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 柯西金总理
1974年9月17日，是我初访苏联的最后一天。
我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理办公室。隔着一张会议桌，眼前的柯西金（Aleksey N. Kosygin）总理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当时总理正年届七旬。
我单刀直入地问道：“中国非常注意苏联的一举一动。苏联究竟有无攻打中国的意图？”
“苏联既无意攻打中国，也无意使其孤立。”
我自命为人率直，而且相信坦率就等于向对方表示敬意。
“我能否把这话如实地传达给中国领导？”
“没有问题。”
当时正是中苏对立最激烈的时期，互相不断谴责对方，中方甚至有人说：“与苏联的理论斗争可以持续一万年！”另一方面，中国与美、日之间友好关系日渐接近，促使苏联人民感到不安。中苏相互畏惧着对方的侵略。在此十日间，我切身体会到苏联人民深切渴求和平。
在这三个月前，我访问过中国。在北京，我曾应邀参观地下防空洞。其浅处为六米，深处可达十一米。防空洞还设有电话室、广播室与食堂等。其地下通道联系着全市各街区，各家庭与学校都有通往地下道的出入口。
在一所中学的校园，学生们干劲十足地在兴建地下室。战争的暗云竟已笼罩着小孩子们，看到实在令人心酸。如此下去，实在太可怜。我希望能帮助扭转一下这互不信任的局面。即使我的力量微乎其微，我仍是想为两国间的“对话”作一投石问路。
中国曾在日本军国主义下付出无数牺牲，而苏联在纳粹法西斯主义下也经历过同样命运。死者数千万人，侥幸生存者，也成了数以亿计悲剧的主人公。如果后世不知前车之鉴，不会爱惜和平，那战争中所流尽的眼泪，岂不是白费了吗？
池田SGI会长与柯西金总理在克里姆林宫会面（1974年，莫斯科）
“我认为中国决不会行侵略主义。”
我说毕此话的剎那，柯西金总理的双眼突然炯炯生辉。
总理以感情深藏不露闻名。年仅三十五岁时受到提拔入阁以来，一直负起党与政府的要职。听说斯大林时代经常遭到监视，片刻也不能单独行动。别说作出错误判断，甚至不犯错误也随时会被整肃。能保得住性命本身就是个奇迹。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他没有野心、实务能力出类拔萃和非常幸运之故。
陷于四面楚歌的人，当然处世态度会极其小心谨慎。
总理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但另一方面，却是个极重视家庭的人。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夫人因患急病而垂危，但总理非在红场上检阅仪仗队不可。他把一切情感都收藏在胸膛里，一直伫立在列宁墓前。他没能赶上夫人的临终。
更何况是肩负重任的人的说话，我怎能不予以全面的信任呢？假如不信任对方，对话绝对不会有所收获。总理说：“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我从他这句话里直觉到一种“诚意”。
“我们珍惜和平，以不使战争勃发为一切的大前提。”“现存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全球。”总理意味深长地说。“随时会出现像希特勒这种人，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意料不到的事。一旦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再也无法维护地球上的文明。人类迟早肯定要推行核裁军。”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发言。因为当时的一般见解就是“苏联的核武器才是实现世界和平必须的保障。”
像希特勒这种人……。在会见中我还提到“列宁格勒攻守战”。由于纳粹实行歼灭作战，使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陷于重围九百天，被称为“人类史上最悲惨之战”。据说三百万市民中约半数因饥寒交迫而丧身。
战况最凄惨的是在1941至1942年的冬季。气温降到零下数十度，一天只发给一百二十五克混杂着纸屑（以尽量减少实际面包配给量）的面包。没有灯火、没有通信手段、也没有自来水。为了饮水，需走到涅瓦河，但传来的是弃尸所散发出来的阵阵臭气。不分昼夜，耳边只听到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令人有度日如年之感。骨肉身亡，也缺乏体力把尸体搬到坟地去，到了晚上，黑家鼠跑来咬地板上的遗骸。连那老鼠也给吃掉，心爱的宠物也难逃劫数，甚至出现了人肉贩子。若说有地狱，那这里便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尽管如此，人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纳粹战斗到底。
池田SGI会长在皮斯卡列夫公墓放置花圈，并进行祈愿
在这次会见的前四天，我访问了列宁格勒。那里有一座皮斯卡列夫公墓。在两百座共同墓碑上仅仅刻有年月，如：“1941年12月”、“1942年1月”等。由于死者太多，其中大半连姓名都不详。
据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两千多万人，等于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无人能逃避丧失亲人的命运。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打心底里祈求勿让战争重演。这种对和平的恳切祈求，我们决不能让“国家”把它分断，要超越国境结集起来，用它把战争重重封锁起来。
我向总理说出我在列宁格勒时内心所承受的冲击，总理说：“那时，我刚好住在城里……。”话说至此，总理突然噤声不再说下去，相信他在压制着突然涌上心头的激动。
在列宁格勒的纪念资料馆里，我看到一本叫“丹娘・萨维切瓦的小日记”。那是由七张小纸片组成的十一岁少女的语文笔记本。在练习俄文拼音字母的页面上，配合着每一个字母，写了一小段文字。
“Z——Zhenya（俄语意为姐妹） 1941年12月28日中午死了。”
“B——Babushka（奶奶） 1942年1月25日下午三点死了。”
“L——Leka（弟弟） 1942年3月17日早上五点死了。”
“D——Dedya Vasya（叔叔）瓦夏 1942年4月13日两点死了。”
“D——Dedya Lesha（叔叔）廖沙 1942年5月10日下午四点死了。”
“M——Mama（妈妈） 1942年5月13日早上七点半死了。”
“S——Savichevs 萨维切瓦一家死了。全死了。只剩下丹娘孤零零一个人。”
整个苏联还有不计其数的丹娘。中国也有。在广岛、长崎、冲绳、全日本、全世界上，曾有过数之不尽的萨维切瓦家族。
总理接着说：“首先要放弃战争这一念头。是毫无意义的。人若不为战争、而是为和平做准备的话，那就不会搞武装而会去努力准备粮食。”
总理一贯主张“经济优先于军事”。他反对“不要面包要火箭”的现状。柯西金总理是位不陶醉于幻想的人。他扎根在现实的大地上，嫌恶观念论、大言不惭的言行、徒具形式的会见与各种仪式。他珍惜寸阴、辛勤劳动。正因如此，我想他一定切身体会到苏联国家机构各种不合情理的弊病。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正是“新思惟运动”的先驱。
“您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什么？”
“就是和平主义、文化主义和教育主义，而其根底就是人本主义。”
“我高度评价这原则，我们苏联也应实现这种思想。”
我又开诚布公地谈到日苏的关系：“说实在，日本人对苏联并不感到亲近。虽然我们都欣赏俄国文学和俄罗斯民歌，但另一方面，对现在的苏联却怀有可怕的印象。如此只会给双方带来不幸。我认为两国人民应相互加深理解。要做到这一点，仅靠政治与经济上的交流是不够的，不能建起真正的友谊。并且只与亲苏派人士进行交流也并不全面。那么该如何是好？我认为要促进更广泛的民间交流、人际交流。此外绝无他法。”
总理一直在倾听我的建议，丝毫不露不快之神情。听毕，深深地点头，响亮地说：“完全同意！”此瞬间，打开了由创价学会作先锋的、日本与苏联间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历史的帷幕。
假如能酿成彼此相互理解的友好气氛，那么解决国家间复杂的问题也就有眉目。
池田SGI会长与其妻子香峯子在第二次访问苏联时，于克里姆林宫会见柯西金总理（1975年5月）
翌年（1975年）5月，第二次访苏时，总理又会见了我。当时刚好丹麦女王也在访苏，所以总理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他仍笑容满面地接见了我，说：“我专腾出时间与您见面。”话说回头，在首次会见总理之后，我赴华会见了周恩来总理（1974年12月），也在美国与基辛格国务卿进行了交谈（1975年1月）。
我是一介平民，正因如此，行动才不受利害、立场与体制等拘束。以“同样是人类一分子”这立场，我希望一贯始终地尽力集结世界上“企求和平之意志”。
年复一年，时光流逝。苏联和全世界都起了急剧的变化。中苏对立告终，冷战也了结，苏联选择了走向民主的道路。
而今，我耳边还响起总理那雄壮有力的声音。“能否说二十一世纪是明朗的？”对我这句提问，他回答说：“我们希望如此。”
当时离二十一世纪还有二十五年，而现在却已迫在眉睫。
我希望在将要来临的新世纪，人类能进一步意识到彼此的共同命运。我要相信，尽管世界几经周折，但归根到底还是走向扩展人本主义的方向。
1980年底，我接到柯西金总理去世的讣告。那年的10月，总理刚因病而辞职不久。
翌年（1981年5月）我参拜了总理的墓。自苏联军队侵占阿富汗以来，世界上六十多国家拒绝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等，反苏情绪波及全球。日苏关系也极为冷淡。正因为如此，我才下定决心率领了二百三十名的交流团前往访苏。
参拜总理墓后，我拜访他的女儿柳德米拉・格维尚伊女士，就在她工作的国家外国文学图书馆里。我是以“同是人类一分子”的立场会见了总理。所以，他去世后，也以同样的心情去慰问他的家人。
她告诉我，总理首次会见了我的那天晚上，跟她谈起了会见的情形。“我父亲是极少和我谈起公事的。”
她还说：“所以我们全家商量后，决定送池田先生一些我父亲的遗品。我们选定一些经常伴在他身边、而且对他个人来说是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一个是非常庄重的水晶花瓶。那是总理荣获表扬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时的得奖物品。还有两本皮革精装本，是总理最后的两部著作，直到临终之际一直被摆放在他书房里。
“我仍能从中感受到父亲双手的温暖。请让我代表父亲赠送给您。”她说时，眼里充满着泪水，这情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
来源： 《我的世界交友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