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竞争——历史的新潮流（2009年）
2009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去年秋天，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变成呆帐所酿成的金融风波，引致莱曼兄弟投资银行倒闭，给全球带来了据说是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冲击。
这场金融风波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的恶梦。当时的经济大萧条成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条导火线。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形势后退，就业情况恶化，它 毫不留情地威胁着实体经济的基础。考虑到八十年前的经济大萧条也是在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二年后才陷入真正的混乱，因此对于事态的发展是容不得我们半点疏忽 的。
所有人都有和平安稳地生活的权利，为此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努力。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生活基础受到突如其来又无可抗拒的“金融海啸”的冲击。
为了阻止局势继续恶化下去，我希望各国在采取紧密联系的同时，从财政、金融等各种方面汇集广泛的智慧，全力以赴地加紧克服这危机。
无节制的金融投机活动，是引发这场金融风暴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说，这投机活动所涉及的金额，竟然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倍。原本是为了支持其他经济活动，以便让它们能更圆滑进行的金融市场，现在已喧宾夺主，吸引了一班只管唯利是图、不理他人死活的时代宠儿。
我在过去所发表的数次倡言中也曾言及，这场风暴的根源，在于人对金钱的贪欲，对这抽象而没有实体的货币的不正常执着。这正是存在于现代文明底部的拜金主义病理。冷战后，意识形态崩溃，人们尚存的一丝希望，却完全栽倒在财神爷的魔掌之中。
支配市场经济运作的货币，其本身只是一些纸片或金属硬币，近年甚至只是一种电子资讯，基本上本身并无实际价值，代表的只是一种兑换价 值。这种价值既抽象又不明确，其存在完全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演绎和协议。反过来说，正因它没有实际对等的货物或服务为依凭，作为人贪欲的对象，便能自由自在 地无限增幅。这正是货币的特徵，也是执着于货币的致命危机。
为了追求更高利润而无限制地追求效率，加上没有实体的货币的不安定性，这两个因素正是个人自由经济投资活动市场经济的特徵。日本经 济学家岩井克人指出这种效率性及不安定性的“二律背反”现象，不仅仅是金融市场，也贯穿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论》）。
抽象化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abriel Marcel）在论文《抽象化主义成为战争的因素》（The Spirit of Abstraction, as a Factor Making for War）中提出了一个敏锐的观点。他指出，能理解和操纵抽象概念，当然是人的理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但“抽象化主义”（spirit of abstraction）也具有破坏性，因在那过程中，抽象的概念将成为背离现实的独立存在。举个例子来说，“人”这一事物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男人或 女人，日本人、美国人或某个国家的人，青年或壮年人，或来自某某地方的人等等。愈详细地观察和关注，愈会明白到没有同样的人存在，每个人都有其特徵与性 格，这就是有具体性的实际世界。在讨论到“人”或“人道主义”，假如不从这个角度考虑，就只会环绕着远离主题的虚构概念空谈。
马塞尔以“抽象化主义”来形容偏离具体性时的破坏体质。他指出无视敌人的人格和人性是打仗杀敌的先要条件，这意味着先把敌人贬为纯 粹的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抽象形态。他说：“假如我要参战，要开始杀戮其他人时，指使我去杀人的人首先要唆使 我去完全忽视对方个别的真实相貌。为了把他们变成一个非人的杀戮目标，首先要把他们完全变成抽象的事物。”
如果不贬抑敌方的人性，我们又如何辩解己方是为正义而战的。
换句话来说，“抽象化主义”不是一种中立价值的概念。马塞尔注意到它定会伴随着一种狂热的否定和愤恨意识，随而归结为一种贬低对方的 概念。就是说，当把对方贬低成为某种抽象的概念，就可以视对方为没有价值、低级的存在，甚至是一种应被铲除的有害物体。对方的人格、尊严已经消灭得无影无 踪。
马塞尔指出：“抽象化主义基本是属于感情的范畴。而且，狂热而不是理智的感情，可以捏造出最危险的抽象事物。”因此，马塞尔认为自己作为哲学家的最大工作，就是“与抽象化主义进行无休止的斗争”。
面对当今的金融危机，我们要抚心自问这时代潮流是否也成了“抽象化主义”的俘虏。我们是否已经中了货币这抽象怪物的魔咒，丧失了正确观看事物的基本能力，不能理解货币虽然是运作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归根结底只是一种基于相互约定、一种虚拟的物体。
拜金主义能把人催眠，使人超出了单是追求钱财物质的范畴，而变成“货币”这一欲望的俘虏。拿公司举例的话，就是无视公司应对社会所做 的贡献这一“公”的侧面，把只关心短期利益的股东的“私”的意向作为最优先。甚至将与经营者、员工、顾客及消费者等实际的人际关系摆在第二位、第三位，或 完全舍弃。从世界各地都可以听到被迫放弃良心去扮演这种丧失人性角色的经济人士的叹息。
金融主导的全球化大量地生产了这种人。成了“抽象化主义”俘虏的人，脑子里只存在着货币这抽象物体，看不到对方的整体人格，感受不到对方的人性和尊严。虽然程度有异，我们或多或少都变成了这样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随着全球化进展，人的闭塞感益发深刻。见利忘义、自以为是的人群只顾盲目追求利润，以为自然环境和文化受到破坏而人类社会仍然可以生 存。我们忘记了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o y Gasset）就人与环境共存共荣的不朽箴言：“我的存在包括自己与自己的环境。假如我不能挽救环境，我就救不了自己。”（《冥 想》，Meditations）
“经济人”其实是资本主义内部所隐藏的向量的产物。资本主义愈加纯化，人就愈加按照这一向量的方向被分类——作为股东、经营者、员工、顾客、消费者。若非如此，至少在短期是要受到经济损失的。
罗伯特・赖克（Robert B. Reich），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劳工部长，曾对现代资本主义过度的动向敲响过警钟。他在近着《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主义和日常生活的转 型》（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中，把人多层面的人格归纳为投资家、消费者和一般市民。他写道：“麻烦的就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心——作为投资家和消费者，我们希望有利 的交易；作为一般市民，我们担心交易的结果所带来对社会的坏影响。”
重要的是，如何使两者平衡，使人性得到复苏。遗憾的是，在“超级资本主义”之下，“消费者和投资家获得权力，而市民则失去权力”， 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取得优势，民主主义陷进劣势。
席卷全世界的拜金主义，凸显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因素，如全球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业的不稳定、环境破坏等等。不但如此，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使人甚至开始怀疑资本主义的正面价值，怀疑它究竟是否真正能为人带来财富。
规制缓和及技术革新曾使全球化进展看似一帆风顺，但现今也由于世界同时不景气而遇到逆风吹袭。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可使万事顺畅的只是一种迷信，世上并非所有事物都按照预定路径移动。
为了停止全球金融制度的暴走，需要政府和政治家的大力参与。政治家要利用他们的才智，高瞻远瞩地以宏观目光看清事态全貌，努力为人民 解决问题。必须大刀阔斧地采取迅速有效对策，譬如财政援助或加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来阻止企业界的业绩继续下滑，缓和失业率节节上升的危机。
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紧记，贫困问题现已发展到全球规模。拥有一份正当职业是人的本分。就业机会若因贫困而受威胁，人就会失去其生存意义、希望和尊严，甚至连社会的存亡也将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倾注全力来应付这个严重问题。
同时要切记，法西斯主义在1930年代的冒出，与过度依靠国家管理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也千万不能忘记马塞尔对“抽象化主义”的警钟。
胜者与败者
日本当今流行着“差距社会”的说法，把人划分为“胜组”或“败组”。这正是全球化主义的负面现象。
我们要注意，如此不分青红皂白、抽象地把人概括起来的做法，是否太忽视了现实的社会，以及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生存的个人。
胜与负并非永恒不变的。现今的日本，把人扣上“胜组”或“败组”的帽子，好像什么都以经济水准来做判断基准，而完全否定了人的全体人性。
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过着平稳的生活，对于成败褒贬不会一喜一忧。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现象以单一的因素来概括，假如这成为一种趋向，则会把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过分低估，对诚实勇敢地奋斗的人如泼冷水一样。
马塞尔曾忧虑一些“精神性较为软弱”的人，会把这种情况夸大地看为“一种小型的最后审判” （《马塞尔着作集6》），觉得是一种天启，人应该赎罪，放弃以人的力量来解决，开始背离人性主义，而趋于寻求外来的援助，甚至会发动暴力来实现其目的。
仅从钱财物质或收入的多少来判断、评价人的优劣，如此的经济至上主义、拜金主义社会原则上是不可能有“自足”的。1996年，当美国 正在讴歌其经济全盛时期，新闻工作者罗伯特・塞谬尔森（Robert Samuelson）在《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投稿《极大的期待》（Great Expectations）中写道：“现状风调雨顺，但我们对此感到内心愧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之处。”充溢着不满和对他人的妒忌，这只会使社会益 发混浊与停滞。
过剩的意识形态
这令我想起去年逝世的友人、世界文豪艾特马托夫（Chinghiz Aitmatov）的话。
作为“父亲的赠言”， 他讲到：“年轻人，不要过多地期望社会革命。革命是暴力和暴动，集团性的疾病。正是这种集团性暴力，为全社会、人民或整个国家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中 略）我要恳请他们寻求一种不流血的革命，以道理来改革社会。”（《伟大的灵魂之诗・池田和艾特马托夫对谈》）
当马塞尔提醒人们要克服自己的“较为软弱的精神性”，他最主要的就是要提醒人们当时的共产主义所酝酿的危险。在作者着书的1951 年，法西斯主义已被毁灭，但共产主义仍然维持着声望。他最为警惕的，是“我们能失去的只有铁镣”、“掠夺者也被掠夺”等抽象的口号。好像这是历史必然结果 似的，它们煽动起怨恨，以革命的名义发动恐怖暴力和流血惨事。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七十多年盛衰历史，正好证明了马塞尔的洞察。尽管共产主义如何厌恶、诅咒货 币至上的拜金主义价值观，但并不能把它克服，这不正成为历史上沉重的教训吗。
为了阻止资本主义暴走，什么是有效的方法？前面所阐述的从法律、制度上的改革，一定要有长远的目标和展望，绝对不能只为应付一时之需而制定。为此，我们要改变思路，甚至要从文明论方面着手。
八十年前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作为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好歹也有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但今天，实在无法找出一个可以代替的思考框架。
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政策顾问雅各・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中分析说：“现实很明确，就是市场的力量笼罩着全世界。不断增强的金钱的力量，正是个人主义胜利的最终证明。这就是 近代历史中激烈变化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货币”的抽象普遍性和“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抽象普遍性，其实正是硬币表里的关系。
个人主义是形成自由、人权等普遍理念的基础，同样的，资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是重叠在一起的。假如近代社会体系的课题是以资本主义及民主主义为中心的课题，那更难找出能取而代之的普遍意识形态，而不重蹈过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注解1）的覆辙。
我们要从更高的层次展望，开拓新时代的理念。为了回避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定应采取某些措施来对应。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经讲述：“直接支配人的行为的是物质及观念的利害关系，而不是理念。但很多时候，由『理念』所造成的『世界表像』，像铁路的转辙手般支配着 前进的轨道，而于这轨道上人又被利害关系的力量推动着走。”（《宗教社会学论选》，Essays in Sociology）
这里，我要介绍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在1903年、他三十二岁时所着作的《人生地理学》。我认为其中有可以把我们从现今的死胡同解放的新思维，特别是他的“人道竞争”概念。
牧口会长综观人类历史，指出生存竞争大致上可以分类为三种，就是军事竞争、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但这不是能截然区分开来的。比如，有 以军事竞争为背景的经济竞争，同时也有正相反的例子。许多的情况，是在相互重叠下渐进地变化。只要我们对这过程进行认真并且大胆的分析，就可清楚看到人类 发展的基本方向。
牧口会长并不是以超越历史的观点，而是从历史内在发展的伦理，归纳出一个总结，就是这“人道竞争”。
他分析说：“若以武力或权力去做一件事，倒不如以无形的力量自然地去薰陶，即以使人心服取代以威力的制伏。”（《牧口常三郎全集第2卷》）
这又令我想起了曾数次会面的哈佛大学约瑟夫・奈（Joseph Samuel Nye）教授所提倡的“软能”（soft power）思考，就是“通过魅力而不是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软能》，Soft Power）。这也正是美国未来学者亨德森（Hazel Henderson）所提倡的大家都是胜者的“双赢世界”（win-win world）。
牧口会长又说：“关键是不以利己主义为目的，要使自他的生活都能受到保护和促进。反过来说，就是一边有益于他人，同时也益于自己的方法。”（同上）
经过一百多年的岁月，我相信现今正是最需要牧口先生构想的“人道竞争”的先见之明的时代。
下面我要解释为何提出如此的建议。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主义标榜了“平等”、“公正”等价值观。无论于国内或国际间，这些价 值观的本质都是立足于人道主义。虽然社会主义体制失败，但我们不可让这些价值观也随之消失。否则，我们就会忘记了二十世纪历史上这段贵重教训，忽略了为什 么社会主义运动会吸引到全世界的那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
既然社会主义标榜正确的价值观，那什么是导致其衰竭的原因？作为这问题答案的参考，我想介绍牧口会长的见解：“无论是自然或人为事 物，若没有自由竞争，会变得沉滞、停顿和退化。”竞争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泉源，不重视竞争的价值，天真地认为只要消除阶级存在，就可以实现一个美好的人类社 会，或许这正是社会主义衰竭的原因。
放任自流的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会陷入弱肉强食的自然淘汰主义。而以适当的结构及规矩为基础的竞争，将为人与社会带来活力。
“人道竞争”的价值便在于此。这概念在认同竞争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也确保竞争不与人道精神脱节。“人道竞争”将竞争所包含的活力，与人道主义所关注的课题牢牢地联系起来。这不正是二十一世纪所需的主流思想模式吗？
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马塞尔的警戒，就是不可让视线偏离现实世界。历史上，有些人以先知先觉自许，自认能为人类指引应走路径，但许多时这种不能脚踏实地又狂妄自大的想法，已使其沦为马塞尔所指的“抽象化主义”的奴隶。
就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曾举出过许多例子来证明。以下是他引用的世界着名歌剧手夏里亚宾（Fyodor Chaliapin, 1873－1938）满溢智慧的话语：
“问题就是，我们俄国的『建设家』在为人民制定建设方案时，不能描绘出一种合乎普通的人的方案。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建造耸立云霄的通天塔（Tower of Babel）。他们不能容忍一般人以普通健康的步伐上班和回家，定要他们以『每步七里』的步伐飞奔向未来。
『让我们与过去告别！』，就马上需要把旧世界连根铲除，什么也不留下。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俄国所有的『聪明人』是无所不能的（省略）甚至知道如何教会兔子使用火柴，兔子得到什么才会幸福，和如何令二百年后兔子的子孙得到幸福。”（《二十世纪精神的教训》）
文章生动和充满讽刺地说出了成为“抽象化精神”俘虏的人，如何游离民众的具体生活，变成了一种怪物。当我们游离这个具体世界，被“抽象化”怪物吞噬的话，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
抽象的意识形态有时甚至会破坏亲子的关系。我与艾特马托夫对谈时，他向我介绍了斯大林（Stalin）时代一段有名的轶事：有个叫帕 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的少年，向当局告密自己的父亲同情富农，结果父亲被抓，终于死于狱中，而少年也被愤怒的亲戚们杀死，但当局将少年作为社会主义少年英雄而 树立铜像来纪念宣扬。
内在的宇宙
马塞尔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产业、机械文明的病理也严加批评：“难道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出，正是技术专家政治论（technocracy）将邻人抽象化，最终还否定他们？”（《马塞尔着作集6》）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利用以金融工程学为原理的商品谋取巨额利润、只会追求货币这种抽象物而不顾大量贫民死活的一小撮富豪，能逃脱马塞尔锋锐的责备吗？建立在“否定邻人”之上的繁荣是不可能持久的，也绝对不能让其持久。
我在苏联体制尚存的二十多年前，已经在倡言中提出，探讨普遍的观点和理论时，不应以外在或超越性的方式，而应该是彻底以人为主，必须是“内在的”， 强调“内在普遍性”的重要，并且获得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意识形态、货币的普遍性会在实际的社会上蚕食实际存在的人，因为它们是外在和超越的，是“抽象化精神”的产物。相反地，构成我所说的“内在普遍性”的普遍观点和理念，彻底地植根于具体世界，并只能发自具体世界其内部。真正的重要课题经常就在我们身边，是实际和具体的。
自数年前起，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Dostoyevsky）的《卡拉马佐夫兄弟》（TheBrothers Karamazov）在日本非常畅销，引起了一般人对古典名着的重新关注。下面我要介绍书中一段由无神论者的老二伊万对弟弟阿廖沙讲的话。
“我有一件事要告白（中略）我从来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邻人。我认为，正因为是邻人，所以很难去爱他们，能爱的只是在远方的人。”
这当然是一种讽刺性的反语法，去强调爱一个遥远又抽象的人较身边的人容易。但其实去跟一个近在眼前而又格格不入的人相处，实在是一件难事。
去爱这种人，需要全人格的、心灵上的斗争，需要把自己的灵魂全面改革，而并非容易办到的事。自己身边这“一个人”，正是考验我们有否这种“爱人如己”的人类爱精神的试金石。
正如伊万的反语，我们很难去爱自己身边的人。佛典中的“以一人为范，一切众生平等如是”，（《日莲大圣人御书全集》）就是对这种抽象精神的严重告诫。
从这个意义上，牧口会长的《人生地理学》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从书名已经可以感觉到其特色，比起一般所谓的“自然地理”、“人文地 理”，“人生地理”能令人更感受到具体的世界，因为它全面而深厚地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宗教等等的意义。书中，牧口会长引用吉田松阴的话 来说明其撰着的宗旨：“离开土地就没有『人』，离开人就没有『事』，要想论述人的事，就必须从审视地理开始。”
另外，更令人注目的是他所提倡的“内在普遍意识”。他认为人应该彻底立足于社区地域，从这里开始展望世界。他说：“广大的天地万 象，实际上也是展示在巴掌大的窄小地方。要把万国地理的复杂现象概要起来，通过一个偏僻山村的现象来说明，也并非难事。故此，首先要通过一个山村的现象来 了解乡土地理，这样，理解万国的地理也易如反掌。”
就是说，虽然是巴掌大的“小地方”，假如我们能住在这里，详细观察这地域的特色和生活，弄明白的话，就能从这里扩展到一个国家，乃至考察世界的事情。
牧口会长介绍了江户时代初期的政治家土井利胜（1573－1644）的轶事，来作为具体的例子。
有一次，土井捡到了一些丝绸线头，他交了给一个随从武士，嘱他好好保管。其他人都笑说仅仅是个线头，何必如此夸张。几年后，土井向这个随从问及这些线头，得知他保存得非常好，土井很满意，并加封了这随从俸禄。
土井解释说：“这丝绸线头是中国的农民采桑养蚕、蚕儿吐丝后制成。再经中国商人渡过大海带来我国，经过长崎商家的手，由京都大阪的商 人买下来，才转到江户。所花费的人力是不可小瞧的。经过这番辛苦才到手的东西，如果因为它是用剩的而把它当垃圾一样扔掉，那真是天理难容，备受天谴。”
从丝绸线头联想到远方中国桑田里劳动的农民的辛苦，这正是牧口会长所指的“内在普遍意识”。与其一步飞跃去了解错综复杂的生命现 象，我们要从身边的“小地方”这具体世界着手。只要彻底地探讨和理解身边的现实，才能让我们自由地联想到更大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培养出这种活生生的想像 力，一种对生活和生命的敏锐感觉，就不但能爱自己的邻人，甚至可以把素未谋面的异国人民，他们的产物、风土和文化感同身受。
对培育出这种感觉的人来说，没有比掠夺国土、令人互相残杀的战争更为可恨的事。这种紮根于大地的富有人性的感觉，甚至在这种战争时期也会有所表露。下面就是如此的一个故事。
在日俄战争期间，有天日军抓到了两名俄国俘虏。因为是首次，大家觉得很兴奋，准备将其游街示众。但是也有反对这样做的士兵，中队长就 问其理由。一个士兵回答说：“我在家乡的时候是个工匠，只因穿上军装才成了日本军人。我相信他们在家乡也一定有自己的工作，虽然是敌人，也是跟我们一样为 国打仗的军人，不巧成为俘虏，再要把他们游街示众的话，那就太悲惨了。我怜悯他们，不能再忍受对他们的侮辱，所以我不会去看俘虏游街的。”（长谷川伸《日 本俘虏史》上卷）
1983年我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大学的讲演《站在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也曾涉及到这位士兵的怜悯出自他作为工匠的生活感受。这种健全的生活感觉，这里存在的人道主义，甚至可以把敌人变作“邻人”。
同样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中，描绘了西伯利亚农民强烈的人道主义。他们不把流放到当地的政治犯当作应歧视和厌恶的坏人，不把他们当作犯人，而只当作是“不幸的人”。
要从自己身边的具体地方开始，一步一步地，不断扩展周遭的人性纽带，增加新的“邻人”，这才是走向和平最确实的道路。没有这种踏实不 懈的努力，是没有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要和他人共有这种人道意识感觉，不被马塞尔所讲的“抽象化精神”侵蚀，就要去珍惜和培育自己的“内在普遍意识”。
这就是清除现今时代病理的最有效方法。为了“思想形态”而把人变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凝视未来；为了抽象的存在而牺牲具体的世界——我们要改变这颠倒是非的现在。我确信，推广这种“内在普遍意识”，正是实现永恒的人道主义时代的主要关键。
共享未来
就目前众多全球性问题，我想提出一点可促进“人道竞争”的具体建议。
现今我们除了面临着先前提出的经济危机以外，全球变暖、环境、能源、粮食、贫困等问题连锁式地并发，而且不断恶化。从历史角度来看，现在的境况令人联想到1930年代和1970年代发生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时的情形。
1930年代世界大萧条时，各国政府共同磋商，希望通过降低关税、稳定汇率等来克服危机，结果以失败告终。各国转向采取只顾保卫本国 权益的经济政策，使危机更加深刻，增加了相互的猜疑，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而真真正正反省到这弊病，用到了当时的教训，已经是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惨剧以 后的事。
1970年代前半期，出现了被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的美元恐慌（注解2）和 石油危机。这时也开始出现一系列的新全球改革。首次由联合国主持了关于环境与粮食问题的国际会议，也首次于法国的朗布依埃（Rambouillet）召开 六个先进国家首脑的最高级经济会议。虽然由此发起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一直延续至今，可惜的是，在国家利益相互对立之下，完全没有发挥其机能的余地，当时堆 积如山的各种国际问题没有从根本上给予解决，只是被放置至今。
比起过去遇到危机时采取的方法，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更宏观的构想和更大胆的挑战。
在这次金融危机震源地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角逐总统时举出“变革”为口号。于就任演讲中，他表示：“这个世界已经改变，我们必须与之俱变……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责任的时代。”其实，不单是美国，进行变革是全球社会必须面对的挑战。
在这里，我想提出三个具体建议，来作为建设和平共生国际社会的支柱，促使落实“人道竞争”，转变目前的全球问题，为人类带来新的未来。
这三个建议是：
（1）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共同行动；
（2）促进国际合作，以期为全球社会争取公众利益；
（3）为共享和平而废除核武器。
为解决环境问题而共同行动
首先我要特别针对全球变暖问题，谈谈第一个建议。
全球变暖不仅对各地的生态系统产生深刻影响，还招来气象灾害，酝酿国际纠纷，扩大贫困与饥饿等等。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文明危机的象徵。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自就任以来，一直把这全球变暖问题作为联合国重点课题。他警告说：“从长期来看，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无论是贫富都不能幸免。”（《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就是说，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作旁观者，这些都是唇亡齿寒的切身问题。
这还是一种“现在进行中的复合性危机”，会对子孙后代产生巨大影响，是一个蚕食未来的危机。
遗憾的是于去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各项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显着进展。我们期待，在2012年，即《京都议定书》（注解3）中所拟定的首个义务期间结束之前，年内的类似谈判会出现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认为，发达国家的继续努力固然重要，但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我们应该共同采取什么有效的行动呢？
我认为其突破口就是在能源政策上的国际合作。对于新兴国及发展中国家来说，确保足够能源是关键问题；对于先进国家来说，转向“低碳无浪费社会”也是个不可避免的课题。
实际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60%产生自化石燃料的消费，只有全球的共同行动，才可以取得更为有效的成果。
现在，美国奥巴马总统作为创造就业计画的一环，提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对代替能源等环境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创出新产业及就业机会，以期突破经济危机。同样地，以日本、韩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也开始准备效法，实施这种一举两得的政策。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提到应该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契机，开拓进行“人道竞争”的社会，提议通过导入可再生能源及促进节能政策，转向一个“低碳无浪费社会”。最近的趋势可以看到，世界正向着我提倡的方向迈进。
其中一个好例子就是“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IRENA）的成立。得到五十多个国家支持，这国际机构在今年1月26日于德国波恩（Bonn）成立。今后，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互相合 作，致力减缓全球变暖的恶化。七年前的2002年，我曾发表倡言呼吁缔结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公约，因此对于该机构的成立尤其感到振奋。
另外，为了脱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指向低碳无浪费社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社会动向最近也有了新转机。2008年12月，来自包括 八国集团诸国、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十五个国家的能源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于2009年设立“国际能效合作夥伴关系”（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Energy Efficiency Cooperation, IPEEC），并将其办事处设立于“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内。
这些新计画的施行，必须于2012年，即《京都议定书》中所拟定的首个义务期间结束前完成。这不仅是国际合作的焦点，也是在实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外，我提议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国际可持续能源机构，来支援以上两个组织，同时在国际社会中落实于国际合作中形成的各项能源政策。
或许有人担心提供技术、经验会为某些国家带来经济竞争的不利，或合作需要资金，会增加国民负担等。但是，从大局看，树立防止全球变暖的共同目标，齐心合力去实现，结果会正如牧口会长所说，“利益他人，最终自己也会得益”，既保证了国家的利益，又对“人类益”有所贡献。
另外，这新机构可以不局限于能源政策，以加上地方自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的形式，加强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社会的全球 化联合。例如，设立“公开登录制度”，使任何团体都可以将活动内容及成绩进行登录，建一个资料库，于互联网上公开，促进资讯交换和协助活动等。
SGI（国际创价学会）的关联团体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在2008年11月召开了以“气候变化与新环境伦理”为题的国际会议。其研讨焦点是，如何于国家、企业与民间社会之间树立“对未来的责任”意识和伸张其重要性，以及如何能让更多的人积极参与。
从2002年起，我们SGI除了在二十个国家以八种言语与地球宪章推进委员会（Earth Charter Initiative）共同举办了“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展览以外，还与其他团体合作开展自然保护活动等等。虽然独自进行环保运动很有意 义，但是携起手来共同行动，将在社会上带来数倍、数十倍的效果。
今年是“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UN 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中间点，为了响应这运动所提倡的目标和理念，民众本身必须致力于教育以及其他启蒙活动，促进可持续的全球社会。
促进国际合作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透过国际合作，唤起各国共同负担责任、为全球谋求公益的意识。其中一个关键提议，就是设立“世界粮食银行”。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举出在推进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领域，确保安全饮用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样地，确保粮食安定供应是保障人的生命和尊严的重要因素，也正是我们对抗贫困的出发点。
由2006年秋季开始，粮食价格急速上涨，许多国家同时陷入粮食危机恐慌，面临饥馑的世界人口也多增了四千万人。据估计，世界现在有九亿六千三百万人正苦于营养不良。
可悲的是，这是一场人为的祸害。其最大原因，就是市场投机活动，以及生物燃料生产量的增加。在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风波影响下，庞 大的投机资金流入谷物市场，使价格暴涨。另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对生物燃料作为代替能源的需求在增加，造成食用谷物生产的下降，引致价格高腾。
为了防止类似的危机再度发生，我们必须设置一个储备粮食的机制，在粮食危机发生时配发应急，并用以稳固市场价格。
我曾于1974年提出过建设世界粮食银行的建议，认为作为维持人类生命的粮食，不应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确保本国的粮食非常重要，但这不应建立在牺牲他国之上。我们需要的是确立全球性粮食安全。
粮食危机是日本北海道洞爷湖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一个重点议题。会议结束时，八国集团首脑还就粮食问题发表了特别宣言，指出为了人道 主义，会认真商讨如何创设储备和管理粮食的全球制度。之前，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ruce Zoellick）已向各国首脑呼吁积极商讨创设如此的储备机构。时机已经成熟。
我的第二个提案是，为了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设置如国际合作税的融资机制等，将筹到资金用以克服贫穷、改善保健服务和卫生环境。
200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上，各国活跃地就此目标展开讨论，以保健领域为中心的几个制度马上就要开始。
现在已经成立的机制，有资助免疫预防接种计画而拯救了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国际免疫筹资机构”（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 IFFIm），和支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传染病的“机票税”（Air Ticket Levy）。这几年，关心的国家也在增加，在2006年成立的“资助发展协作税的主导组织”（Leading Group on Solidarity Levies to Fund Development）就有五十个以上国家参加。
而“货币交易税”、“二氧化碳排放税”等的导入也在检讨中。作为二十一世纪可媲美马歇尔计画（Marshall Plan）的人道基金的一环，希望有更多的国家踊跃参与。
迎向“联合国第四届关于最不发达国家会议”（Fourth UN Conference o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于2011年召开的今天，我们急需加紧对话，让联合国能实现其千年发展目标。我们也必须铺设覆盖全球社会的紧密安全网，保护社会上的 弱势族群，确保他们于该发展目标预计将完全实现的2015年之后的生活。
“最低层的十亿人”是去年联合国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是指世界最贫穷的人口，囊括无法从全球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五十八个国家的人民。这问题显示出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仅凭出身地而被下定论的不合理社会现象，而这沉痛的事实无论如何都必须被纠正。
假如我们尊重人的尊严，拥有一种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谓的甚至原始社会也存在的“怜悯”的感情，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去解决这问题。
诺贝尔奖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其说贫困就是低收入，倒不如说是基本能力被剥夺。”（《发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对于“最低层的十亿人”来说，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国际社会的支援，令他们能自力走出这困难恶劣状况。
日本战后复苏过程可供世界借监，因此日本应该积极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让全球人类能享有和平，活得尊严。
齐心废除核武器
我的第三个提议，是建立一个国际行动框架，集结众人之力，为了共享和平而废除核武器。
首先，我提议拥有世界上95%核武器的美国和俄国，应该立即重新展开核裁军谈判。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并没有赋予五个有核武器国永久拥有核武器的特权。
关于NPT第六条的重要意义，我要引用国际法院法官穆罕默德・贝贾维（Mohammed Bedjaoui）去年所讲的话。他是1996年国际法院就使用核武器提出劝告意见（注解4）时的首席法官。
“真诚善意是国际法的根本原则，缺其则所有国际法就无法立足。”
“真诚善意要求各个加盟国，在个别的行动中，以及在与其他加盟或非加盟国的合作中，采用一切积极的措施，使国际社会更贴近核裁军这NPT的目的。”（《落实核武器公约的步骤》，Steps Toward a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
也就是说，NPT的信赖，是建立在有核武器国出于真诚善意的行动之上。鉴于此点，贝贾维法官说，没有正当理由而不进行裁军谈判，是从根本上游离“真诚善意”的举动。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数名美国政要，连续两年发表了建立“没有核武器世界”提案，激起了针对核裁军的议论，甚至在几个有核武器国内也备受争议。
去年，美国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总统期间，提出要解除美俄间弹道导弹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说要与俄国商讨如何大幅度地共同削减两国的核武器及核材料。
另一方面，俄国的梅德韦杰夫总统也强调制订新核裁军条约，来取代将于2009年12月无效的美俄《战略武器削减条 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1）的重要性。普京总理也提出他支持核裁军的见解，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潘多拉盒子盖上”。
我们不应放过这个机会，我呼吁早日召开美俄首脑会谈，大胆地达成裁军的基本合意，在2010年NPT审议大会召开之前，向世界展示双方在核裁军方面的诚意。
具体地说，两国应缔结新的核裁军条约，制定超过START1的削减规模，譬如考虑2000年俄国曾向美国提出的将核弹头削减到一千枚的削减方案。
另外，两国也要努力开始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方案，例如美国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的批准，及《禁产条约》（全名：《禁止生产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的谈判等等。
进一步，在美俄达成协议之后，我呼吁再定期召开包括美俄在内的五个有核武器国的首脑会议，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商讨如何有效履行NPT第六条所制订的裁军义务目标。
只要有核武器国家以真诚善意来开始其裁军活动，就可以推动没有加入NPT的其他国家去参与冻结核武器及核裁军行动。
同时，落实旨在全面禁止使用、制造、拥有、部署、转让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 NWC），亦是另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曾在199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核武器示范公约》（Model Nuclear Weapons Convention）。该公约由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草拟，在修订后正式成为联合国发派各国的公文。去年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吁请各国针对NWC进行协 商。
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政策一向是有核武器国持有核武器的藉口，也成为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的理由。建立新国际规范，促使每个国家都无例外地竭力于全面禁止核武器是至关重要的。
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在逝世前年的1957年9月，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强烈谴责核武器的使用。户田会长指出，“国家自我主义”（national egotism）挑起对核武器的慾望，对人类的未来构成严重威胁。
舆论认为很难使有核武器国加入NWC，又假如没有它们的参加，公约将会变得有名无实。但这也并不是没有一丝光明。包括印度、英国等部分国家的政府，已经公开表明有必要终止核武器的观点，虽然还附带着各种条件和限制。
另外，虽然还没有生效，CTBT促使非加盟国家也宣布暂停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同样地，NWC也可以成为以某种形式抑制有核武器国的国际规范。
即使有核武器国未能立即为成立NWC展开谈判，它们可以在限定的区域上进行，来证明它们拥护核裁军潮流的诚意。例如，完成批准现存的《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和开始进行我在去年倡言中呼吁的制订《北极无核武器区条约》等等。
实际上，期望“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呼声不断高涨。去年在包括有核武器国的二十一个国家举行的舆论调查中，平均有76%的人认为有必要制订国际公约来禁止核武器。
全球人民必须仿效《禁雷公约》（Mine Ban Treaty）和《集束弹药公约》（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的拟订过程，以较之更强的气势齐声呼喊、团结一致，实现NWC。
去年，由于全球舆论一致极力反对使用集束弹药，致使《禁止集束炸弹条约》以异常的速度获得批准。而所有武器之中，核武器是最惨无人道的武器，所以我们要宣扬人道主义，使它的旗帜在国际社会上高扬，来战胜既有的军事理论。
2008年12月，由卡特前美国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前苏联总统等联名，在巴黎举行了废除核武器运动的“全球零核”（Global Zero）的创立大会。认识到没有国际舆论广泛支持，是不可能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运动筹划在2010年1月召开由各国首脑及市民代表参加的“全 球零核世界峰会”（Global Zero World Summit）。
我长年来一直呼吁召开如此的裁军国际会议，期望明年的会议圆满成功，成果丰硕。也衷心期望明年召开的这个世界首脑会议，与NPT审议大会，能为协商NWC铺路。
在与代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博士对谈时，我难以忘记的是，博士强调解决核武器问题需要民众强烈的拥护，和全世界政府确立“自律否决权”来放弃拥有核武器（《展望二十一世纪》）。
“自律否决权”正应该是NWC的基本精神。核武器是威胁人类生存权利的“绝对恶”，它不仅威胁国家安全，也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严重影响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与尊严。NWC必须建立在这层理解上。
深信扩展这一观点，才可使全球的裁军反核运动得到有效成果，才可让全人类认识到不应把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建立在他人的恐惧与痛苦上。
尤其近年朝鲜及伊朗的发展核武器问题受到全球关注，我认为需要继续努力缓和该等地区的紧张局势，耐心构筑相互信赖，来驱除日益增长的不信和一触即发的危机。
自从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后，这一直成为我们SGI的行动指南。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核武器是所有人的切身问题，SGI由 2007年起开始推行“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People’s Decade for Nuclear Abolition）。其中活动包括主办“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展”，以及创价学会妇人部收集妇女的原子弹爆炸受害人体验，将之制成五国语 言的DVD（片名：《和平的呐喊：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妇女体验谈》）等。
2010年是户田会长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希望能以实现NWC来为他祝贺。SGI将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例如推动“国际废除核 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ICAN）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师组织”（International Physicia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War, IPPNW），在国际社会提高民众的反核意识，并把重点放在由妇女和青年发起的活动上。
展望未来
联合国是人类经遇过两次世界大战悲惨经验后，为了促进人类携手合作，共同处理全球问题而创立的据点。因此在最后，我想提出一些强化联合国的建议。
从各种角度观察了这人类议会六十多年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 Kennedy）的大作《人类的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是一本非常出色的着作。他没有把联合国的历史仅仅当作国际政治史的一个侧面来描述，而写出了人类为了建设共存共荣的未来，本着同一的目 的联合起来，创设了一个国际机构的故事。
换句话说，就是肯尼迪描述了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人类现代史，写出了人类如何不怕艰难险阻，向各种难题挑战来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念，这种人道竞争的历史。
联合国今后能否完成其宪章所托付的使命呢？肯尼迪认为：“为了人类普遍的善及长期利益，我们能否克服自身的恐惧及利己主义？二十一世纪大部分的历史，全看我们大家如何共同对应这一挑战。”
从这一点展望联合国的未来，首先必须要考虑到的，就是与民间社会建立强韧的合作体制，来支撑其活动。
作为朝向这目标的主要一步，我提议联合国设立负责处理“民间社会关系事务”副秘书长一职。这个副秘书长的职位应该是常设的，主要任务 为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职权必须包含能参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事务、人道主义事务、发展运作等四个执行委员会审议过程的特权，以确保民间社会 的意见有被听取的机会。
我并非第一个发表如此建议的人。前巴西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担任主席的“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关系知名人士小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United Nations-Civil Society Relations），在2004年提出的报告书中也发表过类似的提案。
报告书中指出：“民间社会对联合国来说已经变得至为重要，所以跟民间社会协力合作并非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要。”就是说，不应该总是把非政府组织当作旁观者，而应该看成不可取代的支持联合国的夥伴。这才是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生命线的所在。
盼望这样的改革将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使联合国更加贴近民众，正如《联合国宪章》序言的开头所言：“我联合国人民……”。
另外，我建议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一个“展望全球未来”的部门。这部门将负责为联合国策划今后的发展路线。我相信，这将让联合国的目标更明确、精力更集中。
1991年当我在哈佛大学就软能讲演后，经济学家肯尼士・博尔丁（Kenneth E. Boulding）博士作为回应嘉宾发言。他谈到正统性（legitimacy）具有促进融合（integration）的力量，也指出国家从过去的荣耀 中寻求正统性，而联合国需要在为人类展望未来之中成立其正统性。
目前正和我在一份日本杂志上进行对话连载的安瓦尔・K・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前联合国副秘书长，也对联合国缺少这样的部门表示关心。他指出，联合国系统内的各个部门不是例行各类日常职务，便是负责协调或举办各 种活动，但却没有一个未雨绸缪的部门专门预测人类可能面临的课题。
我也同样对此感到忧心。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必须增设预测未来五十乃至一百年后的世界状况，事先拟定应对策略的智囊团。我想在此重申，这些应对策略必须反映妇女和身为未来主人翁的青年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开发青少年的能力也应被列入考量之中。
“展望人类未来”是联合国的创设宗旨。我于1996年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如何能使联合国变得更强。今后也将继续全力支援联合国这唯一代表全人类的国际机关。
此外，我创立的波士顿二十一世纪研究中心和东洋哲学研究所也将不懈地推动“文明间对话”和“宗教间对话”来凝聚人类的智慧，以协助联合国解决当前的各个全球问题。
无论遇到多么困难的课题，我深信要采取的第一步就是对话。出于同样身为人的立场，只要开心见诚地对话和交流，必定可以超越相互间不同的立场和差异。
从其成立开始，联合国本身也非常重视对话。肯尼迪把联合国比喻为一把三条腿的凳子：第一条腿是为确保国际安全措施；第二条腿是改善世 界经济；第三条腿是提高各国民族间的理解。他接着强调：“无论其他两条腿多么坚固，如果不提出增进人民间政治和文化理解的方案，那么这个制度就将失败、崩 溃。”
推进相互理解是现代的重要挑战。联合国订定今年2009年为“国际和解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Reconciliation），2010年为“国际文化和睦年”（International Year for the Rapprochement of Cultures）。明显地，联合国视“宽容”和“对话”为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两大要素。
近年，加沙、苏丹和刚果等地爆发了一连串流血冲突，世界各地也频频发生武装冲突和内战。国际舆论必须一致要求通过对话和外交管道来化解冲突。为了解决这些棘手问题，联合国必须发挥其领导作用，而各国也有必要进行紧密合作。
我们要切断暴力与憎恶的连锁，构筑向着“和平文化”共存的地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和平与有尊严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美好的二十一世纪。
对话－－创造的新泉源
对话有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有把暴力文化转变为和平文化的志向，这是任何人于何时何地也可以进行的挑战。
我对对话的力量深信不疑。在1974至1975年对立气氛高涨的冷战时期，我怀着这信念，多次前往中国、苏联和美国拜会当地领导阶层，以一介平民身份，尽己所能缓和当时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之后，我一直为架设国际间友好与信赖的桥梁努力至今。
当我在1972年和73年跟汤因比博士对话时，他鼓励我继续跟各界人士进行对话。博士以一百年、一千年的单位综观人类历史的兴亡，提出“挑战与应战”这一历史观。他注视共存于所有人性中的对话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开启新历史的原动力。
博士在1956年于日本的讲演中，曾论及人的自由这问题。他指出人类的历史上，可以发现某种法则管制历史的反覆轮回，从而提出文化兴亡大概有八百年的生命循环。但他强调，人有某些现象并不符合该定型循环。
“人的所有现象中，有一种范畴是并没有规定的循环定型。这就是人格与人格之间的邂逅与接触。也是通过这种邂逅跟接触，产生出真正的新创意。”
正如开头所叙述那样，当被特定的思想形态或民族宗教等框架所束缚，成了“抽象化精神”的俘虏，人就会陷于“时代潮流”的历史浅滩上， 只会左右徘徊而不能向前迈进一步。反过来，假如我们揭去相互表面上无造作地贴上的标签，以一个人格面对面地、铿锵有力地不断发挥对话的精神，就可以产生汤 因比博士所描述的、能塑造历史的“水面下的缓流”（《面临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
以这个确信，藉由和许多不同领域的有识人士和领导人会谈，我全力搭建异文化间的友谊之桥。我要突破分断人的各种围墙，甚至在思想形态对立的国家之间展开对话交流，长年的努力结晶为至今所出版的五十余册的对话集。
回顾创价学会是在1930年世界形势险峻时期诞生，SGI也是在1975年危机四伏的年代起步的。从那时起，我们以牧口会长的“人道 竞争”理想，及户田会长要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的热烈愿望为目标，一贯开展支持联合国运动的同时，每个人作为好市民，通过勤恳对话的草根运动，去扩大 “和平文化”的沃野。
以实现人道主义和大善为共同目标，我们SGI的市民网络已发展到世界一百九十二国与地区。户田会长跟我展望的“创价学会要成为触发人，使人自强的大地”这目标，已经逐步在实现。
我们胸怀自豪与使命感，决意以2010年创价学会创立八十周年、SGI成立三十五周年为目标，凭藉对话之力量，在全球民众间推广友谊和连带，构筑和平与共生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