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世纪的伟大潮流（2001年）
2001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以共生与自发的精神力量 建设裨益人类的新文明
终于到来的二十一世纪——这新世纪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对此，近年来不少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展望。
其中，大部分对生命工程学或信息工程学等科技方面的进展寄予期待的同时，也透露到对政治与经济前景难测的不安。
“期待”与“不安”这两个对比可能是世纪转换时特有的心境。但相较于二十世纪之始，则令人感到缺乏了当时那种乐观的气氛。
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二十世纪为人类带来了贡献吗？”这避无可避的提问。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带来许多恩惠，与此同时，又不断发生战争，不断扩大着从未有过的悲剧，成为人们心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么，究竟以怎样的光源，才能驱除这种黑暗呢？二十一世纪到底应该以什么为依归呢？
我在考虑这问题时，脑海中浮现起与“现代化学之父”莱纳斯・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博士的对谈。
难以忘怀的是，在与博士的对谈中，当我阐述“二十一世纪是生命世纪”这多年来的一贯主张时，得到了博士的全面赞同。鲍林博士说：“我想这意味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人的生命本身更受瞩目、人类的幸福与健康更受重视的时代。”
博士出生于1901年，置身于艰难动荡的二十世纪，作为科学家，又作为和平活动家，一直在追寻着人类与社会的理想状态。正因如此，博士的话语更使人感到重如千钧。
我们把对谈编成一本书，书名定为《探求生命的世纪》，也是考虑到如果以“生命本身”为问题中心，就可以涉及到人类真正需要超越的课题、及其应循之道。
有识之士的回顾
回顾历史，二十世纪是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
就此，历史家艾里克・霍布兹波姆（Eric Hobsbaum）的巨着《二十世纪的历史》耐人寻味。他在文章开头以《12人看二十世纪》为题，列举了代表世界有识之士的见解，而他们那些近乎悲鸣的语句引起我的注意。
“我不得不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史上最残暴的世纪。”(英国诺贝尔奖作家威廉・古丁，William Goulding)
“我只能说它是虐杀与战争的世纪。”(法国生态学家雷恩・迪蒙，Rene Dumond)霍布兹波姆在介绍这些观点之后，自问自答地叙述到：“为什么许多有洞察力的人士没有带着满足、或是对未来充满自信地回顾二十世纪呢？”
“不容置疑，这是因为不论从战争规模、次数、还是时间上的长短，二十世纪都创下了历史上最残酷的记录。(中略)综观历史上从最严重的饥荒到组织性的大杀戮，人类自相残杀的规模之大，也是史无前例的。”
物质的进步与时代精神的倒退
如果仅仅把焦点对准历史的黑暗部，也不能算是公平。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也有很多是进步发展的一面。
不论怎样，允许帝国主义或殖民地主义在全球旁若无人地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即使还存在许多课题，联合国这一世界政治机构与转瞬即逝的国际联盟相比，在这半个世纪里一直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从正面对民主主义的各种价值提出异议的人已经大减。尤其是妇女在家庭及社会的地位得到提高，虽然还不充分，但与前一世纪相比，仍令人刮目相看。
科学技术发展虽然是功罪兼半，但也没有人能否定它在丰富物质(虽产生贫富不均的难题)，发展交通、通讯、医学、卫生等方面的贡献。甚至就二十世纪初与世纪末的人权问题而言，在法律与制度面也有着明显的不同。
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人类极端的自相残杀此事实是无法抹消的。据统计，自十六世纪以来五百年间战死的人数，二十世纪竟占其三分之二。诚如“Megadeath”所形容的，二十世纪的确是史上空前大屠杀的时代。
换句话说，二十世纪是个过于轻视人类生命的时代。在此意义上，即使称二十世纪为“亵渎生命的世纪”，也绝不过份。
我在前文言及，即使是二十世纪带来的贡献，也都是物质的进步，就时代精神而言，不能否定二十世纪处于倒退的状况。生命不断受到轻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大宇宙之间的关连被截断，以佛法用语来说，就是陷入了“小我”的牢笼之中。如何把这时代潮流扭转为尊重生命尊严的世纪，就是鲍林博士与我共有的文明史课题。
“排除生命”导致二十世纪的悲剧
受时势所趋，除了历史书以外，也有许多论着二十世纪的书刊问世。就我所看到几个人的观点中，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像的是法国文人保罗・瓦勒利(Paul Varery)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论述“精神危机”的文章。
他在1919年发表的同名文章里，痛陈所感到的深刻危机，指出历史上最初的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精神冲击，甚至预感到以荣华富贵为自豪的西欧文明将走向灭亡。
在此，他刻画出知识的无能、应用科学的残忍、目标丧失等问题，全都是与现代共通的课题。可以说，瓦勒利洞穿的西欧近代精神破绽，至二十世纪末仍是丝毫不变。
在他分析危机加深的短篇论文中有这样一段：“与我们热中于利用哲学来排除宇宙一切生命同样，古代人利用他们的哲学使生命蔓延宇宙。”(《瓦勒利全集9》)虽说这是近乎反时代的发言，但我认为的确是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时代本质的至理名言。
尽管这么说，当时的哲学也不是有意要排除生命。二十世纪的语言对形成宇宙观显然是力不从心。不单哲学，在文学上也摸索着如何使语言复权，以语言重建有意义的生命空间，为此目标而呻吟，一再受挫。
我们尤其不能忘记科学技术在排除生命这点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代科学分割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使人变成了可以被操作的客体，这种机械论自然观所带来的弊害，是无庸赘言的。
但是，到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科学领域的思维也被迫扭转，成立承认人类为自然一部分的自然观、生命观。其原因是，人类突然面临环境污染等全球性危机；而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知识新领域的遗传基因工程学的发展，如克隆技术等，稍有差错，就会摧毁人作为人的基础。
东京大学的松井考典教授极力主张应把笛卡尔(Descartes)有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提高对“生命、心灵、精神”的关心
在四年前的SGI(国际创价学会)纪念倡言中，我介绍了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y Gasset)哲学的精华：“我就是自己与环境。如果我的环境不能被拯救，则我也不能被拯救。”(《关于对唐吉柯德的思索》)因为我对此话深有共鸣。
正是因这种时代潮流，在“千年纪”的日本说起“生命”，也不仅是生物学上的“生命”，而更多是注目于瓦勒利所谓的“生命”。而且不仅提到“生命”，还经常见到如“心灵”、“精神”等字眼。
特别在讨论到青少年的失足问题或恶性犯罪时，更喜欢用平假名表示“生命、心灵、精神”等字眼。我认为这正表现了时代精神深处某种微妙的感受性，和人们关心的方向与价值观，正慢慢地在起着不少的变化。
社会基础的崩溃
虽仅有一面之缘，但一见如故的、二十世纪已故着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先生(Sir Yehudi Menuhin)，他曾引述美国印第安酋长西雅图(Chief Seattle)的书信，令我难以忘怀。
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当白人提出购买土地时，酋长寄给当时总统弗兰克林的信。在此介绍其中的小部分：
“假使我承诺(贩卖土地)的话，我需附加一个条件。即白人要爱护这片土地上的动物如同亲兄弟一样。(中略)我见过大平原上许多腐烂的野牛屍体，那是白人坐火车经过时从车上打死的。我是野蛮人，所以不懂为什么喷出烟雾的蒸汽车比维持我们生存的野牛更重要？如果没有动物，那么人类又会如何？假若所有的动物都被消灭，人类的心灵会因巨大的孤独而死。为什么呢？因为动物所经历到的，人类同样也会经历到。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连结的。能降临到大地的一切，同样会降临到大地之子身上。”(《邂逅之旅》)
一如梅纽因先生所主张，酋长的话不但对现代，甚至对所有的时代都适用。谁都不能蔑视这种原始万物有灵论（
为了取乐而射杀野兽，这种对动物存亡无关痛痒的歧视感觉，与促使白人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强迫他们迁进居住区的种族歧视心态是一脉相通，而与“生命世纪”则是水火不容的无缘存在。
在宇宙的森罗万像中设置隔阂，并编列其价值顺序，只会切断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单方面的压抑、掠夺正当化，亵渎了生命的尊严。
佛法的一念三千法理
“万物相互连结”——佛法与酋长的想法相通，把撤除隔阂指为追求生命实相的首要命题。“一念三千、互情非情”，意即“一念”此生命作用，纳于“三千”现像世界，而此法理适于有情的人、动物，也适用于山川草木等非情世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也有着同样的意思。
暂且不提“一念”或是“佛性”的严密定义，目前可以大致把它们当作是“生命”的同义词，当然它绝不是指生物学上狭义的“生命”意思。
佛法讲说的“生命”世界略有差别，虽然它也有着原始万物有灵论感性，但佛法的生命世界不是轻易能达到的，是要经过精神的千锤百链，才能达到的豁然开朗、富饶清彻世界。
虽说不是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但在充满矛盾与不讲理的社会中，怀疑所有的事物，竭尽可能地以“知情意”来寻找生存的意义，只有在不断苦恼思索中，才能开拓如此的新境地。也只有这种求道者特有的敏锐生命感觉，才可以达到无差别、平等的世界。
与此同时，即使称无差别，却不是没有主体、没有个性的单调世界。那是个万像以“缘”互相结合、不断反复生生灭灭的“缘起”世界。充溢、集中、紧张、调和、均衡、统一……是一个以任何词语都无法充分表达的世界。正如佛典所说，“言语道断、心行所灭”，即使是觉者释迦牟尼，亦因担心人们可能不懂或误解，而于开始说法时十分踌躇。可说，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悟达境地。
以三十四“非”所表现的世界
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在太平洋战争中，因日本军部当局对宗教的镇压而被投入狱时，在残酷的监狱生活中经过反复思索而领悟的境地，也正是这种“生命”的世界。
恩师在狱中有次下决心要身读法华经。他每天诵念一万遍“南无妙法莲华经”，并反覆地阅读法华经。每当读到法华经开经的无量义经的某个地方时，就像船只触礁一样，怎样思索也不得其解。
那是十二行赞颂佛的“偈文”。
这偈文始于“其身非有亦非无，非因非缘非自他，非方非圆非短长”，终于“非彼非此非去来，非青非黄非赤白，非红非紫非种种色”。
其中“非……”实际上重复了三十四遍。这种反覆地被所有形容词否定的“佛”，究竟会是什么呢？
在高度集中精神钻研之中，恩师领悟到的是，“佛”就是“生命”这一伟大而不朽的达观境地。
在拙作《人间革命》第四卷“生命庭园”中曾对其作了详细记载，不再详述，在此只介绍其附文如下：
“可以说户田城圣此刻遭遇的一瞬间，是足以于将来改变世界哲学面貌的瞬间。随着岁月的迅速流转，不久将会得以证明。”
这不论是在执笔的当时(1968年1月)还是现在，都是我不变的信念。事实上，SGI运动的潮流得以如大河般扩展到163个国家和地区，正是有赖恩师此狱中体验为源流。
而且，我决意要把本世纪建设为“生命世纪”、“生命尊严的世纪”，也正是出于恩师此无比宝贵的体验。我认为它远远超越宗教派系次元，必定会为人类精神史上带来杰出贡献，并能突破时代的闭塞状态。
社会与家族的严重动摇
历史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于着作《处于考验的文明》中，曾呼吁不要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要洗耳静听创造历史的水底静流，来展望未来。
最近“生命、心灵、精神”等句语频繁地被使用的背景，我认为是因为人们的感受或关心，在时代潮流深处有所变化。简单来说，即是从价值观而至所有的机构、体系，都在显着的“动摇”，而人类正从中探索自我，追寻有回应的真实。
最近正在极力宣传IT(信息技术)革命，假使IT社会真的来到，而负责它的人又去哪里寻找自我呢？对这个问题却一点也没有着手解决。
如果茫茫然无所是事的话，等待着的不但不是充满希望的未来，极可能会是“生命、心灵、精神”的窒息致死。不正是这种不安变为“动摇”，而促使人们探究自己的心灵深处吗？至少，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像某些传媒一样，高举双手赞成网路革命能扩大人际交流的乐观论。
恐怕我们有必要通过人类精神史整体来掌握此“动摇”，看它如何巨大，甚至能在奥底改变人的思维。
此现像也出现在人类最古老的共同体、使人类社会有别于动物群居的家族体系上。
家族崩溃的问题不单与“生命、心灵、精神”等主题并列，更与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一直受到反复讨论。
在此呈现的严峻事实是，甚至于家族的纽带（一种有异于其他人际关系、非一己所能选择的宿命）也面临着“动摇”，慢慢失去其实感。
这现像从二十多年前导致许多女信徒离家出走的“耶稣方舟”惊人事件时就已初露端倪，而最近接连不断发生的青少年异常犯罪确实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在此等远远超出常识范围事件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家庭、家族的“动摇”或是“崩溃”。
许多有识之士异口同声指出：家庭不再是舒适而令人安心的休息场所，它正慢慢地变成了令人难以生活的空间、令人窒息的密室。
丧失“生存意义”的人类
“虚拟世界(virtual reality)”一语，本来是指电视、电脑或因特网等不能直接触摸的虚构世界。
但是，现今的家族间、人际间、人与自然宇宙间等所有关系，或多或少，都丧失了真实感，慢慢演变成虚拟世界。
离人症、幽居症、失语症、感情迟顿症、丧失自我等等这些蔓延于现代日本、特别是青年阶层的显着病理就是其佐证。
在如此状况底下，“万物相互连结”的想法已不受重视，真实被无数虚拟世界掩藏，如法国哲学家西蒙・威约(Simon Weil)形容的，受到“根底的破坏(deracination)”。为了寻求确实的生存价值，人们被迫走上“寻找自我”的旅途，而“生命、心灵、精神、家族”等问题也就因此而受到注目。
故此，我一直深感必须以“生命尊严”作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支柱。
最真实的就是“生命”、“缘起”的世界。甚至浮士德(Faust)也感叹道：“汝！此瞬间！停止吧，因汝实在太美！”。只有发自此生命尊严世界的光源，才能使围绕我们的所有关系复苏，才能使我们寻找到生与死的真正意义。
对“为什么要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生为男性(女性)？”、“为什么会有此遭遇？”而至极端的“为什么不能杀人”等人生的所有设问，如果不能准备好满意的回答，那么新世纪也只能持续其混沌状态。故此，实现“生命世纪”是刻不容缓的燃眉之急。
打破时代黑暗的“坚强意志”
为了开拓“生命世纪”，正如浮士德所说的，“此瞬间！停止吧”，我认为“此瞬间”就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说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呢？因为在“生命”或“缘起”的世界，真实只存在于“此瞬间”。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几分虚拟性。未来的当然如此，即使是过去的事件，也都被人收纳在“日常的”、“历史的”或“科学的”时间框框里，而不是真正的“真实”。
所以，佛典说：“欲知过去因，观其现在果，欲知未来果，观其现在因”。这不是一种沿着时间座轴的因果关系推移，它意味着“此瞬间”、“现在”的一刻包含着一切。
像恩师对生命的悟达一样，突破各种掩盖真实的人为框架，尤其是言语的虚拟，才可以达到此“生命”、“缘起”的世界。“缘起”，意即由缘而生，表示大宇宙里所有的“个体”都是以“缘”结合起来，即使是现在住在地球另一侧的“疏缘”的人，也许在一千年、二千年前与自己有过某些缘份，甚至会是“远亲”。如此，“自我”其实是由无数的“缘”所联结，而这种无限的扩展在佛法中称为“大我”。
对东方思想造诣深厚的卡尔・容格(C. G. Jung)指出：“比方说从法律上来看，即使不在现场，没有亲自动手，从同样是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潜在的犯罪者”(《现在与未来》)。他的话虽然让人感到唐突，但是从“缘起”的观点来看，其归纳的逻辑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为什么“此瞬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呢？因为在“生命”、“缘起”的世界，其充沛、浓密的程度，与代表精神败北的安逸或是倦怠处于极端相反的位置，就是必须通过不息的精神磨练，去争取瞬间、瞬间的胜利。
佛典说：“月月、日日，须益坚强，稍有懈怠，必受魔侵”。“须益坚强”，即只有持续努力，不停奋斗，不懈前进的人，才能掌握到真正的“自我”。相反地，“懈怠”会令人精神松懈，纵容恐怖、憎恶、嫉妒、怯懦等卑劣心境。换而言之，有“坚强意志”的人，正是释迦牟尼孜孜不倦地教说的能“自我规律”的人。
“非暴力是不会被打败的。相反、暴力的结果必定是失败”(《我的非暴力》)。从不后退的圣雄甘地(Gandhi)，以这意义来说，亦正是伟大的“生命世纪”的先驱。
“不会被打败”——在战胜自我这一点上，甘地充满坚定的自负与自信。圣雄的世界，一定是经常充满着辉煌灿烂的荣光与凯歌。只要坚持这一点，就必定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我坚信在现代，非暴力运动即使仍然会面临很大阻隔，甘地的这种信念是绝对不应有丝毫动摇的。
“社会潮流”隐藏危机
从这种“生命”、“缘起”的意识来分析二十一世纪的精神趋势，会浮现出怎样的结果呢？
我首先想看看“共生”与“内发”这二个指标。
两者都极为接近“生命”与“缘起”意识，也同时在二十世纪精神潮流中被排斥到无地容身的地步。
二十世纪，不管怎样说，是以法西斯主义或过激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我认为如果二十世纪被指为史上空前大屠杀的时代的话，那么带来惨祸的最大原因则是席卷全球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
其特徵就是与“共生”、“内发”成两极端的“竞争”与“外发”。不单是法西斯主义或过激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共有的弊病，就是在人或社会上设置外部的差异隔阂，并通过固定这些隔阂，一边把自己排列在优越地位，一边排除其他——一种与生俱来想压制他人的倾向。
它们常常趁着社会混乱，把狂热的信仰标语化，显露本来隐藏在“竞争”背后的“对立、排除理论”，暴露出“外发”背后的“外压、强制理论”的硬能(hardpower)本色。二十世纪死屍累累的历史正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奥尔特加・加塞特(Jose Ortegay Gasset)的《大众的叛逆》是一本最先揭露二十世纪大众社会病理的名着。他在其中道破：“现代是‘风潮’的时代，是‘随波逐流’的时代”(《奥尔特加着作集2》)。
正像戈培尔(J.Goebbels)有名的“百遍谎言变事实”，在那种时代，“对立、排除理论”、“外压、强制理论”的危险性迅速增大。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阶级主义意识形态，都是“风潮时代”这恶魔的产物。
即使对最近的全球化趋势，也需要充分注意到它会变质，成为“某某主义”的危险。我并不吝啬对全球化这“巨大潮流”带来的优越性加以评价，但也不赞成无条件地欢迎它的乐观论。
会否把全球标准当作金科玉律，以“对立、排除理论”、“外压、强制理论”排斥不合条件的国家、社会？在全球化名目下不断扩大的国家间、个人间的贫富差距，或是资本主义中鄙视劳作的金融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等，其弊端足够给部分乐观论泼冷水的了。
为把二十一世纪开拓为“生命世纪”，我们要以这些意识形态作为前车之监，把“竞争”变为“共生”，把“外发”转为“内发”，以此为长期目标，踏实地稳步前进。
不是关注事物的个别性，而是重视事物的相关性——“缘起”观可说与“共生”大致上是同义。另外，“生命”超越以语言固定事物，超越言语的虚无而寻出真实，正如佛典中所述：“我等众生之所作所发”（御书786页）(内发所促使的瞬间、瞬间的身心行动)，完全是属于内发性的。
如果这些目标能渗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那么“生命世纪”不只是作为战争与战争间的中场休息，而能真正地成为“和平世纪”，与二十世纪决别。
泰戈尔等所期待的作用
在开始向二十一世纪迈步之际，我特别想强调女性所起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而且必须如此。
正如“对立、排除论理”与“外压、强制论理”意识形态令人联想起男性，相对地，女性则让人联想起志向“生命世纪”的共生与内发，还有团结、调和、和平等形像。
有关这点，甘地与他的盟友泰戈尔有着先见之明。在创造和平这点，甘地对女性的期待是直率而明快：
“如果女性能忘记自己是弱者的话，那么她们一定能进行男性不能与其相比的反战行动。我对此是深信无疑。假若伟大的士兵或将军的妻子、女儿、母亲们不论对什么形态的军国主义都不给予协力的话，那么兵士或将军又会如何呢？想想答案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不抵抗・不屈服》K・克瑞巴兰尼编）
另外，泰戈尔从文明论的观点，认为要转变以男性为中心的“力量文明”，使它走向“精神文明”，女性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希望下一个时代的文明不是建立在经济、政治竞争或利用的基础上，而是在全世界的社会和谐上；不是建立在效率这一经济理想上，而是在互惠的精神理想之上。当这些理想实现的时候，女性就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了。”（《克瑞巴兰尼着作集第九卷》）
现今明显地在“动摇”的，是以意识形态为首的、男性中心社会所创造出的价值观和原理。当重新探究其存在理由时，就会遇到上文所述的“生命、心灵、精神、家族”等主题。
这些全都与“女性”紧密关连。可以看出，二十一世纪女性的重要性、在文明史具有的意义，远远超过法律面或是经济面的所谓“解放”(当然也很重要)。
“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的挑战
所以二十一世纪这“生命世纪”，也可以称之为“女性世纪”。
我创办的和平研究机关“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自1993年成立以来，“女性的参与”成了研究活动的一大支柱。
至今为止，在进行研讨改革联合国、改善地球环境等有关和平与文化的各种问题上，女性积极参与，提出各种宝贵的意见。
因此，该中心认识到，如果缺乏女性的观点、或忽视女性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不能得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还会有偏离正轨的危险。
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提出的口号之一，是“成为照亮生命世纪的灯塔”。希望今后能扩张女性积极参与的和平研究网路，使它成为照亮“生命世纪”大海的一盏明灯。
其实从家族、家庭趋于崩溃这重大事件，也能感到走向“女性世纪”的预兆。为什么说是“重大事件”呢？因为家族、家庭是关系到人类最根本的部分，其崩溃与否对人类来说就是一件重大事件。
1998年出版的《大崩溃》（Great Disruption，F・福山着）一书，其副标题是“人的本质与重建社会秩序”。该书的主题论及家族崩溃和重建，与福山氏另一名着《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同样，能感受到作者对历史动向的敏锐感觉。
人类诞生史与家族起源
据灵长目专家河合雅雄氏所述，母子关系要追溯到二亿年前哺乳类动物的诞生，而父子的历史则是自人类诞生后之不到五百万年。即在五百万年前，因以雄性为父，雌性为母，才从哺乳类的“群体”进化为人类特有的“家族”体系。家族起源与人类历史有着同样的跨距。因此河合氏指出，家族的崩溃即等于“人放弃作为人”，而现代是人类在五百万年人类史中首次遭遇到的反常时代。
为了使人不放弃作为人，为了防止家族崩溃，父母必须发挥互助互惠的作用，父母理应是“缘起”、“共生”的关系。
要成立这种互助互惠关系，无论怎么说都应由女性采取主动。男性是良好的夥伴、协力者，而女性是主角。
实际上，依我的经验来看，优秀成长的孩子背后，大都是有贤明的母亲在支援。
当然我不是指那种过去一直作为企业社会牺牲品的家庭式“贤妻良母”。这种母亲形像、家庭形像，现代正在根本地开始动摇。我所指的是不可忽视存在于与人类史一样古老的家族历史中，女性那不可思议的作用。
正因如此，歌德在《浮士德》中描写的主人公、那位近代自我中心男性的典型，最后还是要靠“永远的女性”伸出援手，才从破灭里把他挽救。
宪法第九条“和平主义”的全球性
下面，考虑到为了使和平的“生命世纪”取得更多硕果，不能不提到关于日本国宪法的各种议论。
去年一月，在参众两院设置了“宪法调查会”，开始在国会内讨论有关现行的宪法。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同样在新宪法下起步的德国，到今天已曾数次修改宪法。我认为如同德国一样，为了因应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对一国最高法律的宪法进行适当的研讨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在日本一涉及到修改宪法，焦点总是集中在第九条上，并且仅凭此就简单地二分为“护宪”或是“修宪”。实际上，在现行的宪法制定后，随着社会的变化，为生了如环境问题、多样化的人权问题、如何对应信息化社会等诸多新问题；还有导入直接反映民意的国民投票制、首相公选制等，攸关二十一世纪日本民主主义的许多课题。
认清这些课题，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而进行修改宪法是极为重要的。从这意义上来看，我认为“论宪”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正因问题是如此重要，就值得我们谨慎处理，绝对不应在缺乏长期展望、理念下急于修改；或未得到国民的认同，只为了政治利用而加以修改宪法。如此的话，往往得不到任何成果，反而会留下“为甚么当时要进行修宪？”的祸根。
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国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是因为其前文和第九条中的和平主义、国际协调主义理念，这也是日本国宪法的骨干。
就现实的安全保障具体方针，我认为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议论。我最担心的，是和平宪法的理念、精神逐渐被人遗忘。
因此，从这立场出发，我一贯主张对第九条宪法不应作任何修改。至今我仍然没有改变这一信念。
但是，回顾日本在这半个世纪以来，以其宪法的骨干——“和平主义”，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多少影响？恐怕在国际上那还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也曾努力过，但在根深蒂固的复古主义动向、及美化过去侵略战争的部分势力的阻扰下，日本所发出的“和平主义”信息，还是没有被亚洲及世界各国所认识。
超越“一国和平主义”的弊害
在提倡和平时，很多时只会注重一国内在的议论，而忽略了如何改变世界的具体行动。无视国际社会的动向与其他国家的看法，只要自国平平安安就好的“一国和平主义”，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与真正的和平似是而非，与讴歌全人类和平生存权利的宪法前言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为了使新世纪与二十世纪这“战争世纪”诀别，日本需要打破目前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结合全球化的观点与现实的思维方法，以新精神去扩大宪法第九条的理念。
森有正氏的言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像。
他说：“世界是自律的竞争。故此，从真正意义来说，政治理应优越于军事。而和平的真义也在于此。”(《沐浴光芒的树木》)
这是要认真听取的先见之言。不仅局限于对宪法的议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缺乏的就是“自律”精神与“信念”，就如我在前文所叙述的“坚强意志”。
在二战后持续的长期冷战构造下，无可否认不少日本领袖采用的政策是“他律”的。这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得到改善，其结果是，在被称为“第二次战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愈加失去“自律”与“信念”，反之“懈怠”、不求上进的精神则日益蔓延。
关于宪法的讨论也是如此。就宪法的“和平主义”，沿着“自律形态”、“信念体系”深入检讨最为重要。并且，我认为不修改第九条条文也能办到此点。
第九条中，特别有一项继承了“巴黎和约”（
“普遍”中的“个体”
我认为第九条所提到的国家主权于发动战争与行使武力上的自制，并采取与联合国等组织紧密结合的形式，来谋求永恒和平，这种思考方式才是最佳选择。
我要指出：这是一条适合宪法前言与联合国宪章精神的道路。看准“普遍”来确定“个体”的位置，可以以此来确立“和平国家・日本”的形像。同时，二十一世纪正是联合国最需要实现普遍安全保障与预防纠纷措施、整顿及确立其环境的时期，而日本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能确立一个与此相符的、非军事面上的国际理解和协调体制。在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商讨的课题，比如民生水准的提昇与开发，推进教育、文化、体育运动交流等等。重要的是，所有方面的努力，必须从“自律形态”和“信念体系”出发。
为此，每个人都要与“懈怠”决别，必须体现出“坚强意志”。为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我也衷心期望日本成为这场人类历史实验的舵手。
联合国才是人类共同奋斗的轴心
既然联合国与日本的挑战有着如此深刻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谈谈联合国的问题。
为了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和平世纪”，首先要把成为战争等悲剧诱因的国益优先思维，改变为建设立足于人类利益、地球利益的国际化社会，这才是至要。
而成为其中枢的就是联合国。不仅仅局限于和平、裁军等问题，即便是环境与贫困问题，如果考虑其根本实质，都是需要超越国家框架的合作与协调，需要人类共同奋斗。
为此，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作为全球对话的场所，努力统一国际间意见，并在世界各地不断支援人道活动的联合国，当然会备受瞩目。虽然它有着各种的限制，也有许多课题待于解决，但是全人类除了以联合国为中心团结起来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从这意义上，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揭幕的去年9月召开的“世纪高峰会议”上通过的宣言，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宣言提到各国有责任分担处理全球性问题之外，还明确指出“作为世界上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联合国，应该发挥其核心作用。”
让我们重温联合国创立时的精神——“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宪章前言)”。本着这崇高的目的，为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以联合国为中心，我们要确立人类共同奋斗的大纲，开始强而有力的前进。
重视“软能”
所谓考虑联合国应有的状态，也就等于考虑我们将以什么样的世界为目标、将如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最先要认识到的，就是联合国本来就是一个以“对话”与”协调”为轴心的软能(soft power)这一点。
在联合国宪章中，第六章指出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第七章却提到如何应付对和平之威胁、破坏以及侵略行为，较为倾于使用硬能(hard power)手段。虽然如此，宪章还是强调首先以和平解决，选择硬能只是“最终手段”。联合国最重要的使命仍是通过软能来维持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联合国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中诞生的机构。为使二十一世纪能成为以“共生”、“内发”为基础的“生命世纪”，联合国是绝对不能偏离这个原则的。
我虽然知道安理会所起的作用，但是二十一世纪联合国应做的，不再是于问题发生后才以硬能作善后处理，而应充实重视预防与安定化的软能。
为此，经济社会理事会、人道领域的诸机关就更应积极地发挥其五十余年的经验与教训，推进实现“人的安全保障”。
今年9月，联合国将举行儿童的特别大会（关于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后续行动的大会特别会议）。我们能为未来的主人翁做些什么呢？我期待大会能有真挚的审议和丰硕的成果。
“国家联合体”的蜕变
为了配合此重视软能的想法，今后联合国不能忽视的，就是确立以NGO（非政府组织）为首的公民社会与联合国之间稳固的合作体制。也就是说，蜕变为“人民的、来自人民、为人民的联合国”。
如果各国依旧主张国益至上主义这二十世纪负面遗产，联合国就会丧失其机能而陷入“对立、排除理论”的旋涡中，或是留下容易倾于“外压、强制理论”的祸根。为了不失去信赖，不可或缺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一个“为人而有的联合国”。若说只有使人民成为联合国主角，才是决定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的关键所在，也毫不过份。
这样的时代的方向性也在前述的千年宣言中反映出来。
以“加强联合国”为主题的文章中，明确阐述了“应当创造更多的机会，使民间产业、NGO及公民社会能够为实现联合国的发展目的、发展程式而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清楚记述到公民社会是联合国不可或缺的夥伴。这明确地意味着，联合国要改变过去仅仅是国家联合体的体质。
我认为，民众的参与不单可以带动联合国的活性化，也可以帮助联合国打破“国家联合体”的界限，使之发展成为“地球公民社会的结集中心”。结合民众广泛的力量，使联合国进一步呈现出其“人的面貌”，这也正是联合国今后的挑战课题。
创设联合国公民基金
今后，重要的是联合国不偏离这轨道的行动。
具体来说，应该以去年5月先于千年首脑会议召开的“世纪NGO会议”（
在其通过的议案里记载着创设“全球公民论坛”、扩大NGO对联合国大会或各个联合国机构的参与和协议权等项目。
所有这些提案都与我目前为止的提议一致。我希望它们尽可能早日实现。
去年，我所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报告。这是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关注南半球研究所(Focuson the Global South)的共同研究结果，由包括原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博士等二个小组的专家所进行。
研究结果也举出“民主化”是联合国改革的关键，并提出设立“民众大会”等具体方案，作为联合国向公民社会进一步开放的大胆改革。
世界有名的和平学者加尔通博士(Johan Galtung)在与我的对谈集中曾谈及“民众大会”等构想，说：“我相信通过长期对话会得到新构思和合意。短期的讨论得不到甚么意见和结论，结果只有依靠投票来定胜负，产生出胜者与败者。”
由民众参与的新制度，是一种确保不产生败者的长期展望、是考虑到所有人幸福的“对话"体制。其他很多团体也提出了同样的方案。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时候已经成熟了。
NGO不是弥补“国家联合体”的配角，而是在“共生”与“内发”的潮流中，构成新国际系统的主角。正是由民众亲手创建的联合国，才可以成为保护每一个人尊严与安全的机构。
还有，联合国长年以来的财政问题，也需要制订一个由世界人民支援的制度来解决。
具体可以参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一个如“联合国公民基金”的制度，积极地从个人、团体及企业进行募捐，以此充当人道主义活动基金。
由于现在联合国的活动基金来自会员国，对于应当马上采取的行动、解决的问题时常因经费不足而产生障碍。如果能够得到从一般社会募集到的基金，可以有助于稳定联合国的财政。
世界上有十二亿人活在艰苦贫困底下
下面我想谈及联合国与人类急需共同奋斗解决的课题：“贫困”与“环境”。
首先我想谈及如何克服贫困的问题。世界银行去年提出的开发报告中指出：一天的平均生活费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约占世界的20%，多达十二亿人。这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上升的倾向。
世界银行去年把这些统计以《贫穷人的心声》为题发表了报告。这是篇历时十年、持续采访了六十国六万人的成果。它介绍了深受贫困之苦的人民的亲口叙述，突显了问题所在和人民的需求。
世界银行在分析这些呼声时，指出在推进政策与援助时，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①为提供使人民能摆脱贫困的机会②为使人民能掌握决定自己职业等的能力③为整备基本生活基础，在灾害、经济混乱时期对人们进行支援。
就这一点，经济学家A・森(Amartya Sen)博士说，“只要给予适当的社会机会，每个人都会有效地构筑自己的命运，并且可以进行相互帮助。不必把人看成是新开发计划底下的被动受益者(《自由与经济开发》)。也就是说，不应当把人看成是援助开发的“被动者”，而应该使他们成为积极支援变革的“参加者”。
对此我也有同感。虽说是进行援助、开发，但不应只由单方面来决定其内容。正如这次世界银行的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直接听取意见，并研究如何反映这些意见”。
为此，除了促进各国民主化以外，在国际社会上，也要常设一个机构听取处于贫困与苦恼的人们的呼声。
现在，发达国家等经常举行由各国首脑参加的高峰会议，召集政界、主要财界人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大会（达沃士会议）（
在此，我想提议举行“全球论坛”，来充当发达国家诸会议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桥梁”作用，又可以此作为公正地讨论、协商以人为本位的各项问题的场所。这是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人民代表，再加上以联合国秘书长为首的联合国各个组织的负责人召集一堂，检讨各国及各组织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考虑全球化趋势中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如何对应各种需要来培育人才。会议每年举行二次，并派代表带着会议的成果与要求，出席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及达沃士会议，促使各会议反映及商讨“全球论坛”的意见。
去年，在“九州・冲绳高峰会议”上，有史以来首次实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首脑级会谈。像这种尝试，若能走上轨道的话，则以“对话”作为首脑会谈的主要支柱，未尝不可期待。
破坏地球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地球环境问题。
自1992年主办“地球高峰会议(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以来，全球规模合作的声浪高涨，也签订了防止温暖化等几个条约。
但是，地球环境的破坏远比国际合作的速度快，而且事态也越来越严重。
如此姗姗来迟的速度，早晚要遇到更大的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国家、个人意识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为此，我一直赞同并协助以戈尔巴乔夫原苏联总统为中心进行制订的“地球宪章”计划。我们SGI，除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支援活动以外，更通过波士顿二十一世纪中心制订草案等，为提供更多不同角度的观点，接连举行了许多会议及讲座。
地球宪章的最终方案于去年完成。这是广泛听取不同环境下的各种意见，及对世界各地人民的呼声一再进行讨论、推敲的成果，也是全球性“对话”所产生的结晶。
宪章分为四章十六项，包括“对生命共同体的尊敬及关怀”、“生态系的保护”这些与环境有关的章节，及“社会与经济的公正”、“民主主义、非暴力与和平”等章，总括地叙述了形成地球社会的行动规范。
我深信这地球宪章才是基于“共生”与“内发”，开拓“生命世纪”的里程碑。
地球宪章期待能在纪念地球高峰会议召开十周年的明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通过。而这不只是一份国家间的同意书，希望能使它落实成为地球上所有人的行动规范。至正式通过地球宪章为止，SGI将努力推行基本的意识启蒙活动。之后，为使地球宪章在每个人的思想与行动中落实，计划举行包括专题展览等广泛的活动。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度
最后，从“共生”与“内发”的“生命世纪”观点，来探索二十一世纪应有的世界像，我想谈一下有关亚洲和非洲这两个地区。关于亚洲，我特别要提及中国与印度今后所起的作用。两国在人口与规模方面、或在世界安全保障所占有的地位、或从文明的角度上看，毫无疑问都会愈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汤因比博士对中国的期望
首先关于中国。这让我回忆起汤因比博士所说过的话。他说，“我认为，中国肩负着别说是世界的一半，甚至是世界整体的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在此贯通着博士宏大的理论——不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洗耳静听创造历史的水底静流，来展望未来。
当时我纵观中国的未来，提倡日中邦交正常化和中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对博士的话产生深刻的共鸣。
在与博士伦敦会晤之后第二年的1974年，我终于实现了访问中国的愿望。 自此以来，率先开辟了民间层次的文化、教育交流，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其中我深深感到，汤因比博士所列举的中国文明精神遗产的种种美好质素，随着社会的变革，仍以新的形式存在着。其一是“取协调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的世界精神。其二，不是二者取一，而是通过实践摸索出“最佳选择”这人本主义精神。
前者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中强调的，以大同思想为像徵的、在悠长历史精神中所培养出的一种智慧——“共生的气质”。后者是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验看到的渐进式改革方法。香港、澳门的回归所尝试的“一国两制”，也是源于同样的思维方式。
正因如此，每当我听到一些藉“教科书问题”等来否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些歪曲历史事实的言论时，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曾在讲话中强调：“表示沉痛的反省之意，并从心里表示道歉”，却仍然反复出现否定侵略战争发言的政治家，这不仅仅是谎言，而且涉及到日本整个国家的见识问题，今后应严加制止。
印度的人本主义传统
在印度悠久历史中流传着的精神性，可说与中国有共通之处。这里虽不作详述，但如释迦牟尼、阿育大王、圣雄甘地等伟大人物一贯的精神源流，能打破近代人文主义不断把人缩小的极限，使我们看到宇宙大的人本主义光辉。那是一种舍弃以力量的征服，而志向于以“法”为基础的共生；不以歧视、排他进行分裂，而志向于尊重多样性的协调社会。
容格描写说，“在印度，好像每样事物都曾轮回过十多万次似的”（《现在与未来》），这就是“缘起”的世界。最近，因为保有核武器和作为IT发展国家等而备受注目，但毫无疑问，在印度、中国悠久历史中所潜流的精神力量，是使二十一世纪成为软能时代的原动力之一。
竞争创造“道德精神”力量
虽然如此，我并不是要美化两个国家过去的历史，也深知这两国现在所面临的课题。我想伸张的是，希望两国汲取悠久历史形成的精神遗产，把它发挥为时代精神。如此，不仅对亚洲，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会作出巨大贡献。
不局限于这两国，所有国家或多或少也都存在着历史上的、或现在的问题。大家不应只拘泥于负面，而应转化为正面的竞争，为相互带来好的影响，这才更有价值。以前我之所以提出现在的高峰会议应该加上中国及印度，发展为“责任国家首脑会议”，正是出于上述的想法。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争夺霸权的鼎盛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焦点，应是舍弃争取作“老大”的想法，争取成为人道上的模范，以重视道德、精神的“内发”力量来修正轨道，使世界尽快走向“共生”的时代。
实现南北最高首脑的直接对话
使世界摆脱霸权竞争的关键在于“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去年的一件新闻使我们切身感受到“对话”的重要。
那就是在朝鲜半岛实现的南北最高首脑对话。去年6月，韩国(大韩民国)的金大中总统与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金日成总书记就朝鲜半岛的和平与未来，在平壤举行了三天的会谈。
我早在十五年前，就曾多次呼吁南北最高首脑举行直接对话。在去年的倡言中也提到，“朝鲜战争五十年后的今天，正是终结此冷战状态的大好时机”，所以对这次终于实现的对话感慨万分。为了打开长期的僵持状态，为了真正缓和紧张关系，就需继续此类的首脑直接对话。殷切地希望能如“南北共同宣言”（
非洲不断扩大的区域纷争
在考虑世界和平时，除了亚洲以外，非洲也是令人注目的地区。冷战结束后，非洲各地不断发生区域性纷争与内战，严重威胁人民的生活与安全。据调查，冷战后发生的超过一千人死亡的武力纷争竟有一百零八件，其多数是发生在亚洲与非洲。
纷争陷入长期化，不断迫使人民无家可归，变成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发表的报告指出，在2000年1月就有六百二十万人。加之由此所带来的席卷非洲大地的饥荒，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去年的白皮书中指出，由于纷争造成粮食不足的国家有十九国。这与因受自然灾害影响而粮食不足的国家数相比，大有增长的趋势。令人担心的是，非洲的长期贫困得不到改善，而发达国家的援助开始呈现疲乏状态，使情况越来越悲观，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关心越来越低落。
但是，我认为非洲目前面临的危机，是于全球化趋势中，推进世界和平时不可逃避的问题。从人道立场出发，也是不能容忍这种隔岸观火、视而不见之事存在。
追究造成今日如此局面的远因，正是列强各国的殖民地政策与强行霸占领土的结果。有鉴于非洲过去的历史状况，不再使这种“负面遗产”持续下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不管如何，非洲被称为“人类的发祥地”，自古以来丰富的文明、思想与科学等领域，给人类带来无数的恩惠，是块“希望的大陆”。
我一直强烈认为“二十一世纪是非洲的世纪”。其中一个原因，是于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访问联合国总部时，亲眼看到参加大会及委员会的非洲各国代表，都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这一年正是非洲十七个国家相继独立的1960年，也被称为“非洲年”，也是我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的一年。
我感觉到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不断加深与非洲各国领导人及有识之士的友好关系，为开拓“非洲世纪”竭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此外，作为创价大学及民主音乐协会的创办人，我也不断努力推进教育、文化方面的民众交流。
SGI也全力支援UNHCR推行的难民救援活动。今年正值“难民条约”制订五十周年，SGI将一如既往地与UNHCR合作支援难民救援活动。同样身为“缘起”世界的地球公民，非洲的永久和平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切身相关的课题。
向着统一迈进的非洲
到目前为止，世界有识人士曾就非洲的问题提出各种建设性方案。其中包括由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等领导人所提倡的泛非洲主义运动，如“非洲合众国”的构想，在各国紧密团结的基础上，追求和平与繁荣。作为后殖民地的新构想，希望能被认真地商讨与实施。
我在二年前会见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总统时，也曾谈及“非洲合众国”的构想。实际上，在非洲各国之间，加强团结的呼声也不断高涨。OAU(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 Unity)在去年7月的多哥首脑会议上，通过筹备创设“非洲联盟”的决议。“非洲联盟”像“欧洲联盟”(EU)一样，是一种渐进的统一制度，并考虑设置非洲议会、法院、及中央银行。虽然就创设的时期没有达成协定，但就非洲各国一致同意创设“联盟”这点，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长期的历史中，OAU最初制订该区域独自的人权宪章、无核区条约。最近参与调停衣索比亚与厄利特里亚的国境纠纷，取得圆满成果。因此，汲取这些经验教训，非洲各国将取得更大的团结。国际社会也应对创设“非洲联盟”不惜一切地给予支援与合作。作为区域统一的先驱榜样，EU在去年发表的报告中，如此总结半世纪迈向统一的挑战：“EU是经过战火分裂的大陆重获和平与繁荣的‘活生生的证据’”。以五十年、一百年的角度来看，欧洲做得到的，非洲也一定可以做到。
希望与信赖的连带
恩克鲁玛总统曾如此描绘他心目中理想的非洲合众国：“不是建立在恐怖、嫉妒、疑惑上，也不是靠牺牲他人来换取。而是站在希望、信赖、友情上，为全人类的福利作出贡献，所以是一个不灭的伟大国家。”(《为自由的自由》)。
恩克鲁玛总统为非洲所确立的使命——这一和平团结的理想，正是在二十一世纪进行区域统合的最理想方法。因为出于“对立、排斥理论”的竞争，和出于“外压、强制理论”的缺乏自发性，只会产生“恐怖”、“嫉妒”和“疑惑”。另一方面，活跃的共生与自发精神会产生“希望”、“信赖”与“友情”。今年又是联合国制定的“动员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问题国际年”，9月将在南非共和国举行世界会议。与召开政府间会议的同时，还预定举行NGO论坛。SGI也将参加此论坛，并将特别呼吁人权教育的重要性。不局限于非洲，二十一世纪的关键在于民众更强大、更聪明、更团结一致。为此，正如我所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推行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
“对话”是人与人相互沟通、相互信赖所不可缺少的“工具”，通过内发的“善的力量”薰陶，帮助人复苏其人性。二十世纪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多的痛苦悲剧，其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中缺乏适合“对话”的精神土壤。今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间对话年”。我们要把“对话”发展成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潮流，让所有人的尊严都放射光芒，每个人的可能性都得到全面发挥，共同建立和平与幸福的胜利时代。
我们SGI成员，作为各国的良好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对话”，帮助创造新地球文明的同时，也将会努力在世界上扩大“和平”与“人道”的民众团结。
词语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