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青年之力，创希望黎明（2017年）
2017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今年是我人生导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六十周年。户田会长和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一起，为和平与人类幸福奋战终生，其中心思想就是以佛法的生命尊严哲学为根本的全球公民意识。
包含于此的，是确保无论出生于任何国家、属于任何种族，任何人都不会遭受歧视剥削，其利益不被牺牲的信念。这与现在联合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注1）呼吁不谋而合。
户田会长对核武器抱着特别强烈的看法，他将之形容为“绝对恶”，认为这类武器是威胁世人生存权利的根本因素，呼吁加强民众的团结，造就废除核武器的世界潮流。
1957年9月8日，在台风过后的秋空底下，户田会长在横滨三泽运动场向在场的五万名青年呼吁：“假如你们真是我的弟子，就要继承我今天发表的宣言，让其精神渗透到世界每个角落。”（注2）恩师的吶喊言犹在耳。
由那时候起，日本创价学会的会员和志同道合之士及团体同心合力，一直投入禁止与废除核武器的活动。
在国际社会，对核武器非人道性质的认知日益增长，去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历史性决议，要求就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废除核武器条约进行谈判。首轮谈判会议预计今年3月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无论如何，定要开启让世界无核武器化的进程。
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不胜枚举，除了核武器问题以外，还有连连爆发看似无休无止的武装冲突，以及难民人数与日俱增的局面。尽管如此，我不会因此而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那是因为我确信，世界上有多少青年，就有多少希望和美好的未来。
无可否认，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仍苦于贫穷、不公正等苛刻的生活条件，于去年推出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把儿童和青年列为最应予以关注的族群就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不可忘却，青年是“可能性”的别名，犹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50号决议所指出，青年在和平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制订SDGs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其内容将青年形容为“变革的重要推动者”（注3），这也是我的确信。青年本身以及他们的积极参与，是解决诸多地球问题所需的动力，对于至2030年为止落实联合国所订立的目标，他们也掌握着极其重要的关键。
在今年的倡言中，我会以青年的角色为焦点，就如何构筑SDGs所勾勒的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凝聚人心——青年的角色
我想谈及的首个挑战，就是意识到大家共同生活在这地球上，并以此为立足点，促进彼此的凝聚力。青年在这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去年11月，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国际框架《巴黎协议》（注4）开始生效。《巴黎协议》于2015年12月通过，又于2016年4月得到175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通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生效。
世界各国众志成城，完成了过去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创举。这种一改过往风潮的做法之所以会实现，是因为各国从极端气候、海平面上升及其他肉眼可见的现象中，不约而同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问题的急迫性。
为了解决贫穷问题，并且加快实现SDGs 17项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的进度，我们应不受领域所限，齐心合力达成共识。
SDGs范围广，以致很多人在质疑其期待的结果是否有望落实。但我们不可忘却，目标数目的庞大，与在水深火热中受尽煎熬之人的多寡成正比例，任何一项都不可忽视。无论是武力冲突或自然灾害，对于受害的人来说，与来自冲突与灾害的直接打击相比，感到自己被人遗忘、不受关注更加令他们难受。
难民危机有燃眉之急，尽管去年5月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以及9月的联合国关于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的首脑会议重点讨论这议题，国际合作仍旧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去年10月，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不久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会尽我所能，推动国际社会负起保护难民的责任。这样的思想不仅在难民公约中，在世界上所有文化及宗教中亦是根深蒂固。你可从伊斯兰教、基督教、非洲、不同的宗教、佛教、印度教中，见到一种欲保护难民的强烈信念。”（注5）
的确，当务之急是加大努力化解难民危机。为此提供支撑的精神基础，本就以不同形态存在于世。故此不管眼前的挑战何等艰巨，重要的是大家同舟共济，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为他人尽心尽力。
佛教的出发点，也是与人分忧解劳。释尊留下“八万法藏”，那是后世对其庞大教义的称谓，其大部分都是在帮助眼前每个人消除烦恼和痛苦。释尊不限定他说法的对象，说：“我为万人之友，万人之伙伴”（注6），本着这信念，遇到谁就对谁说法。
在描写释尊时，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说：“佛陀并不是以传授知识的教师出现，而是以明示救济之道的领路人姿态出现于世。”（注7）
雅斯贝尔斯说借用了“救济之道”这古印度医学用语，那是因为释尊说法鼓励人的话语，起到如医生为病人“对症下药”般的作用。释尊如此敦促门下弟子：“诸比丘！去游行！此乃为众生利益、众生安乐”（注8）。释尊和他的弟子游历各地，亲自走到有烦恼之人的身边，为他们予以关怀与鼓励，不管对方属于什么种族或社会阶级，故被称为“四方之人”（注9）。
释尊对生命的尊严深信不疑，视所有人的生命为珍贵至极的存在，认为即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发挥出生命原本具备的潜力。
当时的印度社会流行着两个思想学派。一派是“宿命论”，认为人的现状和未来，全都是决定于过去的宿命，不能改变。另一派是“偶然论”，主张生活中的一切都起之于偶然，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或条件。
“宿命论”主张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命运，只能默默接受自己的境遇，从人的心中夺走了希望。
而“偶然论”则鼓吹任何事皆无前因后果。这种思想不但使人陷入失控状态，甚至让人觉得即使做出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为了帮助民众摆脱这些有害的精神束缚，释尊呼吁：“莫问出生，问其行为，火生自各柴薪，低贱出圣贤。”（注10）
人生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格式，而是决定于自己此时此刻的行为。佛教指出，心念的转变，能改变现在的状态（因），造就未来的结果（果），并且提出“缘”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影响两方关系的重要性。就是说，同样的一个“因”，会由于接触不同的“缘”，而于未来显现不同的“果”。
从这角度来看，佛教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就是对生命尊严和其可能性抱持确信，站于将要失去生存希望的人身边，互相鼓励，并肩共进。
大乘佛教把一个以自他共幸福为目标精益求进的人称为“菩萨”。《维摩诘经》中，有描写这种精神的一节：
劫中有疾疫，现作诸药草，
若有服之者，除病消众毒。
劫中有饥馑，现身作饮食，
先救彼饥渴，却以法语人。
劫中有刀兵，为之起慈心，
化彼诸众生，令住无诤地。（注11）
这里谈及为饱尝生老病死这“四苦”的人们给予鼓励。如《维摩诘经》中“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注12）所述，当社会发生重大问题时，不管自己有没有受到波及，也不管身在何处，仍以同苦之心毅然行动之人堪称“菩萨”。
这样的慈悲行为，不但在遇到的人的心中点燃希望，更照亮周遭环境及整个社会。这就是《维摩诘经》中提及的“无尽灯”（注13）法门（注14）。
国际创价学会（SGI）也是本着这种“菩萨”精神，作为一个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积极支持联合国的活动，为解决各种全球问题孜孜不倦。多年来，我们展开援助难民的活动，灾害发生后进行的赈灾及重建活动等，在这当中，我们最关切的是开启“由民众推进、归民众所属、为民众而有”的自强过程。
就如“无尽灯”的譬喻所形容，这样的自强过程，可诱发人们与生俱来的潜力，是激起变革的无限动力，代表着无穷无尽的希望。
释尊说法的精髓《法华经》中，有一个“化城宝处”譬喻（注15）：一队行商队伍，由一个通晓险路的领队带领，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行进。但是大家在中途感到筋疲力尽，寸步难行。领队想，这时回头，岂不是前功尽弃，于是用神通力，在前方幻化出一座城，鼓励大家向着这座城进发。商队打起精神，继续行走，最后进到城内休息。见到大家已经恢复体力后，领队才跟他们解释，那只是一座虚幻的城（化城），真正的目的地（宝处）已经离该地不远，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前进。
在经文的偈言中，释尊反复谈到这譬喻的意义，那里虽然改用“宝所”一词，但贯穿整个譬喻的主题就是“共至宝所”（注16）这句话。这里强调，无论如何辛苦，处境看似如何绝望，也要携手前进，为自己及他人的幸福不屈不挠，这是对人的精神表示推崇的伟大宣言。
从刚才所说的因果关系来看，商队在沙漠中感到筋疲力尽（因），本来打算中途而废（果），却因为得到领队的激励（缘），而最终到达目的地（不同的果）。
在十三世纪日本，宣扬以《法华经》为本的佛教僧侣日莲（1222－1282）有“化城即宝处”一说，指出化城和宝处并非两回事。到达宝处固然重要，但“皆共至宝处”的精神才是其精要所在。
日莲强调，苦恼的人们为“因”，鼓励他们的人为“缘”，当两方相遇，因缘际会时，那么向前跨出的每一步不但“念念之化城”（注17），更成为象征了生命尊严无限光辉的“念念之宝处”（注18）。
埃斯基维尔博士的信念
过去，我在谈到在SDGs推出前曾实施至2015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时呼吁：“达成目标的重要不在话下，但不可忘却，更要让尝尽苦楚的每个人恢复笑容。”（注19）我认为，如果一味追赶数字，很容易把苦境中之人真正所需置于脑后。这种做法背离了目标的本意，会造成后力不继的情况，使目标更加不易达成。
这让我想起阿根廷人权活动家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博士的话：“人类朝向身为人之共同目的前进时，走向自由与和平时，就能发挥非凡的能力。”（注20）
博士如此信念，是在他和中南美洲人民一起面临严峻的社会局势，坚持不对未来失去希望，携手推进人权运动的磨砺中形成的。
博士对民众的行动赞叹不已，说：“但再进一步观察民众的生活，不分男女老幼，民众并没有想成为英雄。每天只希望有奇迹的花朵绽放。那朵花，存在日常生活的奋战中。亦即，会绽放在小孩的笑容之中，会绽放在创出希望一刻，会绽放在以希望之光照亮道路之中，会绽放在发现‘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放自己’的瞬间。”（注21）
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达成SDGs绝非易事，但我们都可以伴随痛苦的民众，鼓励他们自强奋起，让奇迹的花在自己身边绽放。青年是最适合在这方面扮演领先的角色。
正如先前提到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250号决议强调，青年在和平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里说明，任何领域都好，只要得到青年的积极参与，必能取得突破。
去年8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奥运会上，由难民组成的选手团首次登场。全世界的人都深受感动。
选手们当时的说话至今仍然缭绕众人耳际。其中一人谈道：“自己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参赛，希望如此可以激励跟自己境遇相同的其他难民，告诉他们人生是可以改变的。”（注22）另一人也谈道：“回顾至今的人生，一切都是令自己变得坚强的因素。我是抱着难民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的希望出场参赛的。”（注23）
从他们的说话可以看到，青年真正可贵之处，不在于过去或未来如何，而在于他们热衷于尽自己现在所能，造福同样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
SDGs“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构思，对青年而言，并非事不关己的遥远目标，亦不是待到未来某个时刻才完成的目标。SDGs把焦点放在大家皆为生活在这地球上的人类同胞这现实上，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花心思，去落实一个有福同享的社会。
当青年决定挺身而出，照亮自己所处的地方时，他们能为其他人创造一个安心立命的空间，让人再度唤起希望，寻获生活下去的力量。这样的空间闪烁着“共存”精神的光辉，正是联合国希望实现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社会缩图，为其他地区苦于相同问题的人们带来勇气与光明。
我在三年前的《和平倡言》中，强调青年是最有能力实现SDGs的一代，也提议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合作推进全球公民教育，诱导青年开发他们无限的潜力。正因如此，很高兴见到去年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会议（DPI/NGO Conference）以“开展全球公民意识教育：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主题举办的年度大会，得到众多青年踊跃参加，并通过了推进全球公民教育的《庆州行动计划》。
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军事实力或经济能力，而是显现在其到底能够为受苦的人们做些什么。
在教育中酝酿出来的行为和活动，会不断地引导社会的趋向，尤其是全球公民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期待达成的目标，是成为一种“缘”，促使人们在审视问题时，不管该问题发生在何处，皆从“大家都是人”的立场去思考，同时亦让人们联合起来，为解决问题共同采取行动。那是确保人们把全球问题视为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课题，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身潜力的关键。
推进全球公民教育是为了：
一、积累设身处地为受苦之人着想的经验；
二、找出万众共存社会的构成要素；
三、在所处的地方合力构筑让人备感安心的空间。
我相信，推广全球公民教育的“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引发出青年的力量，加速全球变革的潮流。
力挽分化与仇外心理的狂澜
分化与不平等是两个日益加剧的问题，第二个挑战就是构筑足以跨越这两个问题的社会基础。
随着全球化的急速进展，离开家乡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人口不断增加，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人数更增加了四十个百分比，达到目前的二亿四千四百万人次。（注24）
全球经济长期不景气，仇外心理随之高涨，移民及其家属的处境也日趋恶劣。
前奥地利总理弗朗茨・弗拉尼茨基三年前在维也纳举行的跨宗教会议上发言，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尽管全球化及一体化有上升趋势）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对移民、寻求庇护的人感到认同的心理出现下降趋势。我觉得有必要指出，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为了提高自己在选举中当选的机率，大多数政治领导人会舍却自己对贫穷的外国移民持有的认同感。”（注25）
近年来，无论是在欧洲，或是世界其他国家，以煽动仇恨性言论来挑起歧视心理，或为了某些政治目的而发表言论鼓吹仇外等问题不容忽视，情况令人忧虑。
为了配合在去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关于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的首脑会议，联合国推出了一项新的运动，以化解国际移民的增加所导致的社会不安。有如此感受是符合情理的，而不设法安抚这种在收容国家蔓延的不安情绪，就无法解决问题。正如联合国的运动所呼吁，在着手应付人们的不安情绪时，有必要合众人之力，采取措施确保这样的情绪不会演变为仇外的心理，同时把任何与难民和移民有关的议论都搬到“以人性为出发”的台面上进行。
我于1989年10月会晤弗拉尼茨基总理，在讨论文化交流和青年交流的重要性时，他向我指出：“与飞机在数小时能跨越多少距离相比，心灵的距离更为重要。”（注26）
他还向我描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双亲在家中隐藏被迫害的犹太人的往事。在那紧要关头，弗拉尼茨基总理的父母不以宗教或种族取人，由始至终谨守身为人的本心。在追忆二战的亲身经历时，他说到：“拉丁文有句格言说‘冀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我要把它更改为‘冀望和平，就要准备和平’，以此为我为人行事准则。”（注27）
我们的会晤刚好是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前的事。早于当年的2月，弗拉尼茨基总理同意撤去设置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边境的铁丝网，9月又开始打通方便分属东西两集团的民众互相来往的渠道，这成了柏林墙于11月倒塌的理由之一。
德国统一后的首任总理里夏德・冯・魏茨泽克（1920－2015）形容柏林墙为“用否定人性的政治砌成的一堵石墙”（注28）。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严重分化人类的现象再度出现在这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无可否认，如果身边尽是自己同胞，或大家皆来自同样的文化或种族背景，人们确实容易感到安心。但当社会局势变得紧张时，就要提高警惕，不让这种集体意识演变成歧视或仇视其他族群的偏激心态。诚如释尊“莫问出生，问其行为”的话所提示，单凭某个特征就把人归类的做法不仅荒谬，更是分化社会、将其腐蚀的主因。
放眼观望现在的世界，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与仇外心理同出一源的问题。那就是凡事以出自市场原理的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为优先的倾向。这种倾向日益显著，在许多经济发展处于停顿状态的国家都可以见到。受其不良效果打击最深的，一般都是处于弱势的群众，他们往往会被逼到穷途末路。
当然追求经济理性的确可以爆发出动力推进经济发展，但这不外是其中一个面向而并不代表整个局势。如果让经济理性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的话，那么即便是面临重大的判断，也会以半机械的方式处理，不会考虑到在社会上生活的人，或顾及他们的需求及利益。
仇外心理不留任何反顾余地，把这个世界二元化，将其划分为善与恶两个极端。如果步其后尘，一味追逐经济理性，摒弃任何以人性为立场的考量，那么我们就会被冷酷心态牵着鼻子而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牺牲一切。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博士一篇谈到社会的论文给了我们宝贵的提示。博士在思考这问题时，把目光转移到有关伦理和法律的古典梵文文献上，深入研究文中用以代表正义的两个词汇“niti”（正义）和“nyaya”（正理）。（注29）。
森博士指出，“niti”（正义）指“制度”、“规则”、“组织”的合理性，“nyaya”（正理）则表示事物的出现、其缘由，更是指“人民实际上可以度过的生活”。博士强调：“制度、规则以及组织的重要作用必须在更广阔且更具包容性的正理（nyaya）范围内加以衡量。正理（nyaya）不可避免地是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的，而不仅仅与我们所面对的制度和规则相联系。”（注30）
森博士更提到古代印度阿育王，和其祖父在位时就任宰相的考提利亚，并比较了两人的政治理念。考提利亚有一部广为人知的政治经济论著，他非常在乎政治的效果，尤其关注制度在促进经济效率方面的角色。
相反的，阿育王的政治则以人的行为及行动为焦点。根据森博士的分析，阿育王的思想显示，他确信“社会可以通过市民自愿的良好行为，而变得益发富饶。这是无须被强逼的。”（注31）
见到各处因自己杀伐征战而血流成河后，阿育王幡然悔悟，皈依佛教，他的政治立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中道”思想是佛教的根本。按照“nyaya”（正理）的概念来看，那就是强调要时刻检讨自己的一举一动如何影响他人、把人的幸与不幸定为一切行事标准的思想。
另一方面，“niti”（正义）的概念仍然在现代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博士指出：“如今，许多经济学家持有与考底利耶相同的观点，认为金钱至上方为人类社会常态。”（注32）在这种情况下，被重视的是关于最大限度地提升成长率及利润的数据，而弱势群体的福利由于不易被数据化则不被重视甚至被置之不理。
仇外心理以及仇恨性言论，把世界分为“自己”与“别人”两个阵营，“自己”必定以“善”的一方自居，而“别人”则必定是“恶”的代表。
社会要如何才能稳住阵脚，抵抗企图将其分化的仇外心理，以及不顾弱势群体的牺牲一味追逐经济理性的作风？我认为答案就在“友谊”二字中。友谊把人牢固地结合起来，让人在心中烙下接触过的每张脸孔。
与我有过一段对话的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1889－1975）博士曾说：“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交朋友是消解传统偏见的溶液。结识一个人，我们必定会发现，无论对方是什么宗教、国籍、人种，都跟我们没有分别，大家都是人。”（注33）
没有东西比友谊更珍贵，这是我跟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中的切身感受。虽然大家的人生经历和信仰迥然不同，但期盼和平的心都同样地殷切。我曾出版了近八十册对话集，每本都是我的友谊结晶，内容包含了双方要将自己汲取到的历史教训传递给下一代人的希望。
我也曾和美国杜威协会两位前会长拉里・希克曼博士和吉姆・加里森博士会谈，而难民的处境是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当时，我们也谈到了美国社会活动先驱的简・亚当斯（1860－1935）。
她去伦敦参观了冠上汤因比博士伯父名字的福利设施“汤因比馆”（注34）（Toynbee Hall）而深受感动，决定回到美国后开设同样的设施。“赫尔之家”（Hull House）就这样在芝加哥落成。十九世纪末，赫尔之家周围居民以贫穷的移民居多，亚当斯如此形容该设施：“这个海岛般的地方给了许多移民更多喘气的自由。他们能使用自己的语言，演奏自己的音乐，过着忠于自己文化的生活。”（注35）在亚当斯及其助理的帮助下，移民们能于美国打稳了新生活的基础。
亚当斯一直抱着如此信念——让人联合起来，要比把人分隔来得更有价值。受亚当斯影响的年轻人，日后成为美国首代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实地经验的积累，造就了法律制度的修改，让当地移民和贫民获益匪浅。
希克曼博士指出，在应付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挑战，亚当斯的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我也深有同感。
一名在赫尔之家与亚当斯一起工作的人说，他们没有抱着挽救世界的奢望，所图的只是成为孤立无援之人的朋友。（注36）
亚当斯本身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她说过：“他们教会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见到我们引以为荣的‘文明’有些什么不足之处。”（注37）
有了如此一对一的友谊，人们可以互通心意，触动彼此内心的深处。
前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1940－2009）警戒，要提防受到那些在社会上高调鼓吹对立的思潮影响。多年来，瓦希德总统一直担任当地规模庞大的伊斯兰团体领导人。他指出文明间的差异并不一定会酿成冲突，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克服对别人的误解和偏见。（注38）
在我们的会谈中，他再三强调友谊的重要性，并透过自身海外留学的经验，对青年交流的成果寄予厚望。他表示：“期待青年能不计个人利益，多思考社会利益、为世界的和平共存付诸行动。”（注39）
我能够切身体会瓦希德总统话中意义，因为我就是在结识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与他们逐一地建立深厚的友谊之中，致力壮大世界和平的阵容的。
为了落实户田会长的全球公民意识和无核武器世界的构思，我在1996年成立了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很荣幸地能够邀请到我多年的好友、伊朗出身的和平学者马基德・德拉尼安（1937－2012）博士就任第一任所长。
这个世界并非只是一个由国家形成的组合，也并非只是一个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结合体。这个世界有呼吸、有生命，是由无数人的生活一点一滴堆砌而成的。每个生活在这世上的人，即使背景相同，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看人时一概透过种族或宗教的框框观望，是不能看清其丰富多采的真实样貌的。透过友谊，可以打从心底感受彼此独自的存在价值，而且从朋友的身上可以见到，种族、宗教等差异是“多样性”熠熠生辉的一面。
友谊宛如一片磁场，在人的内心起到指南针般作用，在人生失去方向时助人走出迷途，又在社会拐入弯路时助人将其拉回正轨。
出于这个原因，SGI积极推进民间社会的交流，尤其是青年方面的交流，期待这种与人相遇交流的场合，会成为孕育一对一、真诚友谊的契机。当国家间关系变得紧张，或宗教对立变得水深火热时，友谊的纽带让人在肆意挑起仇恨情绪的狂潮中屹立不摇。当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朋友的脸孔，心中决定不让社会成为好友受排斥的场所时，我们就有能力从自己身边开始化解对立，营造共存的环境。希望我们的努力，会在全球培育出爱好和平、截断暴力与憎恨的连锁反应、处处筑起友好桥梁的年轻一代。
与好友促膝交谈是件赏心乐事，因为有了友谊，交谈不只给人带来乐趣，更能振奋人心，助人熬过艰苦的日子。
由年轻一代掀起的友谊浪潮，必定会带动社会的转变。期待青年之间的友谊会力挽狂澜，强而有力地逆转社会分化的趋势，主导尊重多样性的和平文化潮流。
鼓励青年及妇女在SDGs中发挥所长
第三个挑战，是提高社区在面临困境时，无论多么棘手，亦可将其打开的能力。
SDGs跟MDGs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令我感到难能可贵的是，那是在广泛征求民间社会的意见后通过的。
在制订SDGs时，联合国与各界人士和机构咨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就包括妇女和年轻人。他们广集民意，深入调查有些什么值得重点关注的课题。共七百余万人参与调查，三十岁以下的人占了整体的百分之七十。（注40）调查结果列出多个急需关注的地方，如教育、医疗保健、雇用等，这都被尽数纳入SDGs之中。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谈到这里的重要意义：“数百万人已经参加了这一议程的制订并将其视为自己的议程。这是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议程，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取得成功。”（注41）
2012年在举办“里约+20”，开始草拟SDGs之际，我发表倡言表示，希望SDGs会在本质上成为这般“人民议程”。因为在我看来，如果广大民众不把目标视为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无法集众人之力推动目标的落实。
作为人民议程，SDGs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改变了以往MDGs把消除贫穷、饥饿等问题视为独立个体来处理的做法，推出新的尝试，认为诸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有统筹解决方法。”（注42）
SDGs希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图的效果是，当某个方面取得进展时，其他方面也会跟着改善。例如，假如在提供安全饮用水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目标6），就会减少患上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人数（目标3），减轻妇女每天要长途跋涉去取水的负担，让她们有余裕工作（目标5），助人摆脱极端贫穷的处境（目标1），让儿童有机会上学（目标4）。
这做法被称为“联结性方法”（nexus approach），在SDGs推出之前，由联合国大学着手研究，并且在世界多个地区进行实验。其目的在于对SDGs的17个目标、169个具体目标抽丝剥茧，找出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以便同步推进。
SDGs涉及广泛，许多项目是MDGs所没有的，如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但无论如何也不可忘却，既然问题的背后是人为的因素，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必然掌握在人的手中。如果在某个方面的努力取得不错的进展，其他方面也受惠而加快进度。
大乘佛教有“烦恼即菩提”的哲理，这或许是解决问题所需的思维方式。这思维方式促使人对幸福重新定义，强调幸福不是消除或远离造成痛苦的烦恼。关键是，要明白到我们受烦恼与痛苦困扰的生命，是身怀菩提的存在，拥有力量与智慧敞开更美好的人生。
问题不单单是烦恼或痛苦与否，而是如何面对烦恼，以及在面对烦恼时如何行动。
日莲就《法华经》的经文“能令众生离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切生死之缚”（注43），评论说“离字可训为明”（注44）。
日莲在这里指出，要从正面面对现实，不可让现实脱离我们的视线。受苦恼煎熬的人认清周围的状况后，才可忠于自己亲手创造幸福。而且佛法也阐明，这种变革的效应，会顺着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关联所构成的关系网延伸开来，大幅度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整个社会。
如此不被状况束缚，积极建立新的联系，从中改变状况，也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在讨论“人的真正本质”（humanitas）时所采用的论调。她沿用了她的导师雅斯贝尔斯的“公共领域的冒险”概念，推论“人的真正本质”无法在孤独中显现，只有当人把自己的生活和人格都置入“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时，它才能显现。（注45）
阿伦特如此形容“公共领域的冒险”：“把自己的丝线，织入一面关系网”。她承认如此做法的后果难以预料：“我们不知道那样会带来什么后果”，但她毅然表示：“就是因为信赖人，所以才可置入这领域。虽然难以具体描绘，但却是问题根本所在。那是对人‘何以为人’的本质的信赖，缺此则无法置入这领域。”（注46）
就如阿伦特所强调的，这样的信赖是问题根本所在，那不是只对自己及身边之人的信赖，还包括对这个世界绝不失去希望的信赖。
去年，联合国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实体（简称联合国妇女署）以“从我所在的地方开始”为题，介绍了数名在严酷环境中奋斗的妇女，谈到她们是如何通过为他人行动而推进了SDGs。
其中一位妇女来自坦桑尼亚，是一名在当地某村落活跃的太阳能发电技师。她身有残疾，历尽艰辛习得一技之长，用以服务村民。身为一名女性技师，她最初几乎得不到男士们的尊重，但她为村民设置太阳能装备，点亮他们的家，装备坏了之后又帮他们修理，渐渐得到越来越多男士的信任。
她说：“过去一到日落整个村落就一团漆黑，而现在有了灯光。正好现在有两个孩子来拿我为他们修理好的太阳能灯。他们满脸笑容，今晚他们能在灯光下温习功课。”（注47）
相信这就是SDGs作为人民议程所期待的良性循环。一名妇女的自强不但让整个坦桑尼亚村落享有可再生能源，也逐步地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偏见，而且还改善了儿童的学习环境。
这位妇女踏实而尊贵的奋斗，改善了自己所在的地方。那正是阿伦特所说的“织入自己的丝线”。我从那里见到了“人的真正本质”的光辉。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非某部分人的专属。迎头面对现实，挺身扛起一部分重担，带起行动的浪潮——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办到的。只要把痛苦化为决心，就必定可以发挥力量超越困难。
其中，洋溢着清新的感性，对理想抱着满腔热忱的青年，尤其能够在信赖的基础上把人凝聚起来，成为催化正面连锁反应的巨大动力。
SGI的和平活动一贯以青年为中心推进，那是自户田会长的年代起，特别是在他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后开创的传统。他们排除弥漫现代社会的无力感，逆转那种“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思潮。他们对身处的地方就是达成使命的地方抱着不移的确信，干劲十足地投身眼前的挑战。
日本创价学会的青年部从三年前起，开始了“创价全球行动”，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受灾严重的东北地区展开活动，协助当地人民心灵方面的重建，除此之外还致力促进日本与中国、韩国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友好关系，为建设和平文化、废除核武器不遗余力。
各国SGI组织的青年也踊跃跻身改善现状的行列，在保护生态环境、人权教育、非暴力等领域都可见到他们活动的足迹，一部分活动还与SDGs有直接关连。去年11月，SGI与其他团体于联合国总部，共同主办题为“青年协助推进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特别顾问戴维・纳巴罗博士在会议上呼吁：“我们必须让各地的青年有机会参与这个可持续发展运动。青年们是渴望能够互相信赖，一起愉快地活动的。”（注48）
他的话道出了我们致力SDGs的本意。把青年想象成只有在感受到威胁时才会行动的人，是严重地贬低了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在面临一个接一个问题的挑战中，有着可以彼此分享的喜悦和希望，所以才会不畏艰巨，勇往直前。
尽管SDGs的实现不附带任何法律约束力，却包含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热切期望。只要青年们相继地把这期望作为自身的誓约而奋起行动，他们就会如星火燎原，让推进目标的势头变得更加迅猛。
SGI今后亦以青年为中心，无论是社区的问题或是全球性的挑战，都竭尽所能，引发正面的连锁反应。
废除核武器——让核威慑成为过去
接着我想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以落实SDGs所指向的和平、公正与包容的社会：
一、禁止与废除核武器；
二、解决难民问题；
三、建设人权文化。
关于第一个禁止与废除核武器的建议，201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历史性的决议，呼吁就制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进行谈判。决议进一步呼吁于3月底及6月中旬至7月，在联合国总部分别召开第一次及第二次会议，并敦促各国政府为早日缔结类似条约尽力。
现在世界上有超过一万五千枚核弹头。（注49）核裁军停滞不前，而核武库现代化的计划又如火如荼地展开。来自核武器的威胁日益加剧。
过去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借用古希腊的典故来形容这个危机——就如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注50），难以估计的毁灭随时都有可能降临，人类和全球环境都无可幸免。这并不是一件陈年旧事。相反的，正如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所强调，核武器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注51）
有关这点，我想作出几个提议。
首先是尽早举行美国俄罗斯首脑会谈，为核裁军的进度注入活水。两国领袖肩负重担，那是因为两国庞大的核武库对全球人类的性命构成严重威胁，能于一瞬间把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三年前，两国关系因乌克兰情势而变得异常紧张，由那时起一直处于被称为“新冷战”的极端恶劣状态。核裁军谈判，自2011年《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生效以来，一直停顿不前，第一阶段的削减目标于2018年达成后，条约该何去何从至今仍是个未知数。
1月20日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当选后，曾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话，双方同意要改善两国关系。冀望掌握着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核储备的两国能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并认真地商讨核武器问题。
冷战在二十五年前结束，核威慑却延续至今，世界上约一千八百颗核武器一直维持在高度戒备状态，一接到通知即马上发射。（注52）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前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最近的演讲上分享他在卡特政权下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1977年）的一个经历。某天深夜，他接获在北美防空司令部值班军官的紧急电话，通知他说苏联向美国发射了两百颗导弹。虽然这后来被证实只是一场假警报，但假如这情报属实，那么美国总统只有数分钟时间决定是否作出反击。（注53）
在核威慑的逻辑看来，即便无人愿意见到核战争爆发，依然要做好随时皆能反击的准备，以此作为遏止敌方发动攻击的手段。而且为了证明这不是空口说白话，要经常维持马上反击的体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警戒片刻都不能松懈，无时无刻都背负着核战争临头的包袱。这就是核威慑始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至今的真相。
回想起来，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1957年，正是核威慑开始定型的年代。当时，美国与苏联进行氢弹实验，而且为了抢先研发威力更强大的武器，双方展开了一场日益激烈的竞赛。除此之外，研发的焦点也从轰炸机投放模式改为弹道导弹。
1957年8月，在户田会长发表宣言的前一个月，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成功，由此具备了把核武器发射到地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能力。9月6日，在户田会长发表宣言的两日前，在联合国的安排进行了近半年的有关裁减和禁止核武器的裁军谈判以破裂告终。尽管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加拿大进行了多轮激烈的讨论，仍不能达成共识，导致谈判被无限延期。
户田会长指出，为了制作更多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而没完没了地进行竞争，其背后就是核威慑的思想。在他看来，那些推说拥有核武器可以起到遏制作用，有助于维持和平的措辞，只考虑到拥有国本身的利益，对其他绝大多数人因此要付出的巨大牺牲却视若无睹。
户田会长希望纠正这种把拥有核武器正当化的观念。这就是为何他在宣言中断言要“把隐藏在其（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摘除掉”（注54）。
当时，美苏的对峙被比喻为“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注55）。但是大家似乎忘记了，在这瓶子里面，除了有核武器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以及居住在那里的数十亿人民。如此不刺人就被刺的对峙蒙蔽人们双眼，让人见不到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根本差别，以及这些武器能毁灭一切的性质。
户田会长宣称：“我们世界的民众有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利”（注56），就是为了道破核威慑自欺欺人的荒谬之处。他扬言，任何国家都无权侵犯这权利，核武器的使用是绝对不可被容许的。
一味信从核威慑的人，从不考虑一旦起不到箝制作用后果会何其严重，也不考虑在意外或故障的情况下误发核弹头的可能性
同样的，在所谓的核保护伞政策中，这方面的危机当然不会被列入考虑。
其实核保护伞的每根骨架，都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自己的国家，即使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经历与广岛和长崎相同的悲剧也在所不辞——这是何等无人性的国家安全政策。
一旦按下发射钮，发动核武器互相攻击，受害的不只是当事的国家，就连邻近的国家甚至整个地球都会遭殃，而且所酿成的祸害是不可弥补的。
在核威慑逻辑的天平看来，自己国家的安全代表了正义的一边，而另一边则是众多平民百姓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
较前谈到森博士的社会公正理论，如果从该理论来思考这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避免受到他国的核武器攻击而采取防范措施的安全政策，符合了以目标的合理性为重的“niti”（正义）。另一方面，以后果的合理性为重的“nyaya”（正理）则重视人及他们的生活，从这角度来看，以数百万人的性命及全球的生态系统，来换取国家安全的核武器政策是完全违背情理的。
面对武力攻击时行使自卫的权利，是受到《联合国宪章》所保障的，“niti”（正义）的概念在国际法上是不可完全被否定的。我想在此反驳的，是视核武器为必要的思维方式。
在人类史上，核威慑中“透过威胁来遏止对方”的想法，一直被用作拥有和研发更新、更强武器的理由。但历史上无穷无尽的战火显示，这从来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冲突依然连连不绝。那么被套用在核武器时，我们又有几成信心它不会失败？
核武器问题专家沃德・威尔逊在其近期著作《关于核武器的五个神话》中探讨了相同的问题。他回顾了人类六千年历史上的战争和集团暴力，指出光看二战结束后的六十年岁月，就主张已掌握某种趋向，那与仅根据百分之一的数据就妄下定论无异。他提到：“尤其当在处理一个显然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倾向时，此举似乎过于鲁莽。”（注57）他还强调，在考虑这个问题时，需要如汤因比博士般，以数千年的长远时间来观察文明的兴衰。
我完全赞同。就是因为核威慑是个根深蒂固的人性倾向，我们更需要勇于从正面揭发潜藏在其中的重大危机。
佛教深入探究人的本性，从而树立起生命尊严的思想。这或许给了我们重要的提示。据说释尊在见到两个部族为了争夺水源而大打出手时曾说道：“看看于战斗中互相残杀的人啊！在拿起武器发动攻击的那一刻，恐惧油然而生。”（注58）
释尊对人心在凶残场合中如何波动有独到的见解。释尊洞察到人不是因为害怕敌人而手操武器，而是从拿起武器的一刻起心生恐惧。也就是说，他们或许对企图从自己手中抢夺水源的敌人感到愤怒，但本来没有感到恐惧。但一旦拿起武器准备向敌人发动致命一击的一瞬间，人的心中就产生恐惧。
长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记者戴维・伊曼纽尔・霍夫曼曾生动地描绘了在冷战时期，类似的恐惧心理所导致的一个惊悚事件。（注59）
1980年代早期，苏联领导层开始计划设置一个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在遭遇核武器攻击，而所有领导阶层及军方司令部官员都丧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运作。他们最害怕的是丧失反击的能力，为此开始构思一个由电脑操作，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会启动的全自动反击系统。但是因为军方不赞成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用核武器进行攻击，所以调整了计划，最终把发动攻击与否的判断留给在防空壕中避难的幸存官员。
一个无人可以遏止的核武器反击系统，在冷战步入尾声的阶段几乎成为现实。如此系统是核威慑的终极形态，虽然只是以构思告终，但却是产自因掌握核武器而感到强烈恐惧的心理。
去年10月是历史性的雷克雅未克峰会的三十周年，这场首脑会议促成了冷战的结束。
会议的举行由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向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11－2004）提议，他选择两国中间点的冰岛首都为会场。会议召开的半年前，苏联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他心中必定一直惦记着该事故，使他对核战争的爆发深感忧虑。同样的，里根总统据说也非常抗拒以核武器的大量杀伤力，作为威胁来维持和平的做法。
由于双方皆对核武器忧心忡忡，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甚至几乎达成要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协议。协议终究没有达成，但一年后，两国缔结了《美-苏中程和短程核力量条约》，启动了整个核裁军的进程。
现在正是时候，美俄两国应重温雷克雅未克的精神，为世界和平并肩共进。
联合国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将于3月开始召开，其中一个议题，是如何减低或排除意外或错误发射的风险。（注60）从冷战时期开始直到结束后，美苏、美俄曾不止一次发生了险之又险的状况。恳切希望美苏两国首脑会进行对话，探讨解除高度戒备体制的可能性，向着核裁军阔步迈进。
禁止核武器——广岛与长崎的强烈心愿
我的第二个提议是，作为唯一于战争中遭受过核武器轰炸的国家，日本应自觉到其历史上的重任，尽其所能召集更多有核武器国、依附核武器来维持安全的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参与联合国的谈判会议。
近年来，广岛和长崎举行了多项外交会议，又广邀外国使团前来访问，以确保核武器问题一直受到大众瞩目。
2014年4月，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组织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在广岛举行，当时原子弹爆炸幸存者有机会在澳洲、德国、荷兰等依附于核武器国家的外交部长面前，发表了自己的体验。参加者最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针对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而进行的讨论，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让全球社会团结一致，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采取行动。（注61）
在那之后，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又称G7外长会）也于去年4月在广岛举行。美国、英国、法国等有核武器国，以及依附于核武器的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的外交部长一起访问了核爆圆顶屋，并且发布了《广岛宣言》，文中提到：“我们抱着与广岛和长崎人民相同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认为决不能再次使用核武器。”（注62）
去年5月，前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作为首个访问广岛的在任美国总统，发表讲演呼吁：“美国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有勇气摆脱威慑的逻辑，追求无核武器的世界。”（注63）
期待日本不只呼吁在广岛、长崎参加讨论的国家，也会呼吁其他国家踊跃参加这场就《禁止核武器条约》进行多边核裁军谈判的会议。
2015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缔约国审议大会，有核武器国与无核武器国之间的鸿沟未能填补，以致不能达成共识，通过最终文件。想必这次的谈判会议也会困难重重
但是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明白到NPT的重要，也关注核武器所附带的毁灭性后果。我认为应以此共识为立足点，商量有关核武器的讨论该以何种形式进行。
于此，我们可以借鉴《巴黎协议》至采纳为止的商讨过程。《巴黎协议》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参与商讨的各方不拘泥于追究谁是谁非或该由谁负责解决，而是聚焦于如何一起实现低碳未来这共同目的。这是商讨中的一大突破，也是《巴黎协议》得以落实的一个主要原因。
核武器问题的处理也可沿用这做法。缔结禁止生产、转移、威胁使用、使用核武器的条约，是为了不让核战争的惨剧在任何国家上演，应被视为一个全球社会合力完成的事业。
NPT的序言表明，条约的成立是基于对“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以及有必要“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的认知。（注64）
谈判会议的宗旨与NPT如出一辙。《禁止核武器条约》成立后不会取代NPT，反而会与NPT相辅相成。条约的成立过程符合了NPT中第六条“真诚地进行谈判”的条文。
一方面是对国家安全与防卫的顾虑，另一方面是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重要的是尽量鼓励更多国家参与谈判，以便合诸国之力寻找这两方面的共通点。
NPT缔约国2020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即将在5月于维也纳举行。届时除了需要集中讨论NPT第六条所规定的核裁军义务，还要考量到各国对国家安全所存有的顾虑，针对应该采取些什么步骤来消弭这方面的顾虑交换意见，况且会议的讨论成果，可以丰富 6月于纽约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所有国家都可从中受益。确保谈判会议与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保持联系，及填补立场不同所造成的差距，有助于让谈判会议更具建设性。
联合国自七十多年前成立以来就一直在面对核武器问题，故我们不可低估即将举行的谈判会议的复杂性，但我相信只要各国真诚地进行对话，无核武器世界的建设必定可以形成不可逆转的大势。
联合国预计至迟于2018年召开一次核裁军问题联合国高级别国际会议。希望届时可以通过一项把核武器规定为非法之物的条约，这样会营造出一个适于大幅度削减核储备，最终将其废除的环境。
呼唤无核武器的民众宣言
我的第三个提议，是吁请民间社会各界代表发表各项声明，让谈判会议的举行声势更加浩大。这些声明的积累，会俨然成为一份呼唤无核武器的民众宣言，为缔结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提供一个代表着民心所向的作业平台。民间社会可以确保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来处理那些不分国界、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会深入民间，了解人民是如何受到问题打击，而不会仅将它当成国家层次的事。这是民间社会所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此也可促成全球合作。
1955年7月9日，由世界多位知名科学家发表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注65）敲响核武器危机的警钟，开创了重要的先例。
“我们要避免使用任何只针对某一族群而非其他族群的词语……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恳求全人类：记住你们的人性，忘掉其他的一切。”（注66）
这段话说明，宣言所表达的不是一国或一民族所持有的集体思考逻辑，而是万众共有的内心情感。读过宣言的人可以感受到，核武器是一个危及“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注67），而不是一个在国家层次发生的问题。
1996年7月，国际法院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发表了历史性的咨询意见书。这是民间社会透过了“世界法院计划”的运动，大力推动下得来的成果。约四百万人以四十种语言发布了一份《公众良心宣言》，在审理刚开始时被提呈给国际法院。
法院指出，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皆违反国际法，各国有义务要进行谈判并确保谈判圆满结束，以达成全面核裁军。
二十年后的今日，为缔结一项条约来禁止核武器而进行谈判的联合国会议即将召开，在这时刻，民间社会应全面支持谈判会议，为落实一项在民众主导下成立的国际法造势。
谈判会议的实现，不但是那些藉由外交管道，企图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国家努力的成果，也要归功于各界人士及团体孜孜不倦的奋斗，其中有广岛、长崎及其他地方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还有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医生、法律专家、教育工作者、宗教界代表等。
无论以个人的立场或作为一个团体，人们可以展开各式各样的行动予以支持，如发表声明，使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呼声变得更加宏亮，或在草根阶层举办活动来宣扬《禁止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性，以博取公众的广泛支持。每一步都符合了联合国在规定要召开谈判会议的决议中，所述“国际组织与民间社会代表参与与贡献”（注68）的效果，也因此创造适于缔结条约的条件。不管是来自有核武器国或依附于核武器的国家，如果众人把心中的万般期待化为具体行动，给予宝贵的支持，那么条约成立后必定更具实效性及普遍性。
这些民众的呼声绝对不为少数。例如以要求废除核武器为目的的“和平市长会议”，就是由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地区共七千二百个城市的市长组成的国际组织，其中许多还是属于有核武器国和依附于核武器之国的城市。
这让我想起了埃斯基维尔博士的话。博士过去曾把亲手雕刻的作品赠送广岛市，他在和我会谈时强调：“和平是带给人类意义与活动的力量。”（注69）
以核武器来维持安全的政策具有如此力量吗？我相信答案必定是“不”，因为那是唯有和平才能够展现的，而且是在人们跨越一切差异，为维护生命的尊严而齐心协力的情况下实现的和平。
SGI本着户田会长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表达的信念，积极投身促进和平的运动，于2007年推出了“废除核武器民众行动十年”。
我们与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共同制作的“你所珍惜的一切——共创无核武器的世界”展览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为了支持零核，我们于2014年募集了超过五百万表示赞同的签名。这是一个呼吁各国有诚意地进行核裁军的运动。
去年，作为“忧虑核武器非人道性后果的宗教界”的一员，我们参与多份联合声明的起草工作。这些联合声明被提交给负责核裁军的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处理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2015年8月，SGI和其他团体于广岛携手召开了国际废除核武器青年峰会，另外又于2016年成立了名为“扩音”的国际青年网络。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核武器的团体，其主要目的是实行峰会上所决定的事项。
今年夏天，为了纪念户田会长《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六十周年，SGI将于日本神奈川召开青年反战峰会。神奈川是户田会长发表该宣言的地方。
2016年5月，SGI向联合国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里头包含了这十多年来我们贯彻的理念。该建议书目前已被登记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
其内容有如下一节：“核武器让人生变得毫无意义，使人无法抱着希望面向未来……核武器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彻底否定他人，即否定他们的人性，以及他们与别人一样享有幸福、生存的权利……核裁军并非一个唯有有核武器国才需要面对的挑战，那是一个全球社会合力完成的事业，需要得到所有国家以及民间社会全面的参与。”（注70）
为了使3月开始举办的谈判会议，成为这般全球社会合力完成的事业，我们会跟志同道合的人与团体合作，召集并扩大民间社会的呼声。
燃起难民心中的希望
我的第二个具体建议，就是实施必要的援助计划，协助难民在生活中寻找到希望。
近年来，由于武装冲突和迫害而离乡背井的人急速增加，人数据估计已超过六千五百三十万人（注71），而今年已步入第六年的叙利亚纠纷情况尤其严重，已经酿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有超过三十万人丧命，一半以上的人口遭恐惧及困窘所逼漂泊他乡，而四百八十万人更逃亡国外寻求庇护。（注72）
古特雷斯秘书长于2016年10月被联合国大会任命后谈到，自己就任后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他指出：“要大幅增加以外交管道推进和平此做法，那是……降低人类各种苦难的上上策。”（注73）
去年12月30日，叙利亚停战协议生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通过决议对停战表示支持，并呼吁相关各方要遵守协议。目前为时尚早，还无法预料内战会否就此得以平息。
新一轮的和平谈判将在联合国的协调下于2月进行。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多年出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希望在他的领导下，联合国此国际组织及相关的国家会携手合作，寻找早日结束冲突的方法。
除了从外交管道着手，古特雷斯秘书长也指出另一个急需关注的地方，那就是为那些逃离恐怖的冲突而需要受保护的人展现同理心。（注74）
此同理心，是去年5月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所探讨的主题。开幕式上有人指出，重要的是，在见到有人由于冲突而忽然失去原有的生活，而且日复一日要作出艰难的抉择——面临着无穷无尽的空袭，到底要继续留在自己的家园，还是举家跋山涉水寻求庇护？明知越洋旅途艰险重重，到底要为了生活有可能好转的一缕渺茫希望而乘船避难，还是留在原地？如果孩子途中生病，要用所剩无几的钱为孩子买药，或为家人买食物？——我们要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们的处境。
我们不可忘却，这些处境水深火热的人，其实与我们没有分别，大家都是人，他们只是出生在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而已。
会议的与会者来自社会各界，许多也是民间社会的代表，大家在会上一致认同，要以井然有序、万全周到的方式，推行与人道及发展有关的议程，以及增强难民及收容他们的社区的韧性（resilience）。
特别为会议制作并在那里首次公开的“人性的复苏”展便是以增强韧性为主题。该展由SGI及其他团体策划制作，目的在于让更多人知道，增强韧性是建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世界的关键。
作为实现这目标的具体步骤，我提议联合国率先设立新的“伙伴关系”援助体制，以进行人道援助及捍卫人权。这个援助体制将协助流离失所人士在某些领域中就业，而这些领域又会反过来帮忙收容他们的区域，促进当地SDGs的实现，增强那里的韧性。
一个近期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简称联合国难民署）援助的难民中，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人正容身于冲突地区附近的发展中国家。（注75）这些国家原本就面临着贫穷、健康及环境卫生等SDGs中所提及的问题，而如今更雪上加霜，还要收容大量的难民。正如在去年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上确认的那样，把发展与人道援助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同步推进，是当务之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埃塞俄比亚施行的计划就是一个好例子。由去年起，埃塞俄比亚收容了为了躲避战乱从邻国流落当地的七十三万名难民，而当时又遭逢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注76）这计划一边协助当地更有效地管理天然资源，一边支持各社区修复基础设施，成功地舒缓难民与当地居民间的紧张关系，让双方和睦共处。
无须赘言，在难民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倘若收容国家没有安定和发展，难民们又有何安定生活可言。
在处理SDGs的相关问题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情况都大同小异。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农业及设法解决粮食短缺危机、建设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提供医疗保健及卫生服务等，皆可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
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去年建议推出新版的“罗斯福新政”，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注77）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人道援助和发展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在联合国与其成员国积极合作下，为难民及寻求庇护者开办与SDGs相关的职业及技术培训课程。
工作不只让人维持生计，更使人生富有意义。工作是我们存在于世的象征。
前任悉尼和平基金会主席斯图尔特・里斯博士最近和我出版了一本对话集。他谈到，缺少了工作机会，就无法确立社会公义。他也在对话中提到，许多人在失去工作之后，会感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被否定，除了失去赚钱的机会，他们也可能失去那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成就感。（注78）他甚至强调，对人的尊严而言，这是一种根本的威胁。
我们的话题也提到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推行“罗斯福新政”后所取得的效果。那是针对经济大萧条导致的高失业率，由1929年开始推行的。在该政策下，除了兴建水坝及其他基础设施，也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来管理、整修国家公园及森林。在十年内，超过三百万青年响应了这项计划，种植了超过二十亿株树。这些活动让参加者感到自豪，觉得自己于社会有用，能够为别人作出贡献。不但如此，这些国家公园和森林，至今仍然是生物多样性的象征，保护着生态系统，也起到吸收温室气体的效果。
我们要从这些成功例子汲取经验。当前的急务，是设立一个既为难民争取更多就业机会，又同时推进SDGs的框架。
流离失所的人历尽沧桑，能够对其他处境艰辛的人发挥同理心，为他们伸出援手。况且，假如他们在避难时有机会参与SDGs方面的工作，有朝一日战火停息返回故国，他们所累积的工作经验，还可以在家园的重建中派上用场。
去年9月，联合国举办了一场关于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的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声明必须于2018年为难民和移徙者制订“全球契约”。
难民问题是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其规模之大、事态之严峻史无前例，不解决就无法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定，也无法落实SDGs的理想，建立“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世界。
日本政府曾出资支援刚才提到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计划，因此，对联合国所推进的人道援助与发展领域，也理应多多支援。
去年9月的联合国关于难民和移徙者大规模流动的首脑会议结束后第二日，奥巴马总统召开了全球难民危机领导人峰会。日本政府承诺为近一百万受冲突影响的人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援助。另外，日本将于今后五年内收留至一百五十名叙利亚留学生。希望透过这些援助活动，日本会领先建立一个进行人道援助及捍卫人权的伙伴关系。就如较前所述及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为难民及流离失所人士提供与SDGs有关的技术及职业培训。
有鉴于此，我也希望见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和联合国合作，为难民青年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由七年前开始推行的联合国学术影响，是一项把联合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学连结起来的计划，现下已有一百二十个国家的一千所大学加入。就整体而言，这些大学的研究主题几乎囊括所有全球问题，其研究成果必定成为无比重要的资源，惠及全人类。
再回顾刚才谈及救济贫民的汤因比馆，以及协助贫穷移民生活得有尊严的赫尔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所设施负责举办教育活动的，都是大学的相关人士。
这些例子显示，大学是社会上给人希望、让人安心的避风港。从这点来看，世界各地的大学透过研究活动，为解决全球问题作出贡献，这是具有非凡意义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为难民青年提供受教育机会，为他们开办进修及远距教学课程，藉此加大这方面的贡献。
很荣幸地，我所创办的创价大学于去年5月加入了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高等教育项目，从今年新学年开始招收难民留学生。
在去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上，难民奥运团的叙利亚泳将尤斯拉・马尔迪尼说了一席感人肺腑的话，为其他难民打气：“我想代表所有难民，因为我想向所有人展示，苦难过后，风浪过后，平静的日子必会到来……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梦想，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注79）
对于由于冲突而被迫离乡背井，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的人而言，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受教育，是寻回尊严、对未来抱有希望、体会到生命意义的关键。
基于这层考量，为难民及流离失所人士所制订的全球契约，必须包括提供工作及受教育机会的具体方案。追根究底，解决难民危机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够让流离失所的人们重新感到安心、有希望、有尊严。
人权教育
最后的第三个建议，是有关建构人权文化。
除了僵持已久的武装冲突和内战，连连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和日益加剧的暴力极端主义是另一个严重危及全球社会的现象。大多的情况是，年轻人在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又对未来丧失希望的情况下，染指于暴力极端主义。
去年11月，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东方门诺派大学主办了一个为期两日的研讨会，主题为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
许多国家认为，惩罚是防止暴力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持有如此观点的国家不断增加。在如此社会背景下，与会者分析了发生在各地的案例，深入追究这样的措施是否真的有效。他们还针对其他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包括如何在纷争地区维持和平。
会议也把焦点放在探讨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上，讨论如何防止这方面的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以一个全面性的方法，来推广那种拒绝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就是人权教育。
去年是《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成立的五周年。SGI从起草阶段开始，就一直支持这项重要的联合国宣言。那是由联合国成员国通过的史上首份关于如何进行人权教育的国际规范。
去年9月，SGI代表出席了一场为纪念宣言发布五周年而召开的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联合国人权副高级专员凯特・吉尔摩在会上指出，各地憎恨与暴力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见到许多人因为人权教育的关系而展开了更正面、更有意义的行动。她还说：“人权教育能超越我们的多样性，培养我们共通的人性。人权教育并非可有可无的选项。进行人权教育并非例行公事。它教的是做人的根本道理。”（注80）她一语道出了人权教育的真正价值。
会上也以多个事例来介绍人权教育的成果，其中一个变革例子发生在一名少女的身上。这名少女参加了学校的人权教育课程之后，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尊严为何物。了解到自己生命与生俱来的价值后，这名少女变得坚强，对未来更有自信，学会不被周围环境左右。她改变了，不再是一名受害者，而且还决定要成为维护别人人权的存在。
吉尔摩高级专员指出，这名少女的故事，就是“人权意识的非凡作用”的例子，并且强调“教育是如此变革的催化剂”（注81）。人权教育的无限可能性昭然若揭。
为了进一步实现宣言中的项目，我建议采纳一条攸关人权教育与培训的公约，那将有助于启发带来正面变革的连锁反应。
明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七十周年。作为纪念，我呼吁联合国与民间社会届时举办一场人权教育论坛，以检讨到那时为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讨论成立上述公约的相关事宜。
据估计，目前世界上年龄介于十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一代有十八亿人。（注82）假如这些年轻人都拒绝参与暴力和纠纷，接纳并捍卫人权的价值观，那么《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中的一个“多元和包容的社会”（注83）就有望实现。
人权教育是实现这理想的动力源头，为了确保各国可以持续不断地推进人权教育，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及教育计划，以及设置定期监测及审核的机制。
这也是SGI作为民间社会跨国联盟的人权教育2020的代表，在上面提到的政府间会议上发言时所呼吁的重点。
国际上为维护人权而展开的行动，基本上都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出发点。这些行动最初属于较传统的做法，只列出需要保障的权利，以及权利受侵犯时的弥补措施。但是今日这种做法已有所改变，人们更注重于建设一个扎根于社会，以尊重多样性、维护彼此尊严为标志的人权文化。
SGI和数个联合国机构以及其他伙伴团体合作，为配合从2月底开始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主办一个新的人权教育展览。希望这展览能鼓励民间社会，使之更热衷于建设人权文化，也为了此目标而更加团结。希望今后也有机会和其他NGO合作，共同引领国际舆论，支持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教育与培训条约。
性别平等
最后，我要谈及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因为那是建设人权文化的必要因素。所谓性别平等，就是不分男女，人人都能享有同等的权利、责任和机会。
就如联合国妇女署所强调的，性别平等的目标就是要建构一个尊重多样性，男女双方所关心的事、他们的需求都一律得到重视的社会。SDGs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性别平等，消除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歧视。
去年3月14至24日举办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有八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部长级官员，和约四千一百名民间社会代表参加，这是前所未有的纪录。由此可见，这是一项备受认同的要务。SGI的代表除了参加会议的专题讨论以外，还举办了一场题为“妇女领导力开辟达成SDGs的道路”的周边活动。
这场论坛再度确认，性别的不平等待遇，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人权问题，如果在这问题上取得进展，SDGs中的其他目标也会受其牵引而跨前一步。从上面讨论的“联结性方法”来看，性别平等就是推进整个SDGs的重要因素。
早在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各国政府便已经认识到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在那之后，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发展，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妇女、和平与安全”，于2000年10月通过的第1325号决议（注84）。这份决议催促设立具体措施，以便让妇女有平等的机会全面参与维持及促进和平、安全的各个领域。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安瓦尔・乔杜里博士是促成这项决议的大功臣。他曾在和我的对谈中说，由于“基于概念上及政治上的大转变”（注85），决议才能通过的。
他进一步解释，这样的突破，就来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00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发表的宣言。这份宣言指出和平与性别平等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改变了把妇女视为战争和冲突中无能为力的受害者的观点，承认她们在“维持和促进和平与安全的一切努力至关重要”。（注86）这观念上的改变，成为落实第1325号决议的契机，明确地开拓了妇女参与和平过程的道路。
一份就第1325号决议执行状况的评估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妇女的参与有助于提高和平建设的可能性及持久性。这份于2015年10月发表的报告也强调，妇女可以在联合国的维护和平活动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例如帮忙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
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必要的政策，以实现SDGs中关于性别平等的目标。在此必须谨记当初让第1325号决议得以通过的观念上的突破，那就是改变社会对妇女的看法，认清她们并不是无助的受害者，有必要借助于他们的专长及付出。
有关这点，前爱默生协会会长、妇女研究专家的萨拉・维德博士在与我谈话时强调：“没有人应该为了别人而退居后座，大家应该并肩而坐，互相凝听交谈，尊重彼此作出贡献的能力。”（注87）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1945年旧金山会议在草拟《联合国宪章序言》的时候，由于一个妇女团的坚持，序言中才有了今日“男女……平等权利”（注88）的一句。
在当时的会议上，许多与会者反应出加入关于人权的明确条目的必要。但一组来自拉丁美洲的妇女却指出，原本的“人人平等权利”还嫌不足。
她们成功地说服了会议把其修订为“男女……平等权利”。不但如此，就连尊重人权不分性别的第一条，以及男女有平等权利在任何联合国机构，负责任何职务的第八条，也都是在她们推动下落实的。
谈到这里，我回想起《法华经》这部颂扬“万人的尊严”的经典中，一个描述一名少女展现自己女性尊严的典故。
释尊说法阐释了万人的无上尊严是与生俱来的哲理后，智积菩萨以为说法的重要部分已经结束，正准备动身离去时，释尊把他叫住，劝他留下来和文殊师利菩萨对话。
文殊菩萨给他讲述了年仅八岁的龙女的故事：龙女成佛后绽放着生命尊严的耀眼光辉，对一切众生抱着慈悲的心。智积菩萨对此持着质疑的态度，表示无法相信。就在这时，龙女出现在他眼前。释尊的弟子舍利弗见到龙女现身，也同样心生疑惑向释尊发问。
龙女掏出一颗象征着生命至高尊严的宝珠献给释尊，之后转向舍利弗，训斥他要认清她生命真正光彩夺目之处。见到她乐于行善助人的精神，舍利弗和智积菩萨才明白到，文殊菩萨所言并无虚假。
这个典故说明，只把“万人的尊严”看成一个抽象概念，是无法落实人人的尊严皆被重视的理想。
日莲对龙女训斥舍利弗的一幕有独到的见解：“观我成佛（观看我的成佛）”，是在责怪舍利弗认为是龙女成佛的这个错误，而应当看作是自己的成佛。”（注89）
日莲把龙女成佛与舍利弗成佛连贯起来，并不把双方的尊严看为两回事。龙女代表所有妇女，认同了龙女的至高尊严之后，代表所有男士的舍利弗本身的尊严才会发放光芒。
因为有了关于“妇女尊严”的具体描述，《法华经》中“万人的尊严”的哲理才有实际的意义。出于相同的道理，因为《联合国宪章》特别提到妇女的权利，联合国才会处处透着人权精神的气息。
我相信，在旧金山会议上勇于发表意见的妇女代表，必定身怀如此信念——要构筑一个重视人权的社会，就不可不为妇女的权利给予明确的认可。
联合国妇女署推行了“他为她行动”（HeForShe）尝试透过这个全球性运动，让男士们，不管是成年人或儿童，也加入促进性别平等的阵列。人人都有不容被剥夺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要致力确保的是，不论有何差异或区别，人人都可自由地享受这份权利。
性别平等的目的，就是开拓一条不分男女，人人都可忠于自己，闪烁着尊严光辉的道路。
SGI会以青年为中心，壮大以建立“人权文化”为目标的人民阵线，让希望的钟声响彻寰宇，为创造“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世界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