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道、文化之桥（中国，北京大学， 1990年5月28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90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民众间的纽带缔结起恒久的友谊
今天，我拜访北京大学，遇到多位教师和学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今次能获得贵校首次颁发的“教育贡献奖”，使我感到无限光荣。
我衷心感谢王学珍校务委员会主任、吴树青校长，以及在座各位老师，还有惠助拙着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杜麻子英社长，和汇聚一堂的同学们。
创价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也托我问候各位。众所周知，创价大学是日本第一所与贵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关系的大学。光阴荏苒，到今年，协定签署已十年了。这也完全是贵国和贵大学的友谊之泽，藉此机会，我深致谢忱。
除了贵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外，我还得到日本研究中心顾问的荣誉。过去曾六次访问贵大学，每次都受到各位满脸笑容的热情欢迎，大家都把我当作“北京大学 的一员”，这份热情使我也彷佛回到了“母校”般，胸中洋溢依依之情。今后，我要更进一步，为贵大学的蓬勃发展而贡献力量，以报答“母校”之恩。
教育才是培育人的事业
我早就抱有一信念，即“教育是我毕生的大事业”。可以说，开拓未来，维护未来，其主体在于“人”，而造就“人”的事业正是教育。启发、锻炼“人”内在的无限潜能，把它导向创造价值的方向，就是教育。教育是建设社会，决定时代的最根源力量。
尤其是现代，被高度细小分化的“知识”在泛滥，而另一方面，能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的“智慧”和高度的涵养，又成了这时代的需求。并且，由于前所末有的“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教育今后将不局限于一国，而是作为开拓地球未来的大业，越来越变得重要。
那么，思索教育的未来时，应依据的“基础”是甚么呢？一想到这点，我的脑海裹便浮起中国教育思想的光辉传统。犹如看见一条把人诱导向完善的、奔流不息的大河。
关于教育人才的智慧，古代希腊和中国堪称双璧。其实，双方面在培养完善人格、陶冶性情的教育“理念”、“课程”方面，都可说是极其精致和深遽的。
试举一例，对于古希腊来说，教育重点之一在开发人的个性。就是说，不是单方面地“教”，而是要“引导出”每个人所蕴藏的潜能。从柏拉图亲自主持的“阿卡第米亚”——“学院”，就可以看出他非常注重互相启发和培育个性的“对话”。
同样在东方，教育思想他在中国萌芽、盛开。例如孔子，游说诸国，对政治的希望幻灭后，晚年仍呕心沥血地培养后继的人才。晚年的孔子再不是个去“教”的人，而是个去“育”的人。
“启发”一词，是源于《论语》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说若没有苦学的热情，甚么事也难成）。
还有《论语》中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有四角的东西，告诉了一角，若不能领悟其他三个角，这样的人教他甚么也是徒劳的）。这是 个严格要求旺盛的向学心和自律的指导方法。所谓“学问”，应使“学”与“问”都有同样的比重。这几句说话中对人性有深刻的卓见，使我感到在中国文明裹有一 种教育理念在搏动。
近年来，世界有识之士也关注到这种东方教育思想。其中一位，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巴里教授。在他的着作《朱子学与自由的传统》中，追溯存在于中国 思想底层的“自由主义”的由来。他又阐述过相互交换意见这种“讲学”的教学方法，在学问的范畴里培养出互相扶助、互相启发的精神。
古希腊和中国的教育思想中，令我感叹不已的是：
第一、常常以人为中心。
如卢梭所指出的，在希腊的神话里，并不是人为神而流血；而常常是神为人而战争。
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拒绝神怪的东西，也是个好例子。
第二、带有很强的伦理性。虽然以陶冶人性为重，但并不止于此，而是把它连接上经世济民的实践上去。
在古希腊，例如柏拉图的名着《理想国》，看起来重点好像是一心要整顿灵魂的层次序列，而他本人直到晚年犹对政治抱有烈火般的兴趣和热情。
在中国的传统里，例如《大学》中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的八项条件里，前四项的“格物”、“致知”、“诚意”和“正心”，是为了达到后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是说迈向和平的康庄大道）的不可欠缺的前提。
这里应注意一个事实：正如我刻意的说“古希腊”，是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思想在希腊杜会中，没有被源源不息地继承下来。现在只是将这些思想主要作为文明的、知识的遗产受到保存而已。
与此相比，在中国，作为拥有辽阔版图和众多人口的一大文明国，其精神文明，三千多年来从未断绝、生生不息。那种对教育的热情，不限于儒教的范畴，可以说有着从混沌中创造天地的力量和一种自强不息的意志。
在那大河似的洪流中，有不少如今仍应刮目相看的论点。如王阳明的人民教育论，认为文化发展和杜会安定的基础在于“人民”。又如在明末清初的时期里，黄宗羲在他的着作《明夷待访录》中，主张学校的自治，按实力来起用人才。
当然，他们的主张往往都未必能认真地实现过来。而教育的振兴，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堪称考试地狱的“科举制度”。同时，儒教的学识为统治阶层所独揽，并没有真正成为属于人民的东西。
尽管考虑到这些不足的地方，但我还是认为，努力去培养完美的人格、来形成心目中的世界，这种中国的秩序感觉、历史观点、乃至宇宙观，即使至今仍搏动流 传着；这一点，从引进马克斯主义、进行不断革命的思想这例子中清楚显示出来。不单如此，法国首屈一指的中国学权威范德梅尔舒教授说：“与西欧文明相匹敌的 一个文明形态正准备出现。”他所指的就是“新汉字文化圈”。
某位先哲说过，打碎中世纪世界观的哥白尼革命所带来的不是新的世界像，而是没有世界像的时代。我坚信，当这种“没有世界像的时代”渐临黄昏的时候，能广泛地代表教育思想的中国传统精神，必会成为普遍的人道主义的不可缺少轴心，为新世界像的形成做出巨大的贡献。
时代的潮流揭开日中交流的新篇章。同时也导致从根本上重新审视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无须赘言，日本的教育思想等全部文化都蒙受了贵国的大恩，我们应如何报答这种恩泽呢？
我认为答案就在日中交流这一点上。个人方面固不用说，在今天的全球性时代里，国家也不能孤立地生存。只要生存在这世界上，就会领受无数人们、国家的恩惠。所谓“恩”，乃是在生活裹互相支持帮助的一种精神的表露、人性的精髓。
曾在北京大学草创期工作的文豪鲁迅先生，他的着作《藤野先生》，就是回忆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恩师。
一度承受的恩德，不论是甚么，终生都不会消失的。所谓“恩”，重要不在于授的一方，而是在接受一方的“心的问题”。
留在文豪心中的老师的恩情，好比一曲倾诉人类高贵精神的乐章。“感恩”、“报恩”，的确是人该走的“正途”。正因如此，我确信日本人越来越应该为“文化恩人”中国的发展和幸福诚心诚意地尽力协助。
尤其是日中两国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自古以来习惯地称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一想到两国有这样渊源深厚的关系，我便相信，彼此共同致力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定，可以为亚洲，进而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
友谊，只有贯彻下去才能变为真正的友情；日中友好也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成为真正的友谊。不管两国之间出现甚么样的迂回曲折，我们决不从友好的缆绳上撒手。
对于我们来说，现今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怎样使这日中友好的“金桥”发展得更坚固、更稳定。
不消说，政治、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是重要的，但维持更长久的友好交流的，还得是连接人民与人民的“心的纽带”。如果缺少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那么就算在政治、经济上有甚么样的关系也是等于空中楼阁。政治、经济之“船”，是需要有“人民”这大海，才能够航行的。
人民和人民间的心的纽带是眼看不见的，但正因为看不见，所以才牢固。正因为无形，所以才是普遍的、永久的纽带。形成这纽带的，正是给予人类精神“永恒”、“普遍”的“文化”光彩。
尤其是“教育”能启发人的无限潜力，在人与人之间系结“平等”与“共鸣”的纽带。
惟有这样的“文化”、“教育”交流，才是使日中人民间的纽带永远牢固的根本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在此重申：应努力推进“文化”、“教育”交流，去发展日中友好金桥第二期的往来。
还有八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创立一百周年。奔向崭新的“第二世纪”，东方屈指可数、传统赫赫的贵大学一定会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贵大学的宗旨之一的“创新”和我们的“创价”有着相通之处。我一边在心里描绘着北京大学“创新”辉煌壮丽的未来，一边尽全力促进彼此今后的友好交流。
最后，对今天举办如此盛大仪式来欢迎我的各位再一次表示由衷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