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创人本世纪——从地球抹去“悲惨”二字（2015年）
2015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纪念国际创价学会（SGI）成立四十周年，我想针对如何凝聚全球民众的力量，共同推进和平与人道精神，藉此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提出一些个人意见。
未来取决于活在此时此刻的人们信誓的深浅。是人就有能力确保所有人，包括后世人，皆无须再面临当下让人受尽煎熬的痛苦。
自成立以来，联合国在这七十年期间不断拓展其活动范畴，处理着林林总总的全球问题。
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于2000年通过，其目的在于以2015年为完成目标期限，改善贫穷与饥饿人民状况。而去年7月，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Open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发表了一份提案书，建议设立一套有深远影响的新目标，以便从《千年发展目标》结束后到2030年为止，继续推进始于该《千年发展目标》的事业。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书中“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注1）等项目，皆显示了一种无一例外地要维护所有人尊严的承诺。
《千年发展目标》的推进取得极为可观的成果，比如极度贫困人数减少了七亿人次、男女童小学入学率的不均等问题已有所改善等。但是还有很多地区的情况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善。了解到这点，开放工作组提议确立适用于“所有地方、所有人”的最低限度标准。我很高兴见到这点，因为在以往的倡言中我也曾反复提到，作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新的国际目标需要确保无一人被遗漏的精神。
我恩师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户田城圣（1900－1958）在见到人民于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注2）中饱受涂炭之苦时呼吁：“希望‘悲惨’二字不再被用以形容世上任何国家任何人。”（注3）
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曾说：“正义是不分国家疆界的”（注4）。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军政府政策，和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1871－1944）一起被收监的户田会长也有同样的确信。他认为，和平、安定、繁荣和幸福不是某部分人的特权。在朝鲜战争越来越激烈时，他感同身受地叹息道：“这场残酷的战争造成无数牺牲，因妻离子散而悲痛欲绝的民众亦不计其数。”（注5）
他的行动是出于这种与民众同苦，悲天悯人的精神。这是体现在他提出的“全球公民主义”之中。他主张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都有和平幸福地生活的权利。其核心就是“要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的思想，也正是我们SGI支持联合国，促进和平、文化、教育的源流。
无论是实现开放工作组的提案书中囊括“所有地区和人民”的概念，或是召集各方为此进行合作，这都是极其艰巨的事。出于此原因，重温《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无一例外地为“所有地方、所有人”所作的誓约显得特别重要——“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以及“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为了让联合国新的国际发展目标走上轨道，并让“悲惨”二字早日从地球上消失，我要在此提出三个要点。
以人为起点的政治与经济
首先是让政治和经济的焦点回归到人的身上，以铲除造成悲惨的因素。
去年8月，我为纪念户田会长而成立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主办了一个资深研究员会议。会议言及叙利亚内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纠纷、伊拉克与乌克兰情势、东亚地区日渐紧迫的形势等，并讨论使这一连串事态恶化的原因，以及就刚出现的一些令人感到乐观的趋势，和该如何让这些趋势有所增长等交换意见。
另外，除了探讨如何强化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以及如何培养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充满创意和想象力的青年，会议更深入讨论让政治的焦点回归到人的身上，并把削减人的痛苦置为政治的根本目的。
《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皆表明，维护基本人权是国家的责任，但可惜的是，国家往往是历史上践踏人性命和尊严的罪魁祸首。我曾经和会议主办人、户田和平研究所秘书长凯文・克莱门茨（注6）（Kevin Clements）博士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战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完全没有被卷入武力冲突的国家为数甚少。许多时候，人权和公民自由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被牺牲，增强国力远远优先于关注弱势民众。尤其在近年，极端气候事件及其他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令无数人陷入突如其来的贫穷苦境。照顾这些人的需求是所有政治体制的首要任务之一。经济领域亦如此。
两年前，罗马天主教会方济各教宗曾经针对当前的经济系统发表言论，备受瞩目：“当一个无家可归的老人死在街头，这不是新闻，但当股市指数下跌两点时却是新闻，怎会这样？”（注7）事实正是如此。人们经常只注意到经济成长率等宏观指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尊严和生活等被边缘化而不受关注，而无论经济活动有何强劲的表现，人们的日常挣扎是不会得到改善的。
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字出自希腊文“politeia”，此字具有“一国之民的角色”的含义。而中文的“经济”一词原本是“经世济民”的缩写。如今这词汇的原意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今日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运作原理，似乎只加剧人们的痛苦。
在思考这问题时，我想起在早期的佛典中，释尊以“Dharma”的概念来形容人类根本的生存之道。“Dharma”为梵文，语源是来自“维护、扶持之物”的“dhr”。汉译佛典则把它翻译为“法”或“道”。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维护、扶持自己之物。日本佛学家中村元（1912－1999）将之解释为，作为人应该追随的道路或遵守的道理（注8）。
政治和经济的型态会随着时代而起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必然的，但也有非遵守不可的原则、不容忽视的标准。释尊在其晚年的说法中，鼓励弟子要时时遵此“Dharma”为为人之道，他还将“Dharma”比喻为“洲”。释尊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倘若现实社会这片大地被洪水淹没，“Dharma”这块洲渚将是挽救众生，供他们栖身的地方。再进一步扩大这层意义，就是政治和经济在发生危机时，也有必要负起责任，为所有人，尤其是弱势群众提供安身之处，让他们重拾生存的希望。
从民众角度追溯政治的起点，就可发现那是源自平民百姓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票，使社会变得更美好此近似祈愿的心意。同样的，经济的源流，也可追溯到一般民众希望通过工作，为社会尽一份力的期待。可是当政治规模变得庞大时，政策就不再反映大部分民意，这是所谓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经济领域也有相同的状况，在金融市场进行无节制的投机活动会损害实体经济。
那么要采纳些什么原则，才能杜绝这些不良趋势，让政治和经济重返正常的轨道？
圣雄甘地赠给朋友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请回忆起至今你遇到过最贫穷、最弱势的人的面孔，然后问你自己，你现在想做的事对他来说会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甘地规劝世人在作出重大决定时，要考量到其他与我们一同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到底陷足何种苦境，而不是一味附和什么政治学或经济理论。
我觉得他的想法与佛法的“中道”思想如出一辙。“中道”的“中”字含有“正中、符合”之意，“中道”并不单指排除极端的想法或行径，而是经常扪心自问，检讨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脱离为人之道，同时亦不断地在这社会上留下自己生活的足迹。释尊在阐释“视‘Dharma’（法）为‘洲’”的同时，亦教诲人人应成为自己的安身之处。这或许就是“中道”的本义。那绝非鼓励人去放任自己、为所欲为，而是要如中村元所说的：“依凭何时何地皆可引以为荣、高尚的真实自我”（注9）。
为那些受自己行为影响的人着想，反思落在自己双肩的重大责任，这是显现真实的自我，磨砺自己人性的途径。在这反复不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探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意义和角色，思考制造恰当的社会条件，使它重显以人为本的本质。这就是“中道”真正价值所在。
在作出这样的决定时，有时会被批评为悖逆社会与时代的潮流。虽然如此，违背信念就是“不善”，还会招致“大恶”令众人受苦。这是创价学会牧口常三郎会长满腔热忱的主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政府倾往法西斯主义，实施思想统一政策，牧口会长的思想及言行与之截然相反。大约由1940年起，创价教育学会（创价学会前身）的聚会被特别高等警察监视，学会的定期刊物《价值创造》于1942年5月被令停刊，牧口会长本身于1943年7月被扣留且受到拷问。
资料显示，牧口会长被拷问时作过如此言论：“有些人出于对世间毁誉褒贬的顾虑，只满足于不行善亦不为恶，或行小善即可的生活。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可演化为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为所欲为的想法。我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是谤法。”（注10）
一般来说，“谤法”是指违反和破坏佛教教义，但牧口会长是取这词的广意，泛指一切违背“为人之道”的言行举止。环顾让人尝尽苦头的政治及经济活动，往往可以发现在其背后，有牧口会长所指责的，那种无视他人死活、急于自我正当化的风潮在作祟。只要有这风潮存在的一天，那么无论社会在表面上显得如何繁荣，这种“今日有酒我先醉，哪管他人明日悲”的自我中心态度只会招来更多悲苦，而这繁荣景象只是浮光掠影，并不会持久。
由于这态度在社会上普遍可见，让政治与经济重现以人为本的本质，使其活动焦点转到“削减民众痛苦”之上，来得特别重要。
这种动向也确实开始萌芽。例如已经有一百零十个国家设立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机构所呼吁的全国人权机构。这些机构在致力建构维护人权、促进人权教育的法律制度。我曾于1998年的《和平倡言》中提倡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结成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共同探究这些机构该以怎么样的结构出现（注11）。
在经济范畴，去年5月欧盟（EU）的十一个成员国同意一起实施新的金融交易税。此税收制度是汲取了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全球经济的教训而设立，其用意在于抑制过度投机并且通过税收来进行利润再分配。这税收制度有可能于2016年实施。我早于六年前的《和平倡言》中，已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来实施这种税收制度，以便为《千年发展目标》的推进筹集所需的资金（注12）。我建议各国展开有建设性的竞争，互相角逐为未来的发展推出新的想法和构思，而这样的税收制度可以成为其中一个竞争项目。在实现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这更是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重新让人成为政治和经济的受惠主角，其中所需的最大动力，来自要决然守护人类共同未来的一般民众的团结。牧口会长曾说，社会精神离不开个人，他也强调，个人的意识变革会扩散开来，成为新的社会精神（注13）。
我与和平学者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博士就社会变革的方式进行恳谈时，博士对我说：“我一直深信，如果倾注全力协助社区每个人成长，那么一个健全和平的世界是有望实现的。”（注14）她也强调，社会未来的动向，由人口中活跃于社会、关心社会的百分之五的人决定。换言之，这百分之五的人最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这番充满确信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希望。
由此可见，人数的多寡并不重要。能否让政治和经济的焦点回归到人的身上，就看关注此事的民众有多团结。在国内与国外，让不希望见到任何人受苦的一般民众都站在同一阵线上，是改变时代潮流的关键所在。
自强的连锁反应
我想讨论的第二个要点，是关于发掘人们超越并化解苦痛的能力。我想称之为“自强的连锁反应”。
在近数十年，极端气候事件及其他自然灾害在世界各地造成严重祸害，酿成无数人道危机，其中有日本阪神大地震（1995年）、印度洋大地震（2004年）、海地大地震（2010年）、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侵袭菲律宾的台风海燕（2013年）等等。据联合国统计，在2013年，全球共有两千两百万人由于自然灾害影响而流离失所。统计还指出，这比因武力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要多出三倍（注15）。
我本身也体验过失去家园的深切悲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家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兄长们又相继被征召入伍，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卖掉老家。搬到新地方，又在国家防止空袭燃烧的理由下被拆掉。搬到下一间房子又马上被燃烧弹炸毁。
因为有过这些经历，我能切身体会那些失去心爱的人、被迫离乡背井的人所感受的悲哀和痛苦。这种悲痛等同于失去自己存活的世界之苦。我认为真正的重建和复原，是让所有灾民找回希望，重新点燃活下去的意志。为了达到这目的，来自社会不间断的支援是必不可少的。
其实这种失去安身立命之地，或丧失归属感的情况处处可见，只是没有如灾害或武力冲突时来得显眼。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据估计每五名六十五岁以上的高龄人士中，就有一人处于贫穷状态，而每六名孩童中，就有一名由于贫穷而三餐不继（注16）。大部分人除了面对经济困难之外，还得饱受遭社会孤立之苦。
在思索如何解决这问题时，美国政治哲学家马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博士的真知灼见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博士指出，社会契约说（注17）的传统概念，没有把老人、孩童、妇女以及残障人士的情况考虑在内。她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功利主义：“某一个人的极大痛苦和悲哀，可被多数人的好运抵消。这里忽视了一个重大的道德事实——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可活。”（注18）
努斯鲍姆博士呼吁，抛却至今把互惠互利看成社会唯一运作原理的观点，重新建构一个以人的尊严为本、不排除任何人的社会。她也指出，任何人都有可能因生病、衰老或遇意外而需要他人的照顾，所以人人皆应以当事人的身份，来思考新的社会方针此问题。
努斯鲍姆博士的论点有许多与佛法相通的地方——两者皆着重于探讨如何面对生老病死这四个人生必经的阶段。四门游观（注19）的佛教典故广为人知，这里刻划出释尊出家修行之前的心境。与衰老、生病等现实相比，更令释尊心痛的是，人们必须独自面对这些痛苦。许多人不是孤独死在街头，就是卧病在床无人照顾。在见到人与他人失去联系，独自一人饱受痛苦时，释尊似乎特别感到悲恸难熬。
实际上，释尊在讲授佛法之余，还亲自去照顾那些孤立无援的老人和病人，并严厉地告诫弟子们不要视而不见。佛典有云：“应时得友乐”（注20）。无论是患病或是衰老，生命的尊贵不会改变。虽然如此，若与外界隔绝，或原本的自己不被他人接受，人们往往会痛苦不堪。释尊无法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理。
大乘佛教的缘起法理，指出生命与生命交错所产生的关联性，形成了这世界的森罗万象。能意识到这种关联性，就能把生病、衰老等痛苦经历，转化为使自己和他人人生更显尊严的契机。尽管如此，假如只从理论上去了解这关联性，那是无法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
诚如日莲（1222－1282）（注21）所说：“人向镜中礼拜时，则镜中又向己礼拜矣”（注22），明白到他人的尊严和自己的尊严同样难能可贵，需要珍惜时，这种良好关系才会产生。就是在这种能同甘共苦的关系中，才能激起彼此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
以提倡“认同”（identity）概念闻名的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1902－1994）提出与缘起论相同的论说：“在这里，一起生活并非指偶然地在近距离生活。那意味着互相参与彼此人生的各个阶段，就如齿轮相吻合那样，在推动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推动。”（注23）
我要一边参考埃里克松的论说，一边深入讨论缘起论的无限可能性。那就是，让身负苦痛的人发奋图强，使自身生命尊严发放光辉，照亮社区和社会。
我首先想谈一谈埃里克松“成熟的人需要得到他人需要”的论点（注24）。我是如此理解这句话：无论自己处于任何状态，当感到有人需要自己时，就会产生要回应对方的意愿。这意愿会唤出生命与生俱来的潜力，化为让人性尊严发放光芒的能量。
这令我想起刚才提到的埃莉斯・博尔丁博士的晚年生活。在博士去世的数年前，数名SGI代表去拜访她，已过八旬的博士对他们说，虽然已经没有足够力气去写书，但还能够为朋友和后进写点序言等，无论有多少要求，都很乐意去满足他们。
即使后来患病住进养老院，她每天依然在思考自己在能力范围内能做些甚么。她对来探访的学生克莱门茨博士说，微笑、称赞他人、感谢医疗人员的关心，都能让周围的人感到幸福。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刻，她仍旧像过往在家中款待朋友一样，以美好热情的心来款待前来探望她的人。
博尔丁博士的例子显示，无论处于何种情况，只要与他人保持联系，就能让周围的人享受真正幸福快乐的时光，而自己的人性也会更加熠熠生辉。这些生命片段，会保留在自己和他人的心中，成为自己存在于世的证明。在我看来，这高尚的生命光辉，正是一种无论情况如何皆坚持发挥的自强之力。
埃里克松的另一个论点是，人有能力重塑人生的意义，这能力不但可以阻止悲伤扩大，还可打破起自悲伤的恶性循环。人生不能回到过去重新起步，但如果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么过往的经历会添上新的意义。埃里克松认为这代表了一种希望。
SGI的信仰活动是那样的场所。人们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体验，其他参加者可以从中加深确信。SGI举办座谈会的传统，是始于牧口会长的年代。
人们在座谈会上谈到自己如何寻获幸福、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也叙述丧失亲人的痛苦、患病的经历，谈到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工作与家庭问题，以及分享遭到歧视、面对偏见的体验。在那里，人们可以共同体会到，每一段人生历程都有其重量而且是不可代替的。人们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分享彼此的体验，并且从他人克服痛苦的奋斗中得到鼓励。
分享体验的人会意识到，这些体验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个里程碑，今日的自己由这些里程碑叠砌而成，人生今后的成长和前进，亦靠这些经验为其提供动力。对听者而言，他人的体验可以给自己带来勇气，使自己有能力面对眼前的问题和挑战。如此以同理心为起点的“自强的连锁反应”，是我们信仰活动的核心。
我要强调的是，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深渊中发掘到人生的意义，他的人生经历会给其他人造成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体验可以跨越国界和年代，为许多人带来希望和勇气。
埃里克松从甘地的一生，看到一个忠于自己的哲学、以身作则的楷模，还亲自为他书写评传。埃里克松如此描述聚集在甘地跟前的青年们：“这些年轻人才华出众，他们的性格似乎都有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由早年起就特别关心那些被遗弃、欺压的人。他们的关心范围最初为自己的家庭，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强烈。”（注25）这与甘地本身行动背后的动机相同。他在年少时遭人歧视的经历，促使他先在南非投身当地的人权奋斗，后在印度发起非暴力运动，为印度争取独立。甘地最大的心愿，是见到全人类一人不漏地从欺压中得到解放。他的强烈热忱感染了与他一起行动的青年。
甘地逝世后，他的精神仍照亮着后世，指引那些为守护人的尊严而奋斗的人，其中包括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1918－2013）。我于1995年7月和曼德拉前总统见面时，我们谈到了他为了纪念甘地一百二十五岁冥诞，为一本学术杂志写了一篇谈论甘地入狱经历的文章。我当时也曾为该杂志投稿。曼德拉前总统写道：“在本世纪的开头，身为囚犯的甘地也忍受过相同的苦头。虽然时代相隔，但由于同样地有过入狱的经历、曾与不公正的法律奋斗、面对过希冀和平与和解的理想遭暴力威胁的事实，我们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注26）
甘地披荆斩棘地奋斗过来，这对曼德拉前总统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支撑，帮助他抵受二十七年半的监狱生活而坚贞不屈。
半个世纪前，我开始执笔写长篇小说《人间革命》，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为：“一个人伟大的人性变革，将能转换一国甚至全人类的宿命。”这主题表达了“自强的连锁反应”思想。“自强的连锁反应”的可能性无可限量，它不只超越国界的阻隔，也超越时间的限制，把来自不同年代的人联结起来。
扩大友谊，终结战争
我要讨论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超越差异，扩大友谊圈子，构筑共生的世界。
近年，纠纷和冲突的性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令人担忧的趋势。首先是越来越常见的“内战国际化”现象，即发生在某个国家的冲突，由于其他国家或集团的介入而蔓延到国际舞台上。叙利亚的内战就是因为这缘故，而无法达致任何停火、和平协议。
另一个趋势是军事目的的逐渐转变。根据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威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在《战争论》中提出的定义，战争的目的是强制对方服从自己。不过现在的重点却在于歼灭被视为敌人的一方。在发生冲突的地区，用远程武器来攻击孩童或其他平民目标已经不是罕见之事。这种杀无赦的军事行动漠视敌方的人性，也不顾对方生存的权利。最终会出现甚么后果，光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由日新月异的武器科技，再配上这种杀无赦主义所能引起的恐怖后果，不仅违背国际人道法，更是与“为人之道”背道而驰。
去年联合国开始讨论“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ethal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亦被称为“自主机器人杀手”）。我们有必要清楚地意识到，世界正处于战争全面自动化的门坎上。
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杀无赦主义不是只在发生冲突的地区才能见到，它已在世界许多地方落地生根。2013年12月，联合国推行了“人权先行”倡议（Human Rights Up Front initiative），其主旨在于迅速处理个别的违反人权事件，以防这些事件升级为大规模的残暴惨剧或战争罪行。
在很多国家，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虽然这不是像仇恨性犯罪（hate crime）那样直接伤害人的身体的暴力行为 ，但同样出自有意伤害对方的恶毒居心。那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假如这种基于歧视的暴力或欺压事件发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但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其他人民或族群时，就会有认为受害者咎由自取之人出现。
为了避免事态继续恶化，我们首先要抛开这种群体心理，尽量制造与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在考虑这问题时，我认为大乘佛典《维摩诘经》中舍利弗和天女的故事很有启发性。
文殊受释尊之托去在家信徒维摩诘家探病，舍利弗也与他同去。探病中，文殊和维摩诘深入讨论佛法。谈话达到最精彩部分时，在场的天女把花散在众人身上以表示她心中的喜悦。花朵也落到舍利弗身上，但舍利弗认为自己是修道人，与此不相衬，尝试把花拂掉却拂之不去。看到这样的情形，天女指责舍利弗说“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指出舍利弗的心受这种执着束缚，令他不能拂掉。
舍利弗虽然明白此道理，但仍然喋喋不休地质问天女。对此，天女以神通力把舍利弗变成天女，而自己化身为舍利弗。对于惊讶不已的舍利弗，天女继续晓谕他不应囿于这种区分他人的心理，然后再把互相恢复原状。经过这场争执，舍利弗深深明白到，自己不应执着于外表外观，任何存在本来都不具有固定的特性。
我认为这故事中最重要的情节，是舍利弗和天女互相变成对方的地方。这令舍利弗首次感受到自己看人的眼光是如何伤人的，也令他了解自己的过失。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跨国越界越来越普遍，很多人，无论到国外旅行或居住，都有可能从他人的眼眸中，感受到自己曾在无意间向造访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所投掷的歧视目光。正因如此，花功夫去理解对方的立场，或尝试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事物都异常重要。
一旦缺乏这样的努力，特别在关系变得紧张的时候，自己对和平、正义的理解，往往会成为威胁他人性命和尊严的利刃。故事中舍利弗与天女变成对方的一幕给了世人一个重要的启迪，鼓励人要破除成见，积极地从他人和他们家人的角度，去体谅他们到底在面对甚么样的问题和威胁。
本来当释尊差遣舍利弗去探访维摩诘时，他最初是不愿意去的，后来陪同文殊去到维摩诘家时，又顾忌自己没地方坐。维摩诘的情况恰好相反，当被文殊问及生病理由时，他回答说：“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他还对来探病的客人说，假如关心他的病，就应该关心其他患病痛苦的人，鼓励他们。由此可见，与只为自己的事操心的舍利弗相比，维摩诘的心是不分彼此地系在所有受苦之人的身上。
如果从《维摩诘经》的角度来观看今日的世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平与正义是人人皆应享有的公共利益，但如果为逞私心而将其区分为自己的专利，那么就有正当理由向与自己对立的一方施予暴力和欺压。
增进人类的团结，让更多同样关心全人类所面对的威胁，如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气候事件，或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等问题之人都站在同一阵线，这是让人类消除痛苦的关键。
以对话来扩大友谊的圈子，增进人类的团结，这是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办到的事。过去我曾和印度尼西亚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1940－2009）就伊斯兰教和佛教进行对话。瓦希德前总统说道，不管来自甚么民族、文化或历史背景，对话给人赋予一张“人的面孔”。通过会面和反复对话，人们可以深入了解彼此的人生历程。一个人的种族和宗教背景是那个人的重要特征，我们必须了解和尊重这点，但却不可让这成为与人会面或对话时唯一谈到的话题。在对话中产生的认同感和信赖，可以说是两个生命在交流中共同谱写的玄妙乐曲。这才是友谊的真正价值及意义。这便是历史学者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博士所说的：“这些真实世界的情景，闪耀着难以估计的价值。”（注27）
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自己本身的特征，而把焦点放在对方熠熠生辉的人性上时，友谊就会油然而生。自四十三年前与汤因比博士对话以来，我有幸和不同种族、宗教和国籍的世界领袖和有识人士就人类的未来进行对话，建立了一段又一段宝贵的友谊。
SGI会员亦通过这样的一对一交流，扩大友谊的圈子。为了把基于排他主义的“战争文化”，转化为将差异称颂为人的多样性、誓要维护彼此尊严的“和平文化”，我们更将全力以赴。
我们推进教育文化交流，为各国各地区的人民提供一个会面、相互信赖和加深友谊的平台，期待这样的深厚友谊在国家关系趋于紧张状态时能防止仇外主义的萌生。希望我们的努力可帮助建构一个不受群体心理等不良因素影响的坚韧社会。以往，即便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处于冰封状态，我们仍锲而不舍地确保对话和互通消息的管道不会封闭。我们的努力迄今已相传了好几代人。
我于1963年成立的民主音乐协会，去年开设了民音音乐博物馆附属研究所。民主音乐协会于这半世纪，和一百零五个国家、地区的艺术团体和文化机构交流。结合这五十年的经验，该研究所会探求如何通过音乐、艺术等文化力量去构筑和平。
另外，各国和地区的SGI组织也积极推进文明间和宗教间对话，期待通过这些活动，为各方提供机会分享彼此的经验，寻找打破仇恨与暴力恶性循环的方法。我们以化解人类的痛苦为出发点，参与各类专题讨论，尝试发掘并综合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智慧，找出于解决问题所需的伦理和行动规范。
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Václav Havel，1936－2011）发表于1996年的一席话引人深思：“在下个世纪，欧洲唯一最具意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其优良精神传统，尽其所能让整个区域再显朝气，并创意十足地塑造一个全球共生的新形式。”（注28）如果把这席话中“欧洲”一词，理解为“各国的文明和宗教”，那么哈韦尔前总统的话就彷佛在形容我们SGI一直在推进的对话方式。通过对话，各精神及宗教传统可以互相启迪，分享彼此最崇高的精神能量，而且我们也可以磨练自己的人性使之趋向完美。对话还鼓励我们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与他人共同行动。
SGI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规劝人们不可与暴力欺压沾上关系，要发扬共生的精神，建设一座和平不战的堡垒。我们为了“不让自己不愿尝到的痛苦落到他人身上”此共同目标，全力促进人类的团结。
刚才提到的《维摩诘经》有一个描述全世界被一块宝盖覆盖的场面：“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各以其盖共供养佛；佛之威神，令诸宝盖合成一盖，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
当时在释尊跟前聚集了五百名青年，人人各持一块宝盖。他们的宝盖在释尊神通力的驱使下，砌成一块覆盖整个世界的巨盖。这巨盖代表了青年们期待创建一个和平与共生的社会的心愿。青年们手中的宝盖并非只为阻挡他们本身的日晒雨淋。他们来自各地，生活也各不相关，但都超越了一切差异，同德同心地创造出这庞大无比的宝盖。在我看来，这巨盖的比喻精妙绝伦地阐明，在团结一心的情况下，人类所能够展现的可能性是无可限量的。
联合国即将采纳的以2030年为期限的新国际发展目标，不正代表了如此团结一心的精神吗？那是一种要维护全球人类的性命和尊严，令所有人无须再面临任何威胁和悲惨的决意。有了如此精神，发展目标才有望实现。
联合国的“创造性进化”
为了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我认为不能再墨守以往的想法，急需想出一些创新的方法来推进。以下是我一些具体提议。
回顾联合国近七十年的历史，我想起了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在其1960年度报告上所写的一段话：
“联合国是我们这世代的政治环境所创造出的有机产物。而同时由于国际社会在其中实现了政治的自我意识，假如国际社会能有意义地利用联合国这个组织，就能对联合国创造出的政治状况有所影响。”（注29）
联合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集合体，必然会受到各种制约和限制。尽管如此，国际社会的自我意识是由联合国孕育下形成的，这正是联合国在达成其本来使命所需的动力。
联合国为了实现其宪章所表达的精神，推出了各项任何国家也不能动摇的原则，这对各国的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好例子。
曾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说即使大家在理论上持有相反立场，也能够实际上达成协议列出一套人权规范。假如缺少了联合国从中提供强而有力的平台，参与起草的各方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化上的差异达成共识。（注30）
联合国这些年提出了如“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等概念，又策划各项“国际年”和“国际十年”，让全世界更加关注这些紧急课题，并且还带领国际社会对向妇女施暴、童工等这些在一国之内很容易被忽视的严重问题采取应对措施。
人们的性命与尊严受保护的程度在逐步上升。国际社会在这众多问题上取得叠加共识的趋向，而那些受压迫的人所面临的问题也已备受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法的管辖范围由国家扩张到每个人，相信这是非联合国就无法扮演的角色。
联合国目前在准备通过一个比《千年发展目标》内容更具深度的新目标。正如哈马舍尔德秘书长曾呼吁“要卸下一如既往的观念与行事作风的盔甲”（注31），国际社会应齐心合力促成联合国的“创造性进化”。
联合国于2014年6月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UN Environment Assembly）或许是个开端。会议目的在于讨论改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所有会员国皆派遣代表出席，许多与会者是活跃于环境问题领域的民间社会团体代表以及企业界人士。
解决全球问题有两个必要条件，其一是所有国家的参与，其二是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的密切合作。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不单是环境问题，在面对所有威胁人类性命和尊严的课题时，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共同行动是不可或缺的。我认为这是使将迎来七十周年的联合国实现“创造性进化”的关键。
鉴于联合国的使命，我想就以下急需“联合大家共同行动”的三点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以便从人类的词汇中抹去“悲惨”二字。
一、维护流离失所者与国际移徙者的人权
二、禁止和全面废除核武器
三、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
维护难民的人权
有关第一点“维护难民与国际移徙者的人权”的共同行动，我提议在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准备通过的新国际目标中，加进“维护所有难民与国际移徙者的人权和尊严”这一项目。
上面也已讲及，我恩师户田会长之所以呼吁要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是因为他看到1956年在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许多难民饱受涂炭之苦的情形。
把二十世纪称为“难民世纪”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曾警告说：“当一个人无法理所当然地居留在他出生之地，或非出己愿地要选择离开时，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比他享有自由与公正的公民权受到威胁更加严重的问题。”（注32）
他们完全丧失了构成人的尊严最基本的“自己生长的世界”，完全丧失了人权，这种悲惨正是难民们痛苦的根源。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最初于1950年成立时，不过是一个暂定的机构，主要目的是保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欧洲难民。后来发生匈牙利十月事件，导致大批难民出现，而亚洲、非洲及其他地方也相继发生难民问题，使该机构的任期不断被延长，直至2003年，联合国大会才通过一项决议案，把任期延长到“直至难民问题得到解决”为止。（注33）
至今，UNHCR致力协助难民，为他们作出极大贡献，我们SGI也在各方面尽力提供支援。
但是今日的世界越来越混乱，难民问题也越来越棘手，逃亡外国的难民、在自己国内颠沛流离的人，以及寻求庇护的人多达5120万人次，其中过半数未满十八岁。（注34）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被迫离乡背井超过五年的“长期难民”情况。他们占了受UNHCR支援难民的半数以上，而且他们成为难民平均已有二十年（注35）之久，这意味着他们的子孙辈也同样地过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不安的生活。
无国籍人民的问题同样令人感到震惊，据估计世界上有约一千万人受这问题影响。（注36）没有国籍就被一切医疗保健和教育制度拒于门外。为了守护家人的安全，有些人甚至不得不隐蔽身份国籍暗地里过活。而且越来越多为逃避人权压迫或暴力而离开家园的父母的孩子，一出生就因得不到出生证明而沦为无国籍人民。UNHCR从2014年11月开始推行了要在十年内消除这无国籍人民问题的运动。
牧口会长于其1903年著作《人生地理学》中提出人的三种自觉：一、扎根于社区的“乡民”自觉；二、立足于国家社会生活的“国民”自觉；三、意识到自己与世界息息相关的“全球公民”自觉。
牧口会长强调，人要同时拥有这三种自觉方可发挥其多面的可能性，并生活得丰富多彩。
从这点来看，长期难民和无国籍人民被剥夺的，不单是以一名国民的身分参与自己国家社会生活的机会，也包括在社区内和邻居们交往，以及和其他国家人民为了营造自己理想的世界而联手行动的机会。
假如要体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指望的包涵“所有地方、所有人”的全面性，那么把消除这些人的痛苦，定为联合国创造性进化的主要目标是势在必行的。这完全符合《世界人权宣言》极力主张的“普遍性人权”宗旨。
除了上述的难民问题，我们还急需解决影响2亿3200万国际移徙者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社会日益动荡不安的国家，外来劳工往往不受当地人欢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甚至会受到歧视和排斥。正因为如此，受正规雇用的机会，以及受教育、享有医疗服务等权利受到大幅度限制，即使在生活上受到不当待遇也不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考虑到外来劳工和其家属被边缘化，而感到孤立无助的问题不断加剧，联合国已展开行动，尝试纠正这样的误解和偏见。于2013年10月的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High-level Dialogu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上，各国政府同意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反映国际移徙对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我认为这样依然不足够，除了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此问题，还有必要把维护外来劳工及其家属的尊严及基本人权，明确地列为该目标的其中一个项目，并强调要消除他们所面临的苦境。
现有的国际移徙保护对策需要被加强，这包括早于1990年12月通过却只得到少部分国家签署的《移徙工人公约》（注37）（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所提倡的确保“体面劳动议程”（Decent Work Agenda）。
我还想进一步提议设立让同属一个区域的邻近国家合作，来改善难民处境的机制。收容为数众多难民的区域特别有此需要。
近年来，除了武力冲突，天灾和异常气候等也是造成大批难民出现的原因。关于这问题，我想特别提一提为了2016年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而于各地区展开的磋商会议。举办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商讨对策，让全球社会更易于合作，共同化解纠纷、贫穷、天灾、异常气候等所引发的人道危机。
于2014年在东京召开的磋商会议着重讨论应对灾难的策略，再三指出确保受灾户有机会在人道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令他们自强起来以便活得有尊严的必要。
这也是我们SGI在参与灾区的重建工作时最重视的一点。身心饱受创伤的人，最能体会处境相同的人所受的苦。如此以人的同理心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可以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援，激发他们勇于迈步向前的意志力。
联合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将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四周年的今年3月在仙台举行。作为其关联活动，SGI会与其他团体一同主办以“通过减少灾害风险的合作加强东北亚地区的韧性”为题的会议。届时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民间社会代表会出席，与会者将讨论如何加强减灾、重建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东北地区的创价学会青年会员也会主办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着重青年在灾后重建中扮演的角色”为题的论坛。此外，我们也会参加多项为探讨以信仰为基调的组织于减灾方面的角色而召开的会议。
这些活动的重点是商讨如何让灾民自强，使其成为增强社会韧性的主体。这与因长期化难民人数不断上升，而需要确保难民尊严与人权受到维护的问题是同样重要的。不管遭遇人道灾难的人所受的苦出于何种原因，其本质是一样的：他们被迫离乡背井，人生与生活的基础遭摧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可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
现在百分之八十的难民由发展中国家收容，在非洲采取措施来处理长期化难民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注38）（ECOWAS）正在尝试建构一个区域性的合作框架。
某个调查作出了如此推断，引人深思：作为应付长期化难民问题的对策，一些地方推行了“实际融合”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际融合”有如下的特征：一、没有被强制遣返的危险；二、不被强迫住进难民营；三、无需依靠援助来维持生计；四、享用当地的教育、职业训练、医疗制度；五、通过庆吊仪式融入收容国的社会。调查指出，“实际融合”正在非洲的一些农村实施。（注39）
ECOWAS部长理事会于2008年主张，让难民享有与ECOWAS加盟国公民没有区别的待遇。响应此主张，栖身在尼日利亚及其他国家的难民得到出生国所颁发的护照，让他们的地位由难民转为外来劳工，也给了他们在收容国定居的机会。
我的朋友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曾说：“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才是正义的根本。”（注40）
非洲自古以来盛行人民交流，对不同文化的人也包容接纳。我认为这种精神，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
五十五年前我首次访问联合国时，看到许多独立不久的非洲国家代表意气风发地参加议论，这情景让我印象深刻，也使我确信二十一世纪是非洲的世纪。
如曼德拉前总统的人权奋斗、环境活动家马塔伊博士的植树造林运动等，这些象征着人类冀求的“和平与人道的二十一世纪”将要落实的伟大挑战，都是从非洲发起的。
尽管困难重重，非洲各国仍然尝试通过区域性合作来处理难民问题。在联合国即将通过新的《国际发展目标》之际，非洲所积累的智慧与经验，可以如南非反种族隔离制度斗士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所说的那样，“给世界一张有人性的面孔”（注41）。
我希望见到收容众多难民的亚太地区，以及因叙利亚内战等问题而难民剧增的中东地区等向非洲看齐，加紧区域性合作。
作为一个关键步骤，我想建议收容难民的国家与邻近诸国合作，采取行动促使难民自强。更具体来说，我建议在区域性合作下设置国民和难民都通用的自强体制，为全体难民和收容国的青年和妇女提供教育和就业援助。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难民支援体制，难民可以通过这样的体制与当地民众加深联系，整个区域会因此变得更具韧性。
废除核武器
第二点就是为了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共同行动。
联合国成立后大会首次通过的，是关于原子武器的决议。在草拟《联合国宪章》的期间，原子武器的存在还没有被公诸于世，所以议论只集中在安全而不是裁军的问题上。该宪章于1945年6月制订，约一个月后，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有关这事件的新闻传遍世界各地，世人为之震惊，迫切期待联合国会对此前所未有的挑战作出反应。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表明要毫无例外地完全废除这类武器：“摒除国防军备中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为广大破坏之主要武器。”（注42）
虽然这呼吁因冷战局势紧张而几乎被淡忘，但于1950年推行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Stockholm Appeal）招募了上百万的签名，据说对不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而隶属东西两方阵营的科学家们也于1957年成立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以应对来自核武器的威胁。这些民间社会所展开的行动，为订立一个管制核武器的国际法律制度铺路，再加上1962年把全世界推到核战争边沿的古巴导弹危机所带来的教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终于在1970年问世。
签署NPT意味著作出承诺，要真诚地促进核裁军，以完成联合国自创建以来开始推行却尚未完成的计划。NPT至今已经过了四十五年，但仍然未能达成消除核武器的目的，连核裁军也停滞不前。
呼吁建设“无核武器世界”的行动近来出现了新形态。去年10月，一百五十五国和地区签署了《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the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Weapons），联合国约八分之八十的会员国藉此明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皆不允许使用核武器。
另外，从2013年3月于挪威奥斯陆举办的核武器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Conference on the Humanitarian Impact of Nuclear Weapons），到分别在墨西哥纳亚里特州，以及上个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国际会议，这三个近年召开的主要国际会议皆以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为主题。
我认为在这一连串的会议所验证的事实中，以下三点尤其重要：
一、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都不可能充分地应对引爆核武器后最初所导致的紧急人道主义事态，并为受影响的人提供足够的支援。
二、引爆核武器所导致的冲击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会带来长久的毁灭性效应，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三、引爆核武器所导致的间接效应包括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破坏生态系统，而且这些效应会集中在贫穷弱势族群的身上。
于维也纳的会议，美国和英国代表首次参加，两国对围绕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而进行的议论公开表示理解。这说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是谁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即便是有核武器国也不例外。
但是一旦牵涉到今后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意见就开始分歧。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国家都赞成，为了回避使用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唯一的确切方法是消除该武器。而另一方面，有核武器国和其盟国仍旧坚持核威慑政策有必要延续下去，而无核武器世界是要逐步实现的。
尽管这两个立场之间似乎有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但其实双方皆伫立在同一个岩基上，那就是对核武器灾难性后果的顾虑。签署《共同声明》的国家与没有签署的国家皆持有同样的顾虑。重要的是，要以这份顾虑为我们的出发点，寻找该展开些甚么共同行动，来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
理解到这一点，有核武器国不可不考量到，所采取的措施不只是要让自己国家和同盟国家，而是要让所有国家皆无需面临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惨祸。在此，我想从多个角度检讨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谈一谈其破坏力以外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核武器跟其他类型的武器在本质上有所区别。
首先要考虑的是，核武器所造成的冲击有多严重，即这类武器于瞬间能毁灭多少东西。
我对维也纳会议的结果报告和摘要（Report and Summary of Findings of the Vienna Conference）中的一段话深有同感：“与否定人性、现在谁也不会接纳的拷问问题相同，使用核武器所带来的惨祸不只是个法律上的问题，也必须从道德上予以判断。”（注43）这正是我恩师户田会长在冷战局势越来越紧张、核军备竞赛日益激烈的1957年9月发表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中最想强调的一点。
户田会长说：“现在世界各地展开禁止核武器、原子弹实验运动，但是，我最想做的是把隐藏在其背后的魔爪摘除掉。”（注44）
佛法指出，对人的尊严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他化自在天”，那是一切生命皆具备的根本迷惘，是一种把人贬为微不足道的存在、把生存的意义剥夺的生命状态。
户田会长指出，潜藏在核武器深处的是这种极端的邪恶性质。故他主张不能只止步于禁止核实验，并驳斥了以众多民众的牺牲为前提的核威慑逻辑。这是从根本上消除核武器威胁的方法，在维护世人生存权利的名义下，我们必须锲而不舍的将之实现。
在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此设立于户田会长发表宣言同年的组织中，曾多年担任举足轻重角色的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1908－2005）博士作过如此评价：“处理核武器问题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法律上的处理方法，另一种是道义上的处理方法。作为宗教人士的户田先生选择了后者。”（注45）
对于严刑拷问，已经确立了于任何情形下也不能把它正当化的严厉禁止规范，同样的，核武器的问题也理应从道义的角度来处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紧随美国之后，成功地研发了核武器，之后英国、法国、中国等也相继成功。NPT生效后，核武器扩散之势仍有增无减。全球核武器对峙的僵局已经被国际社会视为不可改变、无法动摇的事实。那是实施核威慑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核威慑说白了就是“歼灭敌方的人民”和“让自国也承受沉重损害”的逻辑。
正如户田会长所指出，核武器的危害不分“敌我”，于一瞬间歼灭社会和文明所造就的一切，抹去每个人曾生存过的迹象，夺走所有事物的存在意义。
田边雅章目前在推进一个尝试通过影像，反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前原貌的计划。他说：“无论使用何等先进的CG技术，有些东西是绝对无法复原的。”（注46）他一语道出事物一旦被毁，就无法复原的事实。
一个笼罩在核威慑政策阴影下的世界，是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歼灭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显得脆弱不稳定。这种反常的状态是造成虚无主义萌生的温床，人类社会和文明会被其严重腐蚀。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014年12月的维也纳会议上，与会者谈到只要有核武器存在，就必然存在由于人为错误、技术缺陷、网络攻击等而导致“偶然性核弹引爆”的危机。然而这问题并不在核威慑理论的预料范围内，核威慑政策并没有把这问题列入应考虑事态，而且危机的大小与采用核威慑政策国家多寡成正比，越多国家采用，危机就越大。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际，美苏首脑花了十三天时间来化解危机。但是，假如一枚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偶然或意外的情况下遭发射，导弹仅需十三分就可抵达攻击目标。逃命和疏散的机率渺茫，受攻击的城市和其民众会毁于一旦。
不管人们为了享有幸福人生而付出多少心血，也不管文化和历史如何长年累月地发展至今，一切在那一瞬间都化为乌有。这溢于言表、违背常理至极的地方，正是核武器的非人道性质，假如只通过数据来检视核武器惊人破坏力，是不易察觉得到的。
接着我想谈论核武器的第二个非人道特征——持续研发核武器和使之现代化会促成一种扭曲格局。
在维也纳会议上，核试验的影响首次成为受讨论的议程。
日文的“被爆者”（hibakusha）（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一词，已成了世界的通用词汇，现被用以形容所有苦于核武器辐射能之人，其中也包括受到世界各地超过二千次核试验影响的所有人。
据估计，马绍尔群岛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Islands）于过去进行核试验的十二年间，每天都要忍受威力相等于1.6个广岛型原子弹的炸弹轰炸。（注47）事实证明，标榜可以制止使用核武器的核威慑政策，实际上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是说，靠威胁来震慑威胁的核威慑政策激发了一场核军备竞赛，招致了以实验为名目而进行的无数次核试爆，造成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外交部长托尼・德布勒姆（Tony deBrum）所说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应该负起的重担”（注48）。
自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成立以来，核试验几乎完全停止。可是尽管有一百八十三个国家签署，CTBT依旧没有正式生效，而只是勉强维持这种暂停核试验状态。
而且CTBT没有禁止核武器现代化，当某个国家开始把核武器现代化，其他国家也肯定会跟随，只要核威慑政策依然存在，这样的格局是无可避免的。全世界为核武器所拨出的年度预算如今已高达1050亿美元，但这金额估计还会继续增加。（注49）这庞大的资金，要是用于有核武器国的福利、保健等事业上，或用于支援人民苦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数不胜数的人民的性命及尊严都会得到保护。
持续研发核武器本身，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的原则——“尽量减少世界人力及经济资源之消耗于军备”，同时这非人道之举还会延续上述的全球扭曲格局，逼迫生活原本可以改善的穷困人民继续在危险的环境中忍辱偷生。
核武器的第三个非人道特征是，维持核武器体制的国家经常会被卷入紧张的军事状态。
于2010年的NPT审议大会上，有核武器国都承诺要迅速“进一步减少核武器在所有军事和安全概念、理论和政策中的作用和重要”（注50）。各国代表虽然报告了各自在去年取得的进展，但报告内容没有透露任何实质性改变。许多有核武器国领导人都认为现今使用核武器的机会极微，而且核武器也不适用于应付现今的威胁，但仍然执着于核威慑政策，这妨碍了他们遵守有关进行核裁军的承诺。
有核武器国目前还未能完全消除自己国家和盟国受核武器攻击的忧虑。尽管如此，还是需要优先考虑逐步除掉造成紧张局势的因素，以及营造适宜的环境，以致不再把“以核武器来威吓”当作唯一的应对方法。
而且不单是使用核武器，1996年的国际法院提出了咨询意见，表明以核武器去威吓他国也属于违法行为。
负责审理的费拉里・布拉沃（Ferrari Bravo）法官在咨询意见的附带声明中指出：“《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同第五十一条之间的鸿沟就好像一条河。主要是由于投入威慑这块无比巨大的石块，河流变得越来越宽，以致需要建筑一条跨越两岸的桥梁。”（注51）这句话显示，核威慑政策的继续存在，改变了草拟该宪章之人当初对自卫权的定义及实施的理解。就是说，第二条第四项在原则上视使用威胁或武力为不合法，而第五十一条则规定，单独或集体自卫是直至安全理事会行动为止的暂时性措施。然而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时时做好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准备成为一种必然。原来的应急措施，演化成常有的状态，颠覆了该宪章的原来宗旨。
冷战结束后这格局也丝毫没有改变。即便国家间没有发生武力冲突，也没有出现对立局势，核威慑政策以威胁使用核武器为依据，依然令不少国家陷入紧张的军事状态。
有核武器国和其同盟国间沉溺于保密工作，旨在确保关于其核武器及相关设施的情报不会泄漏出外。另一方面，其他国家感受到来自有核武器国的威胁，觉得有必要研发自己的核武器系统，强化自己的军备。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为了防备而先行对他国行使武力的结果。
鼓吹核威慑政策之人一贯强调，那是防止使用核武器的关键。然而倘若人们放宽审察核武器本质的视野，让生活在核武器时代所牵涉到的各个方面也映入眼帘，就可以看清这政策对我们的世界所形成的负担到底有多沉重。
自从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以来，就没有再出现核武器被用在战争上的情形，我相信，这并非拜核威慑理论所赐，其原因出于使用核武器会带来毁灭性人道主义后果这沉重的责任。事实显示，那些处于核保护伞之外的国家，从未成为核武器的攻击对象。那是因为许多国家在采取如设立无核武器区的措施时，曾宣誓要集体放弃核军备，这承诺具有道义上的重量，对其他国家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
在上月（2014年12月）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上，考虑到核武器所能造成的非人道后果和危险性，奥地利以参加国而非举办国的立场发表宣言，表示要与所有共同利益者、国家、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合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
在会议举行之前，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与SGI在民间社会论坛上召开一场题为“宗教团体联手对抗核武器：燃起希望、鼓起勇气”的跨宗教专题研讨会，来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佛教的信徒共聚一堂，探讨如何废除核武器。与会者把讨论结果汇集为《共同声明》，宣誓要致力创建无核武器世界。这份《共同声明》作为民间社会的意见，在维也纳会议的一般讨论会上发表。
我认为，能否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展开所需的共同行动，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七十年后的今年，究竟能集结多少类似上述誓约是最大的关键。
在此，我要提出二个具体建议。
第一就是基于NPT，落实新的核裁军制度。
201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非常重要的决议，要求各国于2015年的NPT审议大会上，敦促NPT缔约国在2015年审议大会期间探讨拟定NPT第六条所设想和要求的有效措施的各种选择办法。（注52）自从于1995年无限期地延长NPT以来，虽然达成各种协议，但在实行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课题堆积如山。
联合国大会这项决议得到一百六十九国赞同，也是因为大家都察觉到，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的核问题处理过程潜伏着危险。
所以我提议尽量召集更多国家首脑参加今年的NPT审议大会，并且在议程中加入一场论坛，以便汇报在各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过的关于核武器人道影响的调查结果。鉴于在2010年的审议大会上，所有NPT签署国一致对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毁灭性人道后果表示担忧，我希望各国首脑或代表在今年的审议大会上发言时，介绍自己国家在防止此后果出现方面的计划。我还要建议审议大会应深入商讨如何制定NPT第六条所要求的有效核裁军措施，最终为此设定新制度。
NPT一般被认为有三个核心原则——防止核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和核裁军。前两个原则已有CTBT组织、多个核安全峰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推进。然而，目前还没有任何机构在负责确保NPT中关于核裁军的原则会继续受到关注讨论，或该裁军义务会被遵守。
基于2000年审议大会所制订的“明确承诺实现彻底消除其核武库，实现核裁军”，我提议增设一个NPT核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NPT的附属机构，该委员会将确保各国会迅速且具体地遵守承诺。
NPT规定，假如有三份之一或以上缔约国请求修正NPT的内容，就必须召开会议以审议修正案。NPT核裁军审议委员会可以通过这过程成立。委员会将负责协调各项裁军计划和认证体制，致力扩大核裁军的规模，使之成为无法阻挡的洪流，为成立无核武器世界铺平道路。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缔结《核武器公约》。虽然困难重重，问题堆积如山，但我认为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的今年，开始为制订《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完全合乎时宜。具体来说，我提议在详尽检讨今年NPT审议大会的成果之后，着手设立一个可供协商的平台。
二年前，联合国推出了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负责就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以建立和保持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而拟定建议。我提倡把这设置为协商的场所，并且为民间社会提供参与协商的常设席位。
联合国大会曾于2013年表决，呼吁于2018年之前举行联合国核裁军问题高级别国际会议，我想进一步吁请把会议定在明年2016年举行，这可以成为制订《核武器公约》的开端。我强烈敦促作为唯一在战争中尝过核武器威力之国的日本，要积极和其他国家及民间社会合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理想。
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会于8月在广岛举行，世界核武器受害者论坛也将于10月和11月在广岛举行，而帕格沃什会议的长年大会则将于11月在长崎举行。
SGI也准备和其他NGO合作，于9月举行废除核武器全球青年峰会。去年，日本创价学会的青年会员收集到512万人要求废除核武器的签名。我希望与会者在峰会上采纳一份青年宣言，宣誓要为核武器时代划上休止符，期待这能让世界的青年更具凝聚力，联手支持《核武器公约》的成立。
汤因比博士与我交谈时强调，解决核武器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世界对拥有核武器行使“自律否决权”（注53）。今年1月21日，美国和古巴开始就邦交正常化进行谈判。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前一年断交，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那场危机是因为美国和苏联行使了“自律否决权”、即决定不使用核武器而得以化解的。
在展望缔结以禁止核武器为目标的《核武器公约》时，我遐想各国相继承诺行使“自律否决权”，如此积少成多，最终造就一个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无须担心会经历核武器可怖危害的时代。
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
我最后想提议的共同行动，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
在应对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时，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各国不但要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所得到过的教训，还要共同摸索能转向一个循环型社会的方法。这对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一个重要步骤。除此之外，我还要强调，邻国之间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此，我提议日本、中国与韩国协力建构一个模范区域，将培养人才及其他方面的最好技术集于一处，并把成功的事例公诸于世。
去年11月，日中首脑会谈经过二年半之久又再召开。见到长期处于冰封状态的两国关系有了初步改善，作为一个长年为促进两国友好献上棉薄之力的人，我深感欣慰。
紧随其后，日中双方去年12月举行了日中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今年1月12日又就成立日中海上联络机制进行谈判。这样的机制对缓冲争执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期待会如两国首脑所约定那样于今年内落实。
今年是日本与韩国恢复邦交五十周年。尽管日韩两国的紧张政治局势有待缓和，两国人民往来依然日益频繁，每年皆有超过五百万人次穿梭于日韩两地，这还超过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数目。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日韩关系于1965年正常化初期，此数目仅为一万人次。各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对彼此国家持有不良印象的日本和韩国人民占各国人口很大比例，但仍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认为两国有必要维持良好关系。
除此之外，日中韩三国这十多年来展开各方面的合作。我对此持有很高的期望。其中，始于1999年的环保方面合作，迄今已扩大到超过五十个协商体制，其中包括十八个定期举办的部长级会议，以及上百项合作计划。为了让类似合作更蓬勃发展，有必要重开因政治局势紧张而中断了三年的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可持续发展目标》成立的日子在不断逼近，为了让目前关系好转的趋势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早日召开三方首脑会议，并于会议上缔结一份正式协议，将整个区域设置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我敦促三国首脑在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今年，基于这场战火给予世人的教训宣誓不战，并携手合作推进联合国即将推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从中建立牢固的相互信赖关系。
我曾和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韩国的李寿成前总理等两国领导人和有识之士对话，共同探讨如何促进日中、日韩友好，为世界作出有长远效益的贡献。
对化解法国与德国数百年恩怨有莫大贡献的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在1950年为欧洲诸国进行谈判时主张：“我们是为了完成一项共同的任务而聚集在这里。我们的谈判并非为自己国家而是为所有人争取利益。”（注54）
日中韩三国于2011年9月成立日中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注55）。秘书处的一项职能是确定可行的三国合作专案。我希望三国为公共利益着想，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有专案规划为其合作事宜。
上面已经讨论过，在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减灾大会举行之际，作为该大会的周边活动，SGI将在日中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的支持下主办一场研讨会。与会者为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民间社会代表，他们将讨论如何加强在减少灾害风险、灾后重建等方面的区域性合作。我相信，这种在草根阶层展开的活动可以配合各国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开区域性合作。
为此，我要就如何增进草根交流，提出两个建议。
第一是扩大青年交流。回顾二战后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于1963年缔结的《爱丽舍宫条约》（Élysée Treaty）开启了青少年交流的时代，这在法国与德国的关系改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长年的敌意由深厚的友谊取代”（注56）——这句话出自一篇由法国外交部长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和德国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为了纪念缔结《爱丽舍宫条约》五十周年，于2013年联手执笔的文章。正如这句话所说，至今有八百余万青少年有机会到交流伙伴国住宿或留学，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两国建立了坚韧的友谊纽带。
八年前日本、中国和韩国推行了一个青年交流计划，我希望更多类似的文化教育交流会在高中生之间及大学生之间展开，更期待见到成立一个日中韩青年伙伴制度，让年轻人群策群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参与三国其他的合作计划。
对每位参与者而言，与他国青年并肩挑战环境及灾害等棘手问题，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他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自己在亲手塑造自己的未来。况且这样的经历，作为一辈子的财宝，还会在他们心中构筑长久的友谊及信赖。
1985年，日本创价学会青年部和中国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签订了交流协议，于三十年间一直进行友好交流。2014年5月，双方又再次签订今后十年的交流协议，同意把日中友好潮流更向前推进一步。另一方面，日本九州创价学会青年也一直与韩国进行各种交流活动。年轻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是构筑和平、富有人性的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因素。
我的第二个提议，是以《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期限的2030年为目标，在日中韩三国之间建立更多友好城市（亦称姐妹城市）关系。
回顾四十年前和周恩来总理会见时，我们至为关心的，就是如何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1968年9月，我发表演讲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我在那时指出：“唯有建立在两国人民互相理解和交流，增进彼此的利益，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基础上，邦交正常化才显得有意义。”周总理也认为，只要日中人民之间有真正理解和信赖，两国友好就能万古长青。会见时周总理谈到他年轻时留学日本一年半的经历，我相信这决定了他后来对中日友好的价值观念。
1916年，在周总理留学日本前一年，日本政治思想家吉野作造曾就日趋险恶的日中关系如此写道：“只要国民间有信任和尊敬的关系，尽管不时发生政治、经济等问题导致双方反目或有所误解，那彷佛海面被风吹拂而泛起的波浪，而作为海底深处洋流的亲善关系是不会动摇的。”（注57）
这也是我一贯的信念。假如不同国籍的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关心彼此的幸福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大树可以经得起任何风雪，茂盛枝叶会伸展至久远未来。
目前，日本与中国之间有三百五十六个地方政府友好城市协议，日本与韩国之间有一百五十六个，中国与韩国之间也有一百五十一个。三国有必要齐心协力提升这些数字，促进更多城镇建立这样一对一的友好关系。
创会宗旨
在作出以上的具体建议时，我深切了解到，追根究底唯有在一般民众皆站在同一阵线的情况下，人类在迎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他课题时才可取得蓬勃的进展。
四十年前的1月26日，SGI于美国关岛，在来自世界五十一个国家与地区代表的见证下成立。当时我心头浮现户田会长“要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的热切期望，还有他对“全球公民”的展望。因此在会议的芳名录上，我在署名旁国籍一栏写上了“世界”。这代表了我要完成恩师遗愿的誓约。
会议上，与会者一致通过了一份宣言，表达了SGI的创会宗旨：
“为了创造和平，比政治经济更强的纽带，就是自觉生命尊严的民众与民众心连心的团结……永恒的和平，只有全人类能享受幸福，才能真正实现。所以，我们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人类的长存，本着‘如何能作出贡献’的慈悲理念，作为今后新思想的支柱而活跃。”
现在SGI已经发展到世界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和地区，这份精神是历久不变的。
为了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并从地球上抹去“悲惨”二字，我们今后亦会继续以对话和友谊为基础，致力创建一个人人尊严皆受到维护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