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人类历史——绽放和平与尊严的光芒（2022年）全文
池田大作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2022年1月26日
在正式宣布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近两年之际，变异株相继出现，造成新的感染潮，导致许多国家面临挑战性的局面。一想到许多世界各地的人，在无法得到慰藉或支持的情况下，背负着失去健康、生计和生存意义的创伤，或面临因丧失家人、朋友而感到痛苦的严酷现实，就令人痛心不已。
日常生活的未来完全难以捉摸，而大流行病可能带来长期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将被划分为“前疫情时代”与“后疫情时代”。无可否认，这次的大流行病确实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但当我们考虑到此历史的分歧点和趋势时，可以明确地说，这绝不能仅仅是一个遭受毁灭性损失和经历的事故。因为我坚信，能掌握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并非是病毒，而是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上。
由于从前无法想象的状况接连出现，人们感到困惑和茫然，自然而然地容易联想到负面的事情。但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解决危机的积极行动中，找到希望的光源，并努力支持和扩大这些行动。
虽然面临的威胁性质有所不同，在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危急时刻的1942年11月，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提出了能消除混沌阴霾的思维。他指出，我们必须避免只专注于眼前现实，忽略其他一切的极端“近视眼”；或只是高喊空洞的口号，缺乏变革行动的极端“远视眼”。反之，他呼吁社会应该采取“正视眼”，立足于“为了什么”、“为了谁”的明确目的观，并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采取行动。[1]牧口会长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具备这种“正视眼”，而且它并不需要特殊的知识和理解，或独特的能力来实现。
经历了这场大流行病所造成的全球混乱，我相信许多人心中都会有如下的觉悟：
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最关键的是意识到彼此之间紧密地相互关联，并建立起团结的纽带，成为共同走出困境的基础。
牧口会长所珍视的一句佛教箴言：“天晴则地明”[2]，他坚信，人们与生俱来就拥有驱散笼罩世界阴霾的能力，并照亮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之路。
此次我想从三个不同角度，针对克服新冠病毒危机，以及跨越世界面临的众多挑战中关键的课题做出探讨，从而开启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第一个挑战，正视新冠大流行病所显露的问题，重塑社会结构，使其能够在今后直至未来支持人们的生活。
虽然新冠大流行病已打击社会的各个层面，但根据人们所处的条件不同，其所承受的打击程度各异。原本处于弱势的群体，其处境会变得更加绝望，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比任何人来得更严重。即便是过去能够安稳度日的人们也深受打击。
人们承受打击的韧性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生病时身边是否有人给予支援、在防止感染的严格措施中是否能保证继续工作、人们是否有能力应对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等等。
虽然重塑社会是燃眉之急，但倘若只关注统计数据，如感染人数或经济指数，很可能会产生伦理盲点，导致大量的民众被离弃。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盲点会使“打击的差距”和“恢复的差距”雪上加霜。
新冠病毒危机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它和某个地区受灾不同，因为需要援助的人们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集中据点，如避难所。而且，除了全力配合防疫措施、遵守“与他人接触的新守则”以外，也需要自我保护。令人忧心的是，这种持续的状态会产生“意识封锁”的倾向，导致对周围以外所发生的事情变得无动于衷。
为了寻找消除“打击的差距”和“恢复的差距”之方法，我想参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于2020年7月，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约四个月后的一次演讲。那是一个纪念为人权和社会正义奉献一生的已故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2013）诞辰的庆祝活动。古特雷斯秘书长在演讲中并非分析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威胁，而是聚焦于实际深受打击的人们。他指出，病毒对弱势群体，包括生活贫困者、老年人、残障人和既有疾病患者等构成了最大的风险[3]。
古特雷斯秘书长将新冠病毒比喻为一张X光片，将我们所建立的社会脆弱架构中的裂痕展现得一览无遗，并呼吁应为新时代制定一个新的社会契约。[4]他继而引用曼德拉总统向南非人民呼吁的话语，为实现这一愿景提供了方向。“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重新向我们的人民传播人类团结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其存在于这个世界要彼此提携，由于他人并与他人而存在。”[5]
我有幸与曼德拉总统会面过两次，这些话语让人脑海里浮现出他满面春风般的笑容。
在2015年的《和平倡言》中，我曾就自近代起成为政治思想底流的社会契约论的局限性，参考美国政治哲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所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述。
社会契约论起源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等思想家的论点。努斯鲍姆在其著作《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中指出：“传统理论家都假设，他们的契约主体是能力上大致平等、能进行富有成效的经济活动的男人。”[6]其结果是，人们十分强调互惠互利的理念，而在现实中，不仅妇女、儿童和老人从最初已被排除在外，对弱势群体如残障人等的社会包容性也没有显著进展。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即使在新冠病毒危机中，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仍然影响深远。
在应对大流行病的决策中，妇女的参与度仍是非常有限，并有人批评，许多对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性别问题。儿童的利益鲜少得到应有的关注，新冠疫情使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产生重大危机，许多儿童由于父母、监护人或家庭成员的失业、患病或死亡而丧失了生活支援。
应急措施同样没有优先考虑老年人和羸弱者的需求，许多人无法获得基本照料，或被迫长期在孤立中生活。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残障人也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和必要的信息；在疫情下，他们于各个方面的挑战变得更为严峻。
当务之急，我们要改善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让每一个人得到关注。现今正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严峻的现实，摆脱传统“互惠互利理念”的时候了。
在考虑改变思维时，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古特雷斯秘书长于去年6月世界难民日上所说的话：“当我们都得到所需要的护理时，我们共同疗愈。”[7]
目前，全世界有超过8240万人为了逃避冲突、迫害，或气候变化等相互关联的威胁，不得已逃离家园，甚至要离开自己的国家。[8]他们被迫生活在收容国的社会福利系统以外。这些难民的惨况在新冠病毒危机中进一步恶化。古特雷斯秘书长曾担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多年，他为这些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所发出的肺腑之言具有特殊意义和分量。
国际创价学会（Soka Gakkai International，简称SGI）所提倡的以“自他共享尊严和幸福”为目标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这一点与古特雷斯秘书长的精神相通。
大乘佛教经典《维摩诘经》中有一则故事，表现了这种世界观及对生命的感觉。
释尊有一位弟子维摩诘，从不介意他人的生活条件，超越差异和距离，不分彼此地与各种人交往，因此深受人们敬仰。有一次，维摩诘病了，释尊嘱咐文殊菩萨带领许多弟子前往拜访他。文殊菩萨转达了释尊的慰问和祝愿早日康复后，询问维摩诘为何生病、病了多久、如何才能康复。
维摩诘回答说：“因为所有众生都生病，所以我也生病”，然后以譬喻来表达这句话的意思：“好比有一个富翁只有一个独子，那孩子生病父母也会生病，如果孩子的病好了，父母的病也会好的。”他解释道，作为一个致力于修行菩萨道的人，对其他人的情感犹如父母对孩子的感情。因此，“众生病则菩萨病。众生病愈菩萨亦愈”。[9]
事实上，维摩诘并没有患上什么病。只要他人的痛苦得不到解脱，他感同身受的痛苦也得不到解脱。他是以“病”来表现出这种“同苦”的同理心。对维摩诘来说，与身处窘境的人“同苦”并非一种负担，反之，是以真实的自我持续生活的证明。他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个人的安稳不可能在脱离他人的窘境中实现。
当我们从佛法的观点比照新冠病毒危机时，它自然会让我们质疑，当全世界如此多的人遭受疾病和相关打击的严重影响时，自己独享的幸福和健康究竟有什么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让我想起与享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对谈时，他曾对我说过的话。加尔布雷斯博士曾亲身经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诸多全球危机。他目睹了人们在生活上不断遭受创伤，内心深受影响，促使他不仅对经济秩序，甚至对社会结构也不断思考和提出质疑。
当我向加尔布雷斯博士提问，应该如何塑造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时，他回答说，我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人人都说‘活着真好’的世纪”。[10]
此外，我们也谈及佛教的世界观。《法华经》中“众生所游乐”[11]这一句经文，表达了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是为了享受生存的喜悦。我和加尔布雷斯博士的对谈始于2003年，时至今日，每当想起他那饱含真理的话时，心里的共鸣愈加深刻。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共同跨越严峻考验，分享“活着真好”这种感受的社会。
今年，适逢联合国通过朝向2030年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简称SDGs）以来的第七年。实现SDGs的进展因新冠疫情而停滞不前，为了重新启动并加速进程，我认为必须贯彻SDGs“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核心理念，进一步加强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实感“活着真好”的社会愿景。
在灾难发生的初期，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持有“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精神。然而随着重建工作的推进，这种精神会逐渐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退。此外，当面对像新冠疫情或气候变化等规模越庞大的危机时，越有可能使我们只关注其威胁，即使意识到不离弃任何人的重要性，但这样的承诺难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弱。
从这意义上而言，我们应该集中精力，确保面临严重威胁的人们随时获得救援之手。在此，我想重复引用牧口会长在演讲中所提及的“正视眼”的重要性。
在社会上，人人应贯彻的“大善”行为是什么？牧口会长强调说，虽然人们普遍上认为，除非一个人做的事情对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否则称不上是“大善”，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一个人行动规模的大小。如果给人一杯水就能拯救其生命，这难道不是无价之宝吗？这句话脉动着牧口会长的信念：“价值不在于事物，而在于关系。”[12]
对于人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没有所谓万能的统一解决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何能够向陷入困境的人伸出援手，如何深化彼此的关系，并且能够互相分享克服困难后的喜悦。在阐述佛法精髓的《法华经》中，有“如寒者得火”、“如渡得船”、“如暗得灯”的譬喻。[13]
当一个人被卷入惊涛骇浪的生活考验而感到绝望时，若能获得救助，抵达安全的避风港，这种“得救”的感觉会涌上心头，萌生喜悦。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由衷感受到“活着真好”的社会。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挑战，是要建立一种扩及整个世界的团结意识。
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都一致反映出共同的严重危机感，据说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相比之下，国际合作的规模仍有局限，全球的疫苗供应上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虽然许多国家正在进行疫苗加强剂的接种，但截至去年年底，WHO的194个会员国中，只有半数国家为其40%或以上的人口进行了全面接种。[14]尤其非洲各国在获得疫苗方面仍然艰巨，只有8%人口完成疫苗接种。[15]国际间的合作不足致使许多国家的人民苦苦等待着疫苗的到来，这是必须解决的急切问题。
面对此现状，我相信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一席话，道出了许多有良知的人共同的心声。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局势浮现，紧张感日益加剧。1947年，爱因斯坦呼吁全世界不要分裂，要走向团结的道路。
“若是淋巴腺鼠疫流行病正威胁着整个世界，情况便会不同。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有良知的人和专家会被集中到一起，他们会想出绝妙的计划对抗鼠疫。对于要采取的措施和手段达成共识后，他们会将计划提交给各个政府。各个政府几乎不可能会提出强烈反对，而是迅速赞同要采取的措施。他们决不想事态演变成自己国家幸免于难，而其他国家遭受毁灭。”[16]
至今，一项“绝妙的计划”和“要采取的措施”已被制定，并被具体化为“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这是WHO宣布新冠病毒为大流行病的一个月后，于2020年4月启动的国际合作体制的成果。其中，“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ID-19 Vaccine Global Access Facility，简称COVAX机制）的目标，是确保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公平地获得新冠疫苗。
自那时起，COVAX机制已在144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超过10亿剂新冠疫苗[17]，但仍然远远低于最初计划的20亿剂疫苗的目标，这是由于资金调配延迟和供应竞争所导致。如今，迅速加强对COVAX机制的支援至关重要。
去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对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和医疗用品达成协议。正如G20在应对大流行病提供公共资金的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中所强调，纵观全世界，我们并非缺乏为减少大流行病带来的风险所需的能力和资源，也不缺乏有效应对新冠病毒所需的科学知识和资金来源。[18]
爱因斯坦所设想的“绝妙的计划”和“要采取的措施”，已通过COVAX机制的活动和G20所达成的协议被具体化。克服这场危机的最后关键，就是要确立起全球团结意识，即各国不仅寻求自我保护，也保护所有其他国家免受威胁。
WHO的成立可以追溯至1945年4月至6月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当时各国政府代表于会上商定了《联合国宪章》。公共卫生议题最初并不在议程上，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被提呈讨论，结果被列入《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五条中，作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领域之一；以及第五十七条，规定将建立一个联合国专门机构处理公共卫生领域。[19]
翌年，在WHO成立的会议上，基于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能参与的想法，因此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同联盟，包括前轴心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各国政府，都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成立WHO的过程中，也为许多因处于殖民统治下而无法实现独立的地区开辟了新的道路，让他们以独立的副会员国资格参与该机构。[20]
此外，决定为此新的专门机构名称冠以“世界”一词，而非冠之以“联合国”，明示出其范围不限于联合国会员国。WHO于1948年4月正式成立。
1993年3月，我有幸到访具有历史意义的旧金山会议的会场并发表演讲。我强调了SGI为支持联合国所做的努力，并表达了我的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所贯彻的信念。
户田会长在《联合国宪章》定稿后不久，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他施行的两年监禁中出狱，并开始重建创价学会，使它发展成为倡导人本主义的新民众运动。户田会长的毕生夙愿是打破看似无止境的暴力和战争循环，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历史的流转，这与《联合国宪章》的理念完全一致。以他的精神为原点，创价学会将把觉醒于重视生命尊严与和平哲理的民众网络，继续扩展至全世界。
我在演讲总结时指出，支持联合国是户田会长为我们留下的遗训。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支持联合国——这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智慧结晶，促使它成为未来世纪的希望堡垒。
基于战争的教训，户田会长殷切期盼不仅在一个国家，而是转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轨迹。他于七十年前，即1952年2月提出此愿景。当时，他将此信念凝聚为“地球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相当于我们现今所说的“全球公民意识”。[21]
户田会长在朝鲜战争和其他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高涨的时期，坚决提出这愿景，是强烈希望人类从历史的悲剧循环中得到解脱。他誓愿：“绝对不能让任何国家的民众被压迫受苦。全世界的民众都必须共分喜悦、共享繁荣。”
如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流行病中，当我们回顾WHO的成立历史时，不难发现户田会长的全球公民愿景与WHO的成立精神竟如此相合一致，尤其两者的名称都包含着“全世界”的意思。
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181个国家支持的《全球公平获得新冠疫苗政治宣言》中，明确道出全球团结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
“我们承诺团结一致，加强国际合作，不分国籍和地点，不作任何歧视，平等地考虑和保护所有人，特别是保护处于弱势的人们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22]
事实上，大流行病的应对措施，应关注的是政府之间如何共同跨越威胁，而不是个别国家如何摆脱危机。
我在去年的倡言中写道，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感染人数不断增加的负面数据上，很容易会偏向优先捍卫自己国家，而产生将与其他国家合作放在次要的狭隘想法。重要的是彼此合作，持续贯彻积极关注“能成功挽救多少性命”的正面想法。当所有国家都能关注这一点，就能开辟解决问题的道路。
佛典有如此教导：
“若于暗夜为人点火，不仅明在人前，我前亦明。是以、使人益色则我亦益色，使人增力则我亦增力，使人延寿则我身亦延寿也。”[23]
当这种良性循环从对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关注中产生，以及更多的国家承担起合作和援助的工作时，将有助于驱散日益严重的阴霾。这就是建立全球团结意识的道路。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上述政治宣言中所提及和阐明的精神，即不分国籍和地点、不持任何歧视，平等地考虑和保护所有人的生命。
佛教经典也阐明，当拯救人的生命时，不应该对不同生命存有差别对待。在释迦牟尼的时代，有一位住在古印度摩揭陀国名叫耆婆的医生，他所做的努力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年轻时的耆婆，听说在呾叉始罗国有位名医，便前去拜师入门，向他学习医术。回到家后，他将自己的学识用于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在治愈了国王的病后，耆婆受到重用，被命令不必到处行医，而是留在国王身边，只为少数特别人士医病。尽管如此，当得知城里有人生病时，耆婆会征得国王的许可，上门为他们治疗。当俱睒弥国的一个孩子生病时，据说耆婆急忙赶去为他做手术。他治愈某位国王的头痛，国王以丰厚的报酬恳求他留下，但他拒绝了。耆婆继续医治了无数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24]
就这样，在一个国家学医之后，耆婆将人生奉献于在不同城市、村庄和国家行医，为广大民众治病，而不是只为特定人士服务。“耆婆”在梵文中的意思是“生命”，人如其名，他不分国界或地点，平等地拯救人们的生命。我们SGI会员所实践的佛法教导，源自十三世纪在日本弘扬佛法的僧侣日莲（1222-1282），他称耆婆为“其世之宝”。[25]
面对当前的大流行病，无数的医疗专业人员和保健工作者日以继夜地投入救援工作，我们对他们无私的贡献致以无尽的感激。在全心全意支持这些真正的“当世之宝”的同时，本着不分国籍、地域或任何形式的歧视，我们必须以给予所有人平等保护的精神，加强卫生安全领域的全球合作。
在去年的倡言中，我呼吁联合国通过制定对抗传染病的国际指针，作为协调对抗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基础，并且也可抵御未来传染病的暴发。
上个月，在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上，为了制定预防传染病的国际指针，一致通过设立一个向所有会员国和副会员国开放的政府间谈判机构。[26]根据应对新冠病毒所吸取的教训，大会同意开始准备制定条约或协定等国际文书，以明文规定疫苗的公平分配和信息分享。谈判机构的第一次会议将于今年3月1日前召开。
许多专家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另一次大流行病，而是什么时候再发生。鉴于这一现实，我强烈要求尽早起草这样的国际指针，然后采取措施确保其通过和实施。
新冠病毒危机显示，在世界某个地区的严重威胁，会在短时间内扩大成为各地的威胁。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的真实情况。去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各国首脑在全球行动的共同议程中强调，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不分国界。他们认同该集团所承担的特定角色和责任之一，在于“通过制定全球协议，在未来发生大流行病时触发集体行动，从而提高对应速度”。[27]在这共同议程的基础上，G7应该率先谈判一项大流行病条约，为应对未来的大流行病制定国际指针，并积极主动地制定国际合作框架，作为这一条约的基础。
过去，我曾建议扩大G7的规模，邀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加入，成为“责任国家峰会”。这里所说的“责任”，不是指他们作为世界大国的义务，而是指向他们承诺团结一致地回应世界各国人民的关切和愿望，共同寻求克服人类危机的方法。
如果我们以“风险管理”的方式应对所面临的危机，那么各国将采取狭隘的视角，将关注点放在危机对自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世界迫切需要各国政府共同努力，发展和打造能够团结大家，共同克服彼此面临严峻挑战的复原力。
此外，这种团结精神将成为我们应对各种挑战，包括应对气候危机的原动力和基础。我确信，通过植根于这种团结精神的行动，并持续建设一个不屈于任何威胁的全球社会，我们将为后代留下某种伟大的价值。
第三个挑战，是创建一个能够激发年轻人抱持希望，并使妇女有尊严地闪耀光辉的经济环境。
据估计，由于新冠病毒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导致失去了2亿5500万个就业机会。[28]尤其是年轻人深受打击，令人担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简称ILO）的最新估算，全世界年轻人的就业率与二十五岁及以上的人相比大幅度下降[29]，G20国家的青年就业率就下降了11%。[30]
新冠病毒危机也致使工作环境急剧变化。最近的趋势显示，在疫情期间获得就业机会的年轻人会经历与工作有关的压力和焦虑。许多年轻人以远程或在一般工作环境以外的地方开始新的工作，并长期在周遭没有人可以依靠的环境下工作。再加上新冠疫情影响，加剧许多家庭的经济困境，年轻人被学生债务拖累，或者无法获得机会提升技能来发展他们的理想职业。当这样的情况持续，越来越多学生认为未来就业的前景黯淡。据调查结果显示，40%的学生表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14%的学生对未来充满恐惧。[31]
虽然经济复苏是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无法消除年轻人的恐惧感和迷茫，并在他们心中燃起希望之光，不仅是经济前景，就连社会健全发展的希望也一片晦暗。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想参考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阿比吉特・V・班纳吉（Abhijit V.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的考察结果。他们与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eal Kremer）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班纳吉与迪弗洛在共著的《好的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书中，在反思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数的真正含义时指出，“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GDP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32]
他们警惕世人，仅仅关注收入将形成一副“扭曲现实的镜像”，常常导致错误的政策决定。“将人的尊严重新放在中心位置，会引发对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与该怎样关怀社会成员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他们急需帮助的时候。”[33]这部著作虽然是在大流行病暴发的前一年发行，但我相信，创建一个能维护人类尊严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当我们在考虑经济优先的事项，以“正视眼”关注它们如何能够提高人类尊严时，一再强调拥有一份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这也是班纳吉和迪弗洛特别强调的主题。
该书中也描述，当班纳吉在担任联合国高级别小组成员之一协助制订SDGs时，从一位国际非政府组织成员的活动分享中受到启发。随后，他和迪弗洛参加了该组织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的会议。参加者中包括了一名因一次事故导致严重残疾及多年无法工作的女护士、一名经受严重抑郁症的男士，以及一名因受多动症影响而失去儿子监护权的父亲。[34]
此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启发了二人对社会政策的反思。他们强调：“失业者不一定非要在所有其他问题得到解决，做好各项准备之后才能参加工作。工作可以是信心恢复过程的一部分。”[35]接着，他们介绍那位患有多动症的父亲如何在找到工作之后，重新获得对儿子的监护权。儿子因父亲找到工作而感到自豪，令父亲深受鼓舞，进而使整个家庭在父亲的改变中激起幸福的涟漪。SDGs的目标之一，是实现包括残障人在内的所有人拥有体面的工作，这个家庭转变的例子，正好体现了SDGs所要推动的希望变革。
在班纳吉担任联合国高级别小组成员的同一年（2012年），我在倡言中强调，实现SDGs的努力不仅仅着重实现目标，而且要让承受悲痛的人们恢复笑容。在我们致力于从大流行病中重建经济时，这是不能忽视的优先考量事项。
此外，班纳吉和迪弗洛指出，我们有必要改变对被社会忽略的人们的看法：
“他们可能面临问题，但他们本身不是问题。他们有权被他们是谁，而不是其面临的困难所界定。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的旅行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希望是人们前进的动力。”[36]
我非常同意此观点。只有当人们获得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工作或居所时，我们的社区和社会才能被人性尊严的光辉照亮。
ILO定于今年主办以人为本复苏的多边论坛。我建议将此论坛作为一个平台，让各国分享从新冠疫情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以如何改善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为焦点，全力确保所有人都获得有体面和符合人道的工作。
同样地，重建经济的工作也必须以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自强为基础。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医疗机构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负担与辛劳，在全球范围内，妇女在最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中占了70%。[37]这场危机还迫使许多妇女搁置她们的事业，或请假以照顾患病的家人或亲人。此外，在经济萧条中失去工作的人多数是妇女，尤其深受影响的是一边抚养幼儿一边工作的母亲。
长期以来，性别差距一直是严峻的课题。这场大流行病扩大了差距的同时，也加强了从根本进行改革的呼声。其中一项重要的行动，是由联合国妇女署和其他相关组织于去年两次召开的世代平等论坛。
于去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会议上，有来自85个国家约1万人参加，其中包括线上参与者，他们共同商讨如何加速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和运动。[38]接着在6月和7月于法国举行的论坛上，公布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全球性别平等加速计划”。
上述计划中，除了关注“基于性别的暴力”、“促进性别平等的技术和创新”等迫切需要采取行动的五个领域，还把“经济的正义和权利”定为关键的优先事项。该计划指出了男女之间收入差距等问题，并讨论了促进注重性别平等的经济改革，以减少贫困妇女的人数。其中特别强调要改善妇女在“护理工作”的条件。
在许多国家，护理工作如照顾长者或家人，往往是由妇女来承担的无偿工作。在疫情下首当其冲的护理工作，受到人们愈发关注，全球性别平等加速计划敦促各国采取全面改革，通过投资国民收入的3%至10%等措施，扩大有偿护理工作的就业机会并改善工作人员的待遇。[39]
联合国妇女署于去年9月推出的“女权主义计划”也强调了这一点，呼吁将护理工作置于可持续和经济公正的中心。[40]研究显示，当今世界上有大量人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获得某种形式的照顾，包括估计有19亿十五岁以下儿童[41]、10亿六十岁以上老人[42]，以及12亿残障人[43]。对护理工作的公共投资不仅会减轻妇女的负担，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善包括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等众多人的生活。
我们不要忘记，护理工作为接受护理的人带来幸福和尊严，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经济增长的浪潮对于遭受严重破坏的船只不一定有帮助。然而我坚信，通过直接支持性别平等和妇女自强的方式加强护理工作，我们可以建设一个支撑无数人的生活、幸福和尊严的社会。
我们SGI也本着以“万众的幸福和尊严”为思想核心的佛法精神，一直在推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自强的活动。
2020年1月，当联合国妇女署发起世代平等运动时，SGI和其他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与联合国合作，在纽约举行年度研讨会，讨论信仰组织应如何更有效地促进性别平等。去年1月举行的同一研讨会上，与会者强调，克服性别差距，包括经济政策的落实，将是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与重建社会的关键。
目前，SGI正在支持着西非国家多哥的森林恢复活动，通过这项活动让当地贫穷地区的妇女自强起来。该项目于去年1月与国际热带木材组织合作启动，在森林急速减少的地区推进植树和保育的同时，也为妇女提供工作，使她们经济独立。目前正在计划推出第二阶段，曾经参与的妇女将访问其他社区，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及良策来应对共同的挑战。[44]
我们人类无论处于任何危机时代或恶劣环境，都具有共同产生积极价值、掀起时代变革浪潮的力量。我深信，性别平等和妇女自强是克服新冠病毒危机，建构尊重人类尊严的经济和社会的关键。
1995年11月，我们制订《SGI宪章》，同年在北京举行了标志着将性别平等和妇女自强作为时代潮流起点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基于《SGI宪章》的目的和原则，包括承诺“维护不歧视任何人的基本人权”[45]，我们持续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活动。
去年11月，在重新制订的《创价学会社会宪章》中，阐述了十项目的及行动规范，包括基于佛教的宽容精神，我们将“尊重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为解决人类根本课题进行对话与合作。”更进一步表达了“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女性自强”[46]的承诺。
今后，作为推广至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民众运动，我们决心作为良好公民，继续扩大友情和信赖的网络，努力构筑以“万众的幸福和尊严”为目标的世界。
接下来，我想为三个关键课题提出具体建议，为了今后的世代，这些问题必须迅速得到解决。
第一个课题是气候变化。尽管多年来已无数次鸣响警钟，但气候变化的速度有增无减。[47]随着时间流逝，异常气象所造成的破坏不断加剧和扩大。干旱和森林火灾在世界各地更频繁地发生。此外，海洋水温上升和酸化日益严重，导致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吸收温室气体的能力下降。[48]
在这刻不容缓的情况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于去年10月到11月在格拉斯哥召开。尽管由于政策立场的分歧导致无法达成共识，会议延长了一天，但缔约方最终通过一项决议，必须致力于实现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摄氏1.5度的目标。[49]这个新目标是在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基础上迈开的重要一步。当时协定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摄氏2度以内，而新目标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跃进。据专家指出，即使各国按其承诺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以上目标仍是难以达成，必须要有进一步的强化措施。[50]
有关这一点，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在会议闭幕致辞中呼吁：“虽然1.5度的目标活着……但是，它的脉搏微弱。”他强调，虽然各方确实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但真正的成功并非取决于各国签署协定，“而是取决于各国是否兑现承诺，落实执行。”[51]
尽管形势依然严峻，我们仍有希望找到克服危机的方法。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如果占温室气体排放75%的G20各国，按照“1.5度”的目标加速削减排出温室气体，并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那么全球暖化很可能会控制在低于《巴黎协定》2度目标的1.7度以内。[52]
我由衷呼吁，如同在COP26期间中国和美国承诺在气候行动上加强合作，希望日本和中国也能达成类似协议，共同为解决危机制定积极主动的方案。
在中美两国的加强合作联合声明中，明确地定下加大行动控制和减少排放温室效应高的甲烷，支援可再生能源，并共同支持消除全球非法毁林活动。[53]
近年来，中美关系虽然持续紧张，但这两个占全球每年总排放量40%以上的国家[54]，能承诺携手解决人类危机的行动，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样地，日本和中国之间也应该迅速达成协定，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我希望借此契机，日中两国可以为气候行动制定一个共同的承诺，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社会加强团结，并为下一个五十年的双边关系立下崭新的起点。
日本和中国在环境课题上有长期合作的实绩。从1981年开始，两国签署了《日中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1994年缔结了《日中环境保护合作协定》，并于1996年在北京设立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多年来，两国在解决空气污染、植树造林和森林保育，以及能源和废物管理等各个领域通力合作，且硕果累累。
2006年，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授予我名誉教授称号。在谢辞中，我回顾了双方合作保护环境的历史。
“我们有必要促使这股潮流加速。为此，我提议要共同构筑一种立足于展望百年未来、全面地具有实际效力的‘日中环境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希望日中两国与邻国韩国携手协力，更加强而有力地推进环境调查、技术合作、人际交流、人才培养等措施。若能实现，我确信，它不仅能影响整个亚洲，而且更会在全球产生连锁效应。”
至今，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两国共同努力的据点，继而与美国、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开展合作项目，并为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环境行政人员的培训项目等。由此可见，日中两国的合作影响深远。
为解决气候危机，我衷心希望日本和中国继续发扬迄今所建立的传统，并加强合作关系，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与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我坚信，这种合作关系将激发更多果敢行动，强有力地在全世界掀起希望和变革的浪潮。
除了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我还呼吁加强联合国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制度。
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共同资源，包括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被称为“全球公域”。我呼吁在联合国设立全面保护全球公域的讨论平台，促进以青年为中心的民间社会参与体制。
今年迎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地球问题首脑会议）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三十周年纪念。该会议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署协定，也是实现《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推动力。
2001年成立了一个联合联络小组，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和加强协调，强化了执行这三项公约的合作。我认为，现在正是扩大这一联盟，争取民间社会支持的时候。我坚信，这将为有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开辟新的道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荒漠化的问题错综交织，所以解决方案也必须相互关联。只有革新的方法才能激发新的动力，突破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战。
全球公域包括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的公海和南北两极，以及大气层和全球生态系统，这些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为了今后的世代，必须最优先保护这些资源。
去年，联合国启动了“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我认为这提供很好的机会，不仅在上述三个公约所涵盖的领域，也在其范围以外的领域增进协调，促进积极的连锁反应，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
今年3月，为纪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成立五十周年，将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联合国环境大会特别会议。我呼吁在这次特别会议上通过一项宣言，从保护全球公域的立场出发，阐述加强全面处理环境问题的措施。
在这基础上，我冀望联合国能展开与全球公域相关课题的深入讨论。在去年的倡言中，我提出了设立联合国青年理事会的重要性和巨大潜力，从年轻人的观点向联合国领导传达想法和建议。我认为青年理事会是讨论全球公域课题的最佳平台。
去年9月，于COP26开幕前召开的“青年为气候行动：推动雄心壮志”国际会议在米兰举行。这是继2019年举行的青年气候峰会后，再次聚集年轻人向参与政府间谈判人士传达他们的意见和想法。这个会议让人联想到我所倡导的联合国青年理事会。几乎所有来自《巴黎协定》签署国的186个国家约400名青年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日本创价学会的一名青年。
参与青年通过《青年为气候行动声明》，向联合国呼吁：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设立促进年轻人参与的组织，长期为年轻人提供可以和缔约国代表一起参与正式、定期讨论的场所。”
“不仅是让青年在会议的最后发言，在会议的开始和进行中，也应增加青年参与的机会。”[55]
由于气候危机直接威胁到青年的生活和未来，世界各地青年迫切要求，在全球努力解决危机中，扮演更重要和积极的角色。他们正在努力建构一个让青年可以持续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制。
正如在米兰举行的国际会议一样，我所建议的联合国青年理事会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的青年参与。召开会议的方式，可以考虑在线上进行定期讨论，而要做出重要决定时，可以每半年一次在不同的地方举行面对面的全体会议。每次全体会议达致的成果将直接发送给联合国以纳入决定策略。
在寻觅联合国总部地点时，世界上有好几个城市表示愿意作为候选。然而，将某个城市作为这全球性组织总部的决定难以定夺。甚至有人提议把联合国总部设在一艘船上，让它不停地在全世界航行。实际上，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在伦敦举行，第三届大会则在巴黎召开，决定把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之前，也曾在其他城市举行。即便当时提出把联合国总部设在船舶上航行的建议，肯定是个前所未闻的概念，但是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域的公海象征着全球公域，此概念让人想到将联合国作为“人类议会”的愿景。
根据这段历史，联合国青年理事会的全体会议，无需指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轮流召开。在选择举办地点时，应优先考虑那些深受气候变化破坏，以及生态系统严重恶化地区的民间社会代表容易到达的地方。
在这方面，我所创办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会议地点，经常根据讨论主题而选择在遭受严重影响的地区举行。这是基于“聆听处于痛苦的民众声音，站在民众这一边”的理念。立足于这理念，该研究所目前开展以太平洋岛屿为焦点的气候变化研究，这些社区正因海平面上升而受到严重威胁。[56]我坚信，设立联合国青年理事会并在受讨论主题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召开会议，将是强化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合作关系的突破口。
关于这个建议，我想提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该委员会目前正着手起草关于儿童权利和环境，特别是儿童与气候变化问题的提议（第二十六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已经向非政府组织和各年龄层人士征集意见，从下个月开始，也积极征求世界各地儿童的意见。今后，委员会计划成立一个由儿童参加的咨询小组，让儿童参与第二十六号一般性意见的草拟工作，这将会成为一个把儿童的心声反映在全球进程的宝贵机会。[57]
我们SGI也以青年为中心，推进有关环境课题的活动。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COP26会议上，推介了由国际地球宪章和SGI共同重新制作的展览“希望的种子与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此外，SGI在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以下声明：
“倘若我们真正地担忧这个世界的前途，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并非选择项目，而是唯一合乎逻辑的选项。”[58]
人类具有克服任何挑战的力量。当青年团结起来，抱持“未来要靠我们自己开拓”的崭新意识和动力，必将成为迈向更加光明未来的原动力。
第二个值得我们立即关注并采取行动的课题是教育。我想提出建议，以确保及提升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机会。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焦点集中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复苏。然而，全球各地还出现了另一严峻的困境，教育领域因大流行病造成服务中断或学校关闭，导致儿童和青少年失去学习机会。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多达16亿学生深受影响。[59]
学校关闭不仅剥夺了学习的时间，也让无数儿童突然失去与朋友的日常互动，丧失成长的感受或对未来的希望，导致他们陷入孤独感和失去活力，造成儿童的情绪和心理受创。
对于经济困难的家庭和儿童来说，学校关闭将导致暂停供餐，中断了儿童迫切需要的营养关键来源。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失去校餐，将增加因长期营养不良导致贫血和体重下降的儿童。像这样在全球范围内同时经历长期停课和课堂学习中断，在现代学校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许多国家政府已采取措施提供远程教育，确保学生的学习机会并尽量减少教育损失，但仍有大量年轻学子由于数字鸿沟造成障碍，无法获取远程教育的基本条件。
“教育不能等待”（Education Cannot Wait）全球基金，一直致力于支援受冲突、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地区，为其紧急教育情况提供应对措施。在面临新冠病毒危机时，该基金提供了远程教育的解决方案，让2920万名儿童获得远程教育机会。[60]我必须强调，务必要加强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以确保所有儿童的教育不受干扰。
此外，为了尽早让更多儿童恢复接受教育的机会，必须向那些不依靠互联网而成功提供远程教育的国家学习。
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非洲的塞拉利昂政府启动了一个互动式的广播教学计划，让260万名学生在失学期间能够继续学习。[61]该国的反应如此迅速，是来自应对反复暴发的埃博拉病毒所获得的经验，当时政府选择了通过广播进行授课。在南苏丹也看到其他创新的解决方案，该国向贫困家庭的儿童派发太阳能收音机[62]，而苏丹则在报纸上刊登了学习课题。[63]
这种把儿童教育放在首要考量，富有创新和灵活性推进对策的意义重大。无论在任何时候，生活在任何环境，都必须确保“教育之光”能照亮所有儿童。
联合国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在葡萄牙贫困地区任教，为儿童提供免费学习数学。他根据这经验如此强调：“在里斯本的贫民窟里，我切身体会到教育是消除贫困的动力，是促进和平的力量。”[64]
我所创立的创价教育体系学校和大学也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创价教育体系的源流，是距今一百年前，两位教育家牧口常三郎和户田城圣倾注心血的教育实践，他们后来成为创价学会的首任和第二任会长。
牧口会长是东京一所为贫困家庭儿童开设的小学校长。他住在校内的宿舍，日复一日地努力工作，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他在学校推行许多措施，包括为营养不良的学生提供免费校餐。他还亲自前往因病不能上学的儿童家中访问。
学校的校舍破旧，破损的窗户也只能用硬纸板修补。一位教育工作者在参观了校舍后留言道：“在我眼里，他怀着热情，倾注全部精神为贫民子弟的教育尽心尽力。”[65]
牧口会长的后继弟子户田城圣会长也在同一所小学任教，师弟二人携手努力，为生活在东京最恶劣环境下的儿童送上“教育之光”。
至今，创价教育体系学校已发展到从小学到大学，并致力扩充奖学金项目以支援面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这也正是继承了这两位教育家的精神。
日本创价大学除了对日本及留学生的经济提供援助以外，从2016年起加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UNHCR）的“难民高等教育项目”，为难民学生提供奖学金。从2017年起，创价大学参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叙利亚和平桥梁的人才培养计划”。此外，去年与UNHCR签订了一项支持研究生的协定，使创价大学成为日本第一所为难民提供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大学。
据估计，全球只有5%的难民能够进入大学或接受高等教育[66]。在如此严峻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被迫流离失所与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同龄青年，同样具有强烈追求教育和实现理想的愿望。
创价学会长期以来支持UNHCR的活动。在去年1月新冠疫情期间，我们与非政府组织“无国界音乐家”共同推进一项活动[67]，通过音乐为难民儿童及收容国的孩子们传递希望。该活动在约旦举行，旨在通过音乐教育和培训，激发儿童涌现克服困难的希望和力量。迄今，这项活动已培养了能够负起当地音乐教育的人才，他们也已在全国各地举办儿童夏季音乐讲座。
参与这项活动的音乐家塔里克・琼迪（Tareq Jundi）将此项活动比喻为播种。他认为，虽然不能马上看到结果，但确实已产生了变化。[68]我也相信，教育的精髓在于耐心地为儿童的心田播撒“可能性的种子”，并全心全意地让这些“可能性之花”绽放盛开。
除了确保在陷入紧急危机时持续提供教育机会，另一个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事项，是促进保障残障儿童和青年学习与教育权利的“包容性教育”。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残障儿童的数目估计已接近2亿4000万，这意味着每十名儿童中就有一名患有某种形式的残疾[69]。即使在平等包容与接纳所有人的原则下，由于消除社会障碍和歧视的进展缓慢，为残障儿童寻求与其他儿童享有同样权利和保障，仍显得困难重重。
新冠疫情使这些儿童的困境愈加严重。即使提供了远程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果没有考虑及针对个人需求的具体援助，残障学生会发现参与远程教育特别困难。这往往需要家庭成员或护理人员的全力支持。
以“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为目标[70]，SDGs呼吁采取行动，确保残障人平等获得教育机会，并提供满足残障人需求的学习环境。采取行动实现这些目标，并对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是当务之急。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时，教育成为了最具争议的课题之一。该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应确保在各级教育实行包容性教育制度，以实现残障人公平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71]
《残疾人权利公约》还规定了一项原则，即对待残障人没有“合理便利”则属于歧视[72]。此外，还特别强调应确保在教育上提供合理便利。[73]
该公约确立了如下理念，即残障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一方必须改变的课题。这项新的认知是在制定公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在残障领域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以“所有跟我们有关的事情，都要有我们的参与”[74]为信条，向各国政府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并确保残障人的代表参与其中。
迄今，《残疾人权利公约》已获得184个国家和地区批准[75]。回想参与起草和通过该公约众多人士的决心和毅力，我呼吁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来实现包容性教育。
叙利亚难民纽吉・穆斯塔法（Nujeen Mustafa）患有先天性脑瘫，现已作为UNHCR残障儿童的拥护者而活跃。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强调说：
“包容性教育并不是单纯让有残障的人进入学校，而是要因应残障儿童的需求，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没残障的学生之间存在孤立感和隔阂，也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不仅仅是设置残障人专用的厕所或使建筑物无障碍就可以了，让有障碍的孩子们也能提高能力，这才是包容性教育。”[76]
十六岁时，穆斯塔法被迫逃离受内战蹂躏的故土。她依靠轮椅走了3500英里（约6000公里）的路途后，在德国找到了一个新家，并在那里接受采访，述说她对包容性教育的看法。她代表残障人发言，强调必须彻底转变人们对残障的看法和态度。
“在我成长的地方，如有残障的话，就意味着只能在社会的阴暗角落生存，无论是学习还是个人方面，都意味是一个无法成长的人……”
“我认为社会的最大误解，就是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没有志向和梦想。仅仅因为残障这一事实，就失去了实现梦想的希望之光。”[77]
正如穆斯塔法所说的，绝对不能因为社会对残障人的误解和歧视，而从残障儿童的心中夺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今年9月，联合国将召开教育改革峰会。此次峰会的目的是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去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出对未来教育的愿景。为了重新思考教育在社会转型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教科文组织分别于1972年和1996年提交了类似的报告。这是二十五年后再次发表的一份新报告。
在为期两年的全球咨询过程中，该报告参考了超过100万人的意见，提出了以下问题。
“极端的未来图景之一或许是这样的：优质教育成为精英特权，广大民众因基本商品和服务匮乏而生活悲惨。当前的教育不平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只会愈加恶化，直至课程完全失去相关性？这些可能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基本人性？”[78]
基于这一观点，报告强调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以支持难民和身处窘境的人，同时确保所有人，包括残障人，获得优质教育的权利。此外，报告中也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探索教育在我们展望2050年及以后应扮演的角色。
有鉴于此，我认为9月举行的教育改革峰会是一个绝佳机会，可以围绕着应急教育和包容性教育等课题进行建设性讨论。如我在倡言前半部分所提出的呼吁，议程还可以含括培养全球团结意识的“全球公民教育”。此外，我进一步建议有关方面制定和通过一项促进儿童们幸福与教育的全球行动计划。
冲突、灾难或疫情暴发带来的威胁，远远超越儿童的应对能力。将全球在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教育列为优先事项，以明示我们不离弃对任何儿童的承诺。同时，加强实行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的包容性教育，将有助于改善儿童因面临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困境的学习环境。
我确信，全球公民教育将成为解决人类共同危机的基础。如前所述，我的恩师户田会长以“地球民族主义”表达他对全球公民的理念，而我也将持续推进全球公民教育，这也是SGI一直贯彻的活动重点。
到了二十一世纪末，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109亿[79]。我坚信，在今年9月举行的教育改革峰会，为儿童们的幸福与教育通过的全球行动计划，将成为保障现今以至未来出生的儿童们之梦想和希望的重要基础。
第三个课题，是急切落实废除核武器。为此，我想提出两项建议。
第一项建议，是必须采取步骤让世界摆脱依赖核武器的安全理论。
今年1月3日，有核武器国的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这五国首脑，发表了一份防止核战争和避免军备竞赛的声明。虽然有各种不同诠释，但已明确表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表达了共同寻求避免军事对抗的意愿[80]。希望能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谨此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这份明确“自我克制”重要性的联合声明作为决议基础，敦促五个有核武器国采取具体措施，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第六条文规定的核裁军义务。
我也要进一步呼吁，在定于今年召开的NPT审议大会的最后声明，应同意和接纳提议召开关于递减核武器作用的高级别会议。此会议应邀请缔约国以外的有核武器国参加，从而实质地推动核裁军。
即使在新冠疫情危机之下，世界的军事支出仍在不断增加[81]。全世界目前储存的核弹头超过1万3000枚，而且还无止境地谋求现代化和改进[82]，令人担忧全球核武库将持续增加。
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更显露了可能发生扰乱指挥系统的核武器新风险。即由于有核武器国的政治首脑相继感染新冠病毒，不得不将权力移交其副职。甚至在核动力航空母舰和导弹驱逐舰上也暴发疫情，这都会影响正常的指挥系统。
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Izumi Nakamitsu）于去年9月举行的核问题演讲中，强调了疫情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告诉我们，乍看是不会发生的事情，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警告就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影响。”[83]
我也想提出告诫：不要再持续抱着过度的自信，认为“不会发生由核武器造成的惨剧”。正如中满高级代表在演讲中所强调，自从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后，迄今也没有再使用核武器，这全是因为幸运地有人防止灾难的发生。但是，在“国际环境变得流动，护栏不是被侵蚀，就是几乎不存在”[84]的现今世界，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这种人为因素或好运气。
目前，仅存的核裁军双边框架《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缔约国俄罗斯和美国于去年2月同意延长该条约。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原定于本月举行的NPT审议大会已被推迟，正考虑于今年8月召开。上一次于2015年举行的审议大会中未能通过最终文件，这种失误绝不能重蹈覆辙。我促请各方遵守NPT序言中的承诺“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85]并商定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五个有核武器国的联合声明中，重新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精神，是在冷战期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和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时首次阐明[86]。去年6月举行的美俄峰会后发表的声明中，也提及推动1985年日内瓦峰会的精神之重要性。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该创造一个平台，讨论结束核武器时代所需的具体步骤，并在大会上通过这些商议的结果，进而启动一个根本性转变的进程。
人们普遍认为，1985年日内瓦峰会上，作为核裁军谈判开端的苏美联合声明，不仅对两个超级大国有利，甚至惠及全人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回顾当年参与核裁军的决心：
“以为只是掉下一小块石头，山是不会塌的，所以就从山顶滚下了一小块。可是，那块石头成了诱因，使山上所有的石头都滚动起来，山就塌了。核战争也一样，发射一枚导弹就会影响全局。而现在，说战略核武器的控制和管理完全依赖于电脑也不为过。核武器数量越多，发生意外核武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87]
至今，核武器研发仍持续不断，与他国对抗的新手段层出不穷，这或许反映了“只是掉下一小块石头，山是不会塌”的假设。如果继续依赖根深蒂固的核威慑观念，必会使自身和世界陷入极端和永无休止的危险状态。这是所有有核武器国和依附核武器国必须严肃，且认真看待的严酷现实。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与我的一次对话中强调：“已经日愈明显，核武器不能成为保障安全的手段。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核武器能否保障我们的安全已经成疑。”[88]
为了突破目前“有可能使用核武器”的高风险僵局，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为依附核武器国安全理论的“解毒”方法。
一般来说，核威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然而，这个政策具有矛盾之处，即为了防止使用核武器，却需要不断展示使用核武器的备战状态，以达到威慑的目的。为了跨越此矛盾，将核武器从自国的安全政策中消除，必须重新考虑需要采取的各种步骤，包括在国际社会中创造更有利条件的新对策。
不管自国安全再怎么重要，当核武器会为对立国家和自己国家带来毁灭性破坏，也会消灭全人类的生存基础时，继续依赖核武器还有什么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把注视着其他国家动向的目光重新转向自己国家，着手进行这种“解毒”工作。如此一来，各国就开始履行NPT序言中“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的承诺。
应当明确的是，NPT的目的不在于将胶着的核威慑状态认定为“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我们应当记住，基于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核武器问题这共同认知，所以NPT的第六条文明确规定了实现核裁军的义务，以此作为NPT的重要支柱。
与冷战时期不同，我们现今生活在一个即使面临危机，政治首脑也可以在线会面并实时确认彼此面部表情的时代。即便如此，双方仍持续带着怀疑的面纱臆测对方的举动，保持核武库能立即发射的备战状态。
五个有核武器国的联合声明中宣告：“我们重申此前关于不瞄准的声明依然有效，重申我们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其他任何国家。”[89]在这种自我克制的基础上，现在是有核武器国对其安全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并消除自冷战以来一直存在的核威胁的时候了。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必须展开讨论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化解冲突并尽量减少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以及停止新的核武器开发等课题。
日本将于2023年主办G7峰会。我建议同时在广岛举行一次关于降低核武器作用的高级别会议，非G7国家首脑也可以参加，共同深入探讨如何推进具体措施。
今年1月21日，日本和美国就NPT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宣示：“永远铭刻在世界记忆中的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使我们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绝对要持续这七十六年间不使用核武器的纪录。”[90]声明中还呼吁政治首脑和青年们到访广岛和长崎，藉此提高对使用核武器带来恐怖后果的意识。
我向来强调政治首脑访问原子弹爆炸现场的重要性。我认为在广岛举行该高级别会议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绝佳机会。
除了营造一个促进全面不使用核武器的环境，作为实现无核武世界的重要一步，此次高级别会议也应该讨论如何禁止对核武器相关系统的网络攻击，以及如何禁止将人工智能导入此类系统运作等问题，这都是我在2020年倡言中提议的要点。
通过这些努力，我强烈敦促加速履行NPT第六条文规定的核裁军义务的谈判，为废除核武器创造不可逆转的势头。
我对废除核武器的第二项建议，是有关《禁止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TPNW）。我促请以日本为首的依附核武器国和有核武器国作为观察员，参加3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TPNW首次缔约国会议。我建议在此会议上，为了确保有效履行TPNW的义务和国际合作，设立一所永久的办事处。
在没有签署TPNW的国家中，包括瑞士、瑞典、芬兰，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成员国挪威和德国，已经表示他们将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的意向。北约历来有允许成员国在核武器问题上选择自己道路的先例。其实在TPNW中，也没有禁止缔约国与有核武器国建立同盟关系的规定。
挪威和德国作为观察员参加首次缔约国会议，其意义确实深远，因为北约成员国的许多城市与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城市，一起签署和参加了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简称ICAN）的“号召城市活动”（Cities Appeal），通过该活动表达支持TPNW并敦促各自政府加入该条约。除了有核武器国的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的城市以外，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也参加了这项活动。[91]
首次缔约国会议的议程，包括向使用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对受核污染的环境采取补救行动。日本应参与讨论并做出贡献，如分享广岛和长崎受害的实际情况，以及2011年福岛核电厂事故的教训等。
德国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利弗・迈尔（Oliver Mayer）在一次采访中，对德国作为观察员参加首次会议评价说，德国可为强化多边主义和核裁军做出贡献。当问及日本是否有望作为有核武器国和无核武器国之间的桥梁时，他回答说，作为观察员与会，日本可以发挥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的作用。他指出，只有直接参与双方的讨论，否则“桥梁”就无法发挥其功能。[92]
2017年，日本成立推动核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知名人士小组会议（Group of Eminent Persons for Substantive Advancement of Nuclear Disarmament，简称SAG），邀请来自有核武器国和无核武器国的专家参与，并举行了后续会议。如果日本作为观察员与会，并报告SAG进程的结果，对TPNW首次缔约国会议的审议工作将产生更具建设性的讨论。我呼吁日本，应朝向早日签署和批准TPNW继续努力。
以《集束弹药公约》首次缔约国会议为例，当时有34个国家作为观察员与会，当中有很多国家最终成了缔约国[93]。同样的，希望更多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TPNW首次缔约国会议，直接感受缔约国和民间社会为实现废除核武器所付出的努力和坚定决心。这将能够建立起通过TPNW为我们的世界打开“新的地平线”的共识。
TPNW的意义超越了常规裁军条约的框架，因为该条约是以防止毁灭性灾害的“人道主义”及保障世界人民生存权利的“人权”为核心。若参照之前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时所提出的全球公域观点，TPNW是维护全人类的和平，及保护作为下一代生存基础的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条约。
鉴于TPNW富含的意义，应该针对依附核武器的安全理论对我们现在以至未来的世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展开推心置腹的讨论。
首次会议可以作为一个跨越分歧的对话契机。随着缔约国数量的增加，以及更多还未能签署或批准的国家开始认同条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我相信这是催化结束核时代所需的力量和政治意愿。
因此，我呼吁建立一所永久办事处，作为联结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的主轴，以推动普及TPNW的理想和承诺。
通过2007年由SGI首次发起的“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SGI与ICAN等众多团体联手合作，促使通过TPNW。在条约通过的翌年（2018年），开始了第二个“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第二个十年的重点，是通过民间社会的力量来普及条约的理念。今年，我们要更加努力朝这方向发展，因为我们相信，世界民众的支持才是提高TPNW实际成效的重要基础。
我回想起加尔布雷斯博士对消除核威胁的严厉批判，他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实现的课题，这是他亲身体会动荡的二十世纪众多危机的结论。在他的回忆录《我们时代的生活》（A Life in Our Times）结尾里写道：“那些写回忆录的人在公共事务问题上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94]结尾的部分，并不是讨论他的专业经济学，而是以核武器问题作为总结。在广岛和长崎被炸后不久的1945年秋天，他首次访问日本，自此核武器的问题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
为此，加尔布雷斯博士在书中引用了他于1980年的一次演讲内容。
“如果我们不能控制核军备竞赛，我们现在辩论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意义。民权将不会再成为问题，因为将不会有人去享有民权。城市状况的恶化也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我们的城市将会消失。……我想让我们对摆在大会面前的各种其他问题各执一词吧。但是让我们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将告诉我们的同胞，我们所有的盟友，告诉全人类，我们将为结束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全人类头上的这场核恐怖竭尽自己的努力。”[95]
正如加尔布雷斯博士敏锐的洞察，核武器的非人道不仅仅是使用后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不管有多少人在为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和社会而努力，或者努力了多久，一旦发生核武器的攻击，一切都将瞬间化为泡影。核时代的真实情况，是我们被迫与最糟糕、最蛮横无理和最荒谬的危险为伴。
SGI对废除核武器的承诺，可以追溯至1957年户田第二任会长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户田会长在发表宣言的前一个月，核武器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越演越烈，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一个新的局面，即全球各地都有可能受到核攻击的威胁。
面对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户田会长强调，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都必须受到绝对的谴责。对于将拥有核武器正当化的理论，他愤慨万分地说：“要把隐藏在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摘除掉。”[96]
我的恩师户田会长对核武器剥夺所有人的生存意义、尊严的重要性及社会一切营生这种极端非人道性的愤怒，至今我仍历历在目。作为他的弟子，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恩师的义愤填膺，决心实现他的愿景。
我坚信，如果不解决核武器这能毁灭现代文明的元凶，就无法改变人类的命运。因此，自1983年以来，一直在年度倡言中持续讨论这个课题，并为废除核武器尽一切的努力。
数十年后，与户田会长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精神相呼应的TPNW终于生效，首次缔约国会议也即将召开。彻底废除核武器已经来到了关键阶段，这是世界上许多人——尤其是广岛和长崎原爆幸存者（Hibakusha），以及在世界各地深受核武器开发和核试验所影响的人们——热切推动的目标。
我们坚信，完成这项挑战是我们对未来应履行的责任。基于此信念，SGI将继续努力，以青年为中心加强民间社会的团结，建设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真正安全和生存权利的和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