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的价值创造时代（2010年）
2010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纪念创价学会创立八十周年、国际创价学会（SGI）成立三十五周年，在我阐述所感之前，首先对这次在海地（Haiti）地震中不幸遇难的人士表示哀悼。
除了对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友人的受灾人士表示诚挚慰问之外，还衷心祈愿通过国际社会全力开展的救援，海地能够早日得到复兴。
刚好一年前，在举世瞩目之中，奥巴马（Barack Obama） 高举“变革”的旗帜，集众望于一身，当选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非裔总统。
前年，美国雷曼兄弟投资银行（Lehman Brothers）倒闭所导致的冲击，致令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世人期待美国能藉此机会对全球发出某些变革的资讯。
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二个月通过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以能源对策等为中心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备受世人注目。
综观全球经济情况，各国努力采取的对应政策，使陷于垂死状态的金融体制恢复到小康状态。然而，这又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也没有马上挽回就业形势的恶化。
因为经济危机根深蒂固，要使经济真正恢复，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也有人担忧八十年前世界大恐慌时期出现的“双重谷底”经济不景会卷土重来。
尽管如此，奥巴马总统对近代科学技术文明所产生的恶魔——核武器发出了明确的改革呼吁。
特别是在2009年4月布拉格（Prague）的演说，他提到作为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于道义上的责任，呼吁指向“无核武器世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为目前停滞不前的核裁军动向带来了一线希望的光芒。
废除核武器一直是我至为关心的问题。我继承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遗志，不断提出废除核武器倡言，在与政治领袖等有识之士进行的对谈中也强烈诉说，希望能巩固并加速这种趋势。2009年9月8日，为纪念恩师五十年前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以“全民一心，共建无核武器世界”为题，再次发表了废除核武器倡言。
核武器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历史上，作为负面的冲动能量深藏于人类的心中。要削减、废除核武器谈何容易，绝对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艰难挑战。
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诺贝尔奖演说中所讲述的那样，“甘地（Gandhi）、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或许并不是在所有场合下都切实或可行的。但他们所宣说的爱、对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成为时时刻刻都引导我们前进的北极星。”
正如甘地曾说，“善的进度如爬行中的蜗牛”，重要的是要采取既灵活又坚毅的行动。在面对大目标前进时，至忌于决定个别政策时草率行事，招来失败，让期待一下子变成泡影。我希望国际社会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保持清晰的理想与目标，去努力克服一个个现实的课题。
价值真空的年代
我现在要转换一下话题，谈谈我更为忧心的问题：就是弥漫在现代社会的悲观主义（pessimism），或甚至可说就是虚无主义（nihilism）。
一提到虚无主义，就会令人联想到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神已死”宣言（注解1）。我们也应注意到，虚无主义并不单是一种欧洲的理论，在亚洲思想中也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思想系谱。这里我特别注目的是，全球化主义的矛盾所产生的荒凉景象中，弥漫着像瘴气般的虚无主义这种文明病理。在日本这种趋势至为明显，阴暗悲观的话题于日常生活中泛滥，相信这并不仅仅源自不能指望日本经济回复过去那种蒸蒸日上发展的悲观预测吧。
这种随着社会衰退而来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跟过去1930年代大恐慌时候人们所经历的又有所不同。当时人们还有选择社会主义这不同制度的余地。现代的悲观主义从表面上看来是与泡沫经济时代的喧闹冲劲正好相反，但实际上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两者是一体的。只不过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法国政治学家埃马纽埃尔・陶德（Emmanuel Todd）一语道破以金融为主导的全球化主义的弊病，说“本来要把人从社会的所有枷锁中解放出来，却只成功地炮制出一批在可怕地发抖、只能于崇拜及储蓄货币之中寻求安全的庸人。”（《经济幻想》L’illusion économique）。
而从这批“庸人”的作为，可以清楚地看到拜金主义的反面，就是虚无主义。这两种表面上处于两极端的主义，其实无可否认正是现代文明所诞生的双胞胎。于这个可被称为价值真空的时代，金钱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子，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价值基准。甚至在讨论全球主义负面价值的贫穷或收入差距等问题时，也是以金钱作为其价值基准依据，令整个问题浮现出的只是对前程的不安，累累的伤痕，和冷冰冰、空荡荡的回响。
不容置疑的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引发起包括犯罪及自杀等各种悲剧，这是绝不能置之不理的。我曾反复申诉这是明明确确的政治责任。为了成立一个正义公平的人类社会，整顿法律和制度上的安全网是不可怠慢的。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这种外部的物质条件整顿，虽然只是一种对症下药而绝不是根本的疗法，但为了使它更为有效，我认为需要一种精神面的支持，也就是价值观的变革。
现代文明判断人的价值基准，就是看他能拿到多少金钱和利益这一经济能力。这现代文明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慾望无限大”弊病，经过苏联型社会主义兴亡的壮大考验之后，其轨道仍然没有得到修正。
近四十年前，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所敲响的《成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警钟，通过这次的全球不景气的痛苦教训，相信人类应该从中学到某种教训，理解到病理的所在吧。
单以经济能力作为判断人的价值基准，也就是陶德称之为“庸人”的价值观，其实正是价值真空的一种佐证。我们要自问，如果仅仅从外部的物质条件来判断，至少在现代先进国家社会中的生活，不少人的生活远远超过往昔王侯贵族的生活标准，为什么社会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瘴气？
宗教的作用
成为近代文明发展最大的推动力、驱动力，不用说，就是科学技术。从科学家的立场不断探讨宗教，特别是佛教与科学接点的泉美治如此讲述：“人类以欲望这个油门来驱动知能的发动机，以宗教这个方向盘和煞车器来追求安定的生活。”（《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来世的问题》）。
如他所言，现代文明，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分析那样，依靠新教徒的伦理（Protestant ethics）来勉强控制和指引着人的无限大欲望，从而保障人的安稳生活。换言之，为了什么而勤恳工作，为了什么而努力奋斗、存钱等，于日常生活中不断反复着对价值观的思索。如此确保着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平衡。当方向盘、煞车器不能发挥作用时，就会剩下韦伯所讲的“没有灵魂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人”（《新教徒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的横行。就像最近备受指责的“超级资本主义”等，当欲望与知能完全失去伦理的牵制而唯我独尊时，正是症状无可救药的末期。
如同引致这次金融危机到来的信用泡沫的背景，就是投机至上的金融衍生商品（derivatives）市场的扩大。而这商品市场是由最先进的金融工学所开发。我怀疑在热中于把金融市场变为赌场的人的头脑中，曾否出现过“为了什么”这伦理性问题，或有否从大局上考虑过其影响。
假如把作为发动机的科学技术那失控且唯我独尊的行动置之不理，终归会给人类的命运带来灾难。进入二十世纪，广岛与长崎的恐怖粉碎了对历史进步的信用。核武器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恶梦，清楚地证明了先进技术加上没有止境的欲望（尤其佛法上称为修罗生命的，要控制他人的生命倾向）所带来的不堪设想的危险性。
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博士在与我的对话集（《探讨地球的和平》）中，以“绝望”这字眼来描述当亲耳听到投下原子弹消息时的心情。事实上，曾经不止一次地，人类的未来被覆盖上这种要湮灭所有价值的虚无主义黑云。
现代虚无主义的另外一种威胁，在于生物科学发展的极端形态，例如对生殖细胞系遗传因子的操作（注解2）。正如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后人类的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或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的《在机械化时代抱持人性》（Enough: Staying Human in an Engineered Age）中警告的那样，当人类开始铲除数千年来积累的道德、宗教、文化、艺术等精神遗产时，我们将会踏入一个价值不存在的“后人类”（posthuman）时代，而这并不是科幻世界，是绝对的现实。
特别像遗传基因操作技术那样，于不知不觉中巧妙地利用人的利己主义，而当察觉时，可能已经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说核武器技术威胁着人类的存亡，那么生殖细胞系遗传因子的操作就是威胁着我们的人性和作为人的权利。在两者周围，虚无主义的阴影，又时以狂妄自大的自信、时以事不关己的态度层出不穷。
缺乏价值观的科学技术，会成为无法控制的凶器，从根底威胁着人类社会。现在这倾向不断失控，甚至据说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回头的地步，难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的技术论突然重新受到重视。他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技术上，而在于面对此挑战而毫无应战能力的我们本身。
“善”的辞汇和价值
法国哲学家西蒙娜・魏尔（Simone Weil）曾经在1941年的着作中感叹道：“二十世纪前半的特徵，就是价值概念变得淡薄，甚至差不多完全消失。”她进而引述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的观点，指出特别涉及“善”的大部分辞汇已被遗忘，“如道德、高贵、荣誉、诚实、宽容等辞汇已经难以启齿，要不，就是变成了某种虚伪卑鄙的意思。语言已经不能正当地用于赞扬人性。”（《西蒙娜・魏尔着作集》The Simone Weil Reader）魏尔把这称为“价值感情的缺乏”。
魏尔的洞察，与她同时代的哲学家马塞尔（Gabriel Marcel）同样，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我们很容易把她的理论与现代社会重叠，而绝对不会格格不入。更者，她所指出的社会病理，现代可能已经更病入膏肓。战争可说是人类病理代表的顶峰，而现代所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恐怖活动等，其特点就是无区别的大肆杀戮。这种滥杀的暴行，完全否定他人人格的价值和尊严。
“创价”就是创造价值的意思。SGI成员，决心向虚无主义全面挑战，使一个将要失去的美好文明复苏。我们认为这也是人类史上一个至为重要的挑战。
拨开虚无主义的乌云，让奄奄一息的“善的价值”和“善的辞汇”恢复生气。这是一个使人类精神复苏，让一般市民苏醒的运动，促使人类通过自律去选择行善，拒绝走向自灭的恶的深渊。正如我的小说《人间革命》的主题，是一个把重点放在人性变革，相信一个人的宿命转换能至终转变整个人类命运的运动。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的机关报《圣教新闻》等各种刊物，收到了许多理解这创价运动本质、怀有共鸣并给予鼓励的来信。
“不受时代风潮影响，《圣教新闻》以确实的哲学理念为基调的论调，才是当今时代最需要的。”
“《圣教新闻》为社会带来活力与幸福。贯彻日本最需要重视的和平、文化、教育视点，所以得到读者的支持。”
“《圣教新闻》是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带给读者鼓励讯息的报纸。”
“托尔斯泰、歌德、雨果等是人类精神史上的巨人。在如今担忧印刷文字不断衰退的时代里，经常登载这些巨人箴言的媒体，也就是《圣教新闻》了。”
大众期待《圣教新闻》能作为突破弥漫着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这种封闭状态的先锋。
我友人、于2008年去世的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Chinghiz Aitmatov），曾以优秀文人的灵感描述到这个问题。作为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前苏联总统的左右手，他是苏联经济改革（perestroika） 体制的见证人。在旧苏联时代，他一直与强权进行的审查弹压对抗。苏联体制崩溃以后，他担忧会出现更加强硬的所谓商业主义的审查，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
一个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投入全财产创刊了一份优质的报纸，但在发刊第十期时废刊。这时，他的友人对他说：“你的报纸，既没有名人的花边新闻，也没有故弄玄虚的道听途说，又没有杀人事件，想想谁会买这样的新闻？”
艾特马托夫接着说，与此相反，创价学会的机关报《圣教新闻》，同样也是没有花边新闻，没有捏造事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内容，但能够发行下去，拥有数百万的读者，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我们确信，开拓时代、创造价值的泉源就是宗教。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既可正视和包容科学的真知灼见，又能同时指引和控制如此先进技术，阻止它被误用，带来毁灭人类危机的宗教。
爱因斯坦（Einstein）宣言“神是不会掷骰子”， 坚决拒绝相信所谓的宗教奇迹。但到了晚年，他讲及一种宇宙宗教，或宇宙宗教感觉。这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我在对话中所谈到的“至高的精神性真理”不谋而合。要进入这领域，得到明确的理解，相信需要一种甚至可以把现代科学基础的时间与空间概念相对化和包涵起来的，一种敏锐的感受性和对哲学宗教的直觉。
尽管如此，这种感受性并非上述这些历史巨人的专利。只要我们把资讯化社会那些烦琐无谓的日常喧嚣放开一边，相信所有人都有能力去欣赏真正的事实，能够听到他人心灵的鼓动，感受到生存的价值。
注视Here，Now
日本文学评论家加岛祥造在一次采访中的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只有here（这里）、now（现在）才是真正的现实……只要对here、now热心就可以。假如心态衰老，年纪轻轻也是个老人。”他讲到，现代文明倾向于追求外在的富裕和幸福，但更重要的，是“觉醒到自己内部丰富的潜能” 。
“Here、now”确实有其妙不可言之处，就是说“人人足下有甘泉”。 爱因斯坦也曾经讲过：“我的永远就是现在这一瞬间。兴趣也只有一个，就是在现在所处的地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与佛教的世界观、宇宙观一脉相通。大乘佛教所讲述的“因果俱时”、“久远即末法”、“刹那成道、即身成佛”（注解3）等基本概念，也并非依据物理、历史等的时间观念，有别于现代科学所依据的时间或空间等次元。
尼采（Nietzsche）在他的论文《历史之用途与滥用》（On the Use or Abuse of History for Life）中指出，于物理或历史的时间轴上假设的过去或未来，虽然是一件史实，却与现实疏远，对生存不够息息相关，并非决定人生的要因。
在日莲大圣人的御书中有云：“已者，过去；来者，未来；已来之言中有现在 ”（《日莲大圣人御书》787页）。虽然看起来，现在不过是过去流向未来中的一瞬，但现在这一瞬间正是包含着无限过去和永劫未来的真正现实。这现实，一边承担着过去的束缚，一边为未来送去希望，正是生命深处的力量源泉。
这意味着，“现在”就是一切的起点。“这里、现在”才是人生基本的立足点，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终点。脱离了这一点，生活的立足点就会移动到假想的社会，成为自己所创造的先进技术的奴隶，在经济泡沫和恐慌中徘徊。结果，现实社会反而被其相对的假想现实侵蚀。我们宗教家的使命，就是将人类的立足点恢复到正确的位置，将失控的近代文明轨道进行修正。
佛法中讲的菩萨道，就是为社会作贡献的一种实践。是一种基于宇宙大生命观的果敢行动，一心一意努力进行“善的实践”，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好。
提倡“宇宙的宗教感觉”的爱因斯坦，怀着一颗“宇宙大的良心”，实践“大我精神”，挺身于和平运动。同样地，挑战改革时代的先驱们都是以现在、这一瞬间为主去奋斗，努力创出价值。他们的生命中鼓动着难以抑制的冲动，在三世十方森罗万象的丰饶现实当中，专心致志地，有时果断地挑选出“善的价值”、“善的言语”来进行创造。
正如学问没有捷径那样，行善也是没有捷径的。只有置身于现实之中，面对苦难进行挑战的同时，在精神斗争的熔炉中不断彻底锻链自己。这样才能开拓成就“善”的道路。
正如马塞尔所说，“在个别状况的特殊性与法则的普遍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他指出这种紧张感觉才是“价值的原动力”（《马塞尔着作集6》）。佛典中有教导，“浅易深难……去浅就深，丈夫之心也”（同《御书》330页）。这段可说正是人生的珠玉之言，应终生引以为范。
要跨越精神斗争的熔炉，要保持这紧张感觉，不可缺少的就是日日月月去浅就深，锻链自己的坚强之心。如此，我们可以克服人的好求安乐、逃避困难的弱点，能向着大善的理想不断锻链自己，不断向上。
诸行无常，现实是连续不断的变化。正如谚语所说，“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看”，不断成长的人三天之内也将出现某种变化。去浅就深的人，不会忽视这种变化，会敏锐地对应，向着创造价值永不停步。
可以说，希望、勇气、进取、友谊、亲切等“善的辞汇”，正是最合适盖于勇于打破现状的人的“锦衣”。 正因为如此，我1991年在哈佛大学的讲演《“软能”之时代与哲学》中，诉说为了要作出发自良心的判断与行动，不可缺少的就是“苦恼、内心的搏斗、踌躇、深思熟虑、决断”这一过程。
信仰宗教的人，最易于陷入的就是“听天由命”的想法，把所有责任都推往一己之外，难怪会产生“宗教鸦片说”。如此，绝对不可能充当混乱时代的变革主体，也不能实践大乘佛教所宣扬的菩萨道。
精神斗争的熔炉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用“历史的生命”来描写这持续精神斗争的熔炉。他如此活生生地描述：
“我不相信历史的绝对决定论。与之相反，我相信各种生命，也就是历史的生命，是由纯粹的瞬间所构成。相对于上一瞬间，下一瞬间是未确定的，所以现实也在这一瞬间踌躇，在这个地方来回踏步，在许多种可能性之中，为应该决定那一个而犹豫。这种哲学上的踌躇，清楚地赋予所有生命一种不安的战栗性格。”（《大众的反逆》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这种“哲学上的踌躇”并不等于优柔寡断。它意味着排除固有观念，在不安的战栗所带来的紧张感之中努力“求善”的力量源泉。
这令人想起释尊在初转法轮时的“梵天劝请”故事。就是，释迦成道之后，由于知道所悟达的道理深奥微妙，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踌躇应否开始说法。这时梵天出现，劝请他为苦恼人民广为说法，释尊才开始初转法轮。释尊的踌躇，与加塞特所说的哲学的踌躇，相信也是同出一辙的吧。
这种踌躇的力量，可以比喻作开弓的臂力。拉满弓所放出的箭，会克服各种阻碍，射中“善”这个目标。就是说，能作出哲学的踌躇的人，有力量于生活的瞬间瞬间，灵活、慎重而迅速地解决所有困难阻碍，能意识地选择善的价值和言语，于生活上创造价值。
在长篇诗《青年之谱》中，我曾如此号召:
在每个人的哲学与思想中
和平且渐进地
进行你自身的
健全革命
至于如何选择和决定如何行善，每个人千差万别，如马塞尔所说的有“个别状况的特殊性”。 但是，“去浅就深之心”、“丈夫（坚强）之心”是不会让我们逃避困难，定会让我们把使命贯彻到底的。
我从年轻时候就喜爱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开头的地方、描写了米里耶尔主教与将要临终的老激进民主主义者（Jacobinist）之间关于“正义”的激论场面。当米里耶尔主教问这个激进民主主义老人如何看待面向断头台仍拍手称快的马拉（Jean-Paul Marat），老人反问他对于迫害新教而大唱赞歌的波舒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又有如何想法。
可以想到，这应该是雨果借用史实描绘出自身内部矛盾对立的对话（苦恼、自问、踌躇……）。雨果在书中并没有写出谁胜谁负，可见对于“什么是正义”的设问，长期以来一直缠绕着人们，直到现在也是无法轻易解答的难题。
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下意识地抗拒“无需理由”的暴力引诱，绝不忘记“哲学的踌躇”，“紧张感”和“持续精神斗争的熔炉”。 人只有在这些场合，才能锻链出真正的自己。
为此，他人的存在绝对不可缺少。也就是说，在耐心地、持续地锻链自身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就是与他人的交流和对话。奥特加把能否与异于自己的他人和平共存，看作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是以言论和对话来变革当时苏联僵硬的政治文化的人物。在我和他的对话集《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要学习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习惯去认同和接受他人的存在。刚才曾提到虚无主义就是一种不能接受他人，不肯承认他人也拥有跟自己一样尊贵人格的风潮。所以我觉得，重新发现他人的存在，去认同并接受他人，正是改变这时代的歪曲价值观念，令“善的辞汇”复苏的主要关键。日日月月使自己坚强起来，正是对抗虚无主义，创造有价值人生的至为有效的方法。
有所贡献的人生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如何克服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构筑真正的“和平共存二十一世纪”的方针策略。
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为许多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更令人担心的是，经济危机令世界很多国家开始对为解决贫困、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裹足不前，甚至产生后退的现象。我们要阻止经济危机令悲观主义扩大、进而引起更多其他危机的恶性循环。
就全球变暖问题，虽然自2013年以后削减温室气体的国际框架毫无具体进展，但也不是没有一丝的希望。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所号召的植树运动，到去年为止共植树七十四亿棵。实际上，从小学生至国家元首，有数百万人参加了植树活动。新植树木的数目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都种了一棵树。
UNEP在2008年树立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尽量趋向零的“气候中和网络”（Climate Neutral Network），也得到很多国家与地方自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大学和教育机关的参与。由此证明，虽然于国家层面交涉难有进展，但通过各种自发的团体和个人行动，一种新角度的国际合作正在向突破厚厚的障壁挑战。
今年2010年将会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年份，各种重要会议陆续举办。五月会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NPT Review Conference），九月又会举行“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注解4）特别首脑会议。
如何险峻的山峰，也一定有通向顶峰的道路。就是眼前有悬崖峭壁阻挡，也绝不放弃，寻找道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重要的是，能否把眼前的危机当作变革时代潮流的大好时机。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我们定能把逆境变为成长的好机。
八十年前，创价学会在大恐慌震撼世界的混沌黑暗时代诞生。当时国民对前景充满不安，人心惶惶。就在此时，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呼吁世人，要从独善其身或依靠他人的生活方式，转向为他人贡献的生活方式（《牧口常三郎全集第5卷》）。他反对受周围环境和时代玩弄支配的消极生活方式，也反对只顾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的生活方式。
他推崇一种正如佛典教导的“为人点灯，明在我前”的生活方式。只有在社会中推广这种利他也利己的生活态度，才能拨开混沌黑暗世纪的乌云，迎来晴朗的明天。
继承首任会长牧口的，就是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他宣言要从世界、国家、个人生活上消除“悲惨”这二字，全力以赴推广这思想，努力构筑尊重生命尊严的和平民众联盟。
在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时，我确信至为重要的，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牧口与户田两位会长所申诉，以人类利益、地球利益为立足点，不是处于旁观者的立场来议论未来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现在自己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当事者意识，从各自的立场去参与改变历史这伟业。也就是说，要使这种自发的为他人贡献的生活方式，成为新时代的精神与潮流。
基于以上的共识，我要就两个领域提出一些具体方案。首先就是不断威胁人类存亡、无视人性的核武器问题。接着就是贫穷等至为腐蚀人类尊严的地球社会的扭曲构造。
迈向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在2009年9月所发表的倡言中，为了构筑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我提出了推进指向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裁军、不依靠核武器维护安全等五个方案。同时，作为一贯信条，重申为了给核武器时代划上休止符，真正的敌人既不是拥有或开发核武器的国家；真正要对决、克服的，是为了达成一己的欲望，以任何手段毁灭对手也在所不辞的“包容、认可核武器的思想”。
接下来我要提出三个步骤，来彻底消除这种“包容、认可核武器的思想”，踏实地推广废除核武器的浪潮。
第一是基于现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制定“不使用核武器”的法定义务体制，来形成缩小核武器作用的基本制度。
第二是在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管辖的战争犯罪条款中，新加入“使用及威胁使用核武器”一项，明确说出核武器实际上是“不能使用的武器”。
第三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促使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共同为全面废除核武器而努力。
虽然这些都不是容易实现的课题，但既然都具备了现存的基础，所以绝不是不可能的挑战。我希望五月举行的NPT审议大会上，首先以今后五年为期限全力实现上述的三个提议。而在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带有划上核武器时代休止符的意义，在广岛和长崎召开废除核武器首脑会议。
扩大“不使用核武”的范围
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任何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而能填补这一法律空白的，我认为就是无核武器区（NWFZ）的设置。2009年，中亚和南美的无核武器区开始生效。接着就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有如此多政府决定从如此多地区排除核武器，实在是意义重大。
NPT的序文强调“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核武器）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虽然NPT已经生效四十年，但很明确地，有核武器国并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NPT本来并没有赋予这些国家永久拥有核武器的特权。问题是，持续以核武器为威胁政策的有核武器国的态度，直接带来垂直的扩散（开发核武器的竞争），和水平的扩散（散播核武器技术至其他国家或团体）。这些都令NPT的基础大大动摇。
现在，有核武器国应该共同构思一种“无核武器世界”的蓝图，切断以武力克制武力的恶连锁，改变依靠恐怖均衡维持安全的心态。世界需要一种新思维，一种通过共同努力去构筑安全放心、和谐共处社会的精神，并把它在世界上推广出来。
在这里，作为对有核武器国的试金石，我强烈提议，在五月NPT审议大会上，有核武器国承诺以下三个条约，并应承在2015年以前付诸实现。
一、 不对已加入NPT且遵守其条约义务的无核武器国使用核武器，并为这“消极安全”的承诺予以法律约束力。
二、 商议把“相互间不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条约化。
三、 在还未成立“无核武器区”的地方，作为其前期阶段，努力成立“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区”。
我完全了解到要实现这些条约是如何的困难，尤其是二和三。但我也要指出，对于有核武器国来说，这是它们在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唯一能作出的政治性决断。
关于“相互间不使用核武器”这点，假设仅仅美俄之间能签订如此协议，毫无疑问会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如此可让两国及其同盟国大幅度减少假设的威胁，修改其在外国布署核弹头及导弹防御计画，进而逐渐解决核保护伞问题。
正如以日本、澳大利亚为主导的“核不扩散和裁军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上月发表的报告书那样，要求重新检讨传统核武器政策的意见，许多是来自核保护伞下的国家。
成立“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区”，可以推进全球无核武器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核武器恐怖活动。这制度的主要着眼点，是在有核武器国及依存于其保护伞下的同盟国所在区域内，摆脱由于相互威胁所带来的恐怖的武力均衡状态。如同冷战后美国与前苏联各国之间为了减少威胁而成立的《减少威胁合作计划》（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注解5）那样，各国间能就此目标共同合作。
遗憾的是，现在的NPT并不具有减少相互威胁，令彼此安心的构造。如果各个地区就上述三点能够开始商讨并使之实现，令制度有所改进，其他国家会感到与其处于制度外而加深孤立，倒不如参与能提供确保安全与安心环境的条约，这样也会减少开发或拥有核武器的动向。
假如这项兼顾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安全制度，能在各地不断扩张开来，将一向依存核武器保护的国家，以及北朝鲜、伊朗，甚至连NPT领域外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都囊括在其范围内，这将会成为走向全球非核武器化的突破口。
在制订“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区”时，更理想的是各国能同时批准如下的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将来，也希望能加上《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J. F. Kennedy）曾说：“实现和平并不是像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简单，也不是靠一两个国家势力的大型或魔术般的公式。真正的和平必须是由许多国家的合作，由许多措施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肯尼迪总统演说集》）。
我在去年九月的倡言中，主张参加商讨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北朝鲜、俄国、韩国和美国，在东北亚设置“宣言不使用核武器区”，使该地区逐步无核武器化，这其中也包括促使北朝鲜放弃开发核武器。我同样强调希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区也开始深入商讨同样的制度。
明确认清使用核武器的违法性
我第二个提议是明确认清使用核武器的违法性。
到目前为止，全面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制造、拥有及储藏、转移、取得等条约虽然存在，但只概括生物及化学武器的领域。1925年，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毒气武器造成许多牺牲，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Protocol）得以成立。当时虽然还未达到全面禁止的地步，但已经为后来的全面禁止条约开辟了道路。
议定书基于国际舆论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的责难，指出禁止使用“普遍地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部分，约束着各国的良心和行为”。同议定书也同样禁止使用生物武器。
今天，许多国家都忌讳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岂止是使用，就连拥有类似武器本身也可令一国于国际间恶名昭彰。既然生物、化学武器已经赢取了如此的国际认识，对于最不人道的核武器，更有必要早日建立同样的国际共识。
去年九月在墨西哥召开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年会，SGI代表也有出席。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说，核武器是违反道义的，不应该给予任何军事价值。于现今这时代，世界各国领导人应该认清核武器的违法性，以及不能用于军事上的性质。
我认为，如同实现全面禁止化学、生物武器的经过那样，为给核武器划上休止符的关键，就在于首先确立关于“禁止使用”的规范。
半个世纪前的1957年9月，恩师户田第二任会长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指出核武器是绝对恶，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使用。之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连串决议，指出使用核武器就意味着对人类和文明的犯罪，但是没有成功地树立起明确的法律规范。
1996年，国际法院对使用并威胁使用核武器提出谘询意见，指出这是违背人道法的原则及规则的行动，但对于用在“国家生存濒临危机这一极端状况时的自卫”这点，就没有作出可否的结论。只要于极端状况时可否使用的问题未被澄清，则核武器正当化的余地还继续被保留，因此有必要确立绝对不可使用核武器的明确规范。
维拉曼特里（Christopher Weeramantry）法官，也是国际反核武器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yers Against Nuclear Arms）会长，曾是审理上述谘询意见的法官之一。当时他曾提出了一个个别的意见，指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威胁使用核武器都是违法的”，更在他的着作《国际法的普遍化》中，指出“法律的信念由人们的视点构成”，强调民众的声音是使国际法更普遍的一个重要关键。
回首有关核武器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遇到一触即发的危机时，在领导人们心中产生的纠葛、自制，加上不让核武器的悲剧重演的国际舆论高涨，往往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僵局。
古巴导弹危机时，虽然美苏两国处于核战争边缘，由于两国领袖察觉到核战争的危机，以及以莱纳斯・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博士等科学家为首的市民运动高涨，导致1963年两国第一次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Partial Test Ban Treaty）。
另外，有监于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核泄漏事故的悲惨结果，一连串的美苏首脑会谈，促使双方于1987年签署首条同意削减核武器的《削减中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当时八十年代于欧洲各地反对部署导弹的运动，也积极地转换了一贯的政治方针。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很多国家认为核武器只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常规武器，使用核武器是理所当然的。监于这世情，虽然上述的这些条约只是非常初步的成功例子，但这也显示出国际社会对绝对不能使用核武器、必须减少核武器威胁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不管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多大，完全不需要失望和放弃。全世界民众理应联合起来，创造填补这一差距的新现实。《禁雷公约》及《集束弹药公约》，就是这些世界民众共同创出的结晶。
去年，我曾倡议志同道合的人民、团体、宗教界、思想界、世界各大学、学术机关等，共同与联合国组织合作，展开一个“对废除核武器表示支持的世界民众宣言”运动。同时，作为这运动的一环，我呼吁国际刑事法院修改规程，把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正式认定为战争犯罪。
我们要以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的2015年为目标，把“废除核武器”推广为人类共同的规范。通过确立这一规范，开拓原子弹受害者以及世界所有人盼望的全面废除核武器的道路。
1998年，在研讨修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讨论阶段，各国都主张把使用核武器定为战争犯罪行为，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我在翌年1999年的和平倡言中，呼吁应该再次商讨此点。2009年11月，第八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上，墨西哥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决定了今后将设立工作部门，与其他修改案一起共同进行研究和讨论。我非常欢迎如此的进展，以及期待今后的结果与佳音。
在进行研究和讨论时，我认为应该积极呼吁不属于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行列的国家，特别是有核武器国参加作为旁听。重要的是，让更多的国家对核武器威胁及其非人道性进行更加认真深入的议论。这次修改的目的，不是去决定如何惩罚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是去树立“无论有怎样的理由也绝对不能使用核武器”的规范。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SGI以户田第二任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为原点，不断诉说核武器威胁与其非人道性，展开呼吁废除核武器活动。从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五十周年的2007年开始，新制定了“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协助国际防止核战争医师组织（IPPNW）所推进的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为实现“禁止核武器条约”而努力。毫无疑问，修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把使用核武器定为战争犯罪，正是让制定废除核武器条约运动加速所需的突破口。
自2010年初，日本创价学会以青年部为中心，通过草根对话来启发年轻人意识，展开要求制订该条约的署名运动，准备在五月的NPT审议大会上向联合国呈交。青年的特质，就是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不被现实吞没，贯彻宏大的理想。假如实现废除核武器的关键在于争取绝大多数民意的话，青年于这方面的团结正是改变时代的最大动力。
从2007年起，SGI曾在二十二国的五十多个城市举办“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也制作了五种语言版本的DVD《和平的呐喊：广岛、长崎原爆受害妇女体验谈》。为了实现恩师户田城圣的遗训，我们会继续通过这些教育途径，去建设一股不可抗拒的全面废除核武器的潮流。
以联合国宪章第26条来推进裁军运动
我的第三个提议是基于《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联合推进全面废除核武器运动。
现在，伴随着去年第一次《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1，START 1）的期满失效，美国和俄国准备开始缔结新的核裁军条约。但是，就算两国同意大幅度削减，世界上依然储存着大量的核弹头。
为了真正削减核武器，不仅是美俄两国，所有有核武器国都应该被囊括入核裁军框架之中。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参照这些国家都需要遵守的《联合国宪章》，以此为基础绘出废除核武器所需的路线图，并呼吁这些国家去履行其中的事项。
《联合国宪章》第11条指出，“大会得考虑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合作之普通原则，包括军缩及军备管制之原则；并得向会员国或安全理事会或兼向两者提出对于该项原则之建议。”
另外，第26条明确记载：“为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建立及维持，以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起见，安全理事会借第四十七条所指之军事参谋团之协助，应负责拟具方案，提交联合国会员国，以建立军备管制制度。”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大会以第11条为基础，积极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裁军活动。相比起来，安理会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实际上第26条是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之中。这正显示出，为何去年九月安理会首次召开的以“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为主题的首脑会议是如此的重要。既然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有核武器国，那么在执行该会所通过的“构筑无核武器世界”决议的过程中，应该当先负起责任去设立可供进行多边废除核武器会谈的管道，例如在联合国秘书长出席的情况下定期召开相关的首脑会议。
联合国大会也可以在这当中发挥作用，那就是基于其至今为止所通过的所有废除核武器决议，每年对安理会发出提案，要求该会实践至低限度的核裁军，来履行其义务。为了使这些提案更具道义上的威信，大会可以在提案中附加明记各国至今为止在缓和紧张世局或核裁军方面的成果报告。
虽然废除核武器本该是有核武器国的责任，但无核武器国也不能只是守株待兔，等待有核武器国去商讨裁军方案日程。无核武器国可以率先行动，带起废除核武器的世界潮流，对有核武器国施加压力，以期早日实现目的。国际法院谘询意见中清楚地讲出：“追求实际的全面与彻底的裁军，尤其是核裁军，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合作。”
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中反映冀求核裁军的国际舆论，可以激发许多国家积极地去缓和彼此间的紧张状态。正如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于2008年向安理会提出的主张那样，遵照宪章第26条的规定，限制军备的存量，“来解决极恶的军备竞赛，这个问题在世界许多地区似乎正在加剧，并与其他社会支出及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发展目标争取优先受考虑地位，还对人类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现今各国应共同致力于解决面临的贫困、环保等种种全球性问题，而军备预算只会过分地牺牲地球上有限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尤其是核武器，非但不能有助于解决任何地球上的课题，只会使之更趋恶化，是一种万恶的元凶。
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 ）的达纳帕拉（Jayantha Dhanapala）会长，和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所属的不扩散研究中心（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刘易斯（Patricia Lewis）副主任，都是国际有名的裁军专家。在他们共同执笔的一篇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报告的前言中，呼吁于任何的裁军讨论，无论讨论的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小型武器，都要把人类安全列为首要，指出：“我们要把裁军回归正位，放在以人为本的安全构思的中心。裁军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活动。”
基于如此的原则，我呼吁要通过所有可行的手段，去行使联合国宪章第26条，使安理会实践其裁军义务，切实加强废除核武器及世界非军事化的潮流。
作为原子弹受害国，日本十多年来在联合国大会上一直提出废除核武器的决议。高举无核武器三原则及限制武器出口三原则，我期待日本一边坚持这两套原则，一边作为反核武器旗手发挥领导作用。
去年十一月，日本与美国共同发表声明，指出要积极研究达成全面废除核武器的条件。今年一年，日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当强烈呼吁美国等有核武器国于裁军上努力作出发展，担当起建设废除核武器道路的作用。
迈向人类尊严时代
接下来我准备论述如何扶正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威胁人类尊严的地球社会歪曲现象。
受经济危机影响，去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率大幅度缓慢下来，世界全体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值。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假如不为他们作出必要的援助，相信世界各地将会出现各种新的人道危机。
一直以来我不断强调，为了保护人的生活与尊严不受经济危机威胁，为了保障人类安全，要设置一个国际安全网络。与此同时，作为长期的解决方案，要帮助个人自强起来。作为其第一步，我要就雇用和妇女儿童的自强问题，在此提出具体的方案。
工作：自尊的基础
首先，我呼吁各国政府筹策改善失业状况，尤其在雇用年轻人方面。根据200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通过的，关于就业的《全球就业协议》（Global Jobs Pact），国际社会要努力支援，使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情况得到安定。
去年全世界的失业人数达到二亿一千九百万人，创下历史上最高记录。重要的是，我们要更深一层去体会到这些惊人数字背后的民不聊生惨状。努力消除社会上蔓延的不安与穷困，明确地是政治的责任。
失业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特别大。当他们正准备踏进社会时，假使找不到工作，或突然失去工作，那么在陷入经济困难的同时，更严重的是，他们会产生一种社会不需要自己的不安，对未来感到悲观，甚至连生存的意愿也随之减弱。另一方面，虽然有工作，但是被强迫接受低贱或非人道的条件，人会失去自尊。又，工作不安定，人也无法设计自己未来的人生。
世界劳工组织明确指出“劳动不是商品”，“工作应该是尊严的源泉”，呼吁要对所有人给予有价值、合符人道的工作。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上，出席者共同发表声明，指出“在世界经济完全恢复到健全状态、世界上勤奋的家庭可以找到合理工作为止，我们是不会停止工作的。”1929年经济大恐慌引起的不景气狂潮，给毫无准备的一般人民带来难以估计的冲击，令社会益发混乱。我们绝不能让这悲剧重演。
世界劳工组织曾警告说，假如各国政府过早停止原为对应当前经济危机而设的支援措施，这将致使就业市场的恢复拖延多年，并打击正在恢复的脆弱经济。所以各国政府定要抱持紧密联系，继续采取政策去扩大就业机会，来配合环球就业公约。
在这里，我提议于今年预定召开的G20各国劳工部长大会上，设置由G20管辖，专门推进所谓的“体面劳动”和《全球就业协议》的特别小组。如此可让G20担负起恢复世界就业市场的牵引角色，直到就业危机被解决为止。
妇女：建设更美好未来的主角
第二个提案是以扩充妇女教育为中心，来使将有可能无法于2015年之前实现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回归正轨。这次的经济危机，牵连到许多无辜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但阻挠他们对贫困的斗争，还把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推进新的贫困深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国，在距离实现目标期限只有五年的今天，应该面向2015年做出最后的努力，但这需要先进国家比现在更积极地进行支援。
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特别首脑会议将于今年九月召开。我认为这会议提供绝好机会，让各国检讨修正合作体制，更努力去实现一个让地球上所有人都能享受尊严，发挥自己最大可能性的时代。
在这里我倡议首先以“扩充妇女教育”，来作为促进所有发展的突破口。“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贫困、饥饿等问题的条款，都与妇女本身有直接关联。假如我们能促进男女平等，让妇女自强起来，必定可以恢复并加促达到目标的气势。
过往调查指出，假如母亲接受过初等教育，她们的孩子能活到五岁以上的生存率，比起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母亲的孩子高出两倍。同时孩子的营养状态及入学率都有改善。所以，妇女的教育可能是终结贫穷的恶性循环的最大关键。另外，长期间推进妇女教育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也超越其他国家。
教育一个妇女，让她懂得自强奋起，不仅她本人，还有其家族及孩子们，乃至整个社会的未来也充满光明。教育是有着如此巨大的影响。
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为主导的联合国妇女教育倡导等计划，在推进妇女初等教育领域取得显着成果。指向2015年，我们应该更努力发展这一趋势，让更多妇女可以接受甚至中等或以上的教育。
这里我想提出免除发展中国家部分的债务，作为其发展妇女教育的预算，设立国际性的“妇女未来基金”的方案。
妇女经常面临着各种威胁与挑战。给予她们更广的教育机会，能帮助她们自强不息地振奋起来，向困难挑战，在改变人生方向的同时，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撒播这自强能力种子，正是当务之急。
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本着妇女才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人的信念，在一百年前妇女地位极端低微的日本，为普及妇女教育倾注满腔热忱。他为小学毕业后因某些原因不能继续接受中等教育的妇女设立函授教育组织，并亲自编辑教材及刊物。另外，他为那些家境贫寒的妇女提供免费班级，教授她们当时在女子教育中占重要席位的裁缝、刺绣等手艺。我继承了这一精神，在设置创价大学函授教育部的同时，创办了创价女子短期大学。
妇女在SGI的全球性和平运动中也占了非常重要地位。日本创价学会妇女和平委员会，得到和平学者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博士参与，创作了一个“和平文化与妇女”展，同时也于各地区主办和平文化讨论会等，来唤起一般人对和平文化的关心。通过各种努力，要使“妇女才是和平创造人”这牧口会长的信念得以在现时复苏。
这理念也正好与2000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325号决议案（注解6）的精神共通。这项决议的最大意义，在于由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启程时向世界发出“妇女的参与对实现持续和平非常重要”的讯息。就决议的意义，我曾与为实现该决议而尽力的安瓦尔・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前联合国事务副秘书长交换了意见。他指出妇女的参与会使和平文化更结实地紮根。
在2009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决议合并处理妇女问题的四个组织：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UN Development Fund for Women）、提高妇女地位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特别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the Special Adviser on Gender Issues）、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U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为推进男女平等创设了一个更具机能与权威的新机构。
我希望这新机构能协助实现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推进女子教育，来助长妇女自强意识。
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究竟渗透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妇女参与和平的实际情况上看出来。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会（UN Peacebuilding Commission）推进布隆迪（Burundi）与塞拉里昂（Sierra Leone）复兴事业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决议在发挥效用。另一方面，赞同和平的全球署名运动中妇女只占2%以下，而参与谈判的还不到7%。
今年刚好是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的、作为妇女政策国际基准的《北京行动纲领》的十五周年，也是安理会通过第1325号决议的十周年。故此，我们要把2010年作为一个突破的年份，让妇女自强运动在全球有更飞跃的发展。为此，希望能有更多国家参与“1325号决议之友”的志愿运动，以此为中心把决议更落实。希望在这些关联的会议上，大家通过讨论提出更多的建议，使妇女于和平建设中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儿童：人类共有的至宝
我的第三个提案，是保护儿童的生命与生活，来增强“和平与共生的二十一世纪”的基础。
无论是先进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社会面临危机时，遭受最大影响的是就是儿童。
现今经济遇到危机，各国呈不景气现象，国家财政及家庭收入紧缩，会使儿童营养与保健情况恶化，以及增加停学去打工的儿童。
因此我希望学校能成为保护儿童免受各种威胁的场所，成为确保“人类安全”的中心，负起责任培养儿童成为肩负“和平文化”的下一代。
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已开始“推进全球学校健康”（Global School Health Initiative）活动，把学校作为增进儿童健康的中心。2000年，这一活动由WHO、UNICEF、UNESCO和世界银行这四机构共同继承，发展为“FRESH”（Focusing Resources on Effective School Health，集中资源有效实施学校健康教育）框架，通过教导如何过健康生活，提供有营养伙食等，来提高及整顿学习环境。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画署（World Food Programme）通过四十年以上的经验，证明学校伙食配给计划对于保护儿童的健康与未来非常重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倡一种“爱护儿童的学校”，支援建设防震抗台风的学校，呼吁要使学校成为儿童遇到危机时的避难所，一个使他们能恢复正常心态，治癒心灵创伤的地方。
我希望联合国根据各机构以学校为中心开展的各种活动经验及实际业绩，能发展为一个计划，让学校成为推进人类安全和建设和平文化的中心。
近年儿童的能力开始受到重视，不仅仅囿于受庇护的立场，令他们觉醒成长，成为“变革的使者”。我们要创造一种环境，使这些未来的主人翁成为变革的主体，改变人类的悲剧历史。
今年是“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最后一年。从明年起，作为继续这一活动的形式，要在全球广泛开展以学校为中心的“和平文化”运动。联合国在1999年通过的《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on a Culture of Peace）中，其中一个项目是：“确保儿童从幼年开始，就受益于有关价值观念、态度、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教育，以使他们能本着尊重人的尊严、容忍和不歧视的精神和平地解决任何冲突。”
我希望能以这项目的精神作为指标，去培育儿童在生命和尊严受到威胁时的应对能力，鼓励他们以对话而不是暴力去解决问题。我们要利用所有场所，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等去教育孩童，使他们成长为尊重自己以及他人权利和尊严的成人。为了使和平文化在社会扎根，儿童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为了扩大和平文化，不仅仅需要联合国和政府继续努力，也需要市民社会的不断合作。我们要在价值观、行动及生活方式各方面努力推进启蒙运动。
作为牧口会长精神的接班人，我们SGI一直以来强调儿童的幸福，正是衡量社会有否解决各种问题的尺度。
监于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我们在日本举办了“世界儿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展、“儿童人权”展的巡回展览。又于1996年起在美国各地主办“儿童权利及现实”展。另外，作为支援国际十年的一环，从2004年起在各国举行“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文化”展；从2006年起在日本各地举办“和平文化与儿童”展巡回展。
儿童是来自未来的使者，全人类的至宝。在他们胸中灌输勇气与希望，直接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我们今后也将以这个信念为基础，建设一个“儿童第一”的世界。 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曾经强调：“命运并不需要我们让历史重演。历史向我们敞开大门，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能为历史写上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篇章。”（《经受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今年创价学会迎来了创立八十周年，SGI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的历史不可被时代的激流冲垮，要通过民众的双手去挑战创造价值。时代越是黑暗，我们越要努力成为打破混浊黑暗的一丝光芒。这就是在一百九十二国家与地区的SGI成员的挑战与自豪。
继承着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的“要过一个为自他作出贡献的大善生活”的精神，以及二任会长户田城圣的“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的誓愿，我们会继续通过对话运动，去唤起各人生命中的善意。相信这是于地球上建构和平与人道大联盟的最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