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变革 地球和平的路标（2007年）
2007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在迎接第三十二届“SGI（国际创价学会）日”之际，我想就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发表一下我的感想。
对核武器表示强烈的愤慨
今年迎来了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历史性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五十周年。在宣言中，他把核武器指为“绝对恶”。
回想起半个世纪前（1957年）的9月，在晴空万里、烈日当空的横滨三泽运动场上，恩师向来自日本各地的五万名青年发表了此宣言，把它作为“遗训”托付给后世。
尽管恩师当时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以满腔的气魄发出强有力的呼吁。这情景就象昨天发生的那样，他震撼人心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我的耳边。
毫无疑问，随着日月的流逝，这宣言将放出更大的光彩。
以下，我要介绍其主要部分：
“现在，世界各地虽然开展着一连串的禁止原子弹或核武器试爆的运动，但我们要更进一步把隐藏在其后的魔爪斩断。我们主张，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不管其是否取得胜利或失败，只要是使用了原子弹，我们就应该判其死刑。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世界的民众拥有生存的权利。而威胁这种生存权利的就是魔鬼、是撒旦、是怪物。”
过去恩师总是反对执行死刑。作为废除死刑宣导者的恩师，为什么要以“判其死刑”来痛斥核武器呢?
这是作为一个信仰佛法之人，对于威胁生存权利、要消灭“生命的尊严”这一至极价值之徒，从心底所发出的愤慨。为表达誓要斩断“魔鬼”“撒旦”“怪物”背后所隐藏的魔爪这一坚定意志，而迸发出的斗争宣言。
对于这些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杀伤力，又是关系到人类存亡、地球文明的命运的武器本质，户田会长超越哲学体系、社会制度，于人的生命次元上进行了深度的洞察。
可以说，这与当时二年前（1955年）发表的着名《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一节是一脉相通的：“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的一切。”
作为佛教徒的户田会长，为什么要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为什么要作为重要的“遗训”对肩负未来的青年发表呢？我想这对于专心致志为弘教而奔波的青年来说，在感受到新鲜惊讶的同时，也许会感到有点唐突。
“宗教的使命”不可能独存，是要广泛地与社会的使命、与人的使命相辅相成才能得以达成。这也正是日莲佛法“立正安国”的深意。
更而，从今天核武器依旧威胁着人类存亡的现状来看，我们能切身感受到《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意义和先见性，和恩师为什么要在当时做出如此的行动。
当务之急是提高有核国对裁军的意欲
自此以后，我们SGI本着《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精神，勤恳地展开活动。1974年，继承恩师遗训的青年们以反对核武器为目标，募集到一千万人的签名。这一签名册，于翌年的1975年，由我亲手递交了给联合国。
另外，1982年在联合国大厦举办了《核武器对现代世界的威胁》展（与联合国宣传局、广岛市、长崎市合办）。1996年改名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 展，内容刷新，在全世界二十四个国家、三十九个城市展出，其中包括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有超过一百七十万人次到场参观。通过展览，诉说核武器 的恐怖、残酷。并结合其他各种活动，努力形成核裁军、废除核武器、争取和平的世界舆论。
另外，青年部的《为了不知道战争的世代》（全八十卷）、妇女部的《衷心祈愿和平》（全二十卷、去年完成DVD版）等反战出版系列，将那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日渐风化的贵重战争体验，以自传及口述形式留给后代。创价学会这独特的草根运动，获得社会各方面高度的评价。
我个人也通过每年“SGI日”的纪念倡言，和与各界有识之士会面、发刊对谈集等（例如与鲍林博士的《探求生命的世纪》、与前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的《二十 世纪精神的教训》、与罗特布拉特博士的《探索地球和平》等），一边推进废除核武器和反战思想，一边努力创建和平的文化。
因为我们确信，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就是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纪的大屠杀相诀别。而我相信，这心愿正是世界上所有善良人民分享的精神泉源。
北朝鲜及伊朗的核开发问题
尽管如此，对核武器威胁的问题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与其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危险状况也毫不过分。
去年，北朝鲜一意孤行地进行核武器试验和发射导弹。不单对于我们日本，对邻近诸国都带来了深刻的威胁。而且，正如在联合国决议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北朝鲜仍然不放弃这一计画。一波三折的六方会谈虽然在年初稍为有所好转，但是前景还是不容乐观。
围绕着伊朗的核问题也是一样。正因伊朗是一直发生纠纷的地区，这个问题更应慎重检讨。
如果核武器通过黑市的武器商人转到恐怖分子手中的话，后果是无法想像的。遗憾的是，世界上现存有二万七千多个核弹头，而从二十一世纪开始，我们就一直面对着这样的危机。
世界要求北朝鲜、伊朗对开发核武器要自律，这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只单方面地对他们进行非难看起来也是有欠公平，因为招致如今状态的一半责任在于有核国方面。尽管不断伸张要不扩散核武器，但当被指责这是有核国的利己主义行为时，也难以反驳。
为此，有核国应率先积极参与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CTBT（《全面禁止核子试验条约》）等条约。
尽管NPT是促使有核国推进核裁军的条约，但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取得进展的迹象，令人担忧它会变得有名无实。
众所周知，NPT是每隔五年召开一次审议会。但是2005年在纽约召开的会议上，有核国与无核国之间的对立，使其功能完全麻痹。
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博士在与我的对话集《向地球和平的探求》中感叹地说：“现在NPT正面对着三十五年的历史中最大的危机。”他敦促有核国要真心诚意地处理这个问题。
罗特布拉特博士是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上署名的唯一健在者（当时），他将人生全部奉献给核裁军。我们应该谦虚地洗耳倾听他所敲响的警钟。
若非如此，就将给那些强行开发核武器，对现实倒行逆施的人可乘之机。绝不能忘记，只有通过有核国诚实的努力，才可以形成裁减核武器开发的潮流。
重要的是，如何把现在的核武器扩散潮流扭转为核裁军的潮流。
爱因斯坦曾经警告说：“从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以外，改变了所有其他的事物。”（Atomic Education）。很多人认为爱因斯坦的话只像个预言，太抽象，不符合现实。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在1月4日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登载了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萨姆•纳恩（Sam Nunn）各位共同执笔的、题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A World Free of Nuclear Weapons）的评论。在该文章中，下面的资讯特别引人注目。
“现今的核武器带来了巨大威胁的同时，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就是，要求美国领导世界走向下一阶段——达成牢固的共识，在全球范围确实地扭转对核武器的依赖，以防止核武器扩散至危险分子的手里，而最终消除核武器对地球的威胁。”
如此，爱因斯坦的思想不正是被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所认同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不能从蔓延着对人的不信感、猜疑心和恐怖感的以核制核的“抑制论”的泥沼中逃脱。
重构我们的世界观
确实，核裁军是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像一种在热情与判断力的驱使下，坚韧不拔地慢慢凿穿坚硬的木板般的工作。”（《作为职业与天职的政治》Profession and Vocation of Politics）。我认为这种坚韧不拔的耐力，就是来自人的思维上的转变。
从这意义上来说，日本作为唯一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是不应该简单地抛弃其反对核武器的信念。当传来北朝鲜进行核武器实验的消息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催促解除禁止使用和储藏核武器的议论。我感觉到如果日本真的这样做，很有可能掉进上述“抑制论”的陷阱。
北朝鲜的核武器实验和绑架日本平民的问题，确实是非常令人头痛。很多时候，对人或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会感到只靠“对话”或“软能”（soft power），是很难解决某些问题。
如何能不败于“硬能”（hard power）的诱惑而努力去克服这些难题，关系到人的真正价值，和对和平抱有如何坚定的信念。像爱因斯坦等有良心的科学家所经验那样，如果我们不经过极大的烦恼与痛苦，是绝不可能找到废除核武器的途径。
我在前年（2005年）的倡言之中，归纳了何谓“人本主义的行动准则”如下：
“万事俱在相互依存（缘起）中不断变化。调和、一体性固不用说、甚至矛盾与对立、也可说是联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征服矛盾，向恶挑战，是为了抵达大联结而不可避免的试炼。”
文章中重复使用“联结”的字眼，就是提醒大家要超越种族、民族及国境等的差异，绝对不要忘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这一点。尽管事实上矛盾与对立不断发生，但假如不从正面处理而置之不理，只会助长恶，进而招致人类的灭亡。故此说，这“是为了抵达大联结而不可避免的试炼”。
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对于世界和平来说是“不可躲避、不能躲避”的课题。如果我们感到孤掌难鸣而退而避之，就永远不能接近世界和平这大目的。
其关键在于克制人意识中的矛盾与对立，提高绝对与恶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这一点。
这就是我所指的，“把核武器扩散潮流扭转为核裁军的潮流”的关键，能使我们看清时机，知道如何活用“对话”，如何压制与减少使用“压力”的机会。人类 的“联结”意识越强，行使“压力”这一硬能就可以抑制在最小限度，而“对话”这一软能则能发挥最大效果。遗憾的是，伊拉克战争中，这关键完全给颠倒了。
曾与我发表对话集、被称为“美国的良心”的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感叹道:“不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增长了人的部落、种族意识，而非其人类意识。”（《人的选择》Human Options）。
去年11月，我在东京会见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巴拉迪 （Mohamed ElBaradei）总干事时，他说:“人类还继续在强调相互的不同，而非强调其相同之处；还在把人分成『自己人』与『他人』。只有我们说的『自己人』包 括全人类时，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
罗特布拉特博士也在与我的对话集中，提出了如下的发问:“我们能否掌握到保障地球安全的必要方法，和对人类的忠诚心？”（《探索地球的和平》）。三个月后，他去世了，留下了这个还未回答的问题。但从中，我可以感觉到他那乐观主义和对人类的信心。
如果“人类的联结”、“对人类的忠诚心”等意识可以正常地发挥作用的话，面对任何的试炼，我们也不会轻易地、或不知所措地马上诉诸于武力。会如韦伯所讲的理想的政治那样，坚韧不拔地通过对话来说服及达成协定。
生命深处的修罗
户田先生称之为“魔鬼、撒旦、怪物”的，其实正是人生命中的一种破坏的魔性。它唆使人类分断，于人与人之间衍生不信、猜疑，从而带来对立和抗争。
于瞬间残杀数百万乃至数千万无辜人民的核武器使用者，就是被这种魔性所俘获，病入膏肓，完全迷失了人性，眼里根本没有生命尊严的存在。
佛法上把这种魔性称作“贪、瞋、痴”三毒（注1）。修罗界的生命，就是把这些魔性施于他人的一种生命状态。
佛法把人的生命状态由低至高，分为十个层次。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
其中从下往上数第四位就是修罗界。中国的天台大师智顗在其著作《摩诃止观》中，说处于修罗界的人，总是期望胜过他人，不甘心居人之下，轻视他人而自以 为是（“念念常欲胜彼，不耐人下，轻他珍己”）。因为心术不正，对事物没有正确的看法，好争论冲突。这类生命主导的地方，必会产生各种充满血腥的悲惨事 件。
另外，佛典中描述修罗的相貌为“身长八万四千由旬，四海之水也不及其膝下”（日宽上人《三重秘传抄》）。其中“八万四千”、“由旬”都是古代印度对数 量、距离的表示方法。虽然有各种解释，但实际上就是说巨大得无法形容的意思。也即是说，当人处于修罗界的生命状态时，其狂莽自大的姿态，甚至四海之水也不 及其膝下。
这种骄傲自大的人，看到其他所有事物（包括人、社会和自然）都是与自己成反比例，感到极端的细小、毫无存在价值。因为这些人心灵上的歪曲，不能进行正 确的判断，一切事物都变成是他用来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工具。既然是手段和工具，要算是把他们牺牲或摧毁，对这些人来说都是无关痛痒的。
这不仅局限于使用核武器的人。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凝固汽油炸弹，及最近使用贫铀弹、集束炸弹等残虐武器的人，与使用核武的人不也正是一丘之貉吗。处于修罗界的人，战火的生灵涂炭完全不在他们眼中，人命就如同蝼蚁一样。
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些修罗界的恶人嚣张狂莽，否定人的尊严。当得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时，军人自然不必多说，竟然还有不少科学家对这新式武器的“成 功”感到意气高昂。传闻当爱因斯坦听到这消息时，他不禁悲痛疾呼。罗特布拉特博士也讲到，“当时我的心中只充满着绝望”。这才是科学家真正的良心，与恩师 户田先生的反核宣言互相共鸣。
本来所有人都具有修罗界的生命。和其他十界的一样，各有其本来的特徵与功能，即佛典上所说的“十界本有”（注2）。对所有邪恶的愤怒是“本有的修罗”，是在与恶进行斗争中所不可缺少的。
但要注意的是，假如修罗界游离了其十界本有的特质，开始跳梁跋扈时，就会暴露出其“魔爪”，胡作非为，破坏调和与秩序。
因此，我们所指的“斩断撒旦魔爪”的斗争，一言以蔽之，就是将跋扈而妄图分断十界、妄作胡为的修罗界恢复其原来的本质，为世界带来原有的秩序和调和。这就是斩断魔爪的本义。
如果我们不对焦于这人内部的层面，当我们面对着现代的科学技术文明，要斩断其魔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技文明的内部，必然隐藏着诞生核武器等如魔鬼般的特质。
因此，不仅仅是和平、文化活动，我们SGI于日常生活中所推行的看似毫无关联的人性革命运动，其实正是与斩断魔爪、核裁军、废除核武器等这一人类史上至要的课题息息相关的。
近代文明的特徵
在这里，我要简单的探讨一下近代文明的特徵。
修罗界的胡作非为性格，也是人本来所具有的，任何时代都在寻找飞扬跋扈的机会。事实上，人类社会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种大小的纠纷。但是，在科学技术文明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产生了会益发歪曲人的十界本有生命的种种因素。
例如前面讲到修罗的狂莽自大只会使他看低别人，或完全看不见他人的价值。而于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他人的存在也越来越变得稀薄，甚至近乎透明。
近代经济学创始人，同时也是优秀的文明评论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经发表一份名为《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of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
这是1930年发表的，是以批驳两种悲观论为主要内容。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处于不景气之中，而流行着两种悲观论。第一种是，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下去，只有发动暴力革命。另一种是，事态已经超出想像之外，因此不可能人为地进行控制。
他驳斥说，假如得到政府适当的介入调整，克服失业、促成经济成长是可能的。假设没有大战争及人口显着增长，经济问题是可以在一百年以内得到解决，或找到解决的办法。凯因斯的预测，至少对于先进国家来说，大体上是恰当的。
根据他的说法，人在生存上会面对两种需要。一种是生存上不可缺少的“绝对的需要”（absolute needs）；另一种是要超越同伴，从而获得优越感的“相对的需要”（relative needs）。前者是有限度的，但后者在本质上是没有限度的。这种经常与他人比较，追求无穷无尽的欲望的心理，正是刚才所提及的修罗界特徵。
确保绝对的需要是必须的。特别是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最为紧要的课题。
但是，在发达国家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人“衣食足”并不一定就“知礼节”。长期以来，靠本能来寻求“衣食”的人，一旦达到“衣食足”，其精神道德面就 因未能适应新环境而会不知所措。韦伯批评他们并非“衣食足而知礼节”，只不过变成了一批“饱暖思淫欲”、不再珍惜劳动之徒 （《新教徒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当人对未来失去方向，感到不安时，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会靠储藏物质、尤其是“货币”，来寻求心灵的安慰。货币，作为满足生活上各种需要的交换手 段，当然是绝对必须的。但当把货币作为“财产”或“资本”来看待，则这种“相对需要”会从“手段”变成“目的”，而不断自我进行增值，不断自我膨胀。
凯因斯对被卷入这漩涡里的人如此描述：“作为财产的『货币欲』——而并非作为享受生活手段的『货币欲』——可以说是一种可恶的病态，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癖好……”（《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
这种对“货币欲”的偏向状态，马克思（Karl Marx）称之为对商品的“物神崇拜”（注3），而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是众所皆知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今已到了凯因斯所讲的“子孙”的世代。放眼世间，正充斥着他所忧惧的“货币欲”。货币价值愈发目中无人，专横地淩驾在各种社会价值、生活价值之上。
近日日本有名大企业不断发生的作弊事件、保险金欺诈事件、官商勾结事件等等，也直接地影响了青少年的金钱游戏风潮，其大部分都是“货币欲”所衍生的弊病。
佛法所讲的修罗界，以及其邻近的饿鬼界（被强烈欲望所操控的状态）的生命，已经增长到八万四千由旬那么庞大。这种猖獗至极的现状，看来已经淩驾了凯因斯说的“一种半犯罪、半病态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癖好”的状态。
“总是期望胜过他人，不甘心居人之下，轻视他人而自以为是”的修罗界居民，是与知足常乐无缘的众生。他们没有心灵的满足与安心感，只有没完没了的去追求金钱，来代替心灵的安慰。
虽说现今是个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实际上是进行着金钱价值的一元化，在不断侵蚀着各种社会价值、生活价值，并且在腐蚀着人所有的秩序感觉。说这就是现在的时代特徵，也绝非言过其实。
尽管如此，虽然对“货币欲”的存在虽要有所警戒，但历史证明，是不可能将作为交换媒体的货币予以驱逐。如果强行施加压抑，反而后果更不堪设想。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记忆犹新的事实。
另外，金钱价值已非如过去日本江户时代，处于“士农工商”位元阶的最底层。一旦尝过现代的自由，就再也不能回归过去这种社会共同体。
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与资本主义体制打好关系、适应它、驯服它。个人与社会，都不要把“货币”、“资本”当做物神来崇拜，要开始懂得如 何对其进行控制。正如将修罗界、饿鬼界回归到十界中的应有本位，我们也要将世间的金钱、经济价值，回归到其应处的位置，以重修价值的秩序。
在去年（2006年）的倡言中，我曾提到蒙田说的“当我与猫一起玩耍的时候，突然会想到，猫也许是在陪我玩耍，而并非我在逗它”（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同样地，当我们在活用“货币”和“资本”时，也要不时反省自问，我们是否在活用它们，还是在被它们逗着玩，受着它们的支配。
面对处于饱和状态的核武器，当时的美国总统甘乃迪曾说：“既然我们的问题是人所造成的，人就一定能找出解决的方法。” （《和平的战略》）内容发人深省，我们不应把他这句话归纳为政治家的修辞伎俩。
人生的四种秩序
在此，我要提到法国哲学家安德列•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的著作《资本主义有道德吗？》（Is Capitalism Moral?）。
标题带有讽刺性，因为一般人不会觉得资本主义与德行有任何关系，要从资本主义找出道德，无疑是缘木求鱼。
孔特－斯蓬维尔把人类社会区分为四至五种秩序。
第一种秩序为“经济－技术－科学的秩序”，以“可能”与“不可能”为相对轴。
第二是“法律－政治的秩序”，是以“合法”与“非法”为相对轴。
第三是“道德的秩序”，是“善与恶、义务与禁令”为相对轴。
第四是“爱的秩序”，以“喜与悲”为相对轴。
对怀有信仰的人来说，对上还有一种“神圣的秩序”。作者因为是无神论者，与这话题无缘而没有加以论述。
孔特－斯蓬维尔强调这只是一种区分而不是分离，我们是生活在这四种秩序的交错之中。重要的是，我们要分清它们的顺序，绝对不可混乱。每种秩序应受对上 一种秩序所支配，例如“经济－技术－科学” 应受“法律－政治”所支配，而“法律－政治”又应受“道德”所支配等。如果四种秩序的顺序有误，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
比如他说，马克思明显地把第一和第四种秩序混同，要将经济道德化。其结果是，使“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变成了众人皆知的二十一世纪极权主义的恐怖”。
同样，要将资本主义道德化也是错误的想法。资本主义有着自己的轴心，只会无限大地追求可行的和有利润的。在追求利润的大目的之前，保证就业、福利事业等生活价值仅有着次要的价值。
不但如此，假如核武专家受到“经济－技术－科学秩序”思想的支配的话，只会从相对轴上选择“可能”，永无止境地开发更大破坏力、杀伤力的武器，而不会考虑到所带来的悲惨后果。
又或者他们是生物专家，只要有可能，那怕推翻人伦，践踏人的尊严，也要进行繁殖“克隆人”，或进行基因工程，重组人的生殖系列遗传因数。
虽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是这样，事实上，在经济界、科学界，也有很多有良心的专家学者。但是，只要相对轴单是放在“可能”与“不可能”之上，总会有把“人”这因素置之不理的危机。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只要看看现实，谁也会意识到这些危机。在增长到“八万四千由旬”的修罗生命境界里，对“他人”的意识日趋稀薄，近乎不存在。人的生 活是要靠社会来维持，也就是说，离开了人群，人也不能独存。没有“他人”，也就没有“自己”。缺乏人性的社会，尤其会使年轻人感到窒息，以致很多欲逃离现 实，成为了新兴宗教、邪教等的猎物。
现代文明正是面对这样的危机。
“经济－技术－科学的秩序”，是没有能力从“内部”去抑制 “具有专门知识、专业技术的无赖”的横行。只有靠从外部，就是第二的“法律－政治秩序”来抑制。
但是，“法律－政治秩序”也无法从内部抑制那些善于利用法律的、狡猾的 “合法无赖”，而需要依赖第三的“道德的秩序”。
然而，在第三的“道德的秩序”中，也存在着会说漂亮话的伪君子，就是所谓“满口道德的无赖”。而且道德是很难从外部来强制，故此需要第四的“爱的秩序”来发挥其作用。
虽然道德与爱心同样是发自人心的德目，“道德的秩序”比较倾于外发的责任与义务，而“爱的秩序”则源自个人内发的欢喜与充实感。
以上是融和我的论点的《资本主义有道德吗？》的要旨。确实地，以金融为主导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完全是本着“可行与不可行”、“赚钱与不赚钱”这缺乏人性的基准来判断所有事物。
如此看来，就会更加明白圣雄甘地所说的话的意义。他说:“认为宗教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宗教。”（《甘地自传》）
回归人道社会
孔特－斯蓬维尔的分析，对我们考虑何谓理想的人本主义时，提供极其有用的参考。
举例来讲，我提到“人本主义的行动准则”时所强调的“联结”，不正是与他所讲的第三、第四秩序有着密切的关联吗？
虽然如此，事实上在对恶的挑战中，是很难把它依书直说地使用。例如要抑制“具有专门知识、专业技术的无赖”，与其通过对话来说服，倒不如以“法律－政治的秩序”来抑制会更有效（至少从短期来看的话）。
1983年于日本曾举行题为“核时代之下人的生活方式”的讨论会。席上很多评论家发表了意见。其中，加藤周一说：“人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不是单从伦理 上可以完全解决，而是需要决定政策的人合理地去解决。”丰田利幸说：“个人的良心和自觉当然是重要。而于现代，重要的无疑是如何把伦理联结到国家的政策改 革方面。”人类意识这一普遍的德目，与其说是对第一种秩序的直接介入，不如说是在第二种秩序的支持下，才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其本领。
第二点我所注目的，是作者在考虑如何形成一个更有人性的社会时，将重点放在“个人”的身上。
作者将从第一种秩序往第四种秩序上升的过程称谓“优越的上升序列”，并说只有人才能有力量去实行这上升过程，期待“个人”去挑战这任务。没有个人的觉 醒，就没有“优越的上升的序列”。通过上升的过程，人逐渐增加其重要性。这一过程，使人在“经济－技术－科学的秩序”中的淡薄影子变浓，而于上升过程中逐 渐使其人性复权。
人的资质没有提升，人类社会就无法变革，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无法实现。
虽然这是很明显，但历史证明，人往往喜爱依存于组织，埋没于集团之中，容易掉进极权主义的陷阱。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警告说，如此，只会“唤出了极权主义的恶魔”（《与影子的搏斗》The Fight with the Shadow）。他进而指出，个人德性跨出微小的一步，正是完成所有事物的关键。
正如极权主义的历史所示，人性越薄弱的时代，人越容易陷入这魔爪之中。高科技的资讯社会、大众化社会，不正是此类恶魔最容易煽动人掉进陷阱的场所吗？
“微小的一步”绝不微小。如荣格所言，这微小的一步正是所有运动的原点。没有它，所有变革都如海市蜃楼般不切实际。这与我们SGI所追求的“人性革命运动”不谋而合。我们认为，“一个人伟大的人性革命，不但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可以转换全人类的宿命”。
日本哲学界重镇故田中美知太郎（1902-1985年）曾指出，以个人信仰为中心所形成的高等宗教，当其变得巨大化的同时，有可能变质成为集体主义般 的社会宗教形态。虽然如此，他通过阅读我的著作《人间革命》，对创价学会的运动给予极高评价，期待我们在推进个人的信仰层面上得到成功。
彻底地关注与凸显“个人”，就是我们SGI运动的出发点。正因我们一直坚持着这点，才使创价学会和SGI有今天的发展。而且，今后无论甚么时代，我们也绝对不会脱离这一根本轨道。因为宗祖日莲大圣人曾明言要以“个人”为本，而我们绝对不会违背宗祖的教导。
正因如此，当“经济－技术－科学秩序”以前所未有的势力企图支配人类的时候，我们的SGI运动，对人类在攀登“优越上升序列”的过程上，即复兴人本主义、使人性复权的运动上，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深信，恩师要斩断魔爪的反核宣言精神，同样地也可以用于解决现今的各种课题。
今后，怀着自豪与确信，我们会继续在迈向和平的大路上奋勇前进。
脱离依存核武器
接下来，我想进一步就如何克服修罗生命中胜他欲望所引起的现代诸问题提出具体的方案。
贩卖核武器技术黑市的实际状况被暴露后，人类对围绕核武器的恐怖活动深感担忧。除此之外，北朝鲜及伊朗的核武器开发问题也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焦点。
IAEA的巴拉迪总干事于去年（2006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讨论核问题会议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新的对策，大约有二十至三十个国家将有可能在 极短的时间内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他指出，如果不能制止这种现象的话，就将加快削弱NPT（《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力量，而核武器的扩散会使地球陷 入更深刻和混乱的状态。
在这里我的建议是：明确国际社会共同指向的目标，设立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体制。
我并不是提议设立一个全新的机制，而是建议以现存的NPT为基础，从新认定和赋予各成员明确的任务。因为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军备管理条约，拥有189个国家成员。
NPT的序文中指出，“鉴于核战争足使全人类沦于浩劫，是以务须竭力防避此种战争之危机，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以此精神为基础，我要强调，不管是 有核国或是无核国，所有国家都应该共同确保人的安全，实现一个“不依存核武器”的社会。就象禁止化学武器、生化武器条约一样，最终要达成确立禁止核武器条 约。
这里清楚地说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有核国要推进核裁军，而无核国则要协助落实不扩散核武器。
去年6月，以IAEA前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为主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委员会”（一般称为布利克斯委员会=注4），发表了题为《恐怖的武器》的报告书，提供了几个为保障人民安全的具体提议。部分内容如下：
“只要任何国家拥有这种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其他国家就希望得到它们。只要任何这种武器仍留存在任何国家的武器库中，就存在着蓄意或意外使用它们的严 重危险。任何这种使用都是灾难性的……委员会不接受『核武器在某一方手上不构成威胁、在另一方手上就会对世界造成致命的危害』的提议。”
委员会那拒绝植根于不信与恐怖的核武器抑制论的想法，和断定使用核武器是绝对恶的户田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思维是一脉相通的。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分别尽早对应北朝鲜及伊朗的核开发计画问题。同样地，为了使今后不发生同样的问题，有必要改变国际社会全体的意识。为了于全球推进保障 “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我提议尽早举办一个国际大会，例如召开“世界首脑会”，或“联合国特别大会”等。
首先在国际社会中加强对“核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及“和平利用核能源”这NPT三个主旨的意识，和通过各国誓约要实现这共同责任与义务的宣言。
这宣言会成为一个新起点，使各国努力落实NPT的最终目标，就是“停止制造核武器、废除储存的所有核武器，并从各国的军备中取消核武器及其搬运手段”。也就是说，向着废除核武器及使其非法化重新出发。
领导核裁军
接下来想具体地谈及如何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
第一点是要指出迈向核裁军的明确路线。
虽然美俄两国之间在2002年5月29日签署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到2012年底，将双方的战略性核弹头削减到一千七百至二千二百个左右。但这条约没有包括要废除所有核武器的义务。
我强烈提议，作为下一个步骤，两国应缔结另一新条约，将战略性核弹头削减至数百个，并承诺会完全销毁所有的核武器，使两国成为核裁军的先驱。
在此基础上，两国再次发起一个新核裁军条约，根据NPT第六条所规定，呼吁所有有核国参加，不管他们是NTP参与国与否。
《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1） 将于2009年底失效，而美俄间已于去年9月起，开始讨论其后的核武器检查验证问题。
英国的核武器系统也将在2020年面临寿终问题，而从去年起已开始讨论应否更新此系统。我认为这正是重新检讨核裁军的好时机。所有有核国应该认真地考虑如何推进核裁军，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把它更新或继续开发。
为了能顺利调整和推进《核裁军条约》的成立，并确保生效后各国履行诺言、条约正常运作，我提议在联合国设立一个具有检查功能的“国际核裁军机构”。
建设这种基础的前兆已于二年前开始了。由要求核裁军国家与NGO（非政府组织）所构成的“第六条论坛”（Article VI Forum）（注5）不断举行研讨会，认真商讨如何推行使有核国履行NPT第六条核裁军义务的交涉，和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所需的法律、政治及技术要素。
作为推动此项运动的一环，我要重申于去年联合国倡言中所呼吁的“制定面向废除核武器的世界民众行动的十年”。
特别是希望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日本，努力推进上述的十年制订，率先领导国际舆论来改变时代潮流。
关于这一点，上述的布利克斯委员会的报告书中也强调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不只是政府和国际机关的课题，也是研究团体、NGO、市民社会、企业、媒体及一般大众应考虑的共同课题。所有上述的都应有权参与、和被鼓励参与解决这课题。”
我认为，“青年”在此可以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
我们SGI，会继续与联合国各机关及其它NGO合作，在推进裁军教育的同时，以青年的热情与力量，去扩大争取“废除核武器”的民众网路。
今年9月，我创立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为纪念户田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发表五十周年，预定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以“废除核武器的挑战”为题的国际会议。而会议的成果将以报告书形式，分别向联合国及各国政府提出，希望能唤起对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议论。
加强阻止核武器的扩散
第二点要谈及的是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方法。
为此，我们首先要使CTBT（《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早日生效。
遗憾的是，1996年通过的CTBT，因为没有得到美国等可以使它生效的国家的批准，经过了十年，至今还没有生效。
尽管一般对实现CTBT存有悲观的看法，但无可否认， CTBT的存在产生了某种精神上的抑止力量。自条约通过以来，一直都没有接到核实验的报告。事实上，有核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全部宣称一时停止 核实验，甚至印度及巴基斯坦也发表了同样的宣言。结果，从1998年到去年10月北朝鲜实施核子试验为止的八年间，一次也没有进行核子试验。
虽然要使CTBT马上生效是极其困难，但我们应继续探索如何能使它正式发挥作用，譬如采取批准国家达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暂定生效的形式等等，绝对不要放弃。
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法律框架，去阻止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转向核武器开发。
去年9月，在召开IAEA年度大会的同时，也召开了维也纳特别会议，讨论各国如何共同合作确保核能发电站的核燃料供给。IAEA今后将着手制订草案，呈递理事会来通过。我强烈希望各国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利害关系，去制订最有效的防止核开发扩散制度。
与此同时，我强烈提议通过主要国家首脑会议等场合，讨论有关有核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不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或进行威吓”的“消极安全制度”。
为了不再出现更多新的有核国，重要的是要改变现有的希望拥有核武器的想法及国际环境。要是消极安全制度能成立，对确保无核地带有非常大的帮助。
去年9月，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五个国家签署了《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禁止在该地带开发、生产和拥有核武器。这是自南极条约以来，继中南美、南太平洋、东南亚及非洲之后，世界第六个无核武器区条约。
值得注目的是，条约是在联合国支持下成立的。今后将以此实绩为借镜，在当事国独自的谈判遇到困难时，由联合国起来支持。重要的是，明示国际社会不允许以核武器来欺压他国的风潮，共同继续努力摸索保障“不依存核武器的安全”的方法。
历史证明，虽然曾经开发核武器，成为有核国，但这种立场也是可以改变的。
例如加拿大，虽然曾经参加“曼哈顿计画”（Manhattan Project），但勇敢地放弃生产核武器。巴西与阿根廷则取消其开发核武器计画。南非则废除其拥有的核武器而加入无核国之行列。
还有乌克兰，在前苏联崩溃之后接收了部分核武器，但情愿放弃所有核武器来换取美俄等国的安全保证及经济援助。这可以作为解决北朝鲜开发核武器问题的一个借镜。
不管如何，我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北朝鲜及伊朗核开发计画的问题，是需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重要的是要最终实现“东北亚的无核化”与“中东的无核化”。若非如此，虽然放弃开发核武器，但一旦国际环境或政策有所变化，说不定又会重张旗鼓，卷土重来。
外空条约与武器市场
为了实现恒久的世界和平，接下来我要谈及如何彻底防止外空的军事利用。
关于外空的非军事利用，原则上已制订有《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
该条约禁止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进行军事利用，但对以外的宇宙空间则没有明确的限制。随着军事技术发展，扩大禁止范围的呼声也年年增高。
今年是《外层空间条约》生效四十周年，是真正开始重新商讨条约内容的绝好机会。
上述布利克斯委员会的报告书也提出，要全面禁止在外空部署武器，于全球普及《外层空间条约》，扩大该条约的覆盖范围，和禁止外空武器的试验。
在这里我提议，以联合国秘书长为主导，成立一个“关于外空非军事化贤人会议”，在研究具体对策的同时，努力唤起国际舆论对该问题的关注。
最后，想谈及有关常规武器的裁军问题。
各地的纠纷与内战所使用的、夺取最多人命的“实质上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其实就是一般的常规武器。我提议要对常规武器的国际间转让做出规制。
现在，世界上存有大约六亿四千万小武器及轻武器。据说每天还在生产约八百万件武器。这些武器的扩散，于各地助长侵犯人权，激化纠纷，使平均每天一千余人失去生命。
2003年10月，由一群NGO发起了一场“控制武器”（Control Arms）运动（注6），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在2006年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开始磋商《武器贸易条约》的决议。《武器贸易条约》主旨是制定于国际间转让的武器数量，这不仅是对小武器而言，而是包括重武器在内所有的一般武器。
就此，联合国秘书长首先向成员国徵求对《武器贸易条约》的意见，在年内向联合国提出报告。之后，设置政府间专家小组，进一步深入讨论，于2008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详细报告。
早在十三年前，我就曾经反复强调要创建国际机制，来加强限制武器出口，藉此推进世界不战的制度。故此，我强烈期望能早期缔结这《武器贸易条约》。
如果该条约成立，就成为继《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Anti-Personnel Mines）后， 以NGO为主导而实现的第二项裁军条约。毫无疑问，亦将对其他裁军谈判的进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SGI的和平运动传统
接下来，我要谈论长期以来持续对立与紧张状态的亚洲，展望如何进行该地区于二十一世纪的友好合作。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借此机会上溯创价学会及SGI的渊源，以及回顾我们至今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行动。
SGI的和平行动是以日莲大圣人佛法的“人本主义”理念为基础。而创价学会和平运动的思想渊源，就是户田第二任会长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和一百年前牧口首任会长所着的《人生地理学》。
该书的核心是，以亚洲为首的世界各国，应该摆脱牺牲他国来达到自国繁荣这种“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积极地转向推进国际合作、共存共荣的“人道竞争”。
此书发行的1903年，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飞扬跋扈的时代。牧口会长强调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攻击，说：“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依靠着世界，世界是我们的家，万国是我们的活动区域。”（《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一卷》）
牧口先生把日本比喻为“太平洋大道”上的一户人家，并对日本要武力占据韩、朝鲜半岛及中国的蛮行敲响警钟。
之后，牧口会长与其弟子户田一起呕心沥血完成了巨着《创价教育学体系》，发表了他对教育的一套哲学，指出教育的重点在于追求“自他幸福”，提倡要创造一个“人道竞争”的时代。
创价学会把《创价教育学体系》这集结两师徒心血的书的发刊日（1930年11月18日）定为学会的“创立纪念日”。
将重点置于“人”和“人类”的想法，在当时与猖獗的军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由于此，当局对创价学会的镇压日益严重，终于在1943年7月，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及不敬罪的嫌疑将二人逮捕并收监。但是二人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宁死不屈。
年事已高的牧口会长于翌年1944年11月18日在狱中去世。户田则到1945年7月3日出狱为止，被收监二年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战后，我愿以户田先生为师，参加创价学会，也是因为钦佩他的坚强意志，不惜坐牢也不投降于日本的军国主义。
我在战争中也曾两次因空袭而烧毁了家园。四位兄长被徵兵，大哥战死在缅甸。他在一时回国时对我说：“不要美化战争，日本军太傲慢了，中国人实在太可怜了。”这些话至今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正是这些战争中的体验，及从师于户田会长，成为了我和平行动的宝贵原点。
二战后，户田先生继承恩师牧口会长遗志，全力重建创价学会。另一方面，他强烈祈望亚洲和平与人民的幸福，并指出开拓这一道路是日本青年的使命。
户田先生向青年诉说:“不管是世界上的列强还是弱小国家，谁都渴望和平，但又都不停地受到战争的威胁。” 他的和平思想，正如实地反映在他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和他划时代的“地球民族主义”理念。
遗憾的是，户田先生一生没有访问外国的机会。但是，他曾经给我留下遗训，说：“在海那边的大陆是广阔的，世界是广阔的。有挣扎在苦恼中的民众，有受战火威胁的儿童。所以，你要代我走向世界。”
在恩师去世二年后的1960年，我就任了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为了实现世界和平，马上踏出了访问世界的第一步。同年10月2日，我在上衣口袋里收藏着恩师的遗照，出发访问南北美洲。
作为第一站，我选择了夏威夷。那是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惨剧的地方。我要把这历史教训铭刻胸中，作为今后推动世界不战潮流的原点。
之后，我访问了联合国诞生之地洛杉矶等各城市。在参观联合国总部时，脑中酝酿了今后以联合国为轴心来推进世界和平的构思。
为亚洲和平而建桥
翌年1961年，我访问了香港、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在各地，我诚心为战争的牺牲者祈求冥福，并思索如何能达成亚洲恒久的和平。
在印度视察被传为释尊得道之地的佛陀伽耶时，我心中诞生了一个构想，就是为构筑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有必要设置研究各种东西方思想和哲学的机构。
1962年，为推进“文明间对话”和“宗教间对话”，我本着访印时的构想而设立了东洋哲学研究所。
另外，在1963年成立的民主音乐协会，也是我在访问泰国时诞生的构想。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正是和平的重要基础。为此，我深信艺术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访问亚洲各国，令我切身体会到当时东西冷战为亚洲蒙上的阴影。不久，于1965年2月，美军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把整个国家卷入战争的漩涡中。
刚好于二个月前，我在回归前的冲绳开始撰写小说《人间革命》，而这小说成了我毕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小说的开头，我写道：“没有比战争更残酷的，没有比战争更悲惨的……”
当我听到战争悲剧再次席卷亚洲各地时，难以压制心中的愤慨。
随着战争激化，中美关系越来越险恶，几乎处于一触即发的紧张状态。为了要尽早结束战争，在1966年11月，我提出了要求即时停战及有关国家召开和平会议的倡议。又在1967年8月，强烈要求停止对北越的轰炸。
另外，我坚信消除中国于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不仅有利于亚洲的安定，对世界和平也是不可或缺的。本着这信念，于1968年9月8日，向日本社会发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倡言》。
当时的日本，敌视中国的风潮仍然根深蒂固，为此我的倡言遭受到暴风雨般的非难和攻击。
但我片刻也没有忘记恩师户田先生的训示，说中国将在世界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日本与中国的友好最为重要。因此我坚信，不承认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国为联合国正当代表、日本与一衣带水的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些明显地是不合理的。
国际间对话
进入七十年代，为于日趋分裂的世界架起友好桥梁，我开始与各国领导人及有识之士对话。
1970年，我与欧洲联合运动先驱库德诺夫・卡莱吉（Coudenhove Kalergi） 展望太平洋文明，进行了长达十余小时的会谈。之后，又与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就世界大同等话题进行了二年多的对话（1972-1973年）。会谈中，汤因比博士鼓励我说，因为我还年轻，希望我能继续进行这种国 际性的对话，以谋求人类大同的途径。
从此往后，我与关注人类未来的世界有识之士进行了超越宗教、民族、文化的对话，发表了四十三册对话集。
1973年1月，通过基辛格博士（当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我向尼克森总统递交了呼吁终结越南战争的书简。同年，又再次给尼克森总统送去倡言，指出美国应充分发扬其建国时的美好精神，来领导世界走向和平、尊重人权和人类共存之道。
之后，本着同样的信念，于1993年9月，我在美国设立了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通过研究和交流，来推进和平、教育和对话；又于2001年5月创办了美国创价大学。
1974至75年，我接连访问了中国、苏联和美国，直接与各国首脑进行对话，以民间人士的立场摸索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当时除美苏对立以外，中苏间也处于紧张状态，使世界面临三极分化的危机。
1974年5月第一次访华时，参观了北京市民构筑的、被称为“地下万里长城”的大型防空壕，切身感受到苏联给中国人民的威胁。
同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苏联。在会见柯西金（Alexei N. Kosygin）总理时，坦率地问他苏联有无攻击中国的意图。柯西金总理断言苏联没有攻击和孤立中国的意思。
同年12月，我带着这一资讯再次访华。于这次的访华期间，我有幸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会谈中，我们共同确认了日中应携手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行动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听到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绝对不做超级大国的话。结合先前我与柯西金总理对话的内容，我确信实现中苏和解的日子不会太远。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我的预测是对的。
1975年1月，我访问美国，在小雪纷飞的华盛顿拜会了基辛格国务卿。会谈中我告诉他周总理热切希望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事，基辛格博士表示非常赞成。
同一天，在华盛顿遇到了大平正芳元首相（当时是大藏大臣），我向他转达了基辛格博士的话，并伸张了缔结条约的重要。大平首相表示完全赞同，也定会努力去实现。三年后的1978年8月，终于正式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1975年4月第三次访华时，我在北京与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同时还拜会了正在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围绕着如何实现柬埔寨的和平交换了意见。
在进行这些国际对话当中，于1975年1月26日，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地关岛成立了SGI，当时有五十一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参加。到今天为止，SGI已扩展至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一大民众和平势力。
在成立SGI的前后，我又开始注意到教育交流的重要性，开始倾注力量于大学间的交流，藉此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在访问各国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到大学等教育机构视察，与学生谈话，开拓教育交流的道路。
继承牧口、户田两会长的构想，我在1968年创建创价学园，1971年创建创价大学，与世界的教育家携手一起建设为了和平的学府。这也是我作为创办人的挚诚期求。
在准备访华前的1974年4月，我在美国的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首次进行大学演讲。之后在1975年5月以“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为题在莫斯科大学作了演讲。
“现今最需要的，是超越民族、体制、思想体系的障碍，一种全球性的精神丝路，从基础上联结起世界的人民。”
在莫斯科大学所讲的话，成为了我的和平行动信念，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当时，莫斯科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称号。而到今天为止，世界上的大学、研究机构共授予我二百零二个名誉学术称号（2007年1月26日为止）。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也是对SGI全体的荣誉，是各国睿智殿堂的大学渴望和平与人本主义之心联结一起的证明。我衷心希望，我开拓的这条对话之路，将会成为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呼吁的、联结人心的“精神丝路”。
从八十年代起，我全力以赴与各国领导及有识之士进行对话。特别是为了建设亚洲的永久和平，与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现在仍然对日本 抱有复杂感情的各国首脑，真诚地进行以史为鉴、面对未来的对话。其中包括中国的江泽民主席、胡锦涛主席，韩国的李寿成首相、申铉碻首相，菲律宾的阿基诺总 统、拉莫斯总统，印尼的瓦希德总统，马来西亚的阿兹兰・沙阿苏丹、马哈蒂尔总理等。
通过对话，我与泰国的普密蓬国王、阿南首相，蒙古的巴嘎班迪总统、恩赫巴亚尔总统，尼泊尔的比兰德拉国王，印度的纳拉亚南总统、文卡塔拉曼总统、拉吉夫•甘地总理、古杰拉尔总理等等其他亚洲各国领袖也加深了信赖及友谊。
另外，从1983年开始每年于SGI日发表倡言，目的在于加强联合国的势力及解决地球的众多问题，特别将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上。
在这之中，期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定，我提议早日召开南北首脑会谈、早日签订双方互不侵犯、不发动战争的誓约，和举行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多方会谈等。
而在近年，我在倡言中呼吁推进对亚洲历史的共同研究，来建构一个共通的认识基础。我呼吁日中间要回归邦交正常化时的精神，来改善日中关系。与亚洲各国首脑及有识之士的对话，目的就是要创造实现这些目标的环境。
在去年10月，继日中首脑会谈以后，又举行了日韩首脑会谈，出现了改善数年来持续紧张状态的日中及日韩关系的动向，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加上韩国的潘基文前外交通商部长就任为亚洲第二位的联合国秘书长。我衷心祝愿潘秘书长取得成功，同时希望在他的领导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和平建设有所发展。
加强地区友好
另外，今年是对日韩有着深远意义的朝鲜通信使访日四百周年。两国准备派遣青少年互访各城市，以扩大交流。与现在日中间实施的青少年交流同样，我期望日中韩的年轻一代不断通过交流加深友情。
去年10月，日中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日中联合新闻公报》，实际上是相隔八年之久的共同档。其中包括了今后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一份重要条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的一段：
“双方一致认为……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和两国关系的庄严责任。”
我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三十年前（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与我见面时，一致描绘的未来日中友好的蓝图。
今年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五周年”的佳节。潮流不可以逆转，要在各个领域里切实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来构筑东亚和平共存的坚如磐石的信赖关系。
刚才的联合新闻公报里，提出把2007年定为“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开展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交流，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同时，也提议两国间增加“以能源、环保、金融、资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为重点，深化互利合作”。
在这里我想提出，把从明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的十年定为“二十一世纪建设日中友好的十年”，每年确定一个重点主题，来增进两国的关系。
譬如继“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之后，举办一个“日中能源合作年”、之后“日中环保合作年”等，每年在各个领域中扩大合作的范围。
另外，在这十年当中，我认为也应考虑实施日中外交官的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法国与德国超越两次世界大战的恩仇，成为推动成立欧洲联盟（EU）的原动力。
两国制定双向的外交官交流制度，可以免除不必要的疑神疑鬼，加强外交关系的紧密合作。
日本目前与美国、法国及德国有实施外交官交流制度。今后，希望能把这制度扩大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为将来建设东亚共同体铺路。
接下来，我想谈谈印度，一个与中国同样将于二十一世纪飞跃发展的国家。
2006年7月，在俄国圣彼德堡举行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最后一天，举行了扩大首脑会议，五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被邀参加。
在此，再次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所谈及的能源安全等三个主要议题的内容向五国首脑加以说明，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由此可见，首脑会议也需要聆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才可以决定方向性。
2006年12月，印度辛格总理来日参加首脑会谈，发表了“日印战略性全球夥伴关系”的共同声明。
我衷心欢迎这声明，同时祝愿2007年这纪念日印文化协议缔结五十周年的“日印交流年”取得圆满成功。
为了协助进一步的交流，我提议美国创价大学组织一个国际会议，招待日、美、中、印四个国家的专家与学者参加，讨论如何能更深更广地推进二十一世纪全球夥伴关系。
美国创价大学的“环太平洋和平文化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探讨如何发展亚太地区的和平，将积极参与筹备此项活动。
最后，我要就建设东亚共同体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就是创设“东亚环境开发机构”。
继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次召开东亚首脑会议以来，今年 1月又第二次在菲律宾召开。该首脑会议，与先前召开的东盟与日中韩领导人会议（10+3），通过对话增强了国家间相互信赖及友好关系。
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堆积如山。事实上，实现建设东亚共同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认为，首先在特定的领域构筑导向模式的合作体制，例如于环境、能源等至待解决的领域，以实在的模式显示将来地区共同体的蓝图。
2002年以来，虽然每年召开东盟与日中韩环境部长会议，但要求更广泛地区性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我认为，应该把例如解决酸性雨等各个地区的环保机关，组织于“东亚环境开发机构”之下，以便更综合和有效地处理各个课题。
第二个提议就是摹仿“欧洲学院”（College of Europe），设置一所“东亚和平学院”。
欧洲学院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为培养各领域优秀人才的中心。半个世纪以上，它培养了一批超越国家狭隘框架、肩负欧盟发展的“欧洲人”。东亚也应该预见将来建设共同体，从现在起着眼培养如此的人材，而设置同样的教育机构。
在设置的阶段，我认为其学习范围不应只局限于地区性的内容，而应该让位于日本的联合国大学积极参与，探讨如何能实现以联合国为轴心的地球社会运作。
发展对话文化
展望二十一世纪地球和平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去培育一批觉醒的人民，去形成不战的潮流。
去年8月，我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会谈中，副秘书长说，只有在人民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有可能变得更好和更有人性。这与我多年来的信念不谋而合。
SGI在世界一百九十余个国家、地区扩展的“人本主义”运动的关键，就是以人民自身的力量，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让所有的人们都胜利地得到和平与幸福。
今后，我们胸怀自豪与确信，与世界上志同道合的人民携手并肩，扩大二十一世纪的和平文化，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守护人的尊严，为建设光辉的“对话文明”而继续努力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