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人类安全——透过佛法洞察二十一世纪（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 1995年1月26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95年1月26日在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在这迷人的夏威夷天地，有“人类”和“自然”的拥抱，有“东”和“西”的握手，有“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和谐，有“传统”与“近代”的融合。所以我相信，夏威夷正是适于探究“和平”与“人”的舞台。
我的世界访问就是从夏威夷开始的。1960年，巧得很，正是贵中心成立的那年。
日本军国主义把夏威夷变成了太平洋战争开战的悲剧舞台；我从年轻时候就怀抱着热切愿望，希望人类和平的旭日从这里升起来。
回顾历史，可以说，二十世纪实在经历过太多人类的自相残杀。正如被形容为“战争与革命的世纪”那样，两次世界大战和接二连三的革命等，使本世纪史无前例地不断充满着血腥与动荡。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杀伤力飞跃地提高，前半世纪里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死者多达约一亿人，其后的冷战以至于今，地区纠纷等造成的牺牲人数估计也超过二千万人。
同时，南北间的贫富差别继续扩大，现有约八亿人挨饿，每天有几万幼小的宝贵生命因营养不良、疾病而丧生。我们决不能对这种构造性暴力坐视不管。
进而像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心的那样，蔓延于东方和西方的“精神饥饿”，说明物质繁荣的空虚。
以不计其数的牺牲，二十世纪的人类到底获得了什么利益？迎来世纪末，在日趋混乱状态底下，谁都难抑一股痛恨之情吧。
注目于人内心的复苏
在此，大乘佛教的精髓《法华经》的一段文字浮现在我心头：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法华经并开结》233页）－－充满愿望与被苦恼和恐怖的火焰折磨的民众共苦的心情。
正视这悲惨的画卷，释尊在《法华经》里这样宣言：
“应拔其苦难，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令其游戏”（同上216页）――这里有佛法的根本精神，由此产生一种活跃的能动作用，要在现实社会当中，努力构筑安稳的乐土。
其基轴完全是来自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变革，使生命和生活都能获得复苏和鼓舞。我的恩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把这称为“人间革命”。
想来，沈湎于十九世纪进步主义思想的人类，只拼命整顿社会和国家的外在条件，并陷入错觉，以为那就是通向幸福的捷径。但是，避开人本身的变革这一根本基点，只会费尽苦心为和平与幸福而努力，有时反而会造成相反效果。可以说，这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大教训。
令人大大增强信心的是，安全保障问题的权威奥克森伯格（Michel Okesenberg）理事长有和我同样的感触。
去年秋天，在东京会见时，理事长曾这样说：
“假如人们生活在精神空洞化的环境当中，就会感到不安。不能安定，就不会觉得安心。这样，国家不能保障人们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安全，不仅是国家的安全，还要顾及到文化乃至各人的安全。”
我们须要构筑起面对任何困难、任何恶劣环境都毫不动摇的内心，即坚定的“汝自身”。我认为，从内在生命的变革，即“人间革命”走向社会革命，才是开辟“永久和平”和“为人的安全保障”的真正道路。
立足于这种观点，我提议把迈向二十一世纪所不可避免的思想改革归纳为三点：第一、“从知识转向智慧”，第二、“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第三、“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
“从知识转向智慧”
第一是需要从注重知识转为重视智慧。我的恩师户田会长曾尖锐地指出：“把知识误认为智慧，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误。”
现代人的知识量、情报量比起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确是飞跃地增加了。但绝对不能说这与能够为人们带来幸福的智慧相关。
反过来，知识和智慧的极端不平衡为人类带来了太多的不幸。近代科学的精华为核武器，和前面提到的“南北差别”的扩大，都如实地表现了这问题。
在现今的空前高度情报化社会里，需要尽早开发能正确操纵膨大的知识和情报的“智慧”。
例如，发达的通信技术能被滥用于煽动民众的“恐惧”和“憎恶”，另一方面，也能被利用于把教育机会扩展到世界去。其差别全在于人的“智慧”和“慈爱”的深度。
佛法一贯把焦点放在开发人生命里的慈悲智慧。我们信奉的佛法的宗祖日莲大圣人，在写给门人的一封信里如此说：
“是以习佛教者，若不观心性，则断难离生死也。若求道于心外，修万行万善，是如贫穷之人，日夜计数邻人之财，无半文之得益也。”（《一生成佛抄》）
以佛教为首，一般来说，东方式思考的特征在于，一切知识性行动，都是与“汝是什么？”“怎样活得最有意义？”这类实存性、主体性问题紧密结合。
这段文字也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一个好例子。
最近，围绕水源等有关资源的地区纠纷令人忧心，但我由此想起的是，释尊对故乡的水源纷争所显示的智慧。
那是释尊为布教而走遍故乡一带的事。因为乾旱，流经两个部落之间的河流水量不足，发生争执。他们之间互相寸步不让，事态发展到拿起武器，流血也在所不辞。
正当此时，释尊分开人群，这样对他们说：“看看准备战斗、准备杀人的人，由于他们拿起了武器要战斗，所以产生了恐怖心。”
由于手持武器，所以产生了恐怖心。这样明快的一句话里，廻荡着使大家醒悟的音响。群众丢掉武器，敌我双方一齐当场坐下来。
释尊再次开口了，他并不指出谁是谁非，而是阐说了根源性的恐怖，就是“生死”这问题。如何打破最大的威胁－－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死”，而度过安稳的人生呢？释尊的阐说渗透了人们的心底。
的确，比起现代的复杂纠纷来，这也许是过于朴素的逸话。比如旧南斯拉夫的纠纷，追溯根源，将近二千年了。其间有东西基督教会的分裂，奥斯曼土耳其的征 服，本世纪有法西斯、共产主义的蹂躏。民族与宗教交错所产生的敌意根深蒂固，激烈可怕。各个势力从历史的立场互相强调差异，极力主张自身的正当性，问题复 杂而难以收拾。
但正因为这样，所以才需要智慧，像释尊充满勇气的对话所垂范那样，不是分裂人类，而是找出人的共通之处，创造出协调与团结。
佛教是这种智慧的无尽宝库。佛典中有关和平的箴言不胜枚举。例如，日莲大圣人对和平与安全危机，跟人生命内在原因的关联，有如此的洞察：“三毒强盛之国如何能得安稳……饥渴由大贪而生，疫病由愚痴而生，合战由愤慨而生。”（《曾野殿御返事》御书1064页）
在这种充满贪、瞋、痴生命的国土里，佛的智慧能使我们打破个人囿于这种欲望和憎恶的“小我”，超越民族心的深层，把生命向宇宙大的、普遍的“大我”开展，使之充沛。
这种智慧并不是在远处，而是如足下之泉水一样，通过我们为人类、为社会、为未来勇敢而慈悲的行动，能从自己内心俨然具备的“小宇宙”中源源涌出。
通过这种“菩萨行”，我们能涌现出打破利己主义的智慧，那时，种种知识也将平衡地向看人类繁荣的方向，生气勃勃地开始转动。
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第二个我想提出的思想改革是“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当此“联合国宽容年”开幕之际，在堪称多元化象征的“彩虹岛屿”夏威夷谈及这一主题，我感到有深远的意义。
诸位率先垂范地致力于“多元化的协调与融合”这一今后人类最重要的课题。这一尊严的挑战，宛如“奥希亚树”（Ohi’a tree），最先在熔岩覆盖的夏威夷不毛大地上扎根生长，开出深红的花朶。
正如只是把蓄积财富作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路线所象征的那样，近代文明去掉了人和自然的多种多样的个性，始终在追求一元化，单一化的划一目标。
这样突进的结果，为人类带来了破坏环境等深刻的“地球问题群”。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进行一种能支援未来世代的、能持续的人类发展计划。
以反省的眼光去重新观看人类、社会、自然的多元化、多种多样的个性，不正是理所当然的推移吗？
在此我想起了环保运动先驱、海洋生物学家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的卓见。女士在去世前一年的1963年，曾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我坚信，我们这一世代，必须与自然和睦相处。而且，我们要进行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证明我们是成熟和有控制能力，但不是去控制自然，而是控制自己。”（布鲁克斯着《雷切尔・卡森》）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受到注目，因为世界期待着这布满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语言的地区能成为“实验之海”，去尝试把这些差异融合为一个大家庭。
夏威夷处于太平洋的中心，一直得到多种多样的文化灌溉，同时也鼓励相互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摸索和平共生之路。所以我确信，夏威夷作为环太平洋文化的宝贵先例，必将越来越大放光彩。
佛教的智慧也对多元化这点作出很多啓示。因为佛教所说的普遍价值，是彻底地在个人内心追求，所以划一化、单一化是不可能的。
日莲大圣人说：“樱梅桃李不改个个当体”，没有必要全都是樱花或梅花，最正确的是应该各自互相配合，发挥自己丰富的个性。
“樱梅桃李”这譬喻不单适合在人的性格方面，更适用于社会、自然环境等。
正如“自体显照”所指，使自己本然的个性从内里往外茂盛地开放，而且不会与他人的个性徒然无益地冲突，也不是建立在其他牺牲之上。爱惜相互的差异与个性，一齐建立一个花团锦簇的生命公园，这就是佛教的本色。
日莲大圣人又说：“对镜子礼拜时，照出的影子又向我礼拜”。这美好的譬喻阐明了佛教里贯通万有的“因果律”，说出尊敬他人的生命，如同镜子的反映一样，自己的生命也得到尊严和受到尊敬。
佛教的“缘起观”促使人和自然的万象在因缘而生的相互关系中尊重彼此的物质，互相发挥，共同生存。而且，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基于对内在于万物的宇宙生命的直观。正因如此，佛法否定一切暴力，绝不允许森罗万象的宝贵协调受到破坏。
夏威夷大学的马塞拉（Anthony J. Marsella）教授如此表述了缘起观的本质：
“我相信自己具有的生命力，是和推动、控制宇宙的力量相同。承认这自明的事实，谦虚地领会这事实的不可思议，以前所未有的确信，我对生命产生了一种新的敬畏之念。我活着！我是大生命的一部分！”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生命的最深层和最普遍的次元时，就能对生命的多元化产生自然的共鸣。和平学的创始人加尔通（Johan Galtung）博士指出，当失去了这种“共鸣”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暴力的行为。
现在，博士和我正准备出版对谈。其中，就青少年的教育问题，认为积极促进与性格相异的他人交流，能使自己心胸广阔和充裕见闻。
这种开放的“共鸣”精神，能把人的多元性变作自己成长的食粮，协助构筑共荣和共存的基础。
附带说一句，我们SGI在世界推行文化交流，也是出于这一信念。
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
第三种思想改革我想谈的是“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
无可否认，二十世纪连续不断的纷争，扮演其主角的，首先是主权国。国权发动的近代战争，几乎把所有的国民都卷入巨大的悲剧之中。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总结苦涩的经验，分别结成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尝试建立上位的系统来制约和调节国家主权。但是不能否认，当时那种积极的尝试，到如今只剩下“日暮途远”之感。抱着许多难题，联合国迎来五十周年。
我认为，假如联合国要真正成为“人类议会”，应该彻底以通过对话而产生的“同意”和“理解”这种“软能”为基轴，而放弃过去以军事为轴心的安全保障观念。例如新设一个“环境开发安全保障理事会”等，重新赋予联合国活力去推进“人类安全”。
当前，最主要的是像联合国宪章所讴歌“我们人民……”这种精神一样，把坐标轴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为此，重要的是培养持有“人类利益”这广阔视野的世界市民，扩展连带的教育运动。
值此意义深远的联合国创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作为NGO（非政府组织）成员，要以青年为中心，更强力地于全球推进和提高这种世界市民的意识。
从佛教的立场来说，从国家主权转向人的主权，就是如何培养一种敢于向巨大权威挑战，并贤明地能调节操纵这巨大权威的人格。
二十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在和我对谈时，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崇拜社团集体力量的宗教”。我认为这定义不单适用于现在国家，更适用于在世界各地引起地区纠纷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
汤因比博士寄望于一种世界宗教，来克服这种狂信民族主义和威胁人类生存的诸恶。找更难以忘记的，就是博士对教导“普遍的生命法则体系”的佛教抱着深切的期望。
的确，佛法立足于人内在的“真理法则”，拥有超越权力、和权力相对化的丰富传统。例如，婆罗门塞拉恳请释尊“作为王中之王，作为人类帝王来统治”的时候，释尊回答说：“塞拉啊，我是王，是无上真理之王。”
有关人类安全保障的七个问题
佛典里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当霸权主义大国摩诃陀（Magadha）要赶尽杀绝建立共和国的跋耆族（Vajjian）时，释尊阻止了他这个念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摩诃陀国是当时印度的第一强国。面对不可一世地前来传达侵略意思的摩诃陀国大臣，释尊对身旁的门徒问了七个有关跋耆族的问题：
（1） 他们尊重商量和对话吗？
（2） 他们尊重合作和团结吗？
（3） 他们尊重法律和传统吗？
（4） 他们尊重长辈吗？
（5） 他们尊重妇女和孩子吗？
（6） 他们尊重宗教和精神性吗？
（7） 他们不问内外，尊重文化有识人士吗？尊重对外开放交流吗？
回答都是“是”。之后释尊对大臣说，只要跋耆族遵守这七点时，他们会繁荣而不会衰亡，告诫他征服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释尊在最后的旅程中教说的“七不退法”，即共同体能繁荣的七个原则。
就现在来说，作为安全保障的指标，不是“军备”，而是提倡“民主”“人权”“社会开发”等，值得刮目相看。
这个故事把“无上真理之王”释尊面对世俗权力的威风和器量，表现得栩栩如生。
日莲大圣人也曾于1260年以同样的精神，对“不知民众悲叹声”的最高当权者强烈地进谏，送去着名的《立正安国论》。之后，他就受到了连续不断的危及生命的迫害。
虽然如此，他仍留下了珠玉箴言，来表达他内心的自由：
“生于王地，身随心不随”（《撰时抄》御书287页）
“愿最初导引损我之国主等”（《显佛未来记》御书509页）
“以难来为安乐可得意也”（《御义口传》御书750页）
把自己的生命扎根于永恒的法理，藐视虚幻无常的权力，贯彻非暴力的人道主义。在这伟大的斗争中，能建立起坚固不朽的安乐境涯。
我相信这种崇高屹立的人性尊严宣言，会在肩负新世纪地球文明的世界市民心中，深深地、强烈地引起共鸣吧。
上述的三种改革，归纳起来，就是生命内在的变革，即打开充满智慧、慈悲、勇气的“大我”，实践个人的“人间革命”。我确信，这种个人的本源的变革，能使人民变得贤明，而这贤明的民众，又像一个波涛澎湃的潮流一样，洗尽人类“战乱”和“暴力”的宿命。
大战期间，创价教育学会创办人牧口常三郎第一任会长昂然与军部权力对抗，在狱中也继续信念的对话，甚至把审判员和看守也引向佛法，七十三岁时死在狱中。
继承他的精神，我在三十五年前从夏威夷开始了与世界民众的对话。今后，我会尽一生的精力，与在座各位先生一起，集结为实现伟大和平而涌现的智慧，为创造充满希望与安稳的二十一世纪努力下去。
最后，请允许我用毕生追求这一主题的伟大先哲、我无比崇敬的圣雄甘地的话结束今天的讲演：
“哪怕是一个人，也要面对整个世界！
任凭世界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你，也要从正面注视世界。
不要害怕，相信震撼你心弦的细小声音吧！”（《我的非暴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