶄新、更有希望的未來。
在此，我提議設置一個「未來一代委員會」，讓肩負未來的世界青年們共聚一堂商討可持續發展的各類方案，以及為新設的可持續發展機構，提供有關該機構每年的活動方針的諮詢服務。然後，以這委員會為軸心，來加強世界各地年輕一代的活動網絡。
青年人期盼變革的意願高，也確實擁有可以通過行動來廣泛改善社會的潛力。聯合國能否成功地聚集青年們這巨大潛力，將決定人類未來的一切。
我就以上四點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強烈期待各國代表，為了實現對未來的責任，責無旁貸地徹底進行改革，以益後世人民。
透過意識啟蒙的教育，促使人們發揮領導作用
為「里約+20」的第三個提議，就是制定教育框架進行意識啟蒙，讓每一個人能從「自強」晉升為「能發揮領導作用」，為維護人的尊嚴在社區展開行動。
具體來說，就是在聯合國大會上，作為繼承並加以發展現時的「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計劃，要求從2015年起，開始新的「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的教育方案」。
回顧十年前，在南非共和國約翰內斯堡舉行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時，我曾提出制定「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方案，強調了要通過「了解及學習現狀」、「檢討生活方式」和「踏出具體行動（自強）」三個階段，來推進綜合性意識啟蒙的重要。
當「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開始生效時，學校和NGO都在各自的範疇極力想方設法啟蒙人們「了解及學習現狀」和「檢討生活方式」這兩方面的意識，帶來令人滿意的效果。
但假如這潮流不能延伸到「自強」，進而到「發揮領導作用」的階段，就不能期待會有大幅度的變革。
所以繼承「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的新框架，特別要重視這部分，把焦點集中在培育更多能終生成為變革的主體，為四周帶來希望的人這目標上。
我們SGI與地球憲章委員會共同製作的「變革的種子——地球憲章與人的潛能」展覽，自2002年在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上展出以來，已經在27國和地區進行巡迴展覽。之後更新內容，製作了「希望的種子——可持續發展的展望」展覽，自2010年開始巡迴展出。這兩個展覽不但要啟蒙大眾，還著重於喚起人們的「自強」意識，進而發揮其領導作用去進行改革。
100年前牧口會長的提議
雖然這並非輕而易舉的挑戰，但馬塔伊博士通過其一生為我們證明，令運動前進的關鍵在於以社區為中心的教育活動。
馬塔伊博士曾說：「教育，假如有其意義，不應令人民離開其土地，反之，要灌輸他們更多對土地的敬畏。因為受過教育的人應該明白到那將會帶來些什麼損失。」（《永不屈服》，Unbowed）
創價學會首任會長牧口常三郎一生在實踐和探究人本教育。早於100年前，曾在書本中同樣地申訴教育應扎根於自己生活的土地的重要性。
牧口會長主張：「離地而無人，離人而無法成事」，提倡設立「鄉土科」作為所有學科的核心課程，讓孩子們能以實際生活的風土習俗作為「活生生的教材」來學習。
那不只是讓孩子們學習山川對地理的影響，或森林海洋等生態環境中生物之間的互動關係，來增廣對自然的一般知識。他希望學生們學習的，並不是「如博物學的材料般，可以隨意移動的孤立的東西」（《牧口常三郎全集》，以下同樣），而是「清楚地自覺到，我們是受到鄉土的自然界、人類社會等錯綜複雜的勢力和關係的影響，而得以生長發育，要觀察四周天然和人為的森羅萬象，認識各種事物相互間的美妙關係」。如此可以讓孩子們通過每天的生活，實際學習到土地和人的密不可分的關係，認識到鄉土是自己存在的基礎，是無可替代的財寶，對鄉土有形無形的恩惠產生感謝，進而萌生以自身的行動去回報鄉土的想法。
牧口會長在《人生地理學》中，已經指出「慈愛、好意、友誼、親切、真摯、樸素等高尚的情操，離開了鄉土就難以獲得」，強調「當人日後到大社會上活躍時所需要的德智，大概都網羅在這小世界裡。假如我們能細緻地觀察周圍的事物，就能確立理解日後的世界的原理」。他認為鄉土就是個能通過身邊的事物，觀察到社會和世界上各種活動的原理的地方。
本著這種想法而提出的「鄉土科」，能讓孩子們通過自己與鄉土的關聯，培養出一種對「生命共依存」的感應，令他們不僅要成為良好的鄉土居民，還萌生一種要為社會、為國家，進而為全人類貢獻的想法，並以此為生活方式。
牧口會長說的「鄉土」，並非只有「自己出生的家鄉」這種狹義，而是廣泛地指我們所生活的、所行走的、對所聽到和遇到的所有事物共鳴或感動的地方——就是指我們現在的生活的立足處、自己所居住的社區。他指出這種鄉土居民的自覺，會成為世界公民意識的基礎，說：「能認識到生命聯繫著世界，要以世界為家，以萬國為自己的活動區域。」
以社區為舞台推進畢生學習
基於牧口會長的洞察，我要為繼承「教育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的新框架提出三個觀點，來推進以「社區」為基礎的教育。
⑴不但學習社區的風土歷史知識，還要繼承熱愛鄉土和珍惜鄉土的精神。
⑵把社區人民的生產、經濟活動等周遭環境所賦予自己的恩惠銘感於心，通過每日的行動回饋社區。
⑶思考要為下一代人維護些什麼，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把這作為社區的課題，共同商議，並把它作為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核心。
這種教育並非只以學校作為教授的場所，而需要網羅所有年代和各行各界的人參與，積極創設一個「於社區內共同學習的機會」。這需要包括整個社區，把社區變作一個畢生學習的場所，分享所有人的關心和志向，令它世代相傳。
定期主辦以孩子們為主角的維護社區自然環境、推進可持續發展的社區活動，可以發現大人們容易忽略的觀點和課題，以及吸收到孩子們坦率的指責和改善的提議。
馬塔伊博士通過自小就非常珍惜的作為故鄉象徵的無花果樹被採伐的事，敏感地察覺到社區所面對的環境破壞危機。如此，在所有的威脅變成不可收拾的狀態之前，通過「細微變化的徵兆」而首先察覺到，馬上通過眾人的協力阻止其益發變得嚴重的過程。社區是這一切活動的「前線」，除此別無他處。
全球性危機，通常都是起自各地所發生的問題所引起的負面連鎖，令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終於成為不可收拾的威猛局面。另一方面，把這些全球性危機置之不理，則會產生新的問題和威脅，為地域社區帶來更多新的壞影響。
既是如此，重要的是，在變化或徵兆剛開始而容易發覺的社區中，每一個人敏感地察覺到問題所在，決心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演變成無法挽回的地步之前阻止問題的惡化。如此，既能維護自己居住的社區，又能在社區成員間建立團結互助的精神，也可以阻止危機的擴大。如此踏實的一步又一步的努力，可以確實地開拓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的康莊大道。
開拓未來繼承財產
以上是我對「里約+20」的提議。除了「制定共同目標」，「改革制度」之外，還加上「推進教育框架」一項，因為我認為只有大家終生作為「變革的主體」，以及培養出「能對周圍帶來影響和希望」的人才，才是建設可持續發展全球社會的最大關鍵。
面對著決定人類未來的重要會議的來臨，我心中泛起了羅馬俱樂部貝恰博士的話：
「每一個人之中，都潛藏著一股有待開發的天然資質和能力，假如把它發掘出來，便可以利用於改變人類漸趨惡化的狀態。（中略）
這潛力能作為我們扭轉局面的『王牌』。從至為有能或享有優越情況的人，到至為貧窮或屬於弱勢族群的人為止，人人都懷有這種與生俱來的、生氣勃勃的資質和智慧。這正是人類至為寶貴的世襲財產，雖然我們一直把它誤用和浪費。」（《敲響二十一世紀的警鐘》）
我認為只有通過教育，才能把貝恰博士所矚目的萬人俱備的無限潛能——「寶貴的世襲財產」，用來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實現這前所未有的挑戰。
教育能在任何場所、任何聚會上實踐，也能讓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雖然其結果並非馬上清晰可見，但它會深深在社會扎根，其效果在代代相傳中益發璀璨巨大。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SGI在嘗試解決任何的全球性問題時，都以人類的「自強」為目的，展開「民育」、「民享」、「民有」的運動。
為了提高大眾對「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的意識，以及激發這方面的對話而主辦展覽取名為「希望的種子」和「變革的種子」，其原由是出自佛典的「物種者，其數雖一，植之則多焉」（《日蓮大聖人御書全集》）這句話。雖然只是一顆種子，但種植後能產生數之不盡的果實。我們希望在每一個人的心中種植希望和變革的種子，藉以為人類帶來美好的未來。
我們在各國推行環保運動時，也把重點放在教育上。今年是巴西SGI設立「亞馬遜生態保護中心」的二十週年。該中心一方面推進熱帶雨林再生計劃，一方面推進環保教育，令住民學習到如何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
在推進這些運動之中，我有幸認識到蒂亞格・德梅洛先生（Amadeu Thiago de Mello），一位長年保護被稱為「地球肺部」的亞馬遜雨林的詩人。
最後，我要與大家分享他1997年4月在東京和我會面時送給我的一首即興詩，來完結這篇倡言。
我以愛作為武器
邊謳歌邊勞動
去建設新的一天。
愛奉獻出一切
毫無保留地。
分享著希望，
我種下新生命的光芒。
時而人們要令我沉默
要把我心中的博愛吶喊
封鎖在火光熊熊的
安地斯山脈頂峰。
但我踏平火焰
繼續謳歌高唱。
沒有新的道路，
只有新的行走方法。
貧困之人的痛楚，
空著肚子睡覺的孩子
的惡夢——
我感同身受而明白到
這地球並非只我所有。
我同時學到，事實上，
最重要的事
就是一息尚存，就要行動
去改變需要改變的
以各自的方法，在各自的立場。
語句解釋：
1.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
於1972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辦的聯合國會議。以「寶貴的地球」為口號，是首次以世界規模來討論環境問題的會議。會上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國際環境合作等行動計劃。同年，為了實施這些計劃，設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舉行會議的6月5日被設定為「世界環境日」。
2. 《羅素・愛因斯坦宣言》
以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為中心，由世界有名科學家11人於1955年7月簽署的宣言。呼籲為了克服核武器等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要轉換想法，以人性為中心。本著這宣言的精神所結成的，就是帕格沃什會議。它訴求科學家要本著良心去實現一個沒有核武器和戰爭的世界，受到極高的評價。
3. 植樹運動
2006年11月，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第12屆簽署國會議為契機，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動的運動。得到全球由5歲起到80歲的人參加，當初的目標10億棵樹在開始後不到一年就達成了。之後運動擴展到193個國家，共種植了125億棵樹。
4. 地產地消
以當地所生產的東西在當地消費為目標，把食品從產地到消費地的運送距離縮短，來減輕環境的負荷。為此，呼籲提高地產地消的倍率。更為了確保食物的安全，並讓消費者吃得安心，竭力加深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理解。
5. 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
由聯合國秘書長（當時）安南（Kofi Atta Annan）倡議，在2000年7月發起的國際性倡議。在人權、勞動準則、環境、防止腐敗這四個範疇，制定10項原則，讓贊同的企業和團體自動參與，同時也可以要求企業與團體對如上的項目作出說明。至今有140國的一萬餘企業和團體參加。
6. 學術影響工程（Academic Impact）
由潘基文秘書長提出的，目的在於聯結聯合國和教育機關，2009年開始正式全球性地推行。世界各地認同「學術影響工程」的大專學府（主要是大學），對人權、識字能力、可持續發展、解決糾紛這四個範疇下的10項原則，每年至少要積極推進支持某一項原則的活動。目的在於確立「知識範疇的社會責任」，備受矚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