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无战争世界——甘地主义与现代（印度，甘地纪念馆， 1992年2月11日）
池田大作会长于1992年2月11日在新德里的国立博物馆发表演讲。本网在此转载全文： |
甘地主义是人类的至宝
首先，对今天拨冗莅会的尊敬的拉玛・雷迪大学基金委员会议长、潘迪•甘地纪念馆副议长、阿萧伽•柯西理事、拉达克里希南馆长，以及诸位先生，深表谢忱。
承蒙具有“精神大国”印度传统的甘地纪念馆邀请，并给予讲演的机会，是我的无上光荣。
贵馆以圣雄甘地结束一生之地爲原点，绵绵不绝地向世界、向未来传播他的不朽精神，对于这种努力，我满怀敬意。
热爱印度的恩师的诞辰
去年秋天，我曾和访日的馆长先生一起，缅怀各自的老师，畅谈了从老师向弟子传承的“精神继承”问题。今天－－2月11日，其实是先师户田城圣创价学会第二任会长的诞辰。
恩师生于1900年，与甘地大约相差30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甘地进行最后的狱中斗争时，我的恩师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战斗，身系牢狱。
恩师同甘地一样，是信念的和平主义者，是慈爱的民衆领袖，也是独创的历史变革者。
我们的“和平”、“文化”、“教育”运动，全都是承继恩师的精神与行动。
恩师无比敬爱贵国。他一直希冀，有一天踏上憧憬的印度大地，与印度哲人们娓娓而谈。
所以，我不禁感慨万端，仿佛与恩师二人一同出席。
混沌时代震响的“英明之声”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世纪未必有一次的大变革时期。一般认爲世纪末变动不可避免，而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惟爲先导的历史潮流，的确如决堤洪水，连新思惟也被吞没了。从柏林墙崩溃到苏维埃联邦瓦解，这几年的动向大大超乎所有历史家的预测。
其结果，一方面事实已昭然若揭，要求自由的民衆之声用任何权力都无法压制了，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历史在茫然航行，没有海图，没有任何思想体系或理念的指标。
这样的混沌越来越浓重，我不能不侧耳倾听，从那怒涛汹涌的历史河流深处，静静地，倾吐般地诉说的圣雄甘地的声音。
对苏联崩溃的预见
“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是个谜。对于那实验的最后成功，让人抱有深深的怀疑。那似乎是对非暴力的一个挑战。即便看上去成功，那成功的背后也存在暴力。俄罗斯影响下的印度人会变得极不宽容。”
衆所周知，这段话是1931年12月，甘地访问在瑞士莱曼湖畔养病的罗曼•罗兰时对罗兰说的。无须赘言，当时，在法西斯军靴咚咚作响中，俄国革命如人类史上的希望之星抓住许许多多人们的心，布尔什维克主义暗黑一面的恐怖与暴力还没那么表面化。
所以，热烈的和平主义者罗兰等也爲“甘地的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二者今天要同盟推翻旧秩序，建设新秩序”而煞费苦心。
在这种缺乏情报的时期下，能够以通过体验所炼就的澄澈的目光，揭开布尔什维克主义中隐藏着的暴力与不宽容之恶，甘地的先见性是值得赞赏的。
苏联崩溃的决定性一击－－去年八月的政变失败后，莫斯科广场上秘密警察创设者捷尔仁斯基的巨大塑像被拉倒，民衆踏之以脚，看着这一场面的映像，我再度痛感甘地直截了当地迫近事物本质的识见之正确。
前所未有的，要结束“战争”与“暴力”世纪的今天，爲达成不战世界，我们应该从堪称“人类至宝”、“二十世纪奇迹”的先哲，学习承继的遗産是什么呢？
我想着重指出四点，即“乐观主义”、“实践”、“民衆”、“总体性”。
乐观主义
首先是透彻的乐观主义。不论思想家，还是经纶手，古来卓越的人物似乎几无例外地都具有乐观主义者风格，而他们当中，甘地那样不欺世媚俗、以鲜明的轨迹终其一生的人也实爲罕见。
他说：“我永远是乐观主义者。并非它能证明正义荣耀，而是因爲抱有归根到底正义肯定荣耀这一坚定信念。”又说：“我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的乐观主义基于对能发挥非暴力的个人能力之无限可能性的信念。”
显然，甘地的“乐观主义”决不是出自客观情势的分析和预测，那只是简单的相对论。正义也好，非暴力也好，是以彻底的自我洞察无条件地树立在自己心中的、对人的绝对信赖，是甯死也不能夺去的不会崩溃的信念。
我觉得由此可见常返诸自身的东方演绎思考的精华。
虽有万难，处境亦如“青空”
因爲无条件，所以永远不会走不通，只要自己不放弃信念之路，他的“乐观主义”就与无限希望的展望和胜利相系结。
“非暴力是没有败北的。与之相对，暴力的结局是必然败北。“这句话平静之中也显露出无所畏惧的自信，的确是唯把握己心的人才能畅快发出的、精神的胜利欢呼。
可以想像，历经磨练的甘地的一生，无论狱中坚持抗议绝食时，还是面对法西斯的威胁，迫于暴力与非暴力的进退维谷的抉择时，抑或在加尔各答孟加拉爲地域抗争的恶斗所迫时，穿透黑云之处，一定有辽阔无垠、澄澈如洗的青空。
真正的非暴力属于“勇者”
正因爲如此，才能标举“乐观主义”。我认爲，甘地主义的真髓正在于此，那并不是非暴力---人的善性的极限，即怯懦、卑屈的“弱者的非暴力”，而是要把勇气所印证的“强者的非暴力”与民衆分享。
如果曲解这一原则，轻易屈从于“软弱”和“暴力”的诱惑，混入杂质，那么，即使一时取得成功，也与甘地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罗曼․罗兰称之爲“天赋宗教家、迫于需要的政治家”的甘地来说，也可称作人之爲人的证明的非暴力才是生命线，将其除掉的世俗成败之类永远不过是第二义的。
这种达观的生活方式，一定常使未能如此达观的罗兰、尼赫鲁那样的理解者、衆多同志也困惑、混乱。的确，若以短间隔来看，宣扬对纳粹非暴力抵抗等甘地的主张有时也会被视爲过于脱离现实的理想论吧。
但是，以长间隔回顾战后历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跨越了甘地的课题，那“荒野的呐喊”---战火中不倦地呐喊只有非暴力能拯救自由和民主主义。
实践
作爲甘地的遗産，第二个值得注目的是“实践”。
无须赘言，甘地是毕生实践的人。一位婆罗门劝他进入冥想生活，他回答：“就是我也每日都努力要达到灵魂解脱的天国，但爲此我并不需要隐居洞窟，因爲我总是扛着洞窟走。”这个幽默的逸话生动表现了裸足圣者的面貌。
与同爲非暴力主义者的托尔斯泰等人相比，甘地的行动力和行动半径很突出。
行动的人，确信的人，宽容的人
不过，“实践”不同于简单的行动。要是只动动身体，连动物也能做。不，也许动物更具有行动性。
所谓“实践”，是指以善爲本的意志，做好该做的事情，和能否谦虚地以爱情检讨自己所成就的事情的过与不足。
他是积极果敢的人，同时又不忘对现实畏敬、谦虚的姿态，与唯我独尊的盛气淩人之心相隔最远。
具有坚定确信的他，又是一个具有极能容人的雅量与宽容的人。
“善是以蜗牛速度行动。”
“非暴力是成长缓慢的植物。可是，虽然难以察觉，其成长却是事实。”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语，作爲“实践”的人静静吐露信条，至今仍重如千钧。
与偏狭的急进主义者完全相反的实践
甘地的“实践”像，与二十世纪气焰万丈的急进主义理论所産生的革命像或人像形成鲜明的对照。
虽然是献身的理想主义者，但爲了贯彻自己的偏狭、独善的主义，不辞诉诸伴随流血的黩武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使这样意气用事的革命家群像辈出。
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严峻鞭挞的也正是这种急进主义理论，即急进主义的使徒们是“一群从不曾知道人生之爲何物，不曾感觉过人生的呼吸、人生的灵魂的家伙”。
文豪泰戈尔的侄儿苏米恩德拉那特․泰戈尔好像也是那可怜的病例。
这个青年曾经是甘地主义者，后来成爲共産主义者。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记述了他满怀强烈的敌意造访甘地的情景。
那是一个悲剧：“高洁的理想主义者，极其真挚，准备爲自己的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优秀青年，被卷进革命旋风中，使灵魂变得极爲疯狂”。
全能的合理主义是怪物
俄国人以去年的苏联崩溃结束了法国革命，这种说法有所耳闻。
在某种意义上，也许的确可以说，共産主义之死攸关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传承的近代合理的、急进主义的思想体系之死。甘地早就看穿了这种思想体系的“致命的弱点”，他说过：“合理主义者值得佩服，但是合理主义主张全能时就变成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我相信，点缀着甘地一生的渐进主义“实践”像，正因爲如此，是无比宝贵，永远不灭的。
“民衆之友”“民衆之父”
第三，理所当然的，提起甘地而不可忽略的是其“民衆”观。
民主主义的今天，把民衆挂在嘴上的人多得很，然而，有多少人，多少领导者真正站在民衆一边呢？说他们大半是巴结、利用民衆，而背地里愚弄民衆，并非过言。
但是，甘地是真正的民衆之“友”、之“父”。他以全身心投入民衆当中，以全身心与民衆同甘共苦，以全身心深深了解、把握民衆之心，无私与献身的一生的确无愧于“圣雄”之名。
“这样的非暴力大实验，神爲什么选择了我这样不完全的人呢？”甘地自问自答：“我想神是特意这么做。神必须侍候贫乏、沈默、无知的大衆。要是选择了完人，大衆就该绝望了吧。看见同样有缺点的人向非暴力前进，大衆对自己的力量就能有信心。”
这种对民衆的爱情与同苦之情横溢的姿态，令我打心底感动不已。
我们信奉的日莲大圣人也是生在一个无名的渔民家，他对这样的出身很自豪，高高揭举民衆佛法的旗帜。
民衆啊，强起来
甘地的“民衆”观令我想起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的真髓、真价。
不过，他的“民衆”观不只有“慈母”－－对于被欺淩的人们的爱情、同苦、怜悯的一面。
同时还具有“慈父”一面，那就是让民衆领会非暴力，从而把自己由“弱者”锻炼成“强者”。
“一人可能，万人就可能，这是我一贯不变的信条，所以实验不在私室，而在野外进行。”甘地抱定这一信念，毫不踌躇地投入民衆的“海洋”。
所谓“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不用说就是以“把人极限地完全净化自己”为目标的、强者的非暴力行为。
把非暴力的崇高理想，诉诸民衆，不断地高呼要作强者、要作强者，以致将那么大规模的大衆运动组织化，是史无前例的。
爱因斯坦称赞甘地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政治天才”，而我认爲把“我们时代”换成“人类史上”，也绝非过誉。
其天才充分发挥于那在衆多人们的怀疑目光中毅然决行，取得灿然辉耀近代印度史的成果的“盐的行进”的思想等上面。支持其天才的正是甘地独自的、透彻的“民衆”观。
近在身边，最了解这一点的人，是盟友尼赫鲁第一任总理。
他在代表作《印度的发现》中把甘地的出现喻爲“一阵凉风”、“一道光明”，描绘得栩栩如生。
最大的礼物
其中，我注意的是甘地从民衆心中除去“乌黑的恐怖外衣”，“使民衆的心态爲之一变”的历史事实。
从长年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对权力的恐怖，及随之而来的卑屈、怯懦、断念等等软弱中解放出来，正是迈向强者的第一步。
他的“自强不息”的激励，也充分表现在这句话上：“善良必须伴之以知识，只善良并不怎么有益。人必须具备伴随精神勇气与人格的识别力。”
因爲善良与强大，有了贤明的保证才能发挥十全的力量。
尼赫鲁把“不要畏惧”这一教训视爲甘地给印度民族最大礼物。
民衆不畏惧任何权威、权力之日，不正是民主时代的黎明之时吗？因此，不限于印度，甘地的话作爲整个地球上的民衆的礼物，将永远不断地增辉。
总体性
最后，想从文明论的观点谈谈“总体性”。
一言以蔽之，西方主导型的近代文明的欠陷就在于一切方面都加深了“分裂”与“孤立”。
“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进而“善与恶”、“目的与手段”、“圣与俗”等等，一切都被分裂，其中人被逼入“孤立化”。
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的近代历史，半面是这种孤立化的历史。然而，无须赘言，甘地以整个人格、整个生命诉说的是与这样的近代文明相反的主张。
诚然，全面接受他的文明批判，也许是过于极端的。
宗教以道义滋润社会万般
但是，我认爲无比宝贵的是甘地一句句话、一个个举动浑然发散的一种世界感觉、宇宙感觉，也就是超越“分裂”与“孤立”、致力于“调和”与“融合”的“总体性”感触。
这是甘地坦率地吐露如下心情，令我想到的。
“我不和全人类一体化，就无法过宗教生活，这因爲我涉足政治而成爲可能。今天，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可分的全体。不能把人的工作完全区分爲社会的、经济 的、政治的、纯粹宗教的。我不知道游离于人的活动的宗教。宗教爲其他所有的活动提供道义基础。若缺少这基础，人生会变成“没有意义的噪音与怒气”的迷 宫。”
论点实在明快。
这种宗教观，认爲宗教和生活不可分开，与认爲宗教乃人类活动之源泉的大乘佛教相契合。
圣雄像是在说，政教分离是近代政治的原则，可是宗教未必单是人的内心私事，纯化的宗教性是可以滋润人间社会。
与纳拉扬的总体革命对话
我想起13年前与甘地的高徒J.P.纳拉扬的会见。
在恒河中游的田园城镇巴特那的私邸，我访问了他。当时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至今仍鲜明地印在脑海里。
被纳拉扬的“总体革命”观点强烈吸引的我，直率提问：“关于“总体革命”，我以前也一直提倡。归根到底，不是以个人的革命爲基本，由此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分野的变革吗？”对此，纳拉扬当即表示“完全赞成”。
当时他正在与病魔搏斗，但声调铿锵有力，不像是疾病缠身，使我感受到虽历经磨难却一脉相承的甘地之魂的深沈气息。
距今30年以前，预见到现代的“脱思想体系时代”的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也说过：“我毫无疑问地相信有神圣的复活，即新宗教形态的勃兴。”
我以爲，甘地所说的“宗教不意味宗派主义，意味对宇宙秩序正确的道德支配的信仰”，这样开放的精神性、宗教性正是与之相呼应的。
甘地认爲，这种巨大的精神性、宗教性平等地存在于所有人们的心中，决不让那内在之力沈睡，要把全人类唤醒。
以“真理是神”爲宗旨，彻底排除宗派，甘地心中的“圣”不正是这精神之力吗？
我充分相信：只有它才是医治深受凶暴思想惨害的人们的心，使之复苏，开辟人类史的大道。
我从恩师学来这“和平的王道”，是战后不久，那时我19岁。尔来45年，一直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民衆运动。
我今后要更加缅怀甘地那毕生的努力，与尊敬的印度朋友们一起，把“不战”、“和平”的伟大精神向世界扩展。
最后，请允许我朗诵一节泰戈尔的诗，是他赠给甘地“圣雄”的尊称，他出色地讴歌了贯穿“人”、“社会”、“宇宙”的永恒的生命律动
“就是这日夜在我血管里奔腾的生命之流，
奔腾于世界之中，按着节奏手舞足蹈。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欢乐地从大地上破土而出，
蔚爲芳草无数，发爲绿叶繁花，摇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随着潮汐涨落，
在生与死的海洋摇篮里摇摇晃晃。
我觉得因爲四肢受到这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
而历代生命的搏动，此刻正在我的血液里舞蹈，我引以爲荣。”
（《泰戈尔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