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人本主义的对话（2005年）
2005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了纪念SGI成立三十周年，在叙述我的感想的同时，将提出为寻求世界和平及人类共生的确实可行的方法及途径。
首先，对这次在印尼苏门答腊地震及海啸中不幸牺牲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同时也对受灾的难民表示亲切的慰问。
经受这场罕见大灾害的国家，在实现复兴之中，不可或缺的是国际社会强力及持续的支持体制。希望这种合作能够进一步地加强。
我从心里盼望复兴事业得以顺利进行，使灾民能够化悲痛为力量，早日恢复充满希望及安定平稳的生活。
安全保障优先政策
自从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活动事件以来，全球的紧张状态一直不断增加。为了对应随时可能发生的恐怖活动，多数国家把安全保障政策放在优先地位。
这种紧张状态促使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异乎寻常地扩大。虽然这种状态与冷战时代有相似之处，但是令人感觉到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威胁。因为现在不仅看不清 对手是谁，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终结。正是经受这种无休止的不安的困扰，无论采取怎样的军事行动或治安措施，都不能令人安心。
伊拉克的形势依旧处于混沌状态。虽然去年6月向临时政府移交了主权，但是，还很难说在1月30日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是否成功。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中东和平困难重重的前景、北朝鲜核武器开发的胶着问题，还有不断发生的地域纠纷等不安因素此起彼伏，令人担忧“战争与暴力的二十世纪”又将会重现。
另一方面，近年来许多国家不断优先推进安全保障政策，使得本来应该裁军的地方表现出扩军的倾向。重视治安被优先于人权，贫困与破坏环境等其他全球性问题的对策又被推迟。可以说是，由于预防恐怖活动而产生了另一个深刻地威胁人类生活及尊严的局面。
那么，如何克服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呢？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诸如一挥魔杖就可解决问题的政策。相反，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前途是非常险峻的。面对的是如何不得不挺身抵抗蛮不讲理的暴力的难题。
尽管如此，也没有必要陷于悲观与绝望。只要是由人引起的问题，人就一定能用自己的双手来解决。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只要不放弃努力解决问题的信念，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认为其关键就是曾于过去的倡言中所提到的“对话”。“只有对话才是和平的王道”－－只要人类历史不停止其前进，人类就不得不永远肩负这一命题。不管遭受多少冷嘲热讽，到最后也不能放弃这呐喊。
就此，让我们回忆一下二十年前我在倡言中所引用的诗人泰戈尔(Tagore)的说话:“可能问不可能，你住在什么地方？不可能回答道：我住在失去理想无气力的人们的梦中。”(《泰戈尔着作集》第一卷)
对话浪潮中成立的SGI
回想起来，SGI成立的1975年，正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及越南战争的战火硝烟仍未散去的时期。西方国家召开第一次高峰首脑会议巩固自己的阵线，而东方阵营里的中苏对立不断激化，世界处于越加分裂的状态之中。
正是此时，在即将成立SGI之前，我于1974年首次访问了中国及苏联，在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下，与两国首脑进行了诚心诚意的对话。
当时的日本对苏联充满着强烈的敌对意识。多数人指责我为什么身为宗教家要去一个否认宗教的国家。但是，忽视大约占世界人口30%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描绘出世界和平的展望，这种状态必须早日得到改善。这就是我作为佛教徒的坦诚的想法。
首次访问中国时，我看到了北京居民为了防御苏联的空袭而挖建防空洞的情形。三个月后，我在会见柯西金总理时，单刀直入地提出“中国非常关心苏联的行 动，苏联是否有意向中国发动攻击”。在得到柯西金总理的“苏联没有进攻中国的念头，也没有孤立中国的想法”的回答之后，我又访问了中国。在转达此一消息的 同时，与周总理会面，就加深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共同为世界的发展而行动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
之后，在1975年1月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大厦转交了创价学会青年部的废除核武器的一千万人签名，并与当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交换了意见。
正是在不断扩大“对话”的潮流之中，三十年前今天的1月26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的关岛，云集了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发起了以形成“民众的大和平势力”为目标的SGI。
直到今天，我们一直保持着“对话是和平的王道”的信念而不断前进。
将分裂的世界连结起来的SGI
面对分裂着的世界，我一直通过建立友情与信赖，全力推进平民外交，及于文化教育范畴里广泛地进行交流。
超越国家及思想形态，我不断与各界领袖进行对话。在与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儒教为首的各种思想、文化、宗教背景的有识人士的交谈中，了解到能成为 “对话”这二十一世纪人类至要课题的基础的，只有是以“合为善，分为恶”的 “人本主义” 信念之外，别无其它。这也正是我一贯的结论。
我一直本着人本主义推行外交活动，深深地体会到，成为众多纠纷根源的过激主义、教条主义等，都必须以人本主义来修正其弊病。
放眼世界上不断爆发的恐怖活动、报复战争、民族和宗教纠纷，有可能感到是无从下手的难题。但是，不管怎样，总需要往前先迈出一步。
威伦斯(Harold Willens)曾以方向操作舵(trimtab)作比喻(《阻止核武器的力量》)。方向操作舵是装在飞机的机翼及游艇的龙骨上的辅助用襟翼。通过操纵襟 翼可确保飞机及船体平衡稳定，其与主舵相连，也可改变船舶或飞机的前进方向。以一个人的力量去操纵这个方向操作舵是绰绰有余的。
人本主义的力量就好比是方向操作舵的力量。相对于过激主义、教条主义，人本主义决不是主义与主义的漠然对峙，其原点是人彼此一对一的、开诚布公的对话。
从首脑外交到民间外交，真诚对话的本质，正像二十世纪犹太人道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讲的于“狭隘山脊”上的相遇，如果稍微有疏忽的话，就会掉下山脊(《我与你•对话》)。对话正是如此紧张细心的过程。
像一个涟漪，对话的一波推动千波万波。对话与人本主义的巨大浪潮，可以包容并吞没过激主义与教条主义。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真心的面对面的对话，耐心地一个一个打开人们所拘泥或被拘束的所有疙瘩。
如此不断重复努力，其结果必然如同方向操作舵那样，小小的力量就可以支配巨大的飞机及船舶般，修正时代潮流的轨道。
造成二十世纪悲剧的过激主义的陷阱
说到过激主义及教条主义，实在是种类繁多。虽然很多人会马上联想到一神教般的宗教，但其实在人类社会中，是随处可见。
被认为与过激主义关系不大的佛教，也并不是与过激主义的陷阱毫无关系，下面将会重述此点。
不仅仅是宗教，二十世纪的许多凶暴政治思想形态，也正是这过激主义的俘虏，如此的事例记忆犹新。
在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主义的功过”此点。从广义上来说，思想形态拥有作为“某某主义”的属性，具有引导人们的思考与行为迈向某一方向的功能。也就 是说不能否定其有“功”的一面。同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又具有束缚人们自由思考判断并使其归一化的拘束性的一面。偏重这一侧面的时候，使“主义”高于 “人”，喧宾夺主，就具有其“过”的一面。而“主义”经常有走向这一负面的倾向。
过激主义、教条主义正是这种不平衡极端发展的明显例证。其结果是不管是自杀还是被杀，都把它加以美化、正当化，正可谓其生命轻于鸿毛。因此，以思想形态为重的上个世纪，也正是空前绝后的屠杀的世纪。
对此，我所强调的人本主义，虽然也带有“主义”的字眼，但是与前所出的“主义”性质完全相反。
人本主义最大的特徵就是，“主义”的规范并非从外制内，而是人的自由精神从内对外作出主体的判断。
无可否认，虽然说是以人或人性为基准，但并不是由此马上可以寻找到作为判断基准的行动规范。
当被问到人性的普遍基准时，着名文化人类学家故石田英一郎曾苦恼地说，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上，根本是不可能定下什么是“普遍”的界线，“结果是自己认为这是人性的，就向着这一方向走下去。”(竹山道雄《关于历史认识》)。
看来好像暧昧不清，但只有如此的表达方式。这正是内发性、主体性的特质。
爱因斯坦的“灵魂的呻吟”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这是没有原则、没有责任的意思。人面对严峻的考验时，会了解到贯彻人性的自主决断是具有超越想像的困难。
举个例子来说：身为犹太人，深受纳粹非人道的弹压和暴力迫害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在冥思苦想如何防止发生最坏局面的时候，终于决定不得不与纳粹党对 抗。就当时的心情，爱因斯坦说：“原则是为人而做出来，而不是为原则而有人的(威连•赫尔曼斯，William Hermanns《爱因斯坦・论神》，以下也是摘自同书)。
非常敬仰甘地的爱因斯坦，甚至曾说过:“如果要我执行命令去杀人，还不如将我五马分屍。”由此可见，如果以教条主义去衡量爱因斯坦的信条，可以说是原则上他作了修正。
但是，我所关心的是，第一，假如爱因斯坦在纳粹蛮不讲理的暴力面前毫不抵抗，结果反而会变成助纣为虐，所以才会迫不得已地做出如此决断。第二是在害怕 纳粹先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认可制造原子弹(不是使用)，结果事与愿违，招来日本被投下原子弹的后悔，说是“生涯中犯的重大错误”(金子务《爱因斯坦•震 惊》)，充满罪的意识。第三是出于罪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积极投身于废除核武器，树立世界政府的和平运动。
这种心灵的变化历程，每次都是基于其普遍的“人性感觉”而作出的万不得已的选择。只有这种追求善的内在纠葛、精神斗争，才是人本主义的真正表现。在法西斯纳粹的旋涡中的爱因斯坦反复提出“必须改变人的心”，这正是纠葛、精神斗争所不能缺少的因素。
虽然严格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爱因斯坦并不能称为是“非暴力”的。但是，他这种心灵的巨大斗争，正是与甘地(不是指甘地主义)的非暴力斗争在深处 是相互沟通的。由晚年的爱因斯坦称赞圣雄甘地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最伟大的政治天才”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爱因斯坦•震惊》)。
想起爱因斯坦的“原则是为人而作出来的，而不是为原则而有人”的这一肺腑之言，可以说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本主义的“黄金规律”。
虽然这位二十世纪的巨人努力搏斗，结果还是“知易行难”。不管是宗教还是政治思想体制，不知有多少人忘记了这一黄金规律，使人从属于原理原则，而结果 被迫牺牲，令人一想起就毛骨悚然。这种颠倒是非之根源、偏好于过激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性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归咎于人的本性。
佛经中有云：“浅易深难，释迦所判；去浅就深，坚强之心也”。人动不动就忘记坚强之心，对某种教义盲从，趋于选择“浅易”，而堕进“过激主义”的陷 阱。利用人谁都有的这一软弱愚昧的本性，通过阿谀奉承、权谋术数的伎俩，引诱人陷入佛法上称作三恶道、四恶趣的憎恨、愤怒、嫉妒及傲慢圈套。如此使人的精 神变得恶劣、软弱及愚昧的，正是过激主义、教条主义的反人性所在。
从这点来看，近十多年来，我们SGI一直与邪恶的反人性宗教权威对抗的，即所谓“平成的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为了树立人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以圣职者的权威为挡箭牌，对自身的腐败堕落视而不见，在权力下妄图扼杀信徒的灵魂等行为，是最可恶的反人本主义。
如果害怕或是屈服的话，就是人性的失败。因此，超越一宗一派的问题，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这一普遍的心情，是一步也不可以后退的。
就“平成的宗教改革”，已故的滋贺文化短期大学堀太郎校长曾说，这是向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权威主义”与“盲从信仰”的挑战，假如能战胜，每一个人都会有显着的成长。
从此十几星霜，通过与堕落的宗教权威斗争，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团体，我们SGI都得到很大的成长，为锻炼成“坚强之心”而自豪。这种自豪，是来自我们共同为构筑人本主义这一文明论课题而奋斗过来的自觉和自信。
基于佛法的人本主义
我在三年前的倡言中，简要地涉及到基于佛法的人本主义结构。在这里，以此为基础，我要进一步探讨这主题。
人本主义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项目。
1. 所有的现象是相对的、可变的。
2. 故此要培养能看透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的观察能力，和不为其迷惑的强韧主体。
3. 以这种观察能力、主体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不会根据思想形态、种族、民族而将人“定型化”，进行压迫或歧视，也不会拒绝对话。
三项中的第一、第二项，也就是看透现象的相对性、可变性的观察能力，与佛教哲学中的“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异曲同工。
诸行无常，万物在变化。正因在连续的变化，故云“无常”。因此，也没有固定的、实体的“我”，故此云诸法无我。由这种看透无常现象的观察能力所带来的 悟境，就是涅盘寂静。这也相通于释尊原初悟达的“缘起”世界，即森罗万象都是相互为缘、相互依存而生成，是个多样性的富饶世界。
问题在于，按照通常对佛教的理解，很难把“三法印”、“缘起”等意识，连结到我作为人本主义归结的第三项的富有能动色彩的对话与实践上去。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的阿鲁贝路•加歌尔(Albert Jacquard)在《了解世界的小哲学》中说“对话里包含着言语和沉默的时刻”，指出和“言语”相比，“沉默”很多时确实是更具有分量。同样地，佛教主 张沉默不是空虚而是富饶的。
以言语中心主义进化至今的西方文明已在各处露出破绽，很多精疲力竭的人们想要从佛教寻求心灵的安慰，是能以理解的。
但我认为，只要言语是人拥有的最大武器之一，为标榜人本主义(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就不可能一直保持沉默。不管是否愿意，都要置身于人群之中、置身于对话的汪洋之中。
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面对及处理人生活中必然会遭遇的邪恶与不幸。
正如维摩诘（注解1）所发誓的那样，“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癒菩萨亦癒”，大乘佛教的菩萨道，就是向这一课题的挑战。特别是从法华经到日莲佛法的系谱，在不否定或排除“涅盘寂静”的原则上，更积极地促进菩萨道精神的对话与行动。
我在1993年哈佛大学的讲演《二十一世纪文明与大乘佛教》中，强调了佛典所描绘的，“以喜悦的心情与人接触，不是愁眉苦脸，而是轻松愉快去地首先打开话题”的释尊形象。
我认为，这种跃动性的积极精神，正好与爱因斯坦津津乐道的“宇宙的宗教感觉”(《爱因斯坦•论神》)共鸣。
综合上述几点，我要把“人本主义的行动准则”，归纳为以下的内容。
“万事俱在相互依存(缘起)中不断变化。调和、一体性固不用说，甚至矛盾与对立，也可说是联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征服矛盾，向恶挑战，是为了抵达大联结而不可避免的试炼。”
大乘佛教菩萨道的精髓
如果说调和与一体性是“顺缘”（注解2）的话，那么，矛盾与对立就可算是“逆缘”（注解2）。两者虽可说同样是缘的相对性表现，但假如人生是要通过斗争才可以得到锻炼，那倒不如勇敢地挺身向逆缘挑战，才是菩萨的勳章。
不以固定观念来歧视或把人分类，譬如看起来似是逆缘，本着顺逆不二的生命定义，通过坚韧不拔的对话，就一定可以使其转化为顺缘。而这正是佛教的人本主义理念。
我也是本着此信念不断地行动。
我曾在日中关系严峻的时代提出实现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也曾为缓和中苏间紧张关系而采取行动。这都是我确信不论相互对立如何严峻，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只要有希求和平的声音，就一定有希望。
1996年，由于古巴击落美国民间机而美国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两国间的关系愈益险恶。当年6月，我相继访问了古巴与美国，并与古巴的卡斯特罗议长举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会谈。基于对人本主义的信念，我坚信两国的敌对关系绝不是持久不变的。
柏林围墙崩溃，被认为永无止境的冷战的终结，就是对凡事皆会改变的最大证明。
人的意志推倒了围墙
回想起四十四年前的1961年10月，我访问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在西柏林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门前，我坚信人民希求和平的勇气，对同行的友人讲到“三十年后，相信这柏林围墙也将会被推倒”。果真在二十八年后，墙被推倒了。
我曾与南非共和国的曼德拉前总统会见过二次，我非常珍惜与他的友情。在提到如何推翻种族歧视政策、如何改变现实这厚厚的墙壁时，他这样说： 对我们的社会提出不吉预言的人，公言纠纷不会终止。但他们的预言彻底落空了。大多数隔岸观火的国际社会人士以为是个奇蹟。但是，若让密切关与这国家变革的人来说，则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从人的决断中诞生出来的成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人类发展报告》)
的确是意义深长的话语。
在旁人看来只是奇蹟的时代变革，当事人只要能看穿现象的相对可变性质，拥有明确的展望，以坚强的意志迈出一步，就是产生变革的动力。
努力了解伊斯兰社会的实像
现在最受关注的伊拉克情势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文明的冲突”这不同世界观的全面对立。无论任何国家，并不是都抱有过激主义的想法、抱有将本国文化及法律制度强加于他国的想法，或者说拥有以上想法的只占少数。
我在五年前，与伊朗出身的和平学家特拉尼安(Majid Tehranian)博士(夏威夷大学教授)一起研讨了佛教与伊斯兰教，并将其编成对话集出版。我们对话中提到的一点，就是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与暴力、威胁 有强烈关联的误解。博士强调指出“圣战”(jihad)这一词本身的意思是人为追求更高的精神性而作的内心的搏斗。
我们一致认为，过去奥斯曼帝国对其他宗教采取绥靖政策，在伊斯兰统治下的哥多华及萨拉热窝等欧洲城市享有多种宗教共存的自由。从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伊斯兰文明绝非不宽容，而是相反地拥有“普遍性”及“尊重多样性”的美德。
从2月起，我与土耳其出身的文化人类学家亚曼 (Nur Yalman，哈佛大学教授) 博士开始了连载对话。为了开拓人类共存的地球文明之路，在对话里也准备谈到伊斯兰社会的实像与精神。
SGI在四年前发生9・11恐怖活动之后，定期参与欧洲科学艺术学院召开的研讨会。在此，基督教、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代表济济一堂，举行“四大宗教间的对话”，共同摸索为和平作贡献之路。
而我所创办的和平研究机构“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东洋哲学研究所等，同样为了解决全球性的各种问题而积极推展文明间、宗教间对话。
无论如何，为了不使对立陷入泥潭，一定要把伊斯兰文明与暴力志向分开看待，不要把对方主观地“定型”，要时刻警惕不要堕入“过激主义”的陷阱。
排他主义的二个特徵
关于这点，以地球性文化对立为主题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前摘载书)中有着深刻的分析。
报告指出，对于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把自己的主义主张强加于他人的集团，其目的“不是解决对现实的不满，而是利用人民的不满来作煽动性行动”。
报告也指出，就是属于同一集团的人也会成为攻击目标，他们会对不同意见进行诽谤、压迫，强求对集团的服从与忠诚心。
由此可见，过激行动的起因并不单纯是因为从属于某特定的宗教或民族。这类组织甚至于自己集团内部也会采取排他性的行动。
至今为止，从我与众多的中东、亚非地区的伊斯兰教领导及有识之士的对话中，实际感受到期望和平共存而非敌对的稳健派人士占大部份，而发动恐怖活动引起纠纷的组织则是例外的存在。
因此，关键并非在于充实军事力量来对抗暴力组织，因为如此做法，许多时会于市民之间扩大对暴力组织的支持及好感，带来反效果。我们应做的，是顽强地清除成为其活动温床的社会不安、不满，努力从基本上斩草除根。
培育和平文化的世界公民
我一贯强调，重要的是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
虽然也有如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弊病的例子，说明教育也有其正反两面，但只要善用、活用的话，是可以改变人类、改变社会的。
培育世界公民，就是将“战争文化”转变为“和平文化”的强有力的武器。也是让我们“言语人（Homo loquens）”发挥本能的机会。而联合国，正应是如此大派用场的地方。
从今年1月开始的联合国“人权教育世界计画”(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
四年前，我写给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问题世界会议”(UN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手稿中，也曾指出持续性世界人权教育的必要。这次的世界计画，是通过SGI等NGO(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以及各国政府 的相互合作，在提高这一机运当中，经过去年4月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议的劝告，在12月的联合国大会决议上得到制定的。
联合国的人权教育计画
作为第一阶段，至2007年的三年间，将于初等、中等教育对青少年进行人权教育。我们SGI将继续以支持联合国的人权教育十年的形式，于各地开展新的人权展览。
从今年也开始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这也是经过我们与其他NGO的努力而得以实现的活动。正如推进此活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指出，其目标是“实现一个让每人有机会通过教育来学习如何实现可持续未来和积极变革社会的价值观、行动和生存方式的世界”。
因此其对象并不局限于环境教育而实在非常广泛，包括和平、贫困等人类面对的各种课题。大家同心协力，要建设一个未来世代可以继承的“可持续的地球社会”的基础。
由此来看，“人权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其意义密切关联，相辅相成，国际社会应把握联合国所推进的这二个教育计划，努力合作推进，以诱导二十一世纪走向正确光明的方向。
“我你”根源的对面
对于现代的人本主义来说，重要的是，不能只单纯地考虑人类社会而不顾及其它。
在这里我要重提上述“对话的哲学家”布伯的观点。其八十年前完成的名着《我与你》，至今仍发出不灭的光辉。
他以“我－它”(I-It)和“我－你”(I-You)的两种不同表现，来区别我们跟周围世界的两种关系。“我－它”在这里代表了主体跟客体的一般关 系，这也是近代世界最普遍的主客关系。而“我－你”则双方都是主体的关系，指一种超越了上述的表层关系、一种涉及人性的更深层的接触。
布伯说，“所有真实的生活都是于相遇中”。他要剥除覆盖近代文明的虚伪的“我－它”关系，致力于不断探索“你”的实像。他认为，有“我－你”才有我，而有我才有“你”。这种思考形态与佛教的缘起观非常相似。
他指出世界上有三种相关领域。
第一： 与自然相关的生活。这里的关系如同在黑暗中的颤动，未曾达到语言沟通的领域。各种生物在我们跟前去来，但不能接触到我们。我们向它们呼喊，但这个“你”只是停留在语言的入口处。
第二： 与他人相关的生活。这里的关系涉及到语言的采用。我们可以创出“你”，也可以成为“你”。
第三： 与精神性相关的生活。这里的关系像被云层包裹起来，但又会如闪光般给我们启示。这里没有语言，但又产生出语言。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却感受到“你”的呼喊。我们通过创造、思维、行动来回答。
“言语人”的宿命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布伯非常真诚地抓住了“言语人”的宿命。他指出，言语在对话中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但不应过于重视或轻视。我们当然不应像过去的过激主义或教条主义般，对言语过于信任，也不应像后来的构造主义体系那样，对言语过分不信。
他认为，既然言语是人的特徵，我们应通过这一媒介，与自然界、甚至与神共创出一种“我－你”的相互主体性关系。
在此，令我想起了世界大文豪艾特马托夫(Chingiz Aitmatov) 十多年前来日本演讲时的一段话。我和他曾多次见面，并出版了对话集《壮大的魂诗》。
有一天，读了对谈集并深有感触的德国着名记者来访问了艾特马托夫。记者说他准备发射人造卫星，建立一个宇宙博物馆，要把人类文明各方面的成果收入微型胶片 中放进去。他想把对谈集也收录，因此要求艾特马托夫写几句话。他思索过后，写道：“就是在石头中也蕴藏着生命。而只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思索和语言，赋予 宇宙万物意义。”
这也正是我所认为的言语人的宿命。
第二，作为一名犹太教徒，布伯相信人是神所创，而与其他的创造物有着明确的序列分别这希伯来教的传统。但同时他也主张，如果不把人间与自然界作为一体看待，则不能实现“我－你”的邂逅，也不能体会真正的对话。
布伯称赞全神论者歌德，写道:“歌德的完美的『我』是多么美丽调和！这是与自然完全结合而成的『我』。”(上述记载)看来布伯继承了连对飞鸟植物及岩石也亲切地打招呼的十三世纪的圣徒圣方济各(1980年被公认为生态学家的守护圣人)的传统。
打破近代文明危机的环境观
人不应只看到人的世界，还应关注到自然环境。如果考虑到进退维谷的现代文明危机，无论如何强调这都不会过分。对于我来说，每当我拿起相机即兴地拍些自 然照片时，就会感到如同与自然进行着对话。与布伯的时代相比，地球环境不知恶化了多少倍。从构筑和平文化这一观点来看，应更重视与自然的对话。
虽说“二十一世纪是人权的世纪”，但如果仅把人权看成是近代人道主义的系统，那么绝对不会有任何结果。个人的自由及尊严这一近代人道主义的原理，如果不顾及环境和自然的侧面，使之相辅相成，则这人权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
早在二十世纪的中叶，已经响起了要关注自然的权利的呼声。纳什(Roderick Frazier Nash)在其着作《自然的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中详细地追述了其沿革，指出权利不是人的特权，还应包括动物、植物、土地，甚至所有自然的无机物体。
我们的时代更需要认真地认识到，自然并不是我们可以自由滥用索取的对象。自然也拥有它本身的权利。了解这点，才能真正改变现代的文明。为此，在此之前 我已提出应在日本国宪法中加进“环境权”一项目。虽然如此，对于如何解决这人类史的至要命题，与它的重要性和重责相比，人类的对策不得不说是太慢了。
最有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如何解决防止地球变暖的问题。1992年，在巴西召开地球高峰首脑会议之前，联合国已经通过了《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经过一番周折，随着去年俄国批准该条约，才终于使它得以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所有先进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产生温室效应的废气排放量比 起1990年的至少减少5%以上。但是由于美国的退出，发展中国家的参加，还有不包括在议定书对象内的2013年以后的对应等等，要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 山。
配合实施这一条约，各国开始研讨实施可持续社会的法律制度。从九十年代起，以欧洲各国为中心，导入了以控制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为目的的环境税，和努力 扩大代替石油资源的循环性能源比率。但是如果要制止变暖的发展，就必须将全世界废气排放量降至目前的一半，可想而知是如何任重道远的一道难题。但是，正因 如此，才再次确定了“全球性地思考，地区性的行动”这一基本原则的宝贵。
今年在英国召开的G8高峰首脑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变暖问题。英国实现了邀请中国和印度这两大人口国家参加本次大会，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于会议上对美国施压，令它改变原来立场，向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迈进一步。
如此，作为短期和中期的课题，地球环境问题被摆在议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舞台上。更具体来说，由于这课题关乎人类的存亡，我认为还要尽早制定一个长期的 方案。处理环境问题的困难一面，是我们虽然可以应付和处理个别的危机，但很难看清和预见如此庞大复杂而纠缠不清的整个危机构造。
整个生态系统机能的危机
去年11月，日本的NHK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叫“地球大异变”的写实性节目。共分开三次播放，主题是“变暖带来的问题”、“水的危机”和“生态 系统的崩溃”，说明了像加勒比海各国哮喘的流行和非洲的沙暴、夏威夷的泥石流与美国的植物生态，这些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现象，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介 绍了濒于各种危机的地球环境现状。
我与莫斯科大学萨多夫尼奇校长的对谈中，就环境问题，也提到了“蝴蝶效应”，即巴西的蝴蝶煽动翅膀，会引致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龙卷风的现象。
隔岸观火，马耳东风
就算可以看到显示危机的个别信号，但在这纠缠不清的连锁中，很多时会预料不到它所招来的结果。这就是地球环境问题的可怕之处。
回顾去年一年中，袭击欧洲的热浪、在印度及孟加拉国发生的大洪水、北美及中美洲的大型飓风等等，世界各地不断发生气候异常现象，有专家指出这都是地球变暖的影响。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徵兆表明地球环境出现危机，但现实是面对于这种咄咄逼人的危机，能认真地重视、认识其严重性，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的则少之又少，这正是为何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对应措施总是姗姗来迟的理由之一。
艾特马托夫在《卡桑德拉印记》（The Mark of Cassandra）（注解3）中，用巧妙的比喻衬托出人的心理状态。他说，譬如美国旧金山湾的某座大桥发现有严重的结构问题，但是依旧可以使用，那么人 会认为既然可以通行，要搬运的货物尽管搬运，对于桥有什么问题则可以留给后人去考虑。
在这个作品中，艾特马托夫假托希腊神话中善卜凶事的卡桑德拉的名字，描绘出现代文明的阴暗一面。正如气候变动构造条约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到实质运行要花 费十三年岁月所象徵的那样，国际性的缓慢对应远远落后于急剧加速的环境破坏，就此下去，两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地接受卡桑德拉发 出的关于地球环境变动的各种信号，在发生大惨事之前，转换文明的路线方针，于国际社会、国家、社区等各个层次迅速采取行动。
说起卡桑德拉，与艾特马托夫采用同样主题的，是阿特基孙(Alan Alkisson)的《相信卡桑德拉：对悲观的地球的乐观看法》(Believing Cassandra: An Optimist Looks at a Pessimist』s World)。正如它副标题所指，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乐观的看法。虽然也对地球环境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但它排除了世界末日论等悲观主义，排斥了托 夫勒(Alvin Toffler)所批评的环境神权政治(eco-theocracy)等教条主义，基于现实来探索进退两难的局面。
书中从基本体系分析环境问题，指出其关键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这两个世界的脱节，亦即缺乏沟通，而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忽视了自然界所发出的危险信号。正因为人有理解和行动的能力，所以责任也在于人的身上。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普通常识。但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作者在提到交流时引用了系统力学(System Dynamics)的专有名词“反馈环”(feedback loop)，指出这一环不能正常工作(不彻底的相互交流)，才是问题的核心。
交流、反馈环－－不正是与自然的对话吗。正如布伯所指，自然“只是停留在语言的入口处”，而只有通过人坚韧不拔地努力与自然沟通对话，才有机会成立一种“我－你”关系。
在环境保护运动论中，使用精神领域的“我－你”表现，可能会令人感到奇怪。但是，正如“全球性地思考，地区性的行动”的口号所反映的那样，这课题一方 面需要从非常具体的行动开始，另一方面又要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展望，而最为重要的就是持续性。为了能使之持续，精神方面的支持和鼓励至为重要。
在此，佛教哲理所论述的，遍布有情(人、动物)非情(草木、山河、大地等)的生命论，指出“草木也可成佛”的哲理，正可成为这种精神支柱。
如果忘记以谦虚的态度倾耳恭听“自然界”发出的信号，只是按照人类社会的方便而独断专行，“反馈环”变得失效，对自然界体系的破坏就会无止境地进行下去，而“我－你”的关系得不到成立，变成人单方面对世界的独裁支配－－这就是布伯对错综复杂的现代文明构造的透彻洞察。
“人生地理学”卓越的观点
因此，我一直感叹创价学会牧口常三郎首任会长充满先见性的卓见。
牧口会长在年仅三十二岁的时候推出巨着《人生地理学》，其中列举了八项作为人与环境的精神交往： “知觉的交往”、“利用的交往”、“科学的交往”、“审美的交往”、 “道理的交往”、“同情的交往”、“公共的交往”、“宗教的交往”。
这最初的五项讲述环境为有异于自己的客体，仅是作为扩大知识经验的材料。剩余的三项把环境作为与自己等同的世界的一部分。牧口会长指出与环境的密切接触，可以帮助培养自己的身心和人格。 我们首先要理解到人与外界的交往是基于人的主观性质。人就是通过与外界进行各方面的交往而得到全面发展成长。如此，外在的自然界可说是我们的启蒙者、指导 者、安慰者。我们与自然界的交往，对于帮助我们适应人生必经的盛衰得失是不可或缺的要务。说人生的幸福是与自然界交往的多寡成正比例，也无过分。(《牧口常三郎全集》第一卷)
虽然表现有异，总的来说，牧口会长说属于“经验”的前五项，正是布伯所说的“我－它”关系，而后三项，正是所指的“我－你”关系。
《人生地理学》的真知灼见
“外在的自然界可说是我们的启蒙者、指导者、安慰者”的说法，是多么直截了当的拟人化比喻，是多么贴切的“我－你”关系的表现！
在希伯来主义的精神风气影响下，布伯非常慎重地选择他呼吁自然的词汇。与此相比，在万物有灵论的日本出生的牧口会长，则大胆直接地参与和自然的交往。他不像布伯那样拘泥踌躇，而是直接的把自然当作“伴侣”。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慎重或大胆，重点是真正与自然的交往和对话。在此有全人格的呼唤与回应。因此，牧口会长才会说“我们与自然界的交往，对于帮 助我们适应人生必经的盛衰得失是不可或缺的要务”。 相信当时的牧口会长也绝对想像不到现代地球环境会如此的荒废。人生重要的伴侣受到伤害，也就等于我们自身受到伤害。人只能与环境共存，才能活下去。
建设可持续的世界
现今的全球化可说与创建地球文明完全无缘，只见到经济的不断肥大化，活像被财富之神玛蒙(Mammon)所支配的全球拜金主义，也是“我－它”关系泛滥的悲惨收场。
的确，货币是润滑生活的智慧产物。但我们不能忘记，货币的功能只能发挥在人与人的约束体制上，对自然来说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虽然说得有点极 端，但我们不能忽视货币本身这种性质。错认此点，就会被玛蒙的诱惑牢牢地抓住。忘记了人和自然界是相辅相成的话，就会让“资本论理”肆无忌惮地横行，增加 两个世界之间的摩擦与冲突，结果只会受到自然界强烈的报复。
因此，重要的是决心与行动，还有上述的持续性。特别是持续性，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这一词汇已成了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关键词汇。
考虑到上述这些问题，我在三年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发表的环境提言中，曾强调采取(1)了解、掌握现状(2)反省生活态度(3)采取行动这三个步骤，来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
我们SGI所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地球宪法委员会共同制作“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展览，已经在世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展出。从今年起，又准备在日本推出新的展览，主题暂定为“地球宪章－－追求新的地球伦理”。
二十一世纪型联合国的机构改革
接着我想提出如何从国际制度和机构方面提高“人本主义”潮流的方案。
今年是联合国创设六十周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及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的六十年。
在此，我想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1.改革与强化联合国
2.在亚太地区增强信赖与构筑和平
3.推进核裁军与防止纠纷
第一是改革与强化联合国。
去年，就联合国的改革方案，安南秘书长发表了他设置的二个组织的报告书：
以泰国的阿南(Anand Panyarachun)前总理为主席的“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别研究小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s)的报告书，及以巴西的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元总统为主席的“民间社会与联合国关系知名人士小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UN Relationship)的报告书。
高级别研究小组的报告书中提到“扩大安全保障理事会”、“新设和平构筑委员会”等具体方案，并呼吁 “早期缔结包括性恐怖活动条约”、“利用国际刑事法庭”、“对行驶武力判断基准的严格化”等，来充实联合国的作用。
特别是须要一个机构来处理并构筑纷争后的和平环境，这点我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曾强调过，期望它能早日实现。
另外，成为报告书最大焦点的改革安全保障理事会的提议，指出考虑地域间的平衡和对联合国的贡献度等，应增加理事国成员。如此，能使更多国家共同分享理事会的责任与发展，能使理事会站在更国际化的视野上活动，这是值得评价的。
过去安南秘书长曾举出联合国的目标应该是“创造难以产生威胁的世界”，与“能够面对如何防范也会发生的威胁，构筑比它更大的能力”这二 点。(《新世纪的新联合国》)。就是说，除了事后处理的事务之外，还应提高其防御的力量。就报告书所提示的内容，可看到其比重还是放在事后处理方面。 创设管理调整委员会
在此，我想对另一个目标，即“创造难以产生威胁的世界”作出提案，以使联合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要求。
我认为，联合国的本质拥有对话与国际合作这软能(soft power)精神，而软能在研究全球性问题群、提出规范、创建预防性合作体制上是最合用的。
经济社会理事会(ECOSOC)一直通过讨论国际性经济社会问题和政策劝告等推进开发。近年来又不遗余力地去尝试解决贫困等全球性问题，对联合国在设定行动优先顺序上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根据经济社会理事会积累至今的经验与教训，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需要以如下的四点为目标，去进行其机构改革：
1.制定国际社会应优先解决的课题
2.制定国际合作的规范与目标
3.调整联合国的各种活动，以提高更大效果
4.蒐集与分享各机构拥有的信息与经验
如环境与贫困这些全球性问题群，联合国往往到事态严重时才开始对应。为了改变这种事后处理的陋习，积极地“创造难以产生威胁的世界”，脱胎换骨成为预防性的机构，联合国必须从软能的层面进行强化。
联合国于1997年进行机构改革，把所有事务划分四个领域，即“和平与安全”、“经济和社会事务”、“人道主义事务”、“发展”，并设立了四个执行委员会。各个执行委员会议长又定期召开以秘书长为中心的“高级管理小组”会议。
由于全球性问题群纵横交错，纠缠不清，为了能分享信息与扩充调整机能，我提议创立“全球管理调整委员会”，与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审议与决定相连 动，藉以有效地发挥上述四点的作用。另外，由具有专门知识的 NGO成立谘询性的工作小组来支持这个委员会，使它可以更灵活、更广泛地反映全球性危机的各种复杂层面。
通过如此的机构改革，我认为联合国首先要着手处理到2015年为止务必要达成的“千年发展目标”（注解4）。尽管对于达成该目标的看法一般比较悲观， 而且困难重重，但绝对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据世界银行调查，虽然人口不断增长，未满１美元生活的极贫人口自1981年到2001年，从世界总人口的45%大 约减少到一半的21%，即减少了近4亿人。如此的事例显示，只要国际社会有强烈意识去改革，没有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今年9月预定召开研讨“千年宣言”、“千年发展目标”联合国大会高层协议。为了从地球上排除“悲惨”这二字，我深切期望各国代表勇于进取，勿忘过去制定这目标时的精神。
民众之声
配合联合国软能层面的机构改革，我进一步提议要加强联合国与市民社会的合作关系。
关于此点，以巴西前总统卡多佐为首的知名人士小组所提出的报告书《我们人民：民间社会、联合国与全球治理》中有很大启发性提案。报告书指出，联合国不 应独自去处理所有的问题，而应召集和组织外部的合作，要联合国面向外部，召集更多能处理多种多样不同问题的角色进行合作。
为此，加强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特别是与NGO的合作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与1945年创设时的联合国比较起来，现代最大的不同是堆积如山的全球性问题群的存在。而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当中，许多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面对此事实而要进行联合国内部改革，简直是画龙欠睛，难有好结果。
例如像经济理事会承认NGO的协议资格般，联合国的其他机关也应采取如此形式，扩大并反映民众之声。
在联合国大会上，NGO被准许旁听会议与取得文件，但只是作为旁听而不能发表意见。九十年代起，在接连召开的联合国特别大会上，NGO代表能与各国政府代表同场进行演说，并参加内阁级的政府间协议。
安理会也从1992年以来，主席国成员可以依照所谓的阿里亚模式(Arria Formula)，邀请NGO团体就相互所关心的主题进行非公式意见交换。
立足于经济社会理事会的经验，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也应该积极考虑，让NGO作为非投票团体参加讨论或是提出暂定议案等。
美国肯尼迪总统曾于1963年在联合国总会上呼吁:“地球上的各位居民，让我们把这国际议会作为我们的立脚点。而后看看我们可否在我们的时代，为世界带来公正与持续的和平。”
今年正是联合国创立六十周年。让我们反刍肯尼迪总统这段说话，进而重新确认以“我们人民……”为开场白的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为了地球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让我们抓紧这个绝好机会，汇集人类所有的智慧与决意，努力改革并强化联合国。
联合国亚太地区事务局的候补地
第二，我想提出形成亚太地区的信赖与和平的一些提议。
一点是设置“联合国亚太事务局”，作为联合国新的地域基地。
现在，除了纽约的联合国本部之外，还在日内瓦、维也纳及在内罗毕设有事务局。此三个城市的事务局各有主题：日内瓦主要是负责人权和裁军，维也纳是防止犯罪与国际贸易，而内罗毕是环境与居住问题。
我曾于1994年的倡言里呼吁设置亚洲事务局，因为很多联合国的活动是关乎着亚洲国家的需求，如此可以使事务进展得更为灵活。这次我提议再广泛地包括太平洋地区，如此可以把加拿大、澳洲这些积极拥护联合国的国家也包括在内。
位于亚太地区的日本设有联合国大学，近年来集中对“和平与治理”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这两个课题进行研究及研修活动。
联合国亚太事务局可成为联结联合国大学和地区内各机关的核心，致力于有关“人类安全”活动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地球社会治理”，使人类可以享受和平与 幸福的生活。另外，经济社会理事会在纽约及日内瓦轮回主办的为期四周的主要会议，也可以把亚太事务局列入其轮回主办地点之内。
作为其设置的候补，可举出现有“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本部的泰国曼谷。或是日本的冲绳、韩国的济州岛等饱尝过二十世纪战争与暴力苦杯的地方。因为这些可被称为“和平岛”上的人民，都强烈地渴望暴力不再重演，真正的和平早日来临。
在我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长年进行着“人类安全”与“全球化治理”研究，准备在明年2月份，为了纪念其创立十周年而举行以“强化联合国与全球化管理”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也会与其它机构共同协力，研究包括“联合国亚太事务局”的可行性等问题。
在东亚建立和平的共同体
第二点是为在东亚推行诸如EU(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形式的地区合作建好基础。
自1997年东亚各国遭受“通货危机”冲击后，强烈要求加强以ASEAN(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性合作呼声不断高涨，形成了ASEAN成员国加上日本、中国及韩国三国的被称为“ASEAN+3”的地区性对话框架。
于去年11月举行的ASEAN首脑会议上，决定将于今年秋天在马来西亚召开首次“东亚高峰首脑会议”，期待藉此打好将来创设“东亚共同体”的基础。
作为热烈赞成亚洲国家进一步团结合作的一人，我对这次的会议表示由衷的欢迎，并热切期望通过高峰首脑会议等场合的讨论，能建设一个开放的亚洲地区，对世界和平安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希望各国能在“环境问题”、“人类发展”及“灾害对策”三个领域中加强合作，创出成绩，产生信赖，为将来的合作踏出着实的一步。
在环境领域，“东亚酸沉降监测网”(Acid Deposition Monitoring Network in East Asia)及“亚洲森林夥伴关系”(Asia Forest Partnership)已被设立和开始运作。希望能进一步在环境问题的各个领域里努力加强这种合作体制。
在人的开发，保健卫生是至为重要的领域。考虑到从今年到2015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我们应该进一步建立确保安全用水资源的体制。而且随着HIV(人体免疫功能不全)细菌感染者在东亚地区急剧增加，也要尽早采取防止蔓延和抢救患者的对策。
灾害对策也是一个区域合作的重要领域。2003年12月伊朗南部发生的大地震，2004年10月的日本新泻地震，接下来的就是12月印尼苏门答腊的大地震和海啸，造成二十万余人遇难的大悲剧。因此，当务之急是早日建成国际性的复兴体制。
今年1月刚好是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发生的十周年，在神户召开了联合国“减少灾害问题世界会议”(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会议上，通过了成为今后十年国际性防灾战略方针的“兵库行动框架”(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并且提出关于健全防灾的法律制度等五个项目。另外，作为大会的成果，还同意创建“国际复兴支持机构”，以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中长期 的复兴支持。
消灭自然灾害本身是困难的，但是通过整顿早期警报体制，加强防止灾害的对策，是可以将灾害降低到最小限度。正如这次神户会议上所强调的那样，这种重要 的减轻灾害对策，是一个紧迫的课题。我希望新设立的“国际复兴支持机构”早日正式开展活动。也希望以在苏门答腊地震后设立的“海啸早期警戒系统”为开端， 从各个角度推进亚洲确立防灾与复兴支持的合作体制。
软能是EU联合的源泉
去年，EU实现了扩大至二十五个国家的新体制，同时通过了EU宪法（注解5），向着超越主权国家结构政治共同体迈出了一大步。
对此动向，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约瑟・奈(Joseph Nye) 院长做出分析说：“新加盟的十个国家中有八个是曾被封锁于铁幕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圈国家。这些国家热衷加入EU，不正是说明把欧洲联合这一理念向它们 呼吁的软能的结果。”
也就是说，一直在支配人类历史的、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能(hard power)，逐渐被完全相反的软能所替代。日积月累的对话及促进地区性合作－－如此的软能确实地成了EU联合的推进力。
在EU，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死对头法国与德国相互构筑信赖关系，成为推动联合的主要力量。因此，对开拓东亚不战共同体来说，重要的关键在于日本与中国及韩国的友好关系。
日中韩三国的青年友好交流
去年11月举行的日中韩首脑会议席上，就关于“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达成一致的意见，提出加强环境保护，灾害的预防及管理，以及推动文化与人际交流。
在这里，我想提出是否可以借镜于EU的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在亚洲也推进同样的制度，并首先在日中韩三国间开创一个先例。
EU在伊拉斯谟计划下，制定成员国全体大学生的10%要在其它成员国的高等学府进行学习，充实大学间的交流协定等共通教育项目。
其中当然存有各种还待克服的课题，如需要充分的财政资源，如何解决对在外学习生活的不安，以及对认定学分及取得资格的不安等等。但是希望在推进日中韩三国教育交流的同时，也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与进行环境整理。
通过“亚洲太平洋大学交流机构”(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的设立，自1993年起已推行了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学生、教职员的交流。以此为基础，最终希望能发展成一个包括亚洲所有国家的青年教育交流 计划，以推进亚洲的和平共处。
实际上与日本缔结大学间交流协议的国家中，除了占首位的美国，中国为第二位，而韩国第三位。从外国来日本的大学、专门学校留学的是中国占第一位、韩国第二位。这些事实，已经为建立日中韩大学间交流网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认为，肩负下一代重任的青年之间的交流才是不会崩溃的和平基础，为此而一直努力推进教育交流。
在我创办的创价大学，除了于1975年接受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首批国费留学生以外，还与亚洲各国及世界四十一个国家、九十所大学缔结有交流协定，其中中国有二十二所，韩国有五所。而且为了更加发展教育方面的交流，预定在今年年内开设创价大学北京事务所。
创价学会及其青年部，与中国有三亿余青年成员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有着深远的交流。二十年前，以胡锦涛国家主席(当时全国青联主席)为团 长的访日团来创价学会本部访问的时候，签署了交流协议书，决定定期相互派遣代表团。去年还签订了新的十年交流计划协议。
另外，今年还是纪念日韩邦交恢复四十周年的“日韩友好年”，文化交流及相互往来不断增加，可说是进一步加深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六十年的今天，希望能相互正视过去的历史教训，面向未来，加强推进青年的友好交流，使今年成为向新的日中韩友好关系启程的一年。
支持六国协议
我更认为，通过上述的交流，加深这三国间的信赖关系，一定能够帮助解决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问题。
东南亚有《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曼谷条约），于1997年生效。同样，也应该在东北亚设置无核地带。为此，应促使美、俄、日、中、韩及北朝鲜的“六国 协议”取得成功。这是试图解决北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第一步。从2003年8月的第一次协议以来，去年也举行了二次，但是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种不知 下次的协议会于何时举行的状况假如继续下去，将会加剧国际社会的忧虑。
作为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我提议把讨论北朝鲜放弃核武器具体程序的实务部门常驻在中国北京、或联合国总部的纽约。
这实务部门是在去年2月的协议中决定设置的。在6月份的协议中规定了其作用。但是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
另外应该设置非正式交流的场所，招集曾经放弃核武器开发国家的代表参加，来广泛地交换建立地区安全保障方式的意见。
不管如何，应该早日恢复中断的六国协议，继续努力使朝鲜半岛成为无核地区。今后的六国协议，应成为以建设东北亚和平为目标的对话场所。
核裁军的机运
接下来第三点，我要对核裁军和防止纠纷做出建议。
首先，我强调有核国应迅速进行裁军，并且加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制度。
今年是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的六十周年，也是争取废除核武器的国际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五十周年的佳节。
诺贝尔和平奖得奖人罗特布拉特博士(Sir Joseph Rotblat, 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名誉会长)，是在宣言上签字的十一位代表中惟一在世的。我现在正准备与他进行对话连载。在对话中，罗特布拉特博士谈到他深刻的 忧虑，就是虽然于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2000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中明确记载到“有核国明确表示将全面废除核武器”，但是不仅没有看出丝毫 动静，甚至还有有核国在开发新式核武器的动态。
去年于第四十五届帕格沃什会议上，博士警告说，假如有核国拒绝进行废除核武器讨论，继续保有核武器，那么绝对没有办法阻止核武器的扩散。
我对此也深有同感。最后文件的承诺并没有法律上的束缚，而是以加入国的合意为基础。不遵守承诺就会从根本上动摇NPT体制，造成核武器扩散不断升级的危险。
今年5月将再次举行NPT的研讨会。考虑到十年前NPT被无期限地延长的经过，我强烈要求同时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五个有核国立即着手检讨裁军的纲要。
近年于高峰首脑会议上，不断提到核不扩散这至要问题。去年为防止核物质及技术的非法转移而通过了“防扩散行动计划”。
为了使这计划，以及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对国际社会有真正的说服力和被接受，从而扩充合作的范围、提高其效果，不可或缺的是有核国对裁军的诚恳及有效的行动。
长期以来，核裁军主要是在美国与苏联（现在的俄国）这两国之间进行。但由于近年这双边会谈处于停滞状态，有必要进一步检讨过去的方法，应转为在多国间进行协商。
核裁军及废绝核武器问题假如长期没有进展，会促使不仅是核武器，还有其它大量破坏性武器的扩散，以及引起新的军事紧张形势。“不扩散”与“核裁军”如同两个车轮，只有相辅相成才能使世界迈向和平与安定。
为裁军而创建专门机构
正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一直在监督着核武器的扩散，我提议设置一个如“国际核裁军机构”来与它配合，认真研究探讨如何具体地推动有核国去达成早日废除所有核武器的明确约束。
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上长年处于冬眠状态的FMCT（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注解6），我们要促使它早日通过，并号召不属于NPT组织 但最近成了有核国的印度及巴基斯坦，还有以色列，共同加盟该条约，藉以成立一个管理核武器原料的国际性管理体制。
限制武器交易
第二点是早日缔结“限制武器交易条约”。
我在六年前的倡言里，曾提到作为“不战制度化”的一个环节，为了防止武器流入纠纷地区，加剧对立紧张局势，要尽早成立限制武器交易的国际规则。
近年来，这种呼声在国际社会中也不断高涨。2003年10月，开始了要求规制世界武器交易的国际运动。三个NGO：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和国际禁止小武器行动网(International Action Network on Small Arms)共同展开运动，呼吁各国政府于明年为止缔结阻止轻武器买卖的条约。
现在，世界上存在有六亿以上的轻武器，被这些常规武器夺走生命的人数在全世界平均每年超过五十万人。联合国于2001年召开了第一次的“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Conference on the Illicit Traffic in 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in All Its Aspects)，通过了“防止、清除及消灭”非合法交易的行动计划。
除了这种非合法武器买卖以外，每年被认为合法的武器交易平均达到120亿美元的巨大规模，更应对此早日采取某种必要措施。
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对于局势紧张的地区出售武器，是与防止纠纷背道而驰的做法。而且，增强军备必然招致减轻其他如卫生、教育等更急待处理范畴的预算。
据上述运动的报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常规武器交易占全球的88%。特别于近四年，美英法三国从亚洲、非洲、中东及中南美国家获得的武器出口利润远远高于其付出的援助资金。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目标是确立不战的制度，而这第一步应是放弃利用他国的战争、内战来作为吸取利润、加强本国影响的机会。
中国与印度
在上述文章中，我曾提到中国和印度也应该参加在今年G8高峰首脑会议上预定举行的防止变暖会议。在此，我继续指出应该以此G10体制来谈论制定关于轻武器交易的规制。
我在去年有机会与印度纳拉亚南(K. R. Narayanan) 前总统会谈。当时也谈到，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及印度对世界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忽视这种存在而进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的。
在四年前的提言中我也曾强调两国的重要性。我深信中印两国长远历史所孕育出的精神文化传统，将作为软能的规范而于现代开花结果，对亚洲及世界和平定必作出巨大的贡献。
故此，我于1998年曾提倡，应将现在的G8加上中国、印度，来举办“责任国首脑会议”。
尽管扩大为G10并非马上可行，但希望首先能以此形式于本年度的高峰首脑会议上讨论轻型武器问题，以此为明年的第二届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大会打开一条新的道路，尽早让所有有影响的国家参与行动。
裁军教育
第三是推进裁军、不扩散的教育。
为了改变近年来大量核武器扩散动向，和核裁军运动的胶着状态，必须努力推进对世界人民的意识启蒙运动，特别是在年轻人的教育上。
为此，安南联合国秘书长于2001年结成由十国专家所组成的小组，并在2002年的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根据其研究成果汇集的“联合国在裁军和不扩散教 育问题方面的研究”(United Nations Study on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Education)。
在1978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First Special Session on Disarmament)上，首次强调指出了裁军教育的重要性。我对大会提出了十点建议，呼吁“应更广泛地向民众宣传战争的残酷与核武器的恐怖，和推行民 众阶层的裁军教育”。
联合国在1982年开展了为期十年的“世界裁军运动”(World Disarmament Campaign)。SGI首先起来响应，在当年6月于纽约联合国本部，得到联合国广告局、广岛、长崎的协助，召开了“核武器－－对现代世界的威胁展”。 之后在有核国和许多不同政治社会体制的国家进行巡回展出，观展的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万人次。
冷战结束后，又举办了“战争与和平展”(War and Peace: From a Century of War to a Century of Hope)及内容一新的“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展”的巡回展览，将追求和平的民众之心结为一体，提高全世界不战的呼声。
从1998年起，又举办了“莱纳斯•鲍林与二十世纪展”(Linus Pauli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est for Humanity)，介绍对和平、人道作出极大贡献的鲍林博士的思想与一生，共有超过一百万人参观了在美国、日本及欧洲举办的展览。
该展览大受好评，当时负责联合国裁军事务的达纳帕拉（Jayantha Dhanapala) 副秘书长赞扬说是与联合国大会在2000年做出的裁军教育决议的理念一致。在 去年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关于裁军、不扩散教育的报告中也提及到这个展览。
通过教育团结善良民众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恐怖活动为首的新的威胁不断扩大，不安因素日有所增，国际社会应更团结一致推进裁军和核武器不扩散教育，令时代潮流向和平方向迈进。
安南秘书长在前述报告书的序文里警告说：“想到新世代的成人，对核武器可造成的毁灭性状况一无所知，完全没有恐怖感觉此点，对于我们这一世代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惊的问题。”
如果年轻的一代对裁军问题的无知、无关心状态继续下去的话，世界就绝对不会走向和平。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在学校教育中积极加入裁军、不扩散等内容。
具体来说，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推荐的那样，在中学和高中就实际的国际情况进行讨议，实施“参加学习”，提高学生的批判力和考察力；在大学积极引进和平学讲座等教育项目。
除此以外，配合学校教育，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意识启蒙也是非常重要。我们SGI，一直牢记户田城圣第二任创价学会会长的废除核武器遗训，长年努力推进和平运动。
本年是创价学会创立七十五周年的佳节。 创价学会起源于“创价教育学会”，牧口首任会长与户田二任会长都是教育家，自创办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教育，务要通过它来建设和平的社会。
正是这种精神，促使我们呼吁设立联合国“人权教育”及“可持续发展教育”这二个国际框架。
SGI宪章
今年也是SGI成立三十周年。在此，我想重申和确认SGI的基本精神。
自1975年1月，由五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发起的SGI，其人本主义连带已扩展到一百九十个国家和地区。每位成员以信仰为根本，在各个国家作为良好市民努力贡献，踏实地在社会中取得信赖，为社会带来希望。
十年前制订的“SGI宪章” 的十个项目，特别是如下的三项目，正好反映了我们的基本精神：
－SGI以重视生命尊严的佛法为基本，愿为全人类的和平、文化、教育而贡献。
－SGI为探究真理与发展学问，促使人人得以陶冶人格，享受富裕且幸福的人生，对教育兴隆做出贡献。
－SGI尊重各种文化的多样性，推进文化交流，以期构筑互相理解与协调的国际社会。
今后，每位成员都会继续实践这“SGI宪章”，在各自的家庭、社区、工作岗位上勇于对话，为建设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努力。
树立明确的目的，通过教育去团结人类善的力量，这就是牧口户田两会长的信念，也是人类可以取得永远胜利的唯一方法。
我们将牢记先师的深远精神，团结觉醒的民众，共同把“和平”与“人本主义”活动共同推广到世界的每一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