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的尊严——迈向和平的大道（2016年）
2016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我们国际创价学会（SGI）作为非政府组织（NGO），自开始支援联合国活动起，今年刚好迎来三十五周年。联合国是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反省而成立的，其目标就是构筑一个免于受战争蹂躏，人权皆得到维护，歧视与迫害荡然无存的世界。这理想与SGI作为一个佛教团体所秉持的和平、平等、慈悲等基本理念是相通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幸福的生活。SGI运动的主旨，就是要铺设一个日益扩大的民众团结网络，共同维护这份权利，最终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出于此缘由，支援联合国是我们活动的必然延伸。
现今世界满布危机，无数人的性命与尊严都受到严重威胁。逃到国外避难的难民，以及在国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又称境内流离失所者）与日俱增，其中以中东地区叙利亚冲突的情况最为严重。综观全球，有多至六千万人因武装冲突或遭到迫害而饱受离乡背井之苦。（注1）
另外，天灾也连连发生，仅仅于一年间就有超过一亿人受害。洪水、暴风雨等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占天灾九成之多，让世人对全球变暖不断加剧的影响深感忧虑。（注2）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联合国预定今年5月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史上首个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为筹办峰会而展开的磋商过程显示，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已扩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各方的危机感也随之变得益发强烈。早日结束当下的武装冲突固然重要，但尽快找出方法，打开困扰如此多人的严重状态，更是当务之急。
SGI一直关注人们受天灾人祸所迫而过着颠沛流离生活等人道主义危机，多年来在这问题上努力不懈。SGI将派遣代表出席该峰会，希望能够对探讨以信仰为基调的团体（faith-based organizations）在人道救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强化民间社会的凝聚力等议题的讨论起到催化的作用。
SGI最初于1981年登记为联合国新闻部具有咨商地位的NGO，后来又于1983年从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取得同样的咨商地位。我从那年起开始发表《和平倡言》。至今为止，SGI支援联合国的活动内容一直围绕着四个范畴：和平裁军、人道、人权和可持续发展。
我要在此谈及，我们在支持联合国的活动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同时亦要就民间社会在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及其他全球问题方面所可以发挥的作用提出一些个人想法。
人类社会的暗潮
联合国于2015年9月通过一个新的框架，来接替为了解决贫穷与饥饿问题而于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被列在《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3）当中。
《可持续发展目标》除了继续处理《千年发展目标》所留下的课题以外，还以2030年为目标，尝试对气候变化、灾害等迫在眉睫的问题，推出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最令人瞩目的是，正如第一个目标“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所显示的那样，所有的目标皆贯穿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明确意志。《可持续发展目标》扬言不让任何人孤立无助。相较于已经成功地把极端贫穷人口比例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新的目标更向前跨进了巨大的一步。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自强”（empowerment）着眼，强调了设法让儿童、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以及难民和移民等社会弱势群体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这议程也呼吁，要加倍努力为弱势群体制订符合其需求的支援体制，以及确保居住地在发生紧急人道事态或恐怖事件时，人们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
见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毅然沿着“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路线推进，我深感欣慰，因为那是我多年来的反复呼吁。同时，我也一再呼吁应该在目标中加进“维护难民与国际移民的尊严与基本人权”的项目。世界难民人数与日俱增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他们的情况岌岌可危，若不从正面去处理这问题，人类又有何美好未来可言？出于这层考量，作为集中讨论当前难民危机的平台，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可被用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初一个场合。
叙利亚冲突持续了五年，超过二十万人命丧其中，约半数人口被迫离乡背井。住宅和商店、医院和学校等，无一可逃过被战祸摧残的噩运，连避难的场所也受到攻击。主要道路被封锁，很多地区都得不到粮食和救援物品的供给。结果，在冲突发生前以“世界上收容最多难民的国家”著称的叙利亚，现今变成了“世界上产生最多难民的国家”。为了避开不绝的战火，大部分人被迫逃到国外，所到之处都危险重重，很多儿童都跟家人失散。中东异常的寒冷天气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企图乘搭简陋船只渡过地中海，沈船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牺牲的人不计其数。
“难民的人生，犹如陷进流沙中一样，每动一次就陷得更深。”（注4）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引述一位逃离叙利亚的父亲所说的这番话，来描述难民水深火热的状况。对成千上万的人而言，无论逃亡到哪里，都难以寻得真正可容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等待着他们的是极其艰苦且充满不安的生活。
在非洲和亚洲，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一直在领导这方面的救援活动，许多人迟迟无法摆脱依靠这样的外来支援来维系性命的生活。
众多难民及移民正在涌往欧洲，引起了各种反应。国际新闻社（IPS）的一则报导中，提到一名意大利海港城市居民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我们不能白白地看着他们淹死。”（注5）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四条写道：“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这名意大利公民的话所表现的同理心，胜于任何人权法规以白纸黑字所能表达的，那是人性的光辉，可照亮任何场所、任何情况。
日本创价学会和平委员会以相同的主题，于去年（2015年）10月在东京举办了“勇气的证言：1939－1945年大屠杀——安妮•弗兰克与杉原千亩的抉择”展。
展览介绍了安妮•弗兰克（1929－1945）的一生，以及前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1900－1986）在二战期间的行动。安妮•弗兰克在二战爆发时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过着躲藏的生活，但仍然不对人生失去希望；杉原千亩则违背日本外务省的严令，为六千多犹太人难民颁发签证，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历史资料也显示，当犹太人在欧洲面临越来越激烈的迫害时，一些国家的外交官员也对自己政府的命令充耳不闻，凭着良心为难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就如冒着生命危险帮忙隐藏安妮一家的妇女们那样，还有许多人组织起来保护犹太人难民。这些平民百姓在不同国家默默地努力，我相信，他们的功劳虽然没有浮出历史表面，却代表了人类由古至今从未丧失过其光辉璀璨的一面。
在现代的世界，看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突然出现难民，很多人会体恤到他们艰苦的处境，自然而然地为他们伸出同情之手。这一双双同情之手，对于逃离家园的人来说，代表着莫大的鼓励，是宝贵的救生索。
即使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对于得到帮助的人来说，或许可以造成举足轻重的差别。这令我想起当圣雄甘地（1869－1948）被周围责难难以挽救所有人时，对孙子所说的话：
“问题是，能否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碰触到他的生命。我们无法顾及好几千人。但如果能够碰触到这个人的生命，而且能够挽救该生命，那就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大改变。”（注6）
利他行善的根本
甘地的信念，和我们SGI在信仰的实践中，以及在展开支持联合国等社会活动时，紧守珍惜每个人的精神不谋而合。
佛法的根本，是坚信每个人生命的尊严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以下释尊的教导所显示，那样的领会是在自我检视与内省的追求中得到的。
“一切众生都害怕刑罚，都爱惜自己的生命。推己及人，人们不应杀害他人，或唆使他人杀害生命。”（注7）也就是说，佛法以“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难以忍受自己受到伤害”这种人之常情为起点，引导众生往“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方向思考。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就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释尊劝勉世人要怀着这种同理心，贯彻守护他人，使其免于受暴力与歧视所害的生活之道。
佛法所说的利他主义，绝非一种否定自我的想法。那是立足于自己人生必尝的苦楚，以及对自己至今的人生所感到的眷恋，从中学会体恤本无国籍与民族之分的悲苦等人类情感。不把任何形式的痛苦视为与自己毫无挂钩的事——唯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才会焕发出光芒。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评论中写道，释尊为了“我于晦蒙的人世敲响不灭的法鼓”（注8），毕生贯彻“面向所有人，也就是面向每一个人”（注9）的信念。
我们SGI，就是于现代继承了这份精神，与眼前的每个人同甘共苦，把手共创一个生命相连、蓬勃发展的人民阵线。
贯穿于佛法“珍惜每个人”的精神，还有一个关键性层面——不问一个人过往及现在的境遇如何，谁都能在自身所处的场所，成为闪闪发亮的存在。不以外表来判断人的价值与潜力，直视对方与生俱来的尊严，如此方能在互相鼓励的气氛中，满溢希望地昂首迎向今后的人生，让生命的尊严熠熠生辉。
佛法鼓励人把经历过的波折起伏，化为确立幸福人生的动力，并展开行动为他人为社会带来勇气。
SGI奉十三世纪日本僧人日莲（1222－1282）的教义为圭臬。日莲阐述，众生尊贵至极的生命皆俱备无限潜力，让这无限潜力开花结果是佛法中“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的法门。那是释尊《法华经》的精髓，亦是整个佛教体系的关键所在。
《法华经》透过各种关于释尊、其弟子及众人的典故，描绘了这法门。
首先是释尊的弟子舍利弗。他理解了释尊的教导，打从心底感受到自己本身也俱备无上尊贵的生命而“踊跃欢喜”（注10）。另外四名弟子，在见到舍利弗在释尊谆谆训导下，满心欢喜地立下誓约之后，自己也感到欢喜。他们在“不求自得”（注11）的情况下掌握到这无量瑰宝般的喜悦，为了表达这喜悦，他们以自己的言语转述释尊的教导，叙说了长者穷子喻。（注12）
随着这些生动的典故及描述在经中连续地展开，众多菩萨“俱同发声”立誓要排除万难，为人们的幸福全力以赴。
后来，经中焦点转移到释尊灭后由谁来弘扬佛法的问题上。在那时候，不计其数的地涌菩萨出现，誓愿无论于任何时代、任何场所，都会贯彻此修行。
紧接着经中浮现一幅宛如誓愿大合唱的光景，弟子们接触到释尊的教导，觉悟到自己生命至高无上的尊严而感到欢喜，也觉悟到他人的生命也同样极其尊贵，一人接一人立誓要使自己及他人的生命发放光彩，照亮社会。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讲及一个少女——龙女的典故。龙女立誓：“我阐大乘教（《法华经》），渡脱苦众生”，见到她行动与誓言如一，众人“心大欢喜”，对她敬礼赞叹。在这一片欢腾喜乐之中，数之不尽的人觉悟到自己的生命也是无比尊贵的。在当时，被认为与成佛最无缘的年幼龙女，对自己的誓愿信守不渝，在周围泛起欢喜的涟漪，证实了“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的法门，让人看到希望。日莲沿用《法华经》中这个场面，来鼓励身处各种困境的门下女弟子：“是继龙女之迹者耶？”（注13）
在十三世纪的日本，天灾连连发生，社会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为了民众的幸福，日莲向当权者进谏，却招来一连串的迫害。被流放时，日莲提笔写信鼓励门人，也衷心欢迎从远处前来探望他的信徒。日莲更鼓励他们聚在一起阅读他的书信，互相扶持，共同渡过艰难的处境。
创价学会自1930年成立以来，一直举行至今的小单位座谈会，就延续了这种信誓旦旦、共享喜悦和互相勉励的精神。这也是SGI的传统。参加者在座谈会上可以体会到，烦恼的并非只是自己一人，见到其他会员为了克服困难而辛勤奋斗，自己会受到鼓舞而激起勇气，而自己意志坚定的姿态，又会给其他人添加勇气。
鼓励别人、受别人鼓励——在这种心灵互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誓愿会招来另一人的誓愿，并且引发让人不畏困难的希望力量。如此生命与生命相互激励的场所，就是SGI的座谈会。
SGI座谈会在世界各地召开，与会者不分男女老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境遇也各不相同，大家作为同一社区的居民，分享各自宝贵的人生历程及心中的郁积，加深彼此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意志。
危及世界的威胁在不断扩大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的生命尊严和无限可能性往往被淹没其中。作为社会一份子，SGI自觉到本身的社会责任，展开一场由民众发起、归民众所属、为民众而有的自强运动，而这运动的根本就是座谈会。
我们致力和平及支援联合国的动力，便是出自于此。在这动力的作用下，我们的活动领域自然而然地从信仰的实践延伸到社会活动。如此双管齐下，我们恪守不在他人的不幸上建筑自己的幸福、最痛苦的人有权得到至高幸福的信念，期待建设一个所有人的尊严被广泛尊重的世界。
发挥“应用的勇气”
在支援联合国方面，教育与对话是我们的活动重点。
我想在此谈一谈教育的二大功用。第一是让人学习准确地判断自己的行动会带来什么后果，和磨练为自己和周遭环境带来良好变化的能力。
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是人本教育的先驱，他在1930年出版了后来成为SGI精神源流的《创价教育学体系》，其中说到人的生存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别——依赖他人的生活、独立的生活，以及贡献的生活。
过着依赖他人的生活的人，一般察觉不到自己的潜力，面对眼前的状况会感到无能为力而束手放弃，对周围的人和环境、对社会的潮流趋势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
过着独立的生活的人，则试图掌握自己的人生，但对于跟自己无关的人漠不关心，即便见到别人痛苦挣扎，仍然抱着各扫门前雪的态度。
牧口会长举例说明这生活方式的问题所在。假设有人在火车轨道上放了一块石头，这行为当然是一种恶行，但如果知道了此事却不清除石头，火车就会脱轨出意外。知道危险，但因为事不关己，就置之不理，结果跟作恶完全没有分别。牧口会长指出：“谁都会弹劾行恶的不是，但对于不行善的不是，却无人问津，这是不合理的，对于解决社会恶的根源无济于事。”（注14）如果对不行善即为恶此道理仍旧怀有一丝一毫的疑虑，那么只要试想自己是那辆火车上的乘客，就绝对不会产生那样的疑虑。
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牺牲小部份人是无不可的——这样的现代社会思想，在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大行其道。只要看看气候变化的问题，就会清楚地看穿这想法的荒谬之处。这种容忍别人被牺牲的想法，会侵蚀人类的生存根本。即使短时间内看似不受影响，从长远来看，地球上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幸免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美国政治哲学家马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曾警戒世人关于一味追逐眼前利益的风险，也呼吁培养全球公民的视野。她指出：“比起过去任何时代，我们更加依存连一面之缘都没有的人，他们也依存我们……在这相互依存的全球社会，无人能置身事外。”（注15）透过教育和学习培养人们的想象力可以增进民众的团结，激励他们为解决全球问题展开行动。
牧口会长在指出人类应该选择贡献的生活时呼吁：“作为社会的一员，必须和民众同甘共苦，否则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注16）如今，我们必须让这种认知渗透地球各个角落，这是至关重要的。
佛法把这世界视为一张关系网，认为没有存在可以置身局外。这世界的型态在每一瞬间，都由万物的相互关联性塑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在生命深处感受到自己不但生活在这关系网中，也被其养活，还可以明了，没有只属于自己一人的幸福，也没有只属于他人一人的不幸。
这就表示，自己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个起点，可以发起正面变革的连锁反应。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并不局限于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还可拓展到为周遭的环境作出贡献，以及把人类社会推往更美好的方面发展。
这种对万物相互关联的实际认知，给人提供一个反思的架构，让其沿着架构中的坐标，重新检讨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这是佛法所推崇的思维方式。
教育在这里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教育可以把体恤他人悲苦的实际经验积累起来，让这反思的架构变得更加丰富。教育也让人磨砺眼力，学习透视环境恶化、贫富悬殊等问题背后的原因，从中强化这反思架构，让其中的伦理坐标显得更加明确。
教育的另一个主要功用，是学习不畏艰苦，敢于挑战的不屈精神。
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贫穷及天灾，会因发生地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状况而出现不同的后果。刚才在谈到气候变化时也提过，各种危机所引起的后果，会在任何时候，波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重要的是，把思考如何强化自己社区的韧性（resilience）作为日常探讨的课题。加强了韧性，一个社区在危机发生前，就具备了防范于未然的能力，即便发生危机，也有能力降低其祸害程度、发挥智慧、作出强而有力的应对，灵活地处理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
身为一名教育家，牧口会长最注重的，是提升受教育之人能明察身边事物发生的来龙去脉而积极作出应对的能力。在他看来，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从教育中学到的知识，就必须养成寻找机会去应用这些知识的习惯，而且一旦找到就必须抓紧机会，展开行动。牧口会长强调，让每个人发挥如此“应用的勇气”（注17），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这里所要求的并非提供正确答案，而是“首先明示应用场合最多的方向，然后把注意力都集中于此”（注18）。
牧口会长在强调发挥“应用的勇气”的必要时指出，那是凭借从教育培育出透视问题本质的眼光，主动地迎头面对问题的能力。有了这样的勇气，那么无论遇到任何状况，都可稳住阵脚，开辟理想的未来。
譬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尝试建立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到底会出现什么具体轮廓？这是无法预料的，目标本身也没有从一开始时就清楚说明。就如同问题和危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促成不同的后果那样，可持续发展之道是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应用程序。尽管当前为促进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因结合了经济、社会与环境等领域而取得相当乐观的成绩，我们不可以一见到成果，就断定那是最终的目的。
近年，韧性在应对瞬息万变的现实社会方面的能力受到瞩目。安德鲁•佐利（Andrew Zolli）和安•玛丽•希利（Ann Marie Healy）谈道：“目标本该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律动状态，而非一种像被封存在琥珀中的静止状态。”（注19）我认为，这与刚才提到的佛法把世界视为一张关系网的观点不谋而合。
唯有在人人都反思自己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宝物，运用智慧加以守护让其留存至未来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的具体轮廓才会清楚呈现。正因为如此，在适当时候说出只有自己才能说出的话，做出只有自己才能胜任的事，是深具意义的。
我认为，牧口会长选择使用“应用的勇气”的表达方式，而非“应用的实行”，显示了他视每个人为尊贵至极的存在，深信每个人都掌握不屈于任何困难的能力。
联合国妇女署于去年2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场专题讨论会上，一位十七岁津巴布韦少女致辞说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我们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八亿六千万年轻妇女和女孩。我们的存在并非只是统计上的数字。我们代表了八亿六千万个梦想、八亿六千万把声音，我们掌握了改变现状的力量。”（注20）
面临着越来越庞大的威胁与危机，人们很容易忘却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具有无上价值、每个人都怀有无限的潜力。问题的庞大规模会掩盖每个人独有的人生历程、梦想、藏于心中的思绪，以及改变现状的力量。SGI力图透过教育扭转这局势，让人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含有丰富的潜力，每个人都掌握了有效地改变现实环境的力量。
具体来说，自1982年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核武器——现代世界的威胁展”以来，我们为了应对全球问题而在基层社会展开的活动，一贯以培育全球公民的教育为重点。
SGI的全球公民教育包含上述两个主要的教育功用，在实施时有以下四个方针：
一、学习和了解自己的社会存在些什么问题，世界面对些什么挑战；
二、透过学习确立自己人生坐标，以此反思自己每日的生存方式；
三、敞开自己生命的无限可能性，落实自强的理想；
四、于自己的社区付诸具体行动，成为带领时代变革的主角。
目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明确记载了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彷佛被打了一支强心针，今后会加紧步伐，沿着这四个方针全力以赴。
对话之道为同苦之道
除了教育，促进对话是SGI的另一个活动重点。我本身相信，为了构筑一个“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世界，对话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应付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时，有必要反复追究需要守护些什么、由谁来守护、如何守护等问题，也要考虑到，任何对策都应以受影响最深之人的立场为出发点。这一切都可以在对话的平台上进行。
近年自然灾害与异常气象频密发生。去年3月，于日本仙台举行了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会上通过的《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注21）（简称《仙台框架》），明确道出至2030年为止大幅度削减世界灾民人数等多个目标。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其中“Build Back Better”（重建得更好）原则受瞩目的程度。这是指在进行重建工作时，应该考虑并处理灾区在灾害发生前面对的问题。例如，作为防灾对策，为独居老人的住宅增设防震功能固然重要，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所面对的问题，如医疗设施和购物场所远离住宅等状况，仍旧有待解决。在“Build Back Better”的原则下展开的重建工作，会一并处理从灾前留下的课题。
这让我想起一个佛法典故。
有一次，一个人看到一名富翁建了一栋三层楼的豪华住宅，自己也想要建一栋。回家后，他马上叫木匠来为他兴建。他看到木匠首先掘地打稳地基，然后开始建一楼和二楼，不明白木匠为何如此工作，于是呼喝说：“我不要一楼和二楼，只要三楼”。木匠愕然地回说：“这是做不到的。不建一楼，就建不了二楼，不建二楼，就建不了三楼。”
出于相同的道理，重建工作需要把焦点锁定在人的尊严上，在那牢固的地基上展开。而且重建工作不可止步于表面设施的建设，而应该详尽讨究一些更基本的问题，譬如如何改善社区内每个人的生活，如何增进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让他们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发挥互助的精神。少了这方面的考量，重建工作就残缺不全，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果。
为了这缘故，至为重要的是与受影响最深、受害最严重的人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共商对策。很多时候，事态越紧迫，身临其中的民众的心声越容易被忽视，这是人道主义危机的现实。透过对话，我们可以深入掌握灾区的民情，确保该重视的细节不被忽略，促使重建工作严守“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原则。况且，经历过最深悲苦的人所能够分享的体验难能可贵，他们还可以在重建的过程中发挥极大的力量。
《仙台框架》提到，一般民众和民间社会团体可以扮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是为灾区贡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类似的例子，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极为显著，很多人本身虽然身为受灾户，却反过来鼓励和支援其他灾民，为重建事业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SGI由一开始便参与灾区的重建活动，从中听取了无数珍贵的体验，在后来出席的各个相关国际会议上竭力反应——受灾户的声音和力量，是重建活动的关键。
同样的道理也可用在推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上，国家政府、国际机构、NGO要侧耳倾听处于水深火热之人的心声，以便策划之后的行动方向，决定如何才可取得成功。
联合国秘书处2015年后发展规划特别顾问阿米娜•J•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在感叹这个世界问题与纷争繁多，喜讯稀少时，谈道让国际社会更团结的关键在于“为我们的人性再度找到落脚的场所……捡回我认为我们在途中丢失的价值观”。（注22）透过对话寻回人类共有的人性，是何人何时何地都可踏出的一步。
尤其是在事态紧迫、纷争白热化的时候，对话可以负起另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修复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对话会爆发出创意，那里有着变革时代的动力。
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潮流，在其带动下，为数众多的人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外国寻求短期的就业和留学机会，或者选择在异地定居，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许多国家都见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大量涌入，互动与交流的场面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歧视与仇外事件的发生也变得更加频密。
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我提到要警惕仇恨性言论的危害，指出不论对象是谁，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容忽视的。这样的认知非在国际社会中普及不可。一个不受仇视主义和煽动性言论动摇的社会，需要建立在人们有机会接触，并学会包容异于自己的人和事物的基础上。一对一的对话，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佛法中有“沙罗四见”一说，指出同样的地方，由于心态的差别，不同人会见到不同的景色。譬如一条河，有人会因河水清冽而心旷神怡，有人会想到河里会有些什么鱼，又有人会担心河水泛滥成灾。意味深长之处，并非观念上的差异，而是在不同观念的驱使下，人们会做出各种改变河流景致的举止。
这令我想起我已故好友旺加里•马塔伊博士（1940－2011）的生平轶事。
她出生在肯尼亚的一个村落，那里的村民对无花果树心怀敬畏，所以特别注重环保。但是，当她从美国留学归来时，等待着她的是一片令她惊讶的光景。那里的土地被人收买，而新地主为了开垦茶园，竟然把她从小就喜爱的某棵无花果树砍掉。这不仅是改变景色那么简单。同样的事情也在各地发生，导致土崩和饮用水短缺问题不断出现。（注23）
这里的道理浅显易见——一人的宝物，是另一人的障碍物。这种由观念差异引起的问题，不仅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也在不同文化种族群体之间发生。通常，不在自己意识范围内的事物，会从自己观望世界的视野中消失。
虽然体恤亲近之人的感受是人之常情，但是地理上及文化上的距离可以造成心理上的隔阂。全球化的加速使这隔阂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而现代的通讯手法非但无济于事，还往往沦为散播偏见与仇恨的工具。结果，人们以先入为主的眼光看待异于自己的人，断绝与他们来往，即使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也如此。综观整个社会，珍惜他人的胸襟已经显得越来越狭隘，人们不把有别于自己的人当人看待。我认为，要纠正这状况，最确切的途径，就是透过一对一的对话，倾耳细听关于他人迂回曲折的人生经历。
去年，UNHCR在世界难民日举行了一个公众教育活动，在那里介绍难民们的经历和故事，呼吁参观者把这些故事转告给自己的朋友和所认识的人。每篇故事都写上叙述者的真实姓名，以及在不透露他们国籍的情况下，为他们贴上人人皆熟悉的代号，如园丁、母亲、大自然爱好者，或学生、哥哥、诗人等。（注24）难民们除了介绍自己的故事，也表达对各自处境的看法和感触。对参观者而言，在这种让人倍感亲切的场合中，阅读一个个有真实姓名的真人真事，难民们不再是没有脸孔的陌生存在。
我在美国跟丹佛大学韦德•南达（Ved Nanda）教授会谈时，他跟我谈及由于1947年的印巴分治，十二岁的他被迫和母亲一起离乡背井，为了避难不知走了多少天。之后他专修国际法，成了人权与难民危机的权威。他后来写道：“儿时的经历无疑在我人生留下既深刻又无可抹灭的影响。被迫离开家乡时的悲哀，我毕生难忘。”（注25）
UNHCR的活动展现了难民们人性的脸孔，这里说明了，即使只是跟其他宗教或民族群体中一人见面交谈，以往对这些群体所持有的认识会有所改观。这样的际遇，会改变人们的视野，让从未见过的新景象映入他们的眼帘。如果投身开诚布公的对话，就会看到以往被蒙蔽的事物，而世界也会彷佛增添一层更温馨、更富有人性的色泽。
1974年9月，冷战对立情绪持续高涨，我不顾周围的反对和批评，坚持要访问苏联。那是我初次到访苏联。我当时的心情是——苏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其一无所知。
对立和紧张状态无法阻扰对话，不愿意去了解对方才是最大的障碍。主动展开对话是最要紧的一步，一切都由那一刻开始。
在抵达莫斯科当日的欢迎晚宴上，我在致辞中谈到自己的感触：“就有如在美丽的西伯利亚冬天，从房屋窗口透出的灯火，让人感受到人的温情、人心的温暖那样，不管社会体制如何，我们必定会珍惜人们心中的灯火，这是我们的承诺。”
数十年后，我也是怀着同样的心情，于1996年6月初次访问古巴。四个月前，那里发生了两架美国民间飞机被古巴空军击落事件，但我认为，只要大家都心系和平，多么厚实的壁垒也必能突破。抱着这股信念，我与当时的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会见，互相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过后在哈瓦那大学演讲时，我谈到教育是通往未来的希望桥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推进两地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去年7月，见到美国与古巴时隔五十四年的邦交正常化，我感到无比欣慰。
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固然重要，但是在民众层面展开的对话和交流更是必不可少。那样的对话让人能了解到，每个人都是既丰富多彩又与别不同的存在，也让人敞开心房，诚心地接纳他人。持着成见看待其他民族和宗教，是很容易忽略这重要一点的。
假如每个人都以友情和同理心为画笔，重新描绘心中的世界地图，那么展现在眼前的现实世界也会大为改变。
我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生前曾一再告诫在处理问题时，单以国家或群体的差异为唯一行动标准的危险性。即使国家有别，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与其他人一起过有文明的生活，但从国家的层次来看，各国“表面看似文明，但背地里反复行使蛮力”（注26）。
他也十分惋惜地说过，思想型态的不同，导致发生各种政治、经济争执，他还忧虑群体心理蒙蔽了大家同属人类一族的事实。他呼吁以渴望和平的意念为媒介，建立广大的民众平台，确立地球民族主义的思想，确保“悲惨”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这个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
为了继承恩师遗志，我于1996年创办了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并冠上了他的名字。该研究所预定于今年2月在东京举办一场国际会议，专注讨论世界各个宗教贡献和平的可能性。来自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背景的研究家和有识人士将出席会议，探讨宗教诱导人展现其善良本质的力量，以及深究如何使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暴力、憎恶绝缘，把和平、人道主义树立为社会主流。
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国哲学家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曾推出“良心地质学”（注27）（geology of the conscience）的论调，强调要挖开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表层，深入发掘人类行动的共同点。那样的共同点是无人例外的。2月11日将迎来创办二十周年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高举为全球公民展开文明间对话之旗，多年来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挑战。
靠一些公式化的主张或教条主义，是无法从最深处撼动人心的。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由人生经历丰富之人所发出的言论。以如此言论进行对话交流，可以从彼此的内心，发掘出万人相通的人性，使其恢复璀璨光芒，扫除笼罩社会的阴霾。我就是本着如此确信，与不同文化、民族、宗教背景的人士对话至今。
人生经历迥异的人，互相开诚布公地对话交流，能使彼此觉醒到独自一人至今察觉不到的新景象，通过人格之间的共鸣，能孕育出新的创造性。
“对话”是一座充满可能性的宝库，为创造历史提供最大的动力。
我也确信，在踏实的对话中共享的时光和空间，可以培养出让万众上下一心的友谊和信赖，为解决全球问题、营造和平的世界奠定坚固的基础。
往更富有人性的世界发展
接着，我想就三个急待国家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商对策的领域，发表我的意见，希望对构筑《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提倡的“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理想世界有所帮助：
一、人道主义援助与人权；
二、环境与减低灾害风险（简称减灾）；
三、裁军与禁止核武器。
首先谈到人道主义援助与维护人权。具体来说，我要对今年5月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就是，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机，任何对策都应以紧守国际人权法为优先考量，并且加强维护难民儿童的性命与权利。
目前到外国寻求庇护的难民人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的。在那些收容他们的国家中，对于那是否会造成社会不安、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是否有恐怖份子伪装为难民乘机入国等表示忧虑的呼声不断高涨。各国固然有必要针对这些呼声采取适宜的措施，但是任何为解决难民危机而设的方策，都应该将重点放在维护人的性命和尊严上。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
在冲突和战争中，人们被连根拔起，他们在一瞬间失去家园和原有的生活，也丧尽了希望。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情况与在自然灾害中被迫到避难所避难的灾民十分相似。尤其不可忘却的是，儿童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占了难民总人数的半数以上。
去年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1612号决议（注28），声明要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十周年。除了确保儿童在武装冲突中不被伤害或剥削之外，更急需守护在战乱中离乡背井的儿童。
《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儿童列为最脆弱及受威胁迫害最深的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Anthony Lake）曾经强调：“所有的儿童都有平安地享受普通童年的权利。”（注29）守护儿童平安地享受普通童年的权利，是国际社会在支援流离失所者中的首要任务。
唯有在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儿童都跨越痛苦的经历，持着希望看向未来的情况下，人道主义危机才可谓得到完美的解决。对离开家园在陌生地方落足的人而言，没有比目睹这些儿童满怀希望的笑颜更能鼓舞人心，给人带来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想对峰会提出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达成协议，加强联合国为收容难民的中东国家而实施的支援计划，也对其他亚洲及非洲国家重点实施同样的计划。
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每十名难民中，有大约九人身处经济条件较弱的地区或国家。这些国家在难民蜂拥而至之后更是杯水车薪，连提供安全饮用水及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都出现困难，倘若得不到国际支援，根本无法继续维持难民的生活。（注30）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序言提到：“庇护权的给予可能使某些国家负荷过分的重担”，也声明：“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就不能对此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我认为，全球社会在应付难民及境内流离失所者的需求时，必须将公约的国际合作精神铭记于心。
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提议进行区域性合作，设立让难民收容国的国民和难民，尤其是青年和妇女“自强”的体制，为他们提供就学、就业的援助。
当下，联合国为五个中东国家推行一个双管齐下的措施，为难民以及这五个收容他们的国家同时提供支援。这个取名《区域难民和复原计划》（Regional Refugee and Resilience Plan，简称3RP）的新支援措施，是特别为支援叙利亚难民和收容国的人民而设的，其目的在于透过改善收容国的基础设施，提升当地的生活素质和就业机会。这项措施指望建立一个国际合作体制，增进区域的安定，减轻各别收容超过一百万叙利亚难民的土耳其和黎巴嫩所肩负的重担，也舒缓同样接收了大量难民的约旦、伊拉克和埃及所面临的压力。至今，3RP改进了粮食与安全饮用水的供给，以及卫生与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于去年12月又发表了今后的基本方针与具体目标。
我敦促峰会深入商讨3RP，分享彼此的经验与现在正面临的课题，以策划今后的行动，如资金方面的合作事宜，作出将携手共进的承诺。我也主张日本政府基于过去为叙利亚和该区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经验，扩大难民支援的范围，倾力确保难民儿童可享有光明的未来。
目前，在土耳其、黎巴嫩和其他地区，部分难民儿童能在一般的公立学校或临时教育设施上课，但大部分难民儿童仍然欠缺受教育机会。联合国正在努力计划，让更多难民儿童有机会学习，欧洲联盟（EU）也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叙利亚及周遭国家为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教育支援。恳切希望日本政府也能对此作出贡献。
日本数所大学正在跟UNHCR合作，为难民开办高等教育课程。希望见到更多类似的教育援助计划出现，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无论是难民危机或是其他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民间社会的参与不可或缺。为了迎来人人的尊严皆被重视的世界，SGI今后会加倍努力，推进人权教育。
联合国制订《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迄今已过了五年，这是由联合国会员国通过的首个事关人权教育的国际准则。
在世界各地，起于种族歧视与仇外心理的事件屡见不鲜，其中把矛头指向难民、流离失所者和移民的偏见和仇恨行为尤其显著，有鉴于此，宣言中的两个原则显得特别重要：
一、促使个人发展成为自由、和平、多元和包容的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二、推动防止人权受到侵犯和践踏的现象，打击并根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种族主义、散布成见和煽动仇恨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各种有害观念和偏见。（注31）
这里的重点是，只避免做出歧视的行为还嫌不足，我们绝对不可容许任何起自偏见和仇恨的侵犯人权行为，而把这样的思想树立为一种社会风气，才是最要紧的，那就是让人权文化在社会扎根，落实“包容所有人”的理想。
较前，我谈到牧口会长“不行善即为恶”的论点。让人权文化扎根于社会，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关键，再三检讨不行善的后果有多严重是必要的。
宣言并不止步于学习人权的知识，或加深对它的理解，还明确指出要培养相关的态度与行为，并且声明“人权教育和培训是终生的，涉及所有年龄段”。这里清楚道出让人权文化发扬光大的主要因素。（注32）
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SGI从宣言的起草阶段开始，就一直支持其成立。宣言于2011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后，又为其推进献上绵薄之力，举办多个意识启蒙的展览，也共同制作了影片《迈向尊严之道——人权教育之力》。
2013年，国际特赦组织、人权教育协会和SGI成立了“人权教育2020”的民间社会网络。作为促进《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的一环，该网络出版了《人权教育指标框架》。这是一份参考资料，协助各国实施优质的人权教育与培训。
为纪念《联合国人权教育和培训宣言》成立五周年，SGI与其他团体透过“人权教育2020”的机制进行合作，一起筹备一个新的人权展览，内容从人权的不同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个主题。希望这个展览能鼓舞更多人来参与建设“人人的尊严皆被重视的世界”。
保护环境、减少灾害风险
接着，我要提出有关环境与减少灾害风险（简称减灾）的建议。
首先是有关减低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简称减排）。去年，从11月至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21，又称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议》 ——一个以防止全球变暖为目标的崭新国际框架。（注33）
《巴黎协议》的制订具有非常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一百九十五个国家承诺在这国际框架内行动的共同意识。目前越来越多人在关注的是，假如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革命前水平高出摄氏二度，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在这个框架之下，每个政府都主动为自己立下目标。虽然目标的达成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可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订下的政策，却附带必须遵守的义务。
防止全球变暖绝非易事，但是《巴黎协议》的制订得到世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参与，这是该协议的优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层意义，合力带起一股让各国皆着眼于全人类的利益，积极为此作出贡献的潮流。
我特别期待常受反常气候困扰的亚洲地区，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数三分之一的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同心协力，率先果敢地寻求有效对策。（注34）
去年11月，第六次日中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半在韩国首尔举行。我在过去曾多次呼吁，为改善政治局势的紧张状态，应重开领导人会议。见到三国宣称完全恢复合作，并且定期举行会议，我感到万分欣喜。
保护生态环境的领域是三国合作的起点，亦是其核心。“东北亚是一个环境共同体”——这是在日中韩环境部长会议上达成的一致观点。环境部长会议每年都举行，即使在外交关系恶化的时期，围绕环境领域的合作所进行的讨论一时半刻也从未停顿过。（注35）
由于希望见到日中韩进一步加强环境领域的合作，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提议三国缔结协议，将整个区域设置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除了解决大气污染、沙尘暴等问题之外，假如区域性合作可以扩大到防止气候变化的领域，那将为落实《巴黎协议》的目标提供一个向前跃进的重要跳板。
具体来说，就是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以及废弃物的减量、再利用和再循环等领域，分享彼此的知识与经验。在这种相辅相成的作用下，三国必会加速往低碳未来发展的脚步。
今年的领导人会议计划在日本举行。除此之外，以探讨东北亚的和平和环境为题的日中韩青年峰会也计划在今年召开。
我敦促三国以这届的领导人会议为契机，发布一份《日中韩环境宣言》，强调必定以《巴黎协议》的2030年期限为目标，为防止全球变暖携手合作。同时也吁请竭力确保青年峰会成功，并且作为三国皆参与的合作项目之一，为三国青年设置一个交换彼此富有创意的想法和经验的平台，以及促进青年交流，以便为满怀抱负的年轻一代所提议的环保合作活动提供一个发挥的空间。
除了国家间的合作，我要呼吁城市之间也进行合作，齐心协力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为落实《巴黎协议》扮演“前线部队”般的角色。城市虽然只占全球陆地面积百分之二，但碳排放量却占到世界总量百分之七十五，也消耗着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能源。这意味着，城市对环境所造成的负荷远超其占地面积的比例。但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问题，这也意味着只要城市改变，世界也会在很大的程度上跟着改变。（注36）
的确，城市人口稠密，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对生态系统构成超重的负荷。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人口高度集中于一处，所以任何面向低碳社会发展的举措，如采取高能源效率的措施，或改用可再生能源等，都可取得巨大的成果。
于2014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市长契约》，是一个鼓励世界各城市主动设立减排目标，并为此采取行动的计划，目前已囊括了全球四百多个城市。当一个城市展开行动取得明显的成果时，当地居民都会引以为荣而给予支持，这也会鼓励更多人加入行动的行列，整个城市也会进一步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目标靠拢。城市拥有引起此类正面连锁反应的潜力，这是促使国家自动自发，致力达成《巴黎协议》的目标所需的动力。
促使《可持续发展目标》成立的商讨过程，是由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开启的。我在会议召开之前提议，新的发展议程必须成为人人皆视为攸关自身、愿意和其他人合力落实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城市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一个目标。因为如果人人都能够从自己身边做起，那么在日积月累中，连全球环境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所以这个关于建立可持续城市的目标，能给人示范一个人的努力到底有多么重要，让人对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会议（又称人居三）预定在今年10月于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除了国家政府以外，地方政府也可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上发表意见。各方代表将共聚一堂，分享彼此的努力成果和汲取到的教训，为落实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目标，加强不受国家框子所限制的联系。
环境运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博士曾经说过，她在肯尼亚推行“绿带运动”的灵感，来自她在1976年出席加拿大温哥华第一次人类居住大会（又称人居一）的经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环境优美，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与我同样关心环境的人，这都是我所需要的营养素・・・・・・我受鼓舞感到精力充沛，决定返回肯尼亚后把理想化为现实。”（注37）
无论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更美好的环境是大家不变的心愿。
在此，我想建议为地方政府和负责环保的非政府组织（NGO），设立一个与人居三相辅相成的地方政府环境合作对话论坛。
去年3月，为了配合在日本仙台举行的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国际创价学会在日中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鼎力支持下召开了一场讨论会，邀请活跃于减灾领域的日中韩民间社会团体代表出席。讨论会中，秘书处副秘书长陈峰致辞强调，作为相毗邻的国家，三国政府皆意识到倘若一国发生灾难，其他两国皆唇亡齿寒，不能隔岸观火，所以应优先在减灾方面进行合作。这考量也适用于环境方面的问题。（注38）
目前，日中韩三国之间已缔结了超过六百个地方政府友好城市协议。若在这友好城市协议的基础上，让更多地方政府联系起来，那将加深对于彼此的居住地虽然有别，但都同属一个“环境共同体”的认知。毫无疑问，那将会为三国的友好与未来，留下极其珍贵的财富。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
其次是谈到有关基于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抑制方法（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简称Eco-DRR）。今天，世界上有超过八亿人苦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土壤是粮食生产的基础，但全球约百分之三十的土壤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退化。（注39）
健康的土壤在碳循环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也具有储藏和过滤水的功用，对生态系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土壤一旦退化而变得贫瘠，就难以复原，或许要花上一百年以上的时间，才可形成一公分的土壤。
尽管森林减少净值已经出现下降趋势，每年仍会有一千三百万公顷的森林消失，这对自然环境的打击，尤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令人忧虑。（注4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一项提到“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与“可持续管理森林”。保护生态系统也好，以碳吸存（carbon sequestration）的方式防止全球变暖也好，无论处于哪个立场，这都是片刻也不可延迟的挑战。
近年，环保对减灾的作用备受瞩目。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时，两者的关系开始受到注意。研究显示，海啸发生时，红树林形成一面生态防护罩，保护附近的沿岸村落，使其受害程度低于其他没有红树林的地方。
目前在Eco-DRR下展开的计划包括种植树木使沙丘稳定、运用湿地来减低风暴潮或风暴增水风险、绿化城市来防止水灾等。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居民积极与持久的参与具有非凡的意义。在311东日本大地震的灾区，儿童积极参与植树苗的活动，期待协助有防护作用的沿岸树林恢复。诸如此类的活动，会鼓励人一齐深思社区内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引导更多人加入活动的阵容，推广“今日种植的树苗或许他日会挽救他人性命”的思潮。
有朝一日当人们重返旧地，见到自己辛勤栽种的林木时，他们会更深切地对眼前的景色产生一种至亲、难分难舍的情感。人们会理解到，生态系统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难以察觉却又息息相关的深厚联系，也会感受到，守护自己的自然环境、参与当地的减灾行动等举止之中，包含了无限的价值。这样的理解和感受，会伴随着树木的成长而不断加深，成为富有韧性的社会坚实的根部。正因为如此，守护社区的生态系统，等于为社区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
近年，联合国继“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之后，推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鼓励青年参与是其重点之一。对此，我想鼓励世界各地的青年和儿童，积极参与Eco-DRR有关的活动，包括植树运动。
于去年3月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上通过的《仙台框架》强调，减少灾害风险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和合作，也指出儿童和青年是“变革的媒介”，应该给予更多机会参与减灾工作。（注41）
SGI与其他NGO团体一起提倡制定“联合国可持续教育发展十年”，为了这个目的，自2002年起在各地举行“变革的种子：地球宪章与人的潜能”和“希望的种子：可持续发展的展望”展览。这些展览得到许多小、中学生和高中生前来参观，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环境教育场所。
SGI如此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由，就是希望可以让人深入了解人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带起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皆展现“应用的勇气”的热潮。牧口会长称之为教育的主要目的。
我相信这些在社区展开的行动会积沙成塔，打开通往维护地球环境的确实道路。
裁军与禁止核武器
最后是有关裁军与禁止核武器的提议。
常规武器加深人道主义危机，也助长恐怖事件在世界各地发生，因此我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加强防止常规武器扩散的国际制度。
由于大量小武器流入纷争地区，世上每年有无数人丧命。
小武器常被称为“事实上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器贸易条约》（注42）就是为了管制这类武器、坦克、导弹及其他常规武器的贸易，而于2014年12月成立的。现在只有七十五个国家批准，如今仍然有许多主要课题尚未解决，如武器交易的汇报系统。
去年8月，《武器贸易条约》首届缔约国大会于墨西哥坎昆举行，与会者意见分歧，无法对是否让报告书公诸于世、该把什么武器列为汇报对象等多个重要议题达成共识。
自1999年以来，我便反复地强调管制武器买卖的重要性，因为我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建设中，这是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
日趋严重的难民危机凸显了，透过该条约来杜绝常规武器的扩散是当前的燃眉之急。这些武器的扩散，不但使武装冲突深陷泥沼，也逼迫为数众多的人民逃离家园沦落为难民，而且冲突结束后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这就断了人民安心回归家园的路。
小武器易于携带，操作简单，是儿童被强制征召为童兵问题背后的一个因素。据估计，世界上约有三十万童兵，他们不但要忍受身心受创的痛苦，更要面临死亡的恐惧。（注43）
为了防止恐怖活动的蔓延，严格管制常规武器在国际间的买卖是绝对不能避免的。《武器贸易条约》如果配上各项已经生效的反恐怖主义公约，可以形成一种互补、迭加的效应，加强全球社会应对恐怖活动的体制。
考虑到由小武器泛滥引起的种种不良后果，国际社会必须通力合作，以《武器贸易条约》来截断仇恨与暴力的负面连锁反应。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非法的资金和武器流动”，列为“导致暴力、不安全和不公正的因素”之一，并且表示消除这些因素，是该议程到2030年为止的指标。我要疾呼各国尽早加入批准《武器贸易条约》的行列，对实现条约的目标表达将全力以赴的志向。
相信全面公开包括武器交易的数量在内的资料，可以使交易过程更具透明性，提高条约在执行方面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提议是关于禁止与废除核武器。
去年，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之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2015年审议大会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但会议在没有达成共识下告终。
2010年NPT缔约国审议大会的《最终文件》中，言及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以及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由那时起，国际社会益发关注核武器使用所附带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召开了三次与此主题有关的国际会议。
尽管如此，在2015年的审议大会上，有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鸿沟竟然巨大如斯，以致NPT缔约国无法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达到共识，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但是最近的一连串动向让人看到希望的曙光。这些动向包括：
一、越来越多国家签署了《人道主义承诺》，许下诺言将投身于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共同事业；
二、联合国大会在2015年12月，通过了几项雄心勃勃的决议，诉求打开僵局；
三、民间社会要求禁止与废除核武器的呼声不断高涨，其中以信仰为基调组织的努力，以及年轻一代的参与特别令人瞩目。
我们应该趁着这机会，勾勒出通向无核武器世界的路线图，并且透过具体行动来实现这个目标。
今年1月6日，朝鲜进行核试验，加深了国际社会对核扩散的忧虑。
如果发生利用核武器互相攻击的事件，到底会有多少人死亡？又有多少人会受其余波影响？不管那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今，世上的核武器数量超过一万五千件。一旦被使用，人类社会为了解决这全球问题长年累月所付出的努力，会于一瞬间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徒劳无功。
就拿当前的难民危机来做个比较。世界上有六千万难民，核武器爆炸的威力跨越国界，所酿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规模及严重程度上，是难民危机所无法比拟的。数以亿计的人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离乡背井。同样地，考虑到一公分土壤的形成或许会花上长至一千年的时间，无论如何努力防止土壤退化，一场核爆炸就会污染地球上极大范围的土地。
而且最近的研究指出，即使是局部性的核武器攻击事件，全球生态系统会遭到灾难性打击，而全球气候也会受到影响，导致粮食短缺，引起“核饥荒”。
至今，在促进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名义下，为改善贫穷问题和公共卫生所做的努力，取得相当有效的成果，相信这种良好的进展，今后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减灾、建设可持续城市等项目时将得到延续。但核武器的存在意味着，有朝一日，这一切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既然使用核武器会造成如此浩劫，世界处处民不聊生，那么依赖此类武器来维持国家安全又有什么意义？以伤害数不胜数的人、促成无法修复的祸害、让生灵涂炭等为条件，所换来的安全制度到底是为了保护什么？现有的国家安全制度是否已经违背其维护人民、守卫他们的生活的初衷？
在持续至今的全球军事竞争刚冒头的1903年，牧口会长已经主张，当某个领域的竞争一直无法达到目的时，就有必要改变该竞争的形态与性质：“如果陷入持久战，国内各方面会受到影响，最终，国力的疲弊在所难免，一切都得不偿失。”（注44）
牧口会长所指摘的军事竞争，经过两个世界大战，又经过始于冷战时期、至今仍在持续的核武器竞争，弊端已经一览无遗。
核武器能够造成浩瀚的人道主义冲击，其军事用途又有诸多限制及不足之处，这类武器实际上毫无用处的事实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军事竞争已经到达极限，我们在见证一种新的国际竞争模式破土萌芽。人道主义的精神是该竞争模式的焦点。
国际监测系统（IMS）在各方面的贡献是其中一个例子。IMS是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于1996年通过后成立的。CTBT目前还需要得到八个国家的批准才可以生效，但是由CTBT组织筹备委员会，为了监测全球核试验迹象而成立的IMS，已经开始运作。
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IMS迅速监测到由那里传出的地震波与辐射，让人见到了这系统的有效程度。除此之外，IMS的国际监测网络也被用来掌握天灾的情况，以及与气候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这包括：监测海底地震活动，提供关于相关的资料，以方便海啸警报中心于第一时间发出必要的警报；实时监测火山爆发情况，协助民航机构发出实时警报；追踪大范围的气候动向、冰山崩坏等；为地球负起听诊器的重要任务。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CTBT尚未生效，就已经在挽救人命。”（注45）诚如这句话所提到的，这原本是为制约核军备竞赛，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而设的条约及核查机制，却展现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道主义面向，维护着无数人的生命。
条约通过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年，我呼吁剩余的八个国家也尽早批准，使CTBT名副其实，充份地发挥作用，从此断绝了在这世上进行核试验之危机。
加紧努力促进核裁军、废除核武器固然重要，但更要把握CTBT各方面的成就所带起的势头，为建立人道主义至上的世界，鼓动必要的风潮。
1957年9月，在冷战对立情绪不断高涨，核军备竞赛益发激烈的时候，恩师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力求必须废除核武器：“现在世界各地展开禁止核武器、原子弹试验运动，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隐藏在其背后的魔爪摘除掉。”（注46）
这段话不但道出世界民众期盼见到核试验被禁止的心声，更进一步强调，要克服在众多民众的牺牲上建立国家安全这种轻贱生命的心理，如此才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的恩师在谈到“隐藏在其（核武器）背后的魔爪”时所指的，就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以牺牲其他国家的人民，来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一意孤行、不顾后果”等毒害现代文明的错误思想。他的话一直缭绕在我耳边，巩固了我投身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决心。我深信，只要在这场对弈中胜出，这个世界必会转往人道主义的方向发展。
只要地球上有核武器，核威慑是唯一可行之路——这种想法在有核国家与其同盟国之间根深蒂固。他们或许认为，掌握了核威慑的主导权，一切都在掌控中，但这不能完全排除意外爆炸，及错误发射的可能性，而且这危机发生的机率，与掌握核武器军备的国家数目成正比例。一个国家的核武器军备所操纵的，不单单是该国，而是全人类的命运。
二十年前，国际法院发表《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的咨询意见书。针对NPT第六条，咨询意见书指出：“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谈判，以便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注47）
尽管如此，所有有核武器国皆参与的真诚的谈判，迄今尚未召开。核裁军仍然是个遥遥无期的目标。这是个异常严重的状态。
为了在这死胡同打开一条出路，去年NPT审议大会上提出了《人道主义承诺》，目前已有一百二十一个国家签署，那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过半数。该承诺呼吁与利益相关单位、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致力让核武器成为人人忌讳之物，禁止和消除这些武器，并且号召各国把“提出和采取有效措施，填补法律空白，以禁止及消除核武器”定为当前急务。（注48）
去年，联合国大会对多个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的草案进行表决，最终通过决议，决定设立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OEWG），以便就这方面的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讨论。决议表明，OEWG今年将“在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参与和作出贡献的情况下”，于日内瓦举行会议，而与会者将“尽最大努力达成全面的一致意见”。（注49）
我热切希望OEWG会成功打破NPT审议大会停滞不前的僵局，使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书中“有义务真诚地进行和完成谈判，以便……实现全面核裁军”的主旨具体化。
鉴于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我要促请OEWG在听取民间社会的呼声，尝试将之反映在其对策中时，慎重检讨以下三点：
一、从高度警戒状态，撤除以核反击的机制；
二、脱离核保护伞；
三、停止改进或提升核武器的威能。
核武器在军事用途上的不足之处，以及使用这类武器所促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皆反映出核武器一无是处的性质。出于这层考量，前两点的实施是片刻也不可拖延的。
在此，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及化学武器被列为禁物的过程。这两种武器在两个世界大战的激烈对立中被研发出来，后来由于使用后会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而被禁止。
前任联合国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安格拉•凯恩（Angela Kane）的话语正中要害：“如今有哪个国家敢吹嘘自己是‘有生物武器国家’或‘有化学武器国家’？现在有谁会在嚷，使用腺鼠疫菌或脊髓灰质炎病毒来攻击或反击，无论在任何情况，都是合法行为？又有谁在提倡生物武器保护伞的必要？”（注50）
况且，2010年NPT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也规劝有核武器国家快速“减少核武器在所有军事和安全概念、理论和政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注51）
出于这缘故，巴西和数个国家在2015年10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呈的决议草案深具意义。决议草案鼓励“属于成员中有核武器国家的区域联盟的所有国家在彻底消除核武器之前，推动降低核武器在其集体安全学说中的作用。”（注52）
在同一届大会上，另一份由日本及其他数个国家领先提呈的决议草案则提到：“吁请所有相关国家继续审查其军事和安全理念、学说和政策，以期进一步降低核武器在其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我认为，现在庇护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的日本，或许应该率先检讨修改其国家安全制度。（注53）
G7峰会预定在今年5月举行。在那之前，G7外长会议将在4月于日本广岛召开。为了促进东北亚地区的非核化，希望届时会议将关于核武器违反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与包括朝鲜核问题在内的核不扩散问题，以及关于减轻核武器角色的问题一并列入议程，进行讨论。
第三点与改进或提升核武器的威能有关。我在去年的《和平倡言》中也提到这是个必须关注的问题。为了维持核武器，每年要耗费超过一千亿美元的财政预算。如果让这情况继续下去，全球社会会持久地陷入这种扭曲状态而无法脱离。
南非在2015年10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也论及：“在人类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世界里，划拨用于核武器库现代化的大量资源可转而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注54）
倘若现下改进核武器的步调维持不变的话，人类今后好几代人都不得不活在核武器的阴影下。尽管核武器不被使用，资源的调配依旧妨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全球社会扭曲的状态也无望得到改善。
一名南非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呈该决议草案时指出：“核裁军不单是国际法上的义务，也是道德上、伦理上的必要行径。”（注55）我相信这句话道出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无尽辛酸，世界各地在核研发及核试验中受核辐射影响之人的极度痛苦，以及世上千千万万爱好和平的民众、所有《人道主义承诺》签署国皆抱持的热切期盼。
造就变革的一代
在2015年的NPT审议大会上，SGI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传统的代表，连手呈上一份题为《宗教界对核武器非人道性后果的忧虑》的共同声明。其中一节提到：
“核武器有悖我们信仰所提倡的——人人皆有权享受安稳且符合尊严的生活；遵守良心及正义的规范；负起责任捍卫弱势族群；为后代子孙保护好这个地球等价值观……（我们）互相呼吁尽早召开所有国家皆可参与，无人被拒的公开论坛，让各国讨论设立禁止核武器的法律机制。”（注56）较早前我谈到牧口会长对竞争的演化过程所作的分析，无论是从单存的军事观点来探讨核武器竞争及其他所有形式的军事竞争，或是考虑到这类竞争对世界所构成的严重负荷，都可发现进行这样的竞争其实是违背逻辑和常理的。现在正是认清这事实的时刻。
希望今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OEWG会议，会进行有建设性的讨论，绘出“以建立和维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路线图，在图中标上所需的有效措施，以作为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非完成不可的共同义务。也希望OEWG会以在2018年之前召开的核裁军问题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为目标，为缔结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制造利于进行磋商的条件。
明年是户田会长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的六十周年。SGI受该宣言启发，积极参与无核武器世界的建设，多年来马不停蹄地透过公众教育，以博取广大民众对这目标的支持。我们坚信，禁止及废除这类武器的运动，应由全世界的民众万众一心地推动。世界各国与民间社会需要同心协力，落实属于所有人的国际法。
去年8月在广岛举行的国际废除核武器青年峰会上发表的一份《青年誓约》中断言：“核武器是过去的象征，它对现在构成严重的威胁，于我们着手创造的未来不应存在。”（注57）
青年峰会由包括SGI在内的六个团体主办，与会的青年代表来自二十三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艾哈迈德•欣达维（Ahmad Alhendawi）也受邀出席。与会者一致宣誓，让原子弹爆炸与核试验幸存者的体验人尽皆知、将其传达给未来的世世代代、提升同侪对核武器的意识、守护人类共同的未来。
过后，当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于10月在美国纽约举行高级别专题辩论会，讨论裁军与国际安全时，青年峰会的代表在一个周边活动上汇报了峰会的工作成果。这场活动集中讨论年轻一代在联合国及自己的社区内到底可以采取些什么行动，为建设无核武器世界开辟一条新路。
希望今后能与志同道合的人和团体携手合作，支持诸如此类的废除核武器峰会的召开。《青年誓约》另一节提到：“废除核武器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而错失废除核武器的良机。我们青年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团结一心，誓约必定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是‘变革的一代’。”（注58）
只要这份由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在广岛发布的《青年誓约》，在全球民众的心中扎根，那么任何阻碍都可跨越，任何目标都可实现。
所谓有志竟成，年轻一代在心中立下的坚决誓约，可以转变这个世界，让所有人的生命和尊严都不再受核武器威胁，大家都可以享受和平、活得有尊严。
青年是“变革的一代”，我们SGI立意要以青年的团结为基础，为废除核武器及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不遗余力，全心全意打造一个“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