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恩来总理
我在关西接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我怀着该要来的始终要来的心情，默祷他的冥福。“总理，想必您是累了，请安息吧……” 1976年1月9日那天，我从大阪动身前往京都开会，与京都一千名会友一起默祷总理冥福。（8日逝世的消息在翌日发布）京都是周总理在青年留学时代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二十一岁的周恩来青年，在离日前，曾在西京岚山、圆山公园等地留下足迹。那是1919年春天的事。
当时岚山细雨蒙蒙，两岸松树葱郁，萧萧春雨，似无霁意。如何拯救羸弱的祖国？他为了寻求生路而遥遥东渡。来到日本只见强大的国势背后，是一群茫然缺乏希望且疲惫不堪的人民，藐视中国的国家主义歪风依旧。——归去来兮！回中国吧！
青年抬头仰望，雨停了，在万绿丛中，有一簇樱花显得格外艳丽夺目，彷佛装了灯。圆山公园里，游客熙来攘往观赏夜樱，好不热闹。满园樱花灿然盛开，灯火映照下的粉红花海，美如仙境。
“五十年前，我在樱花盛开时离开日本。”我的耳边响起周总理的声音。相信总理所说的樱花就是京都的樱花吧。“总理，请您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来日本。” 听我这样说，总理答道∶“我也有这个愿望，但是恐怕难以实现。” 这是他逝世前一年又一个月——1974年12月5日的事情。
池田SGI会长（左3）与其妻子香峯子（右）首次访华时停留于广州车站（1974年5月）
那时总理已病重。会见开始总理就说∶“这是您第二次访华吧。首次访华时，正是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无法会见。”我首次访华是在半年之前。在我抵达北京后的第二天6月1日，总理为了动癌症手术而住院。在手术的两年前（72年夏天），总理被发现患上癌症。73年，百忙中有七十二天是在医院中渡过。从74年年初起，病情开始不乐观，却无法放下工作。总理每天都要工作十八小时。又听说有时还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同年4月，总理陷入缺氧状态。继而在5月，三次病危。到6月1日才迫不得已同意入院动手术。
尽管身陷病榻，总理依然为了我的首次访华，进行百般周到的准备。比如∶饮食的好恶，有否吸烟？生活上有何习惯等等，细致入微地借着中间人向我打听。于是我托人回话∶“太不好意思了！您的厚意，实在感激不尽，不必为我费心。一切都听从中方安排。”虽然如此，总理却为了让我睡得好，将我下榻的房间全部换上不透光的窗帘。 这次访华，我随处感受到总理无微不至的关心，彷佛置身于总理关怀的大海之中。
那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见到柯西金总理。即使处于中苏严重对立的时代，但在柯西金总理心目中周总理确实是一位杰出人物。他认为只要有周总理在，无论有任何障碍，中国最后都能克服。
身染重病
遗憾的是……中国的大树已身染重病。从6月住院到逝世为止，竟然动了十五次的手术，平均每四十天一次手术。其中有七次是大手术，输血达一百次。尽管如此，总理仍将病房当作办公室，为了十亿人民，鞭策自己，鞠躬尽瘁。“耳未失聪，脑袋尚能活动”。总理甚至拒绝服用止痛药，为了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咬牙忍受剧痛。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当中，万万不能病倒。总理与人民以及无数同志豁出性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眼看就要毁在四人帮的野心之下。阴谋、暴力、告密、抢劫、人身攻击……无数人民的哀号传到总理耳边。总理虽患病在身，但尽可能伸出援手。因为除了总理之外，无人能与那帮人抗衡。“只要那家伙不在”……。四人帮为了打倒最大障碍的周总理，使尽一切手段。日以继夜的“批林批孔”运动，表面上是针对林彪与孔子的批判，其实，所谓孔子，暗指的是周总理。他们甚至对总理的治疗也百般阻挠。有时在输血的时候突然来电话，扬言∶“立刻转达！决不能等待！”如此，因服药而入睡的总理竟被唤醒，不得不中断输血来接听电话。他们故意在总理接受治疗当中登门造访，喊道∶“立刻想见！”而宣布停止治疗。但一会面，则闲聊而告辞。他们企图在身心两方面折磨总理。我见到的就是身处这风暴中的总理。
到了12月，对总理的攻击加剧。因为四人帮企图利用来年1月、相隔十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掌握权力中枢。要真变成那样，一切都不能挽回了。对总理来说，待解决的课题堆积如山，时间却所剩无几。丞相病笃……唯有夫人邓颖超女士才能了解总理的苦心孤诣。
不顾医护小组的反对
周恩来总理（左2）与池田SGI会长（右2）和其妻子香峯子（右1）会晤。坐在周总理旁边的是翻译员林丽韫女士
接见是临时决定的。或许总理想等病情好转再见面。可是，一直到我访华的最后一天，犹未见起色。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答谢宴会即将接近尾声，中日友好协会的廖承志会长悄悄对我说∶“池田会长，我有话要跟您说。”待我跟他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时，他告诉我∶“周总理在等着见您。”但我婉拒说∶“这可不行！会影响到总理的病情。总理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无从获悉总理真正的病情，但在那天上午见到邓小平副总理时，得知总理病得相当严重。听我这么说，廖会长显得很为难，意思是不好违背总理的吩咐。于是我说∶“我明白了。那么只是两三分钟。请让我只见一面就告辞。”才随同廖会长坐车前往医院。
经过十五或二十分钟，车子停在一栋比想象中还朴素的建筑前面。事后我才知道，那是总理住的305医院。日后听说总理夫人邓颖超女士对一位日本友人谈起那段回忆。“当时，恩来同志非常盼望会见池田先生。但是，负责恩来同志健康的305医院的医护小组一致反对∶‘总理，假如无论如何也要接见，那么我们就无法保证您的性命。’但是恩来同志回答说∶‘无论如何我都要见池田会长。’因此，不知如何是好的医护小组来找我商量，要我劝阻恩来同志。我回答说∶‘既然恩来同志意志如此坚决，那么请各位允许他会见吧。’才实现了那晚的会晤。”
总理夫妇的默契如此深厚。那天天气严寒。翻译员林丽韫女士还曾对我妻说∶“只穿这件衣服未免太冷了吧！”而借给她自己的大衣。然而那天晚上，我一进门，便看见总理正站着等待我的到来。我走近总理。一声“欢迎光临”，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多么锐利而又慈祥的眼神，那是一双看透一切的眼睛。我立刻体会到一种总理浑身散发出来的魅力。虽然素未谋面，但我在心中早已会见过的总理，其本人正如我所想象一样。“我们先拍照留念吧。”摄影器材早已准备妥当。于是总理与我们访华一行站在摄影台上。
“走入民众，与民同在”的共同精神
与周恩来总理（前排右2）的官方纪念摄影
其实，早在十年前总理已经托人传来郑重口信，并与我们保持联系。他们就是政治家高碕达之助、作家有吉佐和子等日中友好事业上的前辈。总理的关注点在于“创价学会是扎根于民众而建立起来的团体”。“走入民众，与民同在”正是总理的座右铭。此外，总理还重视我们学会在战时因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而遭到镇压的历史。总理的着眼点在于“对方能否超越国家主义”。关于日中友好关系，总理终究是以民为本来着想。一纸条约，容易生变。总理的想法是∶“只有树立民众彼此真挚的理解、信赖关系，才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
我在1968年提出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的基本精神亦与此同出一辙。两国人民才是真实的，只有将观点放在“民众与民众”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突破现状。我的倡言受到猛烈抨击。有些人批评 ∶“宗教领袖何必要系‘红领带’。”时值1970年3月，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力劝我一同去中国。我回答他∶“感谢您的美意，但我是个宗教家，而创价学会又是个佛教团体。复交要在政治层面解决。我会请我创办的公明党人员访华。”他说 ∶“有关池田会长与公明党的事，我会一一秉告周总理。”周总理信赖公明党，托付以恢复日中邦交的搭桥工作，身为创党人的我来说，是个永垂不朽的荣誉。
摄影完毕，总理说了声“请到这边”，然后走在前头为我们带路。我看着他的背影，透过人民服，我感到总理明显消瘦了。总理只靠一股魄力站在那里……我怕人多会影响他的身体，决定只我和妻子两人进入会客室。室内毫无装饰，或许是因顾虑总理的眼睛，光线也相当微弱。会谈之际，为了不让总理劳累起见，我尽量少说话。总理谈及许多方面，但当中一贯的是对二十一世纪的热切展望。当时，总理心里惦念的是自己死后的事。“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世界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时期。因此所有国家必须站在平等的立场互助合作。”，“但愿在剩下的二十五年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铺上坚固不摧的轨道，并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友好事业”。……我把这番话全当作总理的“遗嘱”。
总理曾经说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到那时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过，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年轻的人有希望看见。”总理还向我说 ∶“正因为你还年轻，所以我重视与你的友谊。”当时总理七十六岁，我四十六岁。会见之后第二个月，总理宣布了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四个现代化”基本路线，一定要使心爱的人民富裕起来……这就是总理在政治上的遗嘱。
宏观与微观
周总理既能宏观地掌握历史全貌，又能微观地看透微妙人心。我一向称他是“二十一世纪的诸葛亮”。
自己不居最高地位，只顾肩负重担。既是一位百战不挠的猛将，又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外交高手，同时又是一位擅长实务的行政官，一切都出自一份责任感。
把乱世中国变成太平盛世，进而实现繁荣中国……总理就是个转变历史的大轮轴，咬牙承担一切。
把自己的荣华置诸度外，只为人民效劳，竭尽全力。“希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早日缔结！”总理以坚决的口吻说。我答应他∶“我会将总理的意思传达给有关当局。”
总理明确说出“和平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1969年6月，距我在小说《人间革命》中主张“和平友好条约”以来，已过了五年的岁月。而这一条约终于在四年之后实现。
会晤中，我始终浑身感受到总理不可斗量的气魄。他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精神力，可以一口气谈上一两个小时。
我不时看表来催促廖会长。但每次廖会长却向我示意∶“不用急，再谈一会儿。”结果，此次会面长达三十分钟。
告辞之际，总理还特别以那病弱的身躯送我到门口，令我终生难忘。一生一次的相遇。第一次的会晤也是最后一次。
会上，我送给总理一幅绘画留念。听说，总理换下了以前的画，把它挂在墙上。
在我见到总理后的第二年（1975年）春天，创价大学首次迎接来自新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总理在留日期间没得读大学，吃尽苦头。我希望以某种方式作为补偿。
留学生共六名。于是我向他们和创大学生提议∶“体谅总理‘想访问樱花盛开的日本，却实现不了’的心意，我们日中两国学生一起在校园里种樱花，以此作为友好的第一步，终生培育世代绵延的友谊，好吗？”
就这样，那年11月举行“周樱”植树仪式。
感人的最后话语
两个月后，周总理的讣闻传遍世界。僵卧的总理，胸前别着一枚徽章。上面刻着∶“为人民服务。”
甚至在手术台上，总理也为了地方煤矿工人的健康发出指示。
大人无己。他的心只有人民。
总理临终向医护小组说的一句话∶“在我身边已经无事可做了。你们在此干甚么呢？应该去照料其他人啊！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
讣报传来，连男人都同声恸哭。总理是人民之父又是人民之母。又有谁会像他那样为人民着想呢？
人民的哭声震憾山河。寒风呼啸天地同悲。尽管四人帮一再抑止，全国追悼总理的心声鼎沸。
4月清明节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大群人民蜂拥而至，为献花圈追悼总理。那些花圈因四人帮的指示被迫撤走，但人民络绎不绝地带来了花圈，聚集到广场上。
“敬爱的总理，我们要献给您的花圈在我们心中。无论是谁，都不能把它夺走。”
四人帮愈攻击总理，民愤愈高涨，绝不许诽谤我们的总理……决意打倒坏人的声势犹如一股奔流，谁也挡不住。
如此，“死去”的总理竟开始驱逐起“活着”的四人帮来了。
对人民的爱就是总理的一切。一生为此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62年，日本部落解放同盟的代表访华时，团长向百忙中抽空接见的总理道谢。总理说∶
“为何这样说呢！在日本最受欺压受苦的人来到中国，身为总理竟不肯会见他们的话，他就不算是中国的总理！”对总理来说，所谓“人民”不仅是中国的“人民”而已。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亦如此。据估计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中方三千五百万人死伤，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合计达六千亿美元。
假使中国能得到当中一部分的赔偿，对重建凋敝荒废的祖国何其有利啊！在战后不久的中国，有人建议∶“要撤除日本一切生产设备，以免她重建重工业，而把其中七成搬来中国，以振兴中国之产业。”
总理却说∶“我国不求赔偿。日本人民也与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假如要求赔偿，就等于加害同为牺牲者的日本人民。”
其实，如果日本光支付五百亿美元的赔款也要费五十年，这么一来，当然日本就没有今日的经济发展。日本人绝对不能忘记这份深厚的恩情。更何况，仗着经济优势，不尊敬有恩的国家，更是不通情理。
樱花结下永的友谊
1975年11月2日，为纪念周恩来总理，池田SGI会长于创价大学校园内种植“周樱”以及建设刻有“周樱”二字的纪念碑。“周樱”这棵树象征着日中和平友好的愿望。
总理逝世后两年，我在北京和邓颖超女士见面。等于是与总理的“分身”会晤。
女士和颜悦色对我说∶“我要在明年‘樱花盛开的季节’访问日本”。意思是她要去实现总理的“愿望”。
1979年4月，女士果然如约来访日本，接受国宾般的礼遇。那是从总理告别京都樱花以来第六十年的春天了。
不巧那年樱花开得早，东京的樱花因春岚（初春大风）几乎飘零殆尽。为了表示一点心意，我将较晚开花的八重樱的树枝和拍有创价大学之“周樱”、“周夫妇樱”以及留学生的相簿送到迎宾馆给女士。
女士喜形于色地说∶“这正象征着我们的友谊。”“周夫妇樱”是一对樱花树。其实，在总理夫妇住处的院子里本来有两棵樱花树，后来其中一棵枯死了。女士曾告诉我∶“遗憾的是，夫妇俩没机会在那两棵樱花树下留影”。于是，我希望以一点心意回应女士的心。
以后，我与女士还见过几次面。最后一次是我拜访他们在北京的住处。（1990年5月）
房间里挂着一幅我送的总理夫妇肖像。“每次在这个房间欢迎外国朋友的时候，我都会介绍他们这幅画，谈起我对周总理的回忆与总理和池田先生之间的友情。在我一生中从未受过这样美好的礼物。想必总理也很高兴。”
她看那本“周樱”、“周夫妇樱”的相簿时，不禁感叹∶“这树长得这么高了呀……”
没想到临别时女士送我一把总理生前爱用的“象牙裁纸刀”和女士爱用的“玉石笔筒”。
我婉言推辞说∶礼物太贵重，实在受之有愧。女士却说∶“我深知总理生前对池田先生的深厚情意，所以才决定将它赠送给您的。愿您睹物思人，作为与总理友好之信物……”女士大概已预知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会晤吧！
总理夫妇的胜利
中国有句古谚说∶“交人要交心，浇树要浇根。”
珍视内心、抓住人心……总理是一位懂得政治真谛的人。
他的声音、眼神、气魄，那不怕风霜、挺胸前进的“东方大丈夫”的英姿，现在仍历历在目。
临终之际，周总理置身于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最后获胜的还是总理。为了改革开放，总理投注心血整顿国内，同时开拓以中美、中日为首的国际环境，直到他逝世为止。今天，中国推翻百年来屈辱与苦难的历史，在总理以性命铺设的轨道上，大步迈向辉煌荣光的二十一世纪。
总理终于获得了胜利，历尽艰辛的赤诚终于获胜。
创价大学的“周樱”石碑，正是面向中国而建。
抬头仰望西面的天空，彷佛看见总理夫妇灿烂的笑容。
来源： 《圣教新闻・畅谈世界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