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戈尔巴乔夫总统会见
晴空万里,车子正开向克里姆林宫。
1990年7月27日,星期五。
预定于上午十点三十分与戈尔巴乔夫总统会见。
车子开在上午和煦的阳光里,穿过有卫兵站岗的克里姆林宫城墙,抵达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楼。下了车,一上楼梯,眼前就有一扇充满俄罗斯建筑特色、大而稳重的木门。进了这道门后,直接搭上电梯至顶层的五楼。
长廊设有陈列柜,里面展览着各国所赠的陶瓷器等物品。
经过休息室,进入白色大门,就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厅。
刚走到房间的中央,戈尔巴乔夫总统就从对面的门口出现。
“早安!”
我伸出手,向他打招呼。
“很高兴能见到您!”
“我也很高兴!”
虽然我方也有翻译员随行,但作为国家元首的惯例,决定采用对方的翻译员。
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是来和总统‘吵架’的!”
其意是,尽情展开充实、有意义的讨论。
而当时担任总统翻译,经验丰富,其后也随同总统访日的维克托・金,似乎有点不知所措。来客突然说要来吵架,当然会令翻译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创价大学出身的翻译急中生智,面带笑容地婉转传达了我的意思,才引来周围一片笑声。
我接着说:“为了人类!为了两国!即使是唇枪舌剑,凡事也应坦率直言!”
总统的雪白脸庞瞬间变得通红,间不容发地回答:“我非常清楚池田会长的活动,却不知道是位这么’热情’的人。我也是喜欢坦白对话的。”
全场哄堂大笑。
当真是巧妙的回应。总统头脑反应快,且如传闻般非常幽默。
“我真的感到与池田会长就好比是旧友般,彼此早就认识,今天终于能会面,共享初次见面的喜悦——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统说。
会议厅正中央,摆着一张白色椭圆形的长桌。当两人见了面,敞开心胸的时候,双方相对就座。
与总统同席者有:总统委员会成员、作家艾特马托夫,莫斯科大学校长洛古诺夫,国家教育委员会主席亚戈金,总统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第一副主席布鲁坚茨,中央通讯社评论委员杜纳耶夫。
我既非政治家也不是经济界的人,只是一名民间人士。正因此能不受国际政治或利害关系所拘束,得以毫无忌讳地与对方畅谈。
就座后,我首先向总统说:“为了世界的民众,以及为后世,今天我以一名民间人士的立场,恳请总统吐露些许讯息。今天我想以‘学生’的身分来向总统请教。”
总统摊开双手,显露戈式微笑(意指戈尔巴乔夫总统其风格特殊的笑容)说:“在我未向客人致欢迎词之前,却被抢先说了。”
总统身体往前一伸,继续说:“‘身为学生’?不敢当!池田会长您高揭的人道主义之价值观和理想,已为人类作出极大贡献……会长的理念,对我而言,非常亲近。我对会长的哲学思想,极感兴趣。我所推动的改革中之‘新思维’,其实就像是池田会长您这棵哲学树中的一根枝干。”
姑且不谈我个人如何,若要用几句话来形容总统——我认为是一位能沟通、懂得谈、谈得通的人。
改革的历史性意义
身为一个人什么是最重要?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构思,可说是从这个问题开始。他坚守自己的立场,推进改革,从事此人类历史上首创的实验。
人如何忠于自己的良知而生活?又如何听从内心正义之声而行动?我怀着这种心情,禁不住对总统说:“我也是改革与新思维的支持者。它和我的想法有许多共通性,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和总统都在凝视着‘人’。人就是人,这是共通不变的。”
总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您实在充满年轻的朝气”,听我这么说,总统笑逐颜开。
“很高兴被说‘年轻’,因为从事一年的改革就会老五岁。”
接着,总统展现雄辩的口才说:”我之所以会对会长的睿智及社会活动给与高评价,其理由之一是,因为在会长的各项活动中,一定含有您理念的精神层面。
而我们现在正一步一步地对‘政治’注入所谓伦理、道德的精神观念。虽然很困难,但如果能做到,我相信会获得很好的成果。”
想来,在东方集团(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 坚硬的政治世界,推崇精神素质是件难以想象的事。
相信人的善根,坚守人性主义,进而重视精神价值……对于这种志向,总统和我是站在共通的立足点。
总统毫不含糊地说:“新的作为,最初往往会被讥为荒唐可笑。”
“所谓改革者,刚开始经常都是少数派,所以当看到新事物在萌芽,或出现新的动向时,就马上给予否定或认为是‘不像话’,这是错误的。”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我想说的。
我们的宗教活动就是在被非议、中伤当中展开的。就这段历史来看,总统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
总统自豪且强力地说:“当我提倡‘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以对话取代暴力’的时候,许多人们都嘲笑那是个‘乌托邦’。可是请看,现在正要成为现实了。”如此充满自信、光辉。
会见时,总统先谈及从新思维到改革的历程,再直接切入话题核心,说:“池田会长,我现在要说的话是最重要的。”
他带着严肃的表情继续强调:“我至今所获得的成就,要归功于我周围许多有能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的人,今天也在场。我就是因为和这些人们结盟团结,才有至今的成果。这也可谓‘政治’与‘文化’的同盟。”
双方由此展开你来我往的讨论。
就一个人而言,皆同时具备了政治家和文化人士的一面。能相互影响的“政治”与“文化”的汇合,不但能引发人的潜力,也必能提升双方——双方对此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苏联最高领导人首度历史性访日
所以说,重要的是要通过提高文化的素质,来提高人格、政治。
而我在与总统会见时,提出政治家应该持有哲学与诗心,也正是指这件事。
时间犹如停止般,双方越谈越有劲。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赋予‘自由’。可是如何行使自由,是今后的课题……改革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不仅是苏联,世界历史变革的时机也已到了。”
总统和颜悦色地形容当时百家争鸣之自由苏联社会,说:“从国政的层次来看,最高主席团如今已化为一个‘剧场’了”。
此时,亚戈金主席还开玩笑地插一句:“有很多还是名演员”,招来满堂笑声。
总统立刻回说:“比任何连续剧都受欢迎”,引起大家哄堂大笑。由此可想象当时会见的气氛何等融洽。
这份“自由”让时代更加速变动。
我现在再次感到,人心是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历史的舞台“一切皆从心灵的改革开始”。
会见当中,我有个希望达成的目标。因为当时总统访日是否能实现,仍是个未知数。在会见的两天前,由于日本的国会代表团与俄方的谈判触礁,使得总统访日计划受挫。
会见席上,当双方言及苏联和日本的双边关系时,我转移话题,问道:“久仰总统和赖莎夫人的罗曼史。”
总统马上回说:“我都快忘记了。”
“莫斯科国立大学洛古诺夫校长人在这里,而我们的罗曼史是在就读莫斯科大学时展开的,所以要在校长面前说可能有点那个……”
在满堂笑声中,校长露出愉快的神情。
我接着问:“蜜月旅行到哪里呢?为什么没有来日本?”
总统立刻回答:“第一个问题等我访日时再回答,可是第二个问题随时都可以回答。我是很想去日本,相信我的心愿会实现的。”
我建议说:“欢迎您和夫人,在春樱盛开或秋叶满枝的美丽季节莅临日本。”
当我表示万分期待总统能够访日时,总统说:“至今与日本人士所作的对话,多半是千篇一律。总而言之,若步伐协调,就能解决事情。老是说‘前提条件’或‘最后通告’等是不行的。”
我再次表示:“现在正是访日的良机。”
总统具体表明:“我绝对会实现访日承诺,因为和日本未进行对话是有失常理的……可能的话,我想在春天访问日本……”
苏联最高领导人如此明言,将进行史上首度的日本访问。
这条新闻作为改善日苏关系的开端,在日本当天晚上七点的NHK(日本广播协会)晚间新闻播出,其他的媒体也全面报导。
当地的真理报,也以头条新闻报导了这则新闻。
谈笑风生、充满温馨的对话
会见充满谈笑风生的气氛,再长的时间,彼此也能滔滔不绝。
时间飞快的过去,远远超出了一小时,因而我先表示告辞。
“我这个民间人士如果再浪费您这位世界最忙、领导半边世界的领导人的宝贵时间,那就是世界的损失了。今天就此告辞……”
我表示感谢之意后,总统满面笑容地为我送行。并且不知道向翻译说些什么。之后据说总统再次和蔼可亲的明言:“我一定会去日本的。”
划世纪的不朽业绩
总统履行承诺于翌年4月莅临日本,我们在位于东京赤坂的迎宾馆再次会见。有关当时会见的情形,和之后与戈尔巴乔夫夫妇的交流,想另择机会再谈。我们的会面内容编着成名为《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的对谈集,分为上下两册发行。
1997年11月20日,在红叶满枝的大阪郊外关西创价学园迎接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当时也是身为教育家的赖莎夫人向学园生深深地吐露心声︰“人生旅程不但会受到种种打击,也会有心灵受创无法治愈的时候,再说理想也不一定都能实现。可是一定有‘能达成的事’,和‘能实现的理想’。因此最后胜利的人就是指,即使跌倒也会爬起来,再往前迈进的人。能否坚持奋斗到底,那就要看其人的‘心’如何了。”
很遗憾的是,赖莎夫人于1999年9月20日因急性血癌逝世。
然而他们夫妇的人道主义哲学,已经深深烙印在将肩负二十一世纪的年轻领导人心胸中。
话说在纪念柏林墙瓦解十周年的典礼上,总统再次向全世界显示他的健在。
其划世纪的业绩是不朽的。
“为了人类,希望能再度和池田先生携手从事新的工作”——这是总统前些日子从莫斯科捎来的消息。
来源: 《圣教新闻・我的人生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