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平之康庄大道（中国，北京大学， 1984年6月5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84年6月5日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这是我第六次访问北京大学。四年前，我有幸在北京大学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今天，我又有机会，在这里同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交换意见。在此，请允许我向尊敬的丁石孙校长、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表示我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今天过去，永不重来。我希望在充满纪念性的今天，能把日中友好向前更推进一步。
在上次的演讲中，我以“我对中国的一个考察”为题，谈了我个人对于中国民众的真实面貌的见解。今天，我想以“走向世界和平之康庄大道——我的一点看法”的题目，从一个平民的立场，谈谈我一直坚信不移，并且努力使之实现的建设永久和平的设想。
迄今为止，除了在贵大学以外，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洛杉矶学院、莫斯科大学、瓜达拉牙拉大学、索菲亚大学、布加勒斯特大学等讲坛上，分别作过演讲。我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如果民族之间没有深切了解和广泛交流，就不会有和平，而这种了解和交流，也是不可能坐观其成的。本着这种信念，我希望今天我的演讲，能够为发展日中两国的和平友好事业，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或许可以这样说：不论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任何纠纷都是在失去自制能力的时候产生的。国家之间一旦发生纠纷，就更是如此。着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英国的霍布斯，曾经把国家比喻成脱离了人的控制的怪兽，如果引用这个比喻，我们不得不说：要怪兽发挥自我控制的能力，是极为困难的。
歌德有一段名言，论及这一困难。他感叹道：“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曾发现过一个国家，既有强大的军备，建成了完整的防备体制，而又能够始终如一地、只满足于维持这种防备体制。”
最理想的局面，是任何国家都没有军备。然而，想一下子实现这种理想局面，是很不现实的。事实上，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时代，要求和平的呼声像今天这样强烈，但是关于裁军的谈判，却未见有显着的进展。另一方面，虽然路途遥远，但人民大众为实现和平而作的真诚的努力，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壮大起来。实现裁军之路，舍此而别无他求。我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我们急需解决的课题，是如何用文化和文明的“文”的力量，来抑制军备，亦即“武”的力量。这就是我想说的发挥国家的自我控制能力的问题。
在中国搏动着的“尚文”风气
以这一观点来考察和平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纵观中国的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不如说她是一个“尚文”的国家。当然，这是从比较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正如没有完全“尚武”的国家一样，纯粹“尚文”的国家也是不存在的。问题是何者为其主流。我觉得除了极其例外的时期，“尚文”的风气，一直是推动中国历史的巨大力量。
当然，以“尚文”为主流的中国，也确实有过诸如汉朝成立时期，以及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那样的，以武力推行扩张主义的时代。而且，曾经以万里长城为象徵的边境，也曾反覆其攻守的历史。此外，国内的治乱兴亡也持续不断，战火的规模，从日本这样的岛国看来，真可谓是异常之大的。
我还想说明一点：我也很清楚，单纯的崇文精神，称不上“尚文”，而是陷于“文弱”，从而招致时代精神的颓废。各王朝的末期总是陷入争乱状态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同世界文明史中经历过盛衰荣枯的其他强大帝国相比，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难发现单纯凭藉武力，明目张胆地推行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的例证。尽管一时性的武力主义也曾勉强推行过，但毕竟很快便为文化及文明那大海般的力量所吸收。中国被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其卷帙浩瀚的史书中，只消信手翻阅几册，就可以发现其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性和伦理感。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尚文”的国家，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抑制唯力是视的武力侵略主义。
有抑制武力作用的传统力
“对外征服是非道、不德的行为”，这样的一种认识据说最初产生于隋唐时代。当中国正位于世界之冠、文明之花正绚烂吐艳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见解，决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它说明了文化与文明的力量是多么巨大。正当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强使民众付出极大牺牲的时候，民间流行看一阕“向辽东，无浪死”的反战歌。唐玄宗晚年，虚耗国库之财，并以大量的人命为代价，作无益的国境经营之际，杜甫在其有名的《兵车行》等话中，不仅表达出民众的反战、厌战情绪，而且人们还可以从中听出视外征为不德的弦外之音。他在《兵车行》中写道：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这百名诗，借出征士兵之口，控诉无益的侵略战争。视外征为非道、不德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民众中扎下了根，并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遣隋使、遣唐使等，开始了日本与中国的直接外交关系。
这种想法在当时中国的外交姿态中，尤其在朝贡外交、朝贡贸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的中国对于绝大部分的从属国，只要求宗主权，并不试图实行征服。所谓朝贡，亦即承认中国为宗主国，为了证明自己尽了臣下之礼而带着贡物来朝进贡。对此，中国的皇帝也赠送一些中国的工艺品作为回礼。这种朝贡制度，是当时的一种特殊外交、贸易手段。这种朝贡贸易的出发点，在于以文明与文化使邻国心服。这种想法也是以“尚文”思想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为基础的。
引人注意的是，在这种朝贡贸易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并未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使者和随行人员在中国逗留期间的费用，全由宗主国负担，而且皇帝赠送的下赐品，总是高于贡物的价值，据说从属国进贡一次，总能获得五、六倍的利益，作为尽臣下之礼的报酬。历史学家们还指出：明太祖洪武帝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其背景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了。
这里我不想多谈中国作为大帝国在经济方面的富裕，我想强调的是从这一侧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宽宏的秩序感觉。近年来，我曾数次访问东欧各国，在那里了解到一些奥斯曼帝国强行剥削压榨从属国的极端残忍的史实，不禁为之毛骨悚然。由此联想到，比较起来，中国外交政策在朝贡贸易中所表现的泱泱大度与“尚文”的态度，更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我认为这种感觉，同近代欧洲的民族主义，以及这种民族主义所产生出来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意识构造，也是大不相同的。正当北京大学处于“五四运动”的沸腾的热潮之际，访问过贵校的巴特兰德．罗素，曾以这样的说话叙述了他对中国的印象。他写道：“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因为抱着自豪感而不屑去战争』的国家，那就是中国。极其自然的中国人的态度，是宽容与友好的态度，是一种希望以礼节待人，并为对方以礼相待的态度。”
众所周知，罗素关于中国的评价，因未曾顾及中国封建残余制度的消极方面，招致鲁迅等人的激烈驳斥。然而，罗素以不同文明的眼光，清楚地看到，并且描绘出中国文明的美的本质，这一事实也是应当加以肯定的。
我认为这种美的本质，就是人或国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兽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抑制力。我更认为，能够实现控制及废除军备的和平之路，除了积蓄和发挥这种力量之外，别无他途。十六年前，我国还有不少人高谈着来自中国的威胁。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提出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建议。在那个建议中，我提出了“中国直接以武力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是无论如何无法想像的”这一论断，其依据正在于贵国的历史与传统之中。后来，日中两国恢复邦交，贵国复归联合国后，曾多次明确声明“不搅大国主义”。我对贵国的历史多少有些了解，所以我相信这一声明决非战略性的幌子。
以“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
我曾对中国产生这种自制力的背景加以考察，发现了这种看法、想法之中，人总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我国熟悉中国思想的锐气学者这样写道：“中国哲学的特徵，在于不断探索人生的目的。哲学家们苦心思索的问题，终究没有离开过人这一关心的领域。关于自然的思索，总是在以自然主义的观点思索人的问题这一基础上展开的。换言之，哲学首先是关于人的学问。”
“终究没有离开过人这一关心的领域”，也就是说，思考任何问题时，人总是中心或者出发点，我认为不只是哲学，在中国的宗教、科学、政治等等关于人类行为的任何学问中，其基调都可以说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以人为目的的哲学，以人为目的的宗教、科学、政治……等等，在如同交织着祸与福的大河般的中国的历史中，人这一座标轴，不正是从未动摇过吗?
这看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事实上并非容易实现的事。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那样的一神教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欧洲中世纪的社会里，历史的座标轴常常是由“神”而不是“人”占据的。人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哲学只能成为神学的婢女。当时的社会活动，看起来是人的活动，实际上却是以神为目的的哲学，以神为目的的宗教、科学和政治。
这种思考方式，在抛弃了神的偶像的近代以后，也没有很大的改观。取代神而成为座标轴的中心的，是所谓“进步”的观念，是对于科学技术的信仰。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谈论过很多了。这里只举现代科学应有的地位的问题为例。已经有不少人得到了如下的认识：由于现代科学脱离了“人这一关心的领域”，所以变成了理性的自我运动、自我完成的产物。当然，我并不想否定科学技术文明的成果及其给予我们的恩惠，然而，科学在不以人为基轴的情况下盲目发展，就会掉入巨大的陷阱。
在考虑和平问题的时候，我们尤应注意的是，造成近代国家间战争的主要元凶的殖民主义的背景，也存在着不以人为基轴这种思考方式。而我们必须指出：近代西欧作为唯一的基准，即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文明”与“未开化”两大部分的思考方式，产生出虚假的选民意识，并从背后支撑殖民主义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欧洲的近代文明尽管带给我们很多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财产，然而就其整体的倾向性而言，这种文明非但没有抑制人的野蛮的冲动本能，反而成为他的最理想的隐蔽工具。
如果我们多少牵强附会地，想在中国文明中寻找与基督教文明中的“神”相对应的东西，那大概要数“天”这一概念范畴了。在中国的宗教、哲学、道德、科学等方面，经常出现“天”这一概念。然而，除远古时期以外，“天”并不被看作如同基督教的神那样的超越的实体。“天”不是作为先验的存在，君临于人、指点人的行为，而是在经验中与人相接，为人所究问的东西。
我不大清楚在现代的中国，“天”这个词语带有怎样的语感。或许有人把它理解为带来种种毒害的封建道德的遗物吧。
但是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天”本身的内容，而是人们思考“天”的方式的问题，亦即“天”在经验中与人相接，人们是内在地、内发地思考“天”的问题的。在上次的演讲中我也提到，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就是“通过个别看普遍”，也就是说，从人的方面，通过现实来认识“天”，而其重点在于本着这种认识，不断努力与实践，以改造现实。也就是说，其特徵与其说是“静”，不如说是“动”了。
与此相反，以某种固定的观念为基准，用以判断一切事物的思考方式，因其过于执着于固定的观念，从而看不到，所谓观念，只不过是处于相继流传的生命大河中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看不到这一点，就会产生理论信仰、制度信仰和效率信仰，而活生生的人，将为这些东西所控制。我认为当代错误的信仰的根源，在于缺乏从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点上。例如对于核威慑力量的信仰，正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憎恶及互相恐惧的基础上的。持这种信仰的人很少想到，如果不铲除这一基础，那么核武器是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的。
果断的行动和进行有勇气的对话
关于这种“动”的形象，我想略谈一下鲁迅先生的作品《非攻》。大家都知道，这篇作品介绍了战国时代有名的行动派和平主义者墨子的事蹟。一位日本的翻译家把它翻译为“使战争停止的故事”。这篇故事说的是：
鲁人墨子，得知大国楚要攻打小国宋。而且楚王之所以动了这样的念头，是因为墨子的同乡公输般造了云梯——一种攻城的武器，并把它献给楚王。
墨子为了制止这场战争，就急忙动身前往楚国。沿途他亲眼看到了宋国的贫困和楚国的富裕。楚之攻宋究竟是为了甚么呢？……墨子先见了公输般，向他陈述了战争的愚蠢和不义，公输般说他已经说服了楚王攻宋，现在想阻止已经不行了。于是墨子就通过公输般，进见楚王。楚王虽然同意墨子所讲的道理，但又说：“不过公输般已经给我造云梯，总得去攻的了。”墨子于是在楚王之前与公输般纸上谈兵，结果公输般一败涂地，进而起了杀墨子之心。墨子觉知，就运用智慧，向楚王声称：“宋国已经采纳了我的建议，城墙的防卫已经坚不可摧，你们即使杀了我，我的三百个弟子已在那里严阵以待，你们是无法攻下宋国的。”最后，楚王终于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
以上就是整个故事的梗概。据说鲁迅先生在诸子百家中，最尊敬的就是墨子。这篇作品的绝妙的讽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楚王说的那句话：“公输般已经给我造云梯，总得去攻的了。”在这里，我们见到的不正是现代扩军论者的雏型吗？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及“非攻”，是因为我认为只有墨子的和平行动主义，才是打开突破口，实现和平的关键所在。总之，为了和平而行动、交谈、行动……。我坚信这种“动”的触发作用，即使看起来是在走远路，但这条路是唯一可以变不信为信赖，变憎恶为爱心，变恐惧为友情的，通往和平的康庄大道，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终究会沟通心与心之间的渠道的。
中国笔会会长巴金先生上个月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大会举行前有机会与他见面。巴金先生把他在会上的发言称为“以文会友”，这真可谓是出自“尚文”之邦的人的语言，他在发言中这么说：“水滴石穿，作品的长期传播也会深入人心。用笔作武器，我们能够显示真理，揭露邪恶，打击黑暗势力，团结正义的力量，只要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世界大战、核子战争就一定能够避免。”
我也是这样想，一个人一个人的努力，即使就像水滴那样微小，但终究会穿透石头，而无数的水滴将会汇成能掀动并冲走岩石的大河。要达成和平这一目标，只有靠我们不断地采取果断的行动和进行有勇气的对话。我虽然能力菲薄，但今后仍将继续努力，我期望在座的肩负起贵国未来重任的各位先生，也一起在实现和平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谢谢各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