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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精神革命——创建世界和平的关键（2004年）

2004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纪念第二十九届“SGI日”，我想谈一下我对探索世界和平的个人感想。

　　就面临的新威胁和其对应方法，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社会依然持续着强烈的震荡。

　　以三年前美国同时发生多次恐怖活动为开端，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许多平民百姓深受其害的无差别恐怖活动。另外，对于扩散核武器及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忧虑也日益加深。特别去年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检查，受到全世界瞩目。

伊拉克问题带来的难题

　　十二年间，伊拉克一直不遵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所作出的各项决议。就应否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上，国际社会意见出现分歧。然而在3月，美、英两国断然采取了军事行动。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美国及有关国家，经过二十一天的战斗，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占领统治伊拉克的美国及有关国家，甚至联合国也多次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从而给伊拉克的复兴及中东地区的安定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年前，同样的混乱也发生在为扫荡“基地”恐怖组织而实行军事行动的阿富汗。

　　今年1月，虽然终于采纳通过了宪法，但是被认为是由旧塔利班(Taliban)势力组织的恐怖活动依旧时有发生，其治安状况令人担忧。

　　眼前的这种状况可以说明，如果并非对新的威胁置之不理，国际社会就必须表现出坚强的意识及行动能力，但是将重心只放在军事行动上的方法是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除了伊拉克、阿富汗的复兴问题外，当今世界最大的焦点，还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问题、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问题。这些问题仍然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

　　在这种战乱及持续对立的状态下，世人看到的是为解决一连串问题而一味动用军事行动，却看不到一丝和平的曙光。为此，人们感到不安、焦躁和无力。

不是治标，而是治本的疗法

　　确实，行使以军事力量为象徵的硬能(hard power)也许暂时可以解决问题，但这带有强烈的头痛治头的色彩。更而，在纠纷地区埋下了“憎恨的种子”，使事态陷于僵局，这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忧的地方。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在各地日趋明显。

　　我在过去二次倡言中曾反复强调，为了不使军事力量等硬能陷入“憎恶与报复”的连锁状态中，而又要使其产生某种效果的话，采取行动的一方必定要贯彻“自 律和自制”。我也不断呼吁，国际社会必须步调一致地采取包括软能(soft power)形式的行动，就是因为抱有对此的强烈担忧。

　　也就是说，文明的行动必定要来得文明，如果没有关怀他人的“自律”精神，那么就不能产生说服力，就很难达到和平与安定。

　　至今在围绕是否应该对伊拉克使用军事手段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产生的龟裂仍然留有后遗症。现今最重要的是，各国认真地吸取这一经验教训，反复进行建设性对话，不但治标，还要共同摸索其治本的方法。

　　换而言之，在对抗恐怖活动这一当今极端的“非对称性战斗”中，为防止其陷入泥潭，既然不可能期待恐怖分子会有所自制，在逼不得已行使硬能手段 之同时，更重要的是应不断持有考虑对方立场的自制心，并持有坚决铲除贫困歧视等恐怖活动温床的勇气及度量，这不正是文明的象徵吗。

　　我担心的是，若非如此，无论高喊多少遍代表文明果实的“自由”、“民主主义”等普遍理念，而缺乏了“以人为鉴，可正得失”的自制心，和“采 取协力而非强制手段”(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奈院长Joseph S. Nye的话)的软能形式，则不能打动人心，只会变成空虚的口号。

　　基于此点，有异于政治与军事上的对应(其基本想法我已经在去年、前年的倡言中叙述过)，为了打开恐怖活动与武力报复这一没完没了的闭塞状况，虽然显得有点迂远，我想对其最根本的问题部份提出一些意见。

基于关怀他人的自律

　　到目前我也稍为提过，要注意到在人的深部，不是表面，而是深层部分的某种根茎的腐败现象是否在不断地进行。人类如果不将这部分改革的话，就不容易给闭塞的状况打开通风孔。

　　正如晚年释尊所强调的“自归依”(自己回归属于自己的地方)，苏格拉底(Socrates)的“知汝自身”等箴言所指，人类是通过“他人”为镜子来对照、意识“自己”的。自从人开始有自觉以来，这变成了人类精神史的课题。在这里我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我要把视线由全球规模转移到跟前，我想首先讨论现代日本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

“自由与规律”要诉说的内容

　　说到有关教育的问题，我不禁想起青春时代所读过的书籍。

　　我的青春，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急剧变化时代；是在一夜之间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的混乱时期。摆脱了战争中的黑暗、残酷的镇压及战火，占领军带来的解放感、“自由”“民主主义”等字眼，令人觉得无限新鲜和发放着光辉。

　　在这种风潮下，我读到了庆应大学池田洁教授所着的，由岩波新书出版的《自由与规律》。

　　池田洁以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先后在英国的私立中学、康桥大学学习了八年，之后又以在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学习了三年的经验为主，生动 地说明了：如果没有青年时代、特别是私立中学时期所接受的严格人格陶冶、锻炼，就不可能得到能够支撑民主主义的自由；如果缺乏了这一点，自由就会变成任性 和放纵。

　　当然，这本书里并没有叙述这一民主主义母国政体的黑暗部分，即民族、阶级的差别，或者是掠夺殖民地的“负”的侧面。尽管如此，在反对军国主 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潮流下，“自由”、“民主主义”等字眼，对于在连每天的粮食都不能确保的人来说，也带有保证光明未来的希望光辉。

　　正因如此，我才对于这本《自由与规律》里所凝聚着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流的民主主义精华感到无比新鲜。

　　在此介绍书中印象深刻的一段话：

　　“我曾经听过在德国法兰克福市负责训练警犬的专门人员的话。他讲到，如果感觉到那天自己的情绪不安定，就会休息。因为若非如此，在训练时会不 知不觉地发怒。在训练过程中，自然有必要训斥警犬，使用鞭子，有时甚至要用脚去踢。但是，只要训练的人真的发脾气，甚至只是一次，那么训练警犬的工作也就 完蛋。因为警犬会由此而卑视训练的人，不再接受它所轻蔑的人的训练。”

　　训练员的观点是，训练的对手从某种意思上正是反映自己的镜子，是不能代替的宝贵夥伴。

　　池田洁将此事与陶冶训练人格的教育相比，断言“这是在约三年间的德国留学中，无能的我所学到的唯一的东西”。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话语。为什么我对这段话留有深刻的印象呢？这是因为对于训练员来说，警犬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动，就不能说是能自由 (随心所欲) 地控制警犬，而成了顽强抵抗的“他人”。

　　正因有“他人”，才有“自己”的存在；正是意识到遭受“他人”及外部的抵抗，才会发动自制心。因此，当觉得缺乏自制能力时，只有停止训练活动。

　　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精神，持有自律心，就不能与“他人”交往。没有这种紧张感，就会招来轻蔑。对于训练员来说，警犬就是“他人”，假如从视野中丧失了“他人”的存在，“自己”的存在也变得难以成立，当然其结局是训练也会失败。

　　这种情况要是在人而言，不知更会复杂几倍。

　　作者感慨地说：“站了近三十年的教坛，至今仍没能掌握如此明澈的道理。”我认为这正是优秀教育家的坦白心情。　

教育能力下降与“家里主义”

　　尽管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反过来看今天，对于青少年存在的问题，不仅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包括广泛意义上的教育世界里，不正是缺乏了池田洁所提出的那种健全的紧张感吗。

　　一直以来，部分年青人缺乏常识的举动经常引起世人的反感。但是，这些现象正说明了社会全盘教育能力的衰弱，欠缺“自他”之间对峙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紧张感”，在警告我们这种“放松与放纵”的风潮。

　　曾有一个时期，讥讽说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的二大特色就是：孩子们的娇生惯养和旅游景点的废纸垃圾。这正是二战之后民主主义风潮所酿成的弛缓状 况，是忽视与他人、与自然严肃对恃的结果。讲到人格，就如同《自由与规律》所述的那样，自明之理只有通过“自己”与“他人(包括自然环境)相互接触，相互 冲突而产生的紧张感中才能得到锻炼、形成”。这种自明之理的锻链，随着时间的漂移，由于生活变得富裕而逐渐受到轻视。

　　不能区别“自己”与“他人”、“私有”与“公有”，封闭在自我的空间之中。本来是在公众场合，却旁若无人地我行我素。这种当今年轻人的举止，京都大学的正高信男教授取名为“家里主义”。

　　在什么地方都与在娇生惯养的自己家里一样行动，是不能造就出只有意识到“他人”才能形成到的自律、公德心、最低限的教养及紧张感。这是因为它是只有通过持续努力的意识，才能形成的习惯。

　　但是，没有抵抗感、缺乏“他人”反应的单调、平板的社会，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它会令人感到不畅快、难以过活。正如作曲家阿久悠所说的“什么都有， 又什么都没有”那样，人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是一种看上去像是没有什么不自由，但平时又总感觉到欲求不满的闭塞状况。

社会习惯没有得到继承　

　　曾有一相识的新闻工作者提起这样的话题。

　　今年的《Imidas》(集英社每年出版的新词新语字典)的其中一册附录的书名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最新礼貌55》。如题目所示，从拿放筷子开 始，到红白喜事时的礼节，重点地收集了各种各样的礼仪方法的窍门。一般来讲，这种类型的“年鉴”附录只具有补充书中不足的性质。但如此的例外，不正反映出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内容吗？

　　这些礼节作法的大部分，过去都可以在家庭、社区中自然地体会掌握，而需要将其郑重介绍，也确实反映了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我为什么要论及教育荒废这种切身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深信，这里所暴露出来的矛盾、病理，与连锁暴力没完没了的现代文明的病根是深深相通的。

　　不管环境是大是小，忽视“他人”的存在，生命感觉会变得迟钝、麻痹，缺乏感情，对周围的人及事物漠不关心，愤世嫉俗。

　　这种隐藏在青少年心里的病理，与我在前年倡言中警告过的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病理是不谋而合的。就是“尽量减少我方人员的损失，给与对方最大的损害；由于不能正确掌握对方存亡的规模，对人的生死大事无关痛痒，完全失去感觉”。

　　美国试图向伊拉克引进自由和民主主义，结果竟然是接踵而来的苦战。对于拥有不同宗教理念、不同伦理、价值观的伊斯兰社会的人们来说，这些美国式的普遍 理念又有什么意义和魅力——美国曾经慎重地考虑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吗？重视“他人”的感觉充分发挥了作用吗?所有的小问题都是与大题目有所关联的。

　　因此，我认为应该从身边可以做到的事情开始迈出第一步。我刚才提出了“迂远”的方法，或许也是修正文明轨道这一大业的近道。

从家庭开始“和平的文化”

　　去年3月，联合国安瓦尔・乔杜里(Anwarul K. Chowdhury)副秘书长出席参加创价大学和创价女子短期大学的毕业典礼。他从心里祝贺毕业生走出校门迈向社会，亦同时投身于世界和平活动。

　　副秘书长在今年年初给我发了新年祝辞。引人注目的是，在祝辞中，他强调指出了“家庭”、“家族”在世界和平中所起到的作用。

　　他说:“来自与社会有积极联系的家庭具有自立、创造力，可以培养出面对困难迎头而上的人。如果幼少时期在家庭教导『和平文化』的内涵、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多样化的价值，那么于数十年后的世界，与今天的暴力蔓延的社会相比，将会有很大变化。”

　　站在联合国这一全球性立场，和平辛勤努力至今的人的话，真是言重千钧。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形势越是混沌，与硬能的应急措施一起，如果不能开拓直达心灵次元的软能精神土壤的话，恒久和平是无法达到的。而进行开拓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地方，就是家庭、家族这一最小原始共同体。

　　在不幸殉职的外务省奥克彦大使的“伊拉克来信”中，他在叹息事态发展深刻的同时，还叙述到“但还是有挽回的余地，这就是儿童们放着光辉的眼睛……看到伊拉克儿童们的炯炯目光，我深信这个国家将来也一定大有希望”。这不正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吗。

　　在以伊拉克为首的纠纷地区里，看到大人眼中不信任与憎恶的怒火时，难免会感到绝望。可是当接触到儿童们明亮无垢的目光时，对此人类史上的难题也会感到一丝的光明。

　　为此我呼吁，要着重于培养激发他们心灵的教育现场。

　　这使我回想起热爱青年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对年轻人的充满热情的呼吁。

　　恩师说:“这是一场热爱众生才发起的运动。然而青年中有许多人甚至不爱自己的父母，却如何去爱他人呢？跨越如此无慈悲的自己，进入佛的慈悲境界，就是人间革命的奋斗。”

　　爱众生这佛教的最高境界，慈悲这人类爱的精髓，如果缺少爱父母这一最贴身的“一步”，则只会是空中楼阁而已。正如“路就在脚下”所说的那样，在每天生活中平平常常的每“一步”，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但却包含着一切重大的意义。

　　超越亲子的爱情，父母与孩子，互相把对方作为一个“人格”来看待，也就是放到“他人”的位置上相互陶冶、不断锤炼。如此踏实的“一步”，可以把孩子带离“家里”，开始培育对社区的公德心、健全的爱国心，然后达到普遍的人类爱。

　　目睹当今时代精神的惨状、衰退，像和平这样的大问题，也必须从自己的周围开始处理，否则，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根本办法。所以，我们应设想从这个角度上迈出确切的“一步”。

　　在这里我想重温恩师不朽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

　　1957年9月，大约在去世的七个月前，处于小康状态的恩师竭尽全力发表的这个宣言，指责威胁全人类生存权利的核武器为“绝对恶”，并视废除核武器的使命为托付给青年一代的“最重要遗训”。

　　其核心部分如下:

　　“今天虽说世界各地掀起禁止试验核武器原子弹等的运动，但是我要斩断藏在其深处的魔爪。为此，我主张不管是哪个国家，是胜是败，只要是使用了 原子弹、氢弹、全部都应被判处死刑。为什么我如此主张？就是因为我们世界上的民众都拥有生存的权利，而威胁这种权利的正是妖魔、撒旦、怪物。”

　　当时东西方正处于激烈冷战的状态，以美苏为首的国家不断进行核武器试验，谋求提高其性能。

　　在这个时代中，恩师甚至使用“死刑”这一表现，正是因为他考虑到核武器可以带来世界末日的杀伤力，而呼吁青年们进行彻底的精神斗争。

　　但是，这里的“死刑”并非如文字所示的意思。其真意是，面对众多的生命在一瞬之间化为灰烬而感觉不到丝毫痛苦，只会为所欲为的生命状态，佛法中称之为“他化自在天”（注解1），要从根本斩断这一生命中隐藏的魔性。

　　认清持“核武器”确保“力量均衡”的观点是绝对恶，从而打破核武器抑制论的幻想，对轻视生命的思想敲起警钟，这个宣言的意义至今一点也没有逊色。

斩断隐藏在深处的魔爪

　　突破政治、军事的思考范围，试图摘除隐藏在生命深处的魔爪这一洞察，我认为正是当今问题的重要视点。

　　按照该文章的论述，“斩断魔爪”就是复活己心之中的“他人”的存在，感同身受，持有能控制自我的“自律心”，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达到心灵的自 律。（“他化自在天”的“他”有异于我所论述的“他人”）。如此的话，“斩断隐藏在深处的魔爪”这一困难的工作，也绝不是与己无关的事，而是从我们贴身的 “一步”开始，而连贯到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这一人类史的课题。

　　产业革命之后，基于西欧合理主义的近代文明，欠缺自律心，只会随心所欲地以扩张为第一，一往无阻地盲冲直撞。

　　其表表者，就是以地球上全人类的“生存权利”做为抵押，而谋求特定国家的优势和安全保障的核武器。这正是科学技术与军事目的相结合而诞生的，“为欲望的文明服务”的特别产物。

　　如何阻止这种趋势呢？我认为就是“对他人的关心”。换而言之，就是“公德心”、“公共意识”。

　　一百年前，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在《人生地理学》中，把这种政治风潮称为“国民性利己主义”，指出“国家 离开个人就不复存在，国家的目的也就等于每个人心里要实现的欲望”，说个人的一生也好，国家也好，其最终目的应该是“人道”。

　　他并且主张为了达到“人道”，不但谋求自己的幸福，同时还要为谋求他人的幸福而努力。

　　在这一点，牧口会长非常认同他所尊崇的美国思想家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主义论中的“公众”意识。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这一考论中，借用作家赫德森(William Henry Hudson)描写的英国威尔特郡(Wiltshire)一个村庄的情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主题。

　　“每个家庭都是以人的生活为中心。另外，也是以家禽家畜等的生活为中心。而这些中心相互关联，如同孩子们牵着手排队的样子……请设想在村落一 边的小房子的主人，在劈着很硬的木头时，一不小心，沈重、锋利的斧头砸在脚上，负了很重的伤。出了事的消息将飞快地传到住在一英里远村子另一头的人家。村 里的人不仅知道了发生事故的情况，同时脑海里也浮现出蒙受这一灾难的村民在出事瞬间的情景。闪闪发光的斧头落在脚下，从伤口涌现鲜红的血溅向四周。他们会 感觉到如同自己的脚被砍伤那样，受到很大的冲击。”

　　对于友人蒙受灾难，不单只是听闻其事实，而且自身也感受到灾难的痛苦、体验到友人的不幸——这种活生生的感受性、生命感觉，正是“公众”的最好定义。

　　其实在的感觉，栩栩如生的意识描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不仅是人之间，鸟兽等动物，仍至大地、草木，相互间形成明显的“他人”的存在，但又不是毫无关系，而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只有参与这一共同体，人才首次获得其“存在的根据”，能在共同体之中确认到个别的生死意义。

　　这可以联想到托尔斯泰作品中，接近作者自述的《哥萨克》(The Cossacks)中的奥列宁、《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列文等等，通过偶尔的啓示而使他们的心灵提昇到与万物合而为一的高境界。

　　杜威断言道：“如果形成如此的亲密状态，国家则是不值得一提的东西。”

　　这与卢梭(Rousseau)流“回归自然”又蹶然不同。伏尔泰(Voltaire)讥讽卢梭说：“读了你的作品，我不禁要用四肢爬行”。之后，卢梭进而构筑了他的人民主权社会理论，承认了排除所有人为的东西而回归自然的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杜威对“公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众真正开始参政时代的“共同关心”、“公共意识”的应有状态进行了考察。他研究村庄部落等“小共同体”在解体中如何形成“国家”的框架，如何将“大社会”变容为公众构成的“大共同社会”等课题。

　　所以正如杜威时而明示、时而暗示指出，假如不能继承村庄部落共同体居民的“公德心”、“公共关心”等基本意识的话，就没有把握形成“大共同社会”。

　　杜威指出，掌握形成大共同体社会的关键就是大众宣传媒体。

　　然而，到目前为止，不禁要问到，在“公德心”、“公共关心”上培养起来的大众宣传媒体是否充分发挥了应起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大众宣传媒体的问题。对“他人”的漠不关心、愤世嫉俗的蔓延是与过去不可比拟的。杜威所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是变本加厉。

　　加快这种趋势的是现代二大思潮，即全球化与虚拟化。它们相互结合，不断开拓着产业化的社会文明史的新局面。

　　最近，美国的“单独主义”等现象使全球化遇到了障碍。但是，资讯化则仍是一个难以抗拒的潮流。虽然判断其功过仍是太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资讯化社会带来本质上的虚拟化。

虚拟化带来的危险

　　资讯化的洪水继承了近代化，以其便利性、效率性刺激人的欲望，迫使人屈服。与此同时，构成社会的家庭、社区、工作单位、学校、国家的框架也被削弱或解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空间的障碍被除掉，形成了一个网路社会。

　　资讯的传达发展迅速，通过电视、电脑，可以在房间里，就能迅速地捕捉到地球另一端的信息。其结果是，人们对物品、服务、趣味、娱乐、职业、居住地、国籍、家族构成等的选择范围和活动范围都得以扩大。虽然这是一个很大好处，但也有它的弊病，即虚拟化。

　　象徵网路社会的二大手段的“货币”和“资讯”，两者都是虚拟现实，而不是现实。

　　别说是“资讯”，就是“货币”也好，在原来的实体经济与互换性上还可以理解。超越了这个范围，到了投机的金钱游戏世界，则欲望会变得没有止境，而逐渐失掉了现实的反应和安定感。结果，会招来无止境的追求自我增殖的拜金主义，这正是货币这种东西所具有的魔力。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货币”、“资讯”等虚拟现实虽然可以帮补现实，但是绝对不可能取而代之。

　　不管资讯装置如何发达，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场所，如直接对话、会议、上课等并不会完全消失，金钱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了物品和服务。这一点，无人岛上的鲁宾逊（注解2），已经证实了。

　　也就是说，虚拟世界根本缺乏了通过与“他人”对峙而达到面向“自己”这些现实人生中的辛劳。就是说缺乏了内心的纠葛、斗争，即佛教所说的爱别离苦(与相爱的人分离之苦)、怨憎会苦(与相憎恶的人相逢之苦)等。

　　尤其是，虚拟世界本来就具有逃避这些内心的纠葛和搏斗的便利性质。因此，也就很难产生通过“自己”与“他人”对峙而产生的自制心、自律心和公德心。

　　我们还须认清，支撑并构成资讯网路社会的也是人。在虚拟世界中，他们从头衔、各种立场、羁绊与束缚中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个人”。与此同 时，也要求他们能面对泛滥的资讯做出自己的决定，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自主、自律的个人”。但是，正如前面所述，在虚拟化的资讯社会里，很难锻炼出具有这种 本领的“个人”。这正是资讯社会今后将面对的最大难题，而能否找出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要再三呼吁转变想法，着重于从身边的“一步”开始。

　　就像刚才举出的威尔特郡的村民那样，听到“他人”受伤时，能否同时身同感受，这种生命感觉，才是补救虚拟世界的漏洞的方法，进而成为阻止战争发生的最大的抑制力量。

　　面对无数的战死者，阿育王（注解3）才深深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从而开始其和平政治。我们也应该努力在身边寻找如此的突破口。

　　在此，我要介绍大阪府立大学森冈正博教授的近着《无痛文明》(Transview出版社)。他在书中尖锐地指出现代文明的病理，令人深省。

　　森冈教授在今年元旦的《圣教新闻》上指出，现代的“无痛文明”就是为逃避辛苦，追求快乐，已经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其结果，也剥夺了人享受生命欢乐的机会，使人只是被金钱与物质所包围，而生活在不能痛感欢乐的空虚中。

　　没有“悲哀”也就没有“欢喜”；没有“苦难”，也就没有“欢乐”。在如此的社会里，“他人”的存在、“关怀他人的心情”会逐渐凋落。

　　森冈教授在这本书中还指出:“将自己的痛苦尽量变成无痛化的人，是最感觉不到他人的痛苦、听不到他人的诉说的人。甚至排斥了、毁灭了他人，也完全意识不到。”

　　“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也从不设想改变自己的主张，没有真正的对话。只要扩张自己，就是把别人打翻在地也在所不辞。”

　　真是“他化自在天”这一魔性的作用。而摆脱这条死胡同的出路又在什么地方呢。森冈教授指出，追求可使人类从内部产生变革的生命力，这正是当务之急。

释尊的四门游观

　　森冈教授提出的问题，与我们信奉的佛法有着显着的相似。

　　这种思想表现在叙述释尊出家动机、围绕“生死病老”的“四门游观” 的故事中。

　　诞生为古代印度释迦族王子的释尊，过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与现代“无痛文明”有类似之处。

　　一天，他心里起了很大的疑问，在经文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虽然这般富有，这般和蔼、温柔，但却想到：愚蠢的凡夫，虽然他们会一天天地变老，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衰老，却陷于苦思、烦恼，感到羞耻、厌恶，而忘记了这也是自己的处境。”

　　“愚蠢的凡夫，虽然他们会身患疾病，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患病，却陷于苦思、烦恼，感到羞耻、厌恶，而忘记了这也是自己的处境。”

　　“愚蠢的凡夫，虽然他们终会死亡，也不能避免，但看到他人死亡，却陷于苦思、烦恼，感到羞耻、厌恶，而忘记了这也是自己的处境。” (中村元《释迦牟尼Ⅰ》春秋社)

　　一般说释尊出家的动机是为了解决“生老病死”，这人与生俱来的根本“苦”。 但我认为，释尊想指出的不单是生、老、病、死等折磨人的问题，他更想指出的是，像反复告诫不要像“而忘记了这也是自己的处境”那样，要先改革“与己无关”这种傲慢冷酷生命。

忘掉死亡的文明带来的悲剧　

　　佛法的出发点，在于不是无视他人的痛苦，而是当做自己切身的问题去解决，其间进而昇华自己的生命，以达到“自他幸福”的结果。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才可以不断感受到真实的“生的欢乐”。

　　现代文明的特色，除了上述的“无痛文明”外，还被称做“忘掉死亡的文明”。忽视生老病死这一根本课题，只是以生命工学、先端医疗等名目来掩饰，忘掉了人类社会只有从正面克服这些痛苦，人生才会变得真正丰裕。

　　另外，“忘掉死亡的文明”把死亡当作他人的问题，对痛苦感到麻木，大大地削弱了社会制止惨剧发生的力量，带来了二次世界大战和各地陆续发生的虐杀事件，使上个世纪成了大量杀戮和伤亡的世纪。

　　刚才叙述到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户田会长诉说要“斩断隐藏在深处的魔爪”，正是要铲除“忘掉死亡的文明”的象徵性产物——核武器，试图改变现代文明的负的部分。

　　如同不可能有“只是他人的不幸”那样，也不可能有“只是自己的幸福”。打破细小的利己主义，从他人之中感受自我、从自我之中感受他人的存在，相互辉映着生命的光芒，度过最高的人生——如此正是佛法中所说的世界观、生命观，也是我们SGI的挑战。

人权复兴运动

　　从各种意义来说，明年的2005年是近年来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明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也正值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的六十年。在此，我想谈一下为建设“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的具体政策。

　　我想就(1)联合国的强化与改革 (2)推进核裁军与废除核武器的途径 (3)扩充“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这三点分别进行阐述。

成立“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别研究小组

　　第一是联合国的强化与改革。

　　伊拉克问题上，在争论采取军事力量是非的同时，最受人瞩目的是，随着安全保障理事会上深刻的对立，联合国的机能完全不能发挥。

　　为了防止这种事态再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呼吁有识之士成立关于改革联合国的“威胁、挑战与改革”高级别研究小组（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并在上个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该研究小组以四点为研讨主题，到今秋为止要对秘书长进行汇报：(1)详细探讨威胁和平与安全保障的现存课题。(2)在解决这种课题时，考察集 体行动可以做出的贡献。(3)重新研究联合国主要机关的机能与其相互关系。(4)通过改革联合国组织与过程等，提出如何强化联合国。

　　我曾在2000年10月，与就任该研究小组主席的泰国阿南・班雅拉春(Anand Panyarachun)前总理围绕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进行对话。

　　阿南前总理指出：“各国对联合国的信赖和期待越高，联合国的效率就会变得越好。”他一面指出联合国因为是国家集合体而受到的限制，一面又强调了联合国的意义。

　　他认为，至少应该欢迎联合国的存在，因为他是“希望”。考虑到“如果没有联合国”，则不堪设想。可以说联合国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的确，有部分人不断地叫喊着联合国无能，说不需要联合国。不错，现在的联合国有不少赶不上时代变化的一面。但是，考虑到既然现实上不存在能取代联合国的其他组织来集聚世界人民的力量，那么只有继续支持和加强联合国的实力才是上策。我们也一直采取了如此的行动。

　　重要的是要紧记伊拉克问题的教训，考虑若今后发生同样难以判断的困境时应如何应对，而积极探讨应制定什么规则与制度。而我认为这中心非联合国莫属。因为联合国是唯一得到世界一百九十一个国家加盟的机关，以它作为国际合作的中心，谁也不能否认其正统性。

　　鉴于这种前提条件，我想对强化与改革联合国提出如下两个建议。

通过召开联合国紧急大会，进行意见汇集

　　第一是加强联合国大会的许可权。

　　正如联合国宪章所制定的那样，只有安理会可以委任和平与维持安全的主要任务，并持有决定行使法的拘束力权利。但是，在实际审议时，因为只承认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制度，所以经常出现达不成任何协定，导致不能发挥功能的情况。

　　由于联合国大会是所有成员国的“国际对话场所”，如此具有高度代表性的会议的许可权制度及其运用，是必须被加强的。

　　宪章规定联合国大会关于和平与维持安全的许可权次于安理会。所以当安理会通过否决权等而大会不能发挥其作用时，就会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大会，尽量起到规劝的作用。

　　这就是所谓“联合一致共策和平”(Uniting for Peace)的紧急联合国大会，是基于1950年联合国大会采纳的决议，只要得到安理会九个国家赞同或是加盟国过半数的赞成，就可以召开。

　　进入二十一世纪，威胁和平的新形式层出不穷。今后一定会面临不少难以决断的局面，特别是围绕行使军事力量等争议。假若于安理会发生纠纷时，应该落实召开紧急联合国特别大会，确立把其会议上的结论反馈给安理会的构造。

　　联合国的力量与信赖决定于其能否形成国际社会舆论。虽然其对于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实际的措施也很重要，但确保其“正统性”，使软能得以发挥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解决问题，什么是最理想的方法？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最大存在意义，不正在于汇集国际社会的意见来寻找这个答案吗。

　　上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也全会一致通过了如何增加联合国大会的活力与提高其权威的决议。这也说明了联合国也正在开始强化这个唯一可以代表世界的声音的大会。

给予纠纷地区以“不间断的支援”

　　第二点是，调整涉及到从纠纷到构筑和平过程的联合国各个机关的活动，维持一贯性的环境条件。

　　近年来，对纠纷地区断断续续的支援成为了深刻的问题。去年5月发表的“人类安全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的《人类安全报告》(Human Security Now: Protecting and Empowering People)中也强调必须解决这些支援的断续状态，不要创造真空的状态。

　　报告书就于各地的纠纷中与其结束后没有对人民提供有效的保护这点，呼吁“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分担的任务，应该最优先考虑如何去保护人民的生命，如此才可以克服现在各部门我行我素的混乱现状”。

　　同时指出，“特别是在国际军事介入之后，保护人民的性命虽然来得重要，但复兴活动也是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即是说，成功与否的判断，主要不在于纠纷的停止，而在于其后的和平实质”。为此，所有部门都应以人民和社会的复兴活动为重，而在同一领导单位之下开展上述活动。

　　由于近年来纠纷越趋复杂，综合地推进各种支援活动的需要高涨，我建议应该在联合国设立一个有力的领导机关来进行这个任务。

　　例如，在联合国已经事实上完成其使命的托管理事会（注解4），以“复兴和平理事会”的名称发展改组，来担任这个作用又如何。

　　过去我曾经提议，改变托管理事会，一方面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保持密切的协作，一方面保障纠纷地域的多样性文化和民族。

　　加入这种要素的“复兴和平理事会”，应该首先负起推进从人道支援到构筑和平等各个活动的责任。

　　另外，我认为在推动此活动时，有必要保持与当事国与周边国继续协商的场所，并设置定期对关联国家报告其活动进展状况的制度，努力提高其透明性与信赖性。

广泛的民众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总之，为了实现强化联合国，不只是成员国，强大的民衆阶层支援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联合国长期面临着资金短缺这一难题，期望能尽量地获得广泛的支援。

　　去年2月，设立了以巴西的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Enrique Cardoso)前总统为主席的“民间社会与联合国关系知名人士小组”(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Civil Society and UN Relationships)，制订了汇集民间社会意见的报告书，为联合国的强化作出了贡献。

　　为了使潮流更加高涨，加之明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我建议采取2000年NGO(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召开的“千年论 坛”(Millennium NGO Forum) 形式，召开以NGO和民间社会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民众论坛”，来加强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实力。

　　我所创立的和平研究机关“波士顿二十一世纪研究中心”，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时也曾提出《来自民众的提议》(A People's Response to Our Global Neighborhood)等报告，一直推进支援联合国的活动。我考虑今后也将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召开专题讨论会等，扩展民众对联合国的全球性支援。

使国际刑事法院活动踏上轨道

　　配合改革联合国提议，作为处理接踵而来的恐怖活动的对策，我认为创造“以法解决”的环境尤其重要。

　　2001年9月，继安理会决议采纳于联合国设置“反恐怖主义委员会”(Counter-Terrorism Committee)之后，去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Evian)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设置了以支援该委员会的活动等为目的的“反恐行动小 组”（Counter-Terrorism Action Group）。

　　为了把恐怖活动防患之于未然，或是防止其再次发生，除了在各国调整扩充法律制度的同时，不可或缺的是坚韧不拔的国际合作。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国际机构，一面倾注力量增强其预防措施，一面推进创建不再发生恐怖活动的环境。

　　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增加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使其活动走上正轨。

　　国际刑事法院在去年3月正式成立，并开始其活动。它是对战争罪犯、或犯了大量虐杀的个人实施审判的常设法院，目的是在切断世界各地相继发生的纠纷、恐怖活动的憎恶、暴力连锁，改变国际社会“以力量解决”的风潮，落实“以法解决”的制度。

　　为了使法院能发挥其真正作用，重要的是要得到更多国家的承认，以确保其普遍性与信赖性。

　　去年8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上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对纠纷地域的联合国人员或是人道援助工作人员进行的恐怖活动。

　　原因是于伊拉克、巴格达发生的对当地联合国本部进行的炸弹恐怖活动，给予国际社会极大的冲击。为了从制度上防止这种非人道的恐怖活动，也应该确立在国际刑事法院般的司法制度下进行裁判的原则。

　　我们SGI，作为联合国NGO，也会致力于启发意识等活动，来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走上轨道。

　　另外，我提议要强化“国际人道法”。至今为止，其主要目的是为处理国家间战争或国内纠纷等问题。我认为，在处理恐怖活动的措施上，或处理跨国内战等新事态当中，也需要遵守国际人道法的精神。

早日使CTBT生效

　　第二，我想展望削减、废除核武器的前景。

　　上月，伊朗签署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追加协议书（注解5），同意全面接受对原子能的检查。接着利比亚也同意全面废弃包含核武器在内的大量破坏性武器的开发和制造计划，并立刻接受国际检查团的查核。

　　这是在不扩散核武器体制方面的一大前进，但在消除核武器对地球的威胁上，仍有很长的一段路。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我强烈认为，应该把重点从“不扩散”转向“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才对。

　　当然，健全的“不扩散”制度是促进核裁军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我们反复号召于1996年采纳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简称CTBT)早日生效。

　　条约中所制定的监视核武器实验的国际观测网正在顺利地筹备，如果它走上轨道，那么事实上妄图秘密进行核武器实验则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它在七年间还未正式生效，而美国政府于去年增加了新型小型核弹、强力地下贯通型核弹等研究预算，令人忧虑其核武器实验活动再开的动态。

　　去年7月，阿尔及利亚，一个使条约生效的重要条件国批准了此条约。我们有必要提高国际舆论，使剩下的以美国为首的十二个重要条件国家也相继批准，让CTBT早日生效。

　　与此相关的，就是应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使有核国承诺不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的“消极安全保证”(Negative Security Assurance)能够生效。

　　真挚地将这些措施一个个地实施，才是前文所述自制心的“形式”。我想重复强调，把这些资讯广泛地传到民众的心里，才是抑制战争、恐怖活动的最大力量。

　　然后，比任何都重要的是，有核国应诚实地履行核裁军，这才是提高各种核武器条约的信赖、促使其生效、并使不扩散体制得到安定的最大关键。

核裁军的誓约是NPT的“灵魂”

　　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简称NPT)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核武器扩散，但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就是其促使各国成员要诚挚地商讨核裁军的明文规定，故此比起任何其他 的有关核武器条约，得到最多的国家签署。

　　1995年决定条约无限期延长，和一起通过的“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查进程”(Strengthening the Review Process for the Treaty)与“核不扩散及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Principles and Objectives fo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文件，表现了核裁军构造于国际社会上已渐趋成熟。

　　由于明年2005年是原子弹轰炸广岛与长崎六十年，亦会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NPT Review Conference)，故此于去年的倡言里，我提议同时召开各国首脑参加的“消灭核武器的特别总会”，同时于联合国设立核裁军的专门机关。

　　在2000年的审议大会上通过的最终决议中，加进“达成全面废除核武器的明确约定”条文，也呼吁“为了全面废除核武器的导入过程中，所有的有核国应尽早参加”，要求各国为实现其目标而付出努力。

　　为此最重要的是，五个有核国，也同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对NPT所有成员国负起责任，率先诚意地主导谈判。

　　我确信在2005年的审议大会，或于我提议的联合国特别大会上，有核国的五个国家假如同意开始谈判，就必定会为核武器问题打开一条生路。我呼吁他们早日着手制定废除核武器的具体时间表。

东北亚的永久和平

　　与核武器问题有最大关联的，就是现在最受瞩目的北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

　　当2002年12月北朝鲜宣布重开核生产设施以来，国际社会对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忧虑日益高涨，而去年8月在中国北京召开了由美、俄、中、韩、朝、日参加的六方会谈。

　　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进展，但正像议长在总结时说到，进行了实质性讨论，明确了协调一致解决核问题及其他关切，在和平解决的过程之中不采取使状况恶化的行动等，并为下一轮会谈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此之后看不到举行会谈的徵兆。今年1月，北朝鲜接受美国的非正式代表团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但是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对日本来说，过去北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是绝对不能避而不谈的。

　　虽然如此，重要的是“多国间对谈”总算有了头绪，希望各国坚持议长的总结精神，继续努力通过诚意的对话去打开僵局。

　　我期待早日召开第二次会谈的同时，为了推进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国家间的相互信赖，提议于将来设置如“东北亚共同体”似的具体组织，来推进多国间对谈，和设置“东北亚无核地带”。

从被保护到做贡献

　　第三点我想提到的就是扩充“人类安全”问题。

　　“人类安全”是在近年通过反省过去的安全保障观念而形成的。它是把重点从国家安全转移到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保障构思。

　　所保障的内容不仅包括战争、恐怖活动、犯罪等的直接暴力，还包括贫困、环境污染、压抑人权、歧视、教育的落后等威胁人类安全与尊严的所有问题。

　　联合国的安南秘书长在今年年初的致辞中指出，由于伊拉克战争，使人们忽视了对贫困、饥饿、不净食水、环境破坏、传染病问题等的对应，而这些问题随时可以剥夺百万人以上的生命，呼吁世界领袖在今年努力寻找其对策。我所指的“人类安全”，正是他提到的这些社会问题。

　　自从联合国开发计划(UNDP)提倡了人类安全的基础概念以来，其重要逐步受到认识。2001年设立了“人类安全委员会”。去年5月发表了前文所触及的报告书。

　　报告书中，立足于至今为止的国际议论，把人类的安全保障定义为：“拥护人类生存不能缺少的基本自由，把人类从更深更广的深刻威胁下保护过来”。

　　我特别着眼的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报告除了举出了“保护”以外，作为第二个关键，还举出了要使人能“自强”。

　　也就是说，不单是要受到“保护”，更而创造出适当的环境，诱发人本有的坚毅实力，使人在争取自己幸福的同时，也对社会作出“贡献”。

　　对此，报告书如此强调：

　　“实现『人类安全』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人除了为自己以外，还有为他人行动的能力”。

　　“从提高这种能力的观点上，『人类安全』与国家安全保障、人道活动，或与许多开发事业并不相同。它使人自强，使人不但能自力更生，更可以形成整个社会的潜力而大有作为”。

　　只有通过为他人的行动、对社会创造新价值的挑战，才能形成不可摧毁的和平基础。

普及妇女教育是社会安定的关键

　　为扩大“人类安全”，最应该努力去做的，我认为正是本文上述所强调的“教育”。

　　据说世界上现在有八亿六千万的成人不会读书写字，有一亿二千一百万儿童不能上学。

　　为此，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为中心，展开了“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活动，目的是基础教育的完全普及，而去年也开始了“联合国扫盲十年”运动。

　　为了使人类能发挥其本有的力量，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扫文盲。普及初等教育，不仅使妇女有所成长，也会成为使家庭及社会发展得更美好的巨大动力。

　　上月出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04年世界儿童状况》(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04)上指出，如果不推进女子的教育活动，就不能达成世界其他的开发目标，呼吁国际间尽快实施改革。

　　但是，由于资金等原因，许多国家不能及时地普及初等教育，应该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来克服这种障碍。

　　根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试算，如果在世界每年支付的军费开支中，将其四天的经费用于教育领域的话，那么全世界普及初等教育的必要资金就可以维持到2015年。

　　完全普及这种初等教育也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注解6）的八大目标之一。我呼吁为了推动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以比如“全球初等教育基金”的形式，加强国际间资金合作的构造。

　　在致力于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为了建设没有战争的世界，“人权教育”也极为重要。

　　消除纠纷就是要克服不断激化的敌对意识及歧视感情，创造出走向和平共存的土壤。

　　虽然还未到纠纷的地步，但由于世界性经济不景气，加上失业问题等，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摩擦，令社会紧张的局势不断加深，如此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

　　美国新闻工作者故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曾在我们的对话集《人的选择》中，警告说“对他人的伤痛持毫不关心的态度，正明显地表示出教育的失败”。对这种状态继续置之不理的话，对社会的憎恨及愤怒的感情就会积累起来，进而招来更大的纠纷。

　　三年前我在写给在南非召开的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问题世界会议”(World Conference Against Racism, Racial Discrimination, Xenophobia and Related Intolerance)的致词中，作为“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的持续形式，呼吁设置“联合国人权教育促进和平十年”。

　　去年8月，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提出在联合国大会上宣言设置“第二次人权教育十年”的劝告。我除了欢迎这提议外，还想呼吁在实施这些行动时，应特别关注到未来主人翁的儿童们，并努力推进关联到创造“和平与共生”的地球社会的人权教育。

　　今年还是“纪念反奴隶制斗争和废除奴隶制国际年”，我们更应接受过去沈重的教训，培养克服种族歧视、形成不容忍这些行为的社会风潮。

　　作为SGI，我们将通过支援联合国机构的各种活动，团结联合其他的NGO，努力在全球推进和平与人权教育活动。

资讯社会的伦理

　　近年来，在迅速发展的资讯化社会中，大众传媒煽动对特定民族、种族的歧视感情的例子、互联网上攻击特定民族、种族的网页等层出不穷，令人担心其成为产生纠纷或由憎恶而产生犯罪的温床。

　　上月在瑞士召开了联合国第一次的“资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中心议题是资讯的拥有和非拥有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也就是“数位鸿沟”(Digital Divide)的问题。除此之外，还从各种角度对资讯社会应有的状况进行了质疑。

　　大会采纳的《最后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之中，除了明确承认了网路社会中的报道自由和媒体的独立，也强调了媒体对资讯的负责。

　　我认为明年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应对于资讯社会的伦理进行更深层的讨论。

世界规模的“人道竞争 ”

　　无论如何，为了推进“人类安全”，不可或缺的就是崭新大胆的构思与不断的顽强努力。设置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部”的泰国正可供参考。我认为如同牧口 会长所提议的“人道竞争”那样，各国应该向着好的方面互相竞争，而共有从中得到的资讯与经验，进行技术交流、人员派遣，实现世界规模的“人类安全”。

　　重要的是，这挑战不仅仅停留在国家这一层次，而应广泛地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援、理解与参与，才能结出果实。

　　为了使人民奋起参与，重要的是要推进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清楚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基于这个理念，我们SGI除了积极参与联合国的裁军活动、人权活动， 地球问题首脑会议（Earth Summit）等国际会议外，还展开一连串的展览，如“核武器——对人类之威胁展”(Nuclear Arms: Threat to Our World)、“战争与和平展”(War and Peace: From a Century of War to a Century of Hope)、“现代人权展”（Toward a Century of Humanity – Human Rights in Today's World）、“环境与开发展”(Toward a Century of Life –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等等，通过这些草根运动，去启发人民大众的意识。

　　去年，作为和平教育的一环，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本部等巡回展出了“莱纳斯・鲍林与二十世纪”展(Linus Pauli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Quest for Humanity)，和举办以SGI为中心的“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文化展”(Building a Culture of Peac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目的是要通过这些展览，使人们对围绕地球面临的一个个问题进行详细思考，来掀起时代变革的波涛。

为了万年的未来，埋下“和平的种子”

　　和平学者博尔丁(Elise Boulding)博士提倡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基调应该是“和平文化”。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对谈当中，博士说人不仅仅活在现在这一瞬间，否则我们将败于各种不能解决的现状。为了不失去希望，应以长期的观点看待未来，和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

　　户田会长曾说，展望万年的未来，创价学会将会成为人类带来希望与触发的电源。我们胸怀自豪及使命感，以明年SGI成立三十周年为目标，将会进一步团结全球的世界公民，以求达到构筑“和平文化”的目的。

　　我们SGI的“人间革命”运动，就是要使每个人醒觉到自己无穷的潜力，为人为己，使他们都能参与社会的建设。

　　记得在1975年1月SGI成立的时候，我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呼吁，不要只顾开出自己美丽的花朵，而应于全世界播下和平的种子，来完成自己尊贵的一生。我也会这么做。

　　这个信念至今也没有改变。和平并不是游离于日常生活的虚无概念。实践和平，就是指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生命里、在自己的一生中如何积极地播下和培育和平的种子。我深信这正是争取永久和平最稳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