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作家之道 钦基兹・艾特马托夫
1937年艾特马托夫8岁时的秋天。
在莫斯科的喀山（Kazan）车站，他和母亲、弟弟、两个妹妹一起搭乘火车，父亲前来送行。
1990年7月，与钦基兹・艾特马托夫在莫斯科会面
“到底为什么呢？”少年不懂，为什么父亲如此急忙地将家人送回故乡吉尔吉斯。颇负众望的父亲是刚成立不久的吉尔吉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在党中央的教育机构学习，携家带眷来到莫斯科。
但是此时，苏联开始了史达林的恐怖政治，独裁者一句话就能轻易地使一个人“消失”。这出“互相残杀”、牺牲数千万人的整肃悲剧，其脚步也逐渐接近艾特马托夫家。察知危险的父亲作出决断，他想，至少必须拯救家人！
火车缓缓开动，父亲把手贴在车窗，随着火车开始迈步，年幼的弟弟们毫不知情，天真烂漫地向父亲挥手，火车速度愈来愈快，父亲开始小跑步，全力追着火车，直到长长月台的尽头为止。
艾特马托夫依然记得，那一天是“9月1日”，每次经过喀山车站，就会想当年情景。
“父亲！那时您已知道，这一别将成永诀了吧！”
故乡吉尔吉斯的自然景色极其美丽，浩瀚的草原，高耸入蓝天的天山山脉，清冽的溪流，湛蓝的湖水，银波荡漾，布满白杨树的山岗和满天的星斗。
然而在此美景中，少年一家人在偏僻村庄的一角，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
母亲向党部询问丈夫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是：“判处十年徒刑，禁止通信。”然而那是个谎言，当时父亲已遭枪决，是在车站分别两个月后的事，年仅35岁。
少年一家回到村庄时，最小的妹妹才六个月大，生活艰苦的重担压在身体瘦弱的母亲肩上。母亲在集体农场里，一边担任会计，一边扶养孩子们，少年从小就在田里工作。
但是周遭的眼光冷酷无情，家人不敢说出父亲的名字。不知情的人单纯地认为：“既然遭处决，当然是坏人。”艾特马托夫少年也不愿说出自己的姓。
在此情况下，也有一些“不让自己的双眼被蒙蔽”的聪明人，其中一位是村庄的小学老师。有一天这位老师对少年说：“说出自己父亲姓名时，绝不必感到羞耻，知道吗！”这一句话，成为少年“一生之宝”。
“老师给了我勇气，难以想象在那样的时代里，他竟然教我要以被处刑的父亲为荣。老师教导我必须继续作为一个人，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我如果见到有人被歧视或侮辱，依然感到万分愤怒。”
初次与艾特马托夫先生见面是在1988年的东京，他作为“改革旗手”而活跃。之后接受戈尔巴乔夫总统邀请，成为总统会议的一员，支持名为“新思维”的人道主义政治哲学。
和他握手的那一瞬间，我直觉：“此人是狮子！”他拥有不屈不挠的豪迈英姿、热情的心胸和魁伟体格。
艾特马托夫出生于1928年12月，和我同年。他说：“我们这一代，从小就体验了战争，看到战争是如何让人陷入痛苦的深渊，带来饥饿与悲伤。同时，也见过人们从废墟中，为了寻求新时代的‘光明’而奋起。”
母亲体弱多病，卧病在家的情形较多。母亲一个人的力量，无法供四个孩子上学，艾特马托夫14岁时，不得不中途辍学。
但是，在村里少年们当中，基于他最能读写，因而被选为村评议会的书记。这份工作对14岁的少年而言过于沉重，甚至被指派去做征收税金的工作。从没人赚钱养家、不得温饱的人们身上征收税金——这是多么痛苦的差事。
更讨厌的工作是传送“黑纸”——将讣闻传达给士兵的家人。
他前往家中有儿子或丈夫出征的家庭，到达之后，那里的家人都以不安的表情注视着少年。
他从提包中拿出一张盖有军方印章、掌心般大的纸张。他必须先冷静地念出数行内容，然后再翻译成吉尔吉斯语转达。
这时会听见如“岩山崩落般”的沉重叹息。“啊！我儿已不再归来了！不能再次拥抱那乖巧的孩子了！那孩子就换来了这么、这么一张纸啊！啊！”
少年难以抬头，也无法离开现场，又不知如何安慰。唯有呆立在哭喊的母亲面前，心中燃起一股无处发泄的愤怒......。
为什么人要杀人？为了什么？是为了谁？国家是“将人当作燃料的焚化炉”吗？究道是什么夺走了父亲的性命呢？
1991年6月于卢森堡重逢
自相识以来，我们曾进行过多次对谈。在初夏的莫斯科，在深秋的东京，在夏天的轻井泽，在艾特马托夫驻任大使、绿意盎然的卢森堡，在法国，在京都。我们对谈的焦点一直是“必须与所有牺牲宝贵‘个人生命’的极恶奋战”。
所谓敌人，是指左右派的极权主义、国家之恶、官僚主义、权威主义、所有的盲信以及“为求畅销，不择手段”的残酷商业主义。
艾特马托夫的信念是由苦难的体验中产生出来的。
在少年时代，曾经发生一件事，让他勃然大怒、杀气腾腾地冲出家门。
当时，他家唯一的财产是一头乳牛，这是亲戚看不过他们贫穷的窘境，送给他们的。四个小孩拼命地照顾这头名叫致富拉（Zukhra）的牛。
大家期待着春天来临，因为春天一到，就可以喝到新鲜的牛奶，可以做酸奶油。但是，有一天早晨，在寒风中，到牛小屋一看，致富拉不见了，被偷走了！这对一家人而言，犹如是天塌下来的打击，大家束手无策，嚎啕大哭。
家里有在气喘病和关节炎中痛苦挣扎的母亲。从这样的家庭偷走唯一希望的牛，真是太残忍了！又要让母亲痛苦吗！叫我们如何活下去啊……。
一股强烈的怒火涌上少年的心头。“绝不可原谅！无论如何一定要抓到小偷，好好教训他。——对！杀了他！”
少年向邻居借来一把枪，拿着枪在雪中、在狂风呼啸的原野和山谷，到处搜寻，可是没找到，怒气愈旺。
他的双眼因愤怒而布满血丝，途中和一位骑驴的老人擦身而过。老人衣衫陈旧，一看就知道是位贫穷的老爷爷。在路上遇见比自己年长的人时，习惯上应该是年轻人先开口打招呼，但此时少年毫无那份闲情。
老爷爷先出声打招呼：“喂！年轻人！你不是要去杀人吧！”
“对啊！我就是想杀人啊！”
两人目光相接，老爷爷以安详且温柔的眼眸凝视着他，当听完少年的话后，老爷爷说：“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看到你的样子我真的很心痛，痛得椎心刺骨。
可是少年啊！不可以杀人呀！即使是想象也不可以，即使对方是可恨的小偷也不行，那种小人会在生活上受到惩罚的。
而如果你就此回家，忘记想杀人的事，幸福就会降临。也许你还没感觉到，但幸福在你心中。
现在的你也许认为，我说的是荒唐话，不过相信我，回家去吧！知道吗！不可以去杀人！也不可有这种念头！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孩子啊！回家去吧！”说完，老爷爷就离去了。
少年不知怎么乖乖地听从了老爷爷的话，当他正想踏上归途时再回头一望，只见到老爷爷的小小背影。
少年走在回家路上，泪水不断涌出，肩上派不上用场的枪是那么地沉重，阳光闪耀在覆盖着白雪无人的原野上，他浑身抽搐、嚎啕大哭，趿拉着破鞋，踏上归途。
痛苦锻炼了少年的灵魂，使他茁壮。
“年幼时我将人生视为诗歌，从光明面看人生，然而这次人生向我展露出严厉、赤裸裸、痛苦、英雄般的一面。”
担任书记的少年熟知村里每个家庭、每个家族成员，从家境至大小事都了如指掌。他从许多人身上学习到生存的智慧，与其说从言语上学习，不如说是从汗流浃背辛勤工作的庶民姿态或生活方式中学习。
不知不觉中，他的文学在“民众”中生根。
无论现今置身在何等的荣耀中，他绝未忘记自己的“根”，不忘记民众的培育之恩。“于某种意义上，人应该永远当个‘乡下人’。”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不失纯朴大地的芳香，且在大地上，开满五颜六色细腻的心灵花朵。
文学——少年从幼年时期就经常听祖母说些“草原民族”的传说、故事或古老民谣等。长大后，则从阅读文学巨著中寻求人生烦恼的解答。
战后，从吉尔吉斯农业大学毕业，从事畜产技师工作，但由于对文学的渴望，进入莫斯科苏联作家同盟附属文学学校攻读，当时27岁。
29岁时发表短篇小说《谢弥亚（Jamilya）》，因受到法国作家阿拉贡（Louis Aragon）的青睐，誉为“这世上最美的爱情故事”，而声名大噪。
34岁荣获“列宁奖”，他的作品不仅在苏联，也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拥有许多书迷。
“写作”是战斗。
“言语”是一滴滴的鲜血。
但是当局却任意糟蹋“代表作家本身”的文章。
玛丽亚（Maria）夫人告诉我：
“在苏联时代，出版内容遭KGB（编按：前苏联时代的国家安全局，简称国安局）检阅，我也和丈夫一起去接受查问。他们说：‘这里和这里不行！’‘删掉这一行！’我丈夫为了不让整本书被禁，不得不删除他们所要求的部分。”
他说：“作家的责任是透过个人的痛苦经验，创作出蕴涵了人们的苦恼、痛楚、信赖和希望的话语。因为作家是人们的代言人，对于这世上所发生的事件，全都感同身受。”
父亲在车站与家人分别之后音讯全无。
30年后，母亲去世，墓碑上刻着“父母亲之墓”，我告诉自己：“父亲也一起在此长眠。”
之后，又经过20年，父亲的遗骨突然被发现。1991年8月，发生戈尔巴乔夫总统一家遭软禁的政变事件，是苏联走向崩溃“撼动世界的三天”，遗骨就在这稍早之前被发现。
从吉尔吉斯砖瓦工厂旧址发现1937年整肃时牺牲者的「秘密埋葬地」，其中埋葬了138具遗体，岁月腐化了死者的鞋子与衣服。但在当中发现了一张被子弹贯穿的纸张，是一张起诉状，上面清楚写着父亲的名字“Trekul Aitmatov”。
乖隔54年的“重逢”。
被捏造罪名，被“谎言”所杀的父亲！
坚忍不拔，孑然而逝的母亲！
我恨！憎恨说谎者！憎恨使他们疯狂的权力欲、支配欲！
心中沸腾着对“牺牲天下母子之人”的愤怒。
“什么是正义？判断正邪的基准又是什么？我希望那是‘对人类的爱情’；对于生在此世，想‘幸福地过活！自由地过活！’之人的爱情。这份爱胜过任何意识型态、任何国家机构。人类有‘爱’，就会成为真正的英雄。”
来源： 编自《人物随想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