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性的宗教创建和平（2008年）
2008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迎接第三十三届“国际创价学会（SGI）日”，我怀着冀求世界永久和平的心情，在这里谈一下我的感想。
约半个世纪束缚着国际社会的冷战构造终结后，新世纪的到来也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但是依然看不到有效的新世界构造出现。
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化学奖获奖人）博士在其生前与我见过四次面，并一起出版了对话集（1990年10月）。为继承他的遗志，我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莱纳斯・鲍林与二十世纪展》。
博士在对话集的开场白中展望未来，说：“一想到今后世界形势的动向，我就心潮澎湃，并增添了勇气。苏联已经开始行动。在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领导下，着实 地掀起了世界裁军的潮流。（中略）人类将首次如愿以偿地沿着『理性』与『道理』的大道上前进。世界由此而开始转变。”（《对生命世纪的探求》）一想到此， 我眼前不禁浮现出这位年近九十岁的和平战士的温馨面容。
遗憾的是，从这以后的发展与博士的期待大为背道而驰。在全球一体化的不可避免的潮流之中，以走在先头的美国为中心形成的“新世界秩序”，虽一时大占风头，但由于不断出现新的冲突而变得日渐衰退，现在则近乎于无秩序状态。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倒转的。如果不排除万难，摸索构筑新的世界秩序，只有不断增加全球化社会的混沌。
尽管如此，各方面也是试行错误地尝试以各种方法来建构新的世界秩序。
1月15日至1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文明联盟论坛”（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Forum）（注解1）就 是其中一例。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就是努力克服文化上的敌对意识。论坛由超过七十五个联合国成员国及国际机构参加。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讲演中说到：“也许你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展望。但是，大家都分享着同一信念，就是文明联盟，正是与极端主义相对抗、排除威胁我们世界的分裂活动的重 要方法。”
另外，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今年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中，提出以重视人性及团结等为核心的文明政策，说“治理二十世纪的方法，是不可能用来 治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为改革的一环，提出新的方案，把现有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扩大，加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五国，发展为十三国集团。
我一直也主张加上中国、印度等国家，让高峰会议发展为“责任国家首脑会议”，使得更具全球化形式来分担责任。因此我对这提案深表赞同。
原教旨主义的复苏
冷战结束后，被高高举起的“新世界秩序”大旗，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与“民主主义”。两者从本身的意思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要在不同的 政治文化中落实时，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岂止如此，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由、民主主义，如果放松继续向上的努力，就会堕落为似是而非的结局。
这点在柏林围墙崩溃（1989年11月）之后的SGI倡言中，我根据柏拉图的洞察进行了表述。
也就是说，“自由”也好，“民主主义”也好，最终会产生出大群的“欲望”之人。当“青年的心灵城堡”崩溃的话，就招来无可救药的混沌和无秩序。为了收拾残局，如同期待着“一只带刺的雄蜂”那样，“民主制”就倒退为“暴君制”（注解2），历史就会变得倒行逆施。
这一警钟绝不是杞人忧天。金融主义的全球化，就像缺堤的洪水，招致世界规模的贫富差距，拜金主义与不公平感蔓延，成为恐怖活动不断扩 大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原因）。历史教训表明，分析恐怖活动和犯罪的构造原因时，不细致地处理，只靠力量来压制，会使事态变得更恶劣。只靠力量 带来的秩序，与无秩序及混沌只是一纸之隔。
作为信仰佛法之人，我最担忧的，就是随着这种风潮，令原教旨主义复苏。
不局限于备受争议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还有种族中心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牵涉到各种原理的教条，都趁着此混沌时代，旁若无人地开始横行霸道。
结局是，万事皆将“原理”、“原则”优先于“人”，“人”成为其仆人。在此不一一细说其详，我认为爱因斯坦所讲的话最能表达其义：“原则是为了人而制订的，而不是为了原则而有人的”。
原理、原则是为人而有的，此事绝不能颠倒。但要贯彻这一铁则并非易事。人惯于依赖原理、原则，因为它能提供快速的“答案”。西蒙娜・魏尔（Simone Weil）曾说，人和社会不断被内在的某种“重力”所牵引，使之逐渐失去自尊，丧失“自我”。
创价学会所标榜的人性主义，能对峙及扼制原教旨主义的复苏，是一种通过不息的精神锻炼，使人能夺回其主角地位的人性复权运动。
纪德的人道主义
在这里想介绍一段描述原教旨主义与人道主义相对峙的令人难忘的轶事。这里讲的是法国着名人性主义大家纪德（André Gide）所发表的关于他访问苏联的体验。
1936年6月，接到他所崇敬的高尔基（Maxim Gorky）病危的消息后，纪德马上飞往莫斯科，而第二天高尔基就去世了。参加完葬礼等后事以后，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苏联各地旅行，这是他过去就一直 希望的。在同年的11月上旬，他将旅行的感想《访苏归来》公诸于世。
感想出版以后，不单在法国，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也掀起了可说是历史性的大论战。
书中，纪德在充分认同俄国革命及以后的苏联发展历程之上，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逐渐冒出的弊病进行了剖析。他许多尖锐的分析，在苏联崩 溃后的现今完全兑现了。但他那些在今天虽然会被认为是非常保守的指责，在当时还是很难让所有人去接受。当时被称做“红色的三十年代”，而且受到与法西斯主 义作战的西班牙内战（注解3）的影响，许多知识份子、青年人一窝蜂似的趋向左翼，把苏联看成希望之星。
正因如此，被认为是左翼成员的纪德的警告，于学界、新闻界、政界掀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正反两面，不如说大多数持“反对”意见，更多人将纪德当成叛徒，令他处于近乎孤立无援的状态。
但是，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纪德没有后退半步，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并断言：“就我个人来讲，与我自己、与苏维埃相比，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人类、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文化。”
我认为他的话清楚明快而一针见血，甚至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性宣言。对于纪德来说，人道主义并非今天那些陈腔滥调再而不能引起共鸣的语感，而是几经磨炼，除此之外再没有正义可言的、一种普遍性的立场。
“与我自己……相比，还有更重要的……”纪德所指的文化，是一种有着普遍价值，能尊重自他、尊重差异与多样性、自由、公正、宽容的精神。为此，他甚至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是这一信念支持着纪德，让他不被当时的潮流所吞没。
这种人道主义的普遍精神，令人联想到佛典中说的“法性的渊底，玄宗的极地”（诸法依据的根本真理）。这种普世的佛性，有时以坐在莲花座上的佛为象徵， 是一种万人俱备、清净不朽的心性。佛法人性主义的基本主张重视人的尊严，指出各种宗派主义主张的不同，民族、种族的不同，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是流动而 不是死板的，时而需要整理其阶级顺序，来构成一个最适合人生存的社会。这里重视的不是“原理”，而是“人”这个主角。
因此，佛典中有说到：“此云八万四千法藏，皆悉一人身中之法门也。然则，八万四千法藏，是我身一人之日记文书。此八万法藏孕怀于我心中，以我身中之心，思于我身之外，求佛、法、净土，是云迷也。此心，值善恶之缘，而造出善恶之法。”（日莲大圣人御书589页）
“八万四千法藏”虽指释尊一生的说法，但从广义来说，也就是指包含着所有“差异”的世界。这世界其实就存在于我们心中。了解到这一 点，就要努力超越一切“差异”，达到万人平等的境界。这境界应该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的归结。所有原教旨主义都将这一点颠倒，只重视“原理”而非重视 “人”。
还没有结果的挑战
半个世纪以前，将一生都奉献给研究、介绍法国人道主义的东京大学渡边一夫教授，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肆吹捧“原教旨至上主义”时，提出了“宗教的人性化”。
“第二次宗教改革，就应该是由新的路德（Martin Luther）、新的卡尔文（John Calvin）来进行。用新鲜的字眼来表现，就是应该推行『宗教的人性化』。宗教的人性化就是指要抛弃一切『鸦片』性质的东西，甚至认识到神也是为人而存 在的。人很容易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机器或奴隶，要对这弱点进行反省。不但自己如此，还要教他人如此。对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所有的收获，要阐明其责 任。”（《渡边一夫评论选》）
回顾之后的六十年，乃至最近的宗教状况，不得不说对于这个提问还没有找到答案。最大的证明是，一直与宗教问题经常连在一起的，就是原教旨主义这一词语。
尽管如此，也绝不能将其放置不管。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构筑和平的原动力的宗教，反而变成了战争和纠纷的原因。
因此，我在题为《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的哈佛大学第二次讲演中（1993年9月），强调首先要观察宗教对人所带来的影响，究竟 是使人“变强”还是“变弱”、“变善”还是“变恶”、“变聪明”还是“变愚蠢”。为要真正使宗教变得人性化，我们要把这问题向包括佛教的所有宗教提出。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埃利・威塞尔 （Elie Wiesel）为了究明伴随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盲信与仇恨，以他设立的“埃利・威塞尔人类基金会”（Elie Wiesel Foundation for Humanity）支持召开了数次以“剖析仇恨”（Anatomy of Hatred）为题的国际会议。
他解释其动机为：“如何说明为何至今有许多知识人士败于盲信的诱惑？又如何能使宗教摆脱盲信的诱惑？……有史以来，只有人在忍受着 盲信与憎恶之苦，而也只有人可以铲除它。在所有的创造物之中，只有人能够和会犯下这一罪行。”这是他发自良心的呐喊，是对宗教人性化的恳切冀望。
少年时代，威塞尔在奥斯威辛与母亲、妹妹失散，后来又在布痕瓦尔德目睹了父亲的死。这是一个曾亲眼目睹纳粹这最恐怖的原教旨主义的人的话语，多么有分量、多么有说服力。而且，这也是一个我们绝对不能避而不视的课题。
如果不努力去认识和进化，只执着于固护一己之派系的话，那么这种宗教就会把人的精神性削“弱”，使其转向“恶”，变得“愚昧”，而增 加其“鸦片”的部分。结果只会助长战争与纠纷的发生。这就是威塞尔所指的原教旨主义的倾斜，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宗教的负面，其数不胜数的例子就不用 一一枚举了。
“宗教的人性化”就是二十一世纪摆在人类眼前的最大挑战。探究人类史上宗教与信仰的正负两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在此我不想深入讲述。但至少在考虑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宗教的应有状态时，要紧记宗教是为了人性的向上，为和平与幸福而有的这一点。
历史学家米什莱提出的宗教观
就此，我一直关注着十九世纪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宗教观。
米什莱出生的时代是被称作东方文艺复兴时代。正如于其数世纪前欧洲文化的复兴受到古希腊、罗马文明较大的影响，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则 热衷于印度、波斯等东方文明。这正是从时间与空间的次元，要摆脱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观的时代。也许当时的时代精神与今天全球化的环境有相类似的地 方。在其着作《人类的圣经》中，米什莱这样论述：
“这是何等幸福的时代啊！地球的灵魂，因电报通讯线，而得享和谐，变得融合圆满。人们透过历史的连贯线，看到过去不同的年代，感受到那曾经存在的互爱精神。他们都感到高兴，因他们知晓地球的灵魂以往也有过相同的精神。”
“电报通讯线……”这种表现令人联想到今天的网路社会。十九世纪前期，是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黎明期。加上米什莱个人的乐观资质，几乎是无止境地，于无 限大的时空次元对未来的文明世界充满着正面的期待。但，正如三十数年前罗马俱乐部报告书《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的警告那样，米什莱的当时，与我们这被称为近代文明“斜阳”的时代，正好成了显着的对照。急速发展的网路社会，资讯科学的泛滥，反而逐渐削 弱了人类的交流，让“地球的灵魂”得享和谐的乐观状况已经不可复得。
这意味着米什莱的时代，通过把自己的文明相对化，欧洲人觉得人的力量及可能性是无限的，可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精神在米什莱的宗教观也如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他倡导的“宗教人性化”。
对米什莱而言，“人类的圣经”不只局限于新旧约《圣经》，还包括了汉字文化圈和几乎所有文明圈的圣典，如印度的《吠 陀》（Vedas）、《罗摩衍那》（Ramayana）、古希腊的英雄敍事史诗及古典戏剧、波斯的《列王纪》（Shahnameh），还有埃及和亚述 （Assyria）等地的着作。他认为，“人类的圣经”的真正的作者就是人类本身。在对这些着作进行全面比较验证后，米什莱作出了大胆明快的结论：“宗教 是精神活动的一部分，精神活动并不只局限于宗教”。也就是说，他拒绝接受宗教里一切超越人、优越于人的因素，明确了宗教的人性化。
他还宣言：“我们已经看到，亚洲与欧洲是完全一致的，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感受与爱心完全是一样的。因此，人类只有一个，只有一心而不是二心。贯穿空间与时间的大调和，已被永远复原了。”
从充满对人不信、闭塞感的现代来看，米什莱的这番话令人感到全不现实。虽然当时可说是近代文明的黎明期，但也会令人觉得他太乐观和天 真。他所追寻的人性系谱，从古印度和希腊起，经过中世的黑暗时代，到达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所讴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但如众所周知，这系谱受到历史的背 叛。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经历了奥斯威辛、广岛的悲惨经验，令人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是不能轻视的“双刃剑”，归根到底是不能对这种安易的乐观论 表示全面赞成。同时，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上个世纪末苏联的崩溃，为从历史进展的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的进步主义历史观打上终止符号。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做“将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德国谚语）这样的愚蠢行为。正如像米什莱诉说的：“我冀求，让我们更有点人 性。让我们以一种人类从没有听说过的美德来自强自己。”我同意米什莱这观点。我们不能忘记人正是形成历史以及所有事物、包括宗教的主角。我们伸张的人性主 义运动的成否，也取决于我们能否肯定、深化与薪传这思想。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米什莱对人的赞歌，与今天的“人道主义”这一字眼的含义虽相似但完全不一样。现今的人道主义，意味暧昧，没有骨 格，感情用事而流于脆弱，而米什莱的却是有魄力和干劲。换句话说，前者并非进行真正的解放人类，对人不断增长的利己主义也完全缺乏节制，相反地，后者俱备 着强烈的自律精神。
在《人类的圣经》的结尾，米什莱写出他继承了人类史的正统，说：“一种光的奔流、一条『法』与『理性』的大河，从古代印度开始流到 1789年。……各个时代都一样，不朽的正义从自然与历史的坚固基础发出光芒。”他以“法”、“理性”、“正义”为骨格，自律，自我改革，并自豪地宣言要 成为历史的倡导人。如果把他对人性的赞歌比喻为“离心力”的话，那么上述这种自律改革的能力也可说就是“向心力”。只有这两者的均衡，才可以使人的心灵保 持健康与平衡。
虽然米什莱所说的“法”在意义上有一些不同，但我认为这与佛教所宣导的“自归依、法归依”的构图有重叠的地方。在《大般涅盘经》 中，佛陀对阿难说：“阿难！汝等当自为洲，汝等当自归依，勿他归依。当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勿他归依。”可以看到，过去也是如此，现今也是如此，人要想 成为生活的主角，要想活得更有人性，则必须以某种“法”为依据。
超越“部分正义”的诱惑
尽管如此，历史并不是向着米什莱所设想的方向前进。正如前边已经讲述过的那样，渡边一夫说到，“人的弱点就是很容易成为自己的创造物的机器、 奴隶”。这种弱点，正如马塞尔（Gabriel Marcel）所说的“人会自己违背自己”，使人丧失了成为创造历史主角的地位。二十世纪，思想体系变得绝对化，也刮起了疯狂的战争与暴力的风暴。这不是 米什莱所讲的普遍的“正义”，而是各种个别、部分的“正义”，冲着人的弱点，强词夺理地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相互冲突争斗起来。这正是走向原教旨主义 的绝好机会。人看不清这些“部分的正义”会把他们导向如何的一个惨剧，只是抵不过眼前的引诱。
为了阻止人类走向原教旨主义，我主张人性主义不应该躲避和放弃与恶的正面对抗。人道主义含义有着和平、宽容、温和的正面，同时也有易于妥协、不够热衷的负面。就是说，不够力量与原教旨主义对抗。
毕生与纳粹对抗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宣言需要一种“战斗性人道主义”，说：“今天所需要的是一种战斗性人道主义。一种清楚自身的价值，明白到绝不允许自由、宽容及怀疑的原理被毫 无廉耻并不择手段的盲信所滥用和践踏。”（《告欧州书》Achtung, Europa!）
渡边一夫说曼的这本书是他于动荡时期首先放在床头，接下来就经常放在背包里的座右铭。
纪德非常崇扬曼的“战斗性人道主义”，把它称谓 “最正当的人道主义”。可说，这与纪德把其作为“比我本身、比苏维埃更加重要的”普遍的人道主义出自同一想法。
我认为这与佛法的人性主义精神斗争也是异曲同工的。我们SGI的佛法运动在全世界得以推广，并得到广泛的支持，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所推行的是普世的人性主义，超越宗派和宗教原理。可说，我们从正面在向“宗教人性化”这文明史课题挑战。
另外，说到人道主义的最大武器，就不能不归结到“对话”这交流手段，一个人类史上万古常新的课题。对话本来就是人的一种本质，放弃对话也等于放弃做人的资格。没有对话的社会，只会变成墓地一样静寂。
人要成为具有聪明才智的理性人类（homo sapiens），就必须同时是能掌握言语与对话的言语人（homo loquens）。综观过去的历史，言论与对话经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要条件。苏格拉底曾说：“厌恶言论——这是人可以犯的最大罪恶。厌恶理论 （misology）与厌恶人类（misanthropy）出自同源。”（《裴多篇》Phaedo）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 （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指出人就是“我们共同生存与对话的真正夥伴”（《人是什么》），认为人生活的中心要素就是对话。
对话才是宗教的生命线——基于这个信念，我曾与近七千余名有识之士、各界领袖进行了会谈，出版了以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为首的达五十多册对话集。其中包括基督教文明圈、儒教文明圈，还有日本比较少接触的伊斯兰文明圈、印度教文明圈的代表；也有旧共产圈 代表。另外，不局限于人文系、还有物理、天文学等理工科系的专家。
正如佛教所讲的“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样，我本着佛法的人性主义，超越国境、宗派、思想体系、种族、民族、学问之间的障碍，与不同领域架起对话的桥梁。我祈望把普世的人性主义昇华成这时代的精神，以对二十一世纪文明作出贡献。
SGI也经常参加及推进宗教间对话。七年前，在9・11恐怖事件发生后，SGI代表佛教界参加欧洲科学艺术学院（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召开的讨论会，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代表进行四大宗教间对话，共同摸索为和平做贡献的道路。
基于此点，我创立的东洋哲学研究所、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也一直积极推进“文明间对话”、“宗教间对话”活动。
特别于宗教史上，经常会出现盲信与不宽容的一面，完全游离对话精神。这时，抛开教义信条、满溢自律和理性的对话，才是宗教的生命线。 背离对话，就可以说是宗教的自杀行为。因此我们SGI，在推广以佛法为基础的人性主义时，无论遇到多少疯狂、自以为是、不信等的障碍，也绝不降下“对话” 这一人性主义的黄金旗帜。
中途停止的就不称为对话。真正的对话是没有间断、持续的对话。要如此发挥言语人类的真正价值，就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精神斗争，需要 将人的美德，如“坚强”、“善良”、“智慧”等显现出来。真正的宗教，即所谓的“人性革命宗教”，应能促进这些美德的显现。因此，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中，我 根据这一论点，阐述了大乘佛教于二十一世纪文明能作出的贡献。
人权架构
接下来，本着上述的人性主义，我要就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课题提出解决的方案。
为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悲剧不再重演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今年已迎来其六十周年。
“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宣言以这崇高的一节为开 头，由总共三十条构成。其涉及自由权、社会权的宣言，给后来各国的政策带来极大影响。这是形成关于人权的诸条约、制度的基础，是参与人权运动的人的勇气和 希望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世界开始重新起步时，高举“人权普遍性”理想、和“没有恐怖、没有贫困世界的到来”为目标的人权宣言，与《联合国宪章》并列，发挥着领导人类迈向共存共荣的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除了《世界人权宣言》所伸张的“超越国境的普遍性”的横轴以外，我认为还需要一个“超越世代的责任感”的纵轴，来展望人类未来的幸福，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地球社会。
本着这意识，这次将就“保存地球生态系”、“人的尊严”、“持续的和平制度”这三个主题发表一点意见。
保存地球生态系
第一个主题是关于“保存地球生态系”的提案。
去年，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而相继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报告。
一份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的《全球环境展望：环境与发展》（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第四版评估报告（GEO-4）。根据这份报告所指出的，尽管有的地区大气污染得到改善，但是，从地球整体来看，每年有两百万人以 上过早死亡的原因是大气污染。除此之外，保护人类不受有害紫外线照射的臭氧层，也在南极出现历史上最大的空洞。另外，全球规模的人均用水量也减少了。在生 物多样化方面，有一万六千多种以上的生物面临灭绝危机。
也就是说，比较简单的问题在各地都开始着手解决，而复杂、深刻的问题则依然保留着。因此应该尽早想出解决的办法。
另一份是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注解4）总结的《第四次评估报告》（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近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急剧增加，近五十年全球变暖的速度大约是过去一百年的二倍。预计二十一世纪末气温最大可能上升6.4度。
这样下去的话，在北极地区冰层不断缩小的同时，酷暑、热浪、大雨等极端性气象发生的频率可能大大增多。这是对今后人类生存基础受到显着威胁的警告。
在国际政治场合，在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动继续被列为议题，2007年9月在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化方面的高层会议”（High- Level Event on Climate Change）等，对环境问题紧迫性的认识也逐年加深。但是，从国际社会共同采取行动的观点上，现在还不得不承认是个大课题。
地球生态系的保存是超越国境的全人类共通课题，如果每个人没有“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的强烈自觉与责任感，要寻找解决的方法是很困难的。
过去，牧口常三郎创价学会首任会长曾讲述人要认识到自己有三种身份，就是紮根在社区的“乡土居民”、形成国家的“国民”、以世界为人 生舞台的“世界公民”这三种。同时敦促到，基于此认识，人不应被国家利益所束缚，而应作为“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拥有为人类服务的意识与涵养。
这正是SGI提倡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Education）的基本理念，并正在和有关机构、其他NGO（非政府组织）一起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努力。
而今天，联合国正是可以推广这种“地球利益”、“人类利益”的中心存在。
到目前为止，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促进、调整环境问题而努力。而且该规划署除了兼负与环境相关的公约秘书处的作用以外，于全球还拥有六个区域办事处，继续为推进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全专案而不断努力。
根据过去取得的成绩，为要更好地处理日趋严重的地球环境问题，加强环境规划署构造的呼声不断高涨。去年2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理事会会议／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UNEP Governing Council/Global Ministerial Environment Forum）上也取得了共识。在指出加强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分析及调整环境条约的机能的重要性的同时，还提出让该规划署升格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的意见。
我也是从以前就考虑到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所应该肩负的重要课题就是地球环境问题。作为其构想的一部分，在六年前就呼吁设立“联合国环境高级专员”。其着眼点就是以联合国为中心，建立起能为解决问题而发挥主导权的体制。
除了需要加强环境规划署的功能以外，我也希望它能改组，发展成配称为“世界环境机构”的专门机构。
我提议进行改组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由于现在只有环境规划署的理事国才可以直接参与该规划署的审议和决议过程，假如升级为专门机构 时，只要成为其成员国，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议论。这与我三十年前提倡的“环境联合国”的内容相近。近年来，确立“全球环境治理”的呼声高涨，因此具备 使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体制益加重要。
接下来想讲一下成为焦点的防止全球变暖对策。
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经过认真研讨，同意到2050年将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但是，实际上消减温室效应的方法，也只是以《京都议定书》为基准确定到2012年的框架。而且达到消减50%，是需要没有加入《京 都议定书》的国家也参与，才可以达到的目标。
上月在印尼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采纳了2012年《京都议定书》结束后制订框架的谈判日程表“巴厘岛路线图”（注解5）。遗憾的是没有写入消减的目标数值，但得到了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中国、印度等主要排放国参加，作为建立防止全球变暖的新框架，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进步。
我呼吁根据“巴厘岛路线图”进行谈判，各国放弃想方设法减少减轻自国义务与负担的负面思维方式，转换思路，积极考虑并参与达成全体所定下的目标。
主要国家率先设定目标，推进有建设性政策，积极支援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全球性地开展友好的贡献竞赛。只有构筑起全球性的合作与团结，才可以设立防止全球变暖的有效体制。
1903年，牧口会长在其着作中呼吁国家间的“人道竞争”。他希望各国能终止为本国争取利益的纠纷状态，携手协力建设共存共荣的世 界。在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时，这一“人道竞争”不正是我们应追求的吗？我强烈希望日本作为7月北海道洞爷湖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议长国，站在时代变革的前列， 呼吁推进这种正面的思维方式。
具体来讲，什么是消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好方法？
我认为，最有效的对策，就是实现“低碳、循环型社会”。第一步就是促进导入可再生能源及节约能源对策。自发地设立目标与努力把它实现，会带来新思维，甚至会诞生新技术。
关于可再生能源，欧盟已经有引人注目的行动。去年3月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作为防止全球变暖对策，督促成员国扩大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为止，把现在欧盟全体利用率的6.5%增至20%。
与此同时，转换为“低碳、循环型社会”的关键就是节约能源对策。我提议，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及取得成果的日本应该加深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努力使东亚成为节能模范地区。
在2007年倡言中，为了指向构筑东亚共同体，我提议首先创设“东亚环境发展机构”，来作为地区合作的模范。首先日本应在节约能源领域中发挥榜样作用，率先行动起来。
为使制度能完善推行，不可或缺的就是民众层次的理解和拥护。
在呼吁制订“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时，我曾强调要解决环境问题和改革制度，是不能 “从上而下”地命令，而是要扩大草根行动，聚集觉醒的民众力量，进行“自下而上” 的改革。
我确信教育就是这草根活动的中心。教育可以启发每个人内在的无限可能性，并且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而是最终可以产生出全球规模的推动时代变革的力量。
2001年， SGI与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制作了教育电影《宁静革命》。还有与地球宪章法推行委员会（Earth Charter Initiative）共同编制“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展，并在各地主办。这些都被用作推行联合国“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教材。
另外，在这之前，由我创立的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也支援了为构筑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理念与指标的《地球宪章》起草工作。
作为保护自然活动之一，巴西SGI从1993年开展了热带雨林再生研究计画，为保护亚马逊河流域生态系而进行植树及采集、保存贵重种子等活动。同时，加拿大、菲律宾等国家的SGI也开展了植树运动。
围绕着植树运动的意义，我曾与绿带运动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 （Wangari Maathai）博士交换了意见。
我们谈到了古代印度释尊曾说到种植树木的重要性；放弃战争、推行仁政的阿育王提倡在街头种树的环境保护政策；通过绿带运动，使妇女的能力发扬光大；“种树”就是“种植生命”，是培育“未来”与“和平”等话题。
仅仅掌握到环境问题，并不就等于推行“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的显赫成果。重要的是，通过植树运动等切身体验，使每个人感受到自身与周遭生态系的相关与尊严，而在自己的生命中树立要保护环境的决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受到马塔伊博士的启发，现正在推行“造林植树，造福地球：十亿棵树运动”。在2007年，于全世界非常成功地种下了十九亿棵树。今年也向着种植十亿棵树这目标在挑战。我希望在推进活动的同时，能令一般人对“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增进理解与协助。
为使“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走上轨道，停止地球环境恶化，重要的是要使更多的人把此当作切身问题来考虑，并踊跃采取行动。为了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我们首先要在个人立场、家庭、社区及工作单位开始考虑与行动。
例如，将这种活动联成一种“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行动网络”，不仅仅是环境问题，也可以扩大至贫困、人权、和平问题等各范畴上，如此，能形成一个坚固的人类团结基础。我们SGI也非常乐意去推进形成如此的行动网络。
维护人的尊严
接下来要讲述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人的尊严”。
我曾与参与制订《世界人权宣言》的巴西文学院阿塔伊德（Austregésilo de Athayde）前总裁出版了对话集（《论二十一世纪的人权》）。其中有一段阿塔伊德前总裁的讲话，令人难以忘怀。
他说：“在进行研讨《世界人权宣言》工作的时候，在考虑面对的许多难题时，我特别费心的是什么？那这就是于世界各民族之间创建『精神纽带』，也就是说，去确立精神的普世性。”
像经济、政治范畴的纽带，会根据情况的变更而遭到毁坏，过于脆弱，不能成为持久和平的基础。阿塔伊德前总裁要探讨的精神纽带，是一种更崇高、广泛，并能牢固地将人类连接起来的纽带。
2008年是采纳《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从去年的12月10日起，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为中心，以一年的时间开展以 “人人享有尊严和公正”（Dignity and Justice for All of Us）为主题的活动，来进一步扩大《世界人权宣言》的意义。各国政府与市民团体不应放过这大好时机，应相互合作去积极推进人权教育等具体活动。
我在为2001年在南非召开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倡言中，曾反复强调维持全球人权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在完成“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后，很高兴看到从 2005年1月开始，联合国开始了“世界人权教育方案”，这种继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尊重人权的讨论不应仅仅停留在政府之间，而应深深紮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成为一种世界共通的、尊重人的尊严的“人权文化”。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推广人权教育与学习，也是为改革联合国而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于去年9月，该理事会决定起草《联 合国人权教育和训练宣言》。如果这一宣言被采纳，就意味着在《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两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等国际法上的人权基准又添加了新的内容。
正如上述，希望这一重要宣言紮根于人的现实生活中，有助于落实“人权文化”，并充分考虑到市民社会的观点。
在此，于制订宣言的草案时，为了能广泛汇集市民社会的声音，我强烈呼吁召开以人权教育为议题的国际会议。
就人权教育而言，到目前为止虽然召开过地区性会议，和由专家参加的小型会议，但是还没有召开过世界规模的国际会议。从这点来看，也想尽早召开由民间社会主导的，以民间社会为目标的世界性“人权教育和训练”的国际会议。
会议上还可以就新的联合国宣言进行讨论，和对“世界人权教育方案”今后的发展方向踊跃交换意见。
接下来想讲述关于联合国着手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这目标是到2015年为止，将受贫困、饥饿之苦的人数减少一半，确保在维护人的尊严上不可缺少的生活和社会基础。去年联合国调查表明，现在只达到了该目标一半的程度。
调查指出，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初等教育的入学率，极端贫穷的人所占的比率和儿童死亡率均有改善。虽然如此，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要想及时达到千年发展目标是困难的。
去年7月，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巴西及加纳等各国首脑签署了英国首相布朗倡议的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宣言，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共同的政治意愿，确认要尽早确立“正确的政策与正确的改革……连同充裕的财源”体制。
在这里，鉴于联合国将从2005年到2015年开展的“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而把今年确定为“国际环境卫生年”，我提议应该以确保安心用水及整顿卫生环境为中心，努力确立以正确的政策及正确的改革使财源一体化的体制。
现在，有超过十亿人口没有安全用水的权利，有二十六亿人不能利用充分的卫生设备。其结果是，每年有大约一百八十万儿童由于痢疾等传染病而丧生；许多妇女、少女每天都要为打水而花费时间，引致于雇用及教育上性别不同的差异状态不断扩大。
另外，加上安全用水及卫生设备不足而引起的日常生活中身体不适等，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长期化，人们陷入到“贫困的连锁”之中。
联合国开发计划也将克服水与卫生相关的危机定为二十一世纪前期重要的人类发展课题之一，并强调指出如果这一对策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对于千年发展目标也是有利的。
他们估计，要想达到水及卫生设备的目标，估算需要大约一百亿美元的追加金额，但这只是等于全球八天的军费。
《2006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与定义狭窄的国家安全概念不同的是，从确保人类安全的角度来看，将少额的军费支出转用到水及卫生设备上的投资，将获得很大的回报”。
2002年设立的“全球抗击爱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Malaria），就是资金框架获得成功的好例子。
其最大的特徵在于不事先根据地区、疾病分割预算，而是根据各国的需要制订计划，经过审查而进行财政上支援这一重视“发展中国家所有权”形式。
参加运作的理事会除了各国代表以外，还有民间组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NGO、感染者团体代表等。他们具有同等的投票及发言权，形成能更广泛听取及反映民意的体制。
参照这一资金框架的特色，我提议创立“生命之水”的世界基金，集中对策来改善威胁人的尊严的情况。
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Haq）博士是以最先提出“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而闻名于世。1997年6月，博士在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主持的国际会议上做主题讲演，强调指出“人类安全这新课题，与其在下游与悲 剧的结果进行对峙，倒不如在其发生的上游处理，如此较容易、有人性、更来得节省”。
哈克博士在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开展活动的初期，就对该研究所寄予期望。他是“人类发展”概念的倡导人，也是两年前该和平研究所 开展的“人类发展、区域冲突、全球治理”（Human Development, Regional Conflict and Global Governance，简称HUGG2）计划的核心人物。
博士指出，人类安全应具体地反映在其生活上，例如“儿童不会死亡”、“疾病没有蔓延”。从这意义上看来，千年发展目标不应把达成目标作为其最终目的，而应该最终使受痛苦的人的脸上恢复笑容。
想让地球上悲惨二字消失，这是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的热切期望。以恩师的和平思想为渊源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后将以千年发展目标及可持续发展课题为首，努力召开为促进“全球性人类发展”的国际会议及研究。
非洲世纪的人的尊严
为了构筑尊重人的尊严的地球社会，以下我要把焦点转到非洲大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持久和平和可持续成长为目标，以非洲联盟 （Africa Union）为其核心，非洲各国开始了新的挑战。AU是改组自过去的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for African Unity），于2002年7月成立。非洲联盟由五十三个国家地区组成，是世界最大的地区性组织。除了作为其最高机构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及由来 自各加盟国的代表组成的泛非议会之外，也包括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经济、社会及文化理事会，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等组织。
我一直相信，二十一世纪会是非洲的世纪，本着这信念，我一直以来与非洲各国首脑及有识之士进行对话，扩大民众间文化和教育交流。我衷心希望非洲联盟能为非洲人们带来成功的硕果。
我相信，“非洲的复苏”也是世界与人类的复苏之路。
事实上，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非洲为世界提供了很多珍贵的改革实例，值得世人借镜。例如南非曼德拉总统的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组 建真实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马塔伊博士的环保运动及妇女授权（empowerment）运动。这些成功例子在世界各地引起注目，并带起了同样的改革。
近年，非洲许多国家开始停止其内战及纠纷，踏上向文民政权转移的过程，经济也开始好转，出现光明前景。
当然，比起非洲所肩负着的各种问题，这些改善可能只是九牛一毛。如在达尔富尔（Darfur）地区和索马里（Somalia）的纠纷，还有长年的贫困及难民等问题。从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进展状况来看，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像是遥遥无期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不屈于多年积累下来的负的遗产，非洲各国开始相互合作，发挥潜力，向着指定目标按步就班地向难题挑战，这里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非洲发展新夥伴计画”（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就是其中一个具体措施。非洲各国领导人，立足于“非洲发展的关键掌握在非洲自己的手中”的信念，建议设立这体制，来推进和平、安 定、民主主义，安定经济运营，和开发人的资源。重要的是今后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
2008年5月将在横滨召开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会议（Four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简称TICAD4）。这会议源自日本的提议，与联合国共同举办，自1993年开始每五年召开一次，届时将有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国 际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的目的是对非洲现有的问题达成共识，并寻找解决办法。
这次会议上，我特别希望能就如何培育发展非洲青年的实力这视点进行讨论。为了斩断世代相承的贫困及恶劣环境的恶性循环，希望通过改善非洲青年的各种现状，最终能成为一种对全民积极和踏实改革的突破口。
到目前为止，TICAD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支援培训中心、职业培训等人材教育，取得出色成果。参考这些成绩，我提议TICAD下一步设立非洲青年夥伴计划，积极培养伸展青年的才能，让他们成长为今后勇于挑战非洲面临各种难题的人材。
我希望能形成一个青年的交流网络，让非洲青年能与日本以及世界的青年进行深入交流，让他们能认识不仅仅局限于非洲的问题，而共同面对 地球上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今年是“日本非洲交流年”，预定有许多交流活动。希望也能成立一些让日本与非洲各国青年、学生定期进行交流的制度。
创建和平的基本潮流
我从冷战对立不断激化的时代开始，为了阻止军事扩张，缓和紧张局势，在呼吁召开美苏首脑会谈的同时，亲自通过对话与交流，努力展开民间外交活 动。除美苏以外，在中苏关系恶化时（1974－75年）也相继访问了美苏中三国，和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柯西金总理（Aleksei Kosygin）和基辛格国务卿（Henry Kissinger）相继进行会谈，望能为改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阻止毁灭全人类的全面核战，和终结分裂世界、使民众生灵涂炭的各种战争。冷战终结后，虽然上述危机减少，但随着核武器的扩散，近年来新的威胁层出不穷。
2007年的倡言中，我呼吁创立“国际核裁军机构”，推进不依存于核武器的安全，和确保各国履行核裁军。
在推进裁军的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要国际社会认同“核武器不合法”的意见。
作为其中一环，我注目于2007年8月由加拿大帕格沃什组织（Canada Pugwash Group）提出的“北极无核武器区”倡议。SGI承传户田会长的《 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一直主张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以我们完全赞成支持其宗旨和行动。
北极海域于冷战时代，是东西两大阵营的核潜艇航道，在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地理地位。伴随着全球变暖，假如在夏季北极海域冰层减少或甚 至消失，一定会增加其被军事利用的可能性。至今的北极，被厚厚的冰层所封闭，利用海上航路，开发海底资源都不是容易的事。但随着全球变暖，情况会大为转 变，也会发生利用和开发当地的利害冲突。所以说，应尽快于现时禁止军事利用北极海域，确立其作为人类共有财产的保护体制，通过其无核武器区倡议。
1959年采纳的《南极条约》，除了禁止军事利用以外，也禁止在南纬60度以南地区进行任何核爆炸及处置放射性尘埃。之后，设置无 核武器区的动态，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南太平洋、东南亚、非洲、中亚地区，缔结了禁止在这五个地区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制造、实验、储存、使用、 搬运和进口条约。
今天，无核武器区条约覆盖了南半球陆地的大部分，在亚洲也得到扩展。如此，不仅在各地区内禁止核扩散，也可以加强核武器“不合法”的国际认同。
包括2000年公布的蒙古在内，现在有超过了一百多个国家签署了无核武器区条约，即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表明了赞同应该以国际条约来明确指出核武器的研发和使用是违法的。
我希望能继续增加更多无核武器区，落实核武器不合法化的潮流，而最终能实现签署禁止研发、获取、拥有、使用核武器的国际条约（注解6）。
首先应该以联合国为中心，来制订禁止北极军事化及推进其无核化的“北极无核武器区条约”。我强烈希望，作为唯一原子弹爆炸的受害国，并以不拥有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为国策的日本，应与各国及民间团体合作，积极推进北极无核武器区化的成立。
而且，这一活动在推进防止东北亚地区核扩散上是很有意义的。当前最重要的，当然是通过六方会谈达成朝鲜的完全放弃其核开发计画。于此同时，日本要再确认和坚持其无核三原则，通过与有关国家进行对话和外交努力，积极推进设置东北亚无核武器区这样的更大目标。
无论是核裁军还是核武器的非法化，如果没有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要想冲破现实厚厚的墙壁是不容易的。而为了打开突破口的草根活动之一，就是我于2006年8月发表的联合国倡言中所提议的制订“迈向废除核武器的世界民众行动十年”。
去年，SGI为了纪念恩师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五十周年，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从暴力文化到和平文化：人的精神变革》 展。为了配合联合国裁军与核不扩散教育，从1980年代开始，SGI与联合国和各民间团体合办了一系列的展览，来推广核裁军意识。今后，SGI将会连同帕 格沃什会议和其他志同道合团体、组织，踏实地通过展览和草根活动，争取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努力唤起国际舆论。我们深信，废除核武器，就是高举生命尊严思 想的佛法信徒的社会使命。
作为创建和平潮流的下一个提案，我要呼吁早期缔结“禁止使用集束炸弹（cluster bombs）条约”。集束炸弹是一种内藏许多小型的子炸弹来扩大其杀伤范围的武器，它不仅对于目标地区和物件施行无差别杀伤，而且其未起爆的炸弹在战争结 束后还会继续伤害无辜性命，是妨碍复兴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有二十四个国家地区使用了约四亿四千万个子炸弹，推定有十万人死伤。现今仍有七十三个国家储备有集束炸弹。
以争取禁止使用、制造及储藏集束炸弹为宗旨的NGO集束弹药联合会（Cluster Munition Coalition）成立于2003年，而其运动不断得到扩大。2007年2月，在挪威的奥斯陆召开了以禁止集束炸弹为目标的国际会议，得到四十余政府和 民间团体代表出席。之后，采取于1997年缔结《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时的同样形式，以积极参加的国家和NGO为中心，开始进行被称作“奥斯陆进 程”（Oslo Process）的条约制订工作。
联合国曾考虑把集束炸弹问题也包括在《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UN Convention on Certain Conventional Weapons）的讨论中，但至现在还没有多大进展。
当然我们最终希望争取更多的国家参加，但现今应该最优先实现奥斯陆进程条约的年内缔结。《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成立了十年，而今不 仅成员国，就是非成员国也不能忽视其存在，成了一条符合人道的国际规范。我希望这解决制造和使用集束炸弹的条约，也能于国际社会上起到同样作用。
继对人地雷以后，在民间社会的强大推动下，如果禁止集束炸弹的条约得以缔结，毫无疑问，这将成为使其他领域的裁军向前迈进的强大动力。
东亚不战的潮流
最后，我要展望今后的日中关系，和谈论有关如何创建东亚和平。
今年是日本与中国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三十周年。
1974年，当我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他强烈希望能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我也抱有同感。会面的二个月后，我拜会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传达了我对日中友好的信念及周总理冀望早日缔结条约的想法，取得了他的赞同。
1975年4月我再次访问中国，与邓小平副总理就条约的早期缔结交换了意见，并受托给当时的三木武夫首相转达口信。不久，两国政府间会谈重新开始。1978年8月终于签署了条约，开始了日中关系的新历史。
之后两国间开始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在日渐加深的经济合作方面，现在一年间就有四百七十余万人次相互往来，两国贸易总额超过了日美间规模，成了最大的贸易夥伴。
两国最近定期举行首脑间对话，显示了政治方面也开始构筑良好关系。去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举行首脑会谈，在《日中联合新闻公报》中 表示要“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地球性课题”的方针，取得显着成果。温总理来日时我也和他见了面。会见中，温总理讲到“中日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在我胸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月福田首相访华，与胡锦涛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在环境、能源领域和青少年交流等事业中共同合作。
我早在四十多年前就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奔波。现今看到日本与中国为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安定与发展，向着共同合作迈出一大步，对此感慨万分。
随着日中关系好转，日韩关系也得到改善。这三个国家的良好关系将建立稳定基础，有助东亚首脑会谈变成探讨地区性合作的实际场所。
另外，东盟（ASEAN）也在2007年11月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定、无核武器、消减贫困等目标的《东盟宪章》，及宣言努力于2015年实现经济共同体，开始向着地区联合迈进。
我深信，如果日中韩三国及ASEAN这两个轮子向着和平与共生方向顽强前进，实现东亚“不战的制度化”也绝非梦想。
从2007年起，日本成立了“二十一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以中国、韩国及ASEAN成员国为中心，于五年期间，每年实施招待六千名青少年到日本学习。
我作为长期在东亚开展民间青年教育交流、不断呼吁开展更大范围交流的人来讲，感到无比欣慰，也从心里祝愿该计划圆满成功。
同时，我提议更有效地利用这一活动，让它不仅仅终止在两国的交流，例如邀请联合国工作人员进行交谈，共同学习联合国推行的环境教育、裁军教育，培养青年超越国境肩负下个世代的共识。
人类的未来是在青年的双肩上——这是我与世界有识之士进行对话时得到的一致结论。
恩师户田会长曾说：“创造新世纪的是青年的热情与力量”。我们SGI全员，会谨记恩师的遗训和精神，今后也将以培育青年为最大目标，团结民众，通过草根活动来解决全球性的各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