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会长职位
1970年代末期，池田大作被迫放弃创价学会的会长职位。
池田在东京鼓励创价学会会员（1979年3月）
当时，创价学会领导阶层中一些居心不良的干部，企图将学会的资产据为己有。对他们来说，深受学会员广大爱戴的池田，是阻扰他们达到目的的一大障碍，于是筹画罢免他的会长职务。为使计划得逞，他们勾结上日莲正宗的僧侣。
创价学会自从在1930年代成立以来，就一直以支持日莲正宗的在家佛教徒团体自居，竭力供养，兴建寺院。日莲正宗是追随日莲佛法的许多宗派中的一支，在二战后的极短时间之内，因其支持团体创价学会的会员人数快速成长，其本身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古老佛教宗派，成为日本国内最大的宗教团体之一。日本是个因循守旧的社会，对于如学会这般庞大且具影响力的在家信徒团体，由于是从未有过的社会现象，所以感到彷徨失措。对宗教权威至上、执著于封建传统的日莲正宗而言，学会的存在更让其感到不安。
反对池田的势力窥准了日莲正宗的这番心态，从中挑拨离间。他们利用池田坚持“僧俗平等”的主张，来煽起学会和日莲正宗之间的紧张情势，加剧僧侣对学会及其会长池田的恐惧。日莲正宗对池田的不信任与憎恨与日俱增，最终逼迫池田辞退会长的职务。
有关僧侣宗教权威的问题
“万众平等”是日莲教义中最基本的主张。但是日本社会注重阶级划分，阶级之间界线分明难以逾越，在这种文化和宗教风气之下，形成对僧侣毕恭毕敬的心理是很自然的。但若把成佛看成非依赖僧侣不可之事，那就违背了日莲佛法的真意。
1970年代，创价学会的会员人数激增，池田依据日莲的教导，开始在演讲及教学中，强调僧俗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池田并不否定僧侣的存在，也绝无损害日莲正宗的意图。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学会接获很多有关僧侣蛮横霸道的报告。许多信徒还投诉说，僧侣向他们施压要求更多供养，而且还态度傲慢藐视信徒，完全没有身着僧袍之人应有的言行举止。在池田的吁请下，日莲正宗与他进行了多次的协商，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池田公开主张僧俗平等，这惹怒了日莲正宗的僧侣，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凌驾于会员之上的地位受到威胁。他们尤其对池田与会员之间的信赖关爱关系感到寝食难安。这份恐惧成了学会内部妄想陷害池田的人最好的施力点。这些本应为日莲正宗与学会扮演调停角色的干部，反倒不停地向僧侣提出警告，虚称学会居心不良，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会员还成了僧侣泄愤和猜疑的对象。
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势，学会一些高层干部不禁考虑，是否应让池田辞退会长一职，作为缓和危机与保护学会员的唯一办法。当池田表示愿意退位时，日莲正宗提出十分不近人情的条件——禁止池田在会议上对会员发表谈话、禁止学会刊物刊登池田的文章，最后甚至连他的照片都不容出现。过去二十年来，池田几乎每日都与会员会面，如今却被迫从会长之职退位。
这些不合情理的处置是僧侣的典型手法，然而，这个企图逼退池田的计划最终却不攻自破——其中一位核心的策谋人物，因涉及某起勒索事件而遭警方逮捕，后来还被判刑，他的计划就随之瓦解。
觅得新路
虽然被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池田仍找寻其他的方式来鼓励创价学会的会员们（1979年11月，日本，神奈川）
1979年4月24日，池田正式卸下会长一职。虽然日莲正宗对他提出种种限制，但他对学会会员的热忱仍不减当初，甚或还有过之——不能在报刊上发表信心方面的指导，就写短诗及书法作品送给会员；被禁止公开演讲，就走遍日本各地，到会员家中拜访，并针对个人信心予以鼓励。
池田获准保留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的职位。和日本创价学会相比下，当时的SGI规模还很小。既然在日本自己的行动遭到约束，池田决定用更多心力来照顾日本以外地区的会员。他写道：
“我终于下定决意，要遍访全球，从世界各地来鼓励日本的同志。虽辞退日本的会长职位，但绝对不会让他们阻止我作为SGI会长的活动。日莲大圣人佛法是和平的佛法，‘立正安国’以现在而言，就是‘立正安世界’。谁有权利来阻止我为了世界和平的行动？当然，来阻止我的，都是些被自身微不足道的嫉妒和利害掩了眼睛、对世界和平漠不关心的狂徒。”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