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欺凌”事件是对成人社会发出的警钟（2007年2月8日刊登于《日本时报》）
惨痛的“欺凌”事件在日本频频发生，儿童因长期遭朋友或同学欺负和殴打而寻死的悲剧也接二连三地发生。
一想到孩子们被赶往这地步时的苦楚与绝望，我就感到一阵撕心裂肺之痛。他们的家人在失去他们之后又该是多么悲伤和无奈啊！
“欺凌”不仅是日本社会才有的问题，但是在日本，“欺凌酿成自杀”的悲剧，正在反映出该社会封闭性的精神风貌。
换言之，那些个性突出和表现出众的人，往往会成为嫉妬的目标，被烙上“怪异”的烙印后遭集体漠视和排拆，以致感到自身存在遭众人否定，或许还需面对威 胁和暴力对待。周遭的人不是随声附和地加入欺人之列，就是因恐遭池鱼之殃而袖手旁观。这就是岛国意识所附带的顽劣习性。
我怀疑，在面对这可悲的现实时，教师和家长是否能够作出有勇气的应对。
而且，日本社会存在着“欺凌受害者本身也有问题”的谬论。很多人在无意识中都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正纵容了欺凌与漠视欺凌等行为的出现。
可是，在这个世界哪里会有“乐意受欺凌”的人呢？任何道理都无法使“欺凌”这种卑劣行为正当化。我们更绝对不可将其正当化。
人绝对不是因软弱而被欺凌的。反之，欺凌他人的人才是败于自己丑陋心灵的“弱者”。正如圣雄甘地所道破，暴力是产生自怯懦的。
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歩，我们要明确指出——“欺凌者是百份百不对的”，同时还要毅然扫除那种助长欺凌行为的风气。
因此，一旦发现欺凌问题，成年人——无论是教师或是家长，都应果敢采取行动，亲力亲为解决问题，以勇气十足的姿态，为孩子树立榜样。
同时，成为受欺凌儿童能够交心倾诉的对象，让他们感到身边还有可以信赖的人也至为重要。我们一定要侧耳倾听孩子们藏于心底的“遭到欺凌，大人们都漠不关心”的悲鸣。
上世纪八○年代，欺凌事件在日本逐渐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之前的七○年代，日本经常发生所谓的“校园暴力”事件，但在种种对策下，这些事件于八○ 年代变得稍为沉寂。可是有人指出，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于暴力只是被强行压制，原本指着教师和学校本身的矛头，被挤到往内往下延伸，最终瞄向其 他同班同学。
社会急速变迁，孩子们需要面对的那已属过大的精神压力还在不断增加。激烈的竞争、高度的淘汰率、严格的辈份关系和划一化等运作于成人世界的残酷原理，一成不变地被强加于孩子们的世界之中。
成人社会中持强凌弱的卑劣行为、无视他人死活的利己主义心态，还有侵犯人权的传媒界、把弱者当笑柄的低俗电视节目、形形色色的歧视丑行等横行于世。强 求身处在这般环境的孩子们去符合大人为他们设定的理想标准，是太不合人情的。我们绝不可忘却，欺凌问题正反映着成年人社会的病态。
家庭（注2）的核心化、社会的城巿化，使孩子们在家庭和社会两方面，都失去了在丰富爱情滋润下，自由活泼地培养友情的“场所”和“心灵的空间”。父母本身也因要精神紧张地忙碌工作，而无余闲和时间跟孩子相处。
据说，很多对他人使用暴力的孩子，都怀着“谁也不关心自己”的心理。
让孩子的心灵健全成长，就必须原原本本地接受和包容他们自身的存在，让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并产生出珍惜自我的意识，进而信赖和尊敬他人。孩子们本能地渴求能获得爱护，而家庭应该是维护孩子、正确地培育他们的“安心之港湾”。
美国人权之母罗莎・帕克斯女士曾与我分享她得自母亲的人生奥援：“没有法律规定，人是必须甘心苦于欺凌的”、“要有自尊心，要做个受人尊敬的人，要尊敬别人。”母亲的谆谆教诲成了后来改变美国民权历史的抵制巴士运动（注3）的源头。
本来，任何一个孩子也拥有做人的自豪，拥有抬起头、挺起胸，迈向未来的权利。
欺凌社会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践踏孩子的自尊心，剥夺他们迈向未来的希望之光。因此，我们要大声疾呼。
——痛苦的时候，阴暗看来或许永无尽头，可是必须深信，黑夜终会变成白昼，冬天必会转为春天，绝对没有永远的冬天和永远的黑夜。
吃遍苦头，方能明了人心，这样的人才能完成伟大的使命！——
孩子是我们宝贵的未来，是我们宝贵的希望。孩子们正向我们申诉：成人社会歪曲不正。他们甚至以自己性命为赌注，竭力发出这无声的呐喊。我们有责任以认 真、诚实的行动来回应他们的心声。这正是让患病的现代世界苏生的关键。也只有从正面来看待孩子，我们才有望从扭曲的社会现象中拯救成年人自身。
（注1） 欺凌：指发生在中小学校园中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同班同届同学以强凌弱的欺凌现象。
（注2） 核心化家庭：现代家庭的成员日益减少，只由父母及未婚儿女组成的家庭结构。
（注3） 抵制巴士运动：半个世纪前，美国非裔受到白人无理欺压，他们必须让座予白人，罗沙・柏斯因拒绝让座而被捕，最后触发由马丁路德・金带领的反种族歧视民权运动。
~池田大作著, 2007年2月~
