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联合创办人——奥锐李欧・贝恰博士
奥锐李欧・贝恰与池田大作重逢，香峰子夫人站在身后见证此刻（1983年6月，法国，巴黎）
有个著名的谜语：“池塘上浮着大片的睡莲叶。莲叶每天以两倍的速度繁殖，第2天变成两片，第3天变成四片，第4天变成八片。那么，如果‘池塘在第30天会被完全布满’的话，莲叶布满半个池塘的日子是第几天呢？”
答案当然是“前一天的第29天”。
在布满池塘的前一天，池塘还有一半的空间，所以还不成问题。但一到翌日，“终结”突然降临。
第29天或28天时可能大家都察觉到了，但是有人更早就发现，而声嘶力竭地叫着“不赶快处理的话，便会太迟！”那人便是罗马俱乐部的创办人——奥锐李欧・贝恰（Aurelio Peccei）博士。
他曾警告说，在人口爆发、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发达国家与其它国家悲剧性的贫富差距等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缠下，如骨牌效应般，“毁灭之日”终会来临。
博士说：“现今的领导人都太不负责任了。如果照这样放置不管的话，21世纪的自然与人类皆会被毁灭，成为‘荒芜的地球’。尽管事实摆在眼前，但政治家、财界人士、技术者、学者、官僚等，什么都不去做，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优先守护自己现今的生活，顾不及‘后代子孙的时代会变得如何’。所以，无论如何须要人类自身的革命。而且必须尽快着手，因为没有时间了。”
第一次与博士的会面是在“巴黎的蓝天”下，苹果的白花在柔和的微风中闪光。博士远从意大利专程来到创价学会的巴黎会馆。
最初是在会客室招待，但我提出“临时动议”说：“不好意思，房间太小了，外边的庭院很漂亮，所以我们在外面谈，好吗？”而博士也微笑的回答：“好主意！”，他似乎也“非常讨厌形式”，他马上起身，俐落的动作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个“行动派的人”，长年在商场争战中生存下来的人。
此时，博士已66岁。那天是1975年的5月16日，刚好是夫人玛丽莎女士的生日，在如此重要的日子，为了配合我的行程专程前来，我感受到他的温馨诚意。
因阳光很强，所以在绿色的草地上撑起橘色的遮阳伞。再搬来沙发后，庭院摇身一变成为沙龙。
不时从沙发探出身子，博士说：“截至目前为止，人类经历了产业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等‘三种革命’。任何一种都是‘人类外在的革命’，但是那些革命是为了什么？应如何运用呢？那智慧，完全处于未开发状态。令人惊讶的，无事不知的人类，对于自身应如何行动，却意外地全然无知。即使技术进步了，但文化面却有如化石般停顿不前，而为了弥补此落差，需要‘人类的精神复兴’，‘人类自身的革命’。”
如果在现在，博士可能会说：“比IT（信息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人间革命”。
在那次会谈的3年前，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报告“成长的限度”，震惊全世界。其中警告“以现今的步伐持续地增加人口及工业成长的话，不到100年，便会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粮食不足等悲惨的结局”。
翌年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石油会用尽”的恐慌弥漫全世界。不用等到100年，报告上所指出的状况，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任何人都为“眼前的丰裕生活不保”，感到不安。
但是，贝恰博士最想说的并不是“资源会用尽，所以用别的资源来取代”这种层次的事。而是主张以“更加丰裕”、“更加发展”、“经济更加成长”为唯一目的向前猛进的“轨道”本身就是错误。只要循此轨道前进的话，无论是何种资源，都会被加速地消费，大自然一定会被污染。
博士谈到“生活在现代的这一代人类至死为止消费的资源，超过了人类世世代代祖先们至今所消费的资源”。究竟为了什么？贝恰博士说：“人类的心灵已被经济成长的‘神话’所污染”。
今年要比去年、明年要比今年增加生产，增加消费。如不这样做，就无法战胜经济竞争，公司会倒闭、政治家会落选。已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持续向前冲。
结果，不管地球变得如何，或其它被压榨至一无所有的国家陷入窘境，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发展”这字眼成了“现代的符咒”。对于隐藏在“虚有其表的希望”背后的未来悲惨结局，视而不见。
在发展中国家连生存用的“净水”都缺乏，一天有超过3万名幼儿死亡，平均“两秒钟一人”死去。另一方面，在“万物俱全”的发达国家中，为了经济成长还不断地制作、贩卖“新产品”，一面浪费庞大的资源。
这不是很奇怪吗？
只要有三架最新型战斗机的预算，就可以为全世界的小孩做预防接种，可以使他们免于生病。
难道付得出“杀人”的预算，却没“使人活下去”的预算吗？这不是很奇怪吗？
若从未来回顾现在，可能会被称为是“疯狂时代”，话虽如此，现在人们却自豪这是史上最进步的社会，这不是很奇怪吗？
事实上，贝恰博士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向我推荐“希望今后能与他对话”的有识之士之一。贝恰博士也知晓我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谈。他带着小说《人间革命》来，而且主动提及创价学会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对于牧口首任会长的狱死及户田第二任会长狱中的抗争，他也非常清楚。
我说：“贝恰博士不也是狱中的斗士吗！”
眼前博士的风采，令人感受到在其宽厚的胸膛深处，有着钢铁般的信念。
我一直想请教博士的精神原点——当大家都不愿挺身而出的现今，“那么由我来吧！”这一人奋起的战士，他胸中存在的理念。
在参加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时，博士已经是位成功的实业家，在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地累积丰富经验。返回祖国后，加入地下组织活动。
1944年2月被捕，当时墨索里尼政权已处于崩溃状态，同盟国的纳粹德国已控制了意大利。
博士当时35岁，“在黑暗的牢房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存在意义。当不安不断地朝我袭来时，我一心一意只这样想：‘将来，绝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博士被捕时，正带着运动的最高机密“军事计划书”及“暗号表”，情势相当危险。
“只要让贝恰招供，就可以破坏叛军的计划”——为了获得情报，毫不留情地严刑拷问。
他说：“那是相当残忍的暴行。憎恨与狂信使他们的手段更加残酷。”
持续的拷问下，博士从未吐露一字。某日早上，一位妇人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来到监牢，看着在庭院中被拉着到处走的人，她惊讶地倒吞了一口气：“莫非，那是贝恰先生？”博士的颜面已经无法辨识，但她记得博士身上穿的大衣。
“要尽快通知同伴们！”
同志们立即发出宣言：“若不停止严刑拷问，将对法西斯干部下追杀令！”
于是法西斯军停止拷问，但附上条件：“若军队的干部有任何一人被害，将当场枪决贝恰”。
如此，暂且保持住危险的平衡。
在狱中，为博士辩护的友人，也被反复地处以粗暴的酷刑，为了就是要取得对博士不利的证言，但那位友人始终如一守护博士。
“在牢狱中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信念及人性。平日惯于对人发号施令的人最为脆弱。反之，沉默安静的人在极限状态下反而显得坚强，我最厌恶背叛者。”
被囚禁了11个月，战局也渐渐显现出法西斯阵营的败相，而同时复仇的危险也一步步逼近博士。
在千钧一发之际，害怕战败后会遭报复的一个军方干部，暗中将博士释放，那是1945年1月，在一个几乎被冻僵的寒冷早晨。
“我真是吃尽了苦头，但愈是被欺虐，愈锻炼了我的信念，也结识了绝不背叛的友情。所以，相反的也可以说‘从法西斯主义学到了东西’。”博士微笑地耸耸肩膀，附加一句，“因此现在，我的心情已经是原谅他们了。”“那11个月对我而言，真的是很幸运。”能如此畅言的博士的胜利姿态，我为之感动。
在狱中，博士看尽了人类“极恶的一面”，同时也得知了人类“最崇高的品性”。“我明白了在人的体内有着追求大善的伟大力量，尽管平常处于沉睡状态，但严然存在心中。我终于明白了！”
战后，博士为祖国的经济复兴尽力，成为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但是，在“跨越赤道三百余次”的东奔西走下，一股疑团逐渐在心中扩散。
尽力于“成长”或“发展”之事，可称之为善吗？无论如何努力，其活动如果将世界全体推向毁灭之路的话，就结果而言，岂不是毫无意义吗？
人口每年约以1亿人的速度在增加，21世纪中期便会增加至100亿人口，而农业生产速度无法赶上。砍伐森林如果也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话，100年内森林便会消失，地球的温室效应会持继进行。
纳粹犯了“灭绝种族”的罪行，但是，现在全体人类却持续犯下“灭绝环境”的罪行。
博士在牢狱中曾发过誓，“如此的野蛮，将来绝对不可再重蹈覆辙”。他在1968年对知识分子呼吁，在罗马召开会议。各领域的专家俯拾即是，但现在最需要的是立于人类未来“整体观”上，愿意负起责任挺身而出的人。
因此，跨越各学界领域的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了。
博士的“第三人生”——“从60岁开始出发”。
从巴黎的“蓝天沙龙”开始，我们之间的对话，直至博士过世为止，持续了约10年，直接会面了5次。
第二次在东京的会面，博士在“今天来，明天走”的匆忙行程中，还到圣教新闻社访问。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时，博士由罗马亲自开着小汽车，花了4个小时前来，而且，前一天他才由伦敦返国，真令我过意不去。
那时着手进行的对谈集《为时未晚》，博士也是全力以赴。在涩谷区的国际友好会馆迎接他时，我们在小小的庭院中并肩而行，由于太过投入话题，所以要时时小心不要掉入池子里。
博士说：“这庭院真美，可是世上没有比真挚的友情更美。”与其说是说给我听，那口气像是在喃喃自语。
最后的会面也是在巴黎，1983年6月，博士辞世前9个月的事。那天博士在美国开完会后，由巴黎机场直接到我下榻的饭店。但那时，在机场的行李全部失窃了。博士虽察觉有异状，但为了遵守与我约定的时间，延后申报失窃的手续而直接开车前来。博士没有系领带，一袭便装的英姿，看来庄严、英挺。
“今后可能会有传媒的指责或中伤。但是无论变得如何，都希望能延续这份深厚的友情！”那是他给我“最后的一句话”。
博士最讨厌新闻媒体“短视”的倾向，因为那是与博士完全两极的态度。
博士一直强调，如果没有“长远的眼光”，不论讨论什么、如何努力，都会成为白费。如果知道搭乘的船航行在最后会相撞的航线时，“一开始应做的事”不就是马上变更航道吗？只注视眼前的海浪，哪能看得到什么？
对于罗马俱乐部的活动，也有许多媒体给予冷嘲热讽，贝恰博士被讥讽为“毁灭的预言家”。也有学者附和这种不负责任的论调，嘲笑说：“他们的担心和18世纪的人类担心‘马车若再增加的话，世界会被马粪给埋了’一样，不考虑技术的进步。”
他被共产国家称为资本主义者，而被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共产主义者。在发展中国家被指责是“剥夺我们发展的空间，反正有钱人不会知道穷人的感受”。但是博士们的正确言论，逐渐受到广泛的支持，“地球的有限性”也是现今人类的共识，从过往坚持“丰裕生活”的醉梦中清醒。
以联合国的“地球高峰会议”（1992年）为首，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已开始着手处理“全球问题群”。
博士孤独的一步，已转变成人类的一大步。
1984年3月14日，这位先驱者以75岁之高龄长眠，结束勤恳奋战的一生。直到辞世前的12小时，博士仍执着在病床上口述著作。这未完结的遗稿被命名为“给本世纪末的备忘录”，之后虽发表，但博士却已无法亲阅。
其中一节是：
“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进步，人类唯一的依赖是‘提升人类的品质’。因此，应学习如何驾驭自己释放的‘技术之虎’的方法，明日的主角不是机械，而是人类自身。”
提升人类的品质——博士起初称此为“人性革命”(Humanistic Revolution)，之后改为“人间革命”(Human Revolution)。在过世前一个月的遗稿中写着“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新哲学”。
博士过世后，我与他两位公子——罗伯特・贝恰博士（Roberto Peccei、物理学者）、里卡尔多・贝恰博士（Riccardo Peccei、社会学者）分别会面。
与里卡尔多博士是在英国会面，谈到对其父亲的回忆，我说“一位伟大人物过世后，人类在不知不觉中遗忘其理念及精神，而被自己利己的心所牵引，这是人性的丑陋弱点。贝恰博士所追求的理念及目的，我们必须严然地继承，这是此时最重要的事。”
现在，罗马俱乐部在第三任——霍夫莱特涅尔（Ricardo Diez-Hochleither）会长的领导下，继承博士遗志，展开深具影响力的活动。公子告诉我，“晚年父亲常这么说：‘可以改革世界的是青年，靠青年的人间革命可使世界改变’”。
博士生前也很重视创价学会的青年部，说他们：“将友情扩展到世界上，从事最尖端的活动”。博士宽大人格如慈父一样。
他如哲学家般注视“遥远的将来”，同时也以经济人的“当机立断”为宗旨。这两方面，都是出自对人类的爱，此亦是博士伟大之处。
思念博士时，便会想起那巴黎的“蓝天”。希望人类未来如那蓝天般，光辉明朗——相信博士是以此般心情持续奋斗。一想起博士，我耳边就响起他的话语。
“经济成长有界限，但人类的学习是无界限的。”
“外界资源有限，但人类内在的财富是无止尽、未开发的，启发它的是人间革命。我们为了推进人间革命，必须竭尽所能去做。”
“池田会长，我们所见略同，一起努力吧！让我们携手，为了21世纪！为了我们的子孙世代！趁为时未晚！”
来源： 《圣教新闻・畅谈世界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