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1968年9月8日）
（1968年9月8日，池田大作于东京1万数千名大学生面前发表此倡言，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详细请阅读“日中关系”。）
中国问题正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关键
这里我想谈谈中国问题。关于这问题，人们早就说过，越南战争一旦结束，下一个重点问题就是中国。可是，现在也许有人会认为，从越南、捷克的形势来看，在这里谈论中国问题不合时宜。但是，从日本的处境来说，中国问题或迟或早总要面对，是绝对不能避开的。而且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来看，这也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触及的首要问题。
所以，我作为一个始终站在这一立场上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渴望未来和平的青年，想和诸位一起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放眼现在的世界情势就不难看到，中国问题在实现和平的道路上形成一个非常重大的瓶颈。回顾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20多年的历史，东西两大阵营在军事上正面冲突所引起的悲惨战争，几乎都在亚洲地区展开。朝鲜战争是其一，现在仍在进行中的越南战争则是另外一个，这是众所皆知的。
参与这些战乱的自由主义阵营由美国首领，而另一方的共产主义的后盾与其说是苏联，不如说是中国。中国未加入联合国，也不多同其他国家建交，即便有也仅结成极不稳定的外交关系，建交双方仿佛隔着一席“竹帘”，彼此无法看清对方的情况。这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如果不让这个被当作国际社会异端似的中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一样平等、公正地交往的地位，那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对这点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我深信，这是使韩国、台湾、越南、泰国、老挝等亚洲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给予中国参加国际讨论的一席之地
那么达到这一目的，有哪些必要步骤？第一，要正式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要为中国准备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让其拥有参与国际讨论的一席之地；第三，要广泛推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现在中国遭到紧紧的封锁。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民族的亲近性来说，掌握打开这种封锁的最强有力的钥匙，相信除了我们日本以外就别无他处。可是，现在的日本已归入中国最厌恶的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它既不承认中国政府，也不想恢复邦交，就连仅有的贸易往来也在逐年减少。
恩师户田会长曾经题下“愿送阳光普照亚洲民众”的诗句。我们主张，日本应步上中道主义的道路，左右两不偏移。作为亚洲一员，日本最应重视亚洲人民的幸福，置之为最优先考量。这是其理所当然的义务。
在日中两国之间，过去的战争所留下的伤痕至今还没有消失。可是，战争结束以来已经过了23年。聚集在这里的诸位，绝大多数都属于与那场战争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代。现在的中国青少年也同样与战争没有关联。各位将来将肩负两国的前途，所以绝不能让过去战争的伤痕成为各位的重担。
当各位成为社会中坚的时候，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应当能够携起手来，含着微笑，为建设光明的世界而努力，而所有亚洲人民便能够以这样的日本和中国为基础守望相助，唯有如此才能驱散笼罩在今日亚洲区域上的残酷战争与贫困的乌云，让希望与幸福的阳光普照大地。
我并不是一味赞美共产主义，而且自认为还是能体会许多日本人的心理，了解他们为何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存有戒心。不过，从国际社会的动向来看，我还是要呼吁：为了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必须要和任何国家和睦相处。
在核时代的今天，能不能从灭亡边缘把人类拯救回来，其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建立超越国界的友谊。这么说绝不为过。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谈论中国问题，也是由于在这一点上有着我自己的想法。
也许有人会说我的看法有些天真，甚或说我研究不够充分。但是，不解决这个中国问题，就不能说战争已经真正结束。
立即举行日中首脑会议
首先我想谈一谈日中邦交正常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是，由于1952年已和台湾国民政府缔结了《日华条约》，日中媾和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纸上空谈的做法，完全无视了中国大陆七亿一千万民众，好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似的。
唯有建立在两国人民能互相理解和交流，增进彼此的利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基础上，邦交正常化才显得有意义。就这层意义而言，日中邦交的实际对象，应当是中国七亿一千万民众。无视这一点，而仅仅墨守条约上的“大义名分”，无论如何辩解这样合乎情理，那只能说是无稽之举。现在周恩来等中国的首脑一致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关系尚未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日本怎么说战争已经结束，也是不可能实现正常的邦交关系的。所以我认为，日本政府一定要同北京政府对话。
而且，邦交正常化还牵涉到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进行赔偿的问题，以及对主要在满洲的海外资产的请求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复杂难解，如果没有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和深刻的信赖，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希冀和平的共同愿望，那是不可能解决的。
关于这些日中之间问题的解决，如果依照归纳法的方式，企图通过一直沿用至今的、眼光短浅的外交手段，从细节问题入手，希望最终促成邦交的恢复，那么不管付出多少努力，恐怕还是会以失败告终的。我主张不如一开始就由两国的总理、最高负责人对话，达成对和平的基本共识，从大局着眼，沿着这基本路线来落实邦交这目标，然后才处理细节问题。我认为，这种演绎的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如果日中两国首脑能够不屈不挠、反复多次进行具有前瞻性的谈判，那么不管有多大困难，也一定会摸索出解决问题的光明前路。
历史及文化的千丝万缕
日本在古时统合为一国以来，不，确切的说，远远在此之前，就一直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至今。我国的佛教从中国传来，现存很多经文都是以汉字写成的。我国的政治哲学以及道德等，也都源于中国的儒教，就连日本现今已经完全本土化的风俗习惯，究其源头，也大都起源于中国。
从民族性来讲，据说在奈良时代就有很多中国人归化，也有传闻说有名的传教大师是归化民族的子孙。在当时属于日本中心的京都的太秦地区，就是归化民族的聚居地。如今，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地名随处可见。从这些历史的关联，以及民族和风俗习惯的相似性来讲，日中友好才是自然的发展趋向。
所以，像今天日本这样背离中国，对亚洲人民的苦恼袖手旁观，只能说是极不自然、违背常理的。
某位法国评论家曾这样说过：“日本手握改变美国远东政策的钥匙。日本若要扮演缓和国际形势的角色，就必须尽快让自己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并建立独立的政策”。对此意见我完全赞成。
我要声明，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更是世界客观形势赋予日本的使命。
大力争取中国参加联合国
其次，我想叙述我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看法。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代表权问题，也即是联合国中标有中国名号的席位该属于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台湾政府的代表的问题。有些人持有这样的意见：从常识上看来，新添一个席位，让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并坐即可。可是，双方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双方都说“自己是全中国的代表”。
世界舆论想必会倾向于支持北京政府。这是大势所趋。现在，来自各个发达国家的认可在逐步增加，很多熟悉国际形势的人纷纷预测：恐怕在四、五年内，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将会回到北京。
日本既然是一个独立国家，具有自己的信念，推进自主的外交政策，乃是理所当然的权利。而且，如果想到同中国过去两千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日本在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再考虑到未来的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日本将无法一直保持现有的立场。
时代每时每刻都在变动。注视着未来向前跃进是青年的特权，而引导青年们往这方面发展的，正是为政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1968年秋天联合国大会将召开第23届会议。日本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味支持美国所提出的主要议案，应当积极地推进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对于把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实质上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现状，任何人都会指出那是联合国的重大缺陷。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才真正符合主张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思想，为世界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
扩大日中贸易的构思
接着我想陈述一下我对日中贸易的一些想法。
从整体贸易而言，若拿中国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总额，和中国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总额相比，就会发现，在1950年代，贸易向苏联一边倒，与共产主义诸国的贸易占总额的约七成。但十年后，在1960年代，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反过来占了总额的约七成。
法国记者罗贝尔·吉兰说，在对中贸易方面，日本占绝对优势。考量到日本本身的地理条件，为了将来长远的发展，与同时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的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最有利和必要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不单单会让经济受益，对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也将带来莫大贡献。
为亚洲繁荣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于世界的和平来说，最不稳定的、而且蕴藏着深刻危机的地区，不幸的正是亚洲。这种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亚洲的贫困，在于资本主义的亚洲同共产主义的亚洲之间的隔绝、不信任和对立。
要从根本上改善亚洲的贫困问题，日本无论如何也要改变过去那种背离半个亚洲的态度，积极地为亚洲的繁荣尽最大的努力。我要呼吁，只要日本带头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那么亚洲的东西方对立格局必定会缓和，最终甚至会完全和解。
现状确实蕴涵着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仅考虑眼前的利益，以及日本本身的高速发展，那么目前的外交路线看来也许是安全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下去会日益加深战争的危机，日本的繁荣很快也会成为一场梦。我为这一点深感担忧。
现在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排名第二位，全国以这空前的繁荣而自傲。但这只不过是建立在低收入的国民百姓和亚洲民众的贫困基础上的“空中楼阁”。法国某个经济学家称日本的繁荣为“没有灵魂的繁荣”，某个社会学家甚至评论说：“虽然富裕，但是被阉割了的国民。”
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一国家、一个民族是不能一如既往，仅以一个唯利是图的群体存在的。只有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为和平、为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地作出贡献，才配称为新世纪有存在价值的民族。
我要再三呼吁，现在日本应当立足于这样的世界视野，为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特别是为其中的关键，即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参加联合国、促进日中贸易而倾注全力。
我的这种中国观，想必会引起种种议论。以后一切都听凭诸位来判断。作为自己的信念，我是思考到今后的世界趋势，以及考虑到日本以及青年们的各位今后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才毫无避忌地谈论我的看法。如果大家能把它当作一种参考，我将感到喜出望外。
像我这样提倡日中友好的人，往往会被人曲解为“左倾”分子。这完全是一种肤浅的看法。理所当然的，我们是站在佛法的立场上，以人为根本，遵循世界民族主义，期愿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安泰。能够掌握这重点，就会清楚地理解这既不是右也不是左。只看表面的现象，仓促地下论断是右或左，那是极大的错误。归根结柢，不论是往右或往左，重要的是其思想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忽视这一点而妄加议论，那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根本原则就是“色心不二”的大哲理，而我所推行的中道主义便是此为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