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地球的价值创造（2014年）
2014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
为纪念1月26日的第三十九届“国际创价学会（SGI）日”，SGI会长池田大作以《变革地球的价值创造》为题，发表了纪念倡言。
倡言中，首先提及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益发严重的受灾情况，以及今后为了应付这些天灾人祸而需要提高人们和社会韧性（resilience）的意义。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全球社会”，作为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挑战，提出三个要点：
①经常以希望为出发点的价值创造
②团结互助来解决问题的价值创造
③唤醒自他善良本性的价值创造
并通过南非共和国纳尔逊・曼德拉前总统的信念，日莲佛法所说的“誓愿”的生活方式和“十界互具论”，呼吁建设所有人的尊严皆能被重视的社会。
继而，作为令这挑战步上轨道的方策，提倡把教育和青年加进联合国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以及在联合国的框架中设置“全球公民教育计划”。又强调加强與邻近国家间应付灾害和异常气候的合作，可以改变国家安全的质素，提议在亚洲先行树立一个榜样，推进“日中韩首脑会谈”，积极进行对话。
最后提到核武器问题，提议于广岛、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七十周年的明年，举行一个以世界青年为主的“废除核武器首脑会议”，通过为核武器时代划上休止符的宣言和发表核武器非人道影响《共同声明》等。在这基础上唤起国际舆论，早日缔结《核武器公约》。
以下为本文
为纪念国际创价学会（SGI）创办日（1月26日），我要和大家一起思考如何能把二十一世纪的潮流导向希望、团结与和平的方向，以及探讨如何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让所有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
去年，世界经济有着轻微恢复的迹象，各国的军事预算也出现减少倾向。但与这明朗的征兆成对比，国际上的纠纷和内战所带来的人道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而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也相继带来严重的祸害。
尤其是日趋严重的叙利亚情势。纠纷进入第四年，二百三十余万人被迫逃亡外国，而六百五十万人在国内也要强忍避难的生活（注1） 。我衷心祈愿尽早停战，确保人道支援能顺利进行，齐心合力去恢复国家的和平。
去年（2013年）11月，史无前例的猛烈台风袭击菲律宾，六千余人牺牲，约四百万人成为灾民。为了阻止人道危机事态恶化，尽快救援处于恶劣环境下的难民和灾民，我们需要国际社会强力的支援。
近年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祸害越来越严重，除了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支援，还要早日从“如何防备如此的威胁”、“面对危机时如何应对，如何重建”等观点去考虑。为此，一些专家指出需要提高社会的“韧性”（resilience）。
“韧性”一词本来多用于物理学范畴，指物质遇到外部压力后要恢复原有状态的“弹性”。现在套用于，当遇到环境破坏或经济危机等严重打击时，使社会恢复原状的“社会恢复力”。最近这概念在各个范畴备受瞩目。
在自然灾害范畴来说，就是指加强防灾与减灾（减低灾害程度）等能抑制祸害扩大的“抵抗力”，重视遇到大型灾害时能克服眼前困境并指向复元的“恢复力”。
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建筑物的抗震力，整备社会陈腐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人的因素。如美国作家安德鲁・佐利（Andrew Zolli）和安・玛丽・希利（Ann Marie Healy）写道：“在我们访问过的地方，社会韧性强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坚实的社区。”（注2）
就是说，有必要着眼于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坚固的人际网络。这些无形的“社会资本”（注3） ，关系到从底层支撑着社区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活力”，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有关这韧性的重要性，我和和平学者凯文・P・克莱门茨(Kevin P. Clements)博士在进行的对谈中也成为话题。我们都认为，这不仅限于灾害时的事后对策，甚至对于变革社会的根基方面，例如联合国所做的从“战争文化”转到“和平文化”的呼吁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着这个观点，我认为不要把韧性这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可能性只局限于“应对灾害等威胁的能力”这范畴，要积极地把它扩展为“为开创一个希望的未来而应该发挥的能力”，发展为一个人们积极参与发挥的挑战。就是说，不但是一种应对威胁的能力，也是一种以创造未来为目的，在任何社区，无论是谁也能参与的“韧性强化运动”。通过这人类合力推进的大业，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建筑一个宝贵的基础。
展望这远大挑战，令我想起二十世纪伟大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所说的话：“我们的命运并非注定要让历史重演。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令历史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注4）
这里所说的“令历史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究竟指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在每个人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了人类、社会和未来，不断地挑战，创造出唯独自己方可创造的价值。
2002年，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作的倡言中，我呼吁“看似绕远路，不过我确信一切还是要回归到人，唯有从开拓、变革人的生命出发的‘人性变革’（日语：人间革命），才是实现‘全球变革’的王道。”
我们SGI所说的“人性变革”，是发掘每个人内在拥有无限可能性的自强过程。所以，假如只局限于个人的内在变化，就无法尽情发挥其真正的无限价值。从这“内在变化”所产生的勇气和希望，升华成为能改变严酷现实、创造价值的力量，才能掀起“社会变革”。只有积聚如此个人和社会的变革，才能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向解决人类面对的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变革”之路。
在迈向“全球变革”的路上，沉溺于苦海的人民重获笑容，而通过他们的自强过程，又引发无限的可能性，同心协力勇于向全球性问题挑战——如此微观与宏观的变革双管齐下地前进，掀起变革时代的浪潮，我认为这就是“创造价值”的挑战。
这次，为了提高人民超越各种威胁的韧性，更而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作为其原动力，我要就以下三个观点提出意见。
①经常以希望为出发点的价值创造
②团结互助来解决问题的价值创造
③唤醒自他善良本性的价值创造
经常以希望为出发点的价值创造
2013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简称ATT)。这是第一个管制常规武器进出口贸易的条约。其内容囊括从坦克、战机等大型武器至小型武器及轻武器的常规武器。
跟《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Mine Ban Treaty）、《集束弹药公约》（Convention on Cluster Munitions）一样，这条约也是因为非政府组织(NGO)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而得以通过的。这些充满希望的例子，都证明了只要秉持明确理念，民众齐心合力起来行动时，定能为历史带来崭新的变化。
作为长年以来一直呼吁管制武器买卖的其中一人，我热切期望这条约尽早生效，以避免侵害人权和残虐行为的武器扩散。
现今的世界，纠纷和内战频频发生，武装势力和犯罪组织的暴力行为横行于世，肆意剥夺他人的性命，或令人终生留下身心的创伤。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为了争取妇女接受教育权利，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优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二年前遭塔利班枪手企图暗杀事件。她头部和颈部中枪，一度情况危殆。奇迹般地幸获生还后仍不屈于暴力，继续她的信念。去年7月，她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上讲演，透露了自己的决心。
她说：“我的人生一点都没有改变，有的就只是我的软弱、恐惧和绝望已灭，而坚毅、力量和勇气已生……我还是同样的马拉拉。我的抱负还是一样，我的希望还是一样，我的梦想也是一样。”（注5）
之后虽然她仍然受到诸多恐吓，但一步也不退缩，坚持自己信念的行动。支撑着她的是什么？是要为和自己同样受到不合情理的压迫和待遇而苦不堪言的所有妇女和孩童们伸张正义，要改善目前的状况挺身而起的强烈意志。
每当遇到天灾或经济危机等突发性威胁，或于日常中一直受到政治弹压或压榨人权等威胁，人会因过度的恐惧、悲怆或痛苦而陷入绝望的深渊，不知所以。但是，假如我们让这种绝望吞噬自己的心灵，陷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还会令同样的威胁在各地陆续发生，而且益发嚣张猖狂。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悲惨体验出版成书（注6）的精神病学家维克托・E・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博士说，能超越这绝望的人性之光，只有在“为了某种大义、为了某人而苦恼时”（注7），才会开始熠熠生辉。
弗兰克尔博士描述当遇到苦难时，人的精神会如何应对：“重要的是，以什么态度去接受人生中无法回避的命运的打击。所有人到最后一口气为止，都能争取到体会生存意义的机会。”
博士把这种精神称为“态度价值”（attitudinal value）。那就是“无论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之下，人生都有其意义”。本着如此理念，面对苦难时，生命光辉会成为其他苦恼人群的勇气明灯，正是一种“把个人悲剧变为人类胜利”的价值创造过程。
在弗兰克尔博士遭遇到人生最大苦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日本的思想统制下，为了与军政府对峙而被收监的创价学会首任会长牧口常三郎，也提出了与“态度价值”异曲同工的“人格价值”，指出传授这价值观应是教育最大的目的。
他在出版自己的教育学说时，通过与同样是教育工作者的弟子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商议，把这学说称为“创价教育学说”，以表示创造价值的意思。这套《创价教育学体系》自出版以来，明年将迎来八十五周年。
牧口会长在书中举出一个“人格价值”的例子，说这种人通常不太引人瞩目，但一发生任何事情时，周围的人都会说，“幸亏有他在”等话，备受众人景仰，在社会上常起到结合人心的作用。（注8）
于现代，以其“人格价值”为世界人民带来勇气和希望的良好典范，就是于上个月（2013年12月）去世的南非共和国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前总统。
由于恶名昭彰的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先生被收监二十七余年。在狱中，他接到母亲的死讯，以及妻子被逮捕、长子死于“意外事故”等噩耗。虽然悲惨的命运接二连三地袭击，但他毫不屈服，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希望是个强大的武器，即使失去其他的一切也无所谓。”（注9）
之后在孙女诞生时，曼德拉先生为她取名为“Zaziwe（希望）”，一个一直支撑着他长达一万日艰苦狱中生活的词汇。他后来写道：“我确信她会成为种族隔离已是遥远过去记忆的南非新一代人的一员……这是我的梦想。”（注10）他以坚强的意志，誓言要奋战到这美梦成真为止。
我和曼德拉先生见过两次面。虽然我们所走过来的路不同，但是“所有人的尊严都被尊重的社会”是我们要耗尽一生实现的共同目标，这个话题令我们谈得很投机。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曼德拉先生认为开创出废除种族隔离这历史新篇章的，并非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凝聚众多人民努力的成果。1994年5月，在他当选为南非总统之前，面对国民所讲的一番话正显示了他这信念。
“大家为了要使这个国家回归人民之手，一直表示着稳重和坚毅的决心，所以现在能从屋顶上欢呼：‘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注11）
从这一点来看，曼德拉先生的一生就是体现了“人格价值”的实例。那并非属于某些特别的人，而是所有普通人都俱备并且能够发挥的。另一方面，弗兰克尔博士所提出的“态度价值”，则强调无论处于任何严厉的环境之中，只要一息尚存就可以发挥到底。这是在价值创造的挑战中并存的两种因素。
希望的力量
我们所信仰的佛法哲学，教导我们一种胸怀“誓愿”的生存方式，指出无论自己处于如何困难的环境当中，也能够把这环境作为达成自己使命的场所，编写出希望的人生剧本。
日莲(1222－82)于十三世纪的日本，向当时的为政者高呼：“生于王地，身随心不随”（注12），显示出他那不为任何环境所支配的尊贵自由精神。
当时的日本，受到地震、台风等天灾侵袭，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日莲为了解救深陷苦海的人民，曾接二连三地对当时为政的幕府进谏，指出政道的错误。为此，日莲除了被袭击、宣判死罪、二次流放，仍宣称“无一度退却之心”（注13），为了解除众生之苦痛而一步不退地坚持他的信念。
接踵而来的灾难，令人民差不多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但当时盛行的三种宗教，还散布着令人完全丧失生存力气的虚无思想。日莲奋力对抗这些思想潮流，竭尽所能鼓励被苦难折磨的人民，指出“如人倒地，还从地起”（注14），申诉万人的生命中都有能战胜任何苦难的力量，为他们带来勇气。
第一种宗教对于期望从痛苦环境脱身的人鼓吹厌世思想，指引他们到某个虚无缥缈的地方，去寻求问题的解决和幸福。日莲指责说：“非去此往彼也。”（注15） 又说：“云净土，云秽土，土无二隔，只因我等之心有善恶耳！”（注16 ），鼓励人于所在的地方向苦恼挑战，把那绝望的“悲剧舞台”变为“使命舞台”，并通过自己向苦难挑战的姿态，让遭遇同样苦难的人们也受到鼓励而重获希望。
第二种宗教是一种无论社会发生任何悲剧都与己无关，只重视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闭关自守的“逃避现实”思想。日莲努力纠正这错误思想，指出于佛教中虽然也有作为挽救沉沦于不幸的民众的方便之说，但那都是为了指点他们放弃苦恼或迷惑等执着而有的一种暂时性教导，而非释迦本意。
所以就《法华经・药王品》中“离一切苦”这句经文，日莲说“离”字应该解读为“阐明”的意思。（注17） 就是说，不要否定眼前的事物，把它像不存在似的、从自己的意识排除，这样不但令问题长期化，也使情况益发恶化。应该勇于面对苦难，找出其发生原由，分析究明应如何解决，令社会不但回复到悲剧发生之前的状况，还比以前来得更和平、幸福。
第三种宗教鼓吹人民屈服于现实，让他们认为社会呈现的严重混乱状态是难以改变的现实。日莲痛斥这种想法，通过佛法的“如莲华在水”法理，强调情况越混乱，人的生命越能够涌现无穷力量来克服。
莲出淤泥而不染，开出大朵美丽的鲜花。正如莲华一样，勇敢地投身于混乱的社会之中，一边与现实搏斗，一边把它作为磨练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力坚强起来的养分，一步一脚印地汲取。这样，不但自己能开出“希望”的花朵，也同时可以变革社会的现实。
于动荡不安的现代，面对着核武器的威胁、环境破坏等严重问题，一般的风潮也就是尽量避免去想，离得越远越好。即便是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人，也会认为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不能改变社会，而放弃去行动。
为了冲破这种回避现实、气馁无助的障壁，我们需要有如曼德拉先生所说的“作为人，绝对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不向不公正挑战，不向压迫抗议，不为自己憧憬的美好社会和生活努力”（注18 ）这种使命感。也需要基于如环境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博士所说的：“我们被召唤到这地球，就是为了帮忙治愈其累累伤痕。” （注19）博士在这里叙述了一直指引着她行动的誓愿。
刚才引用的“如莲华在水”，是《法华经》里的一句经文，描述在释迦跟前誓愿，自愿诞生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毕生为挣扎在绝望深渊中的人民奉献地涌菩萨的姿态。
这里所说的誓愿，并非一种期待他人采取行动去改变现状的愿望，也非一种情况不利时就马上变卦的约定。而是一种无论遇到甚么艰险磨难，无论需要多少岁月去变革，也一定全力以赴的誓愿。那是一种证明自己生存意义的证据。
日莲强调，毕生实践此地涌菩萨的誓愿，正是佛道修行的本质。我们SGI正是以日莲的一生作为典范。那是一种在贯彻实践自己所立的誓愿之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把它作为磨练自己的力量、创造价值的机会，关怀鼓励社区中陷于苦恼的人，以“自他皆幸福”为目标的人生。
在社会贡献领域方面，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SGI一向支持联合国，及其为了解决全球问题而展开的活动。关于我们支持联合国的理由及信念，我在1989年12月和联合国副秘书长拉菲丁・艾哈迈德（Rafiuddin Ahmed）和扬・莫滕松（Jan Martenson）会谈时有如此陈述：“宣扬和平、平等、慈悲的佛法理念，和联合国所揭示的目标相通。所以支援联合国，对于我们来说，是理所必然的事。而且，若非如此，作为信仰佛法的人来说，就是歪曲了自己的使命。”
当然，庞大的理想，很多时候并非自己的一代就能完成的。但是正如曼德拉先生或马塔伊博士一样，奋力贯彻非己莫属的“使命”或“誓愿”的一生，就会成为永远指引后人，为后人带来勇气的楷模。这个原理，也是日莲所说“留作未来之佳话，当无复逾于此者矣”（注20）的意思。
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挥希望，激励和启发未来世世代代人——这正是“创造价值”的基础。我深信，这是人类进行合作、通力解决各种严重威胁和问题所需的平台，亦是通往实现“和平共生的全球社会”这理想的桥梁。
团结互助来解决问题的价值创造
接着，我要谈及第二个观点，就是“团结互助来解决问题的价值创造”。
近年来，有关韧性（resilience）的研究显示了其中几个主要因素。 例如，佐利（Zolli）和希利(Healy)指出：“有韧性的社区是依赖……以深厚信赖为基础的非正式网络来应对及治愈任何纷扰的。由上到下把韧性强加于社会的做法往往会失败，但当那样的努力真切地渗透到穿插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时，韧性的强度就会节节攀升。”（注21）
但是，能培育“深厚信赖”，构筑“穿插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资本，年年变得薄弱。同样的，仰赖社会资本来维持的缓冲地带，也越来越脆弱，以致所有的威胁和社会上的问题，都直接冲击每一个人。人们必须独自承担这些威胁及问题所附带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或许会选择沉沦于绝望中，又或许会为了生存而选择明哲保身，以一己的事为优先。
经济哲学家塞尔日・拉图什（Serge Latouche）呼吁，为了让在弱肉强食的经济竞争中被舍弃的人能恢复其尊严，需要实现一个“正当的社会”（une société décente，不轻视人民的社会）。他也举出“同欢友好”（conviviality）这价值作为能与他人分享喜乐的其中一个方法。（注22）
在佛法上，也有与拉图什异曲同工的教导，那就是“喜者，自他共喜也”（注23）的思想。我认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骨干，就是这种让社会“辉耀着尊严”而不是“富贵逼人”的、能分享喜悦的精神，一种“绝对不会舍弃最痛苦的人”的同理心。可能一般会认为，在这人际关系越来越稀薄的时代，要把社会变得充满同理心，是无法想象的难题。但我认为，为了逆转这看似难以抗拒的社会潮流，我们有必要对人类社会的真实本性重新抱持确信。关于这一点，人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博士曾说过：“我们是被相互依存这难以逃避的网所束缚，被一件同一命运的衣裳所捆绑……我们生来就是要一起生活的。”（注24）这样的形容是最贴切不过的。
佛法思想中的“缘起观”，与金博士的主张相通。事实上，这世界是由生命相互关联的网络交织而成的。无论人际关系在表面上变得如何稀薄，这事实是不会改变的。人的行动可以产生“正面的连锁反应”。
在世界各地灾区采访的纪实作家丽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强调：“团结、利他主义与应变能力等特征，宛如点点星座，藏于大部分人之中，在必要的时候会显现出光辉。灾害发生时，人们是懂得如何反应的。” （注25）重要的是，除了紧急时期之外，如何让人在平常也能发挥这些往往潜藏不露的能力。
索尼特在接受日本创价学会机关报《圣教新闻》采访时（2012年4月24日）指出，在灾害时能令人产生互助之心的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能自发地开始行动，感觉到自身的任务”。
我认为，这正是于任何时候也能呼唤出金博士在提到“我们生来就是要一起生活的”时所指出人性必备的一面，和扩大为了解决问题而联手行动的网络的前提。
这里让我想起了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的话。某一日，他和老朋友约翰・施泰因贝克(John Steinbeck)这位作家进餐，施泰因贝克问他：“为了哈马舍尔德和联合国，我能做些什么呢？”他回答说：“脚踏实地，与人们促膝谈心。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注26）
为了解决各地纠纷，不顾困难勇于行动的这位秘书长，至今也被称许为联合国的良心。他这句话有着千钧之重。而且，是他为了调停非洲刚果动乱，前往谈判途中坠机身亡前二星期所说的话。
我从他的话中，感受到他在说：“为了解决联合国和人类所抱有的问题，千里的旅程也始于一步，每一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场所，与大家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团结起来挺身行动，除此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
从这点来看，要构成索尼特所举出的“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的状况，可以说不可或缺的就是“对话”。
说到“对话”，并不需要想得太拘束死板，也不需要一直谈到找到解决方法为止，正如哈马舍尔德温馨的回答一样，重视“为了能一起对话而感到高兴”这种对话过程，才有其意义。
我自己通过“对话”，加深了对众多人士的认识，所以特别喜爱对话，把对话作为人生最大喜悦。
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推广“对话”，就是给自己开辟一个被他人接纳、有归属感的“安心空间”。“对话”也可以超越各种藩篱，把拥有同样烦恼的人凝聚起来。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对方心中也有同样的“志向”而感到高兴，加强共同克服问题的意识。
虽然说一个人有无限的可能性，但要是没有横向的团结，就很难发挥全力。“对话”让人的心更加贴近，在处理问题时倘若途中碰壁，也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每取得一份成功，各方就会感到一份喜悦，这能变成一种向着目标再接再厉的前进力量。
有关索尼特所提到的第二点，在群体中“感觉到自身的任务”，其重要的意义就是能分担各种问题所带来的苦恼，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
我现在与罗马俱乐部的共同会长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äcker)博士在进行对话。其中一个话题谈到“自主的劳动”。博士将之定义为——为了周围的人或未来一代而自主地进行的劳动。这个概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自主劳动的意思不单是“为他人服务”，通过这种行为同时能“使自己有所改进”，有着“正面连锁”效果。
人的尊严在单独一人时并不能生辉，只有在自他两者间架起心灵桥梁时才开始发出璀璨光芒。佛典云：“为人点火，明在我前”（注27），为他人效劳的行为所发出的光辉，会成为显照自身尊严的光芒。佛法说，无论自己处于任何困难艰苦状态，也能为他人的心燃点火焰，此火焰不但能消除他人痛苦的乌云，也同时能消除覆盖自己心中的阴霾。
我确信，不论是服务社区的活动，或是义工、NGO活动，肩负着艰苦困难的人们若携手互助，推广正面连锁的喜悦行动，加上“对话”，定能成为建构所有人的尊严都能生辉的社会原动力。
就此无限的可能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的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强调：“假如地球的七十亿人能同心协力去解决人类共通的问题，定会带来惊人的变化。”（注28）
不但是社区的问题，为了在解决人类共通的问题时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我认为有必要通过“与他人分享喜悦”，建立心与心的联系，再以此为基础，从事创造价值的挑战。
唤醒自他善良本性的价值创造
最后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唤醒自他善良本性的价值创造”。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战争的性质，以第一次大战为分界起了极大的变化。
其一就是“不加区别的攻击”。工业技术的发达，使远距离攻击、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的攻击成为可能。因此，实质上消除了战场前方与后方的区分，而轰炸机对城市的空袭造成无数平民的伤亡，潜水艇无区别的鱼雷轰炸也令很多民间船只受害。
另一个变化就是“无限制的手段”。由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为了早日争取战局的胜利而使用杀伤力高的武器，甚至不惜采用非人道的毒气等武器。
这是出自要尽最大可能投入一国的物质和人力资源来压制敌国的思想。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士兵人数固然惊人，连平民也死伤无数。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显著。士兵的牺牲人数为一千七百万人，而平民的牺牲人数推算为三千四百万人。（注29）
至今，这两个“无区别、无限制”性质不但没有减退，还变本加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把敌方所有人歼灭殆尽的“核武器”，以及最先进的远距离攻击手段，即国际社会至为忧虑的“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攻击。
无人驾驶飞行器是一种用来对付恐怖集团或武装势力、通过远距离操控来袭击威胁自己国家的敌人的武器。本来是应该通过司法审理来处理的事件，如今已不容许对方有任何争辩的机会而直接行使用武力来处决，甚至还把牵连周边居民作为“附带性被害”而加以允许。这种行径引起争议，去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托专家小组进行实况调查。
核武器和无人驾驶飞行器，不但都违反人道和人权精神，而且于其根本，是一种对于敌人，无论他是任何人，不惜用任何手段也绝对要把他歼灭，不管有任何牺牲也在所不辞的极端思想。
这种善恶二元论的严峻区别，究竟如何腐蚀人的精神？社会伦理学家西萨拉・博克（Sissela Bok）曾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注30）的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体验报告进行分析。
斯彭德写道：“当我看到被法西斯势力杀害的孩子们的照片时，我既愤怒又悲痛。当佛朗哥支持者谈到左翼红军的残暴行为，我很愤怒，只觉得他们在造谣。（中略）对于自己的想法，我开始觉得恐怖。我清楚明白到，除非我可不偏不倚地关心每一个被杀的孩子，不然我根本就不算是在关心这件事。”（注31）
博克指出：“由于斯彭德太过关心纠纷中己方人员的生命危险，还有对法西斯阵营的策略感到恐怖和猜疑，以致扭曲了他的观察力。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法西斯阵营孩子的关心，而把任何有关那些孩子受苦的言论当作一种宣传手段而已。”（注32）
把己方当作“善”，把敌方当作完全“恶”的思想，在由于意识形态对立而分裂世界的东西冷战结束之后，仍然历久不衰，改头换面地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种问题。例如以“恐怖主义的威胁”为理由，煽动人群把某些特定宗教的所有信徒定为危险分子，或把引起社会不安的原因指向特定的民族或人种的仇恨性言论（hate speech）和仇恨性犯罪（hate crime）（注33），还有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限制人民的自由，加强监视等，把维护人权置于脑后的倾向。
虽然是为了对付恐怖分子的威胁，消解社会不安或维护人类安全的措施，但于其根底假如存在善恶二元论的思想，反而会增加恐怖与怀疑，令社会越发支离破碎。
许多时候，认定自己是处于“善”一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跟“恶”的一方一样，作出同样的行为，如残害性命、无视人权等。
在此，我们要再次参考曼德拉先生就任总统时向世界发表的宣言：“我们宣誓要把所有同胞从贫穷、缺憾、痛苦、性别等长久以来的歧视解放出来，永远、永远、永远在这美丽的国土上不再让人压迫人的旧事重演。”（注34）
在对付恐怖分子的威胁、安抚社会的不安、推行安全政策时，我们都要立足于“绝对不压迫任何人”的原则，坚忍不拔地去纠正社会的各种歪曲，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佛法的“十界互具论”，提示出一种可以超越这善恶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佛法强调，处于善的生命状态的人也具备恶的生命状态，要警惕自己不让恶缘影响而乱了方寸，同时无论处于任何恶的生命状态，也并非固定不变，任何人都可以藉着自己意念的转变和行动来显现自己的善性。
我要谈及“乞眼婆罗门”的故事作为前者的例子。释迦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于过去世修行菩萨道的布施行时，一个婆罗门说想要舍利弗的眼睛。当舍利弗如他所愿把眼睛挖给他时，他非但没有一句感谢的话，还嫌眼睛臭而把它扔到地上，甚至用脚践踏。舍利弗大为震惊，心想“我绝对救不了这种人”，而放弃了长年的修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因为要忍受挖出眼睛的痛苦而放弃修行，而是因为不能忍受对方践踏自己的好意这恩将仇报的举动。把眼睛交给对方时，舍利弗的心中充满利他的精神，但这精神因对方把眼睛践踏而瞬间烟消云散。他心中已经忘记了要为他人的幸福行动，而变得只顾自己追求悟达，这令舍利弗长期陷于利己主义的苦恼之中。
日莲通过这故事，指出任何人都会被恶缘所影响，而为了战胜这负面的力量，就要誓愿为他人而行动，“所愿我之弟子等，须发大愿”（注35），而且遇到任何事情也经常要回归此誓愿的精神。
接着我要举出古代印度阿育王的史实来作为后者的例子。
纪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征服羯陵伽国，有十万人被杀，十五万人被俘。面对这生灵涂炭的地狱般景象，连暴虐成性的阿育王也开始深深地忏悔。他责备自己，在极度痛苦之余，阿育王转变意念发誓绝对不再发起战争。之后，他除了派遣和平使节到邻近国家促进文化交流，还在各地建立许多石柱，刻上不杀生等敕令和教谕，称为“敕”。
就阿育王的转变，我曾和甘地研究专家、印度哲人尼拉坎塔・拉达克里希南（N. Radhakrishnan）博士交换了意见。
他说：“在他内心深处，阿育王从一个暴君变成爱好和平的领袖。甘地认为每个人之中都有阿育王，每个人都能够进行如此的变革。”（注36）
正因有此史实，甘地有信心不断与自己“内在的恶”对峙，“对人性有逆向的应力持有不灭的信念”（注37），毕生贯彻其非暴力(ahimsa)运动，“除了自己前进以外，有时甚至把敌人也招来同行”（注38）
。佛法的“十界互具论”所提倡的是，不可把他人归类为“恶”而加以谴责和排斥，而要以指向铲除人人皆可能含有的“社会弊病”的根源为彼此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不可忘却要警惕自己“内在的恶”，一起发掘彼此“内在的善”。
譬如某一个集团中有排他性暴力倾向的人，但要是因此敌视整个集团，那只会招来恶的连锁反应，重要的是努力增强人民“明确反对任何排他性暴力行为”的凝聚力，在社会上竖立一种超越所有歧视的潮流。我们SGI，至今一直支持联合国提倡的“和平文化”、“人权文化”建设，目的就是要在社会上培育如此的风气。
继承甘地思想，为人权奋斗终生的金博士指出，与攻击自己的自由运动的势力相比，“热衷于维持‘秩序’而不是正义”的人、“善人令人恐惧的沉默”，和“自以为是的旁观态度”等是更加庞大的障碍。（注39）
建设“人权文化”，就是要互相警惕不要持有上述的弊病，以致酿成社会恶的蔓延。每个人都通过自强来发挥原有的善性，作为守护人性尊严的主体来贡献社会，同心协力去提升维护人权的力量。
联合国推动的《世界人权教育计划》（World Programme for Human Rights Education）第三阶段（2015－2019），以传媒和新闻界人士为对象，强调推动平等和不歧视的教育和培训，改变固有观念和消除暴力，培养对多样性的尊重等。自2005年起，我们SGI一贯支持联合国的《世界人权教育计划》，也和联合国其他机关和NGO合作，挑战“唤起自他善性的价值创造”。
培育全球公民
接着，为了建构一个能让所有人生活得有尊严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我要从三个不同角度提出建议。
第一是有关教育和青年的建议。
在上面，我引用过了汤因比博士的话：“我们的命运并非注定要让历史重演。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令历史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论及要挑战一种出自民众、为了民众的价值创造。从事这挑战所需的力量来自“自强”，而“自强”的泉源，就是教育。
回想起和曼德拉先生1990年10月于东京见面时，我们就教育和培育青年这两个建设新时代至为重要的主题交换了意见。当年2月刚被释放出狱的曼德拉先生，认为建设新的南非共和国需要以教育为基础。我表示认同，指出展望一百年、二百年未来，令国家发展的要因就是教育。
通过那次对话，我们都加深了理解，明白到教育才是令人的尊严辉耀的光源。教育不但掌握着一国未来的命运，也掌握着全人类未来的命运。
曼德拉先生能忍受二十七余年的监狱生活，是因为他一直教育自己，要实现一个人民能超越恩仇、和平共处的社会的理想。
他在狱中写道：“只是我的血肉之躯被困在坚实的牢墙里。我的视野依然扩展至全世界，我的思想依然自由得像一只隼鸟。我所有梦想的支柱就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注40）
他在希腊古典名剧中，寻找令自己不屈于逆境的精神来鼓舞自己。他和其他服刑的人一起把监狱变成一所“大学”，努力增进学识，来把自己的梦想变为事实。
无论是面对威胁而苦恼不堪的人民、奋力把社会不良趋势扭转至正面方向的人民，或是肩负建设未来重任的年轻一代，现今世界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培育用以创造价值的能力——“不屈的精神”和“汲取人类集体智慧的才能”等的教育。
去年(2013年)9月，联合国大会举办了一个特别活动，来决定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结束之后推出的新发展议程（注41）的制订流程，其中包括于今年9月展开一系列政府间谈判，以及于明年9月的首脑会议上通过现在广泛被称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发展议程。
至今为止，作为这“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内容，我曾经提出过实现资源再循环、无浪费的社会，重视防灾减灾的社会，重视人权、人类安全、裁军的社会等主张。这次，我要把“教育”也加进这些提案之中。
具体来说，于教育范畴，除了“使初等和中等教育完全普及”，“于所有教育水平上废除男女差距”，我还要提出把“推动全球公民教育”这项目也列入“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
尤其要使第三项上轨道，希望作为继承于今年结束的“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Decade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联合国和民间社会合作，共同推进一个新设的“全球公民教育计划”。
有关“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自四十多年前和汤因比博士对话以来，和其他国家领导或有识之士会谈时，也是我一贯强调的主题。1987年发表的倡言中，作为其具体构思，我提出以环境、发展、和平、人权这四个范畴为轴心，去推进追求人类普遍价值的“全球公民教育”。
自SGI于1982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核武器：现代世界的威胁”展以来，作为联合国世界裁军运动的一个环节，展览在世界各国巡回展出。举办展览的构思，是我为了更加深化“为了解决全球性种种问题，教育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信念而提出的。
1989年，SGI主办了“战争与和平展”。为了从民间社会的立场，支援从1995年开始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和2000年开始有关“和平与文化”的联合国一连串的活动，我们主办了“现代人权展”，“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文化展”等，全力通过草根活动去启迪人民的意识。
我们又和其他NGO合作，呼吁早日制定“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提倡延续人权教育的国际框架。在2005年，当“教育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和《世界人权教育计划》开始后，也积极支持联合国在这两方面的活动。
此外，我们也一直支持《地球宪章》的制定过程，这份文件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未来的行动规范和价值，我们多年来推进各类活动，以确保其精神得以渗透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心中。
通过上述三十余年的活动，我们和各领域的NGO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二年前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举行时，通力召开一个正式的周边活动－“我们创造的未来”圆桌会议。今年2月，将会在纽约召开“全球公民和联合国的未来”圆桌会议。
在里约的圆桌会议上，我们了解到不应只限于加深人民对教育问题的理解，还要每一个人自觉到自己内在的无限潜力，以这自强精神来勇于采取变革时代的行动，发挥领导作用。这才是我们对教育所要追求的过程。从这点来看，本着至今联合国的活动成果，下一步应该开始商量如何建构一个从“每一个人的自强”移向“所有人向价值创造挑战”的新教育框架。
在此，我要提出三个观点，作为建构“全球公民教育计划”的骨干。
第一：能使人分享这希望的教育——加深对人类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理解，通过探究其原因的过程，了解到“无论如何困难的问题，既然是由人所引起的，一定可以由人去解决”。
第二：能够引发出这力量的“自强”性，和能促进团结一致解决问题的教育——在全球性危机恶化之前，于发生征兆的地方能敏感察知其原由，继而采取行动作出应对。
第三：能提高这“不在他国人民的牺牲上，追求自己国家幸福与繁荣”的共通意识的教育——培育能理解他人痛苦的同苦精神，推进有益自己国家的行动，同时也不忘考虑到对他国会否带来负面影响或威胁。
把以上三个概念加进“全球公民教育”中，除了把它纳入各国的中等或高等教育的课程，还在民间社会中，作为终生教育的一环，通过各种机会去推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2年，提出把教育作为国际社会最优先课题的“全球教育第一倡议”（Global Education First），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培育全球公民。如此于联合国也开始重视培育全球意识，实在令人鼓舞。
今年11月将于名古屋市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大会”里，也准备商量有关可持续发展教育对全球公民教育的贡献，和今后的步骤。我认为应该根据会议的成果，进一步推进制定“全球公民教育计划”。
促进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青年自强教育
接着，除了“教育”以外，我也提议把“青年”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中一个项目。
青年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除了是最受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的一代，同时也是最有力量将其实现的一代。为了令世界的青年能积极挑战价值创造，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加入这些目标之中。
具体来说，我提议设定如下的三项目标：
①各国全力以赴地确保青年们能拥有正当和有足够工资的工作
②让青年能积极参与解决社会所面对的问题
③扩大跨国的青年交流，培养友情和增进合作
估计于现今世界上，失业人数达到约二亿二千万人，而有约九亿人每天的工作收入超不过二美元这贫困线。（注42）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情况更为严重。一直没有固定职业，有工作但收入低，工作环境恶劣，不安定的雇佣形式，男女待遇差距等等，苦于如此情况的青年比比皆是。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下去，年轻人的自尊会深受打击，失去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丧失求生意志。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目前正在向各国呼吁要尽量提供所谓的“体面工作”（decent work，即正当和有足够工资的工作），假如能把这点明确地加入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中，一定会更确切地促进改善状况。
第二，有关让青年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这对今后的世界是绝对必要的。去年9月于哥斯达黎加举办的“全球青年峰会”（Global Youth Summit）上发表的宣言显示，这是受到世界的青年们认同的。我也曾于2006年对联合国提出的倡言中做过同样的呼吁。所以我非常高兴见到联合国于去年8月为青年开设了“联合国在线平台”（Online Platform for Youth），更期待各国有同样的举动，设立反映青年人的声音的措施。
第三点有关扩大青年交流。我提议把至今以学生为主的各种交流扩大到一般青年，把这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加以落实。从这意义上，不要止于加深相互理解或关心这个地步，而要通过交流培养出友情及心与心的联系，因为这是阻止煽动憎恨、偏见等集体心理的最佳防护。
无论任何国家，假如要阻止对军力的依赖，确保排他性政治不会出现，并构筑和平人道社会，必须不断增加有“不在他国人民的牺牲上追求自己国家的幸福繁荣”这全球公民意识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民众。这种通过面对面交流所培养出来的友谊，会在世界的未来主人翁心中燃点起“誓约不战”的灯火，并且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群的行动，是人类的无价之宝。
为了鼓励青年去思考且合力应对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创价学会从今年开始推展“创价全球行动”运动。希望能和其他NGO及民间团体一起，互相合作，推进以青年为主去解决问题的潮流。
增强韧性的区域合作
跟着我要谈及第二个提议，那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反常气象和其他灾难所带来的损害而进行的国际合作。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去年发表的报告，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十年（2001－2010），各地发生反常气象，如飓风卡特里娜（Hurricane Katrina）、巴基斯坦的洪水、亚马孙流域大旱等，三十七万余人因此而丧命。（注43）
反常气象在2010年之后也频频发生，光是去年的2013年，就已经有在菲律宾和越南造成严重灾害的台风海燕（菲律宾名台风尤兰沓Yolanda），在欧洲中部和印度等由暴雨所引起的洪水，还有侵袭北半球广大地区的热浪。除了带来这些直接损害以外，气候变化还影响到支撑人民生活的农业、渔业、林业等，所造成的全球年度经济损失金额据估计达到二千亿美元。
防止地球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已经把如何应付气候变化所牵涉到的损失和损害问题，从如何削减二氧化碳等温室效应气体的排出量此一问题中划分出来另行检讨，而去年11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19届会议，也设立了“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但是，这个机制只是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完全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下一次的审核是在2016年，所以它的实际效果还存在着疑问。
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警告：“现行程度的应对策略和缓和策略，不足以回避各种反常气象的负面影响。”（注44）指出需要尽早找出新对策。
在此我要建议，为了减轻反常气象及其他灾难所引起的损害，于亚洲、非洲等地区建立一个强化“韧性”的合作体制来推进灾后重建。这可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提出的全球规模的应对策略并行展开。
反常气象及其他灾难的应对，包括“灾前的防备”、“灾时的救援”和“灾后的修复和重建”这三方面。灾害发生时，很多时候会得到各国派遣援助队伍的帮助，但其他的两个方面却需要集合更多国际合作和关心。尽管灾害发生后国际支持纷至沓来，之后当一国要亲力亲为去推进复兴活动和强化灾害预防时，会遇到不少困难。参考和分享各地至今的教训来设立一个互助制度，也是当务之急。
在面临纠纷问题时，联合国会通过其建设和平委员会，把预防纠纷、解决纠纷、建构和平视为一个整体过程来处理。同样的，我建议在邻近国家间设立一个应对反常气象及其他灾难的合作体制，把“灾前的防备”、“灾时的救援”和“灾后的修复和重建”视为一个整体过程一并处理。
为何这应对需要邻近国家协力合作？与灾害发生时马上需要的支援不同，“灾前的防备”和“灾后的修复和重建”需要长时间协力处理才可以完成。邻近国家间的互助合作至为合理，而且由于地理环境相近，也可以在合作中，汲取彼此在防备和应对随时皆有可能发生的反常气象方面的教训和知识。
邻近国家间对反常气象及其他灾难协力互助，这本身已经深具意义。假如能走上轨道，我相信那更会为整个区域带来难以估计的价值。因为那有可能改变各国对国家安全的看法。
2013年3月于韩国首尔举行了亚太地区气候安保会议。根据当时发表的报告，最少有110个国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注45）至今，许多国家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环境问题”处理，也并不如经济成长般把其视为需要优先考量的问题。但这样的意识于这数年间起了变化，认为这是一个对国家安全有所威胁的问题而必须认真处理的国家陆续增加。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就是，增强这方面的安全，是不会招致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又叫“安全两难”）。“安全困境”所指的是，当一个国家增强军力，另外一个国家会感到威胁而采取对抗措施，如此你来我往地争着扩充军力，使不安与紧张的情绪不断加剧的负面连锁反应。
尤其是，反常气象及其他灾难，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何时发生也难以预料。一定要培养起国家间“同苦”和“互助”精神，一种在看到某个国家受灾时其他国家会纷纷赶去救援，绝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有关这点，我曾与和平学家凯文・P・克莱门茨(Kevin P. Clements)博士在对谈时论及。我们所住的国家于2011年都受到地震灾害——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
博士在谈到地震发生时亲眼目睹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时提到：“这带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了然于心底的事实——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文化、言语、国籍等差异，但大家都是人。可惜的是，这种‘大家都是人’的认知往往只在灾难发生时才体现出来。重要的是，在平时也要维持这种‘灾难时期的精神’。”
我完全同意。正因为如此，倘若邻近国家在强化韧性、协助重建的层面上长期进行合作，便可在整个区域中培育出一种“相互扶持的精神”的共通文化。
事实上，这范畴所需要的知识、信息、技术、窍门等，与原本靠军事力量来维持的国家安全所涉及的情报机密性质完全不同，是需要各国之间公开分享，才能至大地发挥其价值。越多国家分享这些信息和技术，越能降低各国的受害程度，并且减少整个区域的灾害危机，使其变得更加安全。
这和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作为全球公共财产的知识”（注46）的概念不谋而合。他在提出这概念时，引用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话：“他从我处得到了灵感，并不会使我的灵感减少，正如以我的蜡烛点亮他的蜡烛时，也不会令我的烛光变弱。”（注47）
有关面临灾害时的韧性，那是由下列四个因素构成：
1、稳健性（robustness，社会机能不容易受损）
2、可取代性（redundancy，遇到意外时能由其他对应方法取代）
3、灵活性（resourcefulness，能善用社会的机能及知识资源来进行重建）
4、迅速性（rapidity，能于问题变得深刻之前迅速找到修复的途径）
这四个因素都拥有杰斐逊总统所说的“利人而不损己”性质。
我认为作为地区性互助的先锋，应该由受灾最严重的亚洲开始，进而在世界其他地区推广这“强化韧性与支持重建的互助网络”。
其基础其实早已存在。那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还有日本、中国、韩国、北朝鲜所加盟的东盟区域论坛(ARF)（注48）。建议把“赈灾”归为ARF有关安全的优先课题之一，定期商讨互助方法。值得注目的是，至今为止，ARF已召开了三次赈灾演习。演习由民间主导、军方配合支援，在ARF各国的参与下，进行了医疗、防疫、供水等方面的联合训练。
我从这演习，看到了牧口首任会长于二十世纪初（1903年）于其大作《人生地理学》中所倡议的，把排他性军事竞争转向人道竞争的可能性。
牧口会长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主义猖獗时代，指出各国竞争主轴从军事力移向政治，之后又转为经济。他提出要制止这些“在他人的牺牲上追求自己的繁荣”的竞争，而应该把“为国”竞争的目的转为“为人”的人道竞争。他认为，在如此挑战过程中，也可以从本质上改变军事、政治、经济层面的竞争，呼吁要选择“为他人，对他人有益也对自己有益的方法”，把竞争的重心移到“有意识地进行共同生活”（注49）上。
牧口会长的主张已过了一个世纪，ARF为了加强赈灾合作而开始的演习，正是一个促进各国立于“不以利己主义为目的，除了自己以外，也保护和增进他人生活”这人道主义观点，从本质上改变军事竞争的好契机。
通过赈灾的相互扶持，能逐渐消解国家间的猜疑，并把合作体制延续到“灾后的修复和重建”阶段。增强灾害时的韧性，是“灾前防备”的一环，为了达到此目的，建议通过姐妹城市协议，促进地方政府间面对面的交流，在各国落实以友好为基础的合作体制。为此，我还提议以ARF的实绩为基础，缔结一个“亚洲地区重建与韧性协议”作为进行的框架。
为了在亚洲地区率先树立一个榜样，我提议日本、中国和韩国，以地方政府的姐妹友好城市交流为轴心，积极推进加强韧性的活动。
现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有三百五十四个地方政府签订姐妹友好城市交流协议，日本和韩国之间有一百五十一个，中国与韩国之间有一百四十九个。并自1999年起，每年举办“日中韩三国地方政府交流会议”来促进交流。
在这基础上，以各个地方政府的青年为中心，推进增强包括防灾、减低灾害的韧性的交流，巩固“友好与信赖纽带”。以这些地方政府的友好交流为点，把点与点连结成“行动同盟”的线，然后连起这些线，开创出超越国家的“和平共存”平面。
如何呼喊世界和平？若不努力去真诚地与邻国友好，也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遇到灾害时相互扶持的精神，不正是平时与邻近国家交往的基础吗？
我要再次强调，为了让新的价值观之风吹拂亚洲乃至全世界，应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议”，以促进对话来实现包括我于去年倡言所提出的环境问题等的合作。也希望在明年3月于仙台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灭灾大会”上，具体地商量今后如何进行合作。
无核武器世界
最后第三点我要倡议的，就是有关如何禁止和废除核武器。
刚才我们谈论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虽然事前的准备功夫可以减轻受害的程度，但不能阻止它的发生。相对地，为人类带来比任何自然灾害更大惨剧的核武器威胁，假如能集结众多国家明确的政治意识，不但可以阻止其发生，还可以把核武器完全消除。
去年8月，化学武器的使用在叙利亚造成无数民众的伤亡。对此，国际社会发出强烈抗议。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通过了决议，要求“叙利亚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学武器”（注50）。
化学武器实际上被使用，其非人道性质不言而喻，所以安理会才会严格规定“谁也不能持有或使用”。既然如此，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最的核武器，为何到现在也没有赋予任何严格规定呢？实在令人费解。
国际法院在1996年通过的咨询意见书中，警告说：“核武器的破坏力，是超越时空的。它有能力消灭地球上所有文明和整个生态系统。”（注51）核武器于人道和破坏能力方面所带来的后果，是化学武器无法相比的。
由于国际政治一直以国家安全的概念为优先，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回避从正面检讨核武器这非人道破坏能力的问题。2010年举办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表示深感忧虑，随后国际社会展开新的动向。
2013年3月于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国际会议，于近七十年的核武器时代中，首次从对人道方面的影响这观点来重新探究核武器问题。通过科学观点验证，出席的所有代表都持有同样意见，就是“任何国家或国际团体，都不能适当地处理由核武器爆发所引起的紧急人道状况，和对受灾者提供足够的救援”。（注52）
基于这验证结果，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所有有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商议都注重于检讨“核武器的人道影响”。自2012年5月以来，这些国家不断发表有关核武器对人道影响《共同声明》。发表于2013年的第四届《共同声明》中，包括处于核保护伞下的日本等赞同国家数目达到一百二十五国。
声明中说：“就人类的存活而言，于任何环境下，也绝对不让核武器再次被使用。究竟是意外地、计算错误地、或有计划地使用也好，核武器爆发所带来的灾难性是无法言喻的。”（注53）
其背景就是，人民要求废除核武器的呼声日益高涨，其中包括一直申诉“绝对不让任何人再尝核武器所带来的惨剧”的日本广岛县和长崎县。联合国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皆坚持，禁止核武器是绝无例外可言，确认到使用核武器会带来灾难性的人道后果，违反人类利益，这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回顾历史，1986年于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中，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就“全面废除核武器”推心置腹地对话，其背景就是害怕核战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后来回述：“没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就不会有雷克雅未克会谈。没有雷克雅未克会谈，核裁军就不会有所进展。（中略）假如我们不能对付一个核子反应堆散发出的辐射物，那我们又怎能对付在苏联、美国和日本引爆核武器所引起的辐射尘污染。那将会是我们的末日。”（注54）
那时，就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ce Initiative）两国意见分歧，“全面废除核武器”的谈判功亏一篑，终究无法达成协议。但里根总统一开始就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梦想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我要我们的儿孙们能从这些武器得到解放”。（注55）基于此，于第二年的1987年，美苏间签订了《削减中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是两国间首个核裁军条约。
过了二十五余年的现在，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在柏林的演讲中说：“我们可能不再生活在世界毁灭的恐惧中，但只要核武器存在，我们便没有真正的安全。”（注56）
偶然的事故或错误情报所引起的核攻击，或令人日益不安的核恐怖活动所带来的灾难性人道后果，难以否定其可能性。只要有核武器国增加，危险性也随着增加。
但是，与冷战时代相比，我们可以发现有极其相似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以这观点去考虑“无核武器世界”，相信会找到新的启示。
首先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冷战时期所忧虑的有核武器国之间以核武器互相攻击或彻底开战的机率异常低，而核武器对现今的恐怖活动等威胁又不太起作用。这大大减少核武器于军事上的用途。就是说，当今时代不再是“存在深刻对立”所以危险，而是“核武器一直存在”所以危险。
冷战时期，日益加剧的对立促使危机意识不断高涨，相互威慑和抑制的政策招致核武器的对峙。而现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状况经常招致不安，所以才会有国家要成为新的有核武器国，而有核武器国又不愿意放弃手头上的核武器。
2008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所有国家都面对严重的财政困难。然而为了维持这些军事效用已然递减的核武器，所有有核武器国每年都要花费一千亿美元。（注57）这令核武器从“提高国家威望的资产”，逐渐变为“消耗国家财政的包袱”。于此情况下，有核武器国应该勇于采取行动，去消解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
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理由，就是自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来，于这六十八年间，包括冷战终结之前和之后，没有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国家领袖曾经使用过核武器。
这让我想起了决定轰炸广岛和长崎的美国杜鲁门总统，在轰炸三年后的1948年所说的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我们要理解到，这并不是一种军事武器……这是一种用来歼灭妇女与孩童，还有手无寸铁的平民，而绝非军事用途的武器。我们要把它跟枪械、大炮等一般武器区分开来。”（注58）从他话中，可以感觉到杜鲁门总统在呼吁抑制使用核武器，以及提醒美国人民作为有核武器国所肩负的责任。
翌年的1949年，继美国之后，苏联也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以后，甚至直到今天为止，核武器威慑论一直支配着全世界。正因核武器不是“军事用途的武器”，而是一种拥有“需要以不同于一般武器的方法来处理”这种独特的器物，很多负责控制及使用核武器的世界领袖慢慢悟出那是一个非比寻常的重任，这形成了一种不使用核武器的风气。
去年，一个基于联合国大会决议，为了促进多国间核裁军交涉而设置的开放工作组进行了协议。主导这决议的奥地利于6月提出的文件中，提起了如下的问题：“世界各国都一致认同达成和维持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这普世目标。但是，就如何有效地消灭核武器令它永不复返的方法，大家却有不同的意见。如何去填塞这意识上的鸿沟呢？”（注59）
一方面是基于核武器对人道影响《共同声明》的参加国，另一方面是如杜鲁门总统般，虽然明白到“核武器的性质跟其他武器不同”，但仍然基于国家安全观点而持有核武器的世界领袖。能填塞这两者之间的观点的，我相信只有“谁也不想见到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人道后果”这观点。
在核军备竞赛展开得如火如荼的1957年9月，我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发表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宣言》，指出了威胁世界人民生存权利的核武器的本质。之前，他曾呼吁：“对于世界、对于国家、对于个人而言，希望绝对不再使用‘悲惨’这两个字来形容。”（注60）
上述的第四届《共同声明》中，指出“于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用核武器。对于此点，相信不少国家领导人会担心维持国家安全的军事战略会受到限制而没有太多选择余地。但假如从灾难性人道后果的观点去想，把“于任何情况下”这句话改为“对于任何人”，则相信再也找不到使用核武器的例外及藉口。
“歼灭手无寸铁的人们”，这已经是越过了绝不能超越的一条线。既然核武器会带来灾难性人道后果，从根本上威胁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利，那么正如户田会长所指出，“无论任何国家”、“无论任何人”也难以容许其使用核武器，让人广泛认同这思想，正是破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而使用核武器思想的关键。
以前我曾经倡议，于明年原子弹轰炸七十年，在广岛和长崎举行“废除核武器首脑会议”。配合这首脑会议，把要求“无核武器世界”的超越国家立场的人民汇聚一堂，作为生存在同一地球的人类，共同誓愿为实现消灭核武器这万众愿望而努力。
具体来说，我提议由上述赞同《共同声明》的国家、NGO代表，以及包括有核武器国等各国青年们为中心，举行一个“世界青年消灭核武器首脑会议”，以青年为中心，定下要终止核时代的宣言，并以这宣言为契机掀起新的行动。
不使用核武器协定
除了这会议，我还要提出二个具体方案。
第一，明年的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上，把“核武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定为中心议题之一，作为确保履行NPT第六条（诚实地追求核裁军）的措施，设立一个协议制度，来制定“不使用核武器协定”。
从1995年决定无期延长NPT时起，以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来确保有核武器国不对无核武器国进行核攻击这“消极的安全保障”，成为极大的课题。我认为，有必要把NPT缔约国不使用核武器的条款，确立为持有国应该遵守的协定，把NPT基本精神义务化。其目的就是通过“不使用协定”，大幅度减低由于核武器的存在而对各地区带来的不安因素，于现实中缩小核武器的作用。
于2010年的NPT缔约国审议大会上通过的《最后文件》，举出了有核武器国应马上采取的一连串措施，并且要求他们在今年的筹备委员会上报告关于这方面的进度，更指出明年2014年的筹备委员会将“进行评估，并审议促进全面执行第六条的今后步骤。”（注61）。其中一个步骤是“减少核武器在安全概念、理论和政策中的作用”。为了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非达成“不使用核武器协定”不可。
我呼吁，配合2016年在日本举行的G8首脑会议，同时主办一个“为了无核武器世界的扩大首脑会议”，作为誓约早日签订“核武器不使用协定”的平台。
二年前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上，成员国已经达到共识，一致认为“很难想象会有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情况”（注62）。如今正是有核武器国表明要实践NPT上的承诺的政治意愿，并将之落实为“不使用核武器协定”的时候。
1960年后期，那时的英国国防部长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就冷战时期核威慑的问题，曾作出如下的分析。他说，为了抑制苏联的核攻击，美国的报复只需要5%的确实性就足够，但为了说服处于核保护伞下的欧洲诸国，令它们放心，却需要拿出95%的确实性。（注63）由此可见，依存于核保护伞的各国的观念，其实正成了维持过量核军备的因素。
通过成立“不使用核武器协定”，成立让处于核保护伞下的国家备感安心和安全的框架，不再依存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解除自国和他国同时面临灾难性人道后果的威胁，这样绝对可以缩减核武器的作用。然后，以“不使用核武器协定”为起点，在亚洲东北部和中东等还没有实现无核武器区的地带，作为其前一阶段，设置“不使用核武器区”。
我强烈希望，既处于核保护伞下，也赞成《共同声明》的日本，毋忘被轰炸国这原点，除了通过“不使用核武器协定”，更应积极推进设置“不使用核武器区”。
废除核武器战略
第二就是与这些基于NPT框架并行，以有关核武器的人道影响《共同声明》为轴心，广泛地唤起国际舆论，开始交涉全面废除核武器的《核武器公约》。
我在两年前的倡言中，曾提议以基本条约配合议定书的形式，来尝试禁止及废除核武器。例如在条约上只写上“有鉴于核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人道后果，永远放弃依存核武器为国家安全手段”的条文，至于具体的禁止与废除事项，以及有关验证的内容等，就以议定书的方式来落实。即便到议定书生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由于缔结了条约，“核武器不应存在于世界上”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我确信如此一定会带来核武器时代的末日。
另一个方向性，就是沿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注64）“假如不达成严格的条件，议定书就不会生效”的方式。条约的重点并非要处罚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而是确立禁止规范并把它普遍化。
我相信，除了赞同《共同声明》的一百二十五个国家以外，出于国家安全上的理由而对禁止使用核武器表示难色，但仍旧担心它的灾难性人道后果的国家也为数不少。而在条约的基础上，加进对国家安全的保证制度，相信会令更多的国家感到放心而乐于签署废除核武器的条约。
无论如何，“不使用协定”也是为了达到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加速禁止与废除核武器的挑战是当务之急，而民间社会的团结和支援是不可或缺的。
从这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作为继承奥斯陆举行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的国际会议、2月于墨西哥举办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会议”，至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七十年的明年8月为止的期间。我们SGI愿与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简称ICAN），以及要求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众多团体合作，结集世界民众的意思，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声音。
SGI青年会员曾对九个国家的青年进行有关“核武器的非人道性”的意识调查，把其结果于去年4月提交了给NPT缔约国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科尔内尔・费鲁塔（Cornel Feruta）。其中，90%以上的人认为核武器是非人道，80%支持制定禁止条约。
建设“无核武器世界”的目的，并非只是消除核武器的威胁，也是民众自身向着和平共存时代亲身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一个挑战。这是建设一个让所有人，包括未来一代能活得尊严幸福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社会”的必要前提。
假如能把这视为生存在这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应团结一致而进行的价值创造挑战，那么其主角就是青年。为了让未来主人翁的青年们，“谁也不再经历核武器带来的悲剧”，坚持“核武器跟人类永不共存”的立场，只要我们本着这思想去扩大团结和行动，绝对不会有不能超越的障壁。
我们SGI，为了废除核武器，为了从地球上消除“悲惨”二字，定会以年轻一代的活动为中心，与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人和团体合作，努力掀起创造价值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