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新的民众形象——我对中国的一个考察（中国，北京大学， 1980年4月22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80年4月22日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首先，能让我这样的一个民间人士，在这样的会上谈一谈我的一些观点看法，我感到非常光荣。向季羡林副校长、王竹溪副校长等各位先生以及同学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二十来天前，日本着名的中国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博士去世了。这位博士在中国也有很多知己朋友。他在他的一本着作中，把中国文明称之为“没有神的文明”。搜寻一下中国文明，确实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神的存在。在同一个亚洲，日本和印度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无数的神话。而中国，正如孔子所说的“不语怪、力、乱、神”这句话所象徵的那样，恐怕是世界上最早与神话诀别的国家。
我感到“没有神的文明”这句话确实说得很妙。
那么，这样的中国文明究竟给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带来了甚么样的特徵呢？我不揣自己的才疏学浅，认为可以归结为“通过个别看普遍”这样的一句话。
现在不妨举一个例子，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的开头就反驳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并在列举了一些善人灭亡、恶人昌盛的史实之后，提出了这样有名的疑问：“余甚感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也有很多人了解。我不想就所谓的“天道”来谈甚么。这里恐怕确实有着儒教和道教的影响；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恐怕还可以发现许多封建的残余思想。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怀有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
当然，追求贯穿于人与自然之中的某种普遍性的法则，不仅是中国民族，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都有这种愿望。因而进一步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司马迁的提问里，是从个别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天道”这一普遍性的法则“是邪非邪？”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受“李陵之祸”的牵累而被处以宫刑。他怀着这种怨恨的心情而坚持写出的着作就是《史记》。“李陵之祸”是降临到司马迁个人头上的悲惨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必须要追究是非、善恶的极其个别的事件。也就是说，他不是问“天道”本身，而是要追究体现在自身的悲剧这一个别案例上的“天道”的是非。我上面所说的“通过个别看普遍”，就是这个意思。
与“没有神的文明”相对立的是“有神的文明”。比如说欧洲的各民族的情况，我觉得它们与中国恰恰相反，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是“通过神这个普遍来看个别”。神是在人力所达不到的地方来统治这个世界，人力所能办到的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来实现绝对普遍的神的意志。也就是说，只能从神的一方单方面地传达到人的一方，决不允许像司马迁那样去质问“天道”。在欧洲的历史上出现司马迁那样的提问，最早也要在宣布了“神的死亡”的十九世纪末以后。
因此，欧洲在看人或自然的时候，总免不了要透过神这个棱镜去理解。这种棱镜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带普遍性的。但是，要想原封不动地运用于历史与传统迥然不同的其他民族，那就只能采取强制的手段了。其结果就是侵略的、排外的殖民主义披着神的外衣横行霸道。我用“通过个别看普遍”这个公式归纳了中国民族的传统。我觉得这里包含着显然与欧洲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不是通过某种棱镜去看事物，而是注目于现实本身，从现实中去寻求普遍性的法则。和我有过亲密交往的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晚年一直有一种预感，认为中国会成为今后世界历史的主轴。他提出的最大理由是“中国民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所掌握的世界精神”。他对基督教持有严厉的批判的态度。我觉得他一定是在中国历史所积累起来的精神的遗产中，感受到了与带有强烈侵略色彩的欧洲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的某种世界精神的萌芽。
话虽如此，我并没有全盘美化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意思。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内乱和入侵，有过无数次的洪涝乾旱，民众因此而遭受过数不尽的涂炭之苦。最重要的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几次革命，其目的是在于打倒殖民统治，同时也是为了推翻像沉荷宿疾一般不断腐蚀民众心灵的封建制度。我对这些也是十分了解的。
在了解这些的基础上，我仍然要强调精神的遗产。长期培养起来的可以称之为精神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而且改变一切恐怕也不能称之为上策。因为把这种本质朝者正确的方向、建设性的方向提高，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未来，肯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
我从鲁迅的明亮的眼睛里所感觉到的东西，也是他那看透民族本质的敏锐的视线。他不要任何的棱镜，而是要凝视现实本身。他在谈论人的时候，也是剥掉粉饰的掩盖而逼近民众的原像。我也是喜爱鲁迅作品的读者之一。尤其是他那篇以“吃人”为主题的《狂人日记》，描写不以人吃人为耻辱。作品的末尾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种痛苦的喊叫，以撕裂肺腑般的伦理感震撼着读者。
他在描写最下层的贫农的《阿Q正传》中写道：“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读到这样简洁的描写，脑子里鲜明地浮现出愚钝但却像茁壮生长的杂草一般顽强的民众的原像。它使我联想到着名的维克多．雨果。雨果也曾经在巴黎的流氓少年的心灵深处锐敏地发现了“从巴黎的气氛中的某种观念所产生的一种非腐败性”。
鲁迅的文学运动很难说已取得了胜利。但我深信，他毕生的任务确实在新中国已被继承了下来。
前些时候我在日本会见了作家巴金先生。他公开声言：“我写文章是为了和敌人作斗争。”我深受感动。巴金先生还说：“我的敌人是甚么？是所有的旧传统观念，是妨害社会与进步以及人性发展的一切不合理制度；还有一些想把爱彻底粉碎掉的东西都是我的敌人。”我从巴金先生的风貌中看到了与鲁迅共同的、和民众的敌人作斗争的“战士”的面影。
另外，新中国一贯坚持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我在内心里是以新的眼光在看待这一事实。因为从这里令人预感到正在酝酿着开辟历史的新的民众形象。
这些情况都有待于诸位先生的明察。比如说，“实事求是”——根据事实追求真理——这句话，与我前面所说的“通过个别看普遍”是否有共同之处？起码我不能不感到，所谓的“实事求是”是与司马迁的“是邪非邪”的那种提问所象徵的中国的精神遗产中的最优秀的部分——即正视现实，并由此出发来重新改组现实的精神——完全是一脉相通的。
总之，当今的时代是“大动荡”的时代。故世的周恩来总理说过，在到达二十一世纪之前，二十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最重要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民众之间如果不结成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联系，就难免有一天还会遭到战争的惨祸。在研究中国的科学方面留下巨大足迹的李约瑟，在他的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文中说：“我们要把所有人种中的劳动的人们结成一个普遍性的协调性的共同体。当前我们正处在这种新的普遍主义的黎明。”
这种“新的普遍主义”的主角必然是新的民众和广大的平民。而中国悠久的历史与现实的步伐中正蕴藏着这种开创未来的不可估量的动力。谢谢大家给了我讲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