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大地万里无垠（中国，深圳大学， 1994年1月31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94年1月31日在中国深圳大学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深圳大学是一所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年轻学府，能得到在此讲演的机会，我感到无上光荣。
今天光临的蔡校长去年11月曾访问日本，举行了授予我贵大学名誉教授的仪式，这是我终生的荣誉。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贵大学和创价大学之间那时还签订了学术交流协定，迈出长久友好的第一步，让我们共享这一喜悦。
我初次访问深圳正好是二十年前，1974年5月。
星霜二十载，此次故地重游，深圳的辉煌发展，勃勃生气，令人有瞠目之感。林立的高层建筑，壮观的现代化道路，街头快活的亚洲各国游客……，作为一个祈愿贵国繁荣、日中两国友好，并为实现此愿望而行动的人，我从心底感到喜悦。
随着苏联、东欧的剧烈震荡，世界进入被称为“冷战之后”的时代。但是，“取决于美苏的和平”这一冷战构造瓦解以后，人类将建构什么样的和平的世界体系，尚不清楚。善恶且当别论，总之，超级大国的力量一直是纠纷扩大的抑制力，而现在以什么取代它，来防止不断发生的地域纠纷，逐步实现和平呢？
联合国的力量还远远不足。从索马里PKO（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就能看出，即使在联合国的名义下，也动辄有陷入地域纠纷泥淖的危险。坦率地说，在世纪末的今天，与数年前沸沸扬扬的民主化潮流相反，面对包括民族和宗教在内的接连不断的骚乱，恐怕大多数的人会感到束手无策、只能袖手旁观吧。
去年末，我在东京与联合国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秘书长会谈，双方曾谈及联合国的未来构想等诸多问题。秘书长等许多人在为走入死胡同的国际局势寻找突破口，对于他们付出的辛勤努力，我深表敬佩，并且，我们也从民间的角度尽力协助、支援。
与此同时，笼罩世纪末的阴霾来自何处，这种宏观的视点也不应忽略。因为若不侧耳倾听深深的水流，即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博士所说的“归根结底，创造历史的水底的平缓作用”，则展望二十一世纪也是不可能的。
面临这一课题时，当即跳入我们眼帘的，大概是这样的历历景象：世界，尤其诸发达国家，没有驶向未来世纪的海图和罗盘，人们无所适从，一片荒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分析带来资本主义兴隆的宗教原因，在那本名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末尾，他预感到，在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出现不可一世的“没有头脑的专家”、“没有良心的享乐主义者”，不过，对于事实是否会如此，他慎重地作了保留，说“谁也不知道”。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杞忧似乎并没有以杞忧而告终。
现代社会里泛滥着人种、毒品、暴力、教育荒废、家庭崩溃等各种问题，欲望与本能横流。
几年前，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这本著作，正当冷战结束之时，在全世界引起反响。
他在书中借用尼采（Nietzsche）的话描述“历史终结”时出现的“最后的人”形象，说：“自由的民主主义产生‘没有胸襟的人’，即只是由‘欲望’和‘理性’所构成，凭着长期对私利私欲的盘算，能精明地寻找新方法去不断满足自己琐碎无聊的要求，欠缺‘气概’的人。”无须赘言，这里的“欲望”就是韦伯所说的“享乐主义者”，“理性”就是指“专家”。
归根结底，问题就是“人”本身。因为人逐渐忽视了“做人的根本条件”，所以现代文明危机的本质，的确是“人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在此，我想请各位注意近年来遽然引起瞩目的东亚、特别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中，源源涌流的、独特的“人本主义”水脉。贵国最近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震惊全世界，究其远因，我相信不能无视这“人本主义”的因素。
距今大约二十年前，世界着名的英国东方问题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接受香港大学名誉博士称号时在他的讲演中曾一语道破，说：在满天神佛失去权威的现代，需要追求“一种不受超自然力量所支配的伦理的思路、一个伦理的模式”，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世界通用的贵重贡献”。不消说，“超自然力量”的代表就是基督教的神。欧美社会的伦理性思路和模式的基础，本来就受到“超自然”的支配，即建立在与神的约定上。他们之所谓伦理，在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规约之前，首先是一种作为神的仆人的“人”，和神之间所交换的规约。
譬如，富兰克林有着名的十三德行－－“节制”（Temperance）、“沈默”（Silence）、“规律”（Order）、“决断”（Resolution）、“节俭”（Frugality）、“勤勉”（Industry）、“诚实”（Sincerity）、“正义”（Justice）、“稳健”（Moderation）、“清洁”（Cleanliness）、“镇定”（Tranquility）、“贞节”（Chastity）、“谦让”（Humility）。虽然这些都是以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为背景的，但在很多地方，与东方的传统美德共鸣，具有普遍性。和儒学中所谓仁、义、礼、智、信相比，也并非性质有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为人的理想形象，富兰克林热烈地被福泽谕吉等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所推崇，也表明了这一点。
东西方伦理中重要的分歧，就是在于有无与神的约定。十三德行具体表现了美国资本主义勃兴时期的典型道德风气，支撑它的是贯彻禁欲、蓄积财富去符合神的心意、努力称为神的光荣证人这种信仰。
的确，这种信仰产生了富兰克林等许多富于自制心和博爱之情、颇具魅力的人。但是，此后历经百年、二百年，随着对神的信仰日渐淡薄，与之配套的德行也开始褪色了。结果，缺乏道德的产业社会现状，就是充满着如刚才福山所描写的“最后的人”。正因为如此，时代要求的就是无须神等“超自然力量”支配的、符合人性的伦理规范。
因而，我对于贵大学的口号－－“自立”、“自律”、“自强”，非常注意。自我独立、自我约制、自我图强，这里有一种立志将来成长为担负中国的、坚韧挺立的人的气概。
但是这里的所谓“自”，虽然是“自己”、“自身”等词语的根干，却与在欧美有根深蒂固传统的“个”（Individual）差异很大。“个”意味着作为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的孤立的个人，与之相对，“自”这一文字，决不限定于一个人，带有自在的深度和广度。通晓宋代、明代中国思想史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教授，在研究考察“自然”、“自得”、“自任”等词语时，感叹地说：“采集他们议论中层出不穷的带有‘自’的复合语，足以编成一本新儒学的伦理学用语辞典。”
多达足以编成一本绚烂多彩的伦理辞典，其理由牵涉到中国传统的对人的观念。汉字的“人”表现出人与人互相支撑的样子，是中国思想的最重要的关键词。“仁”也是由“人”和“二”构成，意味着“人”相对、沟通、互爱。就是说，不会有单个的人，人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有机体，而且，这种联系不限于人的世界，还扩展到自然界和宇宙，构成万物浑然一体的有机的整体。简而言之，这就是澎湃在宋代朱子学里的中国传统对人的观念、对自然的观念。
并且，我还想提出，这与佛教不个别观察人与事物，而重视相关性、相互依存的“缘起观”密切相通。
如此，从有机的对人的观点来看，森罗万象皆与人不无关系，一切都直接关联到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说来，这就是基于人本主义的“恰如其分”的思考方法。正如所谓“为人的科学”、“为人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经常返回“人”这基点，看看是否“恰如其分”，验证一切现象的意义、善恶、过与不足。这样的人本主义在东方思路中随处可见，而中国思想是其典型。
孙中山先生正是具有最优秀的人本主义感觉的人。《三民主义》里有关于自由的独考察。
“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
草率一读，很可能误作汲汲于权力的国家主义者的发言。但是，这一节文字出自论“民权”之中，是地地道道的自由主义者的发言。不过，孙中山先生之所谓自由，不在书籍或观念当中，而只活在民衆的生活意识、生活的真实感觉当中。所以，他认为抽象的、划一的、处处适用的自由之类是虚构的，把它强加于现实，迟早会发生难以适应的现象，远远游离了“恰到好处”，而变成了“适得其反”。
总之，我认为，自由的实像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中探索、构筑。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提出一个目标，要大家去奋斗，一定要和人民有切肤之痛”，所谓人的现实，是民衆生活里的真实感觉的别名，如果分了开来，就不是“为人的自由”，而是“为自由的人”，陷于本末倒置。
中国人民这种现实感觉所具有的特征，是灵活而深邃的人本主义构想，虽然逻辑上显得矛盾，却并不立即互相排斥，而是热情地把交错着种种矛盾和不合理的整个社会包容起来，通过实践去摸索更好的答案。换而言之，不是二者选一的部分观感，而是通达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的，一种止扬合一的全体观感。自由这个名词的搏动，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时刻变化无穷的现实里去听取、去感受的－－孙中山先生的自由观感，不正是出自中国这种典型的全体观感吗？
这种思路现在也自然地反映在贵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前年秋天采用这一体制以来，中外议论纷纷。确实，从某一方面来看，以计划经济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也许是以竹接木，一个不合情理的难题。实际上，这样的冷嘲热讽也很多。
但是，我认为应慎于轻率判断和肤浅见解。如果跳出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于以止扬合一的全体观感去把握事物的人本主义之下，便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邓小平先生在有名的《南方讲话》中坦率谈论了股票、证券等市场要素的引进。
他说：“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实在是种灵活而博大精深的对应方法。
我曾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访华时拜访过邓小平先生，他所阐述的对中国的发展与繁荣的展望，言犹在耳。
自在地运用“恰到好处，毫不夸张”的尺度，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当与否，而加以调整－－这种做法，使人不被经济摆布，彻底贯彻推行“为人而有的经济”，显然是人本主义的思路。这种慎重方法，从渐进主义的手法上也清楚可见，即市场经济也不是一举导入，而是让深圳等特区先行试验，判明是否可行，然后徐徐推进改革。
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破天荒的拼配，也一定是中国在面对着种种的困难中，不断反覆试验，并且把来自历史淘汰作用的负面控制在最小程度，在谋求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中所能够采取的最大限度的选择。考虑到贵国人口、版图等的庞大，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左右二十一世纪的命运的人类史实验。全世界都屏息注视着中国的动向。我作为一个老朋友，情不自禁地衷心祝愿贵国的成功。
说到底，一切始于人，归结于人。在经济方面，倘若不是如儒学“德本财末论”优良传统所显示的“恰如其分”的调节起作用，就只会助长蔓延世界的世纪末病－－拜金主义风潮吧。李约瑟博士说“伦理的思路”、“伦理的模式”时，热切期望着对这种风潮的反题。而汤因比博士说“中国肩负着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合与和平的运命”时，清楚明确地估计了贵国历史所蓄积的人本主义的道德力量。
现在，各位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前端的深圳，自立、自律、自强，朝二十一世纪奋飞，目标所向，我相信一定符合李约瑟和汤因比两位博士的描绘，是“人本主义”一望无垠的大地。
最后，请允许我借用贵国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表达我对于敬爱的各位的心情。
“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